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徒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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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中国药科大学1977级学生，现任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免疫病理和免疫药理研究。
徐强是浙江人，给人感觉特聪明。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在浙江一个镇卫生院当中医学徒，干的是“技术活”，每天跟着老中医号脉，跟着老药工炮药，还在药房给人配药。
正是这段经历，让徐强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很自然就选择了中医。因为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大学招生不是太规范，徐强当年没有进入到第一志愿的浙江中医学院，而是给在前面招生的南京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先录取了。从学医变成学药，徐强认为这“还算近，没有偏离”。
“当时在学校，学习氛围是很浓厚的。我们在班上是年龄比较小的，而那些‘老三届’，比我们大10到14岁，因为‘文革’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所以，他们学习非常刻苦，而且也非常聪明，知识面比较广，基础扎实，就把我们给带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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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对科研的兴趣也是从大学开始的。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他对植物化学比较感兴趣，就加入了南药的一个植物化学兴趣小组。小组主要是查文献，还写了几篇综述性读书报告，其中一篇关于茯苓的最后还发表了。他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写了一篇有关药物分析的论文，“当时我们几个人，用计算器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做了药物的聚类分析，然后发表在南药1982年的学报上。”提起这些事，徐强挺自豪。
198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徐强被分配留校当助教。
“在读大学时，兴趣小组那边我研究植化，做论文这边我研究药物分析，毕业实习又是在生药，所以几个教研室都对我有点印象，当时人才还是比较缺，这几个教研室都可以由我选择。”
但最后徐强没有去其中任何一个教研室，而是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当时南药新成立的“中药理论研究室”。这可能与徐强之前的中医学徒经历有关。“学校成立这个研究室的本意，就是想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中药，我的背景比较适合。当时进行的是中药药理的研究，还有中药其他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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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工作了2年，1984年，徐强赴日本读研究生。这让他的人生从此有了更大的改变。
“当时是这样，我先要学日语，后来通过了教育部的考试，被公派去日本留学。那个时候正是国家大规模公派出国留学生的一个年代。我们是出国比较早的，学校也非常重视，南京药学院副院长安登魁教授还特地到图书馆替我查哪个学校好，然后给我选定了日本岐阜药科大学。”
到日本初期，徐强先是跟着老师做。“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慢慢地学生就会形成自己的想法，大概是在3、4年级的时候，逐渐开始考虑回国后的研究课题，并着手积累一些资料。”
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日本人对中国人有赎罪感，所以日本人 “对我们这些留学生很友好，很照顾。”徐强说。
“留学最大的收获当然是拿了博士学位，还有就是经老师启蒙以后，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我这辈子将要从事的东西。”徐强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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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回国后，徐强仍然回到了中国药科大学，4年中从讲师做到教授，期间获过多次国家学术奖项，还拿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现在他转到了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被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直致力于免疫病理和药理研究。
对话
记者：您现在主要研究什么？这个研究有什么积极的方面？
徐强：我现在主要研究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治疗药。为什么药学院出身的，还要研究发病机理呢？因为一个药物的研制必须有理论指导，必须先弄清楚这个病的发病原因和关键环节在哪里，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靶点，再去寻找合适的药物，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研究的话，去开发一个新药是很盲目的，只能去参照国外先进的研究结果，但这样不可避免地要比国外落后。
记者：基于疾病机理的新药研发，这恰恰是目前国内制药工业最为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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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强：是的。相比国外，这是目前国内比较欠缺的。现在国内药企相对比较浮躁，都想一下子就抱出个“金娃娃”来，但实际上哪有这么容易？不过这也是一个过程，中国必然要经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的一个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过程如何缩短，中国如何跟国际接轨。
跨国公司都有庞大的新药研究所，其中不少人是在做发表论文的工作，等同于大学教授做的事。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学生在国外的一家大药企里专门做肥胖基因的研究——包括发现新的肥胖基因、肥胖基因如何起作用、跟哪些基因发生关系、信号是怎么传递，当确定出形成肥胖的原因后，就去研究怎样控制肥胖。肥胖基因发现后，下一个部门就接手进行药物筛选，再下一个部门研究开发药物。这就是现代跨国企业新药研发一般的运作方式，今后我们国家的新药研发也必定要走这条路，但是现在还差得远。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试图能发现基于新的机理、具有新作用特点的药物。比如免疫性疾病，大家知道，目前的治疗药物经长期使用后副作用太大。那么，如何提高药物的选择性就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可是怎么提高？这就需要基础研究，需要阐明选择性调控免疫应答的分子基础。基于这样的理念，近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些药物能选择性地抑制引起疾病的病理性T淋巴细胞而不影响正常淋巴细胞，这是崭新的机理和特点，我们已经研究搞出1个五类中成药新药转让给广药集团旗下的敬修堂药业，后续的研究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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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怎样可以缩短时间，缩短差距？
徐强：以现在的条件，一些前期基础研究工作国内的企业是做不了的，必然由大学或科研院所来做，这需要企业也和大学合作，但目前这种合作还不是太多，而且基本以买产品为主，但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做开发，而是做学问研究。我总觉得目前国内大学和企业之间还缺少一个层次，缺乏沟通的人才。
比如说，我讲一个比较基础的课题给企业听，他们并不一定能明白，既然不明白，那么他们也不会认识到这个研究的产业前景，可能就会说，这个东西太基础了，我不要。这项研究要是没人要可能就会浪费掉了。所以，我觉得大学与企业之间，应该有这么一个中介人才，这个人要么是在企业，要么是老总的一个高参，他从事过基础研究，又在企业懂得产品开发的市场化运作，在企业和大学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大学教授可以跟他沟通，介绍相关基础研究，他能理解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并发现其中的市场前景，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企业，说服企业前期积极介入到大学的基础研究中去。而且由于有企业资金的投入，大学的研究也做得快，上市也比较快。
基于发病机理的研究去开发新药，这绝对是未来中国新药研发的方向，虽然这方面我们目前做的还比较少。
基于发病机理的研究去开发新药，这绝对是未来中国新药研发的方向，虽然这方面我们目前做的还比较少。, http://www.100md.com(钟可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