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疗服务市场基本情况
医疗服务市场的主要劳务产品是医师服务和住院服务。信奉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长期视医疗服务如同一般消费商品，试图通过市场竞争，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使医疗服务价格趋于有效率的供需均衡上。然而，事与愿违，自60年代中期以来，医疗价格指数(MCPI)增长持续高于社会商品价格消费指数(CPI)，医疗服务同食品是主要社会消费品中价格上涨最快的。控制医疗费用的急剧上涨，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分析医疗服务市场失灵原因和研究干预对策，是当前美国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医疗服务管理的重要课题之一。本章主要应用微观经济学理论，阐述和分析其失灵的原因和干预对策的作用机制。
一、国外医疗服务市场机制失灵及原因
按自由竞争经济学说，商品价格可以通过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供需水平，通过市场交换得以实现。商品的供求数量和价格关系如图1。在自由竞争模型中，若某一厂商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某一消费品，其市场售价就较低，因而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占有市场。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厂商，其成本高的商品在市场上抑或售不出，抑或亏本出售，最终可能退出该商品市场。留在市场上必然都是最有生产和管理效率的厂商。此时，供需达到均衡点E0。该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达到优化。在这种市场结构中，政府无需干预商品的生产、消费和价格，只要监督和维护市场的竞争状态即可。该商品价格P0是近期内最低可能价格，消费数量q0是最有效率的消费数量。
图1 商品在自由竞争市场的供需模型
可是，自由竞争市场之形成要具备以下几个前提条件：
(1)消费者对商品有充分足够的了解。
(2)商品具有同质性。
(3)消费者具有合理、独立的购买决定权。
(4)生产厂商追求利润极大化(即成本极小化)。
(5)生产厂商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等等。
经研究分析，发现医疗服务市场运转有其独特的规律，多数方面不满足上述条件。现分别阐述。
(一)医疗服务质量标准含糊
商品的价格同质量是不可分割的。医疗服务属于服务产品，质量不象普通商品有明确的衡量尺度。消费者对医疗服务不象购买商品那样可根据个人的经验、商品标签、说明书和广告等信息来判断医疗质量。联邦政府对医疗质量的控制也无大作为，只是通过行医执照考试制度来保证起码的质量而已。再者，医疗服务不是同质性的，消费者通常不具备充分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医疗服务效果，并且不是消费者本身决定购买那些服务，医生是消费的代理人。因此，即使消费者知道某个提供者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低，他也难以判断这是因为成本低效率高，还是质量低劣的缘故。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医疗市场机制就不能满足上述自由竞争市场前提条件(1)、(2)和(3)。
(二)医师的目标收入行为
如果医疗服务市场遵从竞争机制，那么美国60年代增加医师培养，大量移居外籍医师，理应使医疗服务价格有所下降。从1966年到1984年，每千人口拥有的医师数增加了50%，但医疗服务价格却反而上升得更快，有人估计，医师数每增加10%，医疗服务费用将增加4%。经研究发现，医师经济行为似乎用目标收入模型来解释更合乎逻辑。联邦政府对医师收费制度没有制定具体措施和法规，只按历史沿革下来的UCR制度，即Usual，Customary
and Reasonal(常理、习惯和合理)，没有实际约束力。医师数量虽然增多，但医师可通过作为消费者的代理人，提供超额服务甚至创造性的医疗需求，从中获得更多的劳务补偿，使收入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图2表达了这种行为模型的过程。假定市场初始状态医师服务供需趋于均衡E0。增加医师进入市场，即把供给曲线S0外推到S1。新的均衡点应为E1。此时，医师服务消费量较初始期增加(q1>q0)，并且价格下降(P1
图2 医生目标收入行为效应
(三)医院和医师导向经营行为
首先，国外大多数医院是非营利性质的，经营管理不善的医院可以通过政府补助、减免税收、接受捐赠和接纳志愿人员等来补贴经营亏损，医院不需要极小化成本照样可以留在住院服务市场中。医院的经营性质弱化了医院的成本控制意识；其次，医师为了追求目标收入创造的许多新需求，要通过扩大医院规模才能实现。如医师向医院提供信息，建议购置核磁共振、碎石机和加速器等昂贵的高技术设备，多陈其优，少提其弊，医院的管理者不如专科医师知识精通，比较容易接受和采纳建议；此外，美国医师和医院的关系特殊，只有业务协作而无隶属关系，医院的经营，有赖于吸引一批医师，使他们把自己的病人转来住院治疗。医院的有效利用和经济平衡不是依靠直接竞争病人，而是在市场上竞争医师。所以，医院具有内在地迎合医师意向的倾向。由于医院缺乏成本意识，内在倾向于接受医师的导向，再加上社会上把信誉好质量高的医院同其技术设备的多寡相提并论的偏颇，医院的经营行为不满足条件(4)和(5)。图3表示医师导向经营的失败及原因。把医师数(Y轴)和医院服务设施数量(X轴)作为医疗服务的投入因素。Qm+h—Q″m+h代表三种不同数量水平的医疗服务，离开原点(O)远的曲线较近的服务数量水平为高。(Q″m+h>Q′m+h>Qm+h)。Qm+h上的A、B两点代表用不同的数量的医师和医院设施相结合提供同等数量的医疗服务，A点用较多的医师投入和较少的医院设施相结合提供Qm+h的服务，而B点则相反。经济学称Qm+h为等量曲线(Isoquant)。医生创造需求显然是单位医师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即医师数恒定(qm)，医院规模扩大(qH→q′H→q″H)，来表达医疗需求的扩张(Qm+h→Q′m+h→Q″m+h)。若C点上代表医师数和医院设施相结合提供的医疗服务达于最佳结合，即成本最小，那么，C′C″的结合是以损失医院的效率为代价的，即不属成本最小的结合。因此，医疗资源就浪费了。
图3 医院医师导向经营的生产函数
(四)医疗保险副作用
6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立法实施老人保险和穷人医疗救济至今，90%的美国国民都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障。保险覆盖面的扩大确实降低医疗费昂贵给予消费者带来的经济风险，扩大了医疗需求量。合理地刺激需求乃符合社会目标，但又降低消费者对医疗费用上升的敏感性，即减弱了费用意识。超额的医疗需求所增加的效益低于社会付出的代价(成本)。图4描述了这一副作用产生的原因。
图4 医疗保险副作用
假定消费者个人对医疗服务需求的需求曲线D，疾病除了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外，还可能潜在威胁社区居民，如传染病，因而存在社会外溢性(Externality)。社会医疗需求数应是个人需求和外溢性之和，其需求曲线用D′表示。在价格为P0下，社会医疗需求量为q′O(q′O>q0)，社会有必要采取措施使需求q0扩大到q′O，医疗保险措施具有此功能。当前投保人直接消费医疗服务价格约为实际价格的20%，那么保险后个人实际消费量为q1，大于社会需求量q′O。这样，医疗费用就从P1E0q00，扩大到P0Eq10，其中，多边形E0E′0αq1q0是社会值得为此付出的成本。阴影αEE′0是医疗服务过度利用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的社会损失。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引进到医疗服务市场，破坏了条件2。
二、国外医疗服务市场改革措施及作用机制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存在着其特殊性，阻抑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便需要政府和社会采取对策加以干预。现将国外医疗服务市场改革措施及作用机制分别加以分析。
(一)改变服务付费(UCR)方法
近年来，对医师服务的UCR付款方法已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控制医疗费用上起一定的作用。我国所熟悉的健康维持组织(简称HMOs)对医师服务采取按需求人数支付医疗费用，这是由保险公司和卫生服务供方签订合同，将投保者提供给供方，然后按承包人数预支卫生费用，这是一种通过对卫生服务供方的制约来控制卫生费用的方式，支付的标准是参照医师以往的卫生服务情况，并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采用保险公司和医师均认可的低于平均水平的价格。在实施中，费用超支由医师自己承担风险，有节余时按比例分红。IPAs(Indivinal Practice Associations)则对医师实行工资制，使服务—收入脱钩。美国还出现了预计支付组织(PPO)和健康维持组织等制度，接受定额费用承包一群人的医疗服务。这些付费方法的改变，降低医师提供超额服务、创造新需求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还诱导医师压缩需求。这些机制就象图5箭头A所示，抑制需求D0的扩张，它具有低医疗费用的优点，当医院和医师要参与这种服务时，为了竞争中投标取胜，就要做到低成本。
(二)改革对医院的补偿方法
医院补偿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是回顾性的，即按医院实际成本给予补偿的，这些方法缺乏抑制过度利用的作用。DRGs的实行，是美国医院服务补偿上具有革命性的变化。这是1983年美国以老年健康保险为中心，在医院诊疗保险中引入预先支付偿还方式和定额的制度。它促使医院增加成本意识。联邦政府自1983年10月通过立法对老人保险和住院服务(Z部分)实行DRGs补偿制生效后的5年总结报告表明：在5年间(1983年10月—1988年10月)，医院裁减专职人员11.4万人，削减病床4.5万张，65岁以上病人平均住院日数从10.2天下降到9天以下，原来预估1991年老人保险基金将出现亦字，现在已肯定到2005年不会出现赤字。DRGs的作用机制可形象地比作为需求曲线D0，两边的两条篱笆L1L2，拦住了住院服务需求的上升，见图5。控制了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
图5 改革供给方的付费(补偿)方法的作用
(三)增强消费者的费用意识
由于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消费者个人直接支付医疗服务费用的比例日益下降，消费者的费用意识逐渐淡化，因此，各种费用调节机制在民间保险组织(公司)中得到普遍的重视。主要的调节机制有定起保点、比例减免和保险封顶等。图6(甲)表示家庭医疗费用开支模型，实行100%的保险，则全部医疗费用A就为社会所承担。定起保点即扣除保险，把一部分低费用的医疗服务又再转为消费者个人承担，如图6(乙)的阴影B；按比例减免使病人自付部分医疗费用，即阴影C；保险封顶(Limit)则对极少部分医疗费用极高、效果不肯定的医疗服务不予保险，减少了保险公司的部分负担，即阴影D。比较100%保险(甲)和部分费用分摊的保险(乙)的社会成本负担，不难发现，后者较前者为低。通过费用分摊机制，等于提高投保人消费医疗服务的价格。因此，也会对医疗需求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图6 家庭医疗费用开支模型及分摊机制
(四)医师RBRVS付费制动议
一项大胆、彻底改革医生UCR付费制的研究于1990年初步完成。其名为RBRVS(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s Scale)，意为按资源投入为基准的相对价值费用率，其模型为RBRVS＝(Ia·Ta+Ib·Tb)(I+ATS)(I+RPC)。此法适用于内、外、妇、儿、放射、病理和免疫等主要18个临床专科。模型的I代表服务强度；t代表服务时间；注脚a、b分别代表服务前后或过程。ATS代表专科训练成本的年金指数；RPC代表不同专科相对的医疗成本。该模型通过计算临床各科的训练成本、工作强度、服务时间和净度及相对服务成本，并同非医疗行业相比较，确定临床各科服务客观的付费水平。早些时候，经模型测算，发现技术密集型服务的价格(收费水平)平均高2-3倍相对价值单位，换言之，价格定得过高了。有人建议国会于1989年12月31日起在老人保险计划的医师服务(甲部分)实行RBRVS付费制。但遭到医师集团的强烈反对，这项动议的结果如何，人们将拭目以待。现用图7描述RBRVS作用机制。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的UCR付费价格比RBRVS标准显著提高，如果立法生效，则医师服务供给价格必须下降，医师收费更趋于公平合理(P0→P′0)联邦政府可望进一步节省老人保险的医疗开支，医疗资源利用的扭曲将进一步得到理顺。
图7 RBRVS替代UCR付费制的作用
附：DRGs预付款系统(美国)
一、DRGs的发展背景
1983年10月1日，美国医院的收费制度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占医院总收入40%的Medicare，改变了以前按照病人治疗过程实际消耗成本来收费的方法，开始了按由468个诊断相关疾病组(DRGs)组成的疾病分类系统为统一标准进行收费。以病种结构为基础是该付费制度的理论基础。
DRGs制度是两个相关部分发展的结果：一是医院预先收费制度，成本分析成为其基础；二是以病种结构作为DRGs的测量单位。
1966年，Medicare实施“合理成本”的补偿不久，就有人发现不同医院的成本相差很大，这种差异部分是由于各机构的特点不同，如服务的范围不同以及教学任务的多少，但最主要的是它们治疗的病例及构成不同，因此使用病例特征作为评价指标比用医院其他特征更加直观。与此同时，成本分析逐渐表明：医疗服务以每日费用作为评价指标也不尽合理，这是由于医疗服务日趋复杂，住院医疗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科学技术化，使得每日成本的平均变化也越来越大。因此，把同类医院或者同一医院的不同时期直接进行比较是不合理的。
一旦人们认识到病种结构是一种测定医疗活动的重要方法，就容易理解以病例为基础的医疗收费方式。由于部分病人都有着明确的病因，如果治疗一个特殊病例或一组有明显特征的病人的成本是比较各医院成本的适当方法，那么它也应当是医院收费的依据。使用病种结构而不是平均住院日或服务的其他单位(如头部X线检查或一次服药量)作为医院的产品，表明了成本核算制度的发展。
DRGs病种结构测量方法：
为了使病种结构有一种适当的测量标准。目前用于Medicare付费方式的DRGs为近年来病种结构研究的最新进展。DRGs起先是在同行评议组织的努力下形成的，即该组织建立了住院利用标准。有观点认为：如果住院日作为一种变量而被确定，那么人们应能从各种各样的临床分类中辨认出若干独立变量，这些自变量用于把病例分成许多易被管理的组，且各组对依赖变量是相对同性的。主要独立变量的选择是根据临床统计上的合理性及其标准资料的可行性，而标准资料制度是以统一医院收费数据规范为基础的。
已确定的独立变量是指首要诊断、是否有第二诊断、病人的年龄、性别以及手术与否等。根据康奈狄克和新泽西州的资料，耶鲁大学的Fett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把70万个零乱的病例分成383个DRGs组。不久在新泽西州就需要改革DRGs方法。1.临床工作者对用统计方法进行大量的人群数据分析感到不妥，因为其中有许多混合类型的病例，虽然其住院日相同，但临床表现可能迥异。2.区别第二诊断方法以及第二诊断的分类也不严格，导致了不能分清重要和次重要的第二诊断，于是当DRGs成为医院收费的基础时，产生了人为加工出院报告的可能性。对作为双重变量的外科手术的处理方法也有不同意见。治疗的年龄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DRGs的原始分类对它不是很敏感。1978年和1979年的分析表明：对65岁以上病人的服务天数比65岁以下的病人多得多，这表明可能产生Medicare和其他付费者之间交叉补贴的现象。
在1979年，耶鲁大学开始探索一种新的DRGs，除了编码分类外，还要扩充资料，增加分类过程中涉及到的临床工作者的意见，同时提出第二诊断和外科手术程序的特异性，年龄变量的敏感性等等问题。1981年，467个DRGs组产生并构成新的Medicare付费基础。
在这以后，研究者们把国际疾病分类再根据其组织系统和临床特征分成23种主要的诊断种类，每种诊断的分类又细分成各种病种，包括通常手术室内做的手术程序以及不在手术室里做的病种，并根据病人的年龄、病情复杂度和出院状态(痊愈、好转或死亡等)，来使用AUTOGRP(一种可复述的计算机系统，能确认在住院日上属同性的成串诊断)。该分析所依据的资料由国内1400万个出院病人样本构成。
多数人认为，新DRGs在质量上有了实质性提高，但也有观点认为它仍存在四种类型的问题：1.任何分类系统都有其局限性；2.数据仍不充分；3.在现有的诊断范围内DRGs不能完全区分强度或严重性；4.DRGs分类标准的基础是现存的医院为完成所限定的诊断量而形成的医疗业务模式，而不是正常的开业标准。
DRGs分类系统的另一弱点是较难解释与伦理和观念有关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老人医疗保险，还是其他补偿系统，必须能区分个体病例与一组相对数目较大而且有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群体之间的不同。在统计学上，个体病例的特异性，在作成本或补偿分析时，就相对削弱了。这种大数定律，形成了DRGs中的正态对数分布。显然，没有一个分类系统能够解释所有的病例，因为有统计学上的偏倚，重要的是在多大的范围内，有多大的偏倚。一般说来，通过5%的病例计算，可以得到一个总方差。
对于DRGs分类系统所依据的出院病史资料的可靠性，同样也有争论。但是，其中大多数的错误是随机的，而且DRGs数据也有足够的统计学稳定性。同时，这些补偿系统可以通过总的经济和福利分析等手段，对错误率进行控制。此外，新泽西州的资料也表明没有任何因素能比医院收入更能影响出院报告的准确性。
无论DRGs有什么缺陷，它所基于的资料较易得到，并且吸取了全国范围内临床实践的有效记录，是比现存的其他任何病种结构分类系统更为先进的预先付款系统，并且已经作为Medicare的补偿基础得到运用。
二、老人救济医疗制度DRGs系统
DRGs从轮廓上来看，似乎概念简单而且直接明了，但如果将精确性、特殊调整等包括在内，则是极其复杂的。从理论上来说，要支付一个医院的所有Medicare病人，都存在着两个数量标准：一是病例的调整数量；再就是按照病种的分类分配给DRGs的权重。各个医院和国家DRGs的权重是一致的。关于Medicare DRGs系统的前景，最基本的问题是有关权重的范围问题，依照DRGs本身的分类系统将会并且能够很有规律地进行重新校正，预付款评估委员会从事这项工作。
该系统在1986年10月1日开始被采用。同时还依赖以下三个方面因素：1.医院的地理位置；2.在医院里受过正规训练的医学毕业生所占比例；3.医院所在地区的劳务市场的工资等级。除此以外，还要考虑医院所在地区的人口情况和医院过去所耗的成本。
国家卫生和人类服务部(HHS)每年公布两个数字：一个是每个病例的全国城市数目标准，另一个就是相对应的农村数目标准。根据1981年每个病人的Medicare的平均花费成本，调整上涨的物价，统一病种结构，再根据不同工资及教学水平的差别等等一系列变量推算出下一年度的支付标准。这些数字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被确定下来，即先根据整个Medicare的院内服务花费，确定一个指标预算案，然后，按照这些计算出来的结果，提出每个病例的适当支付数量。
一旦全国的单病例费用确定下来，就可以通过对其作两方面的调整来确定某一医院的单病例费用。首先是工资调整，用全国标准总费用中的劳务费用(约占79.15%)乘以各地区的工资指数。工资指数从劳动统计局的资料中获得。这种调整已被广泛地接受和运用。另外一种调整是针对间接医学教育活动的追加成本。它适用于治疗特殊病例的补偿。
随着这种制度被逐步采用，医院的Medicare投资将要以经过调整支付率乘以每个住院病人的病种构成指数，这笔钱将包括全部Medicare的住院补偿，但与特殊病例治疗有关的固定资产、直接医学教育、转到其他医院的病例和经过批准转到移植中心所做的肾移植费用等四种情况例外。
但是，评价分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哪些病例应当作为与DRGs中的病例付费方式不同的特殊病例较难确定。特殊病例越少，对付款者来说预算的预测性就越强，对医院的刺激作用也越强。同时，任意把一些不寻常的病例不适当地塞进DRGs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又规定特殊病例的费用占全部预期支付总额的5-6%加以控制。1984年，特殊病例被定义为住院时间超过DRGs住院日几何均数的1.94个标准差或20天；或者是费用超过DRGs标准的50%或1.2万美元，这些数字每年还要进行修正。超过住院天数的特殊病例的付款是以全部DRGs费用为基础，如上超过天数的费用，每天是DRGs的60%除以平均住院天数，对于特殊病例来说，追加的补偿额大约相当于超过的成本的60%。
肾移植的成本和Medicare受益人合作保险的转帐，扣除保险的亏空，也是用这种方法补偿的。患某一疾病的病人，从一个机构转到另一个机构，Medicare将付给接受者全部DRGs，而付给转出机构的费用则按比例分摊折算。每天费用是DRGs费用除以DRGs规定的平均住院天数。
Medicare付给医院费用的增长率在最低水平上。在很多情况下，补偿的总费用也会有很大不同。为了减轻这一系列变化的冲击，以医院以往的成本为起点，建立起地方的每病例标准费用，代替补充全国费用，为更可行的实施办法。1982年建立的医院目标收费，是基于每病例费用并以DRGs病种构成指数作为权重而制定的，该标准于1984年10月1日起在美国实行。
适用性。综合性医院的资料表明病种构成衡量方法对那些非急性的、专科的医疗机构也许不太适用。新的预期支付制度也许不适合于酒精中毒、康复医疗、肿瘤及一些农村医院。在国家Medicare预付款的同一个法律下，也允许各州选择适宜的补偿制度。马里兰、新泽西、马萨诸塞和纽约四个州首先完成了这样的选择制度，总共约占全部Medicare入院人次的17%和住院费用的20%。接着，另外的三个州，缅因、西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州也颁布了实行这种制度的法规。
同行评议。在预期支付制度发展的同时，国会也开始修正关于同行标准评审组织的有关法案。事实上，同行评审组织(PRO)已经越来越成为新的支付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医疗质量、适宜情况和DRGs对Medicare和受益者服务的必要性等问题都表明了外部监督必不可少。预期支付，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会刺激医院减少必要的服务，与按成本补偿相反，后者会鼓励过量服务。同样，按住院日支付，由于医院的收入是按日固定的，所以也会导致住院时间过长。此外，按病例支付也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入院人次。
同行评审组织在Medicare预期支付制度实施中的任务主要包括控制入院率，检查入院是否适当和必要，是否有病人过早出院，有没有减少门诊服务，检查并上报医疗记录的正确性等。
对医院的意义同过去大多数医疗普遍实行的制度相比，Medicare的预期付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风险。收入和成本过去一般是同步变动的，现在却分离了，在越来越多的付款者越来越不愿意要多少就给多少的情况下，医院管理面临的挑战更加显著，控制成本使之与收入一致也越来越重要。
更广义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医院管理者应开始管理医院的组织机构。传统的医院管理三要素包括：财务管理、行政管理和人员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三个部分互相独立，各管各的事。但现在医院各部门再也不能各自为政了，医院管理者必须通过组织机构的协调及内部管理来实现医院统一的组织目标。
在新形势逼迫下，医院管理者将需要更完备的资料，尤其是关于医院内部提供服务的模式及其相关成本的资料，以提出DRGs补偿计划。管理者还需要定期了解有关投资服务产品的关系曲线以及与其相关的平均和边际成本。这需要善于运用新的数据程序软件，而且要通晓求医模式中实际行为的改变及成本核算、物资管理和财务工作等。因此，自动化信息系统对当代医院管理来说是需要的和重要的。
医院管理者在一些关键决策上也有改变，包括新项目的发展、仪器设备的购买、新医务人员的充实等。过去，许多医院相应地作出这些决定以满足医师和其他人员的要求，而目前在DRGs的影响下，这些决策将重点考虑是否影响收费制度下的医院财务运转。
人们可以考察DRGs中医疗收费的经济效益是促进还是抑制了经营发展，并利用这些结果，总结一些方法，以利于在医院系统中取得最大净利润。这种思路在某些医院领导和医生中还不深刻。人们往往谈到在“营利”服务中扩大经营，或在“非营利”性服务中缩小规模并采用DRGs，却忽略了DRGs仅覆盖相对简单的情形。医院管理者可以发展特殊的专业门诊以扩大某些病例的容量，或者摒弃高成本的专科来改善经营状况或效果。
总之，在DRGs支付制度下，管理对医院服务模式的关注，在于使成本低于DRGs付费。这种关注迫使医院更加注重管理的方式和效率。建立在DRGs基础上的补偿机制加强了医院和医师之间的联系，或者至少彼此间意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它促使医院管理工作设法提高效益，降低成本，并力图使医院经营的模式，朝着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
(选自王冬等主编，《现代医院管理理论与方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录入：白艳萍
校对：姬颖
,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