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的摇篮--洛阳中医
作者：温长路
单位：洛阳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洛阳 471003
关键词：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1123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洛阳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洛阳中医在祖国医学的发展史上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远古时代，洛阳地区就是黄帝族文化的发源地，渑池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就是例证。黄帝的后裔尧居住在西亳(偃师县)，传说那时已知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强壮身体了；后来有些舞蹈就逐渐成为锻炼身体的活动形式，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体育疗法之始。我国较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托名黄帝，说明了医学起源于黄帝族文化。其中又设有《汤液醪醴论》专门论述酒的治疗作用，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这里，“汤液”是指味淡而轻清的酒；“醪醴”，是指味厚而粘稠的酒。驰名的“洛阳醪糟”就一直沿用这个“醪”字，成为受人民欢迎的传统米酒小吃。
, 百拇医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的活动中心也曾在洛阳，那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纪日法，认识到大自然有雨、晴、闷热、寒、风五种气候，作为“五行学说”的萌芽，和伏羲氏的“八卦”共同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的雏形，为祖国医学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洛阳发现的数十处夏代文化遗址中已有水渠和水井的分家，这足以反映出当时的生活卫生状况和医疗卫生知识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
因此，如果说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是我国早期文化的代表，那么，这个文化中心的洛阳一带就是我国早期医学的摇篮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五霸七雄连年战争，救死扶伤的需要推动了医学的飞速发展；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朴素惟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对医学理论的形成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东周王朝建都洛阳后，医药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这从周公旦重用“百工”并给予优惠的待遇这一事实中可推知一二。据史载，周公规定全国禁酒，聚群饮酒者杀，而百工可以例外。根据历史条件，“百工”当时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当然也应当包括有知识的医生在内。周公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从某种角度上讲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使医学和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医学进步的另一个标志是，不仅主管医药的行政机构更趋于完整，而且医疗分科也更加全面、细致了。除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外，还出现了专门的老年病(耳目痹医)、妇产(带下医)、小儿等专科。在药物的运用上，不仅认识了治一般病的常用药物和出现了善于用药物治病的良医。而且还发现了特殊药物“堇”(乌头)的毒性，并把它当作毒药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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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受到这个时期儒家、兵家、墨家，特别是道家学派影响的话，那么周朝文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这个文化中心的洛阳就是早期祖国医学理论的启蒙地了。
秦汉以来，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进步，给医学的发展和兴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当时，洛阳是全国著名都会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同全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着联系，产生着影响，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交流活动在这个“太平盛世”的环境中自然也表现得比较活跃。秦始皇的焚书运动没有波及医学书籍，洛阳的医书也因之而幸免；西汉末期的收书、校书活动，又为洛阳的医书增加了数目。这些，都为洛阳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条件。这个时期中，城市的管理和卫生水平也有了新的改善和进步，解放后洛阳出土的秦汉时期的阴陶管和成套的铜器洗壶、洗盆，就是我国早期城市运用下水道和自来水情况的缩影，反映了当时城市进步的卫生设施，说明人们对环境卫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已有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
, 百拇医药 自东汉至北魏的500多年中，有四个王朝先后建都洛阳，洛阳的医学发展也因之而成为全国的前步。东汉光武帝刘秀重视医药事业，他当皇帝的第一年(公元25年)就着手建立和充实国家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太医令，掌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下设员医293人，员官19人，具体负责处理医疗卫生事务；还专设药丞、主药、方丞、主方各一人，对用药和处方也进行认真的管理和研究。这说明当时不仅把对疾病治疗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抓好诊断上，而且也十分注意方、药的配合，对中医整体观念的认识和理、法、方、药的合理运用已达到了臻善的程度。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医家还发现了跳蚤、虱子有吸血之害，对许多传染病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成为我国提出消灭害虫和防疫理论之始。我国早期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于此时成书，该书记有药物365种，并按照药物有毒、无毒和补益作用的大小分为上、中、下三等，是中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法。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性味、配伍、收藏、炮炙等理论，一直为后世所习用。
历时19年的东汉豪强大混战导致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结局，洛阳又成了曹丕的魏部。其间，洛阳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每次死者万数，惨状目不忍睹。但医家从正反两面的实践中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验，对我国后来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魏晋时期，针灸学的发展在我国医学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针灸大家皇甫谧的《甲乙经》就是在洛阳地区问世的。为写成这部书，皇甫谧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广集前代医家医著之经验，流尽自己聪明智慧之汗水，为了写成这部书，他还多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魏的地方官和相国司马昭多次请他出任，都被拒绝了；西晋皇帝司马炎亲自请他，他也执意不从。《甲乙经》为后世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这不仅促进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书不久就传到了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受到了各国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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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至隋唐时期，洛阳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在医疗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疾病认识、医方创制、新药发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晋时，医籍著录于史志者，医家类40种，医方类11家，医方35部，凡373卷。从这些数字中亦可见当时医学成就之一隅。同时，药物的种类和数量在洛阳也大幅度增长起来。西晋时洛阳富豪王恺与石崇斗富，“崇涂屋以椒，余用赤石脂”。这除了反映出统治者的奢侈外，也从反面反映出当时洛阳中药材丰富的状况。北魏时，洛阳市郊有的农家一家种植的红花、兰花、栀子就多达一顷以上，每日摘花时需要劳动者百人。这既反映出当时洛阳中药材种植情况的规模，又反映出观赏药物在洛阳的群众基础和广泛性。可见，洛阳的“花福”是和中药在洛阳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造就医药学飞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日益加强的中外医药的交流；沉香、檀香、董陆、郁金、香附子、诃梨勒等多种药物由西域各国源源流入洛阳市场，对于首都及全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间，民间医学也活跃起来，群众中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单方、土方、验方，这对人民群众的保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现存的龙门石窟中的“药方洞”就是群众经验的结晶，洞中石刻的108个药方为历代专业工作者及中外游客瞩目，其中有一些方至今验于临床仍有比较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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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隋文帝施行利于人民生息的“节俭政治”，因此，他也比较重视和人民生命休戚相关的医疗事业。他曾率汉中灾民到洛阳就食，并自己动手找胡粉配制止痢药；还访求天下遗书，使国库藏书达8万卷，医方256部。隋炀帝则长住洛阳，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加强了洛阳与全国的联系，造成了南、北方医学在首都洛阳汇通、开花、结果的盛况。加之科学文化的进步、翻译工作的加强和翻译质量的提高，天竺和西域医方书十余种也同时在我国传播起来，丰富了以洛阳为中心的祖国医药学宝库。
唐时，不仅医学著作新论不断，而且整理研究古医籍的工作也颇有成效，医家数目之多、水平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了。洛阳名医张文仲曾任武则天的侍御医、尚药奉御等职。在他的召集和主持下，当时的名医写成了专门论述治疗风疾的医著《疗风气诸方》和《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18首；他自己还亲笔写了《随身备急方》三卷，为全国医药人员所诵读。由于他德高望重，和当时洛阳另一名医李虔纵，以及京兆名医韦慈藏同被推祟为我国八世纪的三大名医。还需要重视的是，当时我国食疗的发展也和洛阳中医关系至密。身居光禄大夫之职的洛阳地区人孟诜，积自己多年从事食物疗法的经验，又广为搜集食物药物，终于编写成一部唐代《食疗本草》专著，对于食物治疗和鉴定都有一定价值。此书后来被盗往欧洲，现存英国博物馆，书中丰富的食疗经验在国外也颇有影响。在这个时期，洛阳还出现了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专门的病坊，是我国早期综合中医院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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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自周至唐的1000年间洛阳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对全国起主导作用的话，这一时期的洛阳中医也应是祖国医学的中坚。
宋、元、明、清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逐渐从洛阳转移，但洛阳中医根深叶厚的基础仍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洛阳医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医学分科更细了，临床科目已发展为比较全面的九科、十三科；二是医学书籍大量增多起来，这和宋代胶泥活字的发明、印刷技术的革新、造纸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三是学术争鸣气氛活跃，一代名医蜂拥而起。在宋代，洛阳张永精于小儿疾病的治疗，不仅名震中原，而且影响到我国南方地区，他的著作《卫生家金》和《小儿方》曾名噪一时。郭雍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写成《伤寒补亡论》二十卷，既补充了医圣张仲景的原著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残缺，又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和独到见解。他还提出了对天花、水痘、麻诊等病的鉴别诊断理论，开创了我国传染病鉴别诊断学的先河。
明代，是洛阳名医辈出的时代，仅见于《中国医学人名志》和《中医大辞典》的就有10名之多。有善治危症、能化险为夷的王守诚；诊断准确、立判死生的何宜健；有传为“华佗再世”的外科名手祝尧民；精通儿科，人称“地仙云”的老寿星冯国镇；还有乐善好施、远近闻名的儿科医赵玉壁；精于医方研究、著有多种医著的孙应奎等，他们都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还要提及的是，明代有一位和洛阳医学对外传播有关的少林和尚陈元斌，精通诗文、书法、绘画，时常出入洛阳和豫西山区，猎取医学书籍和药物。后来他出使日本，为传播中国医药，特别是洛阳医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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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及其以后的洛阳中医主要是朝着实惠和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方向发展。著名医生很多，如名医袁句著的《天花精言》，专门论述种痘法，对全国的预防接种起到指导作用。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及其中医政策的指引下，洛阳中医事业出现了空前发展的局面。仅以洛阳市几个城市区为例，就人数而言，中医药人员已由解放初期的100多人发展到目前的近800人，并且涌现出了一批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主管药师、讲师等高、中级中医药人才和后起之秀。就医院和医学教育规模而言，不仅有拥有几百张床位的专门中医医院，而且殆所有综合医院都设立了中医科，不少医院还建立了中医病房。就医学教育而言，除洛阳医专、卫校等设有中医班外，还专门办了中医学徒班，以继承和发扬洛阳中医的传统经验。就诊疗技术、诊疗手段、诊疗水平的提高而言，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洛阳不仅具有中医的各个分科，每年都有科研成果、学术论文，而且还有洛阳正骨、洛阳妇科等独树一帜的地方科目闻名全国。近年来，全国各地中医名流云集洛阳，交流经验，相互学习，这无疑对洛阳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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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 北京中医学院.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3] 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
[4] 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5] 陈邦贤，严菱舟.中国医学人名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6] 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
(收稿日期 1999-02-26 修回日期 1999-03-17), 百拇医药
单位：洛阳市第二中医院，河南 洛阳 471003
关键词：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1123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洛阳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洛阳中医在祖国医学的发展史上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远古时代，洛阳地区就是黄帝族文化的发源地，渑池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就是例证。黄帝的后裔尧居住在西亳(偃师县)，传说那时已知跳舞可以舒筋壮骨、强壮身体了；后来有些舞蹈就逐渐成为锻炼身体的活动形式，可以认为这是我国体育疗法之始。我国较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托名黄帝，说明了医学起源于黄帝族文化。其中又设有《汤液醪醴论》专门论述酒的治疗作用，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这里，“汤液”是指味淡而轻清的酒；“醪醴”，是指味厚而粘稠的酒。驰名的“洛阳醪糟”就一直沿用这个“醪”字，成为受人民欢迎的传统米酒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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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的活动中心也曾在洛阳，那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纪日法，认识到大自然有雨、晴、闷热、寒、风五种气候，作为“五行学说”的萌芽，和伏羲氏的“八卦”共同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的雏形，为祖国医学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洛阳发现的数十处夏代文化遗址中已有水渠和水井的分家，这足以反映出当时的生活卫生状况和医疗卫生知识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
因此，如果说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是我国早期文化的代表，那么，这个文化中心的洛阳一带就是我国早期医学的摇篮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五霸七雄连年战争，救死扶伤的需要推动了医学的飞速发展；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朴素惟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对医学理论的形成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东周王朝建都洛阳后，医药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这从周公旦重用“百工”并给予优惠的待遇这一事实中可推知一二。据史载，周公规定全国禁酒，聚群饮酒者杀，而百工可以例外。根据历史条件，“百工”当时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当然也应当包括有知识的医生在内。周公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从某种角度上讲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使医学和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医学进步的另一个标志是，不仅主管医药的行政机构更趋于完整，而且医疗分科也更加全面、细致了。除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外，还出现了专门的老年病(耳目痹医)、妇产(带下医)、小儿等专科。在药物的运用上，不仅认识了治一般病的常用药物和出现了善于用药物治病的良医。而且还发现了特殊药物“堇”(乌头)的毒性，并把它当作毒药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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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受到这个时期儒家、兵家、墨家，特别是道家学派影响的话，那么周朝文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这个文化中心的洛阳就是早期祖国医学理论的启蒙地了。
秦汉以来，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进步，给医学的发展和兴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当时，洛阳是全国著名都会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同全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着联系，产生着影响，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交流活动在这个“太平盛世”的环境中自然也表现得比较活跃。秦始皇的焚书运动没有波及医学书籍，洛阳的医书也因之而幸免；西汉末期的收书、校书活动，又为洛阳的医书增加了数目。这些，都为洛阳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条件。这个时期中，城市的管理和卫生水平也有了新的改善和进步，解放后洛阳出土的秦汉时期的阴陶管和成套的铜器洗壶、洗盆，就是我国早期城市运用下水道和自来水情况的缩影，反映了当时城市进步的卫生设施，说明人们对环境卫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已有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
, 百拇医药 自东汉至北魏的500多年中，有四个王朝先后建都洛阳，洛阳的医学发展也因之而成为全国的前步。东汉光武帝刘秀重视医药事业，他当皇帝的第一年(公元25年)就着手建立和充实国家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太医令，掌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下设员医293人，员官19人，具体负责处理医疗卫生事务；还专设药丞、主药、方丞、主方各一人，对用药和处方也进行认真的管理和研究。这说明当时不仅把对疾病治疗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抓好诊断上，而且也十分注意方、药的配合，对中医整体观念的认识和理、法、方、药的合理运用已达到了臻善的程度。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医家还发现了跳蚤、虱子有吸血之害，对许多传染病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成为我国提出消灭害虫和防疫理论之始。我国早期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于此时成书，该书记有药物365种，并按照药物有毒、无毒和补益作用的大小分为上、中、下三等，是中国药物学最早的分类法。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性味、配伍、收藏、炮炙等理论，一直为后世所习用。
历时19年的东汉豪强大混战导致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结局，洛阳又成了曹丕的魏部。其间，洛阳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每次死者万数，惨状目不忍睹。但医家从正反两面的实践中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验，对我国后来这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魏晋时期，针灸学的发展在我国医学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针灸大家皇甫谧的《甲乙经》就是在洛阳地区问世的。为写成这部书，皇甫谧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广集前代医家医著之经验，流尽自己聪明智慧之汗水，为了写成这部书，他还多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魏的地方官和相国司马昭多次请他出任，都被拒绝了；西晋皇帝司马炎亲自请他，他也执意不从。《甲乙经》为后世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这不仅促进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书不久就传到了朝鲜、日本等许多国家，受到了各国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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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至隋唐时期，洛阳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在医疗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疾病认识、医方创制、新药发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晋时，医籍著录于史志者，医家类40种，医方类11家，医方35部，凡373卷。从这些数字中亦可见当时医学成就之一隅。同时，药物的种类和数量在洛阳也大幅度增长起来。西晋时洛阳富豪王恺与石崇斗富，“崇涂屋以椒，余用赤石脂”。这除了反映出统治者的奢侈外，也从反面反映出当时洛阳中药材丰富的状况。北魏时，洛阳市郊有的农家一家种植的红花、兰花、栀子就多达一顷以上，每日摘花时需要劳动者百人。这既反映出当时洛阳中药材种植情况的规模，又反映出观赏药物在洛阳的群众基础和广泛性。可见，洛阳的“花福”是和中药在洛阳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造就医药学飞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日益加强的中外医药的交流；沉香、檀香、董陆、郁金、香附子、诃梨勒等多种药物由西域各国源源流入洛阳市场，对于首都及全国医药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间，民间医学也活跃起来，群众中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单方、土方、验方，这对人民群众的保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现存的龙门石窟中的“药方洞”就是群众经验的结晶，洞中石刻的108个药方为历代专业工作者及中外游客瞩目，其中有一些方至今验于临床仍有比较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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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隋文帝施行利于人民生息的“节俭政治”，因此，他也比较重视和人民生命休戚相关的医疗事业。他曾率汉中灾民到洛阳就食，并自己动手找胡粉配制止痢药；还访求天下遗书，使国库藏书达8万卷，医方256部。隋炀帝则长住洛阳，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加强了洛阳与全国的联系，造成了南、北方医学在首都洛阳汇通、开花、结果的盛况。加之科学文化的进步、翻译工作的加强和翻译质量的提高，天竺和西域医方书十余种也同时在我国传播起来，丰富了以洛阳为中心的祖国医药学宝库。
唐时，不仅医学著作新论不断，而且整理研究古医籍的工作也颇有成效，医家数目之多、水平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了。洛阳名医张文仲曾任武则天的侍御医、尚药奉御等职。在他的召集和主持下，当时的名医写成了专门论述治疗风疾的医著《疗风气诸方》和《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18首；他自己还亲笔写了《随身备急方》三卷，为全国医药人员所诵读。由于他德高望重，和当时洛阳另一名医李虔纵，以及京兆名医韦慈藏同被推祟为我国八世纪的三大名医。还需要重视的是，当时我国食疗的发展也和洛阳中医关系至密。身居光禄大夫之职的洛阳地区人孟诜，积自己多年从事食物疗法的经验，又广为搜集食物药物，终于编写成一部唐代《食疗本草》专著，对于食物治疗和鉴定都有一定价值。此书后来被盗往欧洲，现存英国博物馆，书中丰富的食疗经验在国外也颇有影响。在这个时期，洛阳还出现了包括传染病在内的各种专门的病坊，是我国早期综合中医院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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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自周至唐的1000年间洛阳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对全国起主导作用的话，这一时期的洛阳中医也应是祖国医学的中坚。
宋、元、明、清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逐渐从洛阳转移，但洛阳中医根深叶厚的基础仍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洛阳医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医学分科更细了，临床科目已发展为比较全面的九科、十三科；二是医学书籍大量增多起来，这和宋代胶泥活字的发明、印刷技术的革新、造纸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三是学术争鸣气氛活跃，一代名医蜂拥而起。在宋代，洛阳张永精于小儿疾病的治疗，不仅名震中原，而且影响到我国南方地区，他的著作《卫生家金》和《小儿方》曾名噪一时。郭雍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写成《伤寒补亡论》二十卷，既补充了医圣张仲景的原著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残缺，又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和独到见解。他还提出了对天花、水痘、麻诊等病的鉴别诊断理论，开创了我国传染病鉴别诊断学的先河。
明代，是洛阳名医辈出的时代，仅见于《中国医学人名志》和《中医大辞典》的就有10名之多。有善治危症、能化险为夷的王守诚；诊断准确、立判死生的何宜健；有传为“华佗再世”的外科名手祝尧民；精通儿科，人称“地仙云”的老寿星冯国镇；还有乐善好施、远近闻名的儿科医赵玉壁；精于医方研究、著有多种医著的孙应奎等，他们都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还要提及的是，明代有一位和洛阳医学对外传播有关的少林和尚陈元斌，精通诗文、书法、绘画，时常出入洛阳和豫西山区，猎取医学书籍和药物。后来他出使日本，为传播中国医药，特别是洛阳医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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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及其以后的洛阳中医主要是朝着实惠和为当地居民服务的方向发展。著名医生很多，如名医袁句著的《天花精言》，专门论述种痘法，对全国的预防接种起到指导作用。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及其中医政策的指引下，洛阳中医事业出现了空前发展的局面。仅以洛阳市几个城市区为例，就人数而言，中医药人员已由解放初期的100多人发展到目前的近800人，并且涌现出了一批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主管药师、讲师等高、中级中医药人才和后起之秀。就医院和医学教育规模而言，不仅有拥有几百张床位的专门中医医院，而且殆所有综合医院都设立了中医科，不少医院还建立了中医病房。就医学教育而言，除洛阳医专、卫校等设有中医班外，还专门办了中医学徒班，以继承和发扬洛阳中医的传统经验。就诊疗技术、诊疗手段、诊疗水平的提高而言，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洛阳不仅具有中医的各个分科，每年都有科研成果、学术论文，而且还有洛阳正骨、洛阳妇科等独树一帜的地方科目闻名全国。近年来，全国各地中医名流云集洛阳，交流经验，相互学习，这无疑对洛阳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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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 北京中医学院.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
[3] 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
[4] 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5] 陈邦贤，严菱舟.中国医学人名志.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6] 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
(收稿日期 1999-02-26 修回日期 1999-03-17),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