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60载扬鞭未下鞍——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名誉院长王宝恩
王宝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名誉院长、著名内科专家。从医院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十几年了，但他一直退而不休，是旁人眼中的"大忙人"。如今年届80的他承担着5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按照计划今年他还将继续招收一批学生。不少年轻弟子都亲切地称王宝恩这位慈祥、幽默的长者为"老爷爷"。他的老下级曾亲眼看到王宝恩在病床上左手打点滴右手敲键盘，用笔记本电脑坚持工作的情景。而在老同事眼中，王宝恩是能以个人品德服众的老院长，更是在医学道路上孜孜以求，从未停步的学者。每天晚上九十点钟之后，待患病的夫人安然入睡，他还要独自看书或上网查询最新的医学动态。多年来，王院长家书房的那盏灯一直亮在"友谊人"的心上。
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王宝恩仍然躬耕不倦，我们不禁要问：他是何时立下治病救人的宏大理想？又是什么一直鞭策他不断前行，直到今天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对王宝恩进行了专访。
王宝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名誉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内科学分会、消化学分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肝病学会、美国肝病学会会员及亚太肝病学会执行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受聘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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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化、肝病、急救医学和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居于国际前沿水平的最新成果。在5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先后发表论文200余篇，撰写著作5部。其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国家级及部级科研成果17项、北京市科研成果22项。从1978年至今已培养博士后研究生2名、博士29名、硕士23名。
先后多次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局级先进工作者称号；1997年获中华医学会"特别贡献奖"；1999年被中华医学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及《健康报》社评选为"全国百名优秀医生"；2000年在第四届国际肝炎肝癌学术大会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宣卫系统和北京市卫生局优秀共产党员；2003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SARS优秀科技工作者"；2005年被授予"首届吴阶平优秀教师奖"。
起点愿为良医
为什么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对王宝恩的采访从他的职业生涯起点开始了。王宝恩说：“当初，我选择读医学专业，主要是受家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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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时代，王宝恩是个兴趣广泛、偏爱文艺的少年，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是文学大家，课余时间，他最喜欢阅读“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但是，在家人看来，文艺不能当饭吃，学医倒是个好选择———当时人们崇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医生是人人羡慕的“自由职业铁饭碗”，既有专长又能自己挂牌行医，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家人的影响下，王宝恩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并立志做一名良医，由此踏上了医学求索路。
虽然学医并非完全出自本意，但是年轻气盛的王宝恩信奉“要做就做最好”的人生哲学。除了在学校认真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外，他还带着问题去拜访当时的医学大家，孜孜不倦地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王宝恩说，那时候他崇拜的偶像是协和医院的刘士豪教授，因为他真正有学问，甭管生理还是生物化学问题，他都能结合临床给出解答，讲得头头是道。年轻的王宝恩立志将来也要成为这样一个医生，并为实现这样的理想不断努力着。在老校友、老同事眼中，王宝恩是个优秀的学长。友谊医院原常务副院长黄慧英是王宝恩的老同事，也是他的北大校友，她说，王宝恩很聪明，入学时年纪很小，可是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1948年，王宝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踏上了他数十载的行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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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走进杏林
王宝恩是中西医结合领域的著名专家，他曾承担“感染性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早期诊断与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一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在国际上提出并首先证明了中医药阻断及逆转肝硬化的新观点；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根据传统医学理论研制的中药复方制剂861合剂，为慢性肝病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他领导的中西医结合成果先后获得40余项国家级、部级、市局级科研成果奖。而从教育背景来看，王宝恩绝对是科班出身的西医专业毕业生，他甚至连脱产学习中医药的经历都没有。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他学习祖国传统医学的兴趣呢？
王宝恩清楚地记得，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主席对中医学有过这样一个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西医应离职学习中医。”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此时的王宝恩已经不是那个只愿为良医的年轻人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也已烙进了他的心里，不断学习、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是他始终努力的方向。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批示引发了王宝恩对中医药的关注，那么，此后的一个案例就更使他坚定了学习中医中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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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18日，友谊医院妇产科收治了一位妊娠8个月，部分前置胎盘、盆腔化脓感染、伪膜性肠炎的农村妇女。病人高烧合并中毒性休克，一天20～30次海水样大便。当时身为内科副主任的王宝恩几次参加内、外、妇、儿科的集体大会诊，虽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抢救，但终不见效，病人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迫于无奈，最终他们请来著名老中医郗霈龄大夫。郗老大夫给这位农村妇女仔细号过脉后，开出三副中药。病人服药后，情况迅速好转，体温下降，腹泻停止，最终获得新生。
王宝恩亲眼目睹这一奇迹后深深地认识到，中医不只适用于肾炎、肝硬化等慢性病，也能够治疗急性病，甚至能在西医“没招”的情况下，使病人起死回生。他坚信，祖国的中医药里肯定有宝藏，我们要挖掘这些宝藏，只有老实学习。
作为业务骨干，王宝恩工作繁忙，根本没有机会脱产学习，他只能找来艰涩的中医经典书籍自学。与此同时，他还请郗霈龄等老中医到友谊医院看门诊，通过现场观察和虚心请教的方式向前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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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学习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即便是“文革”期间，王宝恩被下放到甘肃庆阳，其学习和研究仍然在继续。在偏远的庆阳，王宝恩生活十分艰苦，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喝水还得自己挑。但是，令他忧心的是，这里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横行，但由于经济落后，缺医少药，百姓连几分钱一片的异烟肼都用不起。要想治病救人，只能就地取材。于是，王宝恩拜当地老中医、赤脚医生为师，踏遍了庆阳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终于认识了几百味中草药，学会了一些中药简单的炮制方法及三四味中药便能治好老乡病痛的真本事。而这也为他日后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疾病奠定了坚实基础。
支点病人至上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王宝恩就提出了抢救危重病人要“全心全意，千方百计，争分夺秒，认真过细”的理念，如今这十六个字被挂在友谊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墙上，成为ICU的科训。其实，这十六个字就是王宝恩心目中好医生的标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3年12月，我国留学生小伊在荷兰发生了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1984年5月初其病情加重，便次增加，血便为主，体温升高达39℃以上，住进荷兰某医院。经抗生素及大量激素治疗后，病情仍不见改善，院方决定做肠切除术和永久性人工肠造瘘术(人工肛门)。这对一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实施这种手术，将带来不良后果，死亡率也很高。经我驻荷兰使馆党委多次研究讨论，并邀请在荷兰进修的医生共同研究后认为，国内有较成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疗效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决定与王宝恩联系，王宝恩当机立断，决定将小伊接回国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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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2小时的飞行和路程，小伊在医护人员的抢救和护理下，直送友谊医院内三病房，王宝恩亲自接诊，立即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过132天的精心救治，成功挽救了这例危重病人的生命，避免了全结肠切除而且肠内病变消失，使其能够和正常人一样重新开始学习和工作。有力地证明了中医药是我国的医学宝库。而王宝恩这种不计较个人成败得失，一心救病患于水火，勇担风险的忘我精神更令人赞叹。
自幼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王宝恩，最欣赏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或许是那些气势豪迈、意境高远的诗词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男子汉。友谊医院原党委副书记白思温说，在他人眼中，王宝恩是幸运的。其实他的道路也并不平坦———曾被关进牛棚，下放到甘肃，放下听诊器去修理锅炉房，然而种种坎坷从未动摇王宝恩的爱国之心，为人民服务之心。也唯其如此，王宝恩直到今天仍然是友谊医院最忙的人之一，他的探索仍在继续。
交叉点月是故乡明
, 百拇医药 在老同学、老搭档黄慧英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王宝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办公室到病房，短短几百米的距离，他需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可是，检查心电图结果又正常。1988年，王宝恩赴美联系医院人员交流事宜，他在美国专家的建议下进行了踏板试验。试验开始没多久，他就出现了血压下降、脸色苍白、浑身大汗等症状。美国专家惊讶地发现，王宝恩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心脏冠状动脉三个主要分枝已堵塞了二枝半。专家对他说，你必须立即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带着这种警告，王宝恩仍然坚持完成了计划的全部工作。
直到1989年，王宝恩才独自一人拎着三个皮箱，踏上了赴美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旅程。他说，当时，国内开展心脏搭桥手术总数不过500例，想到这一去能否回来，心里到底有些忐忑。临行前，王宝恩在自己办公室的小黑板上写下了一句唐诗“月是故乡明”。在国外，许多人劝他别回国了，不少人连出路都替他设想好了———只要评上个中医学教授，可以马上拿到绿卡，成为永久性居民。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王宝恩目标十分明确———回到祖国，继续为患者服务。刚动完大手术，他就忙着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希望能把最新的科研信息带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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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当初的选择，王宝恩挥挥手语气非常淡然：每个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曾经面临同样的十字路口，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或许不曾意识到，他的做法已经把“月是故乡明”的故事写进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心里。那一年，谁也舍不得擦掉这句诗，把它一直保留在那块小黑板上，似乎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等待王宝恩的归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王宝恩仍然是那个因中考考了第三名而痛哭一场，并自责“凭什么我不是第一名”的执着而自信的孩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虽然我从1949年入党后就一直在批判自己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始终都没有解决。正是凭着这种倔强不服输的精神，如今，已达80高龄的他仍然活跃在临床、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上。说到未来，王宝恩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要在有生之年，重新学习，掌握地道的美式英语。带着这样的愿望，王宝恩三年前报名参加了一个著名的英语培训班。他原本具备的高超的英语水平使其轻易成为该校最优秀的学员之一，而这却让老师们犯了难，因为他们最高级别的课程也难以满足王宝恩的需求，教给他最地道的美式英语。为了完成这个心愿，王宝恩还在不断地和他的弟子们探讨，寻找更好的学习方法。与其相处，人们总能被眼前这位八旬学者蓬勃向上的精神深深感染。而当他摘下助听器的一瞬间，心中闪现一个念头：愿这颗年轻的心不断找到新起点，永远在追求新目标的道路上驰骋。
(□徐蕾莹蒋月荣), 百拇医药
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已进入耄耋之年的王宝恩仍然躬耕不倦，我们不禁要问：他是何时立下治病救人的宏大理想？又是什么一直鞭策他不断前行，直到今天也不敢有丝毫松懈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对王宝恩进行了专访。
王宝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名誉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内科学分会、消化学分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国际肝病学会、美国肝病学会会员及亚太肝病学会执行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受聘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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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化、肝病、急救医学和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居于国际前沿水平的最新成果。在5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先后发表论文200余篇，撰写著作5部。其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国家级及部级科研成果17项、北京市科研成果22项。从1978年至今已培养博士后研究生2名、博士29名、硕士23名。
先后多次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局级先进工作者称号；1997年获中华医学会"特别贡献奖"；1999年被中华医学会、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及《健康报》社评选为"全国百名优秀医生"；2000年在第四届国际肝炎肝癌学术大会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宣卫系统和北京市卫生局优秀共产党员；2003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SARS优秀科技工作者"；2005年被授予"首届吴阶平优秀教师奖"。
起点愿为良医
为什么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对王宝恩的采访从他的职业生涯起点开始了。王宝恩说：“当初，我选择读医学专业，主要是受家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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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时代，王宝恩是个兴趣广泛、偏爱文艺的少年，在他的心目中鲁迅是文学大家，课余时间，他最喜欢阅读“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但是，在家人看来，文艺不能当饭吃，学医倒是个好选择———当时人们崇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医生是人人羡慕的“自由职业铁饭碗”，既有专长又能自己挂牌行医，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家人的影响下，王宝恩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并立志做一名良医，由此踏上了医学求索路。
虽然学医并非完全出自本意，但是年轻气盛的王宝恩信奉“要做就做最好”的人生哲学。除了在学校认真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外，他还带着问题去拜访当时的医学大家，孜孜不倦地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王宝恩说，那时候他崇拜的偶像是协和医院的刘士豪教授，因为他真正有学问，甭管生理还是生物化学问题，他都能结合临床给出解答，讲得头头是道。年轻的王宝恩立志将来也要成为这样一个医生，并为实现这样的理想不断努力着。在老校友、老同事眼中，王宝恩是个优秀的学长。友谊医院原常务副院长黄慧英是王宝恩的老同事，也是他的北大校友，她说，王宝恩很聪明，入学时年纪很小，可是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1948年，王宝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踏上了他数十载的行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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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恩是中西医结合领域的著名专家，他曾承担“感染性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早期诊断与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一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在国际上提出并首先证明了中医药阻断及逆转肝硬化的新观点；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根据传统医学理论研制的中药复方制剂861合剂，为慢性肝病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他领导的中西医结合成果先后获得40余项国家级、部级、市局级科研成果奖。而从教育背景来看，王宝恩绝对是科班出身的西医专业毕业生，他甚至连脱产学习中医药的经历都没有。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他学习祖国传统医学的兴趣呢？
王宝恩清楚地记得，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主席对中医学有过这样一个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西医应离职学习中医。”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此时的王宝恩已经不是那个只愿为良医的年轻人了，“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也已烙进了他的心里，不断学习、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是他始终努力的方向。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批示引发了王宝恩对中医药的关注，那么，此后的一个案例就更使他坚定了学习中医中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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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18日，友谊医院妇产科收治了一位妊娠8个月，部分前置胎盘、盆腔化脓感染、伪膜性肠炎的农村妇女。病人高烧合并中毒性休克，一天20～30次海水样大便。当时身为内科副主任的王宝恩几次参加内、外、妇、儿科的集体大会诊，虽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抢救，但终不见效，病人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迫于无奈，最终他们请来著名老中医郗霈龄大夫。郗老大夫给这位农村妇女仔细号过脉后，开出三副中药。病人服药后，情况迅速好转，体温下降，腹泻停止，最终获得新生。
王宝恩亲眼目睹这一奇迹后深深地认识到，中医不只适用于肾炎、肝硬化等慢性病，也能够治疗急性病，甚至能在西医“没招”的情况下，使病人起死回生。他坚信，祖国的中医药里肯定有宝藏，我们要挖掘这些宝藏，只有老实学习。
作为业务骨干，王宝恩工作繁忙，根本没有机会脱产学习，他只能找来艰涩的中医经典书籍自学。与此同时，他还请郗霈龄等老中医到友谊医院看门诊，通过现场观察和虚心请教的方式向前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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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学习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即便是“文革”期间，王宝恩被下放到甘肃庆阳，其学习和研究仍然在继续。在偏远的庆阳，王宝恩生活十分艰苦，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喝水还得自己挑。但是，令他忧心的是，这里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横行，但由于经济落后，缺医少药，百姓连几分钱一片的异烟肼都用不起。要想治病救人，只能就地取材。于是，王宝恩拜当地老中医、赤脚医生为师，踏遍了庆阳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终于认识了几百味中草药，学会了一些中药简单的炮制方法及三四味中药便能治好老乡病痛的真本事。而这也为他日后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疾病奠定了坚实基础。
支点病人至上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王宝恩就提出了抢救危重病人要“全心全意，千方百计，争分夺秒，认真过细”的理念，如今这十六个字被挂在友谊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墙上，成为ICU的科训。其实，这十六个字就是王宝恩心目中好医生的标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3年12月，我国留学生小伊在荷兰发生了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1984年5月初其病情加重，便次增加，血便为主，体温升高达39℃以上，住进荷兰某医院。经抗生素及大量激素治疗后，病情仍不见改善，院方决定做肠切除术和永久性人工肠造瘘术(人工肛门)。这对一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实施这种手术，将带来不良后果，死亡率也很高。经我驻荷兰使馆党委多次研究讨论，并邀请在荷兰进修的医生共同研究后认为，国内有较成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疗效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决定与王宝恩联系，王宝恩当机立断，决定将小伊接回国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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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2小时的飞行和路程，小伊在医护人员的抢救和护理下，直送友谊医院内三病房，王宝恩亲自接诊，立即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过132天的精心救治，成功挽救了这例危重病人的生命，避免了全结肠切除而且肠内病变消失，使其能够和正常人一样重新开始学习和工作。有力地证明了中医药是我国的医学宝库。而王宝恩这种不计较个人成败得失，一心救病患于水火，勇担风险的忘我精神更令人赞叹。
自幼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王宝恩，最欣赏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或许是那些气势豪迈、意境高远的诗词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男子汉。友谊医院原党委副书记白思温说，在他人眼中，王宝恩是幸运的。其实他的道路也并不平坦———曾被关进牛棚，下放到甘肃，放下听诊器去修理锅炉房，然而种种坎坷从未动摇王宝恩的爱国之心，为人民服务之心。也唯其如此，王宝恩直到今天仍然是友谊医院最忙的人之一，他的探索仍在继续。
交叉点月是故乡明
, 百拇医药 在老同学、老搭档黄慧英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王宝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办公室到病房，短短几百米的距离，他需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可是，检查心电图结果又正常。1988年，王宝恩赴美联系医院人员交流事宜，他在美国专家的建议下进行了踏板试验。试验开始没多久，他就出现了血压下降、脸色苍白、浑身大汗等症状。美国专家惊讶地发现，王宝恩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心脏冠状动脉三个主要分枝已堵塞了二枝半。专家对他说，你必须立即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带着这种警告，王宝恩仍然坚持完成了计划的全部工作。
直到1989年，王宝恩才独自一人拎着三个皮箱，踏上了赴美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旅程。他说，当时，国内开展心脏搭桥手术总数不过500例，想到这一去能否回来，心里到底有些忐忑。临行前，王宝恩在自己办公室的小黑板上写下了一句唐诗“月是故乡明”。在国外，许多人劝他别回国了，不少人连出路都替他设想好了———只要评上个中医学教授，可以马上拿到绿卡，成为永久性居民。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王宝恩目标十分明确———回到祖国，继续为患者服务。刚动完大手术，他就忙着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希望能把最新的科研信息带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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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当初的选择，王宝恩挥挥手语气非常淡然：每个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曾经面临同样的十字路口，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或许不曾意识到，他的做法已经把“月是故乡明”的故事写进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心里。那一年，谁也舍不得擦掉这句诗，把它一直保留在那块小黑板上，似乎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等待王宝恩的归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王宝恩仍然是那个因中考考了第三名而痛哭一场，并自责“凭什么我不是第一名”的执着而自信的孩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虽然我从1949年入党后就一直在批判自己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始终都没有解决。正是凭着这种倔强不服输的精神，如今，已达80高龄的他仍然活跃在临床、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上。说到未来，王宝恩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要在有生之年，重新学习，掌握地道的美式英语。带着这样的愿望，王宝恩三年前报名参加了一个著名的英语培训班。他原本具备的高超的英语水平使其轻易成为该校最优秀的学员之一，而这却让老师们犯了难，因为他们最高级别的课程也难以满足王宝恩的需求，教给他最地道的美式英语。为了完成这个心愿，王宝恩还在不断地和他的弟子们探讨，寻找更好的学习方法。与其相处，人们总能被眼前这位八旬学者蓬勃向上的精神深深感染。而当他摘下助听器的一瞬间，心中闪现一个念头：愿这颗年轻的心不断找到新起点，永远在追求新目标的道路上驰骋。
(□徐蕾莹蒋月荣),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