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形成发展与人文因素的影响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出现较早，从扁鹊就开始了，到王莽时代广泛采用，并持续到稍晚的三国时期，从此以后，也像欧洲一样，解剖学便绝迹了，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再度出现”。
科学，无论是近代的或前近代的，都不孤立存在，它不但从一个文化整体中孕育出来，而且也随着这一文化整体的变动而发展成长。中医学由于受中国独特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解剖学不符合儒家仁学的伦理观念，在完成了其在中医学中关于人体内部构造的粗糙形态理论之后，汉代以后逐渐式微，解剖知识的成分和作用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中医学术的发展只能沿着《黄帝内经》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发展。
《汉书·艺文志》中“方技略”记载“医经七家”：《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现在，除《黄帝内经》之外的其他六家医经已不存于世，这些古医籍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里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一下，这些书中的内容肯定有与《内经》不同的方面，或许与《内经》的指导思想有很大不同。
, 百拇医药
五行观念由来已久，但五脏归属五行之法，在中医理论中却有过不小的变化，先秦至西汉中期，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引古文《尚书》也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许翰注曰：“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这与五脏的具体解剖位置基本一致，而上述诸说，除肾属水外，其余都与后世尊奉的五脏归属法“肺金、心火、肝木、脾土、肾水”不同。
《黄帝内经》的传世，主导了中医学后世的学术发展方向。“肺金、心火、肝木、脾土、肾水”五脏归属法已经被肯定，“左肝右肺”也已被《内经》所记载，中医学发展注重形态学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给后世中医学术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可以说，《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共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后世中医学发展的范式，自后历代中医虽仍有发展，如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等，但皆基本未出《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框架。
, 百拇医药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解剖学知识仅仅是其形成和发生的条件(或因素)之一，一旦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完成以后，其解剖学知识的成分和作用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中医理论中的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等，不单纯是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或多个系统)的生理和病理的综合概念，藏象学说的某一脏腑功能，可能包括西医学里多个器官的功能，而西医学里的一个脏器功能，则可能分散于藏象学说某几个脏腑的功能之中，因此，有人将中医学称之为“状态(即‘象’)医学”。
在中医中药方面，尽管也产生了在今天的人们从“科学”的西医角度来看难以理解的东西，如中医典籍对某些内脏位置的描述，显然违背了解剖学的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中医学一种“象”思维的描述，不能简单地与西医的解剖概念来对比。而中医对人体解剖位置描述的“错误”，是后世批判者对中医所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其成教授认为中医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如果要区分的话，可以将中医勉强分为神、象、形三个层面。“神”的层面包括了中医最古老的传统，如心神、神明，这个层面不是辨证论治，而是辨神论治。扁鹊“望而知之”就是辨神论治。“象”的层面，如藏象、脉象、气象、证象等等。“形”就是形体。
, http://www.100md.com
这三个层面中，中医最重视“神”，最轻视“形”。这和西医恰恰相反。在“形”的层面上，中医显然是处于劣势，这个层面可以用复杂性科学等理论来解释，当今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学说无疑是“形”层面研究的高峰；在“象”的层面，包括阴阳五行、中医的“气”，因为“象”是介于有形和无形中间，并且更偏向于无形，这给今天用形态学方法做试验去寻求气、经络的本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中医讲求阴阳互补的对称性、五行的相生相克性，而在相生相克之中又避免了直接的生克对立，而必须经过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的间接传递，这构成了必然的也即永恒互补的循环；此外，每一个局部均可能反映出整体的全息特征……这些思维的原则其实也即人类生命的原则，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既是人体又是人的精神)的生命存在和运行的全面信息。医者凭其丰富的临床经验直觉地把握其中主要的消息，即可以对病人的疾病作出比较准确的辨证诊断和进一步的对症下药或施行其他的医疗手段，如针灸、按摩等等。
中国古代思想家实际上是在力图运用人类生命(既是身体又是精神)存在的原则去进行思维。因为人的生命是如此丰富，其内涵是如此浩如烟海，所以中国古人的思维很难顾得上精确性，而不得不滞留于事实上的混沌，从而便难免会有时误入迷途，甚至会与巫术占卜混同而难分难解。但作为用这种思维方法凝结出来的一项专门实用的技术———中医中药来说，由于实践的效益原则的不断干预，它却终于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几乎惟一不可能被西方科学技术完全取代的能够表征中华民族独特生命力的文明成就了。, 百拇医药(刘理想 北京中医药大学)
科学，无论是近代的或前近代的，都不孤立存在，它不但从一个文化整体中孕育出来，而且也随着这一文化整体的变动而发展成长。中医学由于受中国独特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解剖学不符合儒家仁学的伦理观念，在完成了其在中医学中关于人体内部构造的粗糙形态理论之后，汉代以后逐渐式微，解剖知识的成分和作用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中医学术的发展只能沿着《黄帝内经》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发展。
《汉书·艺文志》中“方技略”记载“医经七家”：《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现在，除《黄帝内经》之外的其他六家医经已不存于世，这些古医籍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里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测一下，这些书中的内容肯定有与《内经》不同的方面，或许与《内经》的指导思想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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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观念由来已久，但五脏归属五行之法，在中医理论中却有过不小的变化，先秦至西汉中期，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引古文《尚书》也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许翰注曰：“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这与五脏的具体解剖位置基本一致，而上述诸说，除肾属水外，其余都与后世尊奉的五脏归属法“肺金、心火、肝木、脾土、肾水”不同。
《黄帝内经》的传世，主导了中医学后世的学术发展方向。“肺金、心火、肝木、脾土、肾水”五脏归属法已经被肯定，“左肝右肺”也已被《内经》所记载，中医学发展注重形态学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给后世中医学术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可以说，《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共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后世中医学发展的范式，自后历代中医虽仍有发展，如金元四大家、温病学派等，但皆基本未出《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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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解剖学知识仅仅是其形成和发生的条件(或因素)之一，一旦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完成以后，其解剖学知识的成分和作用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中医理论中的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等，不单纯是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或多个系统)的生理和病理的综合概念，藏象学说的某一脏腑功能，可能包括西医学里多个器官的功能，而西医学里的一个脏器功能，则可能分散于藏象学说某几个脏腑的功能之中，因此，有人将中医学称之为“状态(即‘象’)医学”。
在中医中药方面，尽管也产生了在今天的人们从“科学”的西医角度来看难以理解的东西，如中医典籍对某些内脏位置的描述，显然违背了解剖学的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中医学一种“象”思维的描述，不能简单地与西医的解剖概念来对比。而中医对人体解剖位置描述的“错误”，是后世批判者对中医所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其成教授认为中医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如果要区分的话，可以将中医勉强分为神、象、形三个层面。“神”的层面包括了中医最古老的传统，如心神、神明，这个层面不是辨证论治，而是辨神论治。扁鹊“望而知之”就是辨神论治。“象”的层面，如藏象、脉象、气象、证象等等。“形”就是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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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层面中，中医最重视“神”，最轻视“形”。这和西医恰恰相反。在“形”的层面上，中医显然是处于劣势，这个层面可以用复杂性科学等理论来解释，当今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学说无疑是“形”层面研究的高峰；在“象”的层面，包括阴阳五行、中医的“气”，因为“象”是介于有形和无形中间，并且更偏向于无形，这给今天用形态学方法做试验去寻求气、经络的本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中医讲求阴阳互补的对称性、五行的相生相克性，而在相生相克之中又避免了直接的生克对立，而必须经过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的间接传递，这构成了必然的也即永恒互补的循环；此外，每一个局部均可能反映出整体的全息特征……这些思维的原则其实也即人类生命的原则，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既是人体又是人的精神)的生命存在和运行的全面信息。医者凭其丰富的临床经验直觉地把握其中主要的消息，即可以对病人的疾病作出比较准确的辨证诊断和进一步的对症下药或施行其他的医疗手段，如针灸、按摩等等。
中国古代思想家实际上是在力图运用人类生命(既是身体又是精神)存在的原则去进行思维。因为人的生命是如此丰富，其内涵是如此浩如烟海，所以中国古人的思维很难顾得上精确性，而不得不滞留于事实上的混沌，从而便难免会有时误入迷途，甚至会与巫术占卜混同而难分难解。但作为用这种思维方法凝结出来的一项专门实用的技术———中医中药来说，由于实践的效益原则的不断干预，它却终于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几乎惟一不可能被西方科学技术完全取代的能够表征中华民族独特生命力的文明成就了。, 百拇医药(刘理想 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