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转向心理治疗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作者：施琪嘉
单位：430030 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精神科教研室
关键词：
德国医学/990509
(1998年3月4日在海德堡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的心 理治疗”的研讨会 ，应海德堡大学医学心理系的邀请，施琪嘉博士在该会上作了题为“个人转向心理治疗的历 史与文化背景”的报告。施琪嘉博士为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成员。1998年10～12月 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法兰克福大学心身医学住院部工作3个月，现受国家教 委出国留学基金的资助在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医学心理系作研修工作，以下为其报告内容 )
我十分荣幸能有机会来海德堡大学作学术报告，我来自中国武汉，1981年～1987年在武汉同 济医科大学接受医学培训，1987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该校做研究生工作，1990曾在北京医科 大学神经心理实验室工作过一年，1992年在同济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作为主治医生 在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科工作。1994年～1996年曾在德国乌尔姆(ULM)大学作为 神经科医生研修一年余，转向心理治疗是2年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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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向心理的研究并非偶然，从大的方向来讲，同济医科大学与德国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在 中国的13所部属医科院校中，它是唯一一所有以德语进行教学传统的院校。早在1907年由德 国的宝隆博士(Dr.Parling)在中国创立了青岛技术学院，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同济大学， “同济”二字为“同舟共济”的意思，也为上海方言中DEUTSCH(德语)的译音。1949年新中 国成立后为发展中国中部地区的医学教育，于1952年将同济医学院由上海同济大学分出来， 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而成为今天的同济医科大学。多数教授在其早年接受了德 国教会高级中学的教育，故均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前校长裘法祖教授本人便是在慕尼黑接 受的医科训练，其夫人为慕尼黑人，也是一位与他同舟共济，渡过“文革”而不放弃中国国 籍的德国妻子。
很遗憾，目前同济医院仍是全国卫生部直属院校中唯一没有精神科病房的大学医院，对此我 科主任张苏明教授深感忧虑，有意促成实质意义上精神科的建立。尽管在武汉——一个具有 七百万人口的大型城市中还有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及湖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房，但同 济在今后数年内建立精神科病房及心身医学病房对医院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我深信不 疑。基于此，我们主任极力支持我作为神经科医生参加了自1997年开始的由玛佳丽女士(Fra u.Margarete Haa
-Wiesergart)及万文鹏教授共同创办的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的培训项目[1]。2年过去了，在临床上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而更可以将我选中精神分 析学习的私人愿望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加以论述。
, 百拇医药
对于中国多数人而言，弗洛依德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代表：考察人的个性，强调个人的欲望， 冲动(潜意识的)与我国在50年代后提倡的团结，集体主义与服从相悖。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 东方文化似乎是集体主义、被动服从为主，至少在日本及南朝鲜是如此。我想强调的是在中 国以往历史中，并非所有朝代均如清朝那样固步自封。中国的唐朝(公元618～907)便是一个 文明而开放的社会，那时在唐代的首都官贾云集，也有不少外国人在那儿经商和逗留，我可 以以今天德国的法兰克福与之相比。即使是在前清的时候，中国也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 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特质，即忠、孝、廉[2]，基于这种规则上的人际 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的规范化能够保证社会相对稳定，因而人们的心态也相对稳定，从这一点来看，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并非为着固封人们的行为，而是规范人们的行 为。在孔子之后的一些朝代中这种反映社会关系的思想被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如君 臣关系的“君”、父子关系的“父”、夫妻关系的“夫”得到了有意的夸大，而在秦朝则是 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公元前221～207)。就孔子的删诗书的内容来看，一些反映男女关系的诗 ，如对青春期来自生理上的冲突的极其浪漫性、脍炙人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3]并未被删除，反而摆在诗经最前面，这便是一个极好的证例， 说明孔子本人并非是不食烟火的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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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有勇气提出针对个人花大量时间进行艰苦卓绝的分析的理论至今仍为一些精神病学 家所不容，这种注重个人的内心过程更是与集体意识至上的中国形势相悖。虽然早在中国的 40年代弗洛伊德的《释梦》及《精神分析引论》就已经被翻译出版，由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 态方面的改变(指中国全方位——包括科学——向前苏联的模仿)，强调集体作用、反对个人 突出(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反而导致了思想上出现“万马齐谙”的场面，这种状况在文化 大革命中进一步恶化，不仅仅许多潜意识的成分不允许浮现——失去了升华的机会，这样中 国便丧失了很多潜在的艺术家、思想家，而且意识层面的正常表 达也因社会以强大“超我”而出现的意识形态而压抑。在文革期间，虽然没有心理治疗的学 说和医疗单位，但潜在心理障碍的心理障碍病人数是众多的。在知识分子人群中抑郁症特别 多见，自杀的人数 急剧上升(除作为抑郁的极端出路外，更多人更是以此而言志，说明“忠”的中国古代观念 仍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并不说明代表潜意识的人的本性完全消失，反过来，社会角色的颠 倒，如雇员对雇主，学生对教师，工人对领导、或民众对以前曾是上级的角色便作了大量潜 意识中欲望冲动的“投注”或“释放”，这种情形下潜意识的表达甚至是“合法”的，所以 无需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因而其中攻击性或其初级过程中的原始性表现尤其明显(攻击性以 “打、砸、抢”及对他人残酷的肉体及精神打击而得以表现)，这种行为并不限于上述关系 逆转者身上，在一些与当事者不相关的人群中不乏善良、不明事理者在发生非人性化的斗争 时，由于认同(identification)的作用他们也表现了服从与参与，这种事实导致文革过后的 结果，即这些人群长期的负疚感，我们知道负疚感会以“反向形成”(format reaction)的 方式表现出来，具体为不认错、坚持以过去的态度对待错误批判的对象(投射，认为自己没 有错，是对方错)；另外，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对象恢复工作后也不能正确对待一些曾经错 误对待他们的群众，整个社会在经济的发展中将对人的缺乏同情心、缺乏宽容归咎于经济活 动的结果，追溯起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考虑一些社会现象，即在文革中受错误对待的人 的潜意识中被极端压抑的攻击驱力不知不觉地反映在社会活动中，如疯狂地贪污、制作假商 品谋取暴利(不少人权居高位或知识分子下海现象)。对这种拜金主义至上的现象弗洛伊德曾 在《致弗利斯的信》(1902.11.2)有过描述：“我明白了，这种过去的社会中的自主性(独 立性)反映在如今便是金钱代替一切”[4]。即金钱替代了人性自主性的角色，但是 在凌驾于所有其他关系之上的基础上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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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后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尚未发展之时，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即所谓“伤痕文学”。文革后至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有了很大的改变，重点由阶段斗争 转向经济活动。邓小平猜测，文革中虽然因派性而出现过械斗，但人们普遍思想单纯，简单 的生活，闭塞的思维模式被认为是精神文明的一种类型，似乎精神上已被净化，故将物质生 活提高后，可以得到精神、物质并举的局面，这种推测被80年代中期以至后期出现的精神混 乱推翻，改善了的物质条件成为潜在欲望冲动释放的温床，一方面说明社会的经济状况发生 了改善，使得这些内容能有机会表达——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意识 形态方面对此的准备尚不充足，这便是80年代中期开始强调精神文明的原因。
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建于秦朝，用于抵御外敌，作为“阻止”、“防止”的概念在中国的 文化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父母亲对儿女的行为多用“你应该或不应该……”来指导，而非“ 为何不试一试……”。当我在法兰克福心身医学系经历综合心理治疗的过程时，亲眼目睹了 他们极尽所能提供病人将潜意识欲望与冲动加以呈现而正视的机会(音乐治疗、完型治疗、 创作治疗、集体治疗、神话治疗)，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为“疏导”方法在中国加以应用， 事实上在中国，类似的正规与不正规的治疗手段一直存在，如大型综合医院中的中医科与康 复科的一些治疗形式及气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着心理治疗的作用的。我们发现，正是在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心理治疗得到了极快的发展，玛佳丽女士成功地促成了中国的心理治疗 培训计划，我想也应与当时的中国形势有着某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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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外，老庄的道家思想也在中国有着重要 的影响，在80年代以道家面貌出现于社会中的各种伪“气功”曾风靡一时，我们知道 暗示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治愈一部分文化程度低的心理罹患者，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代乃至世 界范围，巫医是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群，所以我们需考虑，如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精神 分析的理论加以应用，而避免陷于“江湖医生”的泥潭中去。
10年前有一个欧洲心理治疗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由此在《心理年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 国的精神卫生”的文章，文章虽对中国心理卫生状况作了客观的描述，然而作者在文章中也 强烈地表达了其个人的在笔者看来是片面的主观情感反应，如在文中提到：“不错，在图书 馆可找到弗洛伊德的 著作，但很显然谁也未去读它”[5]。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弗洛伊德?这个问题我 可以马上作出肯定的回答，多数治疗方法对疾病只有部分疗效，特别是在当今，对治疗疾病 的概念已经由治疗疾病本身，推及到考虑由疾病带来的病人精神反应及其社会关系的改变， 多种方法的合理运用只会锦上添花。就象针炙目前在西方大行其道一样，虽然中国在中医， 西医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心理治疗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在我的门诊中多数因偏头痛 、睡眠障碍、工作效率差而就诊的多数病人有着心理障碍的基础，常规的治疗过程中移情现 象、阻抗现象比比皆是；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培训不 仅仅需要耐心，还需要共情(empathie)，即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同事背景的理解，这只有在长 期的合作基础之上方有可能实现。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代表团短暂访问中国的同一时间里， 来自海德堡的玛佳丽女士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中国心理治疗”项目，迄今为止，它已经达 到了其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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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些，就是我转向心理治疗的文化背景。
作者简介：施琪嘉，医学博士，1992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受国家教委出国留学人员 基金资助在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医学心理门诊部工作。Email:qjshi@htjh.tjmu.edu.cn.
参考文献
1 赵旭东.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简介.德国医学，1998，15(4)：199 .
2 Gan S P.Die Ausdehnung der Xiao und fünfzwischenmen-schliche Be ziehungen.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P61,Primus Verlag,1997.
3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4 Harsch W.Beitrge zur psychoanalytischen Geldtheorie als Kulturtheor ie.Die Psychoanalytische Geldtheorie.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5.P100.
5 H.C.Halberstadt-Freud.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991 Int.R.Psycho-A nal.11-18., http://www.100md.com
单位：430030 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精神科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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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医学/990509
(1998年3月4日在海德堡大学举行了题为“中国的心 理治疗”的研讨会 ，应海德堡大学医学心理系的邀请，施琪嘉博士在该会上作了题为“个人转向心理治疗的历 史与文化背景”的报告。施琪嘉博士为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项目成员。1998年10～12月 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法兰克福大学心身医学住院部工作3个月，现受国家教 委出国留学基金的资助在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医学心理系作研修工作，以下为其报告内容 )
我十分荣幸能有机会来海德堡大学作学术报告，我来自中国武汉，1981年～1987年在武汉同 济医科大学接受医学培训，1987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该校做研究生工作，1990曾在北京医科 大学神经心理实验室工作过一年，1992年在同济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作为主治医生 在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科工作。1994年～1996年曾在德国乌尔姆(ULM)大学作为 神经科医生研修一年余，转向心理治疗是2年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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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向心理的研究并非偶然，从大的方向来讲，同济医科大学与德国有着历史上的渊源，在 中国的13所部属医科院校中，它是唯一一所有以德语进行教学传统的院校。早在1907年由德 国的宝隆博士(Dr.Parling)在中国创立了青岛技术学院，1912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同济大学， “同济”二字为“同舟共济”的意思，也为上海方言中DEUTSCH(德语)的译音。1949年新中 国成立后为发展中国中部地区的医学教育，于1952年将同济医学院由上海同济大学分出来， 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而成为今天的同济医科大学。多数教授在其早年接受了德 国教会高级中学的教育，故均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前校长裘法祖教授本人便是在慕尼黑接 受的医科训练，其夫人为慕尼黑人，也是一位与他同舟共济，渡过“文革”而不放弃中国国 籍的德国妻子。
很遗憾，目前同济医院仍是全国卫生部直属院校中唯一没有精神科病房的大学医院，对此我 科主任张苏明教授深感忧虑，有意促成实质意义上精神科的建立。尽管在武汉——一个具有 七百万人口的大型城市中还有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及湖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房，但同 济在今后数年内建立精神科病房及心身医学病房对医院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我深信不 疑。基于此，我们主任极力支持我作为神经科医生参加了自1997年开始的由玛佳丽女士(Fra u.Margarete Haa
-Wiesergart)及万文鹏教授共同创办的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的培训项目[1]。2年过去了，在临床上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而更可以将我选中精神分 析学习的私人愿望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加以论述。, 百拇医药
对于中国多数人而言，弗洛依德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代表：考察人的个性，强调个人的欲望， 冲动(潜意识的)与我国在50年代后提倡的团结，集体主义与服从相悖。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 东方文化似乎是集体主义、被动服从为主，至少在日本及南朝鲜是如此。我想强调的是在中 国以往历史中，并非所有朝代均如清朝那样固步自封。中国的唐朝(公元618～907)便是一个 文明而开放的社会，那时在唐代的首都官贾云集，也有不少外国人在那儿经商和逗留，我可 以以今天德国的法兰克福与之相比。即使是在前清的时候，中国也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 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特质，即忠、孝、廉[2]，基于这种规则上的人际 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的规范化能够保证社会相对稳定，因而人们的心态也相对稳定，从这一点来看，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并非为着固封人们的行为，而是规范人们的行 为。在孔子之后的一些朝代中这种反映社会关系的思想被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如君 臣关系的“君”、父子关系的“父”、夫妻关系的“夫”得到了有意的夸大，而在秦朝则是 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公元前221～207)。就孔子的删诗书的内容来看，一些反映男女关系的诗 ，如对青春期来自生理上的冲突的极其浪漫性、脍炙人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3]并未被删除，反而摆在诗经最前面，这便是一个极好的证例， 说明孔子本人并非是不食烟火的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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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有勇气提出针对个人花大量时间进行艰苦卓绝的分析的理论至今仍为一些精神病学 家所不容，这种注重个人的内心过程更是与集体意识至上的中国形势相悖。虽然早在中国的 40年代弗洛伊德的《释梦》及《精神分析引论》就已经被翻译出版，由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 态方面的改变(指中国全方位——包括科学——向前苏联的模仿)，强调集体作用、反对个人 突出(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反而导致了思想上出现“万马齐谙”的场面，这种状况在文化 大革命中进一步恶化，不仅仅许多潜意识的成分不允许浮现——失去了升华的机会，这样中 国便丧失了很多潜在的艺术家、思想家，而且意识层面的正常表 达也因社会以强大“超我”而出现的意识形态而压抑。在文革期间，虽然没有心理治疗的学 说和医疗单位，但潜在心理障碍的心理障碍病人数是众多的。在知识分子人群中抑郁症特别 多见，自杀的人数 急剧上升(除作为抑郁的极端出路外，更多人更是以此而言志，说明“忠”的中国古代观念 仍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并不说明代表潜意识的人的本性完全消失，反过来，社会角色的颠 倒，如雇员对雇主，学生对教师，工人对领导、或民众对以前曾是上级的角色便作了大量潜 意识中欲望冲动的“投注”或“释放”，这种情形下潜意识的表达甚至是“合法”的，所以 无需以伪装的面目出现，因而其中攻击性或其初级过程中的原始性表现尤其明显(攻击性以 “打、砸、抢”及对他人残酷的肉体及精神打击而得以表现)，这种行为并不限于上述关系 逆转者身上，在一些与当事者不相关的人群中不乏善良、不明事理者在发生非人性化的斗争 时，由于认同(identification)的作用他们也表现了服从与参与，这种事实导致文革过后的 结果，即这些人群长期的负疚感，我们知道负疚感会以“反向形成”(format reaction)的 方式表现出来，具体为不认错、坚持以过去的态度对待错误批判的对象(投射，认为自己没 有错，是对方错)；另外，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对象恢复工作后也不能正确对待一些曾经错 误对待他们的群众，整个社会在经济的发展中将对人的缺乏同情心、缺乏宽容归咎于经济活 动的结果，追溯起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考虑一些社会现象，即在文革中受错误对待的人 的潜意识中被极端压抑的攻击驱力不知不觉地反映在社会活动中，如疯狂地贪污、制作假商 品谋取暴利(不少人权居高位或知识分子下海现象)。对这种拜金主义至上的现象弗洛伊德曾 在《致弗利斯的信》(1902.11.2)有过描述：“我明白了，这种过去的社会中的自主性(独 立性)反映在如今便是金钱代替一切”[4]。即金钱替代了人性自主性的角色，但是 在凌驾于所有其他关系之上的基础上而实现的。
, 百拇医药
在文革后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尚未发展之时，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 ，即所谓“伤痕文学”。文革后至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有了很大的改变，重点由阶段斗争 转向经济活动。邓小平猜测，文革中虽然因派性而出现过械斗，但人们普遍思想单纯，简单 的生活，闭塞的思维模式被认为是精神文明的一种类型，似乎精神上已被净化，故将物质生 活提高后，可以得到精神、物质并举的局面，这种推测被80年代中期以至后期出现的精神混 乱推翻，改善了的物质条件成为潜在欲望冲动释放的温床，一方面说明社会的经济状况发生 了改善，使得这些内容能有机会表达——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意识 形态方面对此的准备尚不充足，这便是80年代中期开始强调精神文明的原因。
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建于秦朝，用于抵御外敌，作为“阻止”、“防止”的概念在中国的 文化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父母亲对儿女的行为多用“你应该或不应该……”来指导，而非“ 为何不试一试……”。当我在法兰克福心身医学系经历综合心理治疗的过程时，亲眼目睹了 他们极尽所能提供病人将潜意识欲望与冲动加以呈现而正视的机会(音乐治疗、完型治疗、 创作治疗、集体治疗、神话治疗)，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为“疏导”方法在中国加以应用， 事实上在中国，类似的正规与不正规的治疗手段一直存在，如大型综合医院中的中医科与康 复科的一些治疗形式及气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着心理治疗的作用的。我们发现，正是在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心理治疗得到了极快的发展，玛佳丽女士成功地促成了中国的心理治疗 培训计划，我想也应与当时的中国形势有着某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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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外，老庄的道家思想也在中国有着重要 的影响，在80年代以道家面貌出现于社会中的各种伪“气功”曾风靡一时，我们知道 暗示作用可以一定程度上治愈一部分文化程度低的心理罹患者，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代乃至世 界范围，巫医是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群，所以我们需考虑，如何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精神 分析的理论加以应用，而避免陷于“江湖医生”的泥潭中去。
10年前有一个欧洲心理治疗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由此在《心理年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 国的精神卫生”的文章，文章虽对中国心理卫生状况作了客观的描述，然而作者在文章中也 强烈地表达了其个人的在笔者看来是片面的主观情感反应，如在文中提到：“不错，在图书 馆可找到弗洛伊德的 著作，但很显然谁也未去读它”[5]。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弗洛伊德?这个问题我 可以马上作出肯定的回答，多数治疗方法对疾病只有部分疗效，特别是在当今，对治疗疾病 的概念已经由治疗疾病本身，推及到考虑由疾病带来的病人精神反应及其社会关系的改变， 多种方法的合理运用只会锦上添花。就象针炙目前在西方大行其道一样，虽然中国在中医， 西医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心理治疗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在我的门诊中多数因偏头痛 、睡眠障碍、工作效率差而就诊的多数病人有着心理障碍的基础，常规的治疗过程中移情现 象、阻抗现象比比皆是；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培训不 仅仅需要耐心，还需要共情(empathie)，即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同事背景的理解，这只有在长 期的合作基础之上方有可能实现。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代表团短暂访问中国的同一时间里， 来自海德堡的玛佳丽女士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中国心理治疗”项目，迄今为止，它已经达 到了其初衷。
, 百拇医药
我想这些，就是我转向心理治疗的文化背景。
作者简介：施琪嘉，医学博士，1992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受国家教委出国留学人员 基金资助在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医学心理门诊部工作。Email:qjshi@htjh.tjmu.edu.cn.
参考文献
1 赵旭东.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简介.德国医学，1998，15(4)：199 .
2 Gan S P.Die Ausdehnung der Xiao und fünfzwischenmen-schliche Be ziehungen.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P61,Primus Verlag,1997.
3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4 Harsch W.Beitrge zur psychoanalytischen Geldtheorie als Kulturtheor ie.Die Psychoanalytische Geldtheorie.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5.P100.
5 H.C.Halberstadt-Freud.Mental Health Care in China.991 Int.R.Psycho-A nal.11-18.,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