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5亿人的中国抗疟药发明家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报道
这是一种救命药，正在拯救5亿人的生命。
没有它，地球上每年将增加数百万亡魂；它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研制它，是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其重要性堪比“两弹一星”��
它就是青蒿素类抗疟药，中国人用举国之力研制成功的全球唯一的治疗疟疾特效药，数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神药”。您也许还不知道，非洲、东南亚人用它保命，美国人、欧洲人等也不得不靠它求安全。
由于它是如此重要，有人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鉴于它造福全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曾专门向该药的研制人员致敬；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时，经常特意把它带过去.��
因此，那些成功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家们，很值得全人类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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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承诺：今后3年内，中国向非洲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防治疟疾，用于*****类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
两个多月过后，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8国，并出席了中国-利比里亚疟疾防治中心揭牌仪式。这是中国政府兑现一项承诺的开端。
防治疟疾的青蒿素类药品，已成为中国发展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推手——在非洲人心中，它是中国人民的友好礼物；在欧美人观念里，它是前往亚非拉地区的必备药品；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看来，它是拯救全球5亿患者的首选用药；在医学专家眼中，它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是“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个伟大发明？
医药界的“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许多人染上疟疾后，高烧、头痛、呕吐、惊厥、昏迷、抽搐、脑水肿，直至死亡。此时，正在越南交战的美越两军，也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一人染病倒下，至少需要两人抬担架运送，一人持枪护行。美国政府曾公开说，1967年至1970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是战斗减员的4至5倍。同样的 问题也困扰越军。有例为证，当年越军有一个团从后方奔赴前线，但最后只有两个连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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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越南则求助于中国。1967年，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代号为“五二三”，其重要意义相当于“两弹一星”。
于是，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团结协作、资源共享的团队精神，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
没有你们 更多人将死去
20世纪70年代前期，“五二三”科研人员从古代医书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中受到启发，提炼出具有全新化学结构和显著抗疟功效的新药——青蒿素。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迈出了第一步。
70年代后期，“五二三”科研人员改造青蒿素化学结构，合成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等新药。与此同时，我国另一种化学抗疟新药——本芴醇也横空出世。这些发明推进了人类的抗疟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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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后，一部分“五二三”科研人员仍继续攻关，最终研制出综合蒿甲醚和本芴醇两药优点的复方蒿甲醚。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达到新高度。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疟疾病人超过5亿，死亡100万人以上。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防治疟疾会议上，特意邀请几位“五二三”科研人员出席，并向他们致谢：“如果没有你们，更多人将死去!”
他们不应被历史忘记
当年青蒿素类抗疟药最主要的发明人，如今无一人做大官，无一人成富翁，无一人当院士。虽然他们对现状有抱怨，彼此间因评奖等问题有过误会，但对于为“五二三”付出的心血，他们无怨无悔。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中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时人为之自豪，却忘记了它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自主创新的杰作。有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专利转让给了外国人，被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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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却不知专利若不转让，难有今天国际社会和疟区民众对中国的敬重��功过是非，尚待明断。
但历史需要记录。我们寻访了提炼青蒿素的屠呦呦；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的李国桥；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并合成蒿甲醚的李英；率先研制复方蒿甲醚的周义清。对于没有寻访到的魏振兴(已去世)、罗泽渊(现年68岁)、刘旭(现年69岁)、邓蓉仙(已去世)、滕翕和(已去世)，我们心存敬意，他们也是拯救5亿人的中国发明家。
我们将记住所有的“五二三”科技人员，记住他们所在的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中国研发青蒿素类抗疟药档案
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泛滥
1967年，启动研发抗疟新药
1971年，发现青蒿抗疟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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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将提炼出的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
1974年，临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显著
1976年，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蒿甲醚等抗疟新药
1977年，向世界公布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推广青蒿素类抗疟药，疟疾在中国逐渐绝迹
20世纪80年代，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研发成功
1991年，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十几年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全球亿万疟疾患者“救命药”
从古代医书中获得灵感，率先提取出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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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 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本刊记者 路 琰
2月14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座旧楼里，见到了76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坐了不到5分钟，记者又重新穿上棉服——屋里的暖气明显不足。这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楼房。屠呦呦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装修，门窗简陋，一张沙发已经破得很难坐人了，屋里的电器只有两样——电话和存放药品的旧冰箱。
很难想象，这就是造福几亿人、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的发明者之一的办公环境。也许，岁月的风尘真的将青蒿素发明者们埋没得太深太久了��
从12%到100%
一见面，屠呦呦就让我们见识了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她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拉抽屉开柜子向记者出示各种发黄的文件、会议记录、实验室资料，甚至30年前她和其他科研机构合作时的往来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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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刻意要保存这些东西的，只是出于科研工作的习惯。”屠呦呦边忙活边笑着向记者解释：“其实，就算没有这些资料，我也清楚地记得，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任命我为科研组长，参加‘五二三’项目。”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屠呦呦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典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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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是提取方法有问题？还是做实验的老鼠有问题？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吸引住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她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那是第191号样品。”事隔30多年，屠呦呦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实验室里，我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历史上的有些发明也许就是这样，和一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在峰回路转后又重新相遇。但正如数学家华罗庚所言：“机会只给那些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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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
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那时，屠呦呦自己也不曾想到，她的这些中西医相结合的学习背景，为她数年后发现青蒿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72年3月8日，“五二三”项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此后，所有科研人员都把目光转向青蒿这株小草。传统中药青蒿有两个品种，一个学名为植物黄花蒿，是中国南方的叫法；一个叫植物青蒿，是北方的称呼。
1973年，云南地区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得到证实后，“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把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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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屠呦呦对青蒿的研究和发现，是青蒿素得以诞生的关键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屠呦呦多次打电话给记者，反复强调：“1979年，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1982年，全国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经国家科委认定，我作为该发明项目的唯一代表，出席大会，领取发明证书，并作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领取发明奖章。1986年，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留下慰藉 也留下遗憾
有时候记者真不敢相信，面前的屠呦呦是位76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屠呦呦不停地述说，思路清晰，中气十足。看到记者和摄影师都不肯脱外套，她有些不屑：“你们这么年轻，怎么还不如我老太太的身体好？”
其实，屠呦呦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实验室连最基本的通风设备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的屠呦呦，很快肝功能就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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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法国《解放报》的记者采访我后，在报道中说我们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差，西方医学界很难相信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现在这里的条件已经好多了。30多年前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那个年代艰苦的不仅是工作。屠呦呦参加“五二三”项目时，女儿才3岁。有一段时间，她到海南岛做药物临床观察，丈夫也下放到“五七”干校，孩子就只能放在幼儿园不管了。“现在就不说这些了，那个年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谁想着个人啊。”屠呦呦很快转换了话题。
1976年，中国医药学界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西方某个国家也正在进行青蒿提取物的研究，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对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更多的途径对这样一个传言进行核实。为了抢在外国人前面，更为了让世界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从1977年开始，中国陆续通过论文向世界公布了青蒿素的整个发明过程和化学结构。
, 百拇医药 说起往事，屠呦呦轻轻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此后，这项由中国人发明的重要医药成果传遍世界各地，被西方各国竞相仿制，并被抢先占领市场。
屠呦呦的办公室中间并排放了四个展示柜，里面摆满了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获得的各种奖章、荣誉证书、国家发明证书。采访中，她时不时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记者拽到柜子前，手脚麻利得让人猝不及防。“我不是要争名利，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论文都不会以个人名义发表，我只是希望国家能更多地保护科研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屠呦呦还是有遗憾的，这么多年，她曾几次被提名院士，但始终没有当选。
青蒿素的发明可能无法以某种形式为屠呦呦加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造福着全球几亿人，并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尊重，这是让屠呦呦感到安慰的。
临床证明青蒿素疗效，研制穷人需要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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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桥 生死体验40年
本刊特约记者 梁 莒
在当今世界医学界尤其是疟疾治疗领域，71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是一位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他最先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能够治疗恶性疟疾，他研制的青蒿素复方CV8最先成为国家一线用药，他最先开发出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
在这一系列“最先”的背后，是李国桥40年的抗疟经历。在这段充满激情、艰辛乃至生死体验的日子里，李国桥见证了青蒿素类抗疟药为中国带来的荣光。
他是一位“苦行僧”
2月1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上午10时，李国桥推掉应酬，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此时，他从非洲的一个疟疾疫区回到广州，还不到7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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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脸色还带着归途的劳顿和疲倦，但是因为话题涉及青蒿素，李国桥在采访过程中，坐姿挺直，目光如炬，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
“过完年后，我还要去非洲的科摩罗，继续做疟疾防治工作，时间大约需要半年。”李国桥告诉记者，从1967年从事抗疟至今的40年间，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疟疾疫区度过。
谈起去年在科摩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李国桥语气之中既有欣喜也有无奈：“我主要在科摩罗一个叫莫埃利的岛上工作。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我现在做的疟疾防治工作，但生活条件比国内差远了，不仅经常停水停电，而且蚊虫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疟疾。不过，最让我觉得不习惯的还是，那里除了南瓜、木瓜和芭蕉之外，很难吃到其他蔬菜和水果。”
李国桥是一个生活俭朴、为人低调、言语不多的人，工作性质使他常年在外，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徒步行走在疟疾疫区。因此，包括亲友在内的许多人，都喜欢对他这样评价：“他是一位‘苦行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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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评价，李国桥淡然一笑，不作正面回应，而是不无风趣地告诉记者：“这40年来，我去的地方，是越来越艰苦。一开始在国内，主要是海南和云南的偏远地区。后来，这些地方的疟疾治得差不多了，就必须走出国门到其他疟疾疫区去，否则没有病人可治。于是，又去越南治疟疾；越南以后，就是柬埔寨；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就冲出亚洲了，当然主要还是去非洲。现在非洲去得多了，我也快成了半个‘非洲人’。”
李国桥和疟疾战斗了40年，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不愿也很少谈及。他说：“青蒿素是我们中国科技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功劳，我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明人而已。”
为救人不怕担“医疗责任”
1936年，李国桥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中医世家，19岁时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1967年夏，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承担针刺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他告别妻子和没有满月的女儿，开始奔波在疟疾疫情严重的海南和云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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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区，疟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震撼了李国桥。在云南梁河县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不仅每家都有疟疾病人，而且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当走进一间破屋时，李国桥看见一对母女因为感染疟疾，骨瘦如柴，气若游丝，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旁人告诉李国桥，这个家庭原先还有一对父子，几天前因为感染疟疾，双双撒手人寰。李国桥一边噙着眼泪，一边默默地为母女两人治疗。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生今世都要战胜疟疾!
为了探索治疗疟疾的捷径，李国桥经常让同事在自己身上试针。1968年的一天，他尝试在颈椎附近的一些穴位上做深度针刺。当银针刺入穴位的刹那间，他眉头紧锁，牙关紧咬，冷汗直冒，强忍电击般的疼痛，记下了针刺穴位的感觉。事后，他右腿的敏感性受到损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冷热的感觉不灵。
在多年的诊治实践中，李国桥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开始寻求更加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1973年，他来到云南一个偏远地方，收集到一种名叫“大发汗”的土药。当时，由于条件简陋，设备缺乏，难以分析药物毒性，但为了尽快查验药效，李国桥决定亲自试服。不料，服药不久，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大汗淋漓，动弹不得，多亏抢救及时，方才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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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李国桥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开始探索运用青蒿素治疗疟疾。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他刚睡下，突然接到险情报告：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危在旦夕。
救人要紧!李国桥和同事匆匆起身，准备好药品和干粮，连夜出发赶路。来到阿佤山脚下时，天已大亮。准备上山了，但却找不到向导。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凭着曾经有过的一点模糊印象，在高山密林中摸索前行，饿了吃几口干粮，渴了就嚼两口野果，一路还得避开毒蛇。途中，他们竟遇到了一头野熊，幸好距离比较远。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李国桥水也来不及喝，汗也来不及擦，直奔病人住处。
在路上，李国桥就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在医学上治愈难度最大的孕妇脑型疟疾病例，是否可以尝试一下用青蒿素呢？此前，李国桥用青蒿素治愈了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因此，对这种源自祖国、疗效神奇的新药情有独钟。但是，当看到患者奄奄一息时，他犹豫了一下：用青蒿素治疗，万一无效，患者死亡，自己肯定得承担医疗责任；但如果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也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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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李国桥很快做出决断——用青蒿素治疗病人!紧接着，抢救、输血、纠正休克、守护观察��24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苏醒，守候一旁的李国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开创了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大先河。很快，这个喜讯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五二三”办公室。第二年初，国家做出决策：集中更多力量，开展大协作，推动青蒿素抗疟药研发工作的进展。
把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
勇者不惧，仁者无敌。带着对“五二三”项目的使命感和保障人类健康的责任心，哪里工作最紧急、任务最繁重、情况最危险，李国桥就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
1981年8月，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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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在他的感召下，九位同事也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仍记录着当年李国桥他们的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1982年8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表有关青蒿素的国际论文。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
进入90年代后，李国桥经常应邀到一些亚非拉国家，指导疟疾防治工作。这让他和团队研制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1999年，他和同事们研制出的CV8，被越南列为国家一线抗疟用药。这是外国政府首次授予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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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李国桥和团队研制出世界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Artequick。这个新药不仅疗效快、治愈率高，而且只需两天疗程，每天服药1片，价格仅为同类药物一半，非常适合穷人服用。世界级抗疟专家阿诺德给予此药高度评价：“它是一个集中了优秀抗疟药全部特点的完美复方。”
走在疫区最前沿
近些年来，为了让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更多患者，李国桥频繁奔走于泰国、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等疟疾疫情严重的地区。有人甚至这样说：“哪里疟疾严重，哪里就会有李国桥。”
随着防治疟疾工作的深入，李国桥发现了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一些不足，比如：患者服用后虽然很快就不再“打摆子”，但是若疗程不足7天，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就难以被杀绝，从而造成复发；青蒿素疗程长，用量多，造成
药价过高，超出贫困患者的购买力。在亚非拉地区一些贫穷国家，这些问题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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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国桥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坚持以“效果好、疗程短、价格低”为目标，积极研制适合穷人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和防治方法。
2003年，李国桥获悉柬埔寨暴发恶性疟疾，马上带人进入疫区。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石居省，李国桥运用他和团队研发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以及自己独创的“灭源灭疟法”，很快就把当地儿童的疟原虫携带率，从55.8%降至5.3%。2006年6月，李国桥被柬埔寨政府授予“莫尼沙拉潘”金质骑士级勋章。
说起“灭源灭疟法”，李国桥告诉记者：“疟疾是一种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传统抗疟方法多以杀虫剂浸泡蚊帐来杀灭蚊子。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耗费大量资源，效果也不理想。‘灭源灭疟法’就是通过使用Artequick之类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既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又消除疟疾的传染源，从而控制疟疾流行，直至消灭疟疾。”
谈及很快就要启程的科摩罗之行，李国桥兴奋地说：“科摩罗是一个适合推广‘灭源灭疟法’的理想之地。这个国家只有70万人口，分布在3个岛屿上。传播疟疾的蚊子难以越岛飞行，不易产生交叉传染。我们初步计划在今年内，选择当地一个4万人口的岛屿进行实验，验证‘灭源灭疟法’的快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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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为人类控制疟疾，又探索出了一条捷径!这样一来，用不了20年时间，全球疟疾病人数量将会大量减少!”对于未来中国人在防治全球疟疾上的作用和贡献，李国桥满怀信心，充满期待。
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 合成新一代抗疟药蒿甲醚
李英 破译青蒿素“密码”
本刊记者 李鹭芸
在很多有关“五二三”的照片里，身材娇小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英，很难引人注意。然而，正是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的重任——创造出了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
关键时刻 小女子挑大梁
2月13日，记者专程从北京赶往上海采访李英。当记者为因故迟到1小时而表示歉意时，她报以一串爽朗的笑声，连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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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李英，一头花白卷发，两条微微上扬的鱼尾纹，微笑中带着一丝腼腆，眼神中透着执着与坚韧。
1967年5月，28岁的李英被告知参与“五二三”项目。40年过去了，当年领导做的“战前动员”，李英依然记得：同志们，因为疟疾，南方的稻子熟了没有人去收割；因为疟疾，边防军战士爬到树上瞭望的时候，突然疟疾发作，掉下来，死了……
“疟疾的凶险和危害性让我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关系到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的安全。”说到这里，李英停了停，眼睛盯着记者：“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恨不得马上研制出新药来。”
1972年，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研制功效更好的抗疟新药，已经被摆上议事日程。在一次会议上，“五二三”办公室一位领导找到李英，问是否愿意接受青蒿素分子结构改造的任务。李英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胆子真大。”回忆往事，68岁的李英颇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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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唱夫随” 攻克难题
后来，李英还真的成功改造了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出第二代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蒿甲醚。这中间，她丈夫吴毓林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在接到“五二三”任务的那一年，李英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吴毓林共结连理。从结婚开始，夫妻两人似乎就和青蒿素有了不解之缘。
当时两人的爱巢只有14平方米。在家里，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业务上的事情。1973年，吴毓林和另外几位研究人员开始测定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由于青蒿素化学结构非常特殊，两年过去了，只解析出一部分。
1975年4月，李英来到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五二三’中医中药座谈会”。这次会上，北京的一位代表报告说，在另一抗疟成分鹰爪素里，发现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现象。李英听后受到启发：青蒿素会不会也含有过氧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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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家，李英就兴奋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吴毓林。第二天，吴毓林和同事马上开始做实验，结果证实了青蒿素也含有过氧基团。不久，青蒿素的结构式得以测定。
有了青蒿素的结构式，李英和同事就可以动手做分子结构的改造了。经过各种药理试验，合成了蒿甲醚等系列化合物。蒿甲醚不但抗疟效果高于青蒿素，而且油溶性很大，可以制成针剂，对抢救危重疟疾病人非常有利。李英就这样完成了领导下达给她的任务，也为日后他人研制更加高效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都是各个地区、各个研究环节通力合作的共同成果。对于外界来说，‘五二三’项目是秘密的，但在内部，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否则，在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合成出蒿甲醚，是不可能的。”说起“当年勇”，李英谦虚而又理智。
逝去的小生命带来的触动
“五二三”立项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员转行，李英却是例外，一直从事青蒿素的研究。她为何这么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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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李英当年在疟疾疫区的所见所闻说起——
1973年7月，李英带着沉重的使命感和战胜疟疾的坚定信念，告别了家人与刚出生3个月的小儿子，来到福建山区，参加抗疟新药常咯啉的临床试验工作。当时他们工作的内容是，在农村选择一部分疟疾病人，服用常用抗疟药——氯喹，其他病人服用常咯啉。3天后复查血样，再跟踪回访28天，对比研究治愈率和复发率，统计分析毒副作用发生情况。
在疟疾疫区，李英亲眼看见疟疾夺去群众的生命。有一天，同事都出去回访病人，李英留守医疗站。这时，来了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患了疟疾的婴儿。李英一看孩子，心顿时揪了起来。婴儿只有两个月大，脸色发黄，奄奄一息。李英马上给婴儿取血，想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样中疟原虫的数量，以便判断婴儿的病情。当她在婴儿耳垂上取血时，挤出来的却不是血，而是淡黄色的体液。在显微镜下，根本找不到一个红细胞。李英知道，疟原虫已把婴儿红细胞全都吞噬了，婴儿除了留着最后一口气，其实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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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李英开始对农村群众多生孩子的想法多了一份理解：在孩子健康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分希望。逝去的小生命给了李英最大的触动，她暗下决心：要和疟疾战斗到底!
还有一件事，让李英对传统抗疟药氯喹的毒副作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那是一个晚上，李英正与村民们一起看露天电影，广播里突然播出：“有人自杀，医生快去救人。”后来李英才知道，自杀者身亡的根源是过量服用毒性很大的氯喹，也弄清了农村赤脚医生严格分发氯喹的原因所在。
又一个生命逝去，李英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救命药”吃出一生机缘
李英1939年生于江苏常熟，六岁时得过脑膜炎。当时，父亲请来一名老中医给她看病，发现她僵直的小身子已变得硬梆梆，连忙说：赶快请西医，可能还有救。于是，西医来了，开了新上市的磺胺药。好在当时常熟有卖，李英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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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时，李英又染上伤寒，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能吃东西，靠中医调理，才慢慢地好起来。
李英据此认定，是药救了自己两次生命，所以自己长大以后也要研制更多的药，救治更多的人。
与化学结缘，对李英来说，纯粹是个巧合。1956年，李英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由于不愿离家太远，就与几个同学一起报考了离家较近、位于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最终如愿考取，并如愿选择了制药专业。
在大学5年间，李英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61年毕业时，被保送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了，科研单位的工作受到冲击和影响，科研人员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但李英是幸运的。“五二三”于1967年立项后，李英就成为其中一个项目的研究人员。“当时，‘文革’对我们承担的‘秘密军事任务’干扰不多，因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很多人说‘文革’浪费了他们十年时间，但是对像我这样承担‘五二三’任务的人来说，并不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出来了。能够比较顺利及时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我很欣慰。”对“五二三”在“文革”期间给自己带来的便利，李英一脸的满足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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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渐去后的坚守
自从将青蒿素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并合成蒿甲醚后，李英深深地迷恋上了青蒿素。因此，在“五二三”项目中断后，青蒿素研究已人潮渐去，但李英至今仍在继续致力于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与开发，续写她与青蒿素的故事。
近些年，李英经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青蒿素类化合物还有其他医疗用途。因此，她非常关心自己的发现，能否被人关注跟踪，能否在临床上得到验证。
李英合成的蒿甲醚，在1987年被批准为抗疟药后，1996年又被批准为血吸虫预防药。尽管如此，李英带领她的研究组，仍然继续合成新的青蒿素类化合物。她和同事发现，这类化合物除了能治疗寄生虫病外，还有免疫抑制的作用，有望用于红斑狼疮、类风湿等的治疗。最近，在研究青蒿素类化合物抗肿瘤活性方面，李英又有了新的进展。
“青蒿在我国许多地方都能生长，可以说每一年都可以大量地采集提取。这些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起来。青蒿素这个分子本身也很特别，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矿，别人开采到一定程度就走了，而我就一直在这个矿里继续挖掘，期望它能有深一层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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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英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可供查阅的资料和书籍。李英对记者解释说，她最近正在编写一本科技专著，书名是《青蒿素研究》，目的是比较完整地再现抗疟新药研究的各个环节，介绍近年来青蒿素各方面的研究进展。李英几乎倾尽一生心力研究青蒿素，现在她要把青蒿素的成长史告诉人们。
问：青蒿素的发明取得了巨大成功，您说那是集体的成果。那么，您怎么看待集体科研成果中个人的价值？
答：当年为了研究“五二三”，我们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感觉这是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后来成果出来以后，知道能挽救这么多人的生命，又多了一分自豪感。
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过程中，个人作用虽然不可缺少，但没有必要去特别强调。我读书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上大学不但是公费，每个月国家还发给我12.5元的伙食费，国家培养了我，我回报国家是份内之事。
问：个人荣誉，您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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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开始研究“五二三”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头扎进研究里，无暇去想什么个人荣誉。集体合作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成果自然不能归结在一个人的身上。非要把集体的贡献、作用变成自己一个人的，那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问：最近，复方蒿甲醚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同列为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对此您怎么看？
答：对“新四大发明”，我还是刚听说。社会对这些科学成果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能唤起国人对原创发明的热情。复方蒿甲醚能被评上，说明社会在进步发展，有人看到了我们为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做出的努力。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认为，给科研项目投钱，就像硬币扔到水里，连个响声都没有。这是一种浮躁，太现实了。很多科研项目没有成功，科研人员也就默默无闻。即便有的人成功了，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先前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有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做了一辈子研究试验，最后还是没有做出什么惊动天下的发明创造。而这种付出和结局，社会几乎是永远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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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研究员理查德·海恩斯教授说，发明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奖。但因为受益人难以确定，所以很难选择出谁具有被提名的资格。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答：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一个很多人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取得的世界级医药成果。2004年初，泰国国王颁发2003年度“玛希顿亲王奖”时，我也去了。与以往只奖励个人的惯例不同，这次的颁奖对象就是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集体。作为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我认为个人能否获奖、获得哪种奖项，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只要青蒿素类抗疟药能为国家带来荣誉，带来财富，能够为世界民众尤其是穷人抵御疟疾，维护健康，这就已经足够了。
首创青蒿素类复方药 开创国药获得国际专利先例
周义清 让世界尊重中国原创
本刊记者 刘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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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广东省发明协会和搜狐网共同举办了一个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的评选活动，在建国以来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复方蒿甲醚”爆冷入选。
听到这个消息后，远在北京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周义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作为复方蒿甲醚的主要发明人之一，为了这小小的药片，他和同事们付出了很多，有的人甚至是整整一生。
越南战场上的无形杀手
2月11日是星期天，在北京市京城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78岁的周义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稀疏的银发，清瘦的面孔，温和的眼神……在周义清身上，岁月的沧桑和风雨，似乎不着痕迹。
时间倒退40年。上世纪60年代，周义清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升级，美越双方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经过中央军委的周密部署，周义清和其他专家奔赴越南战场，考察军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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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周义清第一次上战场。1929年出生在山东威海农村的周义清，16岁就参了军，在部队当卫生员，解放战争时经常出没在枪林弹雨中。
在越南战场上，周义清看到：最可怕的不是美军的狂轰滥炸，而是疟疾这个无形杀手。交战双方因为疟疾死亡的人数，一度占到伤亡总数的九成。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一首写疟疾流行的诗：“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徙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周义清深感此诗不虚。
当时中国南方各地，疟疾泛滥成灾。周义清经过广西时，正值丰收季节，金灿灿的稻子长在田里，很少有人收割，却常看到抬着担架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死了亲人嚎啕大哭的老百姓。问当地人：这里的疟疾怎么这么多？得到的回答是：哦，吃芭蕉吃的。
当周义清等人在越南战场的炮火和瘴气中穿梭时，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会请求毛主席帮助研制抗疟药。回国后，周义清和专家们给中央写了考察报告。不久，国家启动了“五二三”项目。“因为‘五二三’既是一个科研任务，又是一个军事任务，还是一个政治任务，能够参加这个项目，进行科学研究，我感到无上光荣，别人都去闹‘革命’，我们就坚持促生产。”周义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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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很多科研人员白天受批斗，晚上搞科研。周义清后来的研究伙伴刘光裕、宁殿玺等人，也都曾去过海南、云南等疟疾流行地区做研究，而且一去就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尽管住在破烂的牛棚，任凭蚊虫肆虐，但始终没有放弃科研。
1976年，周义清参加了到柬埔寨协助防治疟疾的考察团，在疟疾高度流行区工作了半年。他先后6次感染疟疾，每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时，唯一鼓舞他的就是：“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半年后，周义清等人完成了对疟疾流行情况的防治考察和青蒿素等新药的试用工作。
“那个年代大家不计较名利，都是全心全意地奉献。”周义清感慨道，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五二三”项目的老同志，每年都要自发组织聚会。不管现在有多少的争议和分歧，提到当年为了理想齐心协力的岁月，如今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友们，都忍不住热泪纵横。
抓阄吃药试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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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周义清的同事邓蓉仙、滕翕和等人，经过10多年艰难研究，开发了一个新化学结构药——本芴醇，后获国家发明一等奖。这是迄今我国新药的最高发明奖项。周义清为同事取得的成绩骄傲，同时又在思考：抗药性是疟疾防治中最怕触及的“软肋”，不管是青蒿素和衍生物蒿甲醚，还是本芴醇，都将面临这个问题。
未雨绸缪，周义清、滕翕和等人成立研究小组，在早期援外应急药的基础上，开始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其他抗疟药组成复方的先期研究。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学术讨论会。周义清所在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组成复方研究的想法，希望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不料遭遇一盆冷水：“你们没有研究复方药物的条件和能力”。周义清听后很不服气：“当初那么艰苦的条件，我们都做出了成果。现在条件好了，反而做不出来了么？!”
后来，国家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及时给周义清和他的研究小组提供了1.5万元的经费支持，在那里工作的老战友周克鼎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做，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信心。”周义清很感动。回到实验室后，他和同事共同攻关，选出蒿甲醚与本芴醇作为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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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我国疟疾防治已取得很大成效，肆虐多年的疟原虫已掀不起大风大浪。越南战场的硝烟也已散尽，抗疟药物不再是紧急军备用品。周义清他们的研究不再是当时的主流方向。与周义清搭档的滕翕和年事已高，主要工作都要由周义清来做。
实验在宁殿玺负责的研究室中进行。宁殿玺比周义清小十多岁，大学刚毕业就参加了“五二三”项目，一直在做抗疟药研究。整个研究室只有9人，周义清最初只有一个助手。宁殿玺看到这种状况，主动帮助周义清做试验，处理数据和分析结果。
周义清当时已经50多岁，刚从科研管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他很高兴，终于可以专心做研究工作了。年过半百的他，比小伙子还拼命，每天实验室和家里两点一线，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休息。
科研工作并不是只与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和那些白鼠、猴子们打交道。科研人员还要寻找经费，申报成果，开发产品。为了把这个课题组织好，周义清又找到了宁殿玺，请宁殿玺做这个课题的负责人。回忆当年的事情，宁殿玺说：“周义清是我的老领导，他希望我做一些工作，我也无法推辞。周老知人善任，甘居人后，大家都很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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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宁殿玺和其他同事们，说服了昆明制药厂，拿出30万元做新药开发。对于很多制药厂来说，仿制一个药物，很快就能生产获利。而支持一个新药，风险高花费大，因此都不愿意介入。昆明制药厂最终决定斥资，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不过，大家都很有信心。
研发资金问题解决了，周义清在北京的实验工作也开展得有条不紊。动物实验的结果出来了，还要验证药物在人身上使用的安全性。周义清想自己以身试药，但遭到同事们阻止。长期的辛苦工作，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为了帮助周义清，研究所全体同事都参加了试药。他们抓阄决定每个人的用药剂量，还秘密准备了一些用淀粉做的“假药”。最后试服下来，吃了“假药”的人反映说头昏眼花，而吃了真药的人反而若无其事。结果公布后，吃“假药”的人有点尴尬。周义清也跟着大伙笑了，他知道试药是在拿身体去冒险，谁都有可能紧张过度。对于当年试药的同事和战友，他至今心存感激。
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终于研制成功了。申报新药要经过多道程序。有的评审专家还提出“尖锐”的意见：“两个药干吗要研究成复方啊？你分别吃不就行了么？”周义清和同事听到这样的答复，既哭笑不得，又着急上火。他们连夜写答辩材料，还要找专家反映意见。再次等待答复的时候，周义清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1992年4月，复方蒿甲醚获得新药证书，世界上首个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在我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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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复方蒿甲醚在中国其实并不广为人知，疟疾病例在中国已经少见。而在地球的另一端，非洲的一些地区，疟疾正在死灰复燃，当地的诊所人满为患。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批批病人在痛苦中煎熬。当地的
卫生部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使用中国人研制的抗疟药物——复方蒿甲醚。神奇的是，住院的病人死亡率立马下降了整整九成。病愈出院的非洲人惊喜地高喊：“这是来自中国的神药!”赞比亚人甚至给它取名“ntwamen”，意思是“我们的福音”。
而当初为了让复方蒿甲醚走出国门，周义清和同事们四处奔波，费尽心血。复方蒿甲醚面对的是国内抗疟药的微小市场和国外贫困地区的疾病，不可能得到丰厚利润，国内制药企业对它兴趣不大。要想发挥这一抗疟新药的作用，造福全球疟疾患者，必须进入国际市场。
“不能再走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老路了!”周义清深知在发明成果的推广中，没有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的介入，只能是纸上谈兵。握着手中的技术成果，他开始了寻找合作伙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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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清想到了中信公司。早在1988年，中信公司就响应国家号召，帮助青蒿素类抗疟药进入国际市场，在新药推广和市场开发方面有对外合作的经验。中信公司的总经理王军，从事国防现代化建设多年。工作经历和出身背景，使他对高水准的发明成果情有独钟。当时，公司内部争议很大，“中国没有这种病，要到非洲、东南亚去推销，还要投这么多钱，这样怎么能赚到钱？”
周义清和一帮鬓发斑白的科研人员守在门口，耐心地等待和王军面谈。等到双方见面商谈后，王军拍了板：“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要支持国家的项目!我们要有利可图，但不能唯利是图!”周义清听到这话，心里一阵激动：复方蒿甲醚走出国门有希望了。
为了吸取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技人员无意泄露青蒿素研究成果的教训，周义清和同事一起开始申报专利。然而波折丛生，等到与瑞士诺华公司签署风险期协议时，距离申请国际专利的期限仅剩下短短45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完成委托书、转让书、法人证明、说明书的起草和公证，有些国家还要求对文件进行认证，并请求世界卫生组织出具说明。按常规，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也要半年。为了实现“国药出洋”，周义清等人又一次发扬了“五二三”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1991年6月12日，距离最后期限还剩下2天，他们终于把文件全部办齐。复方蒿甲醚终于拿到了出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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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20日，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中信公司、昆明制药厂等中方单位，与瑞士诺华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启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中外医药合作项目，目标是让我国科学家发明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让药品按国际标准进入国际市场，中方获得原料药效益和专利药物销售提成。中方的首席科学家代表就是时年65岁的周义清。
按照协议，复方蒿甲醚还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在世界各地重复进行实验和评价。这其实是诺华公司对周义清等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能力和水平进行质询，实际上也是一次考试。诺华派人到中方实验室对实验过程中的规范和技术操作进行实地考察，并和外国实验室对比，结果证明周义清等人的实验室数据完全准确可靠。诺华还派人到海南岛进行复方蒿甲醚的临床验证，再一次证实了周义清等人的研究结果。对周义清等中国科学家的能力和水平，诺华终于从半信半疑到刮目相看。
走向世界，是中国医药界一代代人不懈追求的理想。复方蒿甲醚开创了中国原创新药取得国际专利的先例，目前仍是全球同类药物中受国际发明专利保护最多的药品，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5年来仅有的3个专利药物之一，还是全球援助非洲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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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个中国抗疟药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而开创了这个时代的周义清和他的老同事老战友们，平静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和其他安享晚年的老人没有任何区别。周义清在接受采访时一直再说：“我只做了一点点事情，复方蒿甲醚的荣誉属于集体。”
本刊专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逯春明
“神药”提升中国形象
本刊记者 路 琰
在世界最大的疟疾疫区非洲，源自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曾经历过冰火两重天的巨变：开始无人相信，诊所拒之门外；后来众人崇拜，患者争相服用。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经历？它对非洲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逯春明。
孩子名字取自中国药名
在非洲待过12年的逯春明，现在还是青蒿素类抗疟药生产企业——北京华立科泰公司的总裁。记者见到他时，离大年三十只剩一天，地点在“华立科泰”办公所在地——北京富尔大厦。在这座公司云集的写字楼里，不知道“华立科泰”的人并非少数。但在非洲，“华立科泰”和它的抗疟药品“科泰新”，却“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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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人说，你跟成千上万非洲人的健康有关，这样说准确吗？
逯春明：比较准确。我在非洲从事抗疟工作十几年，直接治愈和服用我们公司产品痊愈的疟疾患者，至少有1000万人次。
记者：疟疾在非洲，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逯春明：在非洲，疟疾不仅仅是一个卫生和健康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在一些国家，谁要竞选总统，一般都要向民众承诺防治疟疾。也就是说，疟疾在非洲是一个能够影响总统选举的问题。
记者：青蒿素类抗疟药在非洲被视为“中国神药”。为什么？
逯春明：主要原因是青蒿素类抗疟药的疗效，确实太好了，而且基本上没有副作用。在肯尼亚疟疾疫情严重的奇苏姆省，至今流传一个故事：在内罗毕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位孕妇得了恶性疟疾，如果用过去传统的奎宁类药物治疗，即使母亲活下来，胎儿也会流产或者畸形。医生试着用“科泰新”青蒿素类抗疟药治疗孕妇，结果孕妇完全康复，后来胎儿也顺利健康出生。这位曾因疟疾失去过两个孩子的母亲，特意给新生孩子取名“Contecxin”——这个词在肯尼亚人的字典上找不到，但它的中文发音就是“科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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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最初瞧不起中国药
对于学医的逯春明来说，最初对疟疾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课本。他自己从未想过和疟疾打交道。但世事难料。1995年，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逯春明，整天忙于向东南亚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无奈市场饱和，效果不佳，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转向非洲市场。这年7月，26岁的逯春明告别新婚的妻子，和一名同事来到了东非的肯尼亚。
记者：那个时候，当地人如何看待青蒿素类抗疟药？
逯春明：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青蒿素在学术界已有很高知名度，临床上也证明了其抗疟疗效非常显著。因此，我以为青蒿素类抗疟药可以轻而易举进入非洲市场。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不少非洲人瞧不上我们。非洲曾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在治疗疟疾上，人们习惯于使用欧洲人发明的奎宁类药物。对于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他们是看不上的。另外，他们还认为，因为临床实验数据全部源自亚洲，所以青蒿素类抗疟药并不一定适合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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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们当时是如何跑市场的？
逯春明：我和同事开着一辆很小的菲亚特，逐个诊所跑，和医生约谈。得到预约后，就坐在走廊的病人堆里等候，一般都得等上四五个钟头。好不容易和医生见了面，没说两句话对方就下逐客令：“你们走吧，下次别来了。”一次约谈不行，我们就两次、三次地继续约谈，混个脸熟后，就把药免费送给诊所试用，至于他们用不用再说。我们在8个多月里，拜访了肯尼亚2000多名医生，当时肯尼亚的注册医生也就2300多名。除了特别偏远和那些位于战乱地区的诊所，其他诊所我们都走遍了。
记者：那最后局面是怎样打开的呢？
逯春明：这要感谢中国政府。1998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医疗组，到非洲一些疟疾疫区开展临床示范性治疗，我也参与其中。医疗组将病人分为两组，一组从静脉注射奎宁类药物，一组从肛门塞入青蒿素栓剂。使用青蒿素栓剂是为了避免患者注射时感染艾滋病。但这种做法最初并未被大多数患者接受，他们觉得打点滴才更像是在治疗疟疾。最终结果是，用青蒿素栓剂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零，用奎宁类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却很高。这样一来，大家对青蒿素类抗疟药都佩服了，主动要求服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患者数量猛增。我曾用摄像机记录了一个病重儿童的治疗过程：一个叫约瑟夫的大眼睛男孩，感染疟疾后昏迷多天，命悬一线，使用青蒿素栓剂后，第二天就坐了起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病人们开始拿着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外包装盒，对医生和药剂师说：“我就要这个药!这个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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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名留青蒿史
因为在非洲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逯春明获得了不少荣誉，还被评为“首届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但在他的办公室里，却看不见任何奖杯和证书。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明显感觉到逯春明不像一个商人。
记者：作为一个商人，你到非洲以后思想上有何变化？
逯春明：十几年前第一次远赴非洲，我很彷徨；与妻子长年分离，内心充满歉疚；经常面对疟疾患者，心里难免有些恐惧。我不是勇士，也不是英雄，当时的坚守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理想，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我那些常驻非洲的同事，薪水 不高，但他们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做着一件事情——推动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人类，推动中国药品国际化。或许这个理想要等到下一代才能真正实现，我们这辈子就做探路先锋吧。我们有一句话，“不求名留青史，但求名留青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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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们在非洲经常到疟疾疫区，在那里最深切的感触是什么？
逯春明：在第一线接触患者，我经常看到很多生命在瞬间消失，好端端的家庭从此支离破碎；而只要一盒药，一切就可以挽回。在这些地方，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救人于水火”。这几个字以前只是一个概念，但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感受就不一样。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在非洲能待那么长时间，这中间有很多体会和感受是说不出来的。
记者：作为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的副会长，你如何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
逯春明：一个主要原因是，和非洲人接触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感情也会变深。这些年来，除了在经济上与非洲往来之外，我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包括学术研究和交流等方面，都和非洲有密切交往。另外，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也希望吸纳一些真正在非洲基层工作，能够看到、听到、见到非洲真实情况的人士。这些人士常被媒体称作“民间外交官”。事实上，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一个个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所作所为，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其实也是代表中国为改善非洲民众健康做贡献，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 百拇医药
这是一种救命药，正在拯救5亿人的生命。
没有它，地球上每年将增加数百万亡魂；它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研制它，是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其重要性堪比“两弹一星”��
它就是青蒿素类抗疟药，中国人用举国之力研制成功的全球唯一的治疗疟疾特效药，数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神药”。您也许还不知道，非洲、东南亚人用它保命，美国人、欧洲人等也不得不靠它求安全。
由于它是如此重要，有人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鉴于它造福全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曾专门向该药的研制人员致敬；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时，经常特意把它带过去.��
因此，那些成功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家们，很值得全人类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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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承诺：今后3年内，中国向非洲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防治疟疾，用于*****类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
两个多月过后，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8国，并出席了中国-利比里亚疟疾防治中心揭牌仪式。这是中国政府兑现一项承诺的开端。
防治疟疾的青蒿素类药品，已成为中国发展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推手——在非洲人心中，它是中国人民的友好礼物；在欧美人观念里，它是前往亚非拉地区的必备药品；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看来，它是拯救全球5亿患者的首选用药；在医学专家眼中，它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是“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个伟大发明？
医药界的“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许多人染上疟疾后，高烧、头痛、呕吐、惊厥、昏迷、抽搐、脑水肿，直至死亡。此时，正在越南交战的美越两军，也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一人染病倒下，至少需要两人抬担架运送，一人持枪护行。美国政府曾公开说，1967年至1970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是战斗减员的4至5倍。同样的 问题也困扰越军。有例为证，当年越军有一个团从后方奔赴前线，但最后只有两个连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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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越南则求助于中国。1967年，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代号为“五二三”，其重要意义相当于“两弹一星”。
于是，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团结协作、资源共享的团队精神，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
没有你们 更多人将死去
20世纪70年代前期，“五二三”科研人员从古代医书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中受到启发，提炼出具有全新化学结构和显著抗疟功效的新药——青蒿素。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迈出了第一步。
70年代后期，“五二三”科研人员改造青蒿素化学结构，合成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等新药。与此同时，我国另一种化学抗疟新药——本芴醇也横空出世。这些发明推进了人类的抗疟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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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后，一部分“五二三”科研人员仍继续攻关，最终研制出综合蒿甲醚和本芴醇两药优点的复方蒿甲醚。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达到新高度。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疟疾病人超过5亿，死亡100万人以上。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防治疟疾会议上，特意邀请几位“五二三”科研人员出席，并向他们致谢：“如果没有你们，更多人将死去!”
他们不应被历史忘记
当年青蒿素类抗疟药最主要的发明人，如今无一人做大官，无一人成富翁，无一人当院士。虽然他们对现状有抱怨，彼此间因评奖等问题有过误会，但对于为“五二三”付出的心血，他们无怨无悔。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中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时人为之自豪，却忘记了它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自主创新的杰作。有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专利转让给了外国人，被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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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却不知专利若不转让，难有今天国际社会和疟区民众对中国的敬重��功过是非，尚待明断。
但历史需要记录。我们寻访了提炼青蒿素的屠呦呦；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的李国桥；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并合成蒿甲醚的李英；率先研制复方蒿甲醚的周义清。对于没有寻访到的魏振兴(已去世)、罗泽渊(现年68岁)、刘旭(现年69岁)、邓蓉仙(已去世)、滕翕和(已去世)，我们心存敬意，他们也是拯救5亿人的中国发明家。
我们将记住所有的“五二三”科技人员，记住他们所在的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中国研发青蒿素类抗疟药档案
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泛滥
1967年，启动研发抗疟新药
1971年，发现青蒿抗疟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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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将提炼出的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
1974年，临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显著
1976年，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蒿甲醚等抗疟新药
1977年，向世界公布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推广青蒿素类抗疟药，疟疾在中国逐渐绝迹
20世纪80年代，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研发成功
1991年，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十几年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全球亿万疟疾患者“救命药”
从古代医书中获得灵感，率先提取出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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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 用一株小草改变世界
本刊记者 路 琰
2月14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座旧楼里，见到了76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坐了不到5分钟，记者又重新穿上棉服——屋里的暖气明显不足。这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楼房。屠呦呦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装修，门窗简陋，一张沙发已经破得很难坐人了，屋里的电器只有两样——电话和存放药品的旧冰箱。
很难想象，这就是造福几亿人、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的发明者之一的办公环境。也许，岁月的风尘真的将青蒿素发明者们埋没得太深太久了��
从12%到100%
一见面，屠呦呦就让我们见识了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她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拉抽屉开柜子向记者出示各种发黄的文件、会议记录、实验室资料，甚至30年前她和其他科研机构合作时的往来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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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刻意要保存这些东西的，只是出于科研工作的习惯。”屠呦呦边忙活边笑着向记者解释：“其实，就算没有这些资料，我也清楚地记得，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任命我为科研组长，参加‘五二三’项目。”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屠呦呦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典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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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是提取方法有问题？还是做实验的老鼠有问题？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吸引住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她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那是第191号样品。”事隔30多年，屠呦呦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实验室里，我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历史上的有些发明也许就是这样，和一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在峰回路转后又重新相遇。但正如数学家华罗庚所言：“机会只给那些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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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
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那时，屠呦呦自己也不曾想到，她的这些中西医相结合的学习背景，为她数年后发现青蒿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72年3月8日，“五二三”项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此后，所有科研人员都把目光转向青蒿这株小草。传统中药青蒿有两个品种，一个学名为植物黄花蒿，是中国南方的叫法；一个叫植物青蒿，是北方的称呼。
1973年，云南地区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得到证实后，“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把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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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屠呦呦对青蒿的研究和发现，是青蒿素得以诞生的关键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屠呦呦多次打电话给记者，反复强调：“1979年，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1982年，全国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经国家科委认定，我作为该发明项目的唯一代表，出席大会，领取发明证书，并作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领取发明奖章。1986年，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留下慰藉 也留下遗憾
有时候记者真不敢相信，面前的屠呦呦是位76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屠呦呦不停地述说，思路清晰，中气十足。看到记者和摄影师都不肯脱外套，她有些不屑：“你们这么年轻，怎么还不如我老太太的身体好？”
其实，屠呦呦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实验室连最基本的通风设备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的屠呦呦，很快肝功能就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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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法国《解放报》的记者采访我后，在报道中说我们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差，西方医学界很难相信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现在这里的条件已经好多了。30多年前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那个年代艰苦的不仅是工作。屠呦呦参加“五二三”项目时，女儿才3岁。有一段时间，她到海南岛做药物临床观察，丈夫也下放到“五七”干校，孩子就只能放在幼儿园不管了。“现在就不说这些了，那个年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谁想着个人啊。”屠呦呦很快转换了话题。
1976年，中国医药学界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西方某个国家也正在进行青蒿提取物的研究，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对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更多的途径对这样一个传言进行核实。为了抢在外国人前面，更为了让世界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从1977年开始，中国陆续通过论文向世界公布了青蒿素的整个发明过程和化学结构。
, 百拇医药 说起往事，屠呦呦轻轻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此后，这项由中国人发明的重要医药成果传遍世界各地，被西方各国竞相仿制，并被抢先占领市场。
屠呦呦的办公室中间并排放了四个展示柜，里面摆满了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获得的各种奖章、荣誉证书、国家发明证书。采访中，她时不时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记者拽到柜子前，手脚麻利得让人猝不及防。“我不是要争名利，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论文都不会以个人名义发表，我只是希望国家能更多地保护科研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屠呦呦还是有遗憾的，这么多年，她曾几次被提名院士，但始终没有当选。
青蒿素的发明可能无法以某种形式为屠呦呦加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造福着全球几亿人，并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尊重，这是让屠呦呦感到安慰的。
临床证明青蒿素疗效，研制穷人需要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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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桥 生死体验40年
本刊特约记者 梁 莒
在当今世界医学界尤其是疟疾治疗领域，71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是一位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他最先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能够治疗恶性疟疾，他研制的青蒿素复方CV8最先成为国家一线用药，他最先开发出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
在这一系列“最先”的背后，是李国桥40年的抗疟经历。在这段充满激情、艰辛乃至生死体验的日子里，李国桥见证了青蒿素类抗疟药为中国带来的荣光。
他是一位“苦行僧”
2月1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上午10时，李国桥推掉应酬，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此时，他从非洲的一个疟疾疫区回到广州，还不到7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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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脸色还带着归途的劳顿和疲倦，但是因为话题涉及青蒿素，李国桥在采访过程中，坐姿挺直，目光如炬，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
“过完年后，我还要去非洲的科摩罗，继续做疟疾防治工作，时间大约需要半年。”李国桥告诉记者，从1967年从事抗疟至今的40年间，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疟疾疫区度过。
谈起去年在科摩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李国桥语气之中既有欣喜也有无奈：“我主要在科摩罗一个叫莫埃利的岛上工作。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我现在做的疟疾防治工作，但生活条件比国内差远了，不仅经常停水停电，而且蚊虫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疟疾。不过，最让我觉得不习惯的还是，那里除了南瓜、木瓜和芭蕉之外，很难吃到其他蔬菜和水果。”
李国桥是一个生活俭朴、为人低调、言语不多的人，工作性质使他常年在外，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徒步行走在疟疾疫区。因此，包括亲友在内的许多人，都喜欢对他这样评价：“他是一位‘苦行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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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评价，李国桥淡然一笑，不作正面回应，而是不无风趣地告诉记者：“这40年来，我去的地方，是越来越艰苦。一开始在国内，主要是海南和云南的偏远地区。后来，这些地方的疟疾治得差不多了，就必须走出国门到其他疟疾疫区去，否则没有病人可治。于是，又去越南治疟疾；越南以后，就是柬埔寨；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就冲出亚洲了，当然主要还是去非洲。现在非洲去得多了，我也快成了半个‘非洲人’。”
李国桥和疟疾战斗了40年，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不愿也很少谈及。他说：“青蒿素是我们中国科技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功劳，我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明人而已。”
为救人不怕担“医疗责任”
1936年，李国桥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中医世家，19岁时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1967年夏，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承担针刺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他告别妻子和没有满月的女儿，开始奔波在疟疾疫情严重的海南和云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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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区，疟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震撼了李国桥。在云南梁河县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不仅每家都有疟疾病人，而且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当走进一间破屋时，李国桥看见一对母女因为感染疟疾，骨瘦如柴，气若游丝，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旁人告诉李国桥，这个家庭原先还有一对父子，几天前因为感染疟疾，双双撒手人寰。李国桥一边噙着眼泪，一边默默地为母女两人治疗。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生今世都要战胜疟疾!
为了探索治疗疟疾的捷径，李国桥经常让同事在自己身上试针。1968年的一天，他尝试在颈椎附近的一些穴位上做深度针刺。当银针刺入穴位的刹那间，他眉头紧锁，牙关紧咬，冷汗直冒，强忍电击般的疼痛，记下了针刺穴位的感觉。事后，他右腿的敏感性受到损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冷热的感觉不灵。
在多年的诊治实践中，李国桥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开始寻求更加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1973年，他来到云南一个偏远地方，收集到一种名叫“大发汗”的土药。当时，由于条件简陋，设备缺乏，难以分析药物毒性，但为了尽快查验药效，李国桥决定亲自试服。不料，服药不久，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大汗淋漓，动弹不得，多亏抢救及时，方才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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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李国桥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开始探索运用青蒿素治疗疟疾。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他刚睡下，突然接到险情报告：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危在旦夕。
救人要紧!李国桥和同事匆匆起身，准备好药品和干粮，连夜出发赶路。来到阿佤山脚下时，天已大亮。准备上山了，但却找不到向导。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凭着曾经有过的一点模糊印象，在高山密林中摸索前行，饿了吃几口干粮，渴了就嚼两口野果，一路还得避开毒蛇。途中，他们竟遇到了一头野熊，幸好距离比较远。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李国桥水也来不及喝，汗也来不及擦，直奔病人住处。
在路上，李国桥就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在医学上治愈难度最大的孕妇脑型疟疾病例，是否可以尝试一下用青蒿素呢？此前，李国桥用青蒿素治愈了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因此，对这种源自祖国、疗效神奇的新药情有独钟。但是，当看到患者奄奄一息时，他犹豫了一下：用青蒿素治疗，万一无效，患者死亡，自己肯定得承担医疗责任；但如果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也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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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李国桥很快做出决断——用青蒿素治疗病人!紧接着，抢救、输血、纠正休克、守护观察��24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苏醒，守候一旁的李国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开创了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大先河。很快，这个喜讯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五二三”办公室。第二年初，国家做出决策：集中更多力量，开展大协作，推动青蒿素抗疟药研发工作的进展。
把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
勇者不惧，仁者无敌。带着对“五二三”项目的使命感和保障人类健康的责任心，哪里工作最紧急、任务最繁重、情况最危险，李国桥就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
1981年8月，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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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在他的感召下，九位同事也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仍记录着当年李国桥他们的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1982年8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表有关青蒿素的国际论文。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
进入90年代后，李国桥经常应邀到一些亚非拉国家，指导疟疾防治工作。这让他和团队研制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1999年，他和同事们研制出的CV8，被越南列为国家一线抗疟用药。这是外国政府首次授予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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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李国桥和团队研制出世界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Artequick。这个新药不仅疗效快、治愈率高，而且只需两天疗程，每天服药1片，价格仅为同类药物一半，非常适合穷人服用。世界级抗疟专家阿诺德给予此药高度评价：“它是一个集中了优秀抗疟药全部特点的完美复方。”
走在疫区最前沿
近些年来，为了让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更多患者，李国桥频繁奔走于泰国、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等疟疾疫情严重的地区。有人甚至这样说：“哪里疟疾严重，哪里就会有李国桥。”
随着防治疟疾工作的深入，李国桥发现了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一些不足，比如：患者服用后虽然很快就不再“打摆子”，但是若疗程不足7天，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就难以被杀绝，从而造成复发；青蒿素疗程长，用量多，造成
药价过高，超出贫困患者的购买力。在亚非拉地区一些贫穷国家，这些问题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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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国桥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坚持以“效果好、疗程短、价格低”为目标，积极研制适合穷人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和防治方法。
2003年，李国桥获悉柬埔寨暴发恶性疟疾，马上带人进入疫区。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石居省，李国桥运用他和团队研发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以及自己独创的“灭源灭疟法”，很快就把当地儿童的疟原虫携带率，从55.8%降至5.3%。2006年6月，李国桥被柬埔寨政府授予“莫尼沙拉潘”金质骑士级勋章。
说起“灭源灭疟法”，李国桥告诉记者：“疟疾是一种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传统抗疟方法多以杀虫剂浸泡蚊帐来杀灭蚊子。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耗费大量资源，效果也不理想。‘灭源灭疟法’就是通过使用Artequick之类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既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又消除疟疾的传染源，从而控制疟疾流行，直至消灭疟疾。”
谈及很快就要启程的科摩罗之行，李国桥兴奋地说：“科摩罗是一个适合推广‘灭源灭疟法’的理想之地。这个国家只有70万人口，分布在3个岛屿上。传播疟疾的蚊子难以越岛飞行，不易产生交叉传染。我们初步计划在今年内，选择当地一个4万人口的岛屿进行实验，验证‘灭源灭疟法’的快速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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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为人类控制疟疾，又探索出了一条捷径!这样一来，用不了20年时间，全球疟疾病人数量将会大量减少!”对于未来中国人在防治全球疟疾上的作用和贡献，李国桥满怀信心，充满期待。
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 合成新一代抗疟药蒿甲醚
李英 破译青蒿素“密码”
本刊记者 李鹭芸
在很多有关“五二三”的照片里，身材娇小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英，很难引人注意。然而，正是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的重任——创造出了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
关键时刻 小女子挑大梁
2月13日，记者专程从北京赶往上海采访李英。当记者为因故迟到1小时而表示歉意时，她报以一串爽朗的笑声，连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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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李英，一头花白卷发，两条微微上扬的鱼尾纹，微笑中带着一丝腼腆，眼神中透着执着与坚韧。
1967年5月，28岁的李英被告知参与“五二三”项目。40年过去了，当年领导做的“战前动员”，李英依然记得：同志们，因为疟疾，南方的稻子熟了没有人去收割；因为疟疾，边防军战士爬到树上瞭望的时候，突然疟疾发作，掉下来，死了……
“疟疾的凶险和危害性让我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关系到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的安全。”说到这里，李英停了停，眼睛盯着记者：“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恨不得马上研制出新药来。”
1972年，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研制功效更好的抗疟新药，已经被摆上议事日程。在一次会议上，“五二三”办公室一位领导找到李英，问是否愿意接受青蒿素分子结构改造的任务。李英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胆子真大。”回忆往事，68岁的李英颇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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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唱夫随” 攻克难题
后来，李英还真的成功改造了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出第二代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蒿甲醚。这中间，她丈夫吴毓林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在接到“五二三”任务的那一年，李英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吴毓林共结连理。从结婚开始，夫妻两人似乎就和青蒿素有了不解之缘。
当时两人的爱巢只有14平方米。在家里，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业务上的事情。1973年，吴毓林和另外几位研究人员开始测定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由于青蒿素化学结构非常特殊，两年过去了，只解析出一部分。
1975年4月，李英来到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五二三’中医中药座谈会”。这次会上，北京的一位代表报告说，在另一抗疟成分鹰爪素里，发现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现象。李英听后受到启发：青蒿素会不会也含有过氧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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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家，李英就兴奋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吴毓林。第二天，吴毓林和同事马上开始做实验，结果证实了青蒿素也含有过氧基团。不久，青蒿素的结构式得以测定。
有了青蒿素的结构式，李英和同事就可以动手做分子结构的改造了。经过各种药理试验，合成了蒿甲醚等系列化合物。蒿甲醚不但抗疟效果高于青蒿素，而且油溶性很大，可以制成针剂，对抢救危重疟疾病人非常有利。李英就这样完成了领导下达给她的任务，也为日后他人研制更加高效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都是各个地区、各个研究环节通力合作的共同成果。对于外界来说，‘五二三’项目是秘密的，但在内部，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否则，在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合成出蒿甲醚，是不可能的。”说起“当年勇”，李英谦虚而又理智。
逝去的小生命带来的触动
“五二三”立项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员转行，李英却是例外，一直从事青蒿素的研究。她为何这么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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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李英当年在疟疾疫区的所见所闻说起——
1973年7月，李英带着沉重的使命感和战胜疟疾的坚定信念，告别了家人与刚出生3个月的小儿子，来到福建山区，参加抗疟新药常咯啉的临床试验工作。当时他们工作的内容是，在农村选择一部分疟疾病人，服用常用抗疟药——氯喹，其他病人服用常咯啉。3天后复查血样，再跟踪回访28天，对比研究治愈率和复发率，统计分析毒副作用发生情况。
在疟疾疫区，李英亲眼看见疟疾夺去群众的生命。有一天，同事都出去回访病人，李英留守医疗站。这时，来了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患了疟疾的婴儿。李英一看孩子，心顿时揪了起来。婴儿只有两个月大，脸色发黄，奄奄一息。李英马上给婴儿取血，想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样中疟原虫的数量，以便判断婴儿的病情。当她在婴儿耳垂上取血时，挤出来的却不是血，而是淡黄色的体液。在显微镜下，根本找不到一个红细胞。李英知道，疟原虫已把婴儿红细胞全都吞噬了，婴儿除了留着最后一口气，其实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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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李英开始对农村群众多生孩子的想法多了一份理解：在孩子健康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分希望。逝去的小生命给了李英最大的触动，她暗下决心：要和疟疾战斗到底!
还有一件事，让李英对传统抗疟药氯喹的毒副作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那是一个晚上，李英正与村民们一起看露天电影，广播里突然播出：“有人自杀，医生快去救人。”后来李英才知道，自杀者身亡的根源是过量服用毒性很大的氯喹，也弄清了农村赤脚医生严格分发氯喹的原因所在。
又一个生命逝去，李英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救命药”吃出一生机缘
李英1939年生于江苏常熟，六岁时得过脑膜炎。当时，父亲请来一名老中医给她看病，发现她僵直的小身子已变得硬梆梆，连忙说：赶快请西医，可能还有救。于是，西医来了，开了新上市的磺胺药。好在当时常熟有卖，李英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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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时，李英又染上伤寒，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能吃东西，靠中医调理，才慢慢地好起来。
李英据此认定，是药救了自己两次生命，所以自己长大以后也要研制更多的药，救治更多的人。
与化学结缘，对李英来说，纯粹是个巧合。1956年，李英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由于不愿离家太远，就与几个同学一起报考了离家较近、位于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最终如愿考取，并如愿选择了制药专业。
在大学5年间，李英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61年毕业时，被保送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了，科研单位的工作受到冲击和影响，科研人员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但李英是幸运的。“五二三”于1967年立项后，李英就成为其中一个项目的研究人员。“当时，‘文革’对我们承担的‘秘密军事任务’干扰不多，因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很多人说‘文革’浪费了他们十年时间，但是对像我这样承担‘五二三’任务的人来说，并不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出来了。能够比较顺利及时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我很欣慰。”对“五二三”在“文革”期间给自己带来的便利，李英一脸的满足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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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渐去后的坚守
自从将青蒿素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并合成蒿甲醚后，李英深深地迷恋上了青蒿素。因此，在“五二三”项目中断后，青蒿素研究已人潮渐去，但李英至今仍在继续致力于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与开发，续写她与青蒿素的故事。
近些年，李英经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青蒿素类化合物还有其他医疗用途。因此，她非常关心自己的发现，能否被人关注跟踪，能否在临床上得到验证。
李英合成的蒿甲醚，在1987年被批准为抗疟药后，1996年又被批准为血吸虫预防药。尽管如此，李英带领她的研究组，仍然继续合成新的青蒿素类化合物。她和同事发现，这类化合物除了能治疗寄生虫病外，还有免疫抑制的作用，有望用于红斑狼疮、类风湿等的治疗。最近，在研究青蒿素类化合物抗肿瘤活性方面，李英又有了新的进展。
“青蒿在我国许多地方都能生长，可以说每一年都可以大量地采集提取。这些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起来。青蒿素这个分子本身也很特别，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矿，别人开采到一定程度就走了，而我就一直在这个矿里继续挖掘，期望它能有深一层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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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英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可供查阅的资料和书籍。李英对记者解释说，她最近正在编写一本科技专著，书名是《青蒿素研究》，目的是比较完整地再现抗疟新药研究的各个环节，介绍近年来青蒿素各方面的研究进展。李英几乎倾尽一生心力研究青蒿素，现在她要把青蒿素的成长史告诉人们。
问：青蒿素的发明取得了巨大成功，您说那是集体的成果。那么，您怎么看待集体科研成果中个人的价值？
答：当年为了研究“五二三”，我们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感觉这是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后来成果出来以后，知道能挽救这么多人的生命，又多了一分自豪感。
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过程中，个人作用虽然不可缺少，但没有必要去特别强调。我读书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上大学不但是公费，每个月国家还发给我12.5元的伙食费，国家培养了我，我回报国家是份内之事。
问：个人荣誉，您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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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开始研究“五二三”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头扎进研究里，无暇去想什么个人荣誉。集体合作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成果自然不能归结在一个人的身上。非要把集体的贡献、作用变成自己一个人的，那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问：最近，复方蒿甲醚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同列为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对此您怎么看？
答：对“新四大发明”，我还是刚听说。社会对这些科学成果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能唤起国人对原创发明的热情。复方蒿甲醚能被评上，说明社会在进步发展，有人看到了我们为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做出的努力。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认为，给科研项目投钱，就像硬币扔到水里，连个响声都没有。这是一种浮躁，太现实了。很多科研项目没有成功，科研人员也就默默无闻。即便有的人成功了，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先前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有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做了一辈子研究试验，最后还是没有做出什么惊动天下的发明创造。而这种付出和结局，社会几乎是永远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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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研究员理查德·海恩斯教授说，发明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奖。但因为受益人难以确定，所以很难选择出谁具有被提名的资格。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答：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一个很多人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取得的世界级医药成果。2004年初，泰国国王颁发2003年度“玛希顿亲王奖”时，我也去了。与以往只奖励个人的惯例不同，这次的颁奖对象就是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集体。作为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我认为个人能否获奖、获得哪种奖项，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只要青蒿素类抗疟药能为国家带来荣誉，带来财富，能够为世界民众尤其是穷人抵御疟疾，维护健康，这就已经足够了。
首创青蒿素类复方药 开创国药获得国际专利先例
周义清 让世界尊重中国原创
本刊记者 刘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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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广东省发明协会和搜狐网共同举办了一个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的评选活动，在建国以来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复方蒿甲醚”爆冷入选。
听到这个消息后，远在北京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周义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作为复方蒿甲醚的主要发明人之一，为了这小小的药片，他和同事们付出了很多，有的人甚至是整整一生。
越南战场上的无形杀手
2月11日是星期天，在北京市京城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78岁的周义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稀疏的银发，清瘦的面孔，温和的眼神……在周义清身上，岁月的沧桑和风雨，似乎不着痕迹。
时间倒退40年。上世纪60年代，周义清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升级，美越双方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经过中央军委的周密部署，周义清和其他专家奔赴越南战场，考察军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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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周义清第一次上战场。1929年出生在山东威海农村的周义清，16岁就参了军，在部队当卫生员，解放战争时经常出没在枪林弹雨中。
在越南战场上，周义清看到：最可怕的不是美军的狂轰滥炸，而是疟疾这个无形杀手。交战双方因为疟疾死亡的人数，一度占到伤亡总数的九成。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一首写疟疾流行的诗：“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徙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周义清深感此诗不虚。
当时中国南方各地，疟疾泛滥成灾。周义清经过广西时，正值丰收季节，金灿灿的稻子长在田里，很少有人收割，却常看到抬着担架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死了亲人嚎啕大哭的老百姓。问当地人：这里的疟疾怎么这么多？得到的回答是：哦，吃芭蕉吃的。
当周义清等人在越南战场的炮火和瘴气中穿梭时，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会请求毛主席帮助研制抗疟药。回国后，周义清和专家们给中央写了考察报告。不久，国家启动了“五二三”项目。“因为‘五二三’既是一个科研任务，又是一个军事任务，还是一个政治任务，能够参加这个项目，进行科学研究，我感到无上光荣，别人都去闹‘革命’，我们就坚持促生产。”周义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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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很多科研人员白天受批斗，晚上搞科研。周义清后来的研究伙伴刘光裕、宁殿玺等人，也都曾去过海南、云南等疟疾流行地区做研究，而且一去就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尽管住在破烂的牛棚，任凭蚊虫肆虐，但始终没有放弃科研。
1976年，周义清参加了到柬埔寨协助防治疟疾的考察团，在疟疾高度流行区工作了半年。他先后6次感染疟疾，每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时，唯一鼓舞他的就是：“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半年后，周义清等人完成了对疟疾流行情况的防治考察和青蒿素等新药的试用工作。
“那个年代大家不计较名利，都是全心全意地奉献。”周义清感慨道，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五二三”项目的老同志，每年都要自发组织聚会。不管现在有多少的争议和分歧，提到当年为了理想齐心协力的岁月，如今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友们，都忍不住热泪纵横。
抓阄吃药试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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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周义清的同事邓蓉仙、滕翕和等人，经过10多年艰难研究，开发了一个新化学结构药——本芴醇，后获国家发明一等奖。这是迄今我国新药的最高发明奖项。周义清为同事取得的成绩骄傲，同时又在思考：抗药性是疟疾防治中最怕触及的“软肋”，不管是青蒿素和衍生物蒿甲醚，还是本芴醇，都将面临这个问题。
未雨绸缪，周义清、滕翕和等人成立研究小组，在早期援外应急药的基础上，开始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其他抗疟药组成复方的先期研究。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学术讨论会。周义清所在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组成复方研究的想法，希望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不料遭遇一盆冷水：“你们没有研究复方药物的条件和能力”。周义清听后很不服气：“当初那么艰苦的条件，我们都做出了成果。现在条件好了，反而做不出来了么？!”
后来，国家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及时给周义清和他的研究小组提供了1.5万元的经费支持，在那里工作的老战友周克鼎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做，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信心。”周义清很感动。回到实验室后，他和同事共同攻关，选出蒿甲醚与本芴醇作为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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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我国疟疾防治已取得很大成效，肆虐多年的疟原虫已掀不起大风大浪。越南战场的硝烟也已散尽，抗疟药物不再是紧急军备用品。周义清他们的研究不再是当时的主流方向。与周义清搭档的滕翕和年事已高，主要工作都要由周义清来做。
实验在宁殿玺负责的研究室中进行。宁殿玺比周义清小十多岁，大学刚毕业就参加了“五二三”项目，一直在做抗疟药研究。整个研究室只有9人，周义清最初只有一个助手。宁殿玺看到这种状况，主动帮助周义清做试验，处理数据和分析结果。
周义清当时已经50多岁，刚从科研管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他很高兴，终于可以专心做研究工作了。年过半百的他，比小伙子还拼命，每天实验室和家里两点一线，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休息。
科研工作并不是只与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和那些白鼠、猴子们打交道。科研人员还要寻找经费，申报成果，开发产品。为了把这个课题组织好，周义清又找到了宁殿玺，请宁殿玺做这个课题的负责人。回忆当年的事情，宁殿玺说：“周义清是我的老领导，他希望我做一些工作，我也无法推辞。周老知人善任，甘居人后，大家都很尊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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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宁殿玺和其他同事们，说服了昆明制药厂，拿出30万元做新药开发。对于很多制药厂来说，仿制一个药物，很快就能生产获利。而支持一个新药，风险高花费大，因此都不愿意介入。昆明制药厂最终决定斥资，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不过，大家都很有信心。
研发资金问题解决了，周义清在北京的实验工作也开展得有条不紊。动物实验的结果出来了，还要验证药物在人身上使用的安全性。周义清想自己以身试药，但遭到同事们阻止。长期的辛苦工作，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为了帮助周义清，研究所全体同事都参加了试药。他们抓阄决定每个人的用药剂量，还秘密准备了一些用淀粉做的“假药”。最后试服下来，吃了“假药”的人反映说头昏眼花，而吃了真药的人反而若无其事。结果公布后，吃“假药”的人有点尴尬。周义清也跟着大伙笑了，他知道试药是在拿身体去冒险，谁都有可能紧张过度。对于当年试药的同事和战友，他至今心存感激。
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终于研制成功了。申报新药要经过多道程序。有的评审专家还提出“尖锐”的意见：“两个药干吗要研究成复方啊？你分别吃不就行了么？”周义清和同事听到这样的答复，既哭笑不得，又着急上火。他们连夜写答辩材料，还要找专家反映意见。再次等待答复的时候，周义清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1992年4月，复方蒿甲醚获得新药证书，世界上首个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在我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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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复方蒿甲醚在中国其实并不广为人知，疟疾病例在中国已经少见。而在地球的另一端，非洲的一些地区，疟疾正在死灰复燃，当地的诊所人满为患。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批批病人在痛苦中煎熬。当地的
卫生部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使用中国人研制的抗疟药物——复方蒿甲醚。神奇的是，住院的病人死亡率立马下降了整整九成。病愈出院的非洲人惊喜地高喊：“这是来自中国的神药!”赞比亚人甚至给它取名“ntwamen”，意思是“我们的福音”。
而当初为了让复方蒿甲醚走出国门，周义清和同事们四处奔波，费尽心血。复方蒿甲醚面对的是国内抗疟药的微小市场和国外贫困地区的疾病，不可能得到丰厚利润，国内制药企业对它兴趣不大。要想发挥这一抗疟新药的作用，造福全球疟疾患者，必须进入国际市场。
“不能再走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老路了!”周义清深知在发明成果的推广中，没有生产企业和贸易公司的介入，只能是纸上谈兵。握着手中的技术成果，他开始了寻找合作伙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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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义清想到了中信公司。早在1988年，中信公司就响应国家号召，帮助青蒿素类抗疟药进入国际市场，在新药推广和市场开发方面有对外合作的经验。中信公司的总经理王军，从事国防现代化建设多年。工作经历和出身背景，使他对高水准的发明成果情有独钟。当时，公司内部争议很大，“中国没有这种病，要到非洲、东南亚去推销，还要投这么多钱，这样怎么能赚到钱？”
周义清和一帮鬓发斑白的科研人员守在门口，耐心地等待和王军面谈。等到双方见面商谈后，王军拍了板：“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要支持国家的项目!我们要有利可图，但不能唯利是图!”周义清听到这话，心里一阵激动：复方蒿甲醚走出国门有希望了。
为了吸取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技人员无意泄露青蒿素研究成果的教训，周义清和同事一起开始申报专利。然而波折丛生，等到与瑞士诺华公司签署风险期协议时，距离申请国际专利的期限仅剩下短短45天。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完成委托书、转让书、法人证明、说明书的起草和公证，有些国家还要求对文件进行认证，并请求世界卫生组织出具说明。按常规，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也要半年。为了实现“国药出洋”，周义清等人又一次发扬了“五二三”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1991年6月12日，距离最后期限还剩下2天，他们终于把文件全部办齐。复方蒿甲醚终于拿到了出国“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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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20日，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中信公司、昆明制药厂等中方单位，与瑞士诺华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启动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中外医药合作项目，目标是让我国科学家发明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让药品按国际标准进入国际市场，中方获得原料药效益和专利药物销售提成。中方的首席科学家代表就是时年65岁的周义清。
按照协议，复方蒿甲醚还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在世界各地重复进行实验和评价。这其实是诺华公司对周义清等中国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能力和水平进行质询，实际上也是一次考试。诺华派人到中方实验室对实验过程中的规范和技术操作进行实地考察，并和外国实验室对比，结果证明周义清等人的实验室数据完全准确可靠。诺华还派人到海南岛进行复方蒿甲醚的临床验证，再一次证实了周义清等人的研究结果。对周义清等中国科学家的能力和水平，诺华终于从半信半疑到刮目相看。
走向世界，是中国医药界一代代人不懈追求的理想。复方蒿甲醚开创了中国原创新药取得国际专利的先例，目前仍是全球同类药物中受国际发明专利保护最多的药品，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25年来仅有的3个专利药物之一，还是全球援助非洲的首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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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一个中国抗疟药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而开创了这个时代的周义清和他的老同事老战友们，平静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和其他安享晚年的老人没有任何区别。周义清在接受采访时一直再说：“我只做了一点点事情，复方蒿甲醚的荣誉属于集体。”
本刊专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逯春明
“神药”提升中国形象
本刊记者 路 琰
在世界最大的疟疾疫区非洲，源自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曾经历过冰火两重天的巨变：开始无人相信，诊所拒之门外；后来众人崇拜，患者争相服用。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经历？它对非洲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逯春明。
孩子名字取自中国药名
在非洲待过12年的逯春明，现在还是青蒿素类抗疟药生产企业——北京华立科泰公司的总裁。记者见到他时，离大年三十只剩一天，地点在“华立科泰”办公所在地——北京富尔大厦。在这座公司云集的写字楼里，不知道“华立科泰”的人并非少数。但在非洲，“华立科泰”和它的抗疟药品“科泰新”，却“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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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有人说，你跟成千上万非洲人的健康有关，这样说准确吗？
逯春明：比较准确。我在非洲从事抗疟工作十几年，直接治愈和服用我们公司产品痊愈的疟疾患者，至少有1000万人次。
记者：疟疾在非洲，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逯春明：在非洲，疟疾不仅仅是一个卫生和健康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在一些国家，谁要竞选总统，一般都要向民众承诺防治疟疾。也就是说，疟疾在非洲是一个能够影响总统选举的问题。
记者：青蒿素类抗疟药在非洲被视为“中国神药”。为什么？
逯春明：主要原因是青蒿素类抗疟药的疗效，确实太好了，而且基本上没有副作用。在肯尼亚疟疾疫情严重的奇苏姆省，至今流传一个故事：在内罗毕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位孕妇得了恶性疟疾，如果用过去传统的奎宁类药物治疗，即使母亲活下来，胎儿也会流产或者畸形。医生试着用“科泰新”青蒿素类抗疟药治疗孕妇，结果孕妇完全康复，后来胎儿也顺利健康出生。这位曾因疟疾失去过两个孩子的母亲，特意给新生孩子取名“Contecxin”——这个词在肯尼亚人的字典上找不到，但它的中文发音就是“科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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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最初瞧不起中国药
对于学医的逯春明来说，最初对疟疾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课本。他自己从未想过和疟疾打交道。但世事难料。1995年，大学毕业没几年的逯春明，整天忙于向东南亚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无奈市场饱和，效果不佳，经过再三权衡，决定转向非洲市场。这年7月，26岁的逯春明告别新婚的妻子，和一名同事来到了东非的肯尼亚。
记者：那个时候，当地人如何看待青蒿素类抗疟药？
逯春明：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青蒿素在学术界已有很高知名度，临床上也证明了其抗疟疗效非常显著。因此，我以为青蒿素类抗疟药可以轻而易举进入非洲市场。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不少非洲人瞧不上我们。非洲曾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在治疗疟疾上，人们习惯于使用欧洲人发明的奎宁类药物。对于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他们是看不上的。另外，他们还认为，因为临床实验数据全部源自亚洲，所以青蒿素类抗疟药并不一定适合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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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们当时是如何跑市场的？
逯春明：我和同事开着一辆很小的菲亚特，逐个诊所跑，和医生约谈。得到预约后，就坐在走廊的病人堆里等候，一般都得等上四五个钟头。好不容易和医生见了面，没说两句话对方就下逐客令：“你们走吧，下次别来了。”一次约谈不行，我们就两次、三次地继续约谈，混个脸熟后，就把药免费送给诊所试用，至于他们用不用再说。我们在8个多月里，拜访了肯尼亚2000多名医生，当时肯尼亚的注册医生也就2300多名。除了特别偏远和那些位于战乱地区的诊所，其他诊所我们都走遍了。
记者：那最后局面是怎样打开的呢？
逯春明：这要感谢中国政府。1998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医疗组，到非洲一些疟疾疫区开展临床示范性治疗，我也参与其中。医疗组将病人分为两组，一组从静脉注射奎宁类药物，一组从肛门塞入青蒿素栓剂。使用青蒿素栓剂是为了避免患者注射时感染艾滋病。但这种做法最初并未被大多数患者接受，他们觉得打点滴才更像是在治疗疟疾。最终结果是，用青蒿素栓剂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零，用奎宁类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却很高。这样一来，大家对青蒿素类抗疟药都佩服了，主动要求服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患者数量猛增。我曾用摄像机记录了一个病重儿童的治疗过程：一个叫约瑟夫的大眼睛男孩，感染疟疾后昏迷多天，命悬一线，使用青蒿素栓剂后，第二天就坐了起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病人们开始拿着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外包装盒，对医生和药剂师说：“我就要这个药!这个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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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名留青蒿史
因为在非洲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逯春明获得了不少荣誉，还被评为“首届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但在他的办公室里，却看不见任何奖杯和证书。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明显感觉到逯春明不像一个商人。
记者：作为一个商人，你到非洲以后思想上有何变化？
逯春明：十几年前第一次远赴非洲，我很彷徨；与妻子长年分离，内心充满歉疚；经常面对疟疾患者，心里难免有些恐惧。我不是勇士，也不是英雄，当时的坚守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理想，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理想，是我们所有人的理想。我那些常驻非洲的同事，薪水 不高，但他们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做着一件事情——推动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人类，推动中国药品国际化。或许这个理想要等到下一代才能真正实现，我们这辈子就做探路先锋吧。我们有一句话，“不求名留青史，但求名留青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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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们在非洲经常到疟疾疫区，在那里最深切的感触是什么？
逯春明：在第一线接触患者，我经常看到很多生命在瞬间消失，好端端的家庭从此支离破碎；而只要一盒药，一切就可以挽回。在这些地方，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救人于水火”。这几个字以前只是一个概念，但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感受就不一样。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在非洲能待那么长时间，这中间有很多体会和感受是说不出来的。
记者：作为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的副会长，你如何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
逯春明：一个主要原因是，和非洲人接触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感情也会变深。这些年来，除了在经济上与非洲往来之外，我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包括学术研究和交流等方面，都和非洲有密切交往。另外，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也希望吸纳一些真正在非洲基层工作，能够看到、听到、见到非洲真实情况的人士。这些人士常被媒体称作“民间外交官”。事实上，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一个个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所作所为，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其实也是代表中国为改善非洲民众健康做贡献，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