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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1358252
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
http://www.100md.com 2007年2月4日 中国中药材GAP网
     一、导言

    药用野生动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医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意义十分重大。

    (一)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国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从神农尝百草到东汉《神农本草经》问世,从明代《本草纲目》到现代《中华本草》的编篡,浩瀚的本草文献深刻反映了我国医药发展和劳动人民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丰富经验。

    我国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历程大体可分为4个时期,即:

    起源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神农尝百草之说。我们的祖先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口尝身受,逐步认识到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植物可以治疗疾病,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用的知识,形成了原始的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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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时期(公元前221—1840年)。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由采集、渔猎向农业进化,特别是火的发现、文字的出现及陶器的应用,为中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创造了条件。《易经》有“无忘之疾,勿药有喜’’;《礼记》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聚毒药以供医事”以及“五毒”(石胆、丹砂、雄黄、矾石和磁石5种矿物药烧炼的升华物)等的记载。药物的来源已由植物、动物发展到矿物及人工制品。春秋时期,药物扩大到100多种,如甘草、贝母、枸杞子、苍耳子、芹菜和益母草等已为当时的常用药物。战国时期,我国进入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据《山海经》记载,药物已多达124种,其中植物药51种、动物药66种、矿物药3种和其他4种。先秦时期的医药专著《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及其他典籍,如《书经》、《管子》等,常把医和药融为一体,在阐述医理的同时,对药物性质也有初步的归纳,如有毒、无毒及五味,依稀可见君臣佐使配伍原则,为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尤其不能不提的是:为保证药材可持续而充足的供应,我们祖先早已开始将野生动植物变为家养家种。唐朝已建有国家“药园”。人参、山柰、广藿香、薄荷等数十种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至少已有400年历史,麋鹿、梅花鹿的饲养历史至少有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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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时期(1840—1949年)

    这一时期中医药虽然有所发展,但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自西学随帝国主义的枪炮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民国之后,一些人为了富国强兵,崇尚“赛”先生和“德”先生,错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予以废除,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现代时期(1949年以来)

    古代中药资源的利用主要是采集、猎取自然界可供药用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虽然也进行有目的的人工栽培或饲养,种类和数量毕竟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医药的重要性,号召对珍稀药用动植物变野生为家养家种。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药材公司等单位组织对几十种药用动物驯化饲养,对百十种药用植物进行栽培研究。如国家科委拨款300万元研究人参的种植技术,使我们今天有大量园参可用。到80年代中期,我国药材栽培面积达580万亩,今天至少又增加了1000万亩,虽然没有准确数字,这只是我们调研后的估计。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的基础上,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药资源深层次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会效益,为增进人们健康和丰富人民生活发挥了广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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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2003年的SARS,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死亡率,使中国死亡率仅为世界平均数的2/3;减少了治疗费用,中医药最高治疗费用仅为西医药平均费用的1/10;几乎没有后遗症,而西医治疗者几乎都有骨坏死。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出现一死上千万人的瘟疫,就是中医药起的作用。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最近研究的结论是: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医药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思想代表了医学的未来方向;中医药与西医药各有比较优势,是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中医药在许多多因素疾病、疑难病,尤其是西医迄今尚无针对性疗法的病毒性传染病防治方面具有优势;我国卫生事业不可能采用西方模式,而必须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才能保证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

    因此,保护濒危药用动植物,保障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常用中药只有五六百种,中药不等于植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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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不等于西方的植物药,也不是天然药物。所谓中药,系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按中医药理论使用的药品。我国所谓的植物药或说草药,系指未纳入任何医药学体系、仅根据民间经验使用的药品。今天常说的西方植物药更特指按西医病名使用的草药。因此,千万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或说草药。同时,中药也不是天然药物,因为中药必须经过炮制,此多属化学过程,且有的中药本身就是化学合成的,如冰片,密陀僧等。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后说,我国’有中药资源12807种,其中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植物1U46种,药用矿物80种.这是不严格的说法.实际上,常用中药仅五六百种。加上不常用的和偶尔用到的不过1800种,其中动物药更少了。其他尚有民族药,民族药中有一部分与中药有交叉,余者皆为民间花草药,根本不用作饮片,也不用于中成药的生产,即使在民间,也很少使用。

    在此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中药应用的确使个别特种濒危程度加剧,例如:麝,但不要误以为一些物种的濒危乃至灭绝就是中药应用所致;不要把我国中药不用、民间偶尔用到的草药算作中药,从中寻找濒危物种来埋怨中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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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资源,是我国具有独特开发利用优势和发展前途的中医药这一战略产业的物质基础。中药材既是中医治病的药物资源,也是西药、国际植物药、食品工业及其他工业的重要原料。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可对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科技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可以带动药材加工、运输业、储藏业、饮食业等相关产业群的发展。中医药的发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有较大的依赖性。所以,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十分重要,是关系到中医药的发展、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大事。为了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我国从50年代就开始提倡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药材资源。1958年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对野生药材进行家养,以及人工合成的研究工作。

    (三)、课题组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意义

    如上所述,药用野生动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人民健康的保证,也是中药产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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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国际上纯保护主义的一些人误以为中国某些物种之濒危是中药应用所致,频频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不实的宣传对中医药痛加鞑伐。如果我们不澄清事实,消除误解,不仅会影响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还有可能使我国中医药这一战略性产业毁于一旦。

    “中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课题就是从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战略角度出发,研究我国药用濒危资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出药用濒危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措施及建议。我们希望课题的研究成果不仅能达到保护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目的,也能满足中药产业持续发展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应对国际压力,用客观事实来批驳中医药导致药用物种濒危与灭绝的不实之词,以赢得各国政府及国际保护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为此,课题组召开了10多次小型座谈会和两次全国性药用资源保护利用战略研讨会;抓住一些典型物种,组织人员查阅文献,并到有关省市调研;访问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中药企业应用濒危物种情况的问卷调查;遂成为本总报告及四集分报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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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濒危物种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人类文明史表明,战争往往是为了争夺资源。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具有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功能。许多野生动植物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曾为人类的生活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人们更看重其生态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野生动植物更是人类的朋友。由于工业污染、环境改变及其他原因,地球上每天都有几十种物种在灭绝。保护野生动植物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生态环境,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这绝非一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事业。

    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更先一步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义,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大声疾呼。然而,我们也不能不遗憾的看到,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不惜花高价购买发展中国家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眼前经济利益,不得不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来换取一些外汇。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一些地区的生态平衡,致使一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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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是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的家园,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善待野生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每个国家不仅要爱护本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而且要爱护地球上其他国家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濒危物种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让人类拥有一个充满生机的地球。

    自从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物种就始终处于不断产生、不断灭绝的动态平衡过程之中,众多情况下,这是物种进化之必然,不必大惊小怪。但是,今天则不然。今天一些物种之灭绝或濒危,与人口膨胀、科技进步、工业活动关系密切。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按市场规律办事,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必须看到:人口过度膨胀是人类自掘坟墓;科技发展也是双刃合剑,它在推进文明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犹如《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很大,这种文化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破坏环境掠夺资源的一面。很可能,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得不到孔老夫子那里即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寻求答案。其实,20世纪80年代就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过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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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一些国家野生物种的保护与利用情况

    1.西方一些国家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管理办法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它们不仅提供了维持人类生存的支持体系,还是许多工业和新医药产业的基础,也是世界自然资本的构成部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对于作为社会与经济发展基础的自然资本资源,意味着经济机会的丢失。因此,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更广泛的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现在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1)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目标是:从根本上预测、防止及解决使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或丢失的原因,以逆转目前生物多样性降低或丢失的趋势,并使欧盟领土内外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处于满意的保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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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出了一个明确的行动框架,并规定了总目标和部门目标。主要是以下4项内容:一是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二是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三是研究、鉴定、监测和信息交换;四是教育、培训和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

    欧盟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之后,英国政府成立了英国生物多样性领导组,对英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战略性指导;随即成立了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4个领导小组,负责监测各行动计划的实行,并进行提高公众觉醒和教育培训等工作。

    (2)美国保护濒危物种的有关法规

    美国进行了许多立法对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如,濒危物种法、迁移鸟类条约法、鱼与野生动物合作法、国家野生生物庇护所管理法、北美湿地保护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属濒危物种法。

    濒危物种法禁止未有许可证对列入联邦目录的物种进行捕获。但是伴随性捕获许可证的发放,允许资产所有者在其资产内有濒危物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其它方面合法的经济开发活动。同时提供了一种管理部门与公众和私营部门发展创造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来达到濒危特种的平衡和综合有序发展的办法。例如,美国的国际造纸公司为砍伐作为其造纸原料的木材,制定了一个栖息地保护计划,保护在公司东南部土地上的濒危红啄木鸟。计划中描述了砍伐林木对红帽啄木鸟的影响及减轻该影响到的措施。措施包括建立近5300英亩、居住了25-30个该啄木鸟家庭的栖息地,以增加啄木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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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一项调查表明,至少有80%列入联邦目录的物种,其栖息地在私人土地上。管理部门认识到让私人土地所有者介入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这些政策包括:候选物种保护协议,对许可证申请者在栖息地保护计划中保护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进行鼓励。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可为许多物种提供早期保护,从而可避免将其列入目录;第二,由于候选物种得到保护,可减少在发放许可证后,一个原来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被列入目录,从而需对栖息地保护计划进行修改的情况。

    近年来,美国栖息地保护计划的数量增加很快。1992年前只批准了14个栖息地保护计划,但至2001年2月23日,管理部门已发放了343个以上的伴随性捕获许可证,其栖息地保护计划覆盖了20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对200个列入目录的物种和许多未列入目录的物种进行了保护。

    (3)澳大利亚对野生物种商业利用的一些管理办法

    在澳大利亚,对野生物种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被清除。个体农民、牧场主或开发者为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常常进行原生植被的清除,从而除去了野生物种的栖息地。因此,许多人认为,未来对澳大利亚生物多样的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找到一种机制,特别是经济刺激,使得在私人土地上的自然栖息地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及恢复。澳大利亚认为从其国内外的经验看来,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野生物种的商业应用可以成为这种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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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一些经验表明,给予濒危野生物种一种价值,比没有商业价值会导致对该物种的更大保护。例如,为获取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袋貂的肉供本国食用及出口用,持续地对其进行高水平的商业捕获已有几十年。但其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再如,在澳大利亚BASS STRAIT岛上的土著居民商业捕获灰鹱,以获得其肉、油及羽毛供本地应用或出口用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灰鹱的数量极在增加。这都是由于商业捕获对这些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保护起了很大作用的缘故。

    以上事例表明,只有在土地所有者能从栖息地上的野生生物获得收益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对这些栖息地进行保护。因此,应把天然栖息地看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因为它有应用价值,并能与其他使用土地的方法进行竞争。把它看成是有经济价值的,才能使它受到充分 的尊重与保护。

    澳大利亚管理野生物种的经验表明,在技术上可持续性的采收或猎取是可以做到的。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驾驭可能起破坏作用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其中保证资源的拥有者看到管理良好的野生生物贸易具有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对政府有关机构而言,野生生物商业利用企业家和动物保护团体的挑战是如何对商业应用进行管理,以减轻风险,并达到最大程度的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续的应用。

    澳大利亚现有的管理职责分工是:联邦政府主要管理进出口,并正进行对所有联邦的有关环境的立法进行综合改革,将已有立法归于三个部分: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保护及遗产保护。各州和自治州均有立法对野生生物进行管理,在政策和实践中,均支持野生生物在生态学上可持续性的商业应用。

    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实践经验:在南非,由于土地使用政策的改变,使野生物种的所有权回到土地所有者手中,使许多栖息地得到恢复与保护,许多野生物种的分布和数量大大增加,并且还带来了许多社会和文化效益。, 百拇医药(贾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