中医、伪科学、旧文化与大国崛起
张功耀、王澄发起的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可说是新世纪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它直接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讨论的一开始，还主要局限于医学领域，中科院宋正海发起关于废除《科普法》伪科学条款的签名活动以后，情势大变，讨论面迅速扩展到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文化等层次，并引起有识之士对国家现代化的文化隐忧。“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场事件，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的影响和波及面将日益深远。借此机会，有必要深刻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以从纷乱中理出思绪，从迷茫中找出方向，只有看看过去走过的路，想想现在正在走的路，才能走好今后的路。
回顾近一百多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展现的是一段充满心酸和屈辱的历史。解析这一段历史，须从社会系统的解剖入手。如果把一个社会系统比喻成果壳状的结构，这个系统的最外层是技术与经济层面，中层是制度层面，核心层是精神文化层面。中国的落后，需要从这三个层面去找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数千年“天朝大国”的迷梦，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但落后在什么地方，却没有人能够看得清醒。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认为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落后在技术层面，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这一理念之下，兴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近代意义的工厂，清朝的北洋水师的装备，当时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中日甲午海战，我们却输给了装备不如自己的日本，原来，贪污腐败的官僚把黄土充作炸药装在炮弹里，慈禧太后则挪用军饷庆祝自己的寿诞，这样的政府和军队焉有不败之理？看来，问题的症结出在系统的中间层，即制度层面。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要进行改良，孙中山要进行革命，但他们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由此可见，中国之病，不在表皮，不在肌肉，而在心脏、在骨髓、在灵魂的深处，问题之症结，出在精神与文化的层面。中间层和表层的落后，只不过是表象!深层的文化才是根本!比如，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尽管也模仿欧美的民主政体，但搞的却是萨达姆独裁专制那一套，这不仅是萨达姆的个人原因，更有文化原因，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文化土壤异也!看来深层的东西出了问题，中层的制度运行就会变形和扭曲。我们精神文化层面的落后，最突出的是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科学的精神，一是民主的精神。于是，旨在批判旧文化的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声疾呼“德先生”、“赛先生”，冀图让国人洗心革面，一改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一转眼，五四的那一声呐喊已穿越了近90年的时空，我们已经处在21世纪的今天，站在世纪初来看，虽然国家的面貌大有改观，但民族文化基因中的“科学”、“民主”仍然是相对缺失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重新崛起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不弥补这个文化基因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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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科学，我国古代没有，只有玄学。这跟我们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关。小农生产一家一户，不需要用科学，靠经验就行。中医就是一种经验医学，但对其理论概括则是完全错误的，掺杂着大量玄想和迷信的因素，特别是现代中医，打着科学的旗号混世，因此，它成为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伪科学。
说到文化(特指精神层面)，我们首先给它分分类，文化有三种：一是积极的、正面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如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二是中性的，如唐诗宋词、京剧、书法、民歌与通俗音乐，可给人提供休闲与享受，谈不上孰优孰劣；三是落后的、僵化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如中国古代愚忠愚孝的思想。我们的旧文化，主要是第三类，大部分是糟粕，何院士说这个比例是90%，未免过了，但70%以上是糟粕应毫无问题。
伪科学和旧文化本是两类性质不同的事情，但在时下的中国，二者却截然不能分开，比如中医，就既是伪科学，又是旧文化，二者纠缠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两样事物合在一起解剖、批判。批判中医的意义就在于以点带面，让我们从这个切入口进去深挖，去认清糟粕文化的本质，以达到重塑国人之精神、之灵魂、之气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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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第一个特点，是大而空的思维方式，有人说是系统论，何祚庥说是笼统论，我看何老院士说得好，一语道出了中医思维的本质!中医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现代科学研究以观察和实验为出发点，以严密的逻辑和体系为特征，以统一的形式化、符号化作为其表达，以严格程序的实践检验作为其可靠性的保证。中医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简单的类比与玄想，如把金、木、水、火、土与人的五脏进行类比，并美其名曰是以整体的、联系的辩证法眼光看问题，从而克服了现代科学的还原论、克服了现代医学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化思维。但实际上，中医的笼统论和现代系统论根本是两回事，系统科学需要揭示要素之间真实的联系，以及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并以此找出保持系统稳定性或者促进系统演化的方法，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以数学和生物学为支撑，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学说则以化学为研究的起点，而不像中医胡诌一些不存在的“联系”。此外，现代医学也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一个人的腿脚不灵便，有可能是小脑出了毛病，现代医学会治他的小脑而不是他的腿。中医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固然没有问题，但这种联系的具体方式和细节必须是实在的、可观测的，而不是主观臆测的。相比之下，现代医学眼中的“联系”和“整体”概念比中医具体得多，实在得多，如果一时找不到这种联系，也有可能退而求其次，局部的问题局部的解决，而不是幻想出一套不存在的联系去故弄玄虚。中医的大而玄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笼统论，是典型东方思维方式的体现，它使我们只能看到朦胧的整体与轮廓，而看不到问题的细节，导致几千年的大而化之的空谈玄学，而没有出现本土的科学，并影响至今。许多领导干部作报告，也只是空讲大道理，而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与实在的行动。过去我们“多谈主义，少解决问题”，与此种思维方式也莫不相关。若不加以克服，则头脑不化，科学不倡，民族就不能站在理论思维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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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第二个特点，是过分依赖经验。对经验的高度依赖和长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农生产一家一户，不需要机器，不需要科技，“天时”和人的经验最重要。谁最有经验？显然是老年人，是长辈，这就导致一种讲究长幼尊卑的糟粕文化并形成祖先崇拜的思想，导致“厚古薄今”的后视思维，害怕进步、害怕变革，造成社会的封闭、僵化与保守。反映在中医思维当中，就是死守着古人不放，把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科学不发达时代的落后认识当作千古的真理。直至今天，这种思维方式在一些国人的头脑中仍没有根除，只要是传统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国粹”，就是好的，祖宗的东西碰不得，“祖宗之法不可变”。如果不打破这种祖先崇拜的心理，就会制约社会的进步。
过于依赖经验容易把做成某件事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身上，而不是规则和程序上。中医所谓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全凭经验，毫无定则，怎么能作为一门成熟的医学而存在？科学应该有比较固定的程序、法则、规范和标准，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个规范的指引下做事，以避免走弯路。中医的思维方式在其它方面也有体现，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凭着个人的经验拍脑袋决策，而不按科学的程序和模式去办。同一件事，李书记说这样办，张市长说那样做，没有一个标准。靠经验会形成人治的社会，靠规则会形成法制的社会，很多事情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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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依赖经验还会导致经验主义的错误。我党建国初期犯过这个错误。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是革命起家、打战出身，除了战争的经验，基本上没有别的经验。结果把军事斗争思维带到社会管理、经济建设当中，动不动就以军事命令、军事动员的方式搞建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如“大跃进”、“大炼钢铁”，结果不仅“超英赶美”的梦想没有实现，还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非常沉痛的。
中医的第三个特点，是强烈的神秘主义。灵芝要“千年的灵芝”，雪莲要“冰山上的雪莲”，蟋蟀做药引子必须要“原配”的，上吊用的绳子烧灰兑水服用可“治”癫痫……这个神秘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的国土上大行其道。有些中医师不从科学的角度说明药物的疗效，而使用“清朝皇宫秘方”、“古墓秘方”、“祖传秘方”之类的噱头来骗人，就利用了某些国民的神秘主义情节。不仅是中医，伪气功、特异功能、甚至是传统武术当中的“神功”，都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因素，它是旧文化糟粕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易八卦、风水文化、运程预测、跳大神，跟我们的神秘文化关系极大，若不彻底批判，将有更多的百姓受骗上当。过去的统治者也是靠神秘主义来愚弄百姓的，皇帝出世的前一天晚上，都是皇帝的老娘梦见“一条龙飞入腹中”，害得百姓对这个“下凡的星宿”只有逆来顺受，而不敢反抗。不仅神化皇帝，我们也神化名医、神化古人、神化领袖，犯下了太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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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第四个特点，是把科学的问题和一般的文化问题、感情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也是我们把中医伪科学和旧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原因。科学是事实判断，而感情的因素是一种价值判断，理性和激情纠缠不清，就难以把事情做好。张维迎教授说得好：“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不能因为国企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就盲目支持，不能因为私营企业造就了“剥削者”就从感情上抵制，不能因为某学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就一窝蜂追捧，也不能因为张维迎说点大实话有点刺耳就大喊“打倒”，对待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如此，对待自然科学问题更应如此。医学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而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文化”，诉诸民族感情，诉诸狭隘的爱国主义，来唤起无知的人对中医的同情，那不是“爱国”，那是害国，真正的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就要求我们做到实事求是，按科学办事，按规律办事。
, 百拇医药
在当前的条件下，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极为艰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极为复杂，而且两个层面的斗争，往往又纠缠、交织在一起。我们每个忧国忧民的科学人、文化人，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大家应当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这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深入的进行下去。但是，思想的解放是一个过程，“欲速则不达”，不可能一蹴而就，诚如王澄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智力递减型的社会，老百姓的接受能力有一个梯度分布和先后的过程，我们反对伪科学和糟粕文化也就要有先有后，突出重点，避免涉及面太广火力不集中的错误。比如，对于正常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人的精神需求，不必干预；对于农历，张功耀教授主张废除，我看也没有必要，它只不过给印刷日历的人造成一点麻烦，对百姓的生产生活，并未带来实质上的不便；又如“龙”图腾，金立鑫先生说代表帝王文化，必须废除，我看也有点言过其实，这东西过去是帝王的专用物，但现代人不过是赛个龙舟、舞个龙灯，凑个热闹罢了，没那么严重。打击面太广，可能使本来支持我们的人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增加问题的难度。我们就从百姓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入手，告诉他们中医的不科学，没有人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从这个角度入手，容易突破伪科学的堡垒，给我们的进一步深入创造前提。
中医作为伪科学和旧文化的结合点，是一个很好的靶子。由于事物总是相通的，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在各方面的表现是连贯的，把这个靶子击溃，就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到其它的方面。什么伪气功、易经算命、风水、命理、跳大神……都会不攻自破，旧文化的糟粕也会动摇其根本，民族的精神风貌很可能因此而改变，大国的崛起就有了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若如此，那是我们每个参与这场战斗，为此付出努力的人最大的欣慰!
(2007年1月31日于中国海洋大学), 百拇医药(南风)
回顾近一百多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展现的是一段充满心酸和屈辱的历史。解析这一段历史，须从社会系统的解剖入手。如果把一个社会系统比喻成果壳状的结构，这个系统的最外层是技术与经济层面，中层是制度层面，核心层是精神文化层面。中国的落后，需要从这三个层面去找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中国人数千年“天朝大国”的迷梦，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但落后在什么地方，却没有人能够看得清醒。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认为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落后在技术层面，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这一理念之下，兴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近代意义的工厂，清朝的北洋水师的装备，当时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中日甲午海战，我们却输给了装备不如自己的日本，原来，贪污腐败的官僚把黄土充作炸药装在炮弹里，慈禧太后则挪用军饷庆祝自己的寿诞，这样的政府和军队焉有不败之理？看来，问题的症结出在系统的中间层，即制度层面。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要进行改良，孙中山要进行革命，但他们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由此可见，中国之病，不在表皮，不在肌肉，而在心脏、在骨髓、在灵魂的深处，问题之症结，出在精神与文化的层面。中间层和表层的落后，只不过是表象!深层的文化才是根本!比如，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尽管也模仿欧美的民主政体，但搞的却是萨达姆独裁专制那一套，这不仅是萨达姆的个人原因，更有文化原因，盖“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文化土壤异也!看来深层的东西出了问题，中层的制度运行就会变形和扭曲。我们精神文化层面的落后，最突出的是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科学的精神，一是民主的精神。于是，旨在批判旧文化的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声疾呼“德先生”、“赛先生”，冀图让国人洗心革面，一改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一转眼，五四的那一声呐喊已穿越了近90年的时空，我们已经处在21世纪的今天，站在世纪初来看，虽然国家的面貌大有改观，但民族文化基因中的“科学”、“民主”仍然是相对缺失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重新崛起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不弥补这个文化基因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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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科学，我国古代没有，只有玄学。这跟我们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关。小农生产一家一户，不需要用科学，靠经验就行。中医就是一种经验医学，但对其理论概括则是完全错误的，掺杂着大量玄想和迷信的因素，特别是现代中医，打着科学的旗号混世，因此，它成为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伪科学。
说到文化(特指精神层面)，我们首先给它分分类，文化有三种：一是积极的、正面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如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二是中性的，如唐诗宋词、京剧、书法、民歌与通俗音乐，可给人提供休闲与享受，谈不上孰优孰劣；三是落后的、僵化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如中国古代愚忠愚孝的思想。我们的旧文化，主要是第三类，大部分是糟粕，何院士说这个比例是90%，未免过了，但70%以上是糟粕应毫无问题。
伪科学和旧文化本是两类性质不同的事情，但在时下的中国，二者却截然不能分开，比如中医，就既是伪科学，又是旧文化，二者纠缠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两样事物合在一起解剖、批判。批判中医的意义就在于以点带面，让我们从这个切入口进去深挖，去认清糟粕文化的本质，以达到重塑国人之精神、之灵魂、之气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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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第一个特点，是大而空的思维方式，有人说是系统论，何祚庥说是笼统论，我看何老院士说得好，一语道出了中医思维的本质!中医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现代科学研究以观察和实验为出发点，以严密的逻辑和体系为特征，以统一的形式化、符号化作为其表达，以严格程序的实践检验作为其可靠性的保证。中医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简单的类比与玄想，如把金、木、水、火、土与人的五脏进行类比，并美其名曰是以整体的、联系的辩证法眼光看问题，从而克服了现代科学的还原论、克服了现代医学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化思维。但实际上，中医的笼统论和现代系统论根本是两回事，系统科学需要揭示要素之间真实的联系，以及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并以此找出保持系统稳定性或者促进系统演化的方法，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以数学和生物学为支撑，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学说则以化学为研究的起点，而不像中医胡诌一些不存在的“联系”。此外，现代医学也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一个人的腿脚不灵便，有可能是小脑出了毛病，现代医学会治他的小脑而不是他的腿。中医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固然没有问题，但这种联系的具体方式和细节必须是实在的、可观测的，而不是主观臆测的。相比之下，现代医学眼中的“联系”和“整体”概念比中医具体得多，实在得多，如果一时找不到这种联系，也有可能退而求其次，局部的问题局部的解决，而不是幻想出一套不存在的联系去故弄玄虚。中医的大而玄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笼统论，是典型东方思维方式的体现，它使我们只能看到朦胧的整体与轮廓，而看不到问题的细节，导致几千年的大而化之的空谈玄学，而没有出现本土的科学，并影响至今。许多领导干部作报告，也只是空讲大道理，而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与实在的行动。过去我们“多谈主义，少解决问题”，与此种思维方式也莫不相关。若不加以克服，则头脑不化，科学不倡，民族就不能站在理论思维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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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第二个特点，是过分依赖经验。对经验的高度依赖和长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农生产一家一户，不需要机器，不需要科技，“天时”和人的经验最重要。谁最有经验？显然是老年人，是长辈，这就导致一种讲究长幼尊卑的糟粕文化并形成祖先崇拜的思想，导致“厚古薄今”的后视思维，害怕进步、害怕变革，造成社会的封闭、僵化与保守。反映在中医思维当中，就是死守着古人不放，把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科学不发达时代的落后认识当作千古的真理。直至今天，这种思维方式在一些国人的头脑中仍没有根除，只要是传统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国粹”，就是好的，祖宗的东西碰不得，“祖宗之法不可变”。如果不打破这种祖先崇拜的心理，就会制约社会的进步。
过于依赖经验容易把做成某件事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身上，而不是规则和程序上。中医所谓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全凭经验，毫无定则，怎么能作为一门成熟的医学而存在？科学应该有比较固定的程序、法则、规范和标准，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个规范的指引下做事，以避免走弯路。中医的思维方式在其它方面也有体现，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凭着个人的经验拍脑袋决策，而不按科学的程序和模式去办。同一件事，李书记说这样办，张市长说那样做，没有一个标准。靠经验会形成人治的社会，靠规则会形成法制的社会，很多事情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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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依赖经验还会导致经验主义的错误。我党建国初期犯过这个错误。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是革命起家、打战出身，除了战争的经验，基本上没有别的经验。结果把军事斗争思维带到社会管理、经济建设当中，动不动就以军事命令、军事动员的方式搞建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如“大跃进”、“大炼钢铁”，结果不仅“超英赶美”的梦想没有实现，还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非常沉痛的。
中医的第三个特点，是强烈的神秘主义。灵芝要“千年的灵芝”，雪莲要“冰山上的雪莲”，蟋蟀做药引子必须要“原配”的，上吊用的绳子烧灰兑水服用可“治”癫痫……这个神秘主义的思想在我们的国土上大行其道。有些中医师不从科学的角度说明药物的疗效，而使用“清朝皇宫秘方”、“古墓秘方”、“祖传秘方”之类的噱头来骗人，就利用了某些国民的神秘主义情节。不仅是中医，伪气功、特异功能、甚至是传统武术当中的“神功”，都包含着神秘主义的因素，它是旧文化糟粕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易八卦、风水文化、运程预测、跳大神，跟我们的神秘文化关系极大，若不彻底批判，将有更多的百姓受骗上当。过去的统治者也是靠神秘主义来愚弄百姓的，皇帝出世的前一天晚上，都是皇帝的老娘梦见“一条龙飞入腹中”，害得百姓对这个“下凡的星宿”只有逆来顺受，而不敢反抗。不仅神化皇帝，我们也神化名医、神化古人、神化领袖，犯下了太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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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作为伪科学和旧文化的结合点，是一个很好的靶子。由于事物总是相通的，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在各方面的表现是连贯的，把这个靶子击溃，就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到其它的方面。什么伪气功、易经算命、风水、命理、跳大神……都会不攻自破，旧文化的糟粕也会动摇其根本，民族的精神风貌很可能因此而改变，大国的崛起就有了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若如此，那是我们每个参与这场战斗，为此付出努力的人最大的欣慰!
(2007年1月31日于中国海洋大学), 百拇医药(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