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我国智力低下的科研和康复工作水平
作者：陶 国 泰
单位：210029南京，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心理卫生合作中心
关键词：
中华医学杂志940301
智力低下(即精神发育迟滞，Mental retardation)是遍及全世界导致人类残疾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智力低下患病率不低于1%～3%。据此推算，我国智力低下患者在1200万～3600。如此巨大的数量不仅给众多患者和家庭带来莫大痛苦，还给社会造成沉重压力，并直接削弱我国人口素质，而我们迄今对其危害之大尚估计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1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智力低下的科学研究和康复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提高智力低下的科研和康复水平仍是一项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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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智力低下性质的认识
智力低下不是单一的疾病单元，而是由生物-心理-社会范围广泛的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类发育障碍。智力低下的命名、定义和分类等目前在我国尚不统一。大陆部分学者和台湾、香港称其为“弱智”，另一部分学者惯用“智力低下”，康复部门又称之为“智残”，还有一些学者将国际上统一用名“mental retardation”译为“精神发育迟滞”。一个国家存在四个名称，容易造成混乱，也不利于国际交流，亟需统一。智力低下涉及两部分：(1)智力功能明显低于平均值，(2)日常需要的社会适应功能明显削弱，尚有一点，智力低下发生于发育时期，即18岁以前。这3点组成现代的诊断标准，缺一不可。至今，仍有不少人只凭智力功能削弱一项就诊断智力低下，这是不全面的。
二、智力低下的辨认和评定
辨认智力低下是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治和研究工作的首要问题。重度智力低下的无能力状态明显，且1/3伴有多种残疾，较易辨认。轻度则不易辨认，通常在患儿进小学后发现其在应用智力时(特别应用逻辑性推理和抽象概念)发生困难才被认出。辨认智力低下，应同时进行智力测验和社会适应行为评估才比较客观。中重度智力低下[智商(IQ)<50]这两方面均明显低下，而轻度者(IQ50～70或75)的智力和适应功能低下仅是轻度的，诊断要特别慎重。轻度智力低下能从事简单劳动，并能完成或基本完成任务，生活能自理，仅IQ在70或75以下，而社会适应能力正常，就不宜下智度智力低下诊断，这在农村尤其如此。否则就会使其产生思想负担，并可能在入学、升学、就业和婚姻等方面遭受歧视和挫折，这与人道主义也是不相容的。现今有人将IQ71～89诊断为“临界状态”，这势必扩大智力低下的范围，其危害很大。西方国家亦不主张应用“临界状态”这一诊断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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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测试方法可以评定一个人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能力。这些方法已成为诊断智力低下必要的客观依据。但这些方法都从西方国家引进，比较复杂和费时，且要求高，故他们严格规定只有经过训练，并富有经验的合格人员才准使用。我国对此尚未立法，滥用的情况到处可见，应当尽快纠正。
我国幅员辽阔，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文化水平较低，且生活习惯各有不同。这些测试方法很难适应他们的需要。我们应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重视发展简而易行，并有较高信度效度，又可为基层保健人员以及家长所应用的发育评定工具，如父母参与程序(Parent Involevement Project，简称PIP)和波特奇系统(Portage System)，使非技术人员经过短期训练就可掌握。这些方法不仅为评定，也可为康复训练拟订目标，故应在我国大力发展这类简易工具和方法。
我们深切体会到，所搜集的各种临床资料都可为诊断、病因探讨和防治提供得要依据。如WHO术语汇编中所说的“智力水平评定必需根据所能得到的任何资料，包括临床证据、适应行为和心理测验结果”。当前单凭测验诊断而忽视临床细致工作的倾向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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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Q的争论
要说明IQ的性质和价值需从心理测验的发展历史说起。1905年法国Binet首先创立了一种评定儿童智力发育水平的测验方法，以便从学生中发现智力低下儿童，对他们进行特殊教育。1916年Terman修订Binet量表，改称Standford-Binet量表，以适应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特殊教育的需要，其目的仅在于此。后来为一些民族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人将IQ与白人天资高和黑人天资低联系起来，成为歧视和排斥黑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的工具。
要看到IQ不是固有的、不变的，它受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环境、受教育和激励的机会，及外界的要求等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同时又骠看到一个智力低下儿童受训练教育和经治疗后IQ会有所提高，但变动的范围是有限的，主要的变动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
IQ是由平均值的离差得来的，是近似值而非绝对值。IQ的价值限于智力低下诊断和预后指标的范围内不宜扩大，我们常用的Standford-Binet和Wechsler智力量表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应用必须结合当地文化进行标准化，才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即IQ值只是在当地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取得的，还可受情绪、动机和熟练程度的影响。总之，要客观和辨证地对待IQ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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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行病学调查及病因和预防
流行病学调查(流调)的目的在于摸清当地人群中智力低下发生的频率、分布和病因及其特点，为政府有关部门制订防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包括针对发病原车和严重程度确定预防策略，以及根据环境和条件为患者规划康复措施。迄今全国的和地区的流调次数不少，但所搜集的资料被利用的不多，尤其发现了患者而不提供服务，将会引起群众的不满。
西方学者根据病因和智力发育水平高低将智力低下分为重度(包括中度和极重度，IQ在49以下)和轻度(IQ50～70)两大类。重度以生物学因素为主，而轻度以心理社会因素为主。这样划分对开展防治和科学研究很有好处。西方部分学者将流调重点放在重度。他们的理由是重度智力低下主要由生物学因素引起，而这方面的防治对技术人员来说可大有作为，并取得成效；而轻度尚缺乏敏感而又可靠的诊断工具，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以及教育的普及和人们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智力低下轻度患者会随之减少。但从康复角度看，轻度在流调中应为重点，因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较易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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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病因分析，以瑞典为例，重度智力低下的病因中遗传/产前因素占63%，产时占12%，产后占3%和不明者占22%。而我国十二地区和南京、上海等地调查中，重度智力低下的产前(包括遗传)因素占50%，产时和产后因素则高达40%～50%之多。我国为发展中国家，现今经济、文化和卫生事业还不够发达，故产时和产后因素要比发达国家瑞典高3～4倍，也因此遗传因素占的比例相结地少了。
病因大体上可分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当前我国的智力低下以环境因素为主，而这些环境因素中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我国首先集中力量加强公共卫生和妇幼卫生，就可以在短期内使智力低下发生率大幅度下降。为此，制订预防策略时必须立足于我国为发展中国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确定预防智力低下的主攻方向，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
五、治疗及康复
我国智力低下的康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现今大城市，特殊学校或小学辅读班发展较快，少数地区尚有智力低下幼儿园和康复中心。但农村和边远地区智力低下儿童得到的照管很不够或者几乎没有。可见康复设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离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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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问题需引起重视：(1)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不够，对智力低下的歧视仍相当严重，这是智力低下康复事业的一大障碍；(2)探索适合我国，尤其农村和边远地区智力低下特殊教育和照管的途径和方法；(3)调动广大家长投身智力低下康复事业和积极性。如将家长们组织起来，经过训练，将可配俣工作人员在照管和康复训练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对家长这一支力量重视不够。如果能将智力低下儿童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连接起来，它的效果肯定要好得多。在农村开展随班就读是一种好形式，除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外，家长的配合就更为重要了。智力低下的照管大体上分机构照管和社区照管两大类。出于资源的缺乏，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我国有较健全的儿童保健三级网，发展智力低下的社区服务应该是方向。智力低下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肯定有好效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家长的参与和基层儿保人员、乡村医生和幼教人员的投入。为此，组织他们学习儿童发育和有关智力低下及其他发育障碍识别和干预的知识和技术就十分重要了。智力低下工作涉及卫生、教育、民玫和劳动等部门。在社区开展工作这些部门的协调尤其不可缺少。
当前，对苯丙酮尿症和甲状腺功能低下等先天性代谢障碍，早发现、早采用特殊饮食和补碘等治疗可取得显著疗效。再有，为了控制癫痫发作、冲动和破坏等行为时，也需用药物以改善症状。除此之外，世界上至今尚无治疗智力低下的特效药，这是公认的事实。有些药厂广告上宣传他们生产的所谓“益智药”等能在短时间内将IQ提高多少，这是不符合事实和违反科学的。
六、结语
我国对智力低下的严重性尚估计不足，而对患儿潜在的能力之大也是低估的。在智力低下的科学研究、预防和康复中有大量工作需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在防治工作中，预防是第一位、康复是第二位的。我国智力低下的病因中，环境因素占主要地位，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如预防的主攻方向正确，必将在短期内使智力低下发生率大幅度下降。智力低下的病因涉及生物-社会和康复专业人员需通力协作；在管理方面更需要卫生、民政、教育和劳动等多部门的协调，才能使智力低下防治和康复照管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百拇医药
单位：210029南京，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心理卫生合作中心
关键词：
中华医学杂志940301
智力低下(即精神发育迟滞，Mental retardation)是遍及全世界导致人类残疾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智力低下患病率不低于1%～3%。据此推算，我国智力低下患者在1200万～3600。如此巨大的数量不仅给众多患者和家庭带来莫大痛苦，还给社会造成沉重压力，并直接削弱我国人口素质，而我们迄今对其危害之大尚估计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1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智力低下的科学研究和康复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提高智力低下的科研和康复水平仍是一项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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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智力低下性质的认识
智力低下不是单一的疾病单元，而是由生物-心理-社会范围广泛的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类发育障碍。智力低下的命名、定义和分类等目前在我国尚不统一。大陆部分学者和台湾、香港称其为“弱智”，另一部分学者惯用“智力低下”，康复部门又称之为“智残”，还有一些学者将国际上统一用名“mental retardation”译为“精神发育迟滞”。一个国家存在四个名称，容易造成混乱，也不利于国际交流，亟需统一。智力低下涉及两部分：(1)智力功能明显低于平均值，(2)日常需要的社会适应功能明显削弱，尚有一点，智力低下发生于发育时期，即18岁以前。这3点组成现代的诊断标准，缺一不可。至今，仍有不少人只凭智力功能削弱一项就诊断智力低下，这是不全面的。
二、智力低下的辨认和评定
辨认智力低下是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治和研究工作的首要问题。重度智力低下的无能力状态明显，且1/3伴有多种残疾，较易辨认。轻度则不易辨认，通常在患儿进小学后发现其在应用智力时(特别应用逻辑性推理和抽象概念)发生困难才被认出。辨认智力低下，应同时进行智力测验和社会适应行为评估才比较客观。中重度智力低下[智商(IQ)<50]这两方面均明显低下，而轻度者(IQ50～70或75)的智力和适应功能低下仅是轻度的，诊断要特别慎重。轻度智力低下能从事简单劳动，并能完成或基本完成任务，生活能自理，仅IQ在70或75以下，而社会适应能力正常，就不宜下智度智力低下诊断，这在农村尤其如此。否则就会使其产生思想负担，并可能在入学、升学、就业和婚姻等方面遭受歧视和挫折，这与人道主义也是不相容的。现今有人将IQ71～89诊断为“临界状态”，这势必扩大智力低下的范围，其危害很大。西方国家亦不主张应用“临界状态”这一诊断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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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测试方法可以评定一个人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能力。这些方法已成为诊断智力低下必要的客观依据。但这些方法都从西方国家引进，比较复杂和费时，且要求高，故他们严格规定只有经过训练，并富有经验的合格人员才准使用。我国对此尚未立法，滥用的情况到处可见，应当尽快纠正。
我国幅员辽阔，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文化水平较低，且生活习惯各有不同。这些测试方法很难适应他们的需要。我们应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重视发展简而易行，并有较高信度效度，又可为基层保健人员以及家长所应用的发育评定工具，如父母参与程序(Parent Involevement Project，简称PIP)和波特奇系统(Portage System)，使非技术人员经过短期训练就可掌握。这些方法不仅为评定，也可为康复训练拟订目标，故应在我国大力发展这类简易工具和方法。
我们深切体会到，所搜集的各种临床资料都可为诊断、病因探讨和防治提供得要依据。如WHO术语汇编中所说的“智力水平评定必需根据所能得到的任何资料，包括临床证据、适应行为和心理测验结果”。当前单凭测验诊断而忽视临床细致工作的倾向应予纠正。
, 百拇医药
三、IQ的争论
要说明IQ的性质和价值需从心理测验的发展历史说起。1905年法国Binet首先创立了一种评定儿童智力发育水平的测验方法，以便从学生中发现智力低下儿童，对他们进行特殊教育。1916年Terman修订Binet量表，改称Standford-Binet量表，以适应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特殊教育的需要，其目的仅在于此。后来为一些民族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人将IQ与白人天资高和黑人天资低联系起来，成为歧视和排斥黑人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的工具。
要看到IQ不是固有的、不变的，它受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环境、受教育和激励的机会，及外界的要求等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同时又骠看到一个智力低下儿童受训练教育和经治疗后IQ会有所提高，但变动的范围是有限的，主要的变动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
IQ是由平均值的离差得来的，是近似值而非绝对值。IQ的价值限于智力低下诊断和预后指标的范围内不宜扩大，我们常用的Standford-Binet和Wechsler智力量表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应用必须结合当地文化进行标准化，才有代表性和实际意义。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即IQ值只是在当地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取得的，还可受情绪、动机和熟练程度的影响。总之，要客观和辨证地对待IQ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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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行病学调查及病因和预防
流行病学调查(流调)的目的在于摸清当地人群中智力低下发生的频率、分布和病因及其特点，为政府有关部门制订防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包括针对发病原车和严重程度确定预防策略，以及根据环境和条件为患者规划康复措施。迄今全国的和地区的流调次数不少，但所搜集的资料被利用的不多，尤其发现了患者而不提供服务，将会引起群众的不满。
西方学者根据病因和智力发育水平高低将智力低下分为重度(包括中度和极重度，IQ在49以下)和轻度(IQ50～70)两大类。重度以生物学因素为主，而轻度以心理社会因素为主。这样划分对开展防治和科学研究很有好处。西方部分学者将流调重点放在重度。他们的理由是重度智力低下主要由生物学因素引起，而这方面的防治对技术人员来说可大有作为，并取得成效；而轻度尚缺乏敏感而又可靠的诊断工具，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以及教育的普及和人们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智力低下轻度患者会随之减少。但从康复角度看，轻度在流调中应为重点，因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较易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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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病因分析，以瑞典为例，重度智力低下的病因中遗传/产前因素占63%，产时占12%，产后占3%和不明者占22%。而我国十二地区和南京、上海等地调查中，重度智力低下的产前(包括遗传)因素占50%，产时和产后因素则高达40%～50%之多。我国为发展中国家，现今经济、文化和卫生事业还不够发达，故产时和产后因素要比发达国家瑞典高3～4倍，也因此遗传因素占的比例相结地少了。
病因大体上可分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当前我国的智力低下以环境因素为主，而这些环境因素中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我国首先集中力量加强公共卫生和妇幼卫生，就可以在短期内使智力低下发生率大幅度下降。为此，制订预防策略时必须立足于我国为发展中国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确定预防智力低下的主攻方向，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
五、治疗及康复
我国智力低下的康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现今大城市，特殊学校或小学辅读班发展较快，少数地区尚有智力低下幼儿园和康复中心。但农村和边远地区智力低下儿童得到的照管很不够或者几乎没有。可见康复设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离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 百拇医药
以下问题需引起重视：(1)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不够，对智力低下的歧视仍相当严重，这是智力低下康复事业的一大障碍；(2)探索适合我国，尤其农村和边远地区智力低下特殊教育和照管的途径和方法；(3)调动广大家长投身智力低下康复事业和积极性。如将家长们组织起来，经过训练，将可配俣工作人员在照管和康复训练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对家长这一支力量重视不够。如果能将智力低下儿童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连接起来，它的效果肯定要好得多。在农村开展随班就读是一种好形式，除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外，家长的配合就更为重要了。智力低下的照管大体上分机构照管和社区照管两大类。出于资源的缺乏，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我国有较健全的儿童保健三级网，发展智力低下的社区服务应该是方向。智力低下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肯定有好效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家长的参与和基层儿保人员、乡村医生和幼教人员的投入。为此，组织他们学习儿童发育和有关智力低下及其他发育障碍识别和干预的知识和技术就十分重要了。智力低下工作涉及卫生、教育、民玫和劳动等部门。在社区开展工作这些部门的协调尤其不可缺少。
当前，对苯丙酮尿症和甲状腺功能低下等先天性代谢障碍，早发现、早采用特殊饮食和补碘等治疗可取得显著疗效。再有，为了控制癫痫发作、冲动和破坏等行为时，也需用药物以改善症状。除此之外，世界上至今尚无治疗智力低下的特效药，这是公认的事实。有些药厂广告上宣传他们生产的所谓“益智药”等能在短时间内将IQ提高多少，这是不符合事实和违反科学的。
六、结语
我国对智力低下的严重性尚估计不足，而对患儿潜在的能力之大也是低估的。在智力低下的科学研究、预防和康复中有大量工作需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在防治工作中，预防是第一位、康复是第二位的。我国智力低下的病因中，环境因素占主要地位，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如预防的主攻方向正确，必将在短期内使智力低下发生率大幅度下降。智力低下的病因涉及生物-社会和康复专业人员需通力协作；在管理方面更需要卫生、民政、教育和劳动等多部门的协调，才能使智力低下防治和康复照管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