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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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3日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我们课题组经过一年研究，认识到：中医药学符合未来医学的方向，有自己的优势，但50多年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的重要战略地位，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造福13亿人民。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医药卫生界的重要体现。
一、从抗击SARS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2003年4月上中旬，课题组到广州调查中医治疗SARS疗效。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中医药，疗效远优于西医，中西医两条腿走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 百拇医药 中西医两条腿走路或说中西医配合治疗所起的主要作用是：
(一)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钟南山院士所在医院到2003年5月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人，仅1人死亡；广州中医介入最早，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全国约7%。
(二)降低了治疗成本
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三)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 百拇医药
中医治疗SARS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同。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人员运用中医药抢救了大量SARS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专家一致建议，要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建立研究网络，制定应急预案和研究预案。
在SARS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医药之所以能发挥特殊作用，做出巨大贡献，在于中医药的比较优势。与西医对抗疗法不同，中医虽无微生物学理论，但其“戾气”学说自有一套解决病毒性疾病的方法。中医治疗并非与病毒对抗，而是注重调护病人正气，使邪不胜正，给邪以出路。正如家中进了小偷，中医西医处理完全不同。
二、中医药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虽然《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目前实际已处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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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
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2001年33.4万人，比1949年只增长21%。西医医生1949年8.7万人，2001年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2449家，二者之比约4:1，而且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
2003年，西医院校与中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
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
(二)中医院校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而教育失误中最大的则是中医教育失误。失误之处在于中医教育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被遗忘、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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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没有一所真正的中医院校，全是中西医“结合”院校。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且是必考课程；中医经典著作不深入研读，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甚至中医四大经典已经改为选修课，不必考试了。在技能培养上，西医的各种仪器实验不少，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硬功夫训练不多；毕业时，许多学生缺乏中医思维、更不会用中医思维来看病，一些学生自己就看不起中医；如此培养的中医大学生既不能当中医用，也不能当西医用，只是两个中专生，毕业后，许多人纷纷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而众所周知，西医院校几乎不学一点中医，更无中医技能训练。所以然者何？就是要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说，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这样培养出的很难说是中医高级人才。这些研究生已无多少中医味道了，他们成为教授、博导以后，再教出来的学生还是中医吗？如某一西医硕士考上了中医博士生，做了3年耗子实验，拿到了中医博士学位；工作后又当上了中医学院院长，不断要求中医学生做西医式实验，称之为搞“中医现代化”。这不是在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是在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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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否定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纯正中医后继乏人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名医。但现行医疗制度与政策，基本否定了师徒传承模式，甚至使其无容身立足之地。
中国讲究师徒传承。迄今，戏剧、国画、相声、书法、武术等等仍在提倡拜师，为什么中医不能拜师学艺？许多东西“不可言传，只可心授”，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西方研究生制度重经济利益轻师生情感，真知绝活难以直接传承。现今的中医教育、职称和执业资格制度，导致真正中医越来越少，今后可能就会像日本那样，不再有真正中医了。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且均已70岁以上高龄；50年代以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已为数不多，也已年近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正成就者、知名者甚寡。纯正中医后继乏人已成严重问题。
(四)按西医医院方式管理中医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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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大小中医院虽有近2500家，但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没有真正传统的中医医院。一则，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二则，断病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三则，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四则，抓药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五则，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因此，现行中医医院已经难以称为真正中医临床基地了，也没有多少中医大夫真正能按中医思维看病了。甘肃天水中医院从德国贷款1000多万欧元购买德国医疗设备，还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难怪有人说如今三级甲等的中医院，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西医院。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医大夫靠卖脑子开处方养活不了自己。所以针灸在国外开花，而在国内衰败。因为针灸大夫赚不到钱，许多医院撤消了针灸科。
(五)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基本无法兼容。但中医得不到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的基本承认，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将西医作为唯一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硬要由西医认可中医疗效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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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当时的卫生部不予承认。1957年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主管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中药处方，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刘海若，英国两次宣布其“脑死亡”，回国后，中医辨证论治，采用方药、针灸、按摩等手段综合治疗，效果显著。但对外宣传开始根本不提中医，后迫于压力又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试想，若说中国的西医治好的，外国人相信吗？难道中国的西医比英国的水平还高？
最为典型的是这次抗击SARS。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非常显著，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及时推广。今年4月，广州中医专家应科技部徐部长之邀，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治疗SARS的经验，一些权威人士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进行对比，如果证明确实有疗效，我们再组织推广”，“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这犹如三国时诸位将军屡败于华雄而仍瞧不起布衣关羽一样。西医虽然明知抗生素、激素等西药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可名正言顺在病人身上进行超大剂量试验，美其名曰是治疗：被西药治好的人，今天近半数已开始出现股骨头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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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中药科研走向废医存药
中药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多年的实施过程来看，基本的思路和做法是要与国际接轨，想按西医的科研思路与标准，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治疗某种病的“新型中药”。这完全是研究开发新西药的方法，若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是无可非议的，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西化，必然导致废医存药，最后连中药也将不复存在。
如，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性能，已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中药，与黄连素、麻黄素等植物药提取物一样，早已归于西药范畴。其实，国外炒做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中药成分化的结果，是辨病使用中药或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的结果。一些人不遵守中医“药之害在医不在药”之理念，盲目修改《约典》中龙胆泻肝丸处方，必然导致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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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即主要针对西医病名并按西医理论进行实验来开发中药新药，根本就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成药来。因为六味地黄丸并不专治某一种病，而是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之证使用，其应用范围很广，疗效也极为显著。据统计，用六味地黄丸治好的病有430多种，但若按西医病名使用，什么病也治不了。所以，中药研究寻找有效成分、走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打个比喻，解放军中谁起的作用最大，毛主席，但仅由毛主席组成解放军是不成的。
三、中医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5000年得以繁衍昌盛的重要基础，是伟大、优秀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现存古籍中，1/3是医籍。现今中医药地位低下甚至陷入困境，既有认识问题，有制度问题，也有中医自身问题。
(一)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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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奋起图强，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总觉得我们处处不如人，外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50年代，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中央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他们的影响始终存在。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是其中心论点。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并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本身就是系统论，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一些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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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卫生的某些法律法规与制度导致在管理上歧视和阻碍中医
1982年，“发展传统医药”写进宪法。但是，中西医从未平等过。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按此说法，邓铁涛、陆广莘等都无资格行医，因为他们都没有中医学院文凭。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是考的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并不考中医内容：这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
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会受法律制裁；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却没有任何责任。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行之有效的中医急救方法现已消亡殆尽。
另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在发展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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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导致中医药科研发展缓慢
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是在受指责中生活，疲于应付。中医界为了求生存，提出“中西汇通”论，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要“求同存异”，结果弄得中医不像中医，弄得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精髓，弄得中医不敢坚持自己的学说，成天喊叫“结合”，其实是自惭行秽，要西医“拉兄弟一把”。
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纯正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如此下去，再过20年，传统中医文化将只存在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了。日本应用中医药1400年。但明治维新否定了中医的合法性，今天法律只允许西医大夫辨病开“中药”，所以就出现了小柴胡汤事件。日本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医。
再者，被动、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进行中医研究，限制了中医药科研。中医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均简单模仿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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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医院西化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我国中医院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的中医院并不多见。诊断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处方大都是中西药并用；验效则多采用西医手段确认。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真正基础日趋薄弱。
四、中国需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一)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
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人均4650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而美国人口才2.8亿，只占世界人口的5%。即使如此，美国尚有15%(即约4000万)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在美国，若无政府补贴，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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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若采用美国模式，且不论西医学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即使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额水平，我国就需要1.3万亿美元投入，而我国2002年的GDP总额才1.35万亿美元。或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13%的水平，2001年我国就需要投入1.2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实际只投入5150亿元，占GDP的5.3%。因此，我国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国情国力也不允许采用这种模式。
(二)中医药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显著特点的系统的医疗保健体系。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强调养生。防病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而这正是西医过去忽视现在刚开始重视的东西。中医强调上工医未病，即预防疾病产生，小病要及时治，以免变成大病。这正是现代预防医学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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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简便廉验。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
中医在防大疫上，也屡建奇功。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末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病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曾是历史上可怕传染病的天花，北宋年间中国就发明了通过种人痘预防天花，后传入欧洲改进成为牛痘。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西方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传染病，重要原因就是中医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医对近几十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5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流行乙型脑炎和麻疹。中医疗效超过世界水平，且无后遗症。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234”。今年的SARS防治，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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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在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人口覆盖率高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近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主要的受惠者是城镇、且是城镇中有公费医疗保障条件的部分人，80%左右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被排除在外。在普遍医疗卫生服务上，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为此，中国受到了世界的批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以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总之，这个体系必须是为13亿人服务而不只是主要为2-3亿人服务的。这个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振兴中医药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http://www.100md.com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我们课题组经过一年研究，认识到：中医药学符合未来医学的方向，有自己的优势，但50多年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的重要战略地位，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造福13亿人民。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医药卫生界的重要体现。
一、从抗击SARS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2003年4月上中旬，课题组到广州调查中医治疗SARS疗效。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中医药，疗效远优于西医，中西医两条腿走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 百拇医药 中西医两条腿走路或说中西医配合治疗所起的主要作用是：
(一)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钟南山院士所在医院到2003年5月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人，仅1人死亡；广州中医介入最早，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全国约7%。
(二)降低了治疗成本
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三)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 百拇医药
中医治疗SARS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同。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人员运用中医药抢救了大量SARS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专家一致建议，要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建立研究网络，制定应急预案和研究预案。
在SARS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医药之所以能发挥特殊作用，做出巨大贡献，在于中医药的比较优势。与西医对抗疗法不同，中医虽无微生物学理论，但其“戾气”学说自有一套解决病毒性疾病的方法。中医治疗并非与病毒对抗，而是注重调护病人正气，使邪不胜正，给邪以出路。正如家中进了小偷，中医西医处理完全不同。
二、中医药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虽然《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目前实际已处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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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
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2001年33.4万人，比1949年只增长21%。西医医生1949年8.7万人，2001年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2449家，二者之比约4:1，而且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
2003年，西医院校与中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
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
(二)中医院校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而教育失误中最大的则是中医教育失误。失误之处在于中医教育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被遗忘、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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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没有一所真正的中医院校，全是中西医“结合”院校。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且是必考课程；中医经典著作不深入研读，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甚至中医四大经典已经改为选修课，不必考试了。在技能培养上，西医的各种仪器实验不少，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硬功夫训练不多；毕业时，许多学生缺乏中医思维、更不会用中医思维来看病，一些学生自己就看不起中医；如此培养的中医大学生既不能当中医用，也不能当西医用，只是两个中专生，毕业后，许多人纷纷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而众所周知，西医院校几乎不学一点中医，更无中医技能训练。所以然者何？就是要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说，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这样培养出的很难说是中医高级人才。这些研究生已无多少中医味道了，他们成为教授、博导以后，再教出来的学生还是中医吗？如某一西医硕士考上了中医博士生，做了3年耗子实验，拿到了中医博士学位；工作后又当上了中医学院院长，不断要求中医学生做西医式实验，称之为搞“中医现代化”。这不是在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是在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
, 百拇医药
(三)否定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纯正中医后继乏人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名医。但现行医疗制度与政策，基本否定了师徒传承模式，甚至使其无容身立足之地。
中国讲究师徒传承。迄今，戏剧、国画、相声、书法、武术等等仍在提倡拜师，为什么中医不能拜师学艺？许多东西“不可言传，只可心授”，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西方研究生制度重经济利益轻师生情感，真知绝活难以直接传承。现今的中医教育、职称和执业资格制度，导致真正中医越来越少，今后可能就会像日本那样，不再有真正中医了。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且均已70岁以上高龄；50年代以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已为数不多，也已年近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正成就者、知名者甚寡。纯正中医后继乏人已成严重问题。
(四)按西医医院方式管理中医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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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大小中医院虽有近2500家，但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没有真正传统的中医医院。一则，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二则，断病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三则，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四则，抓药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五则，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因此，现行中医医院已经难以称为真正中医临床基地了，也没有多少中医大夫真正能按中医思维看病了。甘肃天水中医院从德国贷款1000多万欧元购买德国医疗设备，还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难怪有人说如今三级甲等的中医院，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西医院。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医大夫靠卖脑子开处方养活不了自己。所以针灸在国外开花，而在国内衰败。因为针灸大夫赚不到钱，许多医院撤消了针灸科。
(五)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基本无法兼容。但中医得不到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的基本承认，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将西医作为唯一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硬要由西医认可中医疗效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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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当时的卫生部不予承认。1957年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主管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中药处方，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刘海若，英国两次宣布其“脑死亡”，回国后，中医辨证论治，采用方药、针灸、按摩等手段综合治疗，效果显著。但对外宣传开始根本不提中医，后迫于压力又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试想，若说中国的西医治好的，外国人相信吗？难道中国的西医比英国的水平还高？
最为典型的是这次抗击SARS。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非常显著，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及时推广。今年4月，广州中医专家应科技部徐部长之邀，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治疗SARS的经验，一些权威人士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进行对比，如果证明确实有疗效，我们再组织推广”，“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这犹如三国时诸位将军屡败于华雄而仍瞧不起布衣关羽一样。西医虽然明知抗生素、激素等西药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可名正言顺在病人身上进行超大剂量试验，美其名曰是治疗：被西药治好的人，今天近半数已开始出现股骨头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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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中药科研走向废医存药
中药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多年的实施过程来看，基本的思路和做法是要与国际接轨，想按西医的科研思路与标准，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治疗某种病的“新型中药”。这完全是研究开发新西药的方法，若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是无可非议的，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西化，必然导致废医存药，最后连中药也将不复存在。
如，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性能，已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中药，与黄连素、麻黄素等植物药提取物一样，早已归于西药范畴。其实，国外炒做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中药成分化的结果，是辨病使用中药或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的结果。一些人不遵守中医“药之害在医不在药”之理念，盲目修改《约典》中龙胆泻肝丸处方，必然导致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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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即主要针对西医病名并按西医理论进行实验来开发中药新药，根本就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成药来。因为六味地黄丸并不专治某一种病，而是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之证使用，其应用范围很广，疗效也极为显著。据统计，用六味地黄丸治好的病有430多种，但若按西医病名使用，什么病也治不了。所以，中药研究寻找有效成分、走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打个比喻，解放军中谁起的作用最大，毛主席，但仅由毛主席组成解放军是不成的。
三、中医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5000年得以繁衍昌盛的重要基础，是伟大、优秀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现存古籍中，1/3是医籍。现今中医药地位低下甚至陷入困境，既有认识问题，有制度问题，也有中医自身问题。
(一)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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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奋起图强，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总觉得我们处处不如人，外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50年代，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中央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他们的影响始终存在。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是其中心论点。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并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本身就是系统论，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一些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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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卫生的某些法律法规与制度导致在管理上歧视和阻碍中医
1982年，“发展传统医药”写进宪法。但是，中西医从未平等过。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按此说法，邓铁涛、陆广莘等都无资格行医，因为他们都没有中医学院文凭。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是考的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并不考中医内容：这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
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会受法律制裁；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却没有任何责任。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行之有效的中医急救方法现已消亡殆尽。
另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在发展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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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导致中医药科研发展缓慢
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是在受指责中生活，疲于应付。中医界为了求生存，提出“中西汇通”论，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要“求同存异”，结果弄得中医不像中医，弄得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精髓，弄得中医不敢坚持自己的学说，成天喊叫“结合”，其实是自惭行秽，要西医“拉兄弟一把”。
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纯正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如此下去，再过20年，传统中医文化将只存在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了。日本应用中医药1400年。但明治维新否定了中医的合法性，今天法律只允许西医大夫辨病开“中药”，所以就出现了小柴胡汤事件。日本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医。
再者，被动、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进行中医研究，限制了中医药科研。中医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均简单模仿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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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医院西化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我国中医院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的中医院并不多见。诊断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处方大都是中西药并用；验效则多采用西医手段确认。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真正基础日趋薄弱。
四、中国需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一)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
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人均4650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而美国人口才2.8亿，只占世界人口的5%。即使如此，美国尚有15%(即约4000万)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在美国，若无政府补贴，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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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若采用美国模式，且不论西医学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即使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额水平，我国就需要1.3万亿美元投入，而我国2002年的GDP总额才1.35万亿美元。或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13%的水平，2001年我国就需要投入1.2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实际只投入5150亿元，占GDP的5.3%。因此，我国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国情国力也不允许采用这种模式。
(二)中医药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显著特点的系统的医疗保健体系。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强调养生。防病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而这正是西医过去忽视现在刚开始重视的东西。中医强调上工医未病，即预防疾病产生，小病要及时治，以免变成大病。这正是现代预防医学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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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简便廉验。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
中医在防大疫上，也屡建奇功。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末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病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曾是历史上可怕传染病的天花，北宋年间中国就发明了通过种人痘预防天花，后传入欧洲改进成为牛痘。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西方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传染病，重要原因就是中医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医对近几十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5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流行乙型脑炎和麻疹。中医疗效超过世界水平，且无后遗症。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234”。今年的SARS防治，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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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在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人口覆盖率高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近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主要的受惠者是城镇、且是城镇中有公费医疗保障条件的部分人，80%左右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被排除在外。在普遍医疗卫生服务上，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为此，中国受到了世界的批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以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总之，这个体系必须是为13亿人服务而不只是主要为2-3亿人服务的。这个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振兴中医药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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