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医药创新——与皋永利老师商榷
近日拜读皋永利老师的文章《中西医“结合点”是中医药创新突破口》(5月25日第5版)，作者关于中医药创新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商榷，现不揣肤浅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中医学如果没有与西医理论相对应的结合点就不能应用现代技术？中医的创新为什么非要以西医学作为中介？
作者讲：“从中西医的‘结合点’上着力研究，一定会为中西医理论的对应与互解找到依据。这是一条快速解决中医现代化的捷径。”可见作者讲的“中西医结合点”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在中医和西医两个学科之间互相阐释互相比附，作者又讲：“中西医的‘结合点’，就是指在对人的生理病理认识上，中医与西医存在的某些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不仅为中医充分利用西医理论与技术提供基础，也为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阐释和证明中医的科学内涵提供可能。”“尽管西医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并不完全代表现代科学技术，但是西医毕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方法与技术上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同步发展。”可见作者讲的“中西医理论的对应与互解”归根到底还是要用作者认为的代表现代科学的西医来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要用西医的理论来框中医，能和西医有相通之处、能被西医证明的中医理论就是“科学”，其余就是“不科学”。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医的发展应该秉承自己的发展规律制定适合学科特色的评价标准和发展战略的今天，这种已被众多学者批判过的观点，居然又穿上“中西医结合点”的新外衣，实在是倒退之举。
, 百拇医药
清代医家王宏翰就曾将西方“四液体说”与中医阴阳学说、脏腑学说融汇，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命门之形成，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医争论日趋高涨，唐容川是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医家，他主张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印证中医，进而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在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中，杜亚泉讲中医对于疾病，总以“阴阳不和，血气不和”做解释，以西医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循环障碍”，中医讲“血气”说，而所谓“血”即西医的“血液”，“气”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体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经作用”，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摄气”的说法，其实就是西医的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的互动，这种以西医术语框架中医的机械论做法影响深远，乃至今日作者依旧讲：“又如头晕一证，中医认为引起的因素可以有阴虚阳亢、气虚、血虚、痰湿等等，但是头晕一证与西医的贫血、高血压、低血压有密切关系。在证候类型上一般认为阴虚阳亢与高血压相对应、血虚与贫血相对应、气虚与低血压相对应等。”这种不深究中西医在概念和体系上的不同，把中西医概念盲目机械比附的做法，毫无新意。作者反复讲西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密切联系性，此固然是事实，但作者似乎把西医学作为框正中医学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代名词，“要想充分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证明和阐释中医的科学内涵，中西医的‘结合点’应当是首先被关注和重点挖掘的地方”，试问：难道中医学如果没有与西医理论相对应的结合点就不能应用现代技术？中医的创新为什么非要以西医学作为中介？这实在是作者对中医的自卑感在作怪，在这种心理指导下只会导致中医的西医化，尽管作者在表面上试图以“现代化”代替“西医化”。诚如任应秋对陆渊雷的评价，其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和工作值得肯定，但以西医理论来框定中医，不仅未能收“科学化”之效，而且其“中医科学化”成了“中医西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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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继承谈不上创新，不创新不可能有效地继承，两者互相影响。中医学亦不能盲目自恋，中西医要“对话”，中西医一定要结合，两者在临床上共同应用，各尽其长。
何谓中医药创新？笔者记起邓文初在《失语的中医》一文中的反问：“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笔者不禁要问：中医的创新、中医的现代化为什么非要借助西医学的话语系统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入的西方新鲜血液在给旧文化注入生机的同时，亦让我们在自叹落后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卑，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重体悟的理念，在科学的解构和对照思潮下，成为玄学、不科学的代名词，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惟一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中医学作为医学却因为在其诞生之初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作为思维模式工具之用而成为被批判的焦点，其独特的医学人文模式不再是前人引以自豪的优势反倒成了批判的靶点，《黄帝内经》在被业习中医者奉为经典之必读的同时，亦被余云岫之辈称以“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的发展之所以迷失了自己，举步维艰，之所以会套用西医学的模式来设置中医院校教育的一切，其实都是源于文化的自卑，西医与中医不是科学与伪科学的分野，与其说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的分野，倒不如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学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同时也正是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中医学面对“现代”“科学”这样的词句时底气不足，中医的无奈正是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缺乏现代诠释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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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错路，把西医的分类及西医的术语系统作为中医标准化、现代化、科学化的惟一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些做法让中医越来越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符号系统，失去了拥有自己话语权的权利。正如邓文初先生忧患道：“最终结果是：不对话，中医面临的是自生自灭的命运；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笔者认为中医必须要“对话”，首先，必须要中医药创新，不继承谈不上创新，但是不创新不可能有效地继承，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但创新绝不是要用西医来框定一切，不是再像作者这样换名不换实地重蹈覆辙，而是要面对新的社会结构，面对新的疾病，面对新的影响疾病的相关因素，在认真学习研读经典的基础上，在有效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新出应对新的疾病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现代化”，笔者想起了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想起了金元四大家感古方今病不相宜而在研习经典的基础上自成理论体系；想起了明清温病学派对伤寒学的发展……所有这一切虽没有西医的框定，但都是对中医学创新最好的说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其中道理值得我们所有中医人深思。其次，中医学亦不能盲目自恋，中西医要“对话”，中西医一定要结合，但并不是说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就是要用西医学改造中医学，或者说是试图用中医理论来融合西医学，而是要两者在临床上共同应用，各尽其长，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总之，中医药创新要立足于中医学自身，中医现代化的内涵并不是中医的现代科学化或西医化，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在临床上结合应用以期达到最佳疗效，而不是要用西医学来框定中医学。, 百拇医药(刘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
中医学如果没有与西医理论相对应的结合点就不能应用现代技术？中医的创新为什么非要以西医学作为中介？
作者讲：“从中西医的‘结合点’上着力研究，一定会为中西医理论的对应与互解找到依据。这是一条快速解决中医现代化的捷径。”可见作者讲的“中西医结合点”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在中医和西医两个学科之间互相阐释互相比附，作者又讲：“中西医的‘结合点’，就是指在对人的生理病理认识上，中医与西医存在的某些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不仅为中医充分利用西医理论与技术提供基础，也为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阐释和证明中医的科学内涵提供可能。”“尽管西医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并不完全代表现代科学技术，但是西医毕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方法与技术上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同步发展。”可见作者讲的“中西医理论的对应与互解”归根到底还是要用作者认为的代表现代科学的西医来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是要用西医的理论来框中医，能和西医有相通之处、能被西医证明的中医理论就是“科学”，其余就是“不科学”。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中医的发展应该秉承自己的发展规律制定适合学科特色的评价标准和发展战略的今天，这种已被众多学者批判过的观点，居然又穿上“中西医结合点”的新外衣，实在是倒退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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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医家王宏翰就曾将西方“四液体说”与中医阴阳学说、脏腑学说融汇，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命门之形成，19世纪中叶以后，中西医争论日趋高涨，唐容川是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医家，他主张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印证中医，进而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在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中，杜亚泉讲中医对于疾病，总以“阴阳不和，血气不和”做解释，以西医的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循环障碍”，中医讲“血气”说，而所谓“血”即西医的“血液”，“气”在自然界可以解做“自然作用”，在人体生理上可以解做“神经作用”，中医所谓“气以行血，血以摄气”的说法，其实就是西医的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的互动，这种以西医术语框架中医的机械论做法影响深远，乃至今日作者依旧讲：“又如头晕一证，中医认为引起的因素可以有阴虚阳亢、气虚、血虚、痰湿等等，但是头晕一证与西医的贫血、高血压、低血压有密切关系。在证候类型上一般认为阴虚阳亢与高血压相对应、血虚与贫血相对应、气虚与低血压相对应等。”这种不深究中西医在概念和体系上的不同，把中西医概念盲目机械比附的做法，毫无新意。作者反复讲西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密切联系性，此固然是事实，但作者似乎把西医学作为框正中医学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代名词，“要想充分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证明和阐释中医的科学内涵，中西医的‘结合点’应当是首先被关注和重点挖掘的地方”，试问：难道中医学如果没有与西医理论相对应的结合点就不能应用现代技术？中医的创新为什么非要以西医学作为中介？这实在是作者对中医的自卑感在作怪，在这种心理指导下只会导致中医的西医化，尽管作者在表面上试图以“现代化”代替“西医化”。诚如任应秋对陆渊雷的评价，其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和工作值得肯定，但以西医理论来框定中医，不仅未能收“科学化”之效，而且其“中医科学化”成了“中医西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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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继承谈不上创新，不创新不可能有效地继承，两者互相影响。中医学亦不能盲目自恋，中西医要“对话”，中西医一定要结合，两者在临床上共同应用，各尽其长。
何谓中医药创新？笔者记起邓文初在《失语的中医》一文中的反问：“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笔者不禁要问：中医的创新、中医的现代化为什么非要借助西医学的话语系统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入的西方新鲜血液在给旧文化注入生机的同时，亦让我们在自叹落后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卑，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重体悟的理念，在科学的解构和对照思潮下，成为玄学、不科学的代名词，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惟一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中医学作为医学却因为在其诞生之初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作为思维模式工具之用而成为被批判的焦点，其独特的医学人文模式不再是前人引以自豪的优势反倒成了批判的靶点，《黄帝内经》在被业习中医者奉为经典之必读的同时，亦被余云岫之辈称以“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的发展之所以迷失了自己，举步维艰，之所以会套用西医学的模式来设置中医院校教育的一切，其实都是源于文化的自卑，西医与中医不是科学与伪科学的分野，与其说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的分野，倒不如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医学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同时也正是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中医学面对“现代”“科学”这样的词句时底气不足，中医的无奈正是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缺乏现代诠释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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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错路，把西医的分类及西医的术语系统作为中医标准化、现代化、科学化的惟一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些做法让中医越来越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符号系统，失去了拥有自己话语权的权利。正如邓文初先生忧患道：“最终结果是：不对话，中医面临的是自生自灭的命运；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笔者认为中医必须要“对话”，首先，必须要中医药创新，不继承谈不上创新，但是不创新不可能有效地继承，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但创新绝不是要用西医来框定一切，不是再像作者这样换名不换实地重蹈覆辙，而是要面对新的社会结构，面对新的疾病，面对新的影响疾病的相关因素，在认真学习研读经典的基础上，在有效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新出应对新的疾病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现代化”，笔者想起了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想起了金元四大家感古方今病不相宜而在研习经典的基础上自成理论体系；想起了明清温病学派对伤寒学的发展……所有这一切虽没有西医的框定，但都是对中医学创新最好的说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其中道理值得我们所有中医人深思。其次，中医学亦不能盲目自恋，中西医要“对话”，中西医一定要结合，但并不是说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就是要用西医学改造中医学，或者说是试图用中医理论来融合西医学，而是要两者在临床上共同应用，各尽其长，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总之，中医药创新要立足于中医学自身，中医现代化的内涵并不是中医的现代科学化或西医化，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在临床上结合应用以期达到最佳疗效，而不是要用西医学来框定中医学。, 百拇医药(刘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