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字说文 以文载道——读沈澍农教授的《中医古籍用字研究》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从口头的表述到书面的记录，人类的信息传递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字是语言的延伸，正如清代学者陈澧所云：“盖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汉字的历史，从山东大汶口发现的古文字算起，至今已有6000余年，它是世界上惟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人类有些发明是某一民族对人类知识和力量的总和所做出的贡献，汉字这一伟大发明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知识和力量的总和所做出的贡献。
文字之学作为我国古代汉语的基础之学，是这一领域研究中难度最大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史所显示的，正是它的永恒轨迹。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历史上研究文字之学的巨擘大家不乏其有，魏初的张揖，西晋的吕忱，南北朝的江式，北齐的颜之推，唐代的李阳冰、张守节，南唐的徐锴，宋代的徐铉、叶大庆，明代的焦竑、顾炎武，清代的桂馥、王念孙等都留下了鸿篇巨制，影响着中国文字语言之学传播和发展的道路。被公认为对中医文字语言之学研究有成就的大家也不少，如唐代的杨上善、王冰，金代的成无己，明代的张介宾、马莳，清代的莫枚士、徐大椿，日人金窪七朗、丹波元简、山田业广、森立之等，尽管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多是局限在若干本书上而不是专门的文字学系统性研究，但他们对中医古籍的普及和传播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今人钱超尘的《中医古籍训诂研究》、段逸山的《中医文言修辞》、李今庸的《读古医书随笔》等，是当今对中医古籍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成为后学者重要的研读书目。但是，与中医学不断发展的步伐相比，有关文字语言之学的研究工作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还显得相形见绌。本书的作者认为，“古医籍研究不深入，就意味着古文献研究中相当大的一个疏漏，这势必影响汉语史、汉语词汇、汉字等学科研究的全面性、权威性。”“中医古籍中有很多词语曾经不能解读或曾经被误解，不少例子甚至在大型权威性工具书中都曾经有误解”的现象，亟待得到纠正和规范。
, http://www.100md.com
中医古籍是中医学的精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中医信息的广泛交流，读不懂中医古籍，或对中医的误读、误解会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的发展进步速度和造成中医本色优势的丧失。不要说“隔行如隔山”，大量的业外人士对中医古籍的认知愈加模糊，就是在中医界本身也存在着“往往或是只求义通，不求甚解；或是顺文敷衍，不求真解”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误解、乱解，暴露出语言文字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薄弱”，“严重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和理解”。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把受过文化教育但没有学会读写功能或离校后丢失读写功能的人称为“功能性文盲”。有学者估算，在我国，这种“文盲”的总数不低于国民总数的80%。如果按照这种概念来衡量中医药界人士的读写水平，“文盲”的总量恐怕也不在少数。出于这种担忧和对中医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作者“从今人的阅读实际出发，着重注意研究因古代与现代用字不一致而带来的解读障碍”，在参考大量古今名著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中医古籍用字研究》一书，这对系统研究中医古籍用字现象、用字规律的帮助应是作用不凡。
创新是本书的重要亮点，“将古籍中凡与现代规范相合者视为‘正位字’，不合者则视为‘异位字’”的概念，是作者的首创，并在此概念下对中医古籍用字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分析。书中介绍的对一些对异位字的解读方法和技巧颇具新意，对启发读者的思路十分有益。书中汇集的对一些典型异位字的诠释，给读者提供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新颖辞书。作者是一位医学硕士、文学博士，是医史文献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这本书中，他的广见博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文字学、校勘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词汇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都被应用得得心应手。在表述自己的主要观点，比较全面地分析异位字的产生机制和变化类型的同时，作者还纠正了中医学文字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破解了部分历来辞书中未曾收载的疑难字。据统计，仅补正《汉语大字典》一书中的内容，就达131处之多。这不仅是对中医学术的重要贡献，也是对我国古汉语研究的重大贡献，南京中医药大学把它列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之一。当然，书中也难免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观点，作者在一些问题上的标新立异处，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最后还要强调说明的是，一位学者从30~50岁用20年的时间，瞄准一个课题进行孜孜不倦的攻关，这种学贵于专、学贵于精、学贵于痴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那些不求甚解、哗众取宠的浮躁者相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百拇医药(温长路 中华中医药学会)
文字之学作为我国古代汉语的基础之学，是这一领域研究中难度最大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史所显示的，正是它的永恒轨迹。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历史上研究文字之学的巨擘大家不乏其有，魏初的张揖，西晋的吕忱，南北朝的江式，北齐的颜之推，唐代的李阳冰、张守节，南唐的徐锴，宋代的徐铉、叶大庆，明代的焦竑、顾炎武，清代的桂馥、王念孙等都留下了鸿篇巨制，影响着中国文字语言之学传播和发展的道路。被公认为对中医文字语言之学研究有成就的大家也不少，如唐代的杨上善、王冰，金代的成无己，明代的张介宾、马莳，清代的莫枚士、徐大椿，日人金窪七朗、丹波元简、山田业广、森立之等，尽管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多是局限在若干本书上而不是专门的文字学系统性研究，但他们对中医古籍的普及和传播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今人钱超尘的《中医古籍训诂研究》、段逸山的《中医文言修辞》、李今庸的《读古医书随笔》等，是当今对中医古籍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成为后学者重要的研读书目。但是，与中医学不断发展的步伐相比，有关文字语言之学的研究工作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还显得相形见绌。本书的作者认为，“古医籍研究不深入，就意味着古文献研究中相当大的一个疏漏，这势必影响汉语史、汉语词汇、汉字等学科研究的全面性、权威性。”“中医古籍中有很多词语曾经不能解读或曾经被误解，不少例子甚至在大型权威性工具书中都曾经有误解”的现象，亟待得到纠正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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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是中医学的精髓，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中医信息的广泛交流，读不懂中医古籍，或对中医的误读、误解会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的发展进步速度和造成中医本色优势的丧失。不要说“隔行如隔山”，大量的业外人士对中医古籍的认知愈加模糊，就是在中医界本身也存在着“往往或是只求义通，不求甚解；或是顺文敷衍，不求真解”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误解、乱解，暴露出语言文字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薄弱”，“严重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和理解”。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把受过文化教育但没有学会读写功能或离校后丢失读写功能的人称为“功能性文盲”。有学者估算，在我国，这种“文盲”的总数不低于国民总数的80%。如果按照这种概念来衡量中医药界人士的读写水平，“文盲”的总量恐怕也不在少数。出于这种担忧和对中医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作者“从今人的阅读实际出发，着重注意研究因古代与现代用字不一致而带来的解读障碍”，在参考大量古今名著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中医古籍用字研究》一书，这对系统研究中医古籍用字现象、用字规律的帮助应是作用不凡。
创新是本书的重要亮点，“将古籍中凡与现代规范相合者视为‘正位字’，不合者则视为‘异位字’”的概念，是作者的首创，并在此概念下对中医古籍用字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分析。书中介绍的对一些对异位字的解读方法和技巧颇具新意，对启发读者的思路十分有益。书中汇集的对一些典型异位字的诠释，给读者提供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新颖辞书。作者是一位医学硕士、文学博士，是医史文献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这本书中，他的广见博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文字学、校勘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词汇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都被应用得得心应手。在表述自己的主要观点，比较全面地分析异位字的产生机制和变化类型的同时，作者还纠正了中医学文字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破解了部分历来辞书中未曾收载的疑难字。据统计，仅补正《汉语大字典》一书中的内容，就达131处之多。这不仅是对中医学术的重要贡献，也是对我国古汉语研究的重大贡献，南京中医药大学把它列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之一。当然，书中也难免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观点，作者在一些问题上的标新立异处，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最后还要强调说明的是，一位学者从30~50岁用20年的时间，瞄准一个课题进行孜孜不倦的攻关，这种学贵于专、学贵于精、学贵于痴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与那些不求甚解、哗众取宠的浮躁者相比，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百拇医药(温长路 中华中医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