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航天中的若干心理问题
作者：张其吉 白延强
单位：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94
关键词：载人航天；航天员；心理学
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990216要：载人航天时间的延长，乘员的增多，异质性以及航天特殊环境等因素均可产生相当大的心理应激和心理问题，甚至可危及生命安全和飞行任务的完成。航天中的应激源有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和人际关系四大类。心理问题有隔离与狭小环境下发生的心理变化、时间知觉改变、超常体验、睡眠问题、动机问题以及心身症状和精神病问题。人际问题包括人际紧张、人际关系剥夺、乘员组的凝聚力下降和渲泄等。
中图分类号：R853，R845.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837(1999)02-0144-05
Psychological Issues in Manned Space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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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Qi-ji，BAI Yan-qiang
Abstract: As the duration of manned spaceflight becomes longer and as crews become more heterogeneous,psychological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will be more important in affecting the safety of crew and flight mission.In space environmen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stressors:physical,physiological,psychological and 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issues include “Asthenia”,alteration in time sense,transcendent experiences,sleep problem,career motivation,psychosomatic symptoms and psychiatric issues.Interpersonal issues include interpersonal tension,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ecreased cohesiveness and deprivation,dispiacement of anger to outside personnel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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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manned space flight;astronauts;psychology
Address reprint requests to:ZHANG Qi-ji.Institute of Space Medico-Engineering,Beijing 1000094,China
苏联心理学家别列戈沃伊等人将载人航天科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解决飞往太空的技术装置问题。第二个时期，解决生物学问题。第三个时期，解决心理学问题[1]。虽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因航天中的不良心理反应而引起明显功能损害和任务损害的报道，但美、苏航天领域的大量科学文献和轶事信息均记载着许多不利的心理反应。因此一些专家相信，随着载人航天时间的延长，飞行任务的日益复杂，相对常规的飞行以及乘员的增多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等因素，可能产生相当大的心理应激和导致目前无法解决的心理社会问题或危及生命安全与飞行任务的完成[2]。而且有些心理应激可能是致命的，英国的苏联空间活动分析家Rex Hall曾认为几名苏联航天学员已在训练期间死于这种心理应激[3]。本文就载人航天和地面模拟研究中发生的一些心理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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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的心理应激和激源
应激是一个普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许多学者从医学、生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少研究[4～7]，因为应激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Pelietier 和Peper认为，人类疾病一半以上与应激有关。一些文献估计，在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所有疾病中，约75%～90%的疾病与应激有关。对于应激的概念自1936年Selye提出后有很大发展，观点各异，大致可归纳为三类:(1)应激是机体对有害刺激的反应，这是Selye学派从反应角度对应激的研究；(2)应激是有害环境对机体的刺激，这是心理学界从刺激角度，重点是心理社会刺激对应激的研究；(3)应激是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这是比较综合的应激相互作用理论。按此理论观点，心理应激的概念是个体察知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能力不平衡时，所表现的心身紧张状态。这里的“察知”是强调个人的认知评价，“需求”是包括生理方面的，也包括心理社会方面的应激刺激因素，“能力”是指个体内部的、外部的资源(如个体特征、应对能力、社会支持)，心身紧张状态是应激的结果或反应。在航天环境下，应激是多方面的，就其激源来说可分为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和人际的四类。所谓激源是指对机体构成威胁的任何刺激,统称为激源。有关物理的激源有失重、微重力、加速度、温度变化、辐射、磁场、环境噪声、光照、仪表显示、舱内大气、食物和废物排放等；生理因素有生理节律改变、体液转移、肌肉废用、骨质脱钙等；心理因素有隔离、狭小空间限制、独处、与家人朋友的别离、职业动机、时间有限或不足、自由时间的利用、感觉输入减少、感觉输入增加、担心设备失灵、危险的或紧急的事件、单调的与极度的活动交替等；人际因素有人际磨擦、乘员的异质性、乘员规模、文化与性别的差异、性格冲突、国籍以及领导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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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对航天员的心理影响和精神医学问题[8～11]
隔离对航天员心理的影响 隔离是指其身体与社会环境相分开的意思，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一个小群体，隔离可以成为心理应激的一种重要激源，隔离意味着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的普遍别离，各种关系的丧失，在地球上曾担任的角色的丧失，友情和尊重的丧失等。喷气机驾驶员在离开地面时曾体验到这种别离反应，有人抑郁，有人欣快，也有人未受影响。波兰的一份研究表明，约35%的飞行员诉说有孤独感和离开地面的不愉快反应，还有其它如心神不安、紧张、缺乏自信、害怕驾机出现误差、幻觉和失定向等情绪反应。
在空间探索的初期，隔离或感觉剥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心理问题，许多地面模拟研究(如南北极科学探险，核潜艇、海底实验室执行任务以及航天模拟器实验等)的结果表明,人对隔离的反应，不同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有很一致的症状：如厌烦、焦虑、睡眠障碍、躯体症状、时间和空间的定向障碍、忿怒以及工作效率降低等[12～15]。Grigoriev等人将航天中的反应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航天员适应航天新环境的第2～6周，这阶段中，心理支持小组要优先帮助航天员减轻新环境带来的影响，帮助他们按日程进行活动。第二阶段为航天的其余时间，该期被Gregoriev称为“剥夺效应”期，这种效应是由隔离、单调和缺乏刺激(例如缺少社会接触、乏味的工作)引起的。有人认为长期航天中的最大心理问题——“衰弱”(Asthenia)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其早期症状是过度敏感、情绪不稳定、易怒、乏力、睡眠障碍、食欲差和抑郁等。因此心理支持小组的基本目的是让航天员通过与地球上的家人、朋友的视听通讯和来访航天员带来礼品、纪念品等活动来控制单调的生活和可能发生的思乡病[16]。联盟T-14航天员瓦休提金因焦虑、食欲差、睡眠不好，整天呆在床上不干工作达半月多，情况未见好转而提前返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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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知觉 时间知觉是客观现象延续性和顺序性在人脑中的反映，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它的反映、判断和估计却有个体差异，在航天时，失去了地面上习惯的时间信息，又受航天诸因素的影响，正确了解航天员的时间知觉特点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航天的成功与按航天的日程表操作和对紧急事件的快速决策处理能力等有关。一些美苏航天员曾主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航天日程表安排的活动。这种使航天员在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工作的现象被称为“时间压缩(Time Compression)”[2]。美国三次载人天空实验室进行选择作业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第三次天空实验室飞行中(Skylab-4)，航天员的几次实验时间都落在预定日程时间表之后，并开始出现错误，还导致了航天员和地面控制人员间的意见不合；又如1985年航天飞机上，发现航天员在飞行中对短时间的时间估计出现过长的估计情况，而对8、12、16 s这样长时间的估计则没有明显的影响[17]。航天员季托夫对再现长时间间隔的实验结果也如此。关于造成时间压缩现象的原因，可能与超心理负荷、信息过载和数据不足以作出推理、判断和决策的认知过程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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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体验 一些美苏航天员都曾有超常体验的记载，如对地球的美好和宇宙的浩瀚有敬畏感和谦卑感。1977～1978年，礼炮6号的飞行中，航天员Romenenko因对美丽宇宙的神往，决定作一次未授权核准的出舱活动，想看看地球和空间站周围的外部环境，他穿好了宇宙服，当他离开空间站之前，忘了系上安全带，并发现自己飘浮在空间，幸运的是他的同伴Grechko在他出舱口时抓住了他的脚，避免了这次悲剧。这一事实说明一个高度有训练、有纪律的航天员可因外层空间而入迷，他屈从于他的冲动和忽视了一切警惕。同样，天空实验室的一名航天员也曾离开工作台，想更好地观看地球景色，导致了天空实验室陀螺系统的扰乱。在水星计划中，航天员Carpenter浪费了有限的燃料去拍摄未经核准的日落风景照片，其后果是限制了飞船的演习和机动性。这种低燃料状态使NASA工程师们大为震惊，因安全返回的误差已降到不足的水平。另外，如Apollo 15号航天员体验到宗教信仰的转变，而有的航天员则体验到空幻感与地球分离的感觉，这与喷气机飞行员在单调的高空条件下报告“断绝关系”(Break off)现象相似。这种超常体验尚需进一步全面研究，因它可干扰、危及航天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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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 主要有睡眠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周期改变和失眠等。睡眠困难在任何时候都可发生。可能与物理的或生理的激源如舱内噪音或昼夜节律改变有关，也可因飞行任务的开始或结束的期待或兴奋的心理过程有关。也可能与其他心理的和人际激源有关。当工作与休息周期，居住舱内噪声、光照等条件改进时，飞行中睡眠可以得到相应的改善。“双子星座-7”号航天员曾在飞行期间记录过55 h的脑电图，在飞行的第一个晚上，睡得很差，第二晚就回到正常的睡眠周期，他们都感到很疲劳，每晚平均只睡5.3 h。在潜艇和南极的研究中也发现最初睡眠很差，以后逐渐回到正常。Shurley在一项南极研究中观察到REM和三期睡眠减少，第四期睡眠消失，有严重失眠的人曾称为极地“大眼”(Polar “big eye")。
心身症状和精神病问题 严重的焦虑、抑郁和精神病反应在航天中还未见报道，但在地面模拟研究中有描述，例如Gunderson发现南极的海军人员(3%)较停留在其他地方的人员易患精神病(1%)，一份北极星潜艇的二次巡航报告指出，焦虑、抑郁和精神病反应为5%，Rasmussen和Haythorn研究了美国5个南极站的越冬人员，虽没有发现因精神病而住院的情况，但有明显的行为问题。如在某站焦虑的发生率头4个月为3次，中间4个月增加到8次，最后4个月为19次，猜疑情况分别是0，7，16次，不合作分别是1，2和13次[8]。作为空间站模拟的核潜艇实验研究表明，有1.2%的人因有精神病危险而取消资格，就症状百分率而言，50%的人有焦虑，30%有人际关系问题，29%为抑郁，25%为睡眠障碍问题。Apollo 11的一个航天员体验到返回地球后的抑郁和婚姻问题，需要精神干预, Apollo 12号航天员奥尔德林在登月回来不久,长期陷入沮丧中，两年后进入了空军医院的精神科。美国航空航天医学院进行36 h轨道飞行模拟实验时，一名被试因严重焦虑，不能耐受实验而8 h后终止实验，另有一名被试，在模拟飞行22 h后，突然喊叫着火了，他相信看到了火焰，闻到了烟味，但他不能消除这个事实上不存在着火的疑虑，飞行不得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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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问题 载人飞行中曾数次出现过动机丧失的现象。最明显的是Apollo 13号乘组在事故发生后的即刻反应，地面人员和飞行乘组曾几次丧失对生还的希望。如果那次飞行更复杂，乘员再丧失信心，后果不堪设想。职业动机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航天事业上，也可在心身健康方面反映出来，南极考察研究发现海军工作人员较民间的科学家在长期越冬中有更多的症状困扰，如海军工作人员失眠增加28%，敌意增加39%，抑郁增加15%，而民间科学家失眠仅4%，敌意为21%，抑郁减少了2%，其原因是科学家的动机是与工作有关，科学家要忙于做实验，书写实验报告，而海军工作人员越冬季节无事可做，这种情况与航天有相似之处，驾驶航天员与载荷科学家的职业动机是不同的。但他们又必须在单调的常规的工作条件下一起工作和相互作用。因此保障和维持良好的动机是十分重要的。
航天员的相容性问题
对于航天活动来说,一般不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完成,即使由一个人在宇宙中飞行,但还必须与地面控制人员、指挥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密切配合，更何况多数的航天活动都是有2人以上的乘员组实现的。因此，航天员的相容性问题十分重要，正如“礼炮-7”号的一位航天员所说的那样：“在飞行期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与地面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乘员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破裂，飞行将变得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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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紧张 人际关系紧张在载人航天或地面模拟环境下均有发生，许多因素如乘员的异质性、乘员的人数、文化背景、种族、国别和性别等都可影响人际关系。“双子星座-7”号，“Apollo 9、13”号，“天空实验室-4”号，礼炮7号等航天员都有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紧张问题，如“天空实验室-4”号的乘员飞行不久就变得容易激怒，并逐步上升到彼此间持续的不愉快，还和地面休斯敦控制中心指控人员产生不和,在飞行中期，所有乘员曾坚持全天放假不工作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敌意，这种坚决的主张以后被NASA当局的高级官员称为“反叛”。“Apollo 9”号航天员虽然也显示出惊人的好战性，但他们还能克服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以飞行末期仅留下紧张的意识，一位体验到人际冲突的航天员Schweichart曾预言：“未来飞行的时间越长、乘员越多、人际紧张、敌意将更多。”苏联航天员训练主席Beregovoy也曾报道说，航天员之间发生过敌对行为，虽然还没有发生斗殴,但这种不良的心理发展已需要心理支持小组予以慎重处理。“礼炮-7”号航天员Berezovoy和Lebeder在211 d飞行中也偶有人际关系紧张，返回后Berezovoy承认他们必须“克服心理困难”，并主张长期飞行时应作更多心理准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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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剥夺 人际关系剥夺是航天和地面模拟环境下人相互作用的另一表现。因人少，身处隔离的、狭小空间而孤独寂寞以至不能形成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如“礼炮”号及“和平”号航天站的飞行中均发现过人际关系剥夺的现象,在“礼炮-6”号飞行中,留在航天站上的航天员殷切盼望访问航天员的到来，当访问飞行因发动机点火出现故障,访问航天员还未登上航天站就被命令返回地面，致使这次访问中途夭折时,留在航天站上的航天员就产生抑郁情绪，这是孤独寂寞或人际关系剥夺的一种症状。在礼炮7号飞行中，一名航天员也因与家人分隔而感到悲伤,这也是人际关系剥夺的表现[18]。
渲泄 狭小航天环境下乘员有将怒气转泄于外部人员的倾向，因为对远离自己的人(如地面的控制、指挥人员)发脾气比对周围的人发脾气要安全。如1983年12月航天飞机空间实验室上载荷专家对地面控制人员发火，天空实验室4号的航天员也有类似情况，1985年“礼炮”号185 d飞行中，航天员也因和地面人员恼怒而终止了2天的无线电、电视通讯。又如，德国航天员克雷蒂安在“和平”号飞行中，要进行一系列生理功能测试，测试时需安装一些仪器，这位航天员抱怨实验太复杂，他在飞行报告中说，他要花费2.5 h来安装这些仪器，复杂的实验使人完全和实验动物一样，如果“和平”号上的窗开着，他将把这些仪器扔到太空中去[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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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随着航天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飞行时间越来越长，乘员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将越突出，航天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也将逐步建立、形成和发展起来。大量的航天心理问题，例如长期航天中如何保证和维持航天员的良好动机和相容性；长期飞行中航天员心理状态的监测方法，心理应激缓解技术和心理支持保障；适于长期飞行航天员选拔训练的方法和标准；航天员返回地面后的再适应和心理康复，以及航天环境下心理现象的机理探讨等问题，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需深入研究和解决，其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安全、健康和开发利用空间，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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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998-05-07, 百拇医药
单位：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94
关键词：载人航天；航天员；心理学
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990216要：载人航天时间的延长，乘员的增多，异质性以及航天特殊环境等因素均可产生相当大的心理应激和心理问题，甚至可危及生命安全和飞行任务的完成。航天中的应激源有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和人际关系四大类。心理问题有隔离与狭小环境下发生的心理变化、时间知觉改变、超常体验、睡眠问题、动机问题以及心身症状和精神病问题。人际问题包括人际紧张、人际关系剥夺、乘员组的凝聚力下降和渲泄等。
中图分类号：R853，R845.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837(1999)02-0144-05
Psychological Issues in Manned Space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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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Qi-ji，BAI Yan-qiang
Abstract: As the duration of manned spaceflight becomes longer and as crews become more heterogeneous,psychological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will be more important in affecting the safety of crew and flight mission.In space environmen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stressors:physical,physiological,psychological and 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issues include “Asthenia”,alteration in time sense,transcendent experiences,sleep problem,career motivation,psychosomatic symptoms and psychiatric issues.Interpersonal issues include interpersonal tension,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decreased cohesiveness and deprivation,dispiacement of anger to outside personnel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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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reprint requests to:ZHANG Qi-ji.Institute of Space Medico-Engineering,Beijing 1000094,China
苏联心理学家别列戈沃伊等人将载人航天科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解决飞往太空的技术装置问题。第二个时期，解决生物学问题。第三个时期，解决心理学问题[1]。虽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因航天中的不良心理反应而引起明显功能损害和任务损害的报道，但美、苏航天领域的大量科学文献和轶事信息均记载着许多不利的心理反应。因此一些专家相信，随着载人航天时间的延长，飞行任务的日益复杂，相对常规的飞行以及乘员的增多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等因素，可能产生相当大的心理应激和导致目前无法解决的心理社会问题或危及生命安全与飞行任务的完成[2]。而且有些心理应激可能是致命的，英国的苏联空间活动分析家Rex Hall曾认为几名苏联航天学员已在训练期间死于这种心理应激[3]。本文就载人航天和地面模拟研究中发生的一些心理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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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的心理应激和激源
应激是一个普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许多学者从医学、生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少研究[4～7]，因为应激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Pelietier 和Peper认为，人类疾病一半以上与应激有关。一些文献估计，在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所有疾病中，约75%～90%的疾病与应激有关。对于应激的概念自1936年Selye提出后有很大发展，观点各异，大致可归纳为三类:(1)应激是机体对有害刺激的反应，这是Selye学派从反应角度对应激的研究；(2)应激是有害环境对机体的刺激，这是心理学界从刺激角度，重点是心理社会刺激对应激的研究；(3)应激是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这是比较综合的应激相互作用理论。按此理论观点，心理应激的概念是个体察知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能力不平衡时，所表现的心身紧张状态。这里的“察知”是强调个人的认知评价，“需求”是包括生理方面的，也包括心理社会方面的应激刺激因素，“能力”是指个体内部的、外部的资源(如个体特征、应对能力、社会支持)，心身紧张状态是应激的结果或反应。在航天环境下，应激是多方面的，就其激源来说可分为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和人际的四类。所谓激源是指对机体构成威胁的任何刺激,统称为激源。有关物理的激源有失重、微重力、加速度、温度变化、辐射、磁场、环境噪声、光照、仪表显示、舱内大气、食物和废物排放等；生理因素有生理节律改变、体液转移、肌肉废用、骨质脱钙等；心理因素有隔离、狭小空间限制、独处、与家人朋友的别离、职业动机、时间有限或不足、自由时间的利用、感觉输入减少、感觉输入增加、担心设备失灵、危险的或紧急的事件、单调的与极度的活动交替等；人际因素有人际磨擦、乘员的异质性、乘员规模、文化与性别的差异、性格冲突、国籍以及领导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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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对航天员的心理影响和精神医学问题[8～11]
隔离对航天员心理的影响 隔离是指其身体与社会环境相分开的意思，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一个小群体，隔离可以成为心理应激的一种重要激源，隔离意味着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的普遍别离，各种关系的丧失，在地球上曾担任的角色的丧失，友情和尊重的丧失等。喷气机驾驶员在离开地面时曾体验到这种别离反应，有人抑郁，有人欣快，也有人未受影响。波兰的一份研究表明，约35%的飞行员诉说有孤独感和离开地面的不愉快反应，还有其它如心神不安、紧张、缺乏自信、害怕驾机出现误差、幻觉和失定向等情绪反应。
在空间探索的初期，隔离或感觉剥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心理问题，许多地面模拟研究(如南北极科学探险，核潜艇、海底实验室执行任务以及航天模拟器实验等)的结果表明,人对隔离的反应，不同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有很一致的症状：如厌烦、焦虑、睡眠障碍、躯体症状、时间和空间的定向障碍、忿怒以及工作效率降低等[12～15]。Grigoriev等人将航天中的反应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航天员适应航天新环境的第2～6周，这阶段中，心理支持小组要优先帮助航天员减轻新环境带来的影响，帮助他们按日程进行活动。第二阶段为航天的其余时间，该期被Gregoriev称为“剥夺效应”期，这种效应是由隔离、单调和缺乏刺激(例如缺少社会接触、乏味的工作)引起的。有人认为长期航天中的最大心理问题——“衰弱”(Asthenia)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其早期症状是过度敏感、情绪不稳定、易怒、乏力、睡眠障碍、食欲差和抑郁等。因此心理支持小组的基本目的是让航天员通过与地球上的家人、朋友的视听通讯和来访航天员带来礼品、纪念品等活动来控制单调的生活和可能发生的思乡病[16]。联盟T-14航天员瓦休提金因焦虑、食欲差、睡眠不好，整天呆在床上不干工作达半月多，情况未见好转而提前返回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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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知觉 时间知觉是客观现象延续性和顺序性在人脑中的反映，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它的反映、判断和估计却有个体差异，在航天时，失去了地面上习惯的时间信息，又受航天诸因素的影响，正确了解航天员的时间知觉特点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航天的成功与按航天的日程表操作和对紧急事件的快速决策处理能力等有关。一些美苏航天员曾主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航天日程表安排的活动。这种使航天员在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工作的现象被称为“时间压缩(Time Compression)”[2]。美国三次载人天空实验室进行选择作业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第三次天空实验室飞行中(Skylab-4)，航天员的几次实验时间都落在预定日程时间表之后，并开始出现错误，还导致了航天员和地面控制人员间的意见不合；又如1985年航天飞机上，发现航天员在飞行中对短时间的时间估计出现过长的估计情况，而对8、12、16 s这样长时间的估计则没有明显的影响[17]。航天员季托夫对再现长时间间隔的实验结果也如此。关于造成时间压缩现象的原因，可能与超心理负荷、信息过载和数据不足以作出推理、判断和决策的认知过程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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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体验 一些美苏航天员都曾有超常体验的记载，如对地球的美好和宇宙的浩瀚有敬畏感和谦卑感。1977～1978年，礼炮6号的飞行中，航天员Romenenko因对美丽宇宙的神往，决定作一次未授权核准的出舱活动，想看看地球和空间站周围的外部环境，他穿好了宇宙服，当他离开空间站之前，忘了系上安全带，并发现自己飘浮在空间，幸运的是他的同伴Grechko在他出舱口时抓住了他的脚，避免了这次悲剧。这一事实说明一个高度有训练、有纪律的航天员可因外层空间而入迷，他屈从于他的冲动和忽视了一切警惕。同样，天空实验室的一名航天员也曾离开工作台，想更好地观看地球景色，导致了天空实验室陀螺系统的扰乱。在水星计划中，航天员Carpenter浪费了有限的燃料去拍摄未经核准的日落风景照片，其后果是限制了飞船的演习和机动性。这种低燃料状态使NASA工程师们大为震惊，因安全返回的误差已降到不足的水平。另外，如Apollo 15号航天员体验到宗教信仰的转变，而有的航天员则体验到空幻感与地球分离的感觉，这与喷气机飞行员在单调的高空条件下报告“断绝关系”(Break off)现象相似。这种超常体验尚需进一步全面研究，因它可干扰、危及航天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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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碍 主要有睡眠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眠周期改变和失眠等。睡眠困难在任何时候都可发生。可能与物理的或生理的激源如舱内噪音或昼夜节律改变有关，也可因飞行任务的开始或结束的期待或兴奋的心理过程有关。也可能与其他心理的和人际激源有关。当工作与休息周期，居住舱内噪声、光照等条件改进时，飞行中睡眠可以得到相应的改善。“双子星座-7”号航天员曾在飞行期间记录过55 h的脑电图，在飞行的第一个晚上，睡得很差，第二晚就回到正常的睡眠周期，他们都感到很疲劳，每晚平均只睡5.3 h。在潜艇和南极的研究中也发现最初睡眠很差，以后逐渐回到正常。Shurley在一项南极研究中观察到REM和三期睡眠减少，第四期睡眠消失，有严重失眠的人曾称为极地“大眼”(Polar “big eye")。
心身症状和精神病问题 严重的焦虑、抑郁和精神病反应在航天中还未见报道，但在地面模拟研究中有描述，例如Gunderson发现南极的海军人员(3%)较停留在其他地方的人员易患精神病(1%)，一份北极星潜艇的二次巡航报告指出，焦虑、抑郁和精神病反应为5%，Rasmussen和Haythorn研究了美国5个南极站的越冬人员，虽没有发现因精神病而住院的情况，但有明显的行为问题。如在某站焦虑的发生率头4个月为3次，中间4个月增加到8次，最后4个月为19次，猜疑情况分别是0，7，16次，不合作分别是1，2和13次[8]。作为空间站模拟的核潜艇实验研究表明，有1.2%的人因有精神病危险而取消资格，就症状百分率而言，50%的人有焦虑，30%有人际关系问题，29%为抑郁，25%为睡眠障碍问题。Apollo 11的一个航天员体验到返回地球后的抑郁和婚姻问题，需要精神干预, Apollo 12号航天员奥尔德林在登月回来不久,长期陷入沮丧中，两年后进入了空军医院的精神科。美国航空航天医学院进行36 h轨道飞行模拟实验时，一名被试因严重焦虑，不能耐受实验而8 h后终止实验，另有一名被试，在模拟飞行22 h后，突然喊叫着火了，他相信看到了火焰，闻到了烟味，但他不能消除这个事实上不存在着火的疑虑，飞行不得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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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问题 载人飞行中曾数次出现过动机丧失的现象。最明显的是Apollo 13号乘组在事故发生后的即刻反应，地面人员和飞行乘组曾几次丧失对生还的希望。如果那次飞行更复杂，乘员再丧失信心，后果不堪设想。职业动机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航天事业上，也可在心身健康方面反映出来，南极考察研究发现海军工作人员较民间的科学家在长期越冬中有更多的症状困扰，如海军工作人员失眠增加28%，敌意增加39%，抑郁增加15%，而民间科学家失眠仅4%，敌意为21%，抑郁减少了2%，其原因是科学家的动机是与工作有关，科学家要忙于做实验，书写实验报告，而海军工作人员越冬季节无事可做，这种情况与航天有相似之处，驾驶航天员与载荷科学家的职业动机是不同的。但他们又必须在单调的常规的工作条件下一起工作和相互作用。因此保障和维持良好的动机是十分重要的。
航天员的相容性问题
对于航天活动来说,一般不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完成,即使由一个人在宇宙中飞行,但还必须与地面控制人员、指挥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密切配合，更何况多数的航天活动都是有2人以上的乘员组实现的。因此，航天员的相容性问题十分重要，正如“礼炮-7”号的一位航天员所说的那样：“在飞行期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与地面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乘员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破裂，飞行将变得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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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紧张 人际关系紧张在载人航天或地面模拟环境下均有发生，许多因素如乘员的异质性、乘员的人数、文化背景、种族、国别和性别等都可影响人际关系。“双子星座-7”号，“Apollo 9、13”号，“天空实验室-4”号，礼炮7号等航天员都有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紧张问题，如“天空实验室-4”号的乘员飞行不久就变得容易激怒，并逐步上升到彼此间持续的不愉快，还和地面休斯敦控制中心指控人员产生不和,在飞行中期，所有乘员曾坚持全天放假不工作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敌意，这种坚决的主张以后被NASA当局的高级官员称为“反叛”。“Apollo 9”号航天员虽然也显示出惊人的好战性，但他们还能克服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以飞行末期仅留下紧张的意识，一位体验到人际冲突的航天员Schweichart曾预言：“未来飞行的时间越长、乘员越多、人际紧张、敌意将更多。”苏联航天员训练主席Beregovoy也曾报道说，航天员之间发生过敌对行为，虽然还没有发生斗殴,但这种不良的心理发展已需要心理支持小组予以慎重处理。“礼炮-7”号航天员Berezovoy和Lebeder在211 d飞行中也偶有人际关系紧张，返回后Berezovoy承认他们必须“克服心理困难”，并主张长期飞行时应作更多心理准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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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剥夺 人际关系剥夺是航天和地面模拟环境下人相互作用的另一表现。因人少，身处隔离的、狭小空间而孤独寂寞以至不能形成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如“礼炮”号及“和平”号航天站的飞行中均发现过人际关系剥夺的现象,在“礼炮-6”号飞行中,留在航天站上的航天员殷切盼望访问航天员的到来，当访问飞行因发动机点火出现故障,访问航天员还未登上航天站就被命令返回地面，致使这次访问中途夭折时,留在航天站上的航天员就产生抑郁情绪，这是孤独寂寞或人际关系剥夺的一种症状。在礼炮7号飞行中，一名航天员也因与家人分隔而感到悲伤,这也是人际关系剥夺的表现[18]。
渲泄 狭小航天环境下乘员有将怒气转泄于外部人员的倾向，因为对远离自己的人(如地面的控制、指挥人员)发脾气比对周围的人发脾气要安全。如1983年12月航天飞机空间实验室上载荷专家对地面控制人员发火，天空实验室4号的航天员也有类似情况，1985年“礼炮”号185 d飞行中，航天员也因和地面人员恼怒而终止了2天的无线电、电视通讯。又如，德国航天员克雷蒂安在“和平”号飞行中，要进行一系列生理功能测试，测试时需安装一些仪器，这位航天员抱怨实验太复杂，他在飞行报告中说，他要花费2.5 h来安装这些仪器，复杂的实验使人完全和实验动物一样，如果“和平”号上的窗开着，他将把这些仪器扔到太空中去[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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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随着航天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飞行时间越来越长，乘员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将越突出，航天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也将逐步建立、形成和发展起来。大量的航天心理问题，例如长期航天中如何保证和维持航天员的良好动机和相容性；长期飞行中航天员心理状态的监测方法，心理应激缓解技术和心理支持保障；适于长期飞行航天员选拔训练的方法和标准；航天员返回地面后的再适应和心理康复，以及航天环境下心理现象的机理探讨等问题，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需深入研究和解决，其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安全、健康和开发利用空间，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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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998-05-07,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