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留住中医药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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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王孝涛、王雪苔、施杞、曹洪欣……这些中医药界的大家、翘楚，如今又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日前，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5大类226位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医药界共有29人入选。
当中医药世代沿用的传统规范不被某些人承认，许多传统医疗技术濒临消亡，珍贵的中医药资源被消耗殆尽，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被束之高阁，一些世代传承的传统医药知识和资源被无偿利用、占有且得不到任何回报的时候，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为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发展打开了一扇生存之门，而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则肩负着让中医药传统知识代代相传、不断延续、不断创造应用的重任。
“如果说中医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建立是为了科学、系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的中医药保护体系的话，那么对传承人的确认，则是将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落到了实处。”中医药专家们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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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中医药记忆的代表
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秘书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所所长柳长华此前一直从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课题研究。针对世界性的“传统知识失落”和“不当占有”，柳长华等专家们曾希望创建一套适宜的专门制度，为中医药传统知识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两年的研究，却使柳长华陷入了困惑之中：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根本无力对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保护!当柳长华接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项目的时候，他终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尽管2005年底中医药界才开始这项工作，但到2006年初，中医药已经有9个项目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这9个项目涵盖了中医药的所有领域。柳长华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向世界传达这样一种声音：中国政府要对中医药进行保护，并且是不断地进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91岁，最年轻的45岁，平均年龄已经达到“古来稀”的70.86岁。完整掌握所传承项目的专业知识或者其特殊技能；具有所传承项目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是中医药传承人必须具备的3项标准。“除了精神价值之外，传承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记忆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柳长华认为，“传承人+传统知识+文化内涵”的形式，符合中医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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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在29位传承人中可以算得上是年轻的。但他还是感到了时间的压力。他认为，虽然在最近这50年里，中医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继承方面却相对薄弱——不仅对中医药的传承重视得不够，而且对中医理论的优势保持也不到位。
曹洪欣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医学院的毕业生，但他认为自己的最大优点就是在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中医理论思维来进行医疗保健和治疗工作。曹洪欣强调，“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阴阳平和，以平为期”、“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这些中医理论中的精华部分是中国人在对疾病进行长期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也体现了中医理论的先进性。因为有着中医科学院院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双重身份，曹洪欣认为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医药文化的保护和广泛传播做一些工作。“中医发展就是中医在行业内自立自强，在行业外多传播、多交流，获得更多的理解，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中医医疗保健康复的作用。”曹洪欣这样理解他所要承担的责任。
■传承人——人没了，技术就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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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科学院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79岁的中药炮制技术项目传承人王孝涛依然在忙碌着。在他背后的一排书柜中，全部都是他收集、整理、研究和编撰的关于中药炮制方法的书籍。在他面前，有一张用了40余年的老式办公桌，桌子下面还垫着一个一尺多高的旧木箱。这张办公桌是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长时间伏案编写《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致使第4、5颈椎滑脱，难以低头，为了工作方便而“特制”的。如今，他仍旧笔耕不辍，守护着他背后那一柜子发黄的书籍，期待着有一天，能有人真正地将这些书中的精髓继承下去。
很多人认为，炮制就是对药材洗一洗，切一切，没有多少科技含量。但在王孝涛的眼中，炮制技术却是一种无形资产。
“乌头，中医用，西医也在用，但西医只能外用，而中药中有制附片、制乌头等，都可以内服。又例如大黄的应用，西医只用生大黄，而中医有熟大黄、蜜制大黄等等。炮制等于是扩大了药物的用途。采用饮片组方是中医用药的特色和优势，中药通过炮制，可制毒增效或减毒保效，是有科学内涵的。这种科学只有中国有，也只有中医可以用。”以往王孝涛受邀出国讲学时，一些外国人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向他询问一些贵重中药的炮制方法。为了保护中药的知识产权，王孝涛总是婉转地回绝，后来他干脆就不再接受这方面的邀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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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集毕生之精力用于中药炮制学的研究中，王孝涛还是感叹中药炮制学的历史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就没有太大的发展：炮制文献研究还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上，很多资料没有被收集、整理。在“八五”攻关的时候，王孝涛还能组织起200多人进行炮制的研究工作，但是后来，由于对中药炮制技术重视不够，到了“十一五”期间，王孝涛想找到真正懂得炮制的老专家、老中药师已经很难了。
“我们国家的大熊猫还有1500多只呢，而真正有炮制学高级职称的中药炮制学专家只有不到50人了。”王孝涛痛心地说。“炮制学很多是隐性知识，人是技术的载体，人没有了，技术也流失了。实际上有的炮制方法已经失传了。”
■传承人——需要政策的引导、扶植、规范
在传承过程中，中医药传承人往往会遇到角色的冲突：一方面要按照传统传承，如“师带徒”的模式，中医独特望闻问切的诊病方式，系统辨证的治疗方式等；另一方面是面临“生存”的现实需要，必须接受带有现代西医模式的资格考试，需要按照西药化的标准申报、生产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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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研究的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马治国指出，中医传承人要完成其角色任务，仅靠传承人的觉悟和毅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有有效的政策支持。否则，传承人会在角色冲突中最终失败。而这个政策必须建立在中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如果不尊重中医的规律和特点，而是按照西医标准要求中医，或中医政策西医化，中医的传承就会渐渐中断。
尽管目前中医药界对于中医药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但尚未看到有关对中医药传承的具体要求，一些传承人也不了解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怎样做。马治国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相关政策明显滞后，传承工作尚未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马治国认为，要加快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步伐。而在立法或政策中，应当借鉴日本、韩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较早通过立法、对非物质文化保护成绩显著的国家的经验。在法律中明确“传承人”的地位和选拔标准、程序，将保护和传承的费用直接发放给被确定的传承人，与传承人订立传承协议，规范传承人的行为，提出传承的具体任务，并对传承人履行义务进行监督。以便让传承人摆脱角色冲突，专心致志地扮演好传承的角色，使传承朝着规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图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曹洪欣(右一)与外国友人交流中医药知识传播的问题。
文/图本报记者 崔昕,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