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医院：边缘地带的边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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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体检、注射疫苗是校医院的主营业务(资料图片)
众所周知，我国的各大高校在1999年以前，学校不仅负责教学和科研，还负责全校师生的吃住医疗。大学校园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法无疑是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产物，带着鲜明的计划经济的印记，校医院自然是这个经济体制和大学体制的必要部门。
而这几年，医疗体制的改革一直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大型医院的规模化集团化运作的触角已经从中心城市延伸到周边地区，而社区卫生中心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些变革中，校医院要向哪个方向去呢？
横向来说，高校医院是高校这棵大树的一根枝杈，纵向来看，高校医院也是这个社会医疗机构的一分子。而无论是哪个角度来看，高校医院都置身于这个变革的时代，但都是处于交叉边缘地带，它的生存和改革是不是也会被边缘化呢？
美丽记忆随风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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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感觉温馨、趣味盎然的访谈。
张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现在是深圳市公安局一名警察，对于当年的大学校医院，张先生有着美好的回忆。“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母都是农民，家境可想而知不容乐观。动这个手术，父母没有掏一分钱。”1992年4月，还在大一读书的张先生患了急性阑尾炎，好在他当时是公费医疗，药费、手术费还有住院费，都是学校给包了。“手术以后在校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同学还凑钱买了一篮子鸡蛋来看望我，感觉真是温暖。”
校医院虽然很小，但是很干净，病床向阳，看着晶莹的药水一滴一滴的流进体内，内心的恐惧也渐渐地被稀释了。多年以后，这个情景总是那么美好地留驻在张先生的内心深处。
“哎呀，我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到了大学没少朝校医院跑。”初为人妇的王女士2003年走出大学的校门，学新闻出身的她目前供职于广州的一家报社，谈起她当年与校医院的“纠葛”可谓是感慨万千。在中学就立志拿普利策奖的王女士大学时候学习十分刻苦，但是身体却不争气，还差点误了大事。“我记得那年是大三，我正忙着考英语6级，谁知道考试前一天我发烧了，开始手上有水泡，很痒，于是就抓，谁知道越抓越痒，最后浑身都是的，赶紧去校医院，医生诊断说是水痘，要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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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王同学一听医生说要隔离，“哇”一声伤心地哭了，“我明天就去考试了，那怎么办啊。”整天口袋里揣着6级词典，做了不下于20套模拟试卷，居然不能去考试了，王同学甭提多伤心了。
“张主任真是好人，她看我病情也不是很严重，就到教务处联系，争取我能在病房里参加6级考试。”王女士说的张主任是该校医院的内科主任兼副院长，同时也是学校学生医疗处的主任，经过张主任的沟通，考试那天上午，教务处专门指定了一个老师将密封试卷送到校医院，而两位内科医生则临时成了王同学的监考老师。“或许是感动赐予我了考试的动力，或许是我为这不争气的身体感到羞愤，总之我憋着一口气把试卷给做完了。”王同学6级考了70多分，而今天的王女士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平静而成熟的语气里荡漾着几分感激。
如今面对医疗事故和恶评
“我相信，上世纪90年代里度过大学生活的人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但是事过境迁，今天的校医院怎么样，你或许应该到实地再考察一番。”曾经在中山大学医管处工作的韦景法反问记者，高校校医院属于学校后勤服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浪潮中，校医院会出现怎样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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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去校医院吗？”记者问到一位在某报社见习的广州某高校新闻系女生。“除非是小病，一般不会去。”“为什么？”记者疑惑不解。“因为校医院的水平实在太次了。”该女生忿忿然。该女生告诉记者，早在今年3月份，其一个室友大腿上长了癣，却被校医院的医生诊断为性病。“这怎么可能呢，人家还是个小女生，连男朋友都没有交呢。”同寝室的几个姐妹觉得医生的这个结论轻率好笑，怎么听都不相信这是个正确的诊断，第二天，她陪室友到一个三甲医院做了实验室检查，拿到检查结果她们差点笑背过气去，“股癣!”一场虚惊。
而安徽医科大学副校长刘建辉向记者透露，关于校医院医生的技术问题早有新闻，早些年轰动全国的清华大学学生张春鸣因肠癌在昏迷中离开人世，年仅21岁，在全国高校引起高度关注。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张春鸣从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他因腹泻至少4次到校医院看病，校医院诊断为“肠炎”，并不同意其转院诊疗，他自费到北医三院确诊为“肠癌晚期”。而据说几次三番拒绝张春鸣转院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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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季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问题做过社会学调查。”中山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林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李林林与其同学设计了一个题为“我们心目中的校医院”的问卷调查，对校医院医务水平觉得“还可以”的为25人，认为“很不好”的为47人，认为“不可以”的47人，认为“非常不好”的为23人。
一边是美好而温暖的回忆，一边是鄙夷的目光和愤怒的指责和批评，高校的校医院，难道就这么备受争议吗？
几大瓶颈不容小觑
“处理疾病没有预见性。”针对当年清华大学学子张春鸣的不幸，安徽医科大学副校长刘建辉指出，校医院主要服务对象是年轻力壮的学生，而他们的病情最常见的是小病小灾，几乎不会有疑难病症或并发症等，而高校医院的医生常年面对这样的群体，直接造成临床经验不足。
“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学生，按校医院门诊就诊时间凭门诊病历本挂号就诊，未带病历者一律按自费处理。”河南大学医院负责人李保印认为，虽然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已经进行这么长时间，但是有的大学仍然实行的是公费医疗，而公费医疗的主要弊端体现在学生失去了选择就医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凡享受公费医疗的学生，不得自行到外院就诊，重症者经本院医生同意诊断后确认应该转院并在病历上签写了意见后，方可到指定的挂钩医院就诊。”李保印认为，这些规定都为转诊增加了难度，也客观上造成了大学生对校医院的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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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长期闲置，缺乏规模效益。”广州某高校医院负责人高旺告诉记者，在以往，由于医院的医疗设备过于简陋，很多学生生病宁愿自费到校外去看，按照相关标准，学生就诊时只需支付诊疗费用的20%，如果确需到上级医院就诊，经校医院审核批准后，可以报销总费用的50%。这样恶性循环，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大量的学生患者跑到校外，而校医院却日渐门可罗雀。高院长肯定地告诉记者，这种设备利用率低下的问题是大多数高校医院的通病。“我觉得我们国家从一开始就缺乏对校医院的一个统一管理问题。”高院长无奈地告诉记者，校医院的占地面积、人员配置等究竟参照什么标准来投入，事实上多年来都是各学校埋头做自己的，整个建设的过程看似严谨，总体上却呈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最终出现的局面是校医院规模与学校规模不相匹配。
“我总觉得，高校医院如何发展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河南大学校医院一负责人认为，高校医院性质、校医院定位、高校医院如何为教学与科研作保障等等问题都是急需解决予以明确的问题。“我认为将高校医院等同于其他后勤工作是可笑的，校医院应立足于深化内部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科学管理。”这个观点得到了广州大学医疗管理处负责人的认同，其认为现在多数校办医院的人员都为后勤编制，这就制约着医院发展的能动性。有关专家指出，高校卫生部门应是以预防保健和卫生执法为主，基本医疗为辅的学校行政部门，政府有责任在国家的投资财政拨款中体现出来，不应只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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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与谁论双赢
“我们学校已经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就意味着我们这校医院不再是职工和学生的必然选择。”高院长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公费医疗的土崩瓦解，校医院亦就开始走上自负盈亏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是个好事呢。
“去年秋季，我们开展了‘增强服务意识，塑造医院形象’服务活动，几个主要医院领导带队，深入到各个学院、各个单位开展送医送药上门和健康咨询服务活动，直接为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广大师生和干部送去医疗保健服务。”高院长介绍说，除了将医疗保健工作渗透到办公室与实验室以外，还开展了电话预约配药、送药上门，还帮助教职工家属煲中药。“下步我想抽调几名医生到教职工家里，对年迈的退休的职工实行健康监督管理。”高院长告诉记者。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李林林认为，在他们做的全广州市各大高校校医院的调研中发现，事实上存在着校医院与学生沟通的障碍问题。“我们也把调查表发给校医院的医生护士，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是大学生嘛，对健康知识就一定有着足够的了解，而从学生所交回的问卷中发现，有超过80%的学生认为校医院没有充分开展健康教育，并没有向学生宣传基本医疗知识，尤其是急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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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长告诉记者，自从他主管这所校医院后，事实上其一直都没有放弃与师生们的交流。就在今年4月份，高院长邀请了校离退休人员管理处的同志到医院作客，对如何做好该校离退休人员的保健服务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沟通。“我首先提出来要对离退休人员实行健康管理，请他们配合，对重点人群重点管理，有外院专家来坐诊，我们工作人员提前电话通知，当然，每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健康讲座，在校礼堂进行，学生也可以来参加。”高院长得意地告诉记者，他的“灵感”来自北京一个同行的经验介绍。
“北京有28所大学校医院都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就不能吗？”高旺告诉记者，事实上大学校园就是一个特殊的社区，虽说校医院的改革不一定要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我想校医院在功能定位和科室设置上应该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学习。“而且，从优化医疗资源和加强社会分工的角度说，医疗资源分割已经到了学校一级，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高校就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不应该办那些社会机构。”高院长认为，一个经营良好的校医院完全可以在执行卫生行政职能的同时在市场上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在他看来，校医院所依赖的这棵大树不应该再是当年的高校，而是师生以及周边居民对基础医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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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改了招牌，
我的舞台就大了!”
本月26日，记者来到广州一所高校的老校区。比起周围的很多楼，这个著名大学的校医院显然有些落伍，但是其门口高高悬挂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招牌却是光鲜照人。记者从侧面了解到，这所学校很早就实行了后勤服务的社会化，那么作为校医院的负责人，作为校医生，是如何看待这种改革呢？
“我们的主管部门是校后勤服务中心，早前和附近的一家综合医院合作过，后来没有进行下去。”该校医院负责人高旺是内科副主任医师，其说话的神态与其职业有着天然的相似之处——慢条斯理。“其实我一直觉得，校医院的使命是尽力为在校师生服务，为师生的正常工作和学习保驾护航。”高院长无奈地告诉记者，但现在校医院还得去考虑营利，而且是在学校师生手中营利，他们觉得不大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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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意见其实很大，以往大学生看病都是公费，谁也不挑剔你药品价格，现在不行了，学生自己掏腰包，药价贵了肯定有人投诉我。”高院长一直认为，就校医院的定位和价值而言，大学走的后勤社会化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是校医院如果能够创收，不仅可为学校和国家节约办学成本，但是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有了营利的压力，在诊疗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成本，这样做的话，无疑就降低了服务质量和水平，导致校医院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
“喏，看到没，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招牌，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有了这个牌子，我的舞台就大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高院长曾为校医院尴尬的地位而苦恼不已，而有这个招牌，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扩大业务，再也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吃饭了。高院长透露，自从他所在的大学后勤社会化以后，曾经一度成为后勤集团进行企业化管理的对象，但是校医院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像其他后勤服务那样去营利。“事实上，这些年，我们的工资还是学校发，我们的运营资金还是学校的，与社会化后的主管部门没有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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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与广州军区总医院合作。”高院长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大学目前有师生以及家属共约3万多人，其最想把这个定位尴尬的校医院打造成一所中小型集医疗保健、健康教育、预防及康复为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你看，普通门诊挂号费为1元，诊金才3元；专家门诊挂号费1元，诊金才6元。很实惠了。”高院长指着医院门前的收费标准告诉记者，自从今年初和广州军区总医院达成技术协作基地后，学校附近的居民也经常过来看病了，这是以往不曾有的现象。
记者手记
胆子大一点，重心稳一点
无论是面对面的采访，还是网络论坛里的帖子，高校医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面的印象始终温暖着一代代学子的心灵，反面的就当笑话似的挂在论坛里，任人笑骂评说。
而关于高校医院的定位问题，笔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高校校医院属于学校大后勤，在后勤社会化的浪潮中，应该被不加区分地并入后勤集团进行企业化管理。而有的高校负责人认为，校医院应区别于其他后勤部门，实行优质服务，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学校卫生保健需求相适应的高校医疗机构，为保障教学科研、稳定教学秩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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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的高校则很奇怪，校医院名义上是归社会化后的主管部门管理，但医院职工的工资、福利、医院房产、学生专项医疗费用的支出，医院日常运行等几乎所有成本，都来源于学校，而非社会化后的主管部门。这种定位上的模棱两可，已经成为高校医院严重滞后于其他后勤部门，医疗技术低下，医疗服务态度不尽人意的根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个别高校医院科室不健全，医生都是万金油型的，还有的校医院连一辆救护车都没有，试想，万一夜间某学生发生急病症，这个时刻校医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难道学生在交了医疗保险费用以后，还要在性命危及的时候舍近求远到校外的医院就医吗？
一切变迁都从1999年开始。时至今日，高校后勤的转制基本完成。通过后勤的社会化改革，全国高校开始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活力，曾经被学生公寓和学生食堂制约着的“象牙塔”，解除了上述两个瓶颈。为数百万人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在高校后勤社会化进程中，校医院一直被称为“最后一座堡垒” 。
态度保守的高校负责人总忘不了几年前的非典肆虐。在这种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爆发的时候，校医院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即使今后没有这样的疫情，大学师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大学生目前的精神问题非常突出，对大学生的健康教育也不是社会上其他医院能胜任的。
因此，大学师生根本离不开校医院的护佑，虽然这是个备受争议的地方。我们说校医院的改革，不是把校医院从大学里请出去，而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完善校医院的服务，提高服务水平，胆子大一点，重心稳一点，如果说社会化改革是一条河，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把校医院推进这条河里，而是从这里汲取活力，更好地为教育的本身服务。, 百拇医药(本版撰文 刘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