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医改：二十年，山河册
无奈的乡村医生
乡村医生连生存都有问题，年轻人还要成家还要养育孩子，自己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关心病人呢？
上世纪60年代初，陕西宁县农民罗尚明经培训当上了村里的卫生员，后来成为赤脚医生，在简陋的村卫生室给孩子们发糖丸，看看村民的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等小病。由于村里没有兽医，同时他还要兼做兽医的活儿，甚至村里的母牛分娩小牛，都是他接生下来的。
进入80年代后，合作医疗解体，罗尚明成了个体医生。他很上进，经过学习后参加考试成为合格的乡村医生，同时在村里负责预防保健工作。除了看病以外，罗尚明还根据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管理要求，开展系统化管理：每月3次例会、预防接种、填卡证、接种率统计、上报传染病调查、上报脊灰旬报、改水改厕、妇幼保健、健康知识宣传、抗洪救灾……
5年后，镇政府把罗尚明调到了宁县老翁镇医院。说起20多年来医改的感受，他皱起了眉头：“现在的年轻医生，虽然知识结构比我们新，但是医德水平下降了。”
, 百拇医药
罗尚明告诉记者，做乡村医生的时候，村民有病随叫随到，他不计一分报酬，替困难的村民垫付医药费是经常的事；即使现在在镇上看病，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他还是能帮就尽量帮一把，而现在许多做乡医的年轻医生比较淡漠，这让他觉得痛心。
罗尚明表示他调到镇医院后，村里另一位赤脚医生老王从1990年开始做乡医到后来离开，都没有享受过国家下拨的卫生资源或补贴，还要上交各种费用，后来家里实在困难，老王便去了南方打工。最近又分了一个年轻人来做乡医，罗尚明回乡时得知，这个乡医看病时常常开一些比较贵的药给村民，而且不让村民赊帐。这样“唯利是图”的行为让罗尚明这个老医生很不满，同时也感到无奈。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家庭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看病的人少了很多，另外政府拨款也逐渐减少，到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反而各种各样要缴的费用很多，如各种培训费、考试发证费、换证费、管理费、医检费、地方税等。乡村医生连生存都有问题，年轻人还要成家还要养育孩子，自己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关心病人呢？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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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整合的镇卫生院
要解决卫生院发展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做主导。我期待着卫生院被中心医院“重组”过去，或者引进民营资本将卫生院转变为股份制。
医院的生存发展问题，最近一直困扰着四川省高县沙河镇卫生院的院长金大友。“压力太大了，30多口人要吃饭啊。我已经向上面打过几次辞职报告，一直没批。”金大友说，做院长不过才3年，他的头发都愁白了。
据他介绍，沙河镇目前有两个卫生院，一个是镇中心医院，一个是镇卫生院。10年前医疗改革，上级部门曾讨论过将镇卫生院合并到镇中心医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合并成。10年之后，整个县里几乎其他所有的镇都只剩下了一家中心医院，镇卫生院不是倒闭就是被整合了，而他们医院凭借挨近邻县的地理位置优势生存了下来，但未来前景让金大友忧心忡忡。
“10年前，因为我们属于镇政府管辖，多少还能有一点拨款给我们，哪怕应给几万的只给几千。可是1998年以后，卫生局出了文件说我们划归到县一级部门管理，但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动静，而镇政府就以我们已经划归上级政府为由，不再给我们拨款。我曾经去县里找民政局、卫生局反映过好几次，但是都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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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友表示，虽然目前还能发得起医生的全额工资，但医院发展前景堪忧。“我们的检查设备很初级，有B超机和X光机，但是B超机是以前的老机子，探头很不方便，而且影像模糊不清。X光机也已经用了十几年早该淘汰了。我们县其他镇医院都已经分配了计算机设备，唯独我们医院没有。改造和添加新的设备，至少需要几十万，如果靠医院自己改造设备，员工的工资便无法维持；医院的门诊和住院病房，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瓦房，也没有钱来改造。”
金大友还说，医院是新农合的定点单位，但是邻县的病人来看病却报不了帐。因为他们没有上划到县一级政府，医院的新农合报账只能算作村卫生院，要先报到中心医院再上报县级，不能直接上报。另外，医院外科能做的手术只有最普通的阑尾切除和疝气手术，剖腹产都做得很少；现在从镇到市区只要半个小时，乡亲们到市区大医院看病一样能报账，病人不断流失；医院人员老化、人才梯队青黄不接，编制越来越少，10年都没有再进过人，反而走了几个。“就算现在有编制，也没有人愿意进来，试用期只有两三百元一个月，等转正了还是几百块一个月，失业、养老保险等统统没有(我也想给他们买，但是一买工资水平还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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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大友看来，要解决卫生院发展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做主导。他期待着卫生院被中心医院“重组”过去，或者引进民营资本将医院转化为股份制。
“我比较赞同第8套方案的购买服务。说到底有一笔固定财产在那里，另外，医生的心也可以平静下来，转变在看病中如何多挣钱的思想，医生的道德观念相信也会改善。”他说。
金大友还建议国家给医院统一配送药品，医护人员只管技术方面的事，医院管理可以参照企业的做法，由国家培养或从外面聘请专门的管理人才来管医院，从而使该做临床的专心做临床，有能力做管理的专心做管理。
“三甲”医生的困惑
医院发展了是好事情，我们那时的收入也在提高，但是医患关系再也回不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了……盼望医改的方案早一点出台，能够解决医患关系紧张、医闹、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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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齐是某三甲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从医接近30年，他向记者回忆了20多年前初到医院的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存在看病贵的问题，医院看病非常便宜，挂个号一两毛钱，做个阑尾手术只需要几块钱。只是当时医院的软硬件设施都比较差，病人住院其家属就几乎把医院当成家，吃喝拉撒都在医院，病房比较混乱。”
几年之后，医院秩序在国家整顿下正常了很多，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医疗需求也越来越多，可当时的卫生资源非常短缺，根本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从那时起到现在，医院的床位就一直都缺了。进医院做手术，床位成了个大问题，尽管很多科室都加了床，但还是远远不够，很多患者要通过熟人拉关系，才能尽快住到医院来，不然可能一个普通的胆囊手术，也要排上1年的队。因为吃大锅饭，医生的积极性也不高。”程齐说。
1985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鼓励医院除了国家的投入，还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发展医院，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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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努力，程齐所在的医院有了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新的住院部和门诊部大楼，手术室也从原来的三四间发展到十几间，并在城郊结合部开了一家分院。
“医院发展了是好事情，我们那时的收入也在提高，但是医患关系再也回不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了。像我这样高年资的医生，我觉得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合适患者，我会跟他说明，患者以前都会很尊重我给他们的意见，但是医院放开以后不一样了。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患者不再那么相信你。比如有一个患者，鼻咽癌早期就被我们发现了，但他和家属都表示怀疑，连医院检查的结果也不相信。后来出现了明显症状又到其他大医院去诊断，等到他相信时，已经错过了手术最好的时机。当然，这跟那时起就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医院公益性减弱带给患者不好的印象也有关。”程齐说。
程齐表示，他对医疗改革印象比较深的还有1998年，这一年国家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项联动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后来国家又将城镇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增加了医院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后来这些政策没有好好执行下去，总之我们做医生的常常要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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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齐说，从医疗纠纷需要举证倒置后，医生治疗病人就像准备上法庭，一举一动都要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且很多有风险的手术都不再敢做，科室的一些研究课题也只好放弃。作为一名普通的医生，他热切地盼望医改的方案(当然是对医生和患者都有利的方案)早一点出台，能够解决医患关系紧张、医闹、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
“海归”看医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换个角度看医改，你会觉得豁然开朗。
陈布恒，45岁，1984年大本，1987年正规医学院校研究生毕业；随后分到中部一家三甲医院做了4年临床，1991年先到欧洲的实验室做了几年的研究，后到临床上当了2年医生，之后回国。回国后，他先在广东省的两家医院做了5年医生，2001年底作为人才被“引进”到上海工作至今。
陈布恒在法国学习期间，先后去过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院考察，回国后给他的感受是，国内大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一点也不比国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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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巴黎朋友因咳嗽去医院预约门诊，竟然排到两个月以后，医生打来电话时，他的咳嗽早就好了。再比如在法国预约个CT检查，要等三四个月；挂个骨科号要等半年以上，这很正常。而在国内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国内大医院CT一般当天就能做，磁共振最多也就等个两三天。”
陈布恒还考察过东南亚某经济发达国家的公立医院，一幢病房大楼从中间被一分为二：左边是公立部，政府投入，全民免费医疗；而右边是私立部，看病自己掏腰包。夏季潮湿、闷热，私立部里空调、淋浴、单人间样样齐全，每位护士只照看两位病人。而与之一墙之隔的公立部却是天壤之别：五六个人一间病房，只有电风扇没有空调，一位护士要负责照料四五位病人——因为病人享受的是免费医疗，政府的财力只能提供这样的条件。
陈布恒表示，目前国内的医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到下一级医院去走穴、开大处方拿提成等，但不是所有医生都这样。“我就一直坚持不开高价药，所以没有回扣，心里也很坦然。我每周出门诊一次，医务科告诉我，前3年我开的药一共是19多万元，不如别人一个月的工作量。前不久药房看我开了一盒甲硝唑泡腾片，说还是大博士呢，还开这种药。病人以为我开错了，闹到医务科，结果是药没有错，而是这药太便宜了(3元多)。我才知道我是全院嘲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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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恒认为，目前医改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即百姓收入增加的速度跟不上医疗支出的增加。要想彻底解决“看病贵”，就必须筹建一个人人参与、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同为“海归”的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则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跨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所经历的发展路径和阶段。“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经济为补充的医改模式是不到位的医改模式，因为它重走了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所走过的弯路。实践证明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个模式不行。”周生来说。
其次要跨越国际上，特别是西方高福利体制的医改发展模式和阶段。“那种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医疗卫生模式，不能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医改必须跨越。”
在周生来眼里，旧的公有制观念早已过时。他建议将公立医院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不是私有化，是公有化，是社会进步，而不是倒退。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改制，你就觉得豁然开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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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走出桎梏天地新
从人的社会性来说，医生首先是人，要满足的是生存，吃饱了、穿暖了才可能为别人提供服务。再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可否认不少医生在学术或技术上实现了自我价值，但是更多的中小医院的医生，生活在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频繁、“看病难、看病贵”责难的高压中，他们会觉得自己所做的还那么有价值吗？
回顾过去，我们收获的是沉重，也看到了希望。医院作为高学历人才聚集的单位，医改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群体：医务人员，他们有着最切身的见解和热忱的建议。
希望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能让我们的医务人员走进和谐、热情的新医疗环境。
愿医改好起来，一切好起来。
医改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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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大胆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便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此，卫生部还把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树立为“典型”，要求在全国推广其经验和做法。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1985年：中国医疗改革“元年”。标志是，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年。标志是，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根据这个文件，卫生部按“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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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公立医院产权“变卖”年。标志是，这年2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内容，被解读为“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2004年：各路投资商跃跃欲试年。该年7月，国务院有关人士公开披露：《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在几个月内出台。这个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
▲2005年：“风云变幻”年。卫生部有关人士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2006年：中央高层为医改定调，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统一了争论多时的医改方向之争。这一年，9大医改课题全国招标，凝聚各方之力，求解医改难题。, 百拇医药(刘远芬)
乡村医生连生存都有问题，年轻人还要成家还要养育孩子，自己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关心病人呢？
上世纪60年代初，陕西宁县农民罗尚明经培训当上了村里的卫生员，后来成为赤脚医生，在简陋的村卫生室给孩子们发糖丸，看看村民的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等小病。由于村里没有兽医，同时他还要兼做兽医的活儿，甚至村里的母牛分娩小牛，都是他接生下来的。
进入80年代后，合作医疗解体，罗尚明成了个体医生。他很上进，经过学习后参加考试成为合格的乡村医生，同时在村里负责预防保健工作。除了看病以外，罗尚明还根据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管理要求，开展系统化管理：每月3次例会、预防接种、填卡证、接种率统计、上报传染病调查、上报脊灰旬报、改水改厕、妇幼保健、健康知识宣传、抗洪救灾……
5年后，镇政府把罗尚明调到了宁县老翁镇医院。说起20多年来医改的感受，他皱起了眉头：“现在的年轻医生，虽然知识结构比我们新，但是医德水平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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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尚明告诉记者，做乡村医生的时候，村民有病随叫随到，他不计一分报酬，替困难的村民垫付医药费是经常的事；即使现在在镇上看病，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他还是能帮就尽量帮一把，而现在许多做乡医的年轻医生比较淡漠，这让他觉得痛心。
罗尚明表示他调到镇医院后，村里另一位赤脚医生老王从1990年开始做乡医到后来离开，都没有享受过国家下拨的卫生资源或补贴，还要上交各种费用，后来家里实在困难，老王便去了南方打工。最近又分了一个年轻人来做乡医，罗尚明回乡时得知，这个乡医看病时常常开一些比较贵的药给村民，而且不让村民赊帐。这样“唯利是图”的行为让罗尚明这个老医生很不满，同时也感到无奈。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家庭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看病的人少了很多，另外政府拨款也逐渐减少，到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反而各种各样要缴的费用很多，如各种培训费、考试发证费、换证费、管理费、医检费、地方税等。乡村医生连生存都有问题，年轻人还要成家还要养育孩子，自己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关心病人呢？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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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整合的镇卫生院
要解决卫生院发展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做主导。我期待着卫生院被中心医院“重组”过去，或者引进民营资本将卫生院转变为股份制。
医院的生存发展问题，最近一直困扰着四川省高县沙河镇卫生院的院长金大友。“压力太大了，30多口人要吃饭啊。我已经向上面打过几次辞职报告，一直没批。”金大友说，做院长不过才3年，他的头发都愁白了。
据他介绍，沙河镇目前有两个卫生院，一个是镇中心医院，一个是镇卫生院。10年前医疗改革，上级部门曾讨论过将镇卫生院合并到镇中心医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合并成。10年之后，整个县里几乎其他所有的镇都只剩下了一家中心医院，镇卫生院不是倒闭就是被整合了，而他们医院凭借挨近邻县的地理位置优势生存了下来，但未来前景让金大友忧心忡忡。
“10年前，因为我们属于镇政府管辖，多少还能有一点拨款给我们，哪怕应给几万的只给几千。可是1998年以后，卫生局出了文件说我们划归到县一级部门管理，但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动静，而镇政府就以我们已经划归上级政府为由，不再给我们拨款。我曾经去县里找民政局、卫生局反映过好几次，但是都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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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友表示，虽然目前还能发得起医生的全额工资，但医院发展前景堪忧。“我们的检查设备很初级，有B超机和X光机，但是B超机是以前的老机子，探头很不方便，而且影像模糊不清。X光机也已经用了十几年早该淘汰了。我们县其他镇医院都已经分配了计算机设备，唯独我们医院没有。改造和添加新的设备，至少需要几十万，如果靠医院自己改造设备，员工的工资便无法维持；医院的门诊和住院病房，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瓦房，也没有钱来改造。”
金大友还说，医院是新农合的定点单位，但是邻县的病人来看病却报不了帐。因为他们没有上划到县一级政府，医院的新农合报账只能算作村卫生院，要先报到中心医院再上报县级，不能直接上报。另外，医院外科能做的手术只有最普通的阑尾切除和疝气手术，剖腹产都做得很少；现在从镇到市区只要半个小时，乡亲们到市区大医院看病一样能报账，病人不断流失；医院人员老化、人才梯队青黄不接，编制越来越少，10年都没有再进过人，反而走了几个。“就算现在有编制，也没有人愿意进来，试用期只有两三百元一个月，等转正了还是几百块一个月，失业、养老保险等统统没有(我也想给他们买，但是一买工资水平还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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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大友看来，要解决卫生院发展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做主导。他期待着卫生院被中心医院“重组”过去，或者引进民营资本将医院转化为股份制。
“我比较赞同第8套方案的购买服务。说到底有一笔固定财产在那里，另外，医生的心也可以平静下来，转变在看病中如何多挣钱的思想，医生的道德观念相信也会改善。”他说。
金大友还建议国家给医院统一配送药品，医护人员只管技术方面的事，医院管理可以参照企业的做法，由国家培养或从外面聘请专门的管理人才来管医院，从而使该做临床的专心做临床，有能力做管理的专心做管理。
“三甲”医生的困惑
医院发展了是好事情，我们那时的收入也在提高，但是医患关系再也回不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了……盼望医改的方案早一点出台，能够解决医患关系紧张、医闹、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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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齐是某三甲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从医接近30年，他向记者回忆了20多年前初到医院的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存在看病贵的问题，医院看病非常便宜，挂个号一两毛钱，做个阑尾手术只需要几块钱。只是当时医院的软硬件设施都比较差，病人住院其家属就几乎把医院当成家，吃喝拉撒都在医院，病房比较混乱。”
几年之后，医院秩序在国家整顿下正常了很多，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医疗需求也越来越多，可当时的卫生资源非常短缺，根本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从那时起到现在，医院的床位就一直都缺了。进医院做手术，床位成了个大问题，尽管很多科室都加了床，但还是远远不够，很多患者要通过熟人拉关系，才能尽快住到医院来，不然可能一个普通的胆囊手术，也要排上1年的队。因为吃大锅饭，医生的积极性也不高。”程齐说。
1985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鼓励医院除了国家的投入，还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发展医院，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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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努力，程齐所在的医院有了很大的发展，兴建了新的住院部和门诊部大楼，手术室也从原来的三四间发展到十几间，并在城郊结合部开了一家分院。
“医院发展了是好事情，我们那时的收入也在提高，但是医患关系再也回不到上世纪80年代那样了。像我这样高年资的医生，我觉得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合适患者，我会跟他说明，患者以前都会很尊重我给他们的意见，但是医院放开以后不一样了。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患者不再那么相信你。比如有一个患者，鼻咽癌早期就被我们发现了，但他和家属都表示怀疑，连医院检查的结果也不相信。后来出现了明显症状又到其他大医院去诊断，等到他相信时，已经错过了手术最好的时机。当然，这跟那时起就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医院公益性减弱带给患者不好的印象也有关。”程齐说。
程齐表示，他对医疗改革印象比较深的还有1998年，这一年国家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项联动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后来国家又将城镇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增加了医院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后来这些政策没有好好执行下去，总之我们做医生的常常要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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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齐说，从医疗纠纷需要举证倒置后，医生治疗病人就像准备上法庭，一举一动都要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且很多有风险的手术都不再敢做，科室的一些研究课题也只好放弃。作为一名普通的医生，他热切地盼望医改的方案(当然是对医生和患者都有利的方案)早一点出台，能够解决医患关系紧张、医闹、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
“海归”看医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换个角度看医改，你会觉得豁然开朗。
陈布恒，45岁，1984年大本，1987年正规医学院校研究生毕业；随后分到中部一家三甲医院做了4年临床，1991年先到欧洲的实验室做了几年的研究，后到临床上当了2年医生，之后回国。回国后，他先在广东省的两家医院做了5年医生，2001年底作为人才被“引进”到上海工作至今。
陈布恒在法国学习期间，先后去过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院考察，回国后给他的感受是，国内大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一点也不比国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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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巴黎朋友因咳嗽去医院预约门诊，竟然排到两个月以后，医生打来电话时，他的咳嗽早就好了。再比如在法国预约个CT检查，要等三四个月；挂个骨科号要等半年以上，这很正常。而在国内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国内大医院CT一般当天就能做，磁共振最多也就等个两三天。”
陈布恒还考察过东南亚某经济发达国家的公立医院，一幢病房大楼从中间被一分为二：左边是公立部，政府投入，全民免费医疗；而右边是私立部，看病自己掏腰包。夏季潮湿、闷热，私立部里空调、淋浴、单人间样样齐全，每位护士只照看两位病人。而与之一墙之隔的公立部却是天壤之别：五六个人一间病房，只有电风扇没有空调，一位护士要负责照料四五位病人——因为病人享受的是免费医疗，政府的财力只能提供这样的条件。
陈布恒表示，目前国内的医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到下一级医院去走穴、开大处方拿提成等，但不是所有医生都这样。“我就一直坚持不开高价药，所以没有回扣，心里也很坦然。我每周出门诊一次，医务科告诉我，前3年我开的药一共是19多万元，不如别人一个月的工作量。前不久药房看我开了一盒甲硝唑泡腾片，说还是大博士呢，还开这种药。病人以为我开错了，闹到医务科，结果是药没有错，而是这药太便宜了(3元多)。我才知道我是全院嘲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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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恒认为，目前医改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即百姓收入增加的速度跟不上医疗支出的增加。要想彻底解决“看病贵”，就必须筹建一个人人参与、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同为“海归”的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则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跨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所经历的发展路径和阶段。“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经济为补充的医改模式是不到位的医改模式，因为它重走了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所走过的弯路。实践证明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个模式不行。”周生来说。
其次要跨越国际上，特别是西方高福利体制的医改发展模式和阶段。“那种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医疗卫生模式，不能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医改必须跨越。”
在周生来眼里，旧的公有制观念早已过时。他建议将公立医院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不是私有化，是公有化，是社会进步，而不是倒退。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改制，你就觉得豁然开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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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桎梏天地新
从人的社会性来说，医生首先是人，要满足的是生存，吃饱了、穿暖了才可能为别人提供服务。再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可否认不少医生在学术或技术上实现了自我价值，但是更多的中小医院的医生，生活在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频繁、“看病难、看病贵”责难的高压中，他们会觉得自己所做的还那么有价值吗？
回顾过去，我们收获的是沉重，也看到了希望。医院作为高学历人才聚集的单位，医改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群体：医务人员，他们有着最切身的见解和热忱的建议。
希望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能让我们的医务人员走进和谐、热情的新医疗环境。
愿医改好起来，一切好起来。
医改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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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大胆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便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此，卫生部还把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5所医院树立为“典型”，要求在全国推广其经验和做法。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1985年：中国医疗改革“元年”。标志是，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年。标志是，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根据这个文件，卫生部按“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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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公立医院产权“变卖”年。标志是，这年2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内容，被解读为“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2004年：各路投资商跃跃欲试年。该年7月，国务院有关人士公开披露：《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在几个月内出台。这个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
▲2005年：“风云变幻”年。卫生部有关人士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2006年：中央高层为医改定调，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统一了争论多时的医改方向之争。这一年，9大医改课题全国招标，凝聚各方之力，求解医改难题。, 百拇医药(刘远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