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书源流述略
作者：张慧芳
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关键词：方书； 中国医学史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1024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医学文献汗牛充栋。在浩如烟海的各类医学典籍中，方书文献以其数量巨大且富实用价值，尤为引人瞩目。
所谓方书，即方剂学著作，传统上习惯称为“方书”，意即专门收载方剂的著作，或以方剂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汉代将方书归入“经方”范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医学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谓：“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见“经方”是记述具体治疗方法的著作，有别于专谈理论的“医经”，如《黄帝内经》等书。后世少数学者仍沿用“经方”一词，如日人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于医学书籍分类，仍有“经方”类。亦有称方书为“方论”者，这大概是由于一些方书有方有论的缘故，如丹波元胤《医籍考》即是。当然，《医籍考》中的“方论”，有许多是各科临床著作及综合性医书，实际上在古代这两类书常常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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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的取名，绝大多数以“方”名书，如《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肘后方》、《千金要方》、《传信方》等皆是。少数有以“方论”名书者，如《三因极—病证方论》、《内经拾遗方论》、《古今名医方论》。个别亦有别出心裁者，如唐王焘之《外台秘要》，宋张永之《卫生家宝》，明朱权之《乾坤生意》，清丁肇钧之《见症知医》。
按方书的内容和编印情况，可分为以下15种。
1 专门收录官府审定的处方
如宋代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专门收录宋代官药局“卖药所”、“太平惠民局”、“医药惠民局”成药处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定处方集。元代的《御药院方》则汇聚了宋、金、元三代的宫廷用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宫廷处方集。
2 政府出面组织收集、汇编的医方
如隋代的大型医学类书《四海类聚方》2600卷，是我国历史上已知最大的方书，惜早已亡佚。宋代有官纂的《太平圣惠方》100卷，《圣济总录》200卷，都是依靠政府的雄厚财力和权威，才能组织大批人员长时间从事并完成这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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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藩府编印方书
明代的一些藩王雅爱医药，自身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凭借藩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网罗医学人才，也大力编纂、刊印方书，最著名的是周藩的《普济方》，共426卷。有的藩府虽未见编纂方书，却颇为热心刊刻、流传方书，如衡玉府曾两次刊印《摄生众妙方》。
4 汇集历代诸家之方
如唐代王焘曾任职尚书省兰台20余年，得以博览弘文馆所藏历代图籍方书，采集诸家医方，“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而为《外台秘要》。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的《普济方》等书都汇集了历代诸家的大量医方。
5 辑录个人或自家经验方
如宋杨FDA1的《杨氏家藏方》，魏岘的《魏氏家藏书》，清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这些书中的医方都是编者及其亲友的经验良方，故感触颇深，而编者能不私其秘，公诸于世，精神实为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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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汇辑某些专门用途的医方
如宋夏德的《奇疾方》，清汪汲的《怪疾奇方》，元葛可久的《十药神书》(治劳损吐血)，清张香圃的《救吞生烟良方》，佚名的《疗饥良方》，佚名的《核症良方》，陈芝生的《辟谷方》，周邦才的《古墨丸方》，燃犀道人的《疗服石医方》。
7 专门收集草泽医生所用秘方
草泽医生即民间走方医生，又称串医、铃医，他们手中往往掌握一些鲜为人知的奇效秘方，而不轻易外传，其中不乏确有疗效的良方。《串雅内编》、《串雅外编》即是专门收录这类医方的方书。
8 辑录本草著作中所附医方
如清蔡烈先的《本草万方针线》(本书实为《本草纲目》附方索引)，曹绳彦的《本草纲目万方类编》，年希尧的《本草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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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讨论方剂配伍组合规律，从理论上加以阐发
如清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作者据汉代至元明百余家医著，精选实用名方150余首，附以金代成无己以下20余位名医的有关论述，注重有关方剂配伍组合规律的探讨，集名方、名医、名论于一体。
10 汇聚诸家方解
如清汪昂的《医方集解》，选方近800首，博采诸家方论，“会集众说，由博返约”，以济读者“医书浩瀚，泛览为难”之苦，从而使其书成为数百年间初学者的方剂学入门必读书。
11 方剂歌括
为了临证应用的便捷，将方剂编为歌诀，以便记诵，几乎是前人学习方剂学的必由之路，故方剂歌括成为最便初学、印数最多的一类方书。最著名的是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陈修园的《时方歌括》，张秉成的《成方便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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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方药目
一些历史颇长、制作精良且有一定影响的中药店铺常常自编自制中成药的药目，著名者如《同仁堂药目》(北京)、《太和堂寿世方书》(山东济宁马家药材店)、《敬修堂药说》(广东)、《苏州劳松寿堂丸散膏丹胶露目录》。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详尽介绍自制成药的功用、主治，而不及方剂的药物组成。这当然是由于商人贾利和技术保密的缘故。从这些为数众多的药目，可以了解当时中成药的生产、销售状况，以及人们使用中成药的习惯。
13 外来医学的方剂汇编
元代疆域辽阔，中国内地与中亚、阿拉伯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伴随大批西域人来到内地，阿拉伯医学也传入中国，《回回药方》就是这个时期阿拉伯医学所用医方汇编。另《隋书.经籍志》还著录有《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香山仙方药方》、《西域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乾陀利治鬼方》等10余部印度医学方书，惜已全佚。在《外台秘要》中尚可见有某些印 度医学方书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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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外国医家所辑中国医方
中国医学对日本、朝鲜医学影响很大，隋唐以来即有大批医籍东传，并得到较好的保存和流传。主要依据中国医籍汇辑医方而成的方书，有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赖所编《医心方》，1445年朝鲜金礼蒙所编《医方类聚》。两书所据医书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亡佚，因他们的编纂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医学文献资料。
15 石刻医方
将医方刻在石头上，便于长期保存和学者传拓。较早的有北齐时期刻在洛阳龙门地方的《龙门药方》，至今原石尚存，但已有残缺。据最近研究，共发现药方203首。还有唐末有人掘得南北朝医家褚澄墓，内有褚氏所撰医书刻石18片，后人刊刻行世，书名《褚氏遗书》。北宋宣和间，郭思取《千金方》中的部分医方刻石而为《千金宝要》，置于华州公署。此书有传拓本及据石刻的木刻本。其他著名者还有北宋以前江宁府紫极宫石刻《灸发背方》，五代时期刻置于太原府衙的《北京要术》，以及西岳莲花峰《固齿方》石刻断碑等。这是一类特殊的方书，那些历尽历史风雨保存下来的少数石刻已成为珍贵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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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方书的数量，现在已难以估计。因为种种原因，许多方书现已亡佚。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今皆无存。六朝时著名的《小品方》，因原书已佚，现仅可从《外台秘要》、《医心方》、《证类本草》等书辑复部分内容。而新出土的方书，又在不断丰富人们的视野，如《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的出土，使人们得以从新的视角去认识汉代的方剂学成就。
1991年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著录现存建国前出版的中医书籍12124种，其中方书即有1950种，是各类医书中数量最多的。以方书的版本和刊刻次数而言，也是相当惊人的，如《千金要方》现存版本41种，《苏浓良方》28种，《医方集解》79种，《普济应验良方》42种，而《汤头歌诀》有58种版本(刊印75次)，各种分卷本的《验方新编》竟有172种版本。这可以充分说明方书被重视和受欢迎的程度，当然与方书的实用价值分不开。
追本溯源，方书的历史在各类医书中可能最为久远。长期以来，医家都尊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众方之祖”(见《古今医统大全》卷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千古医方之祖”(《李濂医史》卷六.张仲景补传)。实际上，通过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人们了解到，早在西汉以前的《五十二病方》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书。同时，由于《伤寒论》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由于后世涌现的大量有关《伤寒论》的注释、研究和普及性著作，《伤寒论》已从方书中析出，自成体系，称作伤寒类著作，或称“仲景方论”(《宋以前医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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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病方》原书未题书名，现名系整理者据其分述5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而拟名。原书写在帛上，已有部分残缺，现存医方283首，估计原有医方约300首。全书文字古朴，体现了早期方书有方无论的特点。书中至少出现100多个病名，包含了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应用内服、外用药物247种，此外还有灸、砭、熨、熏乃至手术割治等多种疗法，可见我国西汉以前的医学已达较高水平。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医简，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汉代方剂学的成就。这部被整理者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的方书，又名《治百病方》(详见书后“未收方剂名著提要”)，与《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合在一起，人们大致可以了解汉代方剂应用的基本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方书的编纂有了长足的发展，数量明显增多。其中重要的有托名华佗的《中藏经》，晋范汪的《范东阳方》，支法存的《申苏方》，阮炳的《阮河南方》，刘宋陈延之的《小品方》，僧深的《僧深药方》，秦承祖的《秦承祖药方》，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等，凡数十种之多。可惜绝大多数都早已亡佚，或仅有部分佚文残存于宋以前某些医籍中。存世较完整而对后世影响甚大的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方》(详见下文)。已佚的《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一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广泛影响，并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在唐代几与《伤寒论》齐名，且被政府列为医学教科书。正如宋高保衡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所说：“臣曾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小品方》很早即传入日本，文武天皇在大宝元年(701)颁布的《大宝律令》中，亦将《小品方》列为医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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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随着医学的繁荣，产生了一批卷帙浩博的大型方书，如已佚的隋代官修方书《四海类聚方》居然有4000卷之多。存世的唐孙思貌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虽以方书名世，但实际是参考了大量唐以前的医药文献并结合个人见解的综合性医书，不仅在方剂学，而且在本草学、临床各科、针灸、食疗与营养学方面都取得了极高成就，代表了唐代的医学水平。王焘的《外台秘要》则以其科学的编辑方法，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的宝库。
宋代是方书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方书联翩推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几位帝王的重视，多次敕令进行大规模的医方搜集、整理、汇编工作，乃至皇帝本人都参预其事。如北宋太平兴国初，翰林医官院奉敕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医方，在此基础上，合太宗在潜邸时所得“妙方千余首”，由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等编成《太平圣惠方》。宗太宗并撰序，“仍令镂版，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北宋政和间，宋徽宗谓“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致“夭枉者半，可胜叹哉”，乃敕令由政府主持，汇聚内府所藏和各地医家献方约20000首，编纂了《圣济总录》，计200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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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次增补而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经几名医之手”(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故“自宋迄今(指元代)，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见元朱丹溪《局方发挥》)。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定成药配本。《局方》的影响至为深远，许多方剂迄今仍为临床医家沿用不衰。在其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易简方》等书。另一方面，一些文臣学士也热心搜集和编辑方书。如著名的《苏沈良方》，即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大科学家沈括所集验方与所撰医论经后人整理合编而成；而《普济本事方》及其续集，则是翰林学士、著名医学家许叔微的经验方集，书中每方皆述其治验，以资印证。一批富有临床经验的医家也将其自身经验及家藏秘方整理成书，如史堪的《史载之方》，张锐的《鸡峰普济方》，洪遵的《洪氏集验方》，杨FDA1的《杨氏家藏方》，郭坦的《十便良方》，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朱佐的《类编朱氏集验医方》。这些方书，向人们展示了方书辉煌时期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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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期是医学大发展时期，“金元四家”几乎都有方书或相当于方书的著作问世。如刘河间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5卷，张从正的《儒门事亲》内有张氏收集的验方选编《世传神效名方》1卷，李杲有其整理乃师所用效方的《东垣试效方》9卷，而朱丹溪的《丹溪心法》、《金匮钩玄》实际皆可视为方书。其他著名的方书还有杜思敬的《杂类名方》，孙允贤的《医方大成》，萨理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艾元英的《如宜方》，李仲南的《永类钤方》，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佚名作者的《回回药方》是国内仅存的一部回回医药典籍，原书36卷，现仅存4卷。该书以其浓郁的民族医药特色，丰富的古代回回医药经验，别具一格的诊病及遣方用药方式，而具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医学史上不多见的医方奇书，因而弥足珍贵。
明清两代是方书的繁荣和大普及时期。首先，如前所述，一些热心医药的藩王组织编纂方书，如周藩朱棣取古今方剂汇辑而为《普济方》，收方61739首，集历代方书之大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方书。宁王朱权(号FDA2仙)撰有《乾坤生意》2卷、《FDA2仙活人心法》2卷，其方论多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采录。许多官吏也很热心搜罗验方，如胡FDA3以朝廷重臣(礼部侍郎)衔永乐皇帝之命“出使四方”的同时，辑得大量简便验方，为《卫生易简方》4卷。张时彻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以多病而将录藏之己病或人病所用验方分门别类，编为《摄生众妙方》11卷。以张氏的社会地位与影响，《摄生众妙方》现存明刻本即有7种。又万历进士、翰林院检讨王肯堂，历时11年编成《证治准绳》，内有《杂病证治类方》8卷。明代的一些著名医家更是精心编纂方书，如“医林状元”龚廷贤撰有《种杏仙方》、《鲁府禁方》，张景岳撰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吴FDA4的《医方考》则选取良方700余首，酌以己见，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已不同于一般罗列方剂的方书，而是注重理论探讨的研究性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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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方书如林，现存清以前方书多数为清人著作。虽乏鸿篇巨制，却呈多姿多彩之貌。有罗美《古今名医方论》这样精究配伍方论之作，吴谦更予增删而为《删补名医方论》，收入《御纂医宗金鉴》，成为官颁方剂学教科书；有张璐《千金方衍义》、题叶天士撰《本事方释义》、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这样阐述名著名方的注释性著作；也有陈修园《景岳新方砭》这样专事批评的著作；较多的是医方汇编，如爱虚老人的《古方汇精》，费伯雄的《医方论》，陆九芝的《不谢方》，徐大椿的《洄溪秘方》，凌奂的《饲鹤亭集方》等；更多的是民间验方汇编、方剂歌括等普及和入门读物，其中汪昂的《医方集解》、《汤头歌诀》，鲍相FDA5的《验方新编》，其版本之多和刊印数量之大，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医古籍之最。赵学敏则以其博学多识，独具慧眼，编辑民间串医验方集《串雅内编》、《串雅外编》，两书别具一格，堪称是方书中的奇葩。
现存这些方书，凝聚着历代无数有名无名医家的宝贵医疗经验，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前人对于方剂，十分强调一个“验”字，即有效验，经过验证，或身经目击，或以可靠途径获闻应用有效，即“经验”，所以许多方剂称之为“经验方”。有些方书往往详细记述传方人、获方经过及治验情况。古代方书中的大量方剂，至今仍在临床中应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方剂是临床医生最熟悉的内容。蕴蓄在方书中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钻研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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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葛洪《肘后方》卷三治寒热诸症方中有一条简短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科研人员受到启发，研制出高效抗疟药青蒿素。《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引谢道人《天竺经》，记述眼科：“青盲：都未患时，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在唐代已知运用“金针拨内障术”治疗白内障。《外台秘要》卷十一引《古今录验》云：“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一作有脂)，似麸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指出消渴病(糖尿病)的诊断必须根据小便甜，与现代医学将尿糖指标作为糖尿病诊断依据的原则相一致。同时还将“得小便咸苦如常”作为治愈标准。《苏沈良方》中记载了沈括提炼秋石用于治疗，这是人类从人尿中提取性激素并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最早记载。《世医得效方》中记述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符合科学原理，开辟了脊柱骨折治疗的新途径，是骨科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方书或有方无论，或方论结合。其中的医论部分，不乏精辟之说。如宋严用和《济生方》补真丸下所论：“大抵不进饮食，以脾胃之药治之多不效者，亦有谓焉。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致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腑溏泻，此皆真火衰虚，不能蒸蕴脾土而然。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脾开能食矣。”这段论述，对后世治疗脾胃疾病，对命门学说的发展，均有很大启发作用。孙思貌在《千金要方》中首撰“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专论，强调医家应重视医德修养，对病人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治病要严肃认真，全心全意。告诫医生在医疗实践中“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为后世医家普遍推崇，视为千古名训。我们在阅读方书时，不仅要注意搜采经验效方，也应对书中的医论给予充分的注意。
(收稿日期 1999—06—25 修回日期 1999—07—20), http://www.100md.com
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关键词：方书； 中国医学史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1024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医学文献汗牛充栋。在浩如烟海的各类医学典籍中，方书文献以其数量巨大且富实用价值，尤为引人瞩目。
所谓方书，即方剂学著作，传统上习惯称为“方书”，意即专门收载方剂的著作，或以方剂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汉代将方书归入“经方”范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医学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谓：“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可见“经方”是记述具体治疗方法的著作，有别于专谈理论的“医经”，如《黄帝内经》等书。后世少数学者仍沿用“经方”一词，如日人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于医学书籍分类，仍有“经方”类。亦有称方书为“方论”者，这大概是由于一些方书有方有论的缘故，如丹波元胤《医籍考》即是。当然，《医籍考》中的“方论”，有许多是各科临床著作及综合性医书，实际上在古代这两类书常常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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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的取名，绝大多数以“方”名书，如《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肘后方》、《千金要方》、《传信方》等皆是。少数有以“方论”名书者，如《三因极—病证方论》、《内经拾遗方论》、《古今名医方论》。个别亦有别出心裁者，如唐王焘之《外台秘要》，宋张永之《卫生家宝》，明朱权之《乾坤生意》，清丁肇钧之《见症知医》。
按方书的内容和编印情况，可分为以下15种。
1 专门收录官府审定的处方
如宋代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专门收录宋代官药局“卖药所”、“太平惠民局”、“医药惠民局”成药处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定处方集。元代的《御药院方》则汇聚了宋、金、元三代的宫廷用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宫廷处方集。
2 政府出面组织收集、汇编的医方
如隋代的大型医学类书《四海类聚方》2600卷，是我国历史上已知最大的方书，惜早已亡佚。宋代有官纂的《太平圣惠方》100卷，《圣济总录》200卷，都是依靠政府的雄厚财力和权威，才能组织大批人员长时间从事并完成这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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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藩府编印方书
明代的一些藩王雅爱医药，自身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凭借藩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网罗医学人才，也大力编纂、刊印方书，最著名的是周藩的《普济方》，共426卷。有的藩府虽未见编纂方书，却颇为热心刊刻、流传方书，如衡玉府曾两次刊印《摄生众妙方》。
4 汇集历代诸家之方
如唐代王焘曾任职尚书省兰台20余年，得以博览弘文馆所藏历代图籍方书，采集诸家医方，“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数千百卷”，而为《外台秘要》。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的《普济方》等书都汇集了历代诸家的大量医方。
5 辑录个人或自家经验方
如宋杨FDA1的《杨氏家藏方》，魏岘的《魏氏家藏书》，清陶承熹的《惠直堂经验方》，这些书中的医方都是编者及其亲友的经验良方，故感触颇深，而编者能不私其秘，公诸于世，精神实为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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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汇辑某些专门用途的医方
如宋夏德的《奇疾方》，清汪汲的《怪疾奇方》，元葛可久的《十药神书》(治劳损吐血)，清张香圃的《救吞生烟良方》，佚名的《疗饥良方》，佚名的《核症良方》，陈芝生的《辟谷方》，周邦才的《古墨丸方》，燃犀道人的《疗服石医方》。
7 专门收集草泽医生所用秘方
草泽医生即民间走方医生，又称串医、铃医，他们手中往往掌握一些鲜为人知的奇效秘方，而不轻易外传，其中不乏确有疗效的良方。《串雅内编》、《串雅外编》即是专门收录这类医方的方书。
8 辑录本草著作中所附医方
如清蔡烈先的《本草万方针线》(本书实为《本草纲目》附方索引)，曹绳彦的《本草纲目万方类编》，年希尧的《本草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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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讨论方剂配伍组合规律，从理论上加以阐发
如清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作者据汉代至元明百余家医著，精选实用名方150余首，附以金代成无己以下20余位名医的有关论述，注重有关方剂配伍组合规律的探讨，集名方、名医、名论于一体。
10 汇聚诸家方解
如清汪昂的《医方集解》，选方近800首，博采诸家方论，“会集众说，由博返约”，以济读者“医书浩瀚，泛览为难”之苦，从而使其书成为数百年间初学者的方剂学入门必读书。
11 方剂歌括
为了临证应用的便捷，将方剂编为歌诀，以便记诵，几乎是前人学习方剂学的必由之路，故方剂歌括成为最便初学、印数最多的一类方书。最著名的是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陈修园的《时方歌括》，张秉成的《成方便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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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方药目
一些历史颇长、制作精良且有一定影响的中药店铺常常自编自制中成药的药目，著名者如《同仁堂药目》(北京)、《太和堂寿世方书》(山东济宁马家药材店)、《敬修堂药说》(广东)、《苏州劳松寿堂丸散膏丹胶露目录》。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详尽介绍自制成药的功用、主治，而不及方剂的药物组成。这当然是由于商人贾利和技术保密的缘故。从这些为数众多的药目，可以了解当时中成药的生产、销售状况，以及人们使用中成药的习惯。
13 外来医学的方剂汇编
元代疆域辽阔，中国内地与中亚、阿拉伯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伴随大批西域人来到内地，阿拉伯医学也传入中国，《回回药方》就是这个时期阿拉伯医学所用医方汇编。另《隋书.经籍志》还著录有《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香山仙方药方》、《西域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乾陀利治鬼方》等10余部印度医学方书，惜已全佚。在《外台秘要》中尚可见有某些印 度医学方书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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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外国医家所辑中国医方
中国医学对日本、朝鲜医学影响很大，隋唐以来即有大批医籍东传，并得到较好的保存和流传。主要依据中国医籍汇辑医方而成的方书，有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赖所编《医心方》，1445年朝鲜金礼蒙所编《医方类聚》。两书所据医书不少在中国本土已经亡佚，因他们的编纂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医学文献资料。
15 石刻医方
将医方刻在石头上，便于长期保存和学者传拓。较早的有北齐时期刻在洛阳龙门地方的《龙门药方》，至今原石尚存，但已有残缺。据最近研究，共发现药方203首。还有唐末有人掘得南北朝医家褚澄墓，内有褚氏所撰医书刻石18片，后人刊刻行世，书名《褚氏遗书》。北宋宣和间，郭思取《千金方》中的部分医方刻石而为《千金宝要》，置于华州公署。此书有传拓本及据石刻的木刻本。其他著名者还有北宋以前江宁府紫极宫石刻《灸发背方》，五代时期刻置于太原府衙的《北京要术》，以及西岳莲花峰《固齿方》石刻断碑等。这是一类特殊的方书，那些历尽历史风雨保存下来的少数石刻已成为珍贵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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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方书的数量，现在已难以估计。因为种种原因，许多方书现已亡佚。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今皆无存。六朝时著名的《小品方》，因原书已佚，现仅可从《外台秘要》、《医心方》、《证类本草》等书辑复部分内容。而新出土的方书，又在不断丰富人们的视野，如《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的出土，使人们得以从新的视角去认识汉代的方剂学成就。
1991年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著录现存建国前出版的中医书籍12124种，其中方书即有1950种，是各类医书中数量最多的。以方书的版本和刊刻次数而言，也是相当惊人的，如《千金要方》现存版本41种，《苏浓良方》28种，《医方集解》79种，《普济应验良方》42种，而《汤头歌诀》有58种版本(刊印75次)，各种分卷本的《验方新编》竟有172种版本。这可以充分说明方书被重视和受欢迎的程度，当然与方书的实用价值分不开。
追本溯源，方书的历史在各类医书中可能最为久远。长期以来，医家都尊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众方之祖”(见《古今医统大全》卷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千古医方之祖”(《李濂医史》卷六.张仲景补传)。实际上，通过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人们了解到，早在西汉以前的《五十二病方》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书。同时，由于《伤寒论》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由于后世涌现的大量有关《伤寒论》的注释、研究和普及性著作，《伤寒论》已从方书中析出，自成体系，称作伤寒类著作，或称“仲景方论”(《宋以前医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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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病方》原书未题书名，现名系整理者据其分述5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而拟名。原书写在帛上，已有部分残缺，现存医方283首，估计原有医方约300首。全书文字古朴，体现了早期方书有方无论的特点。书中至少出现100多个病名，包含了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应用内服、外用药物247种，此外还有灸、砭、熨、熏乃至手术割治等多种疗法，可见我国西汉以前的医学已达较高水平。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医简，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汉代方剂学的成就。这部被整理者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的方书，又名《治百病方》(详见书后“未收方剂名著提要”)，与《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合在一起，人们大致可以了解汉代方剂应用的基本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方书的编纂有了长足的发展，数量明显增多。其中重要的有托名华佗的《中藏经》，晋范汪的《范东阳方》，支法存的《申苏方》，阮炳的《阮河南方》，刘宋陈延之的《小品方》，僧深的《僧深药方》，秦承祖的《秦承祖药方》，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等，凡数十种之多。可惜绝大多数都早已亡佚，或仅有部分佚文残存于宋以前某些医籍中。存世较完整而对后世影响甚大的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方》(详见下文)。已佚的《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一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广泛影响，并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在唐代几与《伤寒论》齐名，且被政府列为医学教科书。正如宋高保衡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所说：“臣曾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小品方》很早即传入日本，文武天皇在大宝元年(701)颁布的《大宝律令》中，亦将《小品方》列为医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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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随着医学的繁荣，产生了一批卷帙浩博的大型方书，如已佚的隋代官修方书《四海类聚方》居然有4000卷之多。存世的唐孙思貌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虽以方书名世，但实际是参考了大量唐以前的医药文献并结合个人见解的综合性医书，不仅在方剂学，而且在本草学、临床各科、针灸、食疗与营养学方面都取得了极高成就，代表了唐代的医学水平。王焘的《外台秘要》则以其科学的编辑方法，丰富的文献资料，成为中国古代医学文献的宝库。
宋代是方书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方书联翩推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几位帝王的重视，多次敕令进行大规模的医方搜集、整理、汇编工作，乃至皇帝本人都参预其事。如北宋太平兴国初，翰林医官院奉敕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医方，在此基础上，合太宗在潜邸时所得“妙方千余首”，由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等编成《太平圣惠方》。宗太宗并撰序，“仍令镂版，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北宋政和间，宋徽宗谓“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致“夭枉者半，可胜叹哉”，乃敕令由政府主持，汇聚内府所藏和各地医家献方约20000首，编纂了《圣济总录》，计200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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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次增补而成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经几名医之手”(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故“自宋迄今(指元代)，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见元朱丹溪《局方发挥》)。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定成药配本。《局方》的影响至为深远，许多方剂迄今仍为临床医家沿用不衰。在其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易简方》等书。另一方面，一些文臣学士也热心搜集和编辑方书。如著名的《苏沈良方》，即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大科学家沈括所集验方与所撰医论经后人整理合编而成；而《普济本事方》及其续集，则是翰林学士、著名医学家许叔微的经验方集，书中每方皆述其治验，以资印证。一批富有临床经验的医家也将其自身经验及家藏秘方整理成书，如史堪的《史载之方》，张锐的《鸡峰普济方》，洪遵的《洪氏集验方》，杨FDA1的《杨氏家藏方》，郭坦的《十便良方》，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朱佐的《类编朱氏集验医方》。这些方书，向人们展示了方书辉煌时期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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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时期是医学大发展时期，“金元四家”几乎都有方书或相当于方书的著作问世。如刘河间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5卷，张从正的《儒门事亲》内有张氏收集的验方选编《世传神效名方》1卷，李杲有其整理乃师所用效方的《东垣试效方》9卷，而朱丹溪的《丹溪心法》、《金匮钩玄》实际皆可视为方书。其他著名的方书还有杜思敬的《杂类名方》，孙允贤的《医方大成》，萨理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艾元英的《如宜方》，李仲南的《永类钤方》，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佚名作者的《回回药方》是国内仅存的一部回回医药典籍，原书36卷，现仅存4卷。该书以其浓郁的民族医药特色，丰富的古代回回医药经验，别具一格的诊病及遣方用药方式，而具极高的学术价值，是医学史上不多见的医方奇书，因而弥足珍贵。
明清两代是方书的繁荣和大普及时期。首先，如前所述，一些热心医药的藩王组织编纂方书，如周藩朱棣取古今方剂汇辑而为《普济方》，收方61739首，集历代方书之大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方书。宁王朱权(号FDA2仙)撰有《乾坤生意》2卷、《FDA2仙活人心法》2卷，其方论多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采录。许多官吏也很热心搜罗验方，如胡FDA3以朝廷重臣(礼部侍郎)衔永乐皇帝之命“出使四方”的同时，辑得大量简便验方，为《卫生易简方》4卷。张时彻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以多病而将录藏之己病或人病所用验方分门别类，编为《摄生众妙方》11卷。以张氏的社会地位与影响，《摄生众妙方》现存明刻本即有7种。又万历进士、翰林院检讨王肯堂，历时11年编成《证治准绳》，内有《杂病证治类方》8卷。明代的一些著名医家更是精心编纂方书，如“医林状元”龚廷贤撰有《种杏仙方》、《鲁府禁方》，张景岳撰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吴FDA4的《医方考》则选取良方700余首，酌以己见，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已不同于一般罗列方剂的方书，而是注重理论探讨的研究性著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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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方书如林，现存清以前方书多数为清人著作。虽乏鸿篇巨制，却呈多姿多彩之貌。有罗美《古今名医方论》这样精究配伍方论之作，吴谦更予增删而为《删补名医方论》，收入《御纂医宗金鉴》，成为官颁方剂学教科书；有张璐《千金方衍义》、题叶天士撰《本事方释义》、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这样阐述名著名方的注释性著作；也有陈修园《景岳新方砭》这样专事批评的著作；较多的是医方汇编，如爱虚老人的《古方汇精》，费伯雄的《医方论》，陆九芝的《不谢方》，徐大椿的《洄溪秘方》，凌奂的《饲鹤亭集方》等；更多的是民间验方汇编、方剂歌括等普及和入门读物，其中汪昂的《医方集解》、《汤头歌诀》，鲍相FDA5的《验方新编》，其版本之多和刊印数量之大，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医古籍之最。赵学敏则以其博学多识，独具慧眼，编辑民间串医验方集《串雅内编》、《串雅外编》，两书别具一格，堪称是方书中的奇葩。
现存这些方书，凝聚着历代无数有名无名医家的宝贵医疗经验，是中华民族长期与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前人对于方剂，十分强调一个“验”字，即有效验，经过验证，或身经目击，或以可靠途径获闻应用有效，即“经验”，所以许多方剂称之为“经验方”。有些方书往往详细记述传方人、获方经过及治验情况。古代方书中的大量方剂，至今仍在临床中应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方剂是临床医生最熟悉的内容。蕴蓄在方书中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钻研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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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葛洪《肘后方》卷三治寒热诸症方中有一条简短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科研人员受到启发，研制出高效抗疟药青蒿素。《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引谢道人《天竺经》，记述眼科：“青盲：都未患时，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在唐代已知运用“金针拨内障术”治疗白内障。《外台秘要》卷十一引《古今录验》云：“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一作有脂)，似麸片甜者，皆是消渴病也。”指出消渴病(糖尿病)的诊断必须根据小便甜，与现代医学将尿糖指标作为糖尿病诊断依据的原则相一致。同时还将“得小便咸苦如常”作为治愈标准。《苏沈良方》中记载了沈括提炼秋石用于治疗，这是人类从人尿中提取性激素并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最早记载。《世医得效方》中记述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符合科学原理，开辟了脊柱骨折治疗的新途径，是骨科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方书或有方无论，或方论结合。其中的医论部分，不乏精辟之说。如宋严用和《济生方》补真丸下所论：“大抵不进饮食，以脾胃之药治之多不效者，亦有谓焉。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衰虚，坎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致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腑溏泻，此皆真火衰虚，不能蒸蕴脾土而然。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脾开能食矣。”这段论述，对后世治疗脾胃疾病，对命门学说的发展，均有很大启发作用。孙思貌在《千金要方》中首撰“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专论，强调医家应重视医德修养，对病人要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治病要严肃认真，全心全意。告诫医生在医疗实践中“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为后世医家普遍推崇，视为千古名训。我们在阅读方书时，不仅要注意搜采经验效方，也应对书中的医论给予充分的注意。
(收稿日期 1999—06—25 修回日期 1999—07—20),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