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科医生，同情心应该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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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马崔：1964年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从事精神医学事业40余载，是全国的精神医学资深专家。曾任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及院长；中山大学、广州医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硕士生导师。
马崔先后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及顾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精神病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卫生部精神卫生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精神科药物评审专家组成员；广东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主任委员、广东医学会精神病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精神科杂志》第一、二届编委等。
40多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来到了中国最古老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里的精神卫生事业。
马崔，前广州市精神病医院院长。今年5月19日，作为中国精神医学的资深专家、全国近2万名精神科医生的优秀代表，他被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分会授予第二届“中国医师协会杰出精神科医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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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骄子”初涉“癫狂院”的震撼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同情心应该排在第一位。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一点对生命和人性的敬重，干不了精神科医生这行。
在广州白鹅潭侧的珠江南岸，郁郁葱葱的芳村长堤附近，有一所历史逾100年、国内外知名的医院，这就是现在的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又名广州市脑科医院。
走在这所花园式医院的林荫道上，马崔有时也会想起40多年前他拿着以他名字开头的学校介绍信，和同学一道来这所医院报到时的情形。“当时我们学校留在广州工作的大概有50个大学生，其中13个分配到了这所医院工作。这在当时是医院自解放后引入大学生数量最多的一次。”
相比其他同学，家在广州的马崔此前多少也听闻过这所被广州当地人称之为“癫狂院”的一些情况。在马崔早先的意向中，“我原本有可能去广州市红十会医院工作的，那边离我家也比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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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年轻人服从国家建设需要，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到哪里。”马崔后来了解到，那一年医院老领导为加强精神科医疗人员力量，特地为分配大学生到医院的事情打报告到广州市卫生局寻求支持。于是，毕业成绩优异的马崔等人就这样被选中分配到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
如今，马崔还记得自己刚来医院初进病房时的情形。“当时医院实施封闭式管理，病人吃喝拉撒都在住院区，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气味，一些重症精神病人的住院生活情况则更糟糕。”
而事实上，当时广州市精神病医院的医护状况较解放前已有较大改观。譬如记者了解到，医院“对解放前的住院病人统计数字不使用病床数这个词，是因为解放前医院设备十分简陋，病人睡的有铁床、木床，还有用砖砌再用水泥批挡的砖床，有的甚至睡在地面上”。
尽管如此，医院当时落后的医护状况还是让初入医院不久的马崔为之震撼。“那时我们医院的医务人员十分缺乏，住院部1000张病床，只有20多个医师；设备十分简陋，病人们睡的大多是木板床；治疗手段也简单，对一些重症病人还采取过粗暴式的治疗方法，譬如为防止病人‘逃跑’或者发病时做出一些无法控制的行为，在病房甚至病床周围装上铁栏杆，有的甚至把病人捆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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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崔看来，当时精神病医院的一些做法十分落后，“有些甚至是非人道的”。“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同情心应该排在第一位。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一点对生命和人性的敬重，干不了精神科医生这行。”因此，30年后马崔担任医院院长时，医院不仅早早拆掉了病房里的铁栏杆，还对病人采取“开放式管理”。
“我从事的是科学，也是艺术”
作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精神科，精神科医生看病必须要具备哲学家式的思辨力和雄辩力。病人和家属是需要指路的彷徨者，面对病人的所有异常行为，精神科医生都要有判断和解释的能力。
作为一名医疗系毕业的大学生，刚进入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马崔正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医学领域。
当时的广州市精神病医院院长，正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精神病学家莫淦明教授。在莫淦明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马崔在学习上刻苦钻研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在医疗上力求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的临床工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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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马崔还保持着一个习惯——阅读，广泛地阅读。在马崔的办公室里，除了两大书柜中整齐摆放着的专业书籍之外，其办公桌上还堆放了两摞的笔记材料等，“随手可及，方便随时查阅”。
“大概除了门诊、查房、外出开会外，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相关信息了。”读到精彩之处，马崔还会划线标出。除医学专业书籍外，马崔广泛涉猎哲学、社会学，甚至佛学。此外，马崔天天读报，他说，作为精神科医生，要关心社会动态，了解社会心理。
马崔认为，作为“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精神科，精神科医生看病必须要具备哲学家式的思辨力和雄辩力。病人和家属是需要指路的彷徨者，面对病人的所有异常行为，精神科医生都要有判断和解释的能力，给予病人家属明确的答复，说服家属相信自己，增加“定力”配合医生治疗。
“因为是跟人的精神、心理打交道，精神科虽处在医学领域，却与人文社会领域有很多的交叉，并非纯粹的自然科学。现在，我国国内精神科医生往往扮演‘一专多能’的独特职业角色，他们不仅是专业的医师，还要担当心理咨询、健康教育、社区服务等多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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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崔曾负责组织了广州市科委重点科研课题“广州地区老年痴呆早期诊断及社区照管干预模式”，参与编写了我国权威的大型“新精神医学丛书”，担任《实用老年精神医学》的副主编，并使医院的老年精神科成为广东省重点医学专科，初步形成了该专科的人才梯队，使老年精神科处于省内的领先水平。与此同时，马崔还多次作为广东省的主要研究者积极参与由北京、上海、长沙等地领衔的有关临床药物研究工作，为推动中国临床精神药理学的发展方面贡献一己之力。
身退心不退的老院长
“一院两名”，不光是为了好听，更显科学。脑科学是21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上世纪90年代就被称为“脑的十年”，21世纪又被称为“脑世纪”。作为与脑科学密切相关的精神病医院有必要与时俱进。
1995年，马崔出任广州市精神病医院院长一职。
由于种种原因，此时医院的发展仍然处于比较滞后的状况，这与广州这座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极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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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上任后的马崔认真分析了医院面临的形势，决定从行政管理和业务水平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建章立制，一方面筑巢引凤。这一时期，马崔每年都会亲自带队去全国各大医学高等院校挑选相关人才。一批博士生、硕士生由此走进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这在当时的专科医院中并不多见。
就在马崔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的同时，中心实验室、精神药理研究室、睡眠障碍研究室等一批先进的实验室也相继组建起来，这又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搭建了良好的科研平台。与此同时，崭新的11层住院大楼拔地而起，“精神病医院”由此变成了“脑科医院”。
说到这次更名，“其实是‘一院两名’，不光是为了好听，更显科学。”马崔认为，“脑科学是21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上世纪90年代就被称为‘脑的十年’，21世纪又被称为‘脑世纪’。作为与脑科学密切相关的精神病医院有必要与时俱进。”
其实，新住院大楼建成后，广州市精神病医院不仅增加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还首次在我国精神病医院建立了ICU病房，这使精神病专科医院抢救危重病人的水平明显提高。“与其他三甲综合性医院的ICU相比，我们医院ICU的技术力量毫不逊色。”马崔说，此后国内不少医院为此纷纷前来“取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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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这所中国最古老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在自己任上一跃成为广东省迄今惟一一家集“医、教、研、防与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马崔却在2002年从医院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我还没有退休呢!”对于记者“退休返聘”的说法，马崔立刻予以更正。
事实上，马崔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作为医院的专家顾问，仍然活跃在临床、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仍然活跃在广东省乃至全国精神卫生事业的舞台上，他耐心地为病人解除疾苦，悉心指导研究生、年青医生开展科研工作，热心为医院的发展出谋献策……
【人物·印象】
不少人以为，精神科医生肯定可以讲很多故事，因为他们接触的病人是那样特殊；也有不少人猜测，精神科医生常年与精神病人打交道，他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会不会同样变得“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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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去广州市精神病医院采访马崔教授之前，记者同样抱有以上“成见”。
当记者敲开马崔办公室的门时，他正看着报纸。马崔说，读报可以掌握社会动态，了解社会心理，这样才能更加了解和贴近人性，便于沟通和进行治疗。尽管他表示不看娱乐新闻，但提到“《红楼梦》中的林妹妹是一个典型的抑郁症病人”时，他强调并非指不久前逝世的“林妹妹”；为了说明抑郁症病人的症状，他从一旁的书柜中抽出一本书，很快翻到了相关页面，并指着其中一段给记者看。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同情心应该排在第一位。”马崔说，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一点对生命和人性的敬重，干不了精神科医生这行。如果说因为学校分配到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工作是马崔无法过多主宰的命运，那么他对精神病人的同情心，则是让他大学毕业至今仍在这所中国最古老的精神病医院工作下去的理由。
相比自己的过去，马崔似乎更喜欢谈论精神卫生医学的发展。他欢喜地表示，“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精神科的发展”；他凝重地指出，“精神卫生问题关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重视精神卫生问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他郑重地指出，“随着治疗药物和治疗技术的提高和改良，精神病人只要接受规范的治疗，病情就完全能控制得很好，所以人们完全没必要把精神病想成是一种可怕的、充满暴力的疾病”。
……
其实，精神科医生也是医生，他们每天同样做着治病救人的工作，只不过不拿手术刀罢了——回去的路上，记者想。(戴丹), 百拇医药(戴丹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