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 1911 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
作者：李永宸 赖文
单位：李永宸(广州中医药大学99级博士生，广州 510405)；赖文(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广州 510405)
关键词：岭南；瘟疫；流行病学；瘟疫；历史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990421摘要：岭南地区 1911 年以前瘟疫流行主要有以下特点：疫情尤其是大疫主要集中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主要发生于春夏两季；疫情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疫种以鼠疫、霍乱、天花为主；疫情总体上与旱、饥、兵灾关系最密切；鼠疫与地震、霍乱与旱灾的伴发次数较高。
分类号：R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213(1999)04-0321-04
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实际上是明清时期的广东，包括现在的广东省、海南省、广西东部(北海地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重山叠嶂、河网密布，古称“瘴疠之地”。自古便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与外国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明清以来，岭南一直是我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嘉庆、道光年间，已成为我国的人口密集之地。由于海岸线长，岭南地区与国内外的海运联系十分密切。特定的气候、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对岭南古代疫情(本文指瘟疫流行的情况，散发病例除外)的发生流行具有重大影响，使岭南成为外来烈性传染病的重要传入地和流行重灾区。然而，迄今为止，对岭南古代疫情进行研究的专著专论很少，未见对岭南古代瘟疫(指具有剧烈流行性、传染性的急性疾病)流行特点和相关因素进行宏观的分析和总结。我们通过系统查阅岭南古今方志、民国前报纸、历代正史通史、粤人著述、岭南医著、外国及外地人的在粤见闻等近 400 种文献史料，辑得岭南古代疫情共 991 县次(本文的疫情和自然灾异、社会变动次数均指“县次”)。以现代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岭南古代瘟疫流行有以下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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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集中在光绪、宣统年间
据现存资料，岭南最早有记录的疫情是“唐僖宗乾符 6 年(公元 879 年) 5 年，黄巢陷广州，……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史澄。同治广州府志。卷76)。另，同治《广州府志》：“汉高后五年春(应为汉高后 7 年)，南越王尉佗自称南武帝……高后遣将军隆虑侯晁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一些研究把该次疫情归属广东，但从“兵不能逾岭”的记述看，应不在广东境内。自公元 879 年至 1911 年，岭南共有年代明确的疫情记录 991 次，其中 9 世纪 1 次，14 世纪 3 次，15 世纪 11 次，16 世纪 25 次，17 世纪 61 次，18 世纪 71 次，19 世纪 498 次，20 世纪头 12年 321 次。19 世纪的疫情占岭南疫情记录总数的50.3%，但其前 75 年(1800～1874年)只有疫情记录 174 次，仅占 19 世纪疫情数的34.9%。后 25 年(1875～1899年)竟达到 324 次，占 19世纪疫情数的65.1%。在 20 世纪的头 12 年里，疫情记录就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32.4%。1875～1911 年的 37 年中的疫情就占了全部岭南古代疫情记录的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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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代计，则从公元 879 年至明王朝被推翻的 765 年里，共记录疫情 53 次，仅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5.3%。在清代(1644～1911年)的 267 年中，共有疫情记录 938 次，竟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94.7%。其中清。光绪(1875～1909年)、清。宣统(1909～1911年)年间的 37 年内，共有疫情记录 645 次，占岭南清代疫情记录的 68.8%。可见，岭南地区古代疫情主要集中在清代，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
从疫情发生的频率来看，879 年至1599 年的 720 年里，共有疫情记录 40 次，平均每年0.06 次；17 世纪共有疫情记录 61 次，平均每年 0.61 次；18 世纪共有疫情记录 71 次，平均每年 0.71 次；19 世纪共有疫情记录 498 次，平均每年 4.98 次，其中19 世纪的后 25 年(1875～1899年)有疫情记录 324 次，平均每年 13 次；20 世纪的头 12 年有疫情记录 321 次，平均每年 26.8 次。岭南地区古代疫情发生频率随年代推移而增高，尤其是从 1875 年开始至 1911 年的 37 年里，疫情发生频率急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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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次古代疫情中，大疫共有 282 次，占疫情总数的 28.5%。从大疫发生频率来看，879 年至 1599 年的 720 年里，共有大疫 24 次，平均每年 0.03 次；17 世纪共有大疫 24 次，平均每年 0.24 次；18 世纪共有大疫 36 次，平均每年 0.36 次；19 世纪共有大疫 134 次，平均每年 1.34 次，其中 19 世纪的后 25 年(1875～1899年)共有大疫 73 次，平均每年 2.92 次；20 世纪的头 12 年共有大疫 64 次，平均每年 5.3 次。岭南古代大疫的发生频率如同疫情的发生频率一样，随年代推移而增高，尤其是从 1875 年开始至 1911 年的 37 年里，大疫发生频率急剧升高。
岭南古代疫情这一时间分布特点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清代中叶以后人口骤增，小农经济逐渐解体，流民增多，出现大规模战争与兵乱，加上近代工矿、交通和通讯企业的兴办以及日益频繁的中外交往，为瘟疫的发生、流行和疫情的加剧提供了条件。尤其是伴随国际国内交往而传入的新疫种——霍乱、鼠疫，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和在卫生检疫体系和防治隔离措施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迅速扩散传播，甚至在一些地区连年频发。这是清代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岭南疫情、大疫尤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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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瘟疫流行主要在春夏两季
991 次的岭南古代疫情中，明确记载流行季节或月份的有 342 次，其中：春季 61 次，夏季 90 次，秋季 54 次，冬季 32 次，春夏 71 次，夏秋 15 次，秋冬 8 次，夏秋冬 3 次，春夏秋 4 次，春秋冬 1 次，春夏秋冬 3 次。按“跨季度流行者分入各季”的原则统计，结果是岭南古代疫情主要集中在春、夏两季。
造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岭南 1911 年以前的疫情以霍乱、鼠疫为主，霍乱疫情主要发生于夏秋两季，而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近 50% 的鼠疫更是主要流行于春夏两季。我们的资料统计证实了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的论断：“华南鼠疫之季节，可谓始于初春，止于暑夏；罕有延至秋季者”[1]。
3 疫情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按现代“地(市)”一级行政区划，991 次疫情分布如下：海南(琼州)111，湛江 102，茂名 88，北海 73，广州 73，佛山 64，揭阳 47，梅州 45，汕头 43，江门 42，潮州 33，云浮 31，阳江 31，香港 31，汕尾 29，清远 28，韶关 25，惠州 19，中山 18，肇庆 17，澳门 17，河源 13，东莞 9，深圳 2，珠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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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地区分布有以下特点：(1)疫情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湛江、北海、茂名、海南地区(上述地区相当于古代的高州廉州琼州府)，广州佛山地区(古代属广州府)以及潮汕地区(古代属潮州府)，疫情记录次数在 20 次以上的县全部集中在这些地区；(2)疫情分布呈由西向东、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
形成这一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岭南古代疫情集中分布的西南沿海以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地区是人口密集之地。“鸦片战争前广东各地的人口分布，比明代更加集中于沿海。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广州府，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306 人……其次，为潮州府，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151 人。再次，为嘉应直隶州、高州、肇庆府”[2]。“南海县大同乡户口繁庶，聚族而居者约有数万人。 正月间染疫死者共有 2 千余人”[3]。可见，人口过分集中，如果卫生防疫条件跟不上，一旦疫病流行，后果十分严重。第二，沿海地区是岭南外来烈性传染病霍乱、鼠疫的首先传入地和流行重灾区 。据现有资料统计，岭南古代共有 68 次的霍乱疫情记录，绝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而鼠疫在岭南各地流行的大致顺序为：1867～1892 年主要在廉州、高州、雷州、琼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的北海地区，广东省的茂名、湛江地区和海南岛)；1894 年前后珠江三角洲流行严重；潮汕地区流行集中在 1898 年前后。岭南古代共有 493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岭南古代疫情记录总数的 49.7%。其中，岭南西南部的北海、茂名、湛江、阳江和海南岛地区有 205 次鼠疫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41.6%，珠江三角洲的港澳及江门、中山、佛山、广州、东莞以及相邻的惠州地区等地区有 144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29.2%，汕尾、揭阳、汕头和潮州地区有 88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17.8%，岭南西南部以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地区共有 437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88.6%。上述三个地区均是岭南沿海大港口所在地，是岭南对外交往的中心。当鼠疫、霍乱自境外传入时，这些地区首当其冲，加上人口密集，人员货物往来频繁，附近又无高山阻隔，因而，疫情较之内陆山区频繁和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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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种以鼠疫、霍乱、天花为主
991 次疫情记录中，疫种不明、只记录“疫”或“大疫”的有 364 次；古文献明确记载或今人研究查明疫种的有 627 次，其中“鼠疫” 493次，“霍乱” 68 次，“天花” 33 次，“瘴” 7 次，“痢” 6 次，“热病(症)” 5 次，“喉毒(症)” 3 次，“疟” 2 次，“麻疹(症)” 2 次，“黄疫” 1 次，“马头瘟” 1 次，“疹” 1 次，“腹泻” 1 次，“脚气”(疑为鼠疫，为慎重起见，统计时未归入鼠疫) 1 次，“冬瘟(流行性感冒)”1 次，“抽吊症(脑膜炎)” 1 次，“登革热” 1次。其中“鼠疫”、“霍乱”、“天花”3种瘟疫病共 594 次，占已知疫种的疫情次数的 94.7%，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59.9%。可见，岭南古代疫情以鼠疫、霍乱、天花为主。其时间分布为：1820 年以前以天花和瘴疫为主；1820 年霍乱传入后至 1867 年鼠疫传入前，以霍乱为主；1867 年后以鼠疫为主。
5 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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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指灾害和非其时之气)、社会变动的关系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据现有资料统计，岭南古代伴发疫情的水、旱、风、震、虫、冻、雹、饥等自然灾异共 348 次，其中旱、饥灾占 50.5%。疫情所伴发的社会变动共 78 次，其中兵乱就占了 87.2%。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总伴发率为 43.0%。
第二，总体而言，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关系在 19 世纪以前较密切，尤其是与自然灾异，基本上是呈伴发状态。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由于霍乱的传入，疫情开始增多。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鼠疫的传入，疫情更是迅猛增多，伴发疫情的自然灾异、社会变动也大大增加，但疫情增幅要比自然灾异和社会变动的增幅大得多。说明鼠疫传入后，有相当部分的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关系不大。因此，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伴发率可以以鼠疫传入岭南的 1867 年为界，1867 年以前明显高于 1867 年后，说明 1867 年以前的疫情较之1867 年以后的疫情有更明显的自然灾异、社会变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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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疫情所伴发的各种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分类统计看，1867 年以前岭南伴发疫情的自然灾异和社会变动以饥灾、兵灾和旱灾为主，伴发疫情的饥灾和兵乱明显集中在 1867 年前。1867 年以后则以水、震、旱灾为主，伴发疫情的震灾明显集中在 1867 年后。
伴发疫情的饥灾主要集中在清代的 1644～1866 年间。主要原因是：岭南虽系产米之地，但所出之米不敷民食，乾嘉年间人口迅猛增长，进口粮食仍不能满足需求。加上清代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集中在 1867 年前，战争导致青壮年大量死亡，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故饥荒连绵。1867 年以后粮食进口渠道增加，运输工具改进，伴发疫情的饥灾亦随之锐减。
岭南古代大规模的战争主要集中在 1867 年以前，占了全部伴发疫情的兵灾的 86.8%。其中发生在清代的大规模的战争有：农民起义军和永历政权的抗清斗争；平定“三潘之乱”削灭广东尚之信的战争；嘉道年间广东天地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广东茂名、江门、梅州地区所引发的农民暴动以及清军对太平军残部的围剿等军事活动。在 1851～1865 年的 14 年间(正值 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伴发疫情的兵灾记录竟达 26 次，占了 1867 年以前伴发疫情兵灾总数的近 50%。“大兵之后，易有大疫”，岭南 1867 年以前的疫情与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明显关系。1867 年以后的军事行动以孙中山组织的反清军事暴动为主，以城市分散的暴动、暗杀为特点，并且很快被镇压，因而战争减员和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要小得多，引发疫情的可能性也小得多。这也是伴发疫情的兵灾主要集中在 1867 年前，而其后很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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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在清代岭南的自然灾害总数中居第二位(清代 267 年间，岭南较大的水灾 247 年次，1186 县次，较大的旱灾 216 年次，683县 次)[4]，其灾害次数与波及范围远次于水灾，却在岭南古代疫情所伴发的各种自然灾异、社会变动中居首位，主要是因这一地区鼠疫、霍乱的流行与旱灾关系相当密切。从文献记录看，岭南古代鼠疫流行与干旱的气候环境有关。如宣统《番禺县续志》：“光绪 17 年大旱，18 年4 月鼠疫起”[5]。1894年广州鼠疫大流行也是以冬春长时间干旱温燥的异常气候为背景。鼠疫长期肆虐的西南地区如高州、雷州及琼州西部都是岭南的干旱地区。此外，统计数字显示，岭南地区旱灾伴发霍乱的次数远高于水灾。旱灾可导致一些水源枯涸，人们集中饮用和洗涤于少数未枯涸水源，一旦这些水源受到污染，霍乱就传播开了。因此在干旱情况下发生霍乱流行的比例明显高于水灾和其他自然灾异、社会变动。
地震与鼠疫的关系是岭南地区古代疫情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清代 6 种自然灾异中总数居第 4 位、在伴发疫情的自然灾害中伴发次数居第 5 位的震灾，在 879～1866 年间仅有 6 次伴发疫情的记录，而在 1867～1911 年的 44 年间，有 27 次伴发疫情，其中 20 次伴发鼠疫。同时，鼠疫流行 10 次以上的县分布最集中的茂名湛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潮汕地区，恰恰是清代地震次数最多的县所集中的地区[4]。提示岭南古代鼠疫的流行与地震可能有着某种联系，可能与地壳运动异常而导致鼠类活动异常，从而把鼠疫传给人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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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资助课题，编号97171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男，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J].中华医学杂志，1936(11)：1054
[2] 朱云成.中国人口.广东分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56～57
[3] 上海.申报[N]，1891-3-21(农历 2 月 12 日)
[4] 梁必骐.广东的自然灾害[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32，42，77
[5] 丁仁长.宣统番禺县续志[M].卷42.前事：7
收稿日期：1999-07-29, 百拇医药
单位：李永宸(广州中医药大学99级博士生，广州 510405)；赖文(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广州 510405)
关键词：岭南；瘟疫；流行病学；瘟疫；历史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990421摘要：岭南地区 1911 年以前瘟疫流行主要有以下特点：疫情尤其是大疫主要集中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主要发生于春夏两季；疫情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疫种以鼠疫、霍乱、天花为主；疫情总体上与旱、饥、兵灾关系最密切；鼠疫与地震、霍乱与旱灾的伴发次数较高。
分类号：R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213(1999)04-0321-04
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实际上是明清时期的广东，包括现在的广东省、海南省、广西东部(北海地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岭南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重山叠嶂、河网密布，古称“瘴疠之地”。自古便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与外国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明清以来，岭南一直是我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嘉庆、道光年间，已成为我国的人口密集之地。由于海岸线长，岭南地区与国内外的海运联系十分密切。特定的气候、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对岭南古代疫情(本文指瘟疫流行的情况，散发病例除外)的发生流行具有重大影响，使岭南成为外来烈性传染病的重要传入地和流行重灾区。然而，迄今为止，对岭南古代疫情进行研究的专著专论很少，未见对岭南古代瘟疫(指具有剧烈流行性、传染性的急性疾病)流行特点和相关因素进行宏观的分析和总结。我们通过系统查阅岭南古今方志、民国前报纸、历代正史通史、粤人著述、岭南医著、外国及外地人的在粤见闻等近 400 种文献史料，辑得岭南古代疫情共 991 县次(本文的疫情和自然灾异、社会变动次数均指“县次”)。以现代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岭南古代瘟疫流行有以下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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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集中在光绪、宣统年间
据现存资料，岭南最早有记录的疫情是“唐僖宗乾符 6 年(公元 879 年) 5 年，黄巢陷广州，……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史澄。同治广州府志。卷76)。另，同治《广州府志》：“汉高后五年春(应为汉高后 7 年)，南越王尉佗自称南武帝……高后遣将军隆虑侯晁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一些研究把该次疫情归属广东，但从“兵不能逾岭”的记述看，应不在广东境内。自公元 879 年至 1911 年，岭南共有年代明确的疫情记录 991 次，其中 9 世纪 1 次，14 世纪 3 次，15 世纪 11 次，16 世纪 25 次，17 世纪 61 次，18 世纪 71 次，19 世纪 498 次，20 世纪头 12年 321 次。19 世纪的疫情占岭南疫情记录总数的50.3%，但其前 75 年(1800～1874年)只有疫情记录 174 次，仅占 19 世纪疫情数的34.9%。后 25 年(1875～1899年)竟达到 324 次，占 19世纪疫情数的65.1%。在 20 世纪的头 12 年里，疫情记录就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32.4%。1875～1911 年的 37 年中的疫情就占了全部岭南古代疫情记录的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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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代计，则从公元 879 年至明王朝被推翻的 765 年里，共记录疫情 53 次，仅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5.3%。在清代(1644～1911年)的 267 年中，共有疫情记录 938 次，竟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94.7%。其中清。光绪(1875～1909年)、清。宣统(1909～1911年)年间的 37 年内，共有疫情记录 645 次，占岭南清代疫情记录的 68.8%。可见，岭南地区古代疫情主要集中在清代，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
从疫情发生的频率来看，879 年至1599 年的 720 年里，共有疫情记录 40 次，平均每年0.06 次；17 世纪共有疫情记录 61 次，平均每年 0.61 次；18 世纪共有疫情记录 71 次，平均每年 0.71 次；19 世纪共有疫情记录 498 次，平均每年 4.98 次，其中19 世纪的后 25 年(1875～1899年)有疫情记录 324 次，平均每年 13 次；20 世纪的头 12 年有疫情记录 321 次，平均每年 26.8 次。岭南地区古代疫情发生频率随年代推移而增高，尤其是从 1875 年开始至 1911 年的 37 年里，疫情发生频率急剧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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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次古代疫情中，大疫共有 282 次，占疫情总数的 28.5%。从大疫发生频率来看，879 年至 1599 年的 720 年里，共有大疫 24 次，平均每年 0.03 次；17 世纪共有大疫 24 次，平均每年 0.24 次；18 世纪共有大疫 36 次，平均每年 0.36 次；19 世纪共有大疫 134 次，平均每年 1.34 次，其中 19 世纪的后 25 年(1875～1899年)共有大疫 73 次，平均每年 2.92 次；20 世纪的头 12 年共有大疫 64 次，平均每年 5.3 次。岭南古代大疫的发生频率如同疫情的发生频率一样，随年代推移而增高，尤其是从 1875 年开始至 1911 年的 37 年里，大疫发生频率急剧升高。
岭南古代疫情这一时间分布特点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清代中叶以后人口骤增，小农经济逐渐解体，流民增多，出现大规模战争与兵乱，加上近代工矿、交通和通讯企业的兴办以及日益频繁的中外交往，为瘟疫的发生、流行和疫情的加剧提供了条件。尤其是伴随国际国内交往而传入的新疫种——霍乱、鼠疫，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和在卫生检疫体系和防治隔离措施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迅速扩散传播，甚至在一些地区连年频发。这是清代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岭南疫情、大疫尤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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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瘟疫流行主要在春夏两季
991 次的岭南古代疫情中，明确记载流行季节或月份的有 342 次，其中：春季 61 次，夏季 90 次，秋季 54 次，冬季 32 次，春夏 71 次，夏秋 15 次，秋冬 8 次，夏秋冬 3 次，春夏秋 4 次，春秋冬 1 次，春夏秋冬 3 次。按“跨季度流行者分入各季”的原则统计，结果是岭南古代疫情主要集中在春、夏两季。
造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岭南 1911 年以前的疫情以霍乱、鼠疫为主，霍乱疫情主要发生于夏秋两季，而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近 50% 的鼠疫更是主要流行于春夏两季。我们的资料统计证实了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的论断：“华南鼠疫之季节，可谓始于初春，止于暑夏；罕有延至秋季者”[1]。
3 疫情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按现代“地(市)”一级行政区划，991 次疫情分布如下：海南(琼州)111，湛江 102，茂名 88，北海 73，广州 73，佛山 64，揭阳 47，梅州 45，汕头 43，江门 42，潮州 33，云浮 31，阳江 31，香港 31，汕尾 29，清远 28，韶关 25，惠州 19，中山 18，肇庆 17，澳门 17，河源 13，东莞 9，深圳 2，珠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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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地区分布有以下特点：(1)疫情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湛江、北海、茂名、海南地区(上述地区相当于古代的高州廉州琼州府)，广州佛山地区(古代属广州府)以及潮汕地区(古代属潮州府)，疫情记录次数在 20 次以上的县全部集中在这些地区；(2)疫情分布呈由西向东、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
形成这一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岭南古代疫情集中分布的西南沿海以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地区是人口密集之地。“鸦片战争前广东各地的人口分布，比明代更加集中于沿海。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广州府，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306 人……其次，为潮州府，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151 人。再次，为嘉应直隶州、高州、肇庆府”[2]。“南海县大同乡户口繁庶，聚族而居者约有数万人。 正月间染疫死者共有 2 千余人”[3]。可见，人口过分集中，如果卫生防疫条件跟不上，一旦疫病流行，后果十分严重。第二，沿海地区是岭南外来烈性传染病霍乱、鼠疫的首先传入地和流行重灾区 。据现有资料统计，岭南古代共有 68 次的霍乱疫情记录，绝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而鼠疫在岭南各地流行的大致顺序为：1867～1892 年主要在廉州、高州、雷州、琼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的北海地区，广东省的茂名、湛江地区和海南岛)；1894 年前后珠江三角洲流行严重；潮汕地区流行集中在 1898 年前后。岭南古代共有 493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岭南古代疫情记录总数的 49.7%。其中，岭南西南部的北海、茂名、湛江、阳江和海南岛地区有 205 次鼠疫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41.6%，珠江三角洲的港澳及江门、中山、佛山、广州、东莞以及相邻的惠州地区等地区有 144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29.2%，汕尾、揭阳、汕头和潮州地区有 88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17.8%，岭南西南部以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地区共有 437 次的鼠疫疫情记录，占鼠疫记录总数的 88.6%。上述三个地区均是岭南沿海大港口所在地，是岭南对外交往的中心。当鼠疫、霍乱自境外传入时，这些地区首当其冲，加上人口密集，人员货物往来频繁，附近又无高山阻隔，因而，疫情较之内陆山区频繁和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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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种以鼠疫、霍乱、天花为主
991 次疫情记录中，疫种不明、只记录“疫”或“大疫”的有 364 次；古文献明确记载或今人研究查明疫种的有 627 次，其中“鼠疫” 493次，“霍乱” 68 次，“天花” 33 次，“瘴” 7 次，“痢” 6 次，“热病(症)” 5 次，“喉毒(症)” 3 次，“疟” 2 次，“麻疹(症)” 2 次，“黄疫” 1 次，“马头瘟” 1 次，“疹” 1 次，“腹泻” 1 次，“脚气”(疑为鼠疫，为慎重起见，统计时未归入鼠疫) 1 次，“冬瘟(流行性感冒)”1 次，“抽吊症(脑膜炎)” 1 次，“登革热” 1次。其中“鼠疫”、“霍乱”、“天花”3种瘟疫病共 594 次，占已知疫种的疫情次数的 94.7%，占岭南古代疫情总数的 59.9%。可见，岭南古代疫情以鼠疫、霍乱、天花为主。其时间分布为：1820 年以前以天花和瘴疫为主；1820 年霍乱传入后至 1867 年鼠疫传入前，以霍乱为主；1867 年后以鼠疫为主。
5 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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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指灾害和非其时之气)、社会变动的关系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据现有资料统计，岭南古代伴发疫情的水、旱、风、震、虫、冻、雹、饥等自然灾异共 348 次，其中旱、饥灾占 50.5%。疫情所伴发的社会变动共 78 次，其中兵乱就占了 87.2%。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总伴发率为 43.0%。
第二，总体而言，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关系在 19 世纪以前较密切，尤其是与自然灾异，基本上是呈伴发状态。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由于霍乱的传入，疫情开始增多。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鼠疫的传入，疫情更是迅猛增多，伴发疫情的自然灾异、社会变动也大大增加，但疫情增幅要比自然灾异和社会变动的增幅大得多。说明鼠疫传入后，有相当部分的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关系不大。因此，岭南古代疫情与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伴发率可以以鼠疫传入岭南的 1867 年为界，1867 年以前明显高于 1867 年后，说明 1867 年以前的疫情较之1867 年以后的疫情有更明显的自然灾异、社会变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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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疫情所伴发的各种自然灾异、社会变动的分类统计看，1867 年以前岭南伴发疫情的自然灾异和社会变动以饥灾、兵灾和旱灾为主，伴发疫情的饥灾和兵乱明显集中在 1867 年前。1867 年以后则以水、震、旱灾为主，伴发疫情的震灾明显集中在 1867 年后。
伴发疫情的饥灾主要集中在清代的 1644～1866 年间。主要原因是：岭南虽系产米之地，但所出之米不敷民食，乾嘉年间人口迅猛增长，进口粮食仍不能满足需求。加上清代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集中在 1867 年前，战争导致青壮年大量死亡，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故饥荒连绵。1867 年以后粮食进口渠道增加，运输工具改进，伴发疫情的饥灾亦随之锐减。
岭南古代大规模的战争主要集中在 1867 年以前，占了全部伴发疫情的兵灾的 86.8%。其中发生在清代的大规模的战争有：农民起义军和永历政权的抗清斗争；平定“三潘之乱”削灭广东尚之信的战争；嘉道年间广东天地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广东茂名、江门、梅州地区所引发的农民暴动以及清军对太平军残部的围剿等军事活动。在 1851～1865 年的 14 年间(正值 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伴发疫情的兵灾记录竟达 26 次，占了 1867 年以前伴发疫情兵灾总数的近 50%。“大兵之后，易有大疫”，岭南 1867 年以前的疫情与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明显关系。1867 年以后的军事行动以孙中山组织的反清军事暴动为主，以城市分散的暴动、暗杀为特点，并且很快被镇压，因而战争减员和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要小得多，引发疫情的可能性也小得多。这也是伴发疫情的兵灾主要集中在 1867 年前，而其后很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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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在清代岭南的自然灾害总数中居第二位(清代 267 年间，岭南较大的水灾 247 年次，1186 县次，较大的旱灾 216 年次，683县 次)[4]，其灾害次数与波及范围远次于水灾，却在岭南古代疫情所伴发的各种自然灾异、社会变动中居首位，主要是因这一地区鼠疫、霍乱的流行与旱灾关系相当密切。从文献记录看，岭南古代鼠疫流行与干旱的气候环境有关。如宣统《番禺县续志》：“光绪 17 年大旱，18 年4 月鼠疫起”[5]。1894年广州鼠疫大流行也是以冬春长时间干旱温燥的异常气候为背景。鼠疫长期肆虐的西南地区如高州、雷州及琼州西部都是岭南的干旱地区。此外，统计数字显示，岭南地区旱灾伴发霍乱的次数远高于水灾。旱灾可导致一些水源枯涸，人们集中饮用和洗涤于少数未枯涸水源，一旦这些水源受到污染，霍乱就传播开了。因此在干旱情况下发生霍乱流行的比例明显高于水灾和其他自然灾异、社会变动。
地震与鼠疫的关系是岭南地区古代疫情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清代 6 种自然灾异中总数居第 4 位、在伴发疫情的自然灾害中伴发次数居第 5 位的震灾，在 879～1866 年间仅有 6 次伴发疫情的记录，而在 1867～1911 年的 44 年间，有 27 次伴发疫情，其中 20 次伴发鼠疫。同时，鼠疫流行 10 次以上的县分布最集中的茂名湛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潮汕地区，恰恰是清代地震次数最多的县所集中的地区[4]。提示岭南古代鼠疫的流行与地震可能有着某种联系，可能与地壳运动异常而导致鼠类活动异常，从而把鼠疫传给人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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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资助课题，编号97171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男，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J].中华医学杂志，1936(11)：1054
[2] 朱云成.中国人口.广东分册[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56～57
[3] 上海.申报[N]，1891-3-21(农历 2 月 12 日)
[4] 梁必骐.广东的自然灾害[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32，42，77
[5] 丁仁长.宣统番禺县续志[M].卷42.前事：7
收稿日期：1999-07-29,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