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健康的伦理学基础：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
作者：朱伟
单位：朱伟(上海医科大学 生命伦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032)
关键词：生育健康；女性；个人本位；社会本位；集体主义
医学与哲学000116摘要：随着“以妇女为中心”生育健康概念的提出，女性的健康与她们在社会中享有权利的关系正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如何实现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解决她们所面临的与社会选择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有的社会伦理背景以及所遵循的价值原则。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社会伦理发展轨迹的差异，构建生育健康的伦理框架和强调女性生育自主权的努力方向也应异于西方。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1-0042-03
, http://www.100md.com
Ethical Basis of Reproductive Health:Individual-Oriented or Society-Oriented
ZHU Wei
(Center for Bioethics,Shanghai Medic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2,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ncept of women-centered reproductive health being put forwar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health and their rights in the society has caught public attention.But how to highlight women's autonomous position in reproduction and solve their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ociety's choices is a question that must be answer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articular social ethical background and the prevalent moral principles.Because our social ethical development follows a different course from that of the west,the way we formulate our reproductive health ethics and stress women's autonomy in reproduction should also bear our own characteristics.
, 百拇医药
Key Words：reproductive health;women;individual-oriented;society-oriented; collectivism
1994年开罗人口和发展大会在其《行动纲领》中曾指出：“生育健康意味着人们能有满意而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控制生育间隔。这意味着男女都有权了解和选择安全、有效、价廉及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并有权享受适当的保健服务。……”可见，生育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涉及到生育主体应享有权利、在何种程度上享有权利并获得选择自由的伦理学问题。然而，与其它领域一样，生育健康也面临着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这样一个永恒的伦理学难题。当个人利益和选择与社会所倡导的选择发生矛盾时，是以个人为基准，还是以社会为基准来协调和处理呢?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就生育健康应具有的伦理学基础进行探讨。
一
, 百拇医药 一向以来，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上，我们提倡和使用的是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代表了社会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出发，它认为维护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也就保护和促进了个人的利益，因此，当现实社会中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以社会普遍的、共同的利益为优先进行处理。
这种伦理原则，确实合理地为我国政府的各项决策作出了辩护。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推行和实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国家以社会全体的身份作出类似的选择，却产生了这样的错觉：(1)国家，甚至是各级政府、国家机构、企业或组织，就是集体；(2)国家或组织的利益涵盖了个人的利益，代表国家和组织的那个“集体”可以代替个人行使权利；(3)在“集体”面前，个人和个人利益是不重要的，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个人利益可以忽略不计或者牺牲。这种错觉所造成的后果是，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往往会被不屑一顾，甚至被损害。
, 百拇医药
就70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言，其目标在于通过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为了尽快减少人口，政府把计划生育指标落实到各个地区、部门，而各个地区、部门为完成指标，又把它分化到下属的地区、部门。于是，各地区、部门为了达标，实行了以女性为直接对象的生育控制措施。据统计，至今我国仍有85%以上的避孕措施由女性来承担[1]。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区甚至对女性实行强制的绝育和中止妊娠措施。而这一切都是以“组织、集体”的名义和形式进行的。集体主义原则在计划生育政策具体实施中就变成了由女性承担所有的责任和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而同时却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国家政策所给予的倾斜和照顾。在“集体”面前，她们不过是国家的计划指标和政策实施的对象，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和选择自由的主体。
可见，以这样的集体主义为生育健康的主导价值原则，所导向的结果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忽视和对女性利益、甚至是健康的损害。而这一切又恰恰与集体主义所倡导的，强调集体利益也是保护和实现个人利益的伦理初衷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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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集体主义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引发的忽视生育主体利益的结果，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集体主义本身就是否定个体利益和价值的，因而突出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办法在于，由更为突出个人利益和价值、强调个人主体意识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原则来取代它；另一种则认为，对主体利益的忽视并不是集体主义本身缺乏对个体肯定的要素，集体主义对个体的利益是极为重视的，因而根源不应在集体主义。然而，后一种观点又缺乏足够的理由说明主体利益实际被忽视的缘由。
如果仅从理论的“应该”出发，纠缠于从理论上论证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伦理学原则，那么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事实上，从伦理学的本源来说，它的作用在于论证、协调和处理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伦理原则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此，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伦理原则作为生育健康的主导价值，其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理论上的“应该”，而在于所采取的价值原则的现实依据，即只有在考察了一定社会和发展过程对伦理学的需求和影响，以及伦理学本身的发展轨迹后，才能下结论。
, 百拇医药
就西方自由主义而言，它的兴起和发展是与当时社会的需求紧密联系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缘于文艺复兴运动。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发端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批判中世纪“神道”对“人性”束缚的基础上，肯定人的现实利益、价值和尊严，宣扬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使现实中的人首先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存在方式的个人，而不再“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2]文艺复兴以后的自由主义，则把对个人价值的宣扬推到了顶峰。而后来涌现的新自由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修正，以及共同体主义和女性主义对它的批判，实质上表明了把个人的作用与价值推到极致、以个人本位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已是穷途末路，已不能满足现实社会对于维护共同利益的要求了。可以说，它们的修正或批判正是对个人价值极端化后的反思。
与西方伦理发展轨迹不同，中国并没有经过个人与社会充分分化的阶段。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宗法性的差序格局[3]，“国”与“家”紧密相连。“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家”是“国”的缩微和体现。无论在家族还是在社会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更不是独立的自我，他(她)处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族人、朋友等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只是“为父、为母；为子，为女；为夫，为妻”等的角色。家族，以及放大了的家族——国家、天下才是社会关系的本位。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是以整体主义为主导价值，因此，当个人与家族或国家发生矛盾时，个人必须首先以家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服从代表家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家长和君王，牺牲个人的利益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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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以血缘家族为本位所构成的整体观，直接跨越到了以社会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它表现在：第一，个人往往无从发现实现自我利益和需求的合适途径，并在追求自我利益过程中突现个人的价值；第二，个人的自我需求和利益往往为社会的、整体的需求所掩盖，从而导致个人对自我存在的麻木、自主意识的匮乏和对“集体”的过于依赖；第三，“集体”也往往不是由一个个具有鲜明独立意识、自主精神的主体所组成的，而是虚幻的共同体；第四，由于“集体”是凌架于其成员之上的虚幻的共同体，因此尽管集体也表明重视个人利益，但在实际处理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时，又往往不顾及个人利益[4]。显然，这种集体主义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社会为本位。
三
正由于中西方伦理学发展的不同历程，因此尽管中国与西方一样，都存在着女性生育自主权缺乏的问题，但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不同的。
首先，针对中国女性生育自主权的缺乏源于已有伦理文化对人的主体性忽视的特点，有必要突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提高人的主体意识。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提倡，在于促进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生成，而这正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和提升的前提。个人的价值不仅是指个体本身作为生命的存在，即生存，更在于作为人的存在和发展。而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展，则有赖于一定社会给予个体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的余地，以及对个体价值的认可和维护程度。女性生育自主意识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实际上是中国整个社会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认同不够。因此，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歌颂生命的伟大，肯定人的需要和欲求，强调个人的价值，提倡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因为只有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才谈得上对女性作为一个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权利的个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应给予个人以充分发展和竞争的机会。因为个人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和价值中，才能不断地发掘自我的创造力，认识和完善自我，也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能使个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形成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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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注重以社会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在构建生育健康伦理学框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显然已经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而现实集体主义的先天不足，关键并不在于对整体利益的关注和强调，而在于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忽视，以及对集体本身和整体利益理解的偏差和扭曲。真正的集体主义所强调的集体是真实的集体，是由一个个具有自主意识和自由权利的独立个人所组成的有机整体。集体的利益也同时代表着个体利益的普通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在这样的集体中，集体与个人有着既紧密而又现实的联系：一方面集体会对个人为它所作的奉献或损害，给予一定的奖励或惩罚；另一方面又会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以集体的共同利益(社会本位)为基准进行协调。以这样的集体主义构建生育健康的伦理基础，不仅可以避免在宣扬个人价值时把个人极端化，以至于造成个人与社会矛盾的不可协调，而且也可以反映女性作为独立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并为女性作出的奉献和牺牲进行相应的利益补偿和倾斜。因此，对于集体主义能否作为生育健康伦理基础的讨论，实际不在于是否由另外一种伦理学原则来替代的问题，而在于如何使真正的集体主义回归，使集体成为既反映个人利益又突现个人价值的整体的问题。这也正与当今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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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给予女性以关怀，真正实现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服务。强调个人的利益、价值和自主权，使真正的集体主义回归，无疑为确立女性的自主意识和主体地位奠定了基础。然而，要最终解决女性自主权缺乏的问题，仅在一般意义上的强调个人自主权，有可能产生(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倾向，即把个人与个人价值理解为或等同于男性的个人和价值，而把女性排斥在外。因此，有必要在强调个人自主权时，给予女性以关怀。这种关怀，一方面是对于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及所受的利益和健康双重损失的校正和弥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应享有权利的肯定。作为性行为和生育行为后果的直接承担者，无论是生育控制方法的选择，还是生育健康服务的获得，女性应该受到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来自集体或政策关怀和倾斜，并具有更大的决定权。在这里，关怀不应是社会、集体对女性这个弱势人群的同情、施舍或援助，恰恰相反，关怀更应是女性享有的权利。只有这样，女性的独特体验、情感和需求，以及所面临的压力和损害，才能得到重视；也只有这样，在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时，才能真正以她们为中心。否则的话，提高女性生育自主地位，则有可能流于空泛。
, 百拇医药
总之，女性生育自主权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一方面有赖于个人在社会中所体现的价值和具有的自主能力，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现实社会或集体所给予她们的关怀、利益倾斜和对于她们应有权利的肯定。以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原则，不仅可以对个人及其价值进行充分肯定，而且也可以对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利益进行关注和保护，而这正是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所不及的。
作者简介：朱伟(1965～)，女，硕士，上海医科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讲师。
参考文献：
[1] 邱仁宗.生育健康与伦理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6,71.
[2]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7.
[3] 肖群忠.论“道德功利主义”：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的内在运行机制[J].哲学研究，1998，1：13～17.
[4] 李兰芬，张晓东.道德转型论[J].江海学刊，1997，2：96～100.
收稿日期：1999-05-10, http://www.100md.com
单位：朱伟(上海医科大学 生命伦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032)
关键词：生育健康；女性；个人本位；社会本位；集体主义
医学与哲学000116摘要：随着“以妇女为中心”生育健康概念的提出，女性的健康与她们在社会中享有权利的关系正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如何实现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解决她们所面临的与社会选择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有的社会伦理背景以及所遵循的价值原则。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社会伦理发展轨迹的差异，构建生育健康的伦理框架和强调女性生育自主权的努力方向也应异于西方。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1-00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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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Basis of Reproductive Health:Individual-Oriented or Society-Oriented
ZHU Wei
(Center for Bioethics,Shanghai Medic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2,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ncept of women-centered reproductive health being put forwar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health and their rights in the society has caught public attention.But how to highlight women's autonomous position in reproduction and solve their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ociety's choices is a question that must be answer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articular social ethical background and the prevalent moral principles.Because our social ethical development follows a different course from that of the west,the way we formulate our reproductive health ethics and stress women's autonomy in reproduction should also bear our ow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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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reproductive health;women;individual-oriented;society-oriented; collectivism
1994年开罗人口和发展大会在其《行动纲领》中曾指出：“生育健康意味着人们能有满意而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和控制生育间隔。这意味着男女都有权了解和选择安全、有效、价廉及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并有权享受适当的保健服务。……”可见，生育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涉及到生育主体应享有权利、在何种程度上享有权利并获得选择自由的伦理学问题。然而，与其它领域一样，生育健康也面临着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这样一个永恒的伦理学难题。当个人利益和选择与社会所倡导的选择发生矛盾时，是以个人为基准，还是以社会为基准来协调和处理呢?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就生育健康应具有的伦理学基础进行探讨。
一
, 百拇医药 一向以来，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上，我们提倡和使用的是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代表了社会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它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出发，它认为维护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也就保护和促进了个人的利益，因此，当现实社会中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以社会普遍的、共同的利益为优先进行处理。
这种伦理原则，确实合理地为我国政府的各项决策作出了辩护。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推行和实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国家以社会全体的身份作出类似的选择，却产生了这样的错觉：(1)国家，甚至是各级政府、国家机构、企业或组织，就是集体；(2)国家或组织的利益涵盖了个人的利益，代表国家和组织的那个“集体”可以代替个人行使权利；(3)在“集体”面前，个人和个人利益是不重要的，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个人利益可以忽略不计或者牺牲。这种错觉所造成的后果是，主体的利益和需求，往往会被不屑一顾，甚至被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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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70年代末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言，其目标在于通过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为了尽快减少人口，政府把计划生育指标落实到各个地区、部门，而各个地区、部门为完成指标，又把它分化到下属的地区、部门。于是，各地区、部门为了达标，实行了以女性为直接对象的生育控制措施。据统计，至今我国仍有85%以上的避孕措施由女性来承担[1]。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区甚至对女性实行强制的绝育和中止妊娠措施。而这一切都是以“组织、集体”的名义和形式进行的。集体主义原则在计划生育政策具体实施中就变成了由女性承担所有的责任和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而同时却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国家政策所给予的倾斜和照顾。在“集体”面前，她们不过是国家的计划指标和政策实施的对象，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和选择自由的主体。
可见，以这样的集体主义为生育健康的主导价值原则，所导向的结果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忽视和对女性利益、甚至是健康的损害。而这一切又恰恰与集体主义所倡导的，强调集体利益也是保护和实现个人利益的伦理初衷相违背。
, http://www.100md.com
二
对于集体主义原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引发的忽视生育主体利益的结果，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集体主义本身就是否定个体利益和价值的，因而突出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办法在于，由更为突出个人利益和价值、强调个人主体意识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原则来取代它；另一种则认为，对主体利益的忽视并不是集体主义本身缺乏对个体肯定的要素，集体主义对个体的利益是极为重视的，因而根源不应在集体主义。然而，后一种观点又缺乏足够的理由说明主体利益实际被忽视的缘由。
如果仅从理论的“应该”出发，纠缠于从理论上论证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伦理学原则，那么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事实上，从伦理学的本源来说，它的作用在于论证、协调和处理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伦理原则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此，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伦理原则作为生育健康的主导价值，其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理论上的“应该”，而在于所采取的价值原则的现实依据，即只有在考察了一定社会和发展过程对伦理学的需求和影响，以及伦理学本身的发展轨迹后，才能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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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自由主义而言，它的兴起和发展是与当时社会的需求紧密联系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缘于文艺复兴运动。以文艺复兴运动为发端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批判中世纪“神道”对“人性”束缚的基础上，肯定人的现实利益、价值和尊严，宣扬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使现实中的人首先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存在方式的个人，而不再“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2]文艺复兴以后的自由主义，则把对个人价值的宣扬推到了顶峰。而后来涌现的新自由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修正，以及共同体主义和女性主义对它的批判，实质上表明了把个人的作用与价值推到极致、以个人本位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已是穷途末路，已不能满足现实社会对于维护共同利益的要求了。可以说，它们的修正或批判正是对个人价值极端化后的反思。
与西方伦理发展轨迹不同，中国并没有经过个人与社会充分分化的阶段。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宗法性的差序格局[3]，“国”与“家”紧密相连。“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家”是“国”的缩微和体现。无论在家族还是在社会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更不是独立的自我，他(她)处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族人、朋友等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只是“为父、为母；为子，为女；为夫，为妻”等的角色。家族，以及放大了的家族——国家、天下才是社会关系的本位。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是以整体主义为主导价值，因此，当个人与家族或国家发生矛盾时，个人必须首先以家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服从代表家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家长和君王，牺牲个人的利益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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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以血缘家族为本位所构成的整体观，直接跨越到了以社会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它表现在：第一，个人往往无从发现实现自我利益和需求的合适途径，并在追求自我利益过程中突现个人的价值；第二，个人的自我需求和利益往往为社会的、整体的需求所掩盖，从而导致个人对自我存在的麻木、自主意识的匮乏和对“集体”的过于依赖；第三，“集体”也往往不是由一个个具有鲜明独立意识、自主精神的主体所组成的，而是虚幻的共同体；第四，由于“集体”是凌架于其成员之上的虚幻的共同体，因此尽管集体也表明重视个人利益，但在实际处理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时，又往往不顾及个人利益[4]。显然，这种集体主义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社会为本位。
三
正由于中西方伦理学发展的不同历程，因此尽管中国与西方一样，都存在着女性生育自主权缺乏的问题，但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不同的。
首先，针对中国女性生育自主权的缺乏源于已有伦理文化对人的主体性忽视的特点，有必要突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提高人的主体意识。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提倡，在于促进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生成，而这正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和提升的前提。个人的价值不仅是指个体本身作为生命的存在，即生存，更在于作为人的存在和发展。而个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展，则有赖于一定社会给予个体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的余地，以及对个体价值的认可和维护程度。女性生育自主意识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实际上是中国整个社会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认同不够。因此，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歌颂生命的伟大，肯定人的需要和欲求，强调个人的价值，提倡人与人的相互尊重。因为只有对人作为个体的尊重，才谈得上对女性作为一个个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权利的个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应给予个人以充分发展和竞争的机会。因为个人只有在追求个人利益和价值中，才能不断地发掘自我的创造力，认识和完善自我，也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能使个人的主体意识得以形成和提升。
, 百拇医药
其次，应注重以社会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在构建生育健康伦理学框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显然已经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而现实集体主义的先天不足，关键并不在于对整体利益的关注和强调，而在于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忽视，以及对集体本身和整体利益理解的偏差和扭曲。真正的集体主义所强调的集体是真实的集体，是由一个个具有自主意识和自由权利的独立个人所组成的有机整体。集体的利益也同时代表着个体利益的普通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在这样的集体中，集体与个人有着既紧密而又现实的联系：一方面集体会对个人为它所作的奉献或损害，给予一定的奖励或惩罚；另一方面又会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以集体的共同利益(社会本位)为基准进行协调。以这样的集体主义构建生育健康的伦理基础，不仅可以避免在宣扬个人价值时把个人极端化，以至于造成个人与社会矛盾的不可协调，而且也可以反映女性作为独立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并为女性作出的奉献和牺牲进行相应的利益补偿和倾斜。因此，对于集体主义能否作为生育健康伦理基础的讨论，实际不在于是否由另外一种伦理学原则来替代的问题，而在于如何使真正的集体主义回归，使集体成为既反映个人利益又突现个人价值的整体的问题。这也正与当今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殊途同归。
, http://www.100md.com
再次，给予女性以关怀，真正实现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服务。强调个人的利益、价值和自主权，使真正的集体主义回归，无疑为确立女性的自主意识和主体地位奠定了基础。然而，要最终解决女性自主权缺乏的问题，仅在一般意义上的强调个人自主权，有可能产生(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倾向，即把个人与个人价值理解为或等同于男性的个人和价值，而把女性排斥在外。因此，有必要在强调个人自主权时，给予女性以关怀。这种关怀，一方面是对于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及所受的利益和健康双重损失的校正和弥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所应享有权利的肯定。作为性行为和生育行为后果的直接承担者，无论是生育控制方法的选择，还是生育健康服务的获得，女性应该受到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来自集体或政策关怀和倾斜，并具有更大的决定权。在这里，关怀不应是社会、集体对女性这个弱势人群的同情、施舍或援助，恰恰相反，关怀更应是女性享有的权利。只有这样，女性的独特体验、情感和需求，以及所面临的压力和损害，才能得到重视；也只有这样，在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时，才能真正以她们为中心。否则的话，提高女性生育自主地位，则有可能流于空泛。
, 百拇医药
总之，女性生育自主权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一方面有赖于个人在社会中所体现的价值和具有的自主能力，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现实社会或集体所给予她们的关怀、利益倾斜和对于她们应有权利的肯定。以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原则，不仅可以对个人及其价值进行充分肯定，而且也可以对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利益进行关注和保护，而这正是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所不及的。
作者简介：朱伟(1965～)，女，硕士，上海医科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讲师。
参考文献：
[1] 邱仁宗.生育健康与伦理学[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6,71.
[2]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7.
[3] 肖群忠.论“道德功利主义”：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的内在运行机制[J].哲学研究，1998，1：13～17.
[4] 李兰芬，张晓东.道德转型论[J].江海学刊，1997，2：96～100.
收稿日期：1999-05-10,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