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家的孤儿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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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樊建强每年都要回中国两三趟，除了探望仍生活在中国的年迈母亲，他也抓住每次回国的机会和国内学者、科研机构，以及那些罹患罕见病者进行交流，他“希望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樊建强出生于上海，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毕业生。1981年留学至日本就读于鹿儿岛大学，后在日本京都大学取得医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又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专业一直集中在生物化学的基础研究。
1996年，樊在酶学方面研究的突出表现被日本一家医学研究所看中，并请他到日本工作。此时，樊对于自己的事业亦有从基础研究向应用方面转变的想法，于是他欣然前往，并因之拉开了事业的大幕。在日期间，樊建强发明的“化学伴侣”疗法(Chemical chaperone therapy，是通过增强患者体内残存的酶活性来达到治疗目的)开创了治疗溶酶体病的全新思路，利用这个方法研发的新药已经在美国等多国进行临床实验，其中尤以治疗Fabry病的药品Amigo(美国Amicus公司生产)最为著名，并有望最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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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酶体病，是人体缺少不同生物酶造成的众多疾病的统称，病种达450种之多。这类疾病因发病率相较于常见病非常小，所以被国际医学界认定为罕见病。随着发达国家先后出台关于罕见病药物(又称“孤儿药”)的特别法案，使得近年来对于这一类冷门药物的研发趋热。例如美国Genzyme公司便得利于相关法案，在罕用药领域建立了完整的产品与研发线并因高昂的定价和长期的市场独占权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樊建强希望把他发明的这种治疗方法介绍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治疗新药。“限于医疗条件，现在中国发现罹患这种疾病的人还很少，但将来一定会很多，这套研发思路很适合中国，中国完全可以自己研发孤儿药。”7月的一个周末，短暂回国的樊建强在北京的一家饭店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其言谈举止谦逊而儒雅。
新思路
“我想问你，你认为遗传病是由什么引起的？”
, 百拇医药 “应该是基因变异。”
“很多人都认为遗传病的原因是基因有问题，大家都会这么回答，这是对的，也是不对的。”当被问及“化学伴侣”疗法的原理时，樊建强的解释以这样一段与记者的互动问答开始。
在他看来，正是人们惯常的认识使药物研发的思路越来越窄。“10年以前甚至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遗传病是由变异的基因造成的。实际上我们有了坏的基因，他并不会造成病变，问题在于基因坏了导致基因的产物也坏了，正常的蛋白合成不出来，所以人的一些正常生理功能无法实现。”
10年前，樊建强来到日本开始从事酶的替代方法研究。“人们考虑的方法是，如果遗传病的病因是基因产物，那把相应的蛋白调高就能解决问题，当然怎么调高，有很多办法。基因治疗是个办法，但目前在国际上还是研究禁区。当然，还可以用酶(一种特异性蛋白)的替代法，就是把所缺的蛋白补进去，这种方法优点在于缺什么，就能补什么，但缺点是价格昂贵；而且这种外源性的蛋白容易产生免疫反应。另外，由于蛋白是大分子，其进入体内后的分布会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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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替代法是目前世界上溶酶体病的主要疗法，但樊并不认为这是惟一的方法，在他看来，解决“坏基因导致坏蛋白”问题的思维还可以再发散一些。他的思路是能否将病人自身的坏蛋白“废物利用”而不是借助外源性蛋白。“其实，很多病人体内的酶还是有活性的，只是构象发生了变化，所以细胞的‘管理机构’便将之视为等外品处理掉，人就患病。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错误的构象引导到原始状态，使得细胞认为这是正常酶。当然，这样的酶活性肯定没原来高，但像Fabry病人，其体内酶的活性只要达到常人的10%就足够了，我们的课题也就在这里。”
做CEO，我不擅长
按照这样的思路，只要发现一个小分子能够完成上述蛋白构象的转变，就意味着找到了治疗这一类罕见病的全新药物。事实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樊建强的研究小组很快找到了这样的小分子，在临床前研究中也显示了良好的效果，并很快为此发表了相关论文。但此时他不得不面临新的抉择。“我希望把这个药做出来，但这在日本当时相对保守的科研环境似乎很难实现。”而在此时，由于这个小分子通过了小鼠的病理模型研究，开始受到美国风险投资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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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底，为了继续新药的研制工作，樊再度返美。他所供职的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立刻帮助他完成了后续专利方面的申请工作，使得“化学伴侣”疗法的专利从最初治疗Fabry病扩大到所有的酶缺陷症。
2002年，随着第一笔250万美金风险资金的介入，樊建强创立了Amicus公司，进行治疗Fabry(法布里氏症)、Gaucher’s(高雪氏症)等的药物开发。“后来风险投资又先后投入了3100万、550万、6600万美金，今年5月这个公司已经在NSDK上市了。目前公司Fabry病药物研发已经进入临床2期，Gaucher’s也进入了临床2期，另外还有一种药物进入了1期临床。”
成功希望大吗？当然大!樊建强对自己这套疗法以及对按照这套思路研发的新药颇有自信。但令人费解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做出了离开这家他一手开创的公司的决定。
“实际上我对运作公司不感兴趣，这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想占着座位也没什么意思，不如让有能力、懂行的人去干，当然我还是它的股东。”樊不认为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出有什么遗憾，因为他的兴趣和成就感都来源于科学家的本分而并非做一个企业的CEO。“研发和基础研究完全不一样，研发的目标是怎么样把这个成果最终投向市场，使利润最大化，而基础研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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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开拓者，你开拓了别人能跟上来做得更好，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做CEO虽然有权力，但实际上是股东的管家，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有这个时间我为什么不干点新鲜的事情呢？”去年，离开Amicus以后，樊又创建了一家新研究院Pfantastic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LLC，将研究方向锁定在诸如老年痴呆症等成年病药物的研发上。他坦言，“现在研究院是我在做CEO，但若找到更能胜任的人就让他做。”
中国梦想
樊建强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利用他的研究成果能在中国创建一个“Amicus”。他几次回国都希望找到能够合作的企业。
“中国人完全可以做，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或者我投一部分钱也可以。只要它懂得申报的程序，并且能够真正做一些化学合成就可以，还有就是有能力投入一部分资金进去。”“但是目前还没做成，我想时机大概还没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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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似乎正如他所说，在中国进行孤儿药的研发的确火候未到。如今国外已有很多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并制定法律保障罕见疾病患者的治疗。但迄今，中国还缺乏这样的组织和法律，因此在中国，从罕见病的发现及治疗、相关药物的开发、治疗费用支付方式的选择到患者自身认同等都还相当落后，因而目前中国企业对这个市场的认同感并不高。
“但我仍觉得中国企业值得一试。”在樊看来，发达国家都有孤儿药的法律，中国现在没有，但以后肯定会有，若有患者组织推广，进程会更快；此外，企业制定合理的研发以及推广策略亦有助于政府加快立法进程。更重要的是，创新一定意味着风险，这就要看企业是否具有开创性的魄力。他强调，“解决罕见病用药的问题，是政府、企业、患者必须合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一旦解决也是三方都可以从中享受利益。”
此次回国，樊建强特地为他的孩子安排下乡体验生活。他想让孩子知道其正在经历的安逸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要经过挣扎和奋斗才能获得。
我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开拓者，你开拓了别人能跟上来做得更好，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做CEO虽然有权力，但实际上是股东的管家，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有这个时间我为什么不干点新鲜的事情呢？, http://www.100md.com(赖强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