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可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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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西方的文化反思与东方转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在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演讲。我关注她谈到“中国文化之可能贡献”，旨在“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审视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研究在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作出何种贡献。”以下谨摘其要：
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中国文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之参照的重要方面。
其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是不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在现实变化中未能完全预见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只有“摸着石头”，向“未知”进发，才能创造新路，一切都已固定的，只能是老路。既然如此，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从鲁迅的小说《铸剑》中可以看到对“世代复仇”的反讽，在金庸的一些小说中也能看到复仇与和解的双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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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70年代以来，纠正“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都包含了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中国传统智慧的运用，而不是拘泥于强调固定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
其二，与西方“主客两分”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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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全然不同。
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每一卦都是由三画组成，由三而演化，至于无穷。《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天、地、人，只有天、地是不够的，必须有第三因素“人”来“赞天地之化育”，世界才能成其为世界。《中庸》的真精神则是要从“过”和“不及”的两端，找到一个中道，即所谓“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两项旧物的“折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智慧的结晶也许能救助日益陷入暴力、恐怖、极端威胁的世界。
其次是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这是中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另一个系统，意即世界万物皆由五种元素及其所构成的关系所组成。从多种元素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出发，就必然重视事物的多样性，重视差别和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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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意蕴。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人能够提供确定性的答案。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却与此截然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轴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这就是“返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返本”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盲目“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正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目前，在西方，回到原点，重新再出发，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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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理解。
西方对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已发展到极端，但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如戴震所谓：“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样，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那样将个人作为实现某种社会的手段。儒家认为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政府少折腾、百姓无官司的社会。儒家的这些主张也许可以修正西方民主的弊端，有助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兼顾身心的、更合理的民主。, 百拇医药
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中国文化所固有，而又可以作为当前世界文化重构之参照的重要方面。
其一，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
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从中国的宇宙观出发，最重要的就是不拘泥于人们以为是“已定的”、其实在现实变化中未能完全预见的“确定性”，而是去研究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从现实当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哲理之所在。只有“摸着石头”，向“未知”进发，才能创造新路，一切都已固定的，只能是老路。既然如此，那么基于不变的立场和观点的世代复仇就不一定有一成不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和为贵”的哲学反对“冤冤相报，无有已时”，提倡“仇必和而解”，“一笑泯恩仇”。从鲁迅的小说《铸剑》中可以看到对“世代复仇”的反讽，在金庸的一些小说中也能看到复仇与和解的双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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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70年代以来，纠正“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都包含了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中国传统智慧的运用，而不是拘泥于强调固定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
其二，与西方“主客两分”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他们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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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思维方式却与此全然不同。
首先是“一分为三”的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每一卦都是由三画组成，由三而演化，至于无穷。《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天、地、人，只有天、地是不够的，必须有第三因素“人”来“赞天地之化育”，世界才能成其为世界。《中庸》的真精神则是要从“过”和“不及”的两端，找到一个中道，即所谓“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两项旧物的“折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然后，“求其中道”。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智慧的结晶也许能救助日益陷入暴力、恐怖、极端威胁的世界。
其次是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这是中国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另一个系统，意即世界万物皆由五种元素及其所构成的关系所组成。从多种元素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出发，就必然重视事物的多样性，重视差别和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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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意蕴。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人能够提供确定性的答案。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却与此截然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轴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这就是“返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返本”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盲目“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正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其实，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往往要回顾和重新参照古希腊和希伯莱。目前，在西方，回到原点，重新再出发，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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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理解。
西方对个人权利、自由意志的强调已发展到极端，但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如戴震所谓：“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样，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那样将个人作为实现某种社会的手段。儒家认为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政府少折腾、百姓无官司的社会。儒家的这些主张也许可以修正西方民主的弊端，有助于创造一种新型的、兼顾身心的、更合理的民主。,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