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江笔花对惊风的认识
作者：陈代斌
单位：重庆市万县中医药学校(404000)
关键词：小儿惊风；中医药疗法；笔花医镜
湖北台中医杂志990705 江笔花原名江秋，系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氏。早年官居于东粤，中年学医，往来于江浙之间，是晚清时期的一位亦官亦医者。道光四年(1824年)其著成《笔花医镜》四卷，书中卷三为儿科证治，对小儿惊风病的认识和治疗颇多见树，兹浅述如下。
1 明辨惊风二字真谛
惊风作为一个独立的病证名称，在唐末宋初的医籍中就已出现，后经传承一直沿用至今。明末清初曾有少数医家对惊风提出质疑，如喻昌、陈复正、吴瑭等欲以“痉”、“搐”取代惊风病名，皆因言不达意而终未使人接受。
惊即惊惕、惊悸、惊跳，多为心经受邪的一种病理表现，风指肝风内动之风。惊风，即指小儿心肝受邪后所表现出的一种抽风、惊(痉)厥证。江氏书中虽然也立有“非惊论”之专题，但他承认小儿确有“真惊”一证。如云：“试思惊字何解?凡受吓者谓之惊，吓则神魂失守，心神恍惚，惕惕悸动，唯心虚者易患此。……是真惊也”。江氏所言之真惊，即指3岁以内的婴幼儿因受到某种强烈刺激后所表现出的惊吓、惊恐症。所言“心虚者易患真惊”不能只理解为小儿因为心气虚而发病，还应包括3岁以下较小婴幼儿由于脑发育尚不全，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尚不太成熟之因素在内。江氏认为“风”亦有二义，“在外感则为风邪，在内伤则为肝风”。治肝风宜用镇熄法，他反对当时有的医生在治疗惊风病过程中，不辨明外风或内风，统统“混言之曰风”，而“滥以丸子相投”，使小儿累“遭其劫者”的错误作法。江氏以不过数十文字道明了惊风的涵义，真可谓言简意赅。
, 百拇医药
2 以病机立病名
江氏从临床实际出发，将小儿急、慢惊风以病机命名为“痰火闭证”与“木侮土证”。笔者认为，从病机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江氏对急、慢惊风的分析，既切中了病机特点，又符合临床辨证用药实际。因为急惊风的形成，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最终无不与痰火有关。痰火内炽，扰动神明，症见神识恍惚而惊惕，引动肝风则表现为抽风痉挛等症。再从历代医家制订的治疗急惊风的众多方剂来看，也常配有瓜蒌、胆南星、白芥子、贝母、海浮石、竹茹、天竺黄等清热祛痰之药，从而证明了痰火是形成急惊风的主要病理因素。慢惊风常由慢性消耗性疾病导致脾土虚弱，脾虚不能濡养肝木，肝风乘虚妄动而成。由此而见，江氏重新确立急慢惊风证名不无道理。
3 治疗师古法而不泥古方
考究宋元医家治惊药方，大多采用抱龙丸、犀角丸、天麻丸、定生丸、救生丸、龙脑散、牛黄散之类。江氏在继承前代医家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急惊风属实火，治当镇熄；慢惊风多虚寒，法当温补；暴受惊恐者，治宜养心安神定魂。指出“急慢惊风如水火然，治急惊药不可以治慢惊，治慢惊药不可以治急惊”。切忌不辨急慢以一粒丹丸通治惊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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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治急惊风(痰火闭证)
痰火多由外感或内伤而成。有形之痰挟火上壅，闭阻窍道，引动肝风，肝木受累，使之“肝燥筋急”，出现抽风。治当镇惊熄风开窍。始用通关散(细辛、皂角各三钱、生半夏二钱，共研末)吹入鼻孔后取嚏。此法与针刺、手掐人中、合谷、内关开窍法相似。用通关散得嚏后，继以利火降痰汤，或清隔煎加石菖蒲、竹茹；或抱龙丸等方内服，以清火降痰、熄风镇惊开窍。待患儿稍有清醒，使用清热养血汤以疗其后。足见江氏在选方用药上既有针对性，又有灵活性，可资临床参考。
3.2 治慢惊、慢脾风(木侮土证)
木侮土证的形成，江氏认为多因小儿“受暑受寒，或伤乳食，皆能作吐泻，或吐泻交作，久则脾土虚弱，肝木乘之”所致，治当温中健脾。初宜异功散，兼呕吐者，则加藿香、煨姜以化浊降逆止呕。若病已数日，粪见青色，即加木香或肉桂。如果见“手足皆冷，脉息微细、唇舌萎白”者，此乃脾肾阳虚之重症，宜“急用附子理中汤温中回阳，尚有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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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真惊的治疗
江氏所言之“真惊”，即大惊猝恐、或曰惊恐。本证的形成，是因“小儿气血未充，心神怯弱”，暴受惊吓所致。在治疗上，江氏主张“安神魂、敛心气”。方选七福饮、秘旨安神丸、安神定志丸。如果兼见“蕴热而惊悸者，七味安神丸”。待神志安定后，再行辨证用药。“气虚者，四君子汤以补其阳；血虚者，六味丸以补其阴”。切忌“妄投以朱砂镇惊丸子，耗其心血”，致使惊厥“愈发愈盛，肝木乘虚而亢，其势不可复制也”。提示后学者一定要因证制方遣药，不可犯“虚虚实实”之戒。
总之，惊风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种综合症状，为临床所常见。古代医家们在辨证用药方面积累有不少的宝贵经验，值得后学者去认真发掘和继承，以丰富当今辨证治疗学的内容。
注：本文内所引江氏原文，均录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年新1版《笔花医镜》之80～82页。
(收稿日期：1999-02-20), 百拇医药
单位：重庆市万县中医药学校(404000)
关键词：小儿惊风；中医药疗法；笔花医镜
湖北台中医杂志990705 江笔花原名江秋，系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氏。早年官居于东粤，中年学医，往来于江浙之间，是晚清时期的一位亦官亦医者。道光四年(1824年)其著成《笔花医镜》四卷，书中卷三为儿科证治，对小儿惊风病的认识和治疗颇多见树，兹浅述如下。
1 明辨惊风二字真谛
惊风作为一个独立的病证名称，在唐末宋初的医籍中就已出现，后经传承一直沿用至今。明末清初曾有少数医家对惊风提出质疑，如喻昌、陈复正、吴瑭等欲以“痉”、“搐”取代惊风病名，皆因言不达意而终未使人接受。
惊即惊惕、惊悸、惊跳，多为心经受邪的一种病理表现，风指肝风内动之风。惊风，即指小儿心肝受邪后所表现出的一种抽风、惊(痉)厥证。江氏书中虽然也立有“非惊论”之专题，但他承认小儿确有“真惊”一证。如云：“试思惊字何解?凡受吓者谓之惊，吓则神魂失守，心神恍惚，惕惕悸动，唯心虚者易患此。……是真惊也”。江氏所言之真惊，即指3岁以内的婴幼儿因受到某种强烈刺激后所表现出的惊吓、惊恐症。所言“心虚者易患真惊”不能只理解为小儿因为心气虚而发病，还应包括3岁以下较小婴幼儿由于脑发育尚不全，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尚不太成熟之因素在内。江氏认为“风”亦有二义，“在外感则为风邪，在内伤则为肝风”。治肝风宜用镇熄法，他反对当时有的医生在治疗惊风病过程中，不辨明外风或内风，统统“混言之曰风”，而“滥以丸子相投”，使小儿累“遭其劫者”的错误作法。江氏以不过数十文字道明了惊风的涵义，真可谓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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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病机立病名
江氏从临床实际出发，将小儿急、慢惊风以病机命名为“痰火闭证”与“木侮土证”。笔者认为，从病机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江氏对急、慢惊风的分析，既切中了病机特点，又符合临床辨证用药实际。因为急惊风的形成，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最终无不与痰火有关。痰火内炽，扰动神明，症见神识恍惚而惊惕，引动肝风则表现为抽风痉挛等症。再从历代医家制订的治疗急惊风的众多方剂来看，也常配有瓜蒌、胆南星、白芥子、贝母、海浮石、竹茹、天竺黄等清热祛痰之药，从而证明了痰火是形成急惊风的主要病理因素。慢惊风常由慢性消耗性疾病导致脾土虚弱，脾虚不能濡养肝木，肝风乘虚妄动而成。由此而见，江氏重新确立急慢惊风证名不无道理。
3 治疗师古法而不泥古方
考究宋元医家治惊药方，大多采用抱龙丸、犀角丸、天麻丸、定生丸、救生丸、龙脑散、牛黄散之类。江氏在继承前代医家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急惊风属实火，治当镇熄；慢惊风多虚寒，法当温补；暴受惊恐者，治宜养心安神定魂。指出“急慢惊风如水火然，治急惊药不可以治慢惊，治慢惊药不可以治急惊”。切忌不辨急慢以一粒丹丸通治惊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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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治急惊风(痰火闭证)
痰火多由外感或内伤而成。有形之痰挟火上壅，闭阻窍道，引动肝风，肝木受累，使之“肝燥筋急”，出现抽风。治当镇惊熄风开窍。始用通关散(细辛、皂角各三钱、生半夏二钱，共研末)吹入鼻孔后取嚏。此法与针刺、手掐人中、合谷、内关开窍法相似。用通关散得嚏后，继以利火降痰汤，或清隔煎加石菖蒲、竹茹；或抱龙丸等方内服，以清火降痰、熄风镇惊开窍。待患儿稍有清醒，使用清热养血汤以疗其后。足见江氏在选方用药上既有针对性，又有灵活性，可资临床参考。
3.2 治慢惊、慢脾风(木侮土证)
木侮土证的形成，江氏认为多因小儿“受暑受寒，或伤乳食，皆能作吐泻，或吐泻交作，久则脾土虚弱，肝木乘之”所致，治当温中健脾。初宜异功散，兼呕吐者，则加藿香、煨姜以化浊降逆止呕。若病已数日，粪见青色，即加木香或肉桂。如果见“手足皆冷，脉息微细、唇舌萎白”者，此乃脾肾阳虚之重症，宜“急用附子理中汤温中回阳，尚有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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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真惊的治疗
江氏所言之“真惊”，即大惊猝恐、或曰惊恐。本证的形成，是因“小儿气血未充，心神怯弱”，暴受惊吓所致。在治疗上，江氏主张“安神魂、敛心气”。方选七福饮、秘旨安神丸、安神定志丸。如果兼见“蕴热而惊悸者，七味安神丸”。待神志安定后，再行辨证用药。“气虚者，四君子汤以补其阳；血虚者，六味丸以补其阴”。切忌“妄投以朱砂镇惊丸子，耗其心血”，致使惊厥“愈发愈盛，肝木乘虚而亢，其势不可复制也”。提示后学者一定要因证制方遣药，不可犯“虚虚实实”之戒。
总之，惊风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种综合症状，为临床所常见。古代医家们在辨证用药方面积累有不少的宝贵经验，值得后学者去认真发掘和继承，以丰富当今辨证治疗学的内容。
注：本文内所引江氏原文，均录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年新1版《笔花医镜》之80～82页。
(收稿日期：1999-02-20),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