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年噩梦
多维记者万毅忠报导/望闻问切、号脉观神这一将悬壶郎中与懨懨病患囊括其间的画面，就像一部黑白默片中记录下来的情景，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似乎在旧时的日子里，人们生死无悔，从没有人对这祖宗流传下来的医术说过不字。
但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国门，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也让中医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噩梦之中。06年4月，长沙的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10月6日他又和美国纽约的华人康復医生王澄一起提出《关於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并徵集签名，由此引发了最新一波对中医的挞伐，在海内外中文网站引起了激烈争辩，10月16日，中国卫生部表态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国内各门户网站也接到论战禁止令，让处於守势的中医获得了片刻的安寧。然而透过这一面由官方赐予的盾牌，人们再一次感觉到了中医在百年噩梦中的悸动。
唯中国有两个医
06年10月，王澄在国际互联网发表了一篇题為《中医和我们，既生瑜何生亮》的文章，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疾恶如仇的立场。他在位於纽约法拉盛的一傢俬人诊所内向多维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立场，导致这一立场的既有来自其父的渊源，又基於自身的经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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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的父亲早年就读於瀋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日本满洲国医科大学，通德文和日文，毕业时满洲已经解放，他父亲投身於新中国的医疗事业，1955年赴新疆支援新成立的新疆医学院，任学院病理科副主任，后被派去学俄文，并自学了英语。王澄认為他的父亲具有开放的胸襟，对人类的知识充满渴求，但后来被派去北京参加针对西医专家的中医培训，却无法接受中医学说，回到乌鲁木齐直对夫人说：中医胡说八道。这是幼时王澄对中医的第一印象。
王澄还告诉多维：「有一次我父亲受令急飞北京，回来后我听到他跟我妈妈说，原来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说中医能治癌症，希望中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治疗一位病人，周总理一听就害怕了，连忙召集专家开会。我爸爸作為专家去了北京，大家开会的结论是中医治癌并非属实。」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王澄自小对中医就有一双审视的眼睛，后来他个人的经歷和学识逐渐使他站在了中医的对立面。
王澄上山下乡时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个50多岁的老单身汉姓帅，由於双手患有内风湿关节炎，无法乾重活，在村里食堂里做管理员。1969年时他存了一千元巨款，考虑是先娶老婆呢还是先治疗双手。考虑再三，他决定先把手治好了，因為有了健康，老婆自然就有了。那时王澄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位中医，收了老帅的钱之后，郑重其事地说：「你的病為时已久，我必须给你下重药。」就在用药的第二天，老帅暴死，郎中也跑了。老帅的死让王澄至今还很激动：「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件事情没人管，人被害死了也没人过问。在农村，你死活都没人管，我发现社会底层原来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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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年，王澄已经是新疆医学院工农兵学员中的高年级学生，一次随医疗队下乡，遇到一个四瘫的小伙子被人抬来抢救，他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弹了。原来这个小伙子有精神病，一位中医用大针从他的大椎穴插进去，切断了颈椎，送来医疗队抢救，但回天无力，小伙子很快就死了。30年后，王澄向记者比划著那根针的粗细：「我看到了那根大针，有打毛线的针那麼粗，可能在脖子里还捻动了。」
王澄告诉多维，直到那个时候，他对中医还没有彻底绝望，他带著更多的问题观察中医，但结果总是让他失望。1977年，王澄毕业后到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工作，听患者说中医不用开刀就能治愈食道癌。他慕名骑著自行车去乌鲁木齐郊区，进入一间空房子里，里面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治愈了食道癌，并拿出病人留下的医院病歷，王澄发现那是他的同事写的病歷，上面记载了患者吞咽困难，怀疑有食道肿瘤，但没有确诊。病人之后找到中医，喫了一些药后，吞咽问题消失了，这人就宣称自己能治愈食道癌。王澄告诉多维：「要确诊食道癌，要拍X光，要做活检和病理分析。那时我还天真，骑了很久的自行车去寻找奇跡，结果认真而来，反感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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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反感而去，使王澄与中医越行越远。后来他在国内完成了西医博士的课程，88年离开工作单位北京安真医院，先后在美国的杜克大学、Emory大学、费城心臟研究所和纽约Maimonides医院做研究，之后在纽约Maimonides医院和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做住院医生，於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康復专业毕业后，开设了私人诊所。
他带著对中国的记忆行走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有一天他突然省悟到：「全世界都衹有一种医学，那就是现代医学，衹有中国支持两种医学。要麼全世界错了，要麼中国错了。」在与多维的访谈中，王澄重申了他这一最引人瞩目的发现。
这一省悟令他自己也大喫一惊，接著他就怀疑，中国的医疗体制可能从1949年开始就出错了。在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之后，他於2006年1月写了长文《从美国看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由於中国的《健康报》拒绝登载此文，王澄将全文上网并自行印刷成册。王澄在封底写上了自己的墓誌铭：「给我机会，让我看让我想，我会和别人说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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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10月，王澄起草了《关於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一些话语引起激烈震荡。他敦促中国「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关於中医的内容。」呼吁中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為国家唯一的主流医学」，并「立即停止中药研究」。
王澄為中医设想的情景是：和其他国家的传统土医一样，中医存在於民间文化之中，无声地潜伏在街巷村陌，衹要不害人，信者尽可以去看，就如和它歷史同样悠久的风水算命，远离国家的医疗体制。王澄引用汉医在日本明治维新后遭受废医存药的命运，认為中国对中医应该更严厉，要废医验药。
像一百多年来挞伐中医的人一样，王澄告诉多维他这次用的也是现代科学这一利器：「中医往下垮的原因是它抗不过现代科学，科学带来进步，电脑和X光连在一起就是CT，后来又產生了核磁共振，数学物理化学生化是现代科学的根，因為这些现代科学是在同一个体系里的，各学科可以相互促进。而脱离现代科学的中医，就像是一个孤儿，在现代人往前看时，他们还往后看，沉溺於祖先留下的稀少的古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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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等中医古籍在王澄看来是没有完成进化的古化石，他曾譔文说：「中医是人类进化到17世纪以前的一块化石，归入中国的正统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歷史性的错误，并导致中医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医与当代中国大陆社会进步格格不入。它不属於科学，而属於宗教范畴。」他在06年8月譔文猛烈抨击中国工程院的四名中医师院士，认為「喇嘛道士都会」随著满嘴阴阳五行的人「成為院士」。
王澄在06年11月发表的《疑难杂症-医生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类群体的黑话》一文中，对中医的绝活-治疗疑难杂症进行了猛烈攻击。他提出美国没有疑难杂症，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也不会得疑难杂症，疑难杂症衹是水平低下的中医的哄人之说。王澄举毛泽东為例：1974年，毛得了一种病，吞咽无力流口水，两手两腿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明显萎缩，被中国最顶尖的西医诊断為极為罕见的运动神经元性肌肉萎缩病ALS，最多能活两年，毛泽东果然於1976年9月逝世。王澄认為：「如果没有西医，毛泽东也会被中医说成死於疑难杂症。」
剧烈的现代风扫荡著古老的中国，有的地方焕然一新，有的地方沦為死角，王澄认定那被遗忘的死角，就是中医。他相信自己参与发起的2006年中医争辩硬是活生生地把中医这块黑洞洞的天划了一个大口子，让阳光洒了进来。他告诉多维：「我们的观点和做法，会借著中国的现代风张扬出去，多年之后，你会看到我们的观点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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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减弱中医的香火，王澄在06年8月向国内中医学院的学生们发出了《王澄医生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信中呼吁「把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先把自己训练成一个100%合格的西医。」他提醒中国的年轻人「中医在中国大陆将被赶出主流医学的事是早晚的事，你们千万不要做了中医的殉葬品，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你们每天咏经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是在考古还是在学艺。」令王澄意外兴奋的是，这麼一封颠覆性的信件竟然登载在国内的新华网上。
06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澄处於一种亢奋之中，他告诉多维：「我们的论点发表以后，中医界自己炸了锅，西医在旁边看热闹。」被国内媒体称為「体制内培养出来的挑事者」的王澄，现在每天忙碌於自己位於纽约市皇后区的三家博爱復健医疗中心，他在接受多维访问时，坦陈自己作為华裔美国西医对中国医疗事业的关注：「我从小在中国受正统教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医疗体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中医医生。」
对中医的百年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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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传教士医生在珠江三角洲以行医的方式辅助传教。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传教医生郭雷枢来华，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為贫民免费治病。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為先锋进入中国。1838年郭雷枢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西医最初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发中西医之争。
对中医的抵制首先开始於日本。日本的「汉医」源自中医，在日本曾一度佔据了医学主流，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引进了现代医学，日本医学界广泛要求废除汉医。与此同时，日本对汉医药「废医存药」，基於对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开发了很多汉方药。
这股对传统的挞伐之风很快就传回了中医一枝独秀的中国，最初的反中医者们以浙江省籍人士居多。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首度明确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914年，钱塘举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决定废止中医，不用中药：「餘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废中医之议。在抗议人士不断的请愿下，北洋政府回应：「非有废弃中医之意」，废医之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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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开始，海归人士成為反对中医的主流，如主导全面废止中医活动的餘云岫、大作家鲁迅、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戊戌变法领袖梁啟超、中国近代啟蒙思想家严復、被称為「欧化和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中国共產党创始人陈独秀等都倡导废除中医。鲁迅在《吶喊》自序中指出「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於西方医学的事实」，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產。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係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1929年餘云岫以委员身份出席中华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提出建议要求全面废止中医，并由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因遭到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上海中医药界人士為了庆祝这一胜利，把每年3月17日定為「中国国医节」。
1933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精卫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於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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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后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发表文章，指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他认為：「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他声明：「我是寧死不请教中医的，因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中国在民国时期全面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近代医学史把“中医西医化”的思想流脉称為“余云岫现象”(资料照片)
1950年5月，餘云岫参加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再度提出废止中医方案，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还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1953年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批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与副部长王斌被撤职。
1961年台湾的的李熬发表过两篇关於废除中医的文章，他在《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中说：「旧医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為民族进化计、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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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对中医学给予了政策上扶植，中医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试图反对中医。在1979年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中，「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理性动摇了中医的民间基础，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製定的《宪法》试图在医学上用两条腿走路，它在第21条中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从20世纪末开始，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一波对中医的批判，有些网站还开闢了批判中医的专栏，一些网络名人活跃其间。直到2006年6月，长沙的中南大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在博客上发表系列文章，温和地提出了：「我们的主张既不是废除中医，也不是取消中医，而是推动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在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状况下取消中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且未必就有好处。」后来，他又与住在纽约的王澄发起了「徵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引起激烈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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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週刊发表《西医非要逼死中医？》一文，认為签名是一百年来多次争辩的持续，衹是中西医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医每战每退。公告的首位籤名者、纽约医生何刚在接受多维采访时说：「中医是滞后了两千年的国粹，在西医不断淘汰、纠正、创新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中医抱残守缺、停滞不前，两千年保持同一张面孔。」
签名发起人王澄告诉多维：「这次对中医的挞伐自下而上，是民间打中医，不同於从前，以前是留东洋和西洋回国的人当了高官之后搞洋务，当时草根是护著中医的。这次政府表态不同意我们，中医也要批判我们。本来我们作為草根，就如小草一样一脚就能被踩死，但这次没有死，是因為我们说的是真话。我告诉对手：从80年到现在，你们垮得一塌糊涂，就是因為中国现代化进程，衹要中国前进，你们就会继续往下垮。」
中医的窘况
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50万，1978年人数大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目前在中国大陆，衹有27万名中医，西医人数在1949年不足9万，今天已达175万，西医和中医呈五比一的对比态势。但实际上，在27万中医中，衹有3万人还在用中医看病，其餘都是用西医的办法看病。在中国目前的医疗实践中，西医和中医的比例达到了近70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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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名中医人数从1980年代的5千多人也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500人，有人直嘆中医药传承出现危机。儘管中国大陆现有32所中医院校，但1/3至1/2的课时都是讲授西医课程，毕业生多数不会望闻问切，被人讥為假中医。
迴首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施行「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政策，这种「中医為体，西医為用」的结合式方针使低成本的中医能徧及中国大面积的贫困地区，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那个年代可谓是百年间中医少有的黄金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
王澄告诉多维，目前中国大陆，认為医院讲求经济效益，能赚钱的是英雄，CT、核磁共振、手术室都很赚钱，中医科因為势弱不盈利，被戏称為豆芽科。王澄说：「本来应该是现代科学打败中医，但现实中，医院追求金钱这个极為错误的做法，一下子把中医打得没影儿了。」
有报导说，一家有200名医生的医院，中医科人数有14名，由於缺少患者登门，中医科近乎关门，医院被迫裁人，除针灸、按摩、理疗等项目保留4名医生之外，其餘十人每月领取350元生活费，打道回府自谋出路。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年富力强的中医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国家还在大批地培养新的中医学院毕业生，儘管毕业生的去向可能是推销药品或去娱乐中心做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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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留意到在他和张功耀联合发出《关於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之后，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司履生教授譔文《中医在中国已经退出了主流医学》，称中医早已退回民间了，因為现在已经很少有医院还用中医诊病。王澄告诉多维：「我知道在国内，就有医院院长扬言说如果不是评三甲医院规定一定要配置中医科，早把中医踢出医院了。」
作為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授，司履生指出的事实是在中国哪怕一个镇一级的卫生院，都是由学过现代医学的医生佔主导地位，就连残留下来的部分赤脚医生，也在用抗菌素和打吊针，不采用现代医学，医院恐怕无法生存。
在司履生的文章中，中医的活动范围被描述成衹是在那些偏远山区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得了病没办法，才找当地的中医，聊以自慰。城里人相信中医得病看中医的的已经不多了，哪些人去找中医呢，一是得了晚期癌症，奄奄一息，想在中医中创造个奇跡，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人，去找那些自吹有祖传秘方的中医，或者他们的家人，為了尽心而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医早已被边缘化了，而且还要越来越远地退出主流医学，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趋势。 无独有偶，中医的衰退在台湾也早已出现，根据台湾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所1996年的一项研究，台湾经由正规中医教育体系所培育的中医系学生，在毕业后大部分都选择执业西医，仅极少数选择中医执业，九成的中医系学生选择一毕业后先至西医受训。研究发现台湾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不整合且偏西医的局面，不仅医疗结构如此，中医系的医学教育亦呈现双元的体制。, http://www.100md.com
但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国门，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也让中医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噩梦之中。06年4月，长沙的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10月6日他又和美国纽约的华人康復医生王澄一起提出《关於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并徵集签名，由此引发了最新一波对中医的挞伐，在海内外中文网站引起了激烈争辩，10月16日，中国卫生部表态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国内各门户网站也接到论战禁止令，让处於守势的中医获得了片刻的安寧。然而透过这一面由官方赐予的盾牌，人们再一次感觉到了中医在百年噩梦中的悸动。
唯中国有两个医
06年10月，王澄在国际互联网发表了一篇题為《中医和我们，既生瑜何生亮》的文章，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疾恶如仇的立场。他在位於纽约法拉盛的一傢俬人诊所内向多维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立场，导致这一立场的既有来自其父的渊源，又基於自身的经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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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的父亲早年就读於瀋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日本满洲国医科大学，通德文和日文，毕业时满洲已经解放，他父亲投身於新中国的医疗事业，1955年赴新疆支援新成立的新疆医学院，任学院病理科副主任，后被派去学俄文，并自学了英语。王澄认為他的父亲具有开放的胸襟，对人类的知识充满渴求，但后来被派去北京参加针对西医专家的中医培训，却无法接受中医学说，回到乌鲁木齐直对夫人说：中医胡说八道。这是幼时王澄对中医的第一印象。
王澄还告诉多维：「有一次我父亲受令急飞北京，回来后我听到他跟我妈妈说，原来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说中医能治癌症，希望中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治疗一位病人，周总理一听就害怕了，连忙召集专家开会。我爸爸作為专家去了北京，大家开会的结论是中医治癌并非属实。」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王澄自小对中医就有一双审视的眼睛，后来他个人的经歷和学识逐渐使他站在了中医的对立面。
王澄上山下乡时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个50多岁的老单身汉姓帅，由於双手患有内风湿关节炎，无法乾重活，在村里食堂里做管理员。1969年时他存了一千元巨款，考虑是先娶老婆呢还是先治疗双手。考虑再三，他决定先把手治好了，因為有了健康，老婆自然就有了。那时王澄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位中医，收了老帅的钱之后，郑重其事地说：「你的病為时已久，我必须给你下重药。」就在用药的第二天，老帅暴死，郎中也跑了。老帅的死让王澄至今还很激动：「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件事情没人管，人被害死了也没人过问。在农村，你死活都没人管，我发现社会底层原来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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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告诉多维，直到那个时候，他对中医还没有彻底绝望，他带著更多的问题观察中医，但结果总是让他失望。1977年，王澄毕业后到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工作，听患者说中医不用开刀就能治愈食道癌。他慕名骑著自行车去乌鲁木齐郊区，进入一间空房子里，里面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治愈了食道癌，并拿出病人留下的医院病歷，王澄发现那是他的同事写的病歷，上面记载了患者吞咽困难，怀疑有食道肿瘤，但没有确诊。病人之后找到中医，喫了一些药后，吞咽问题消失了，这人就宣称自己能治愈食道癌。王澄告诉多维：「要确诊食道癌，要拍X光，要做活检和病理分析。那时我还天真，骑了很久的自行车去寻找奇跡，结果认真而来，反感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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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著对中国的记忆行走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有一天他突然省悟到：「全世界都衹有一种医学，那就是现代医学，衹有中国支持两种医学。要麼全世界错了，要麼中国错了。」在与多维的访谈中，王澄重申了他这一最引人瞩目的发现。
这一省悟令他自己也大喫一惊，接著他就怀疑，中国的医疗体制可能从1949年开始就出错了。在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之后，他於2006年1月写了长文《从美国看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由於中国的《健康报》拒绝登载此文，王澄将全文上网并自行印刷成册。王澄在封底写上了自己的墓誌铭：「给我机会，让我看让我想，我会和别人说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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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10月，王澄起草了《关於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一些话语引起激烈震荡。他敦促中国「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关於中医的内容。」呼吁中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為国家唯一的主流医学」，并「立即停止中药研究」。
王澄為中医设想的情景是：和其他国家的传统土医一样，中医存在於民间文化之中，无声地潜伏在街巷村陌，衹要不害人，信者尽可以去看，就如和它歷史同样悠久的风水算命，远离国家的医疗体制。王澄引用汉医在日本明治维新后遭受废医存药的命运，认為中国对中医应该更严厉，要废医验药。
像一百多年来挞伐中医的人一样，王澄告诉多维他这次用的也是现代科学这一利器：「中医往下垮的原因是它抗不过现代科学，科学带来进步，电脑和X光连在一起就是CT，后来又產生了核磁共振，数学物理化学生化是现代科学的根，因為这些现代科学是在同一个体系里的，各学科可以相互促进。而脱离现代科学的中医，就像是一个孤儿，在现代人往前看时，他们还往后看，沉溺於祖先留下的稀少的古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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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在06年11月发表的《疑难杂症-医生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类群体的黑话》一文中，对中医的绝活-治疗疑难杂症进行了猛烈攻击。他提出美国没有疑难杂症，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也不会得疑难杂症，疑难杂症衹是水平低下的中医的哄人之说。王澄举毛泽东為例：1974年，毛得了一种病，吞咽无力流口水，两手两腿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明显萎缩，被中国最顶尖的西医诊断為极為罕见的运动神经元性肌肉萎缩病ALS，最多能活两年，毛泽东果然於1976年9月逝世。王澄认為：「如果没有西医，毛泽东也会被中医说成死於疑难杂症。」
剧烈的现代风扫荡著古老的中国，有的地方焕然一新，有的地方沦為死角，王澄认定那被遗忘的死角，就是中医。他相信自己参与发起的2006年中医争辩硬是活生生地把中医这块黑洞洞的天划了一个大口子，让阳光洒了进来。他告诉多维：「我们的观点和做法，会借著中国的现代风张扬出去，多年之后，你会看到我们的观点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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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澄处於一种亢奋之中，他告诉多维：「我们的论点发表以后，中医界自己炸了锅，西医在旁边看热闹。」被国内媒体称為「体制内培养出来的挑事者」的王澄，现在每天忙碌於自己位於纽约市皇后区的三家博爱復健医疗中心，他在接受多维访问时，坦陈自己作為华裔美国西医对中国医疗事业的关注：「我从小在中国受正统教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医疗体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中医医生。」
对中医的百年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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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传教士医生在珠江三角洲以行医的方式辅助传教。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传教医生郭雷枢来华，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為贫民免费治病。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為先锋进入中国。1838年郭雷枢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西医最初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发中西医之争。
对中医的抵制首先开始於日本。日本的「汉医」源自中医，在日本曾一度佔据了医学主流，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引进了现代医学，日本医学界广泛要求废除汉医。与此同时，日本对汉医药「废医存药」，基於对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开发了很多汉方药。
这股对传统的挞伐之风很快就传回了中医一枝独秀的中国，最初的反中医者们以浙江省籍人士居多。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首度明确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914年，钱塘举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决定废止中医，不用中药：「餘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废中医之议。在抗议人士不断的请愿下，北洋政府回应：「非有废弃中医之意」，废医之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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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开始，海归人士成為反对中医的主流，如主导全面废止中医活动的餘云岫、大作家鲁迅、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戊戌变法领袖梁啟超、中国近代啟蒙思想家严復、被称為「欧化和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中国共產党创始人陈独秀等都倡导废除中医。鲁迅在《吶喊》自序中指出「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於西方医学的事实」，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產。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係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1929年餘云岫以委员身份出席中华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提出建议要求全面废止中医，并由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因遭到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上海中医药界人士為了庆祝这一胜利，把每年3月17日定為「中国国医节」。
1933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精卫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於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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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后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发表文章，指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他认為：「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他声明：「我是寧死不请教中医的，因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中国在民国时期全面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近代医学史把“中医西医化”的思想流脉称為“余云岫现象”(资料照片)
1950年5月，餘云岫参加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再度提出废止中医方案，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还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1953年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批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与副部长王斌被撤职。
1961年台湾的的李熬发表过两篇关於废除中医的文章，他在《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中说：「旧医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為民族进化计、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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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对中医学给予了政策上扶植，中医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试图反对中医。在1979年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中，「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理性动摇了中医的民间基础，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製定的《宪法》试图在医学上用两条腿走路，它在第21条中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从20世纪末开始，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一波对中医的批判，有些网站还开闢了批判中医的专栏，一些网络名人活跃其间。直到2006年6月，长沙的中南大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在博客上发表系列文章，温和地提出了：「我们的主张既不是废除中医，也不是取消中医，而是推动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在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状况下取消中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且未必就有好处。」后来，他又与住在纽约的王澄发起了「徵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引起激烈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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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週刊发表《西医非要逼死中医？》一文，认為签名是一百年来多次争辩的持续，衹是中西医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医每战每退。公告的首位籤名者、纽约医生何刚在接受多维采访时说：「中医是滞后了两千年的国粹，在西医不断淘汰、纠正、创新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中医抱残守缺、停滞不前，两千年保持同一张面孔。」
签名发起人王澄告诉多维：「这次对中医的挞伐自下而上，是民间打中医，不同於从前，以前是留东洋和西洋回国的人当了高官之后搞洋务，当时草根是护著中医的。这次政府表态不同意我们，中医也要批判我们。本来我们作為草根，就如小草一样一脚就能被踩死，但这次没有死，是因為我们说的是真话。我告诉对手：从80年到现在，你们垮得一塌糊涂，就是因為中国现代化进程，衹要中国前进，你们就会继续往下垮。」
中医的窘况
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50万，1978年人数大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目前在中国大陆，衹有27万名中医，西医人数在1949年不足9万，今天已达175万，西医和中医呈五比一的对比态势。但实际上，在27万中医中，衹有3万人还在用中医看病，其餘都是用西医的办法看病。在中国目前的医疗实践中，西医和中医的比例达到了近70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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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名中医人数从1980年代的5千多人也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500人，有人直嘆中医药传承出现危机。儘管中国大陆现有32所中医院校，但1/3至1/2的课时都是讲授西医课程，毕业生多数不会望闻问切，被人讥為假中医。
迴首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施行「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政策，这种「中医為体，西医為用」的结合式方针使低成本的中医能徧及中国大面积的贫困地区，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那个年代可谓是百年间中医少有的黄金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
王澄告诉多维，目前中国大陆，认為医院讲求经济效益，能赚钱的是英雄，CT、核磁共振、手术室都很赚钱，中医科因為势弱不盈利，被戏称為豆芽科。王澄说：「本来应该是现代科学打败中医，但现实中，医院追求金钱这个极為错误的做法，一下子把中医打得没影儿了。」
有报导说，一家有200名医生的医院，中医科人数有14名，由於缺少患者登门，中医科近乎关门，医院被迫裁人，除针灸、按摩、理疗等项目保留4名医生之外，其餘十人每月领取350元生活费，打道回府自谋出路。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年富力强的中医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国家还在大批地培养新的中医学院毕业生，儘管毕业生的去向可能是推销药品或去娱乐中心做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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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留意到在他和张功耀联合发出《关於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之后，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司履生教授譔文《中医在中国已经退出了主流医学》，称中医早已退回民间了，因為现在已经很少有医院还用中医诊病。王澄告诉多维：「我知道在国内，就有医院院长扬言说如果不是评三甲医院规定一定要配置中医科，早把中医踢出医院了。」
作為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授，司履生指出的事实是在中国哪怕一个镇一级的卫生院，都是由学过现代医学的医生佔主导地位，就连残留下来的部分赤脚医生，也在用抗菌素和打吊针，不采用现代医学，医院恐怕无法生存。
在司履生的文章中，中医的活动范围被描述成衹是在那些偏远山区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得了病没办法，才找当地的中医，聊以自慰。城里人相信中医得病看中医的的已经不多了，哪些人去找中医呢，一是得了晚期癌症，奄奄一息，想在中医中创造个奇跡，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人，去找那些自吹有祖传秘方的中医，或者他们的家人，為了尽心而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医早已被边缘化了，而且还要越来越远地退出主流医学，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趋势。 无独有偶，中医的衰退在台湾也早已出现，根据台湾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所1996年的一项研究，台湾经由正规中医教育体系所培育的中医系学生，在毕业后大部分都选择执业西医，仅极少数选择中医执业，九成的中医系学生选择一毕业后先至西医受训。研究发现台湾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不整合且偏西医的局面，不仅医疗结构如此，中医系的医学教育亦呈现双元的体制。,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