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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以道阴阳——质疑医易同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之说空前盛行,并掀起了一股以《易经》研究中医的热潮。论者以为“惟有援易入医,以易训医,才能揭示中医理论的实质”,甚至将“医易汇通”研究提高到可以“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的高度。有鉴于这些在中医学界颇为流行的“高论”,笔者认为:阴阳思想是《易经》所没有的,而是《易传》给发挥出来的。近来,笔者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被“医易同源”论者奉为至理名言的“《易》以道阴阳”———这一出于与《内经》成书年代大致相当的《庄子》里的话语竟然是后世注文误入正文。现不惜冒贻笑大方之嫌,斗胆提出,以就教于方家。博雅时贤倘有见教,则幸甚矣。

    详“《易》以道阴阳”一语,始见于《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其文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全面分析上面这段话语,从语义上看,其分为三层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即“其明而在于度数者”、“其在于《诗》、《书》、《礼》、《乐》者”、“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三者各自所对应的解释分别是:“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便言之,上述三者之间各自构成了对文,它们中间是不应插入“《诗》以道志”等六句的。再从文脉上分析,该文第二层只说《诗》、《书》、《礼》、《乐》四者,即便认为“《诗》以道志”等六句是庄子自注句,也不能突然钻出了《易》和《春秋》来。简言之,在《诗》、《书》、《礼》、《乐》之外,而溢出《易》、《春秋》两事,尤为不合。综此以观,不论是从语义上,还是从文脉上,将“易以道阴阳”视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庄子》所固有的话语,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若以文献学的专业术语而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句,为后世注文误入正文,则是确凿无疑的。

    明确谈论医易关系的,人们常常推到孙思邈。实则孙思邈所说欲为人医必通《周易》,不过是说作医生应该也会算卦罢了,并不是要讲什么易理。真正企图从易理中谈论医易关系的,是金元以后的事情。正如刘伯骥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导论》中所说:“且自南宋理学之兴,医学以儒理通于医,遂认医易同源,既以易理释医,复以性理傅会于气数。此凭虚空论,虽无补于治疗,但风气一开,遂横决于元明,而流习于清初而未已也。”对于“医易”关系,谢松龄先生在《阴阳五行与中医学》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足资目前正在从事“医易汇通”研究的学者借鉴:“汉代方术皆以阴阳五行为家,表明诸术互通,是一道之技。难怪今日的科学易学有‘医《易》同源’之论。这《易》,固然是阴阳五行之《易》;那源,则当是医、《易》所表征的‘道’了。”“实际上,医源较《易》源古远得多。医《易》同源论,其实是以阴阳五行为构架的大一统文化的产物。按照人文宇宙图式,这个医、《易》是阴阳五行的医、易;这个源,是生阴阳五行的太极……有汉以降,儒生以《易》为五经之首,道士以《易》为方术之首;中国的‘人文’和‘科学’皆以《易》为首,也可说皆与《易》‘同源’了。这个源,其实是‘道’。”(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