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亦变,不变亦变——论中医学发展大势
作者:蔡定芳
单位: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上海 200040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409 本期转载了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第5期发表的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蔡定芳的“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文章。同时发表了何裕民针对此文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议而撰写的文章。此类文章本刊也曾发表过,如孙学刚的“科学划界与中医”等。旨在通过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以活跃学术气氛,促进中医学科建设,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拓宽中医生存的空间。欢迎大家参加讨论。
——编者
中图分类号:R2-03;R2-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4-0024-03
, http://www.100md.com
中国传统医学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医疗保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西方医学开始以如潮之势涌入中国,中医学在与西方医学交流中逐渐暴露出明显的劣势,很快从主导地位一变而成为从属角色,进而由从属而求生存。目前肩负我国12亿人口医疗保健的主力是西医而不是中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而不是其他。虽然有几千年经验积累的中医对某些疾病仍然有效,但是总体水平落后于西方医学却是铁的事实!时至今日,迅猛发展的西方医学已远非150年前刚进入中国时可比,其先进程度已深及基因水平。如果在19世纪中叶为了抵制西医而高喊中医远胜西医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惊心动魄中西文化、中西医学交流之后,在21世纪钟声即将敲响之际,那些仍然认为中医没有落后,反对中医学习西医的人确是过于狭隘了。不管守旧中医人士如何自我陶醉于曾经辉煌的过去,如何致力于恢复传统中医一统天下的良好愿望,事实是社会现状早已全盘接受西方医学,并且很快取代中医担负起全国医疗保健的主要职责。这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传统中医已无法再执时代潮流之先鞭了。现代中医临床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医学大更新局面是无法避免的了,完全排拒外来医学已是不可能的了,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医学也只有在划时代的医学交流、文化交流的更新中,只有在合理汲取全人类文明新成果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生。为此,提出以下三个不成熟的观点供同道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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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须认真学习西医
克服对现代医学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是中医学现代化历程上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当务之急要使正视中医落后的“知耻”思想真正成为一种中医精神,妄自尊大是自欺的没落之道,出路在于勇敢承认自己的不足。不可思议的是,有一种思潮认为中医可以学习现代科学,但不需学习现代医学,中医可以科学化但不能西医化。现代西方医学是牢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虽然研究的方法与中医不同,但研究的对象却与中医一样。客观地说,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连现代医学都不想学或不敢学,哪有真心学习现代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肯接受,哪有诚意接受中医现代化?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走过了40年艰难而漫长的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医必须理直气壮地学习西医,加大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已故名医姜春华老师曾鼓励我们学习中医要不怕“走样”!现代医学经历了从人体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的研究历程,现今已进入分子生物学时期;新技术、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使过去认为不治之症或缺少预防措施的疾病,现今已不那么可怕了;过去一些难以诊断或未被认识的疾病,在新的医学科学进步和技术方法的支持下,也逐步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和阐释。如CT、MRI等影像学技术的研制成功,为临床医生迅速准确地诊断脑出血等过去只能依赖于医生经验判断的疾病提供了保证,从而避免了诊断治疗的盲目性。高速发展的现代医学给中医、中西医结合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医学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能否乘上科学时代快车!因此每位有条件的中医要学习西医,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学习西医,务必保证自己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务必使自己在相关学科与现代医学保持同步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扎实的中医功底,针对各个环节进行中医治疗,其疗效有可能超过西医,这就是笔者提倡的1+1>1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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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确把握研究的契入点
用文化排外主义抵制西医自然是愚昧可笑,但一味义气用事、处处与西医一争高低也不是明智之举。“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现代医学有很多疗效确切的药物,如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等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作为现代中医应该掌握它、运用它,而不应该抵制它、排拒它。不管中药西药,能治好疾病的就是好药;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疾病就是好医生。经常看到医学刊物发表的一些临床研究文章,为了阐明中医也具有与西医同样疗效,总是要设单纯中药组。且不说这种设计的实施过程非常困难,就是千辛万难做到了又能怎样?西医的疗效也在不断提高,过不了多久你又要针对西医的新疗效进行重复研究。有些研究甚至明知道所研究疾病的疗效中医不如西医,干脆选择无可比性的西药作为对照组。靠这种低水平无思路的临床研究支撑中医发展,不知能维持多久?中医研究的思路需要调整,必须准确把握研究的契入点。
糖皮质激素(GC)是现代医学的一种重要药物,国际上常将能否正确使用GC作为评价临床内科医生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尽管GC疗效显著而成为临床治疗危重病的主要药物,但由于严重的副作用而使其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影响。使用GC的要点在于减少副作用,提高正作用。临床作用GC,大多用于抗炎及抑制免疫,特别是抑制体液免疫。这时,GC对糖、蛋白质、脂肪、骨的代谢作用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HPAT)轴的抑制就完全成为副作用。临床药理学研究表明,短期使用GC安全范围是很广的,但长期服用,即使是中等剂量也会出现多种严重的副作用,特别是下丘脑HPAT轴抑制等常引起严重的机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因此,研究如何减轻GC的副作用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目前都投入很大人力、物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选题设计时如果着眼于研制类糖皮质激素的中药那就错了,因为糖皮质激素既经济又高效,临床不太需要类糖皮质激素的中药。有价值的研究应该全力以赴探索既能减轻糖皮质激素副作用,又不影响其抗炎及抑制体液免疫等正作用的中药。1963年,我国著名内分泌学家及现代中西医结合先驱邝安教授首次用外源性糖皮质激素研制肾上腺皮质功能抑制——肾阳虚模型获得成功,并证明这种模型的病理生理变化能被温补肾阳中药所纠正。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在有效抗炎作用的同时通过负反馈机制抑制HPAT轴:临床病人的血浆ACTH和皮质醇及淋巴细胞增殖反应明显下降;实验动物还表现为下丘脑单胺类递质被激活;垂体、肾上腺、胸腺重量减轻;室旁核,正中隆起CRH神经细胞与神经纤维减少,垂体ACTH分泌细胞减少,肾上腺束状带与胸腺皮质萎缩;NKCC活性及淋巴细胞产生IL-2,γ-IFN水平降低等等。温补肾阳的仙灵脾能有效改善上述各项指标,但不影响其抗炎这一主要正作用,提示仙灵脾具有对抗外源性糖皮质激素抑制神经内分泌免疫的保护作用。这种研究不仅能与国际接轨,而且能发挥中医中药对人体全身调节的优势。当然距离中医药真正克服糖皮质激素副作用的最终目标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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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帕金森病与脑血管病、老年性痴呆并列为神经系统三大疾病,近年来发病趋势明显上升,目前公认内科药物治疗仍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人们围绕帕金森病的各个环节在治疗方面进行不懈努力:(1)直接补充DA,如L-dopa,L-dopa+外周性多巴脱羧酶抑制剂,如cabidopa,benzerazide等;(2)促进DA释放,如金刚烷胺等;(3)DA受体激动剂,如溴隐亭等;(4)MAO-B抑制剂,如deprenyl、Ro 19-6327等,COMT抑制剂如答是美等;(5)乙酰胆碱受体阻滞剂,如安坦等;(6)去甲肾上腺前驱物质,如droxidopa等;(7)补助治疗:抗震颤药物β受体阻滞剂心得安,抗麻痹药物如tiapride等。神经内科使用最多而且最有效的是左旋多巴+多巴脱羧酶抑制剂,其次是DA受体激动剂。但是,以上所有的努力均不能最后解决PD的进展,原因是上述治疗在经过3~5年后疗效明显下降,同时出现如异常不随意运动、精神症状、直立性低血压、消化道症状、剂末现象、开关现象严重的副作用,抗胆碱药物还能导致排尿困难,眼压上升甚至痴呆等等。于是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外科移植上。把能产生DA或L-DOPA的细胞直接移植到PD病人纹状体的手术虽获成功,但供体细胞来源困难及植入的细胞难以在宿主长期生存等诸多因素而使其受到限制。最近,随着分子神经病学的研究进展,国内外学者着力于TH基因的脑内移植研究,虽有许多动物实验结果提示TH基因能有效提高PD动物黑质的THmRNA表达,但离临床运用尚有相当距离。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新抗PD药物仍然是目前乃至今后各国医学界的重要任务。中医学以擅治慢性病且极少副作用而受国际医学界重视,中药及针灸治疗PD虽然积有许多成功经验,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临床研究大多是个案,缺乏现代科学理论的阐明,实验研究还刚刚起步。中医有关帕金森病的研究应该是立足于如何延长多巴制剂的使用年限,而不应该是研究类似多巴制剂的中药。笔者多年临床研究体会,如果不用多巴制剂等西药而用单纯中医治疗效果是不满意的。我们受卫生部、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基金资助,目前正在进行养肝熄风方药提高帕金森病疗效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在美多巴、安坦、溴隐亭、金钢烷胺等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养肝熄风方药,旨在减少多巴制剂的用量,控制静止性震颤、运动减少、肌张力增高、姿式反射障碍,改善便秘、抑郁、失眠等,延长多巴制剂使用年限。总之,只要深入掌握现代医学,充分运用世界文明成果,准确把握研究的契入点,则中医研究处处都有好课题,大有可为;反之,就会感到临床阵地日益缩小,无从入手,前景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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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中医形态学
对中医学科来说,只停留在学习西方医学还不够,还要对自己现有理论体系作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回顾过去,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在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的同时,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医学缺少对人体形态结构方面的科学认识,整个中医学是建立在没有形态的功能变化之上。这是中医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医没能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根本原因。不解决中医缺乏形态学的问题,难以想象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现代化或中西医结合医学。由于没有形态学,B超、CT、MRI、PET等现代先进影像学也就无法为中医所用!由于没有形态学,细胞、病毒、细菌、激素、递质、基因等微观的科学实验室指标也终究与中医无缘!自然科学早已揭示物质是功能变化的基础这一真理。试想不认识形态怎能真正准确把握功能?
造成中西医学对形态看法差异的重要原因与古代东西方自然观有关。东西方自然观对东西方医学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古代东西方都存在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的自然观。古代中国五行学说的本体论把木火土金水看作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元气学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元气”构成:“气聚则成形”,“散而归之于太虚”。古代希腊对万物本原也有类似看法,认为万物由火气水土四种成分单一的元素生成。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本原,阿那克西米说是空气,赫拉克利特说是火。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进一步提出原子是本原,并且把原子称为元素,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原子组成。然而,东西方自然观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方自然观强调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组成世界物质的外部联系如何。西方自然观崇尚物质第一形态可辨思想,研究重点则在于阐明组成世界物质的内部结构如何? 这种远自古代的差异,给东西方科学包括东西方医学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中国医学在自然观影响下的以物质之间的宏观联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将研究侧重放在把握机体脏腑气血机能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上。《内经》用取类比象、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与体表部位归纳在一起,形成以整体、恒动的功能系统为出发点,从此走上不依赖解剖形态、不对人体各器官组织进行结构性研究的道路。西方医学在自然观影响下则将物质内部的微观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将研究侧重于器官细胞分子的解剖结构及病理形态上。《希波克拉底全集》在主张医学不能缺少哲学的同时,又极力反对抽象的思辨和推理;虽然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并认识到机体各部分之间及其环境的协调平衡就是健康,但他对人体各组织器官功能的描述更多的是以具体解剖形态为依据,并不以为哲学能够替代医学。到了公元2世纪,中国出现了医圣张仲景而西方出现了医王盖仑。盖仑倾心于探索人体的结构,强调解剖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认为医生如果缺乏解剖知识就象建筑师没有设计蓝图。盖仑在研究解剖学的同时重视人体生理功能的阐释,从单纯解剖学发展到实验生理学。其经久不衰的声誉并不是因为其临床医学的贡献。而在于其奠定了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基础。张仲景把医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临床经验与哲学理论的联系上,创造了辨证论治的医学原则。他并不以形态解剖研究为己任,更不注重机体局部的结构与功能,而是从整体观出发,对人体进行生理病理动态变化的宏观研究。盖仑开创的重视实验重视疾病具体定位的思想,预示着西方医学将朝着以还原论为研究指导思想、以实验分析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方向深入发展。尤如两位巨人从山顶下山,虽然两人开始的位置相同,但由于两人下山的途径不同,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结果下山后两人位置相距甚远!东西方医学未来发展趋势应该是:西方医学在继续重视局部分解、不遗余力地纠正局部病理变化的同时,完善对机能的调节整合;东方医学在继续强调整体统一、尽最大努力调节整体机能活动的同时,逐步走上形态研究的道路,最终将中医学建立在人体形态结构学之上。
毋庸争议的事实使每位头脑清醒的中医工作者承认:中医落后了!落后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作为一位中医工作者应如何直面现实,克服对西医、对中医的双重无知,“知耻近乎勇”,急起直追。作为中医学这门学科则应有“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海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胸怀,改变自己,发展自己。维新志士梁启超曾针对当时中国文化、中国政体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我于中医发展大势亦作如是观。
收稿日期:2000-02-10, http://www.100md.com
单位: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上海 200040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409 本期转载了上海中医药杂志1999年第5期发表的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蔡定芳的“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文章。同时发表了何裕民针对此文发表后所引起的争议而撰写的文章。此类文章本刊也曾发表过,如孙学刚的“科学划界与中医”等。旨在通过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以活跃学术气氛,促进中医学科建设,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拓宽中医生存的空间。欢迎大家参加讨论。
——编者
中图分类号:R2-03;R2-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4-0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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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医疗保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西方医学开始以如潮之势涌入中国,中医学在与西方医学交流中逐渐暴露出明显的劣势,很快从主导地位一变而成为从属角色,进而由从属而求生存。目前肩负我国12亿人口医疗保健的主力是西医而不是中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中医学术本身的落后而不是其他。虽然有几千年经验积累的中医对某些疾病仍然有效,但是总体水平落后于西方医学却是铁的事实!时至今日,迅猛发展的西方医学已远非150年前刚进入中国时可比,其先进程度已深及基因水平。如果在19世纪中叶为了抵制西医而高喊中医远胜西医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惊心动魄中西文化、中西医学交流之后,在21世纪钟声即将敲响之际,那些仍然认为中医没有落后,反对中医学习西医的人确是过于狭隘了。不管守旧中医人士如何自我陶醉于曾经辉煌的过去,如何致力于恢复传统中医一统天下的良好愿望,事实是社会现状早已全盘接受西方医学,并且很快取代中医担负起全国医疗保健的主要职责。这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传统中医已无法再执时代潮流之先鞭了。现代中医临床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医学大更新局面是无法避免的了,完全排拒外来医学已是不可能的了,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医学也只有在划时代的医学交流、文化交流的更新中,只有在合理汲取全人类文明新成果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生。为此,提出以下三个不成熟的观点供同道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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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须认真学习西医
克服对现代医学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是中医学现代化历程上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当务之急要使正视中医落后的“知耻”思想真正成为一种中医精神,妄自尊大是自欺的没落之道,出路在于勇敢承认自己的不足。不可思议的是,有一种思潮认为中医可以学习现代科学,但不需学习现代医学,中医可以科学化但不能西医化。现代西方医学是牢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虽然研究的方法与中医不同,但研究的对象却与中医一样。客观地说,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连现代医学都不想学或不敢学,哪有真心学习现代科学?连中西医结合都不肯接受,哪有诚意接受中医现代化?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走过了40年艰难而漫长的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医必须理直气壮地学习西医,加大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已故名医姜春华老师曾鼓励我们学习中医要不怕“走样”!现代医学经历了从人体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的研究历程,现今已进入分子生物学时期;新技术、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使过去认为不治之症或缺少预防措施的疾病,现今已不那么可怕了;过去一些难以诊断或未被认识的疾病,在新的医学科学进步和技术方法的支持下,也逐步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和阐释。如CT、MRI等影像学技术的研制成功,为临床医生迅速准确地诊断脑出血等过去只能依赖于医生经验判断的疾病提供了保证,从而避免了诊断治疗的盲目性。高速发展的现代医学给中医、中西医结合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医学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能否乘上科学时代快车!因此每位有条件的中医要学习西医,没有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学习西医,务必保证自己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务必使自己在相关学科与现代医学保持同步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扎实的中医功底,针对各个环节进行中医治疗,其疗效有可能超过西医,这就是笔者提倡的1+1>1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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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确把握研究的契入点
用文化排外主义抵制西医自然是愚昧可笑,但一味义气用事、处处与西医一争高低也不是明智之举。“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用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现代医学有很多疗效确切的药物,如抗生素、糖皮质激素等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作为现代中医应该掌握它、运用它,而不应该抵制它、排拒它。不管中药西药,能治好疾病的就是好药;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好疾病就是好医生。经常看到医学刊物发表的一些临床研究文章,为了阐明中医也具有与西医同样疗效,总是要设单纯中药组。且不说这种设计的实施过程非常困难,就是千辛万难做到了又能怎样?西医的疗效也在不断提高,过不了多久你又要针对西医的新疗效进行重复研究。有些研究甚至明知道所研究疾病的疗效中医不如西医,干脆选择无可比性的西药作为对照组。靠这种低水平无思路的临床研究支撑中医发展,不知能维持多久?中医研究的思路需要调整,必须准确把握研究的契入点。
糖皮质激素(GC)是现代医学的一种重要药物,国际上常将能否正确使用GC作为评价临床内科医生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尽管GC疗效显著而成为临床治疗危重病的主要药物,但由于严重的副作用而使其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影响。使用GC的要点在于减少副作用,提高正作用。临床作用GC,大多用于抗炎及抑制免疫,特别是抑制体液免疫。这时,GC对糖、蛋白质、脂肪、骨的代谢作用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HPAT)轴的抑制就完全成为副作用。临床药理学研究表明,短期使用GC安全范围是很广的,但长期服用,即使是中等剂量也会出现多种严重的副作用,特别是下丘脑HPAT轴抑制等常引起严重的机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因此,研究如何减轻GC的副作用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目前都投入很大人力、物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在选题设计时如果着眼于研制类糖皮质激素的中药那就错了,因为糖皮质激素既经济又高效,临床不太需要类糖皮质激素的中药。有价值的研究应该全力以赴探索既能减轻糖皮质激素副作用,又不影响其抗炎及抑制体液免疫等正作用的中药。1963年,我国著名内分泌学家及现代中西医结合先驱邝安教授首次用外源性糖皮质激素研制肾上腺皮质功能抑制——肾阳虚模型获得成功,并证明这种模型的病理生理变化能被温补肾阳中药所纠正。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在有效抗炎作用的同时通过负反馈机制抑制HPAT轴:临床病人的血浆ACTH和皮质醇及淋巴细胞增殖反应明显下降;实验动物还表现为下丘脑单胺类递质被激活;垂体、肾上腺、胸腺重量减轻;室旁核,正中隆起CRH神经细胞与神经纤维减少,垂体ACTH分泌细胞减少,肾上腺束状带与胸腺皮质萎缩;NKCC活性及淋巴细胞产生IL-2,γ-IFN水平降低等等。温补肾阳的仙灵脾能有效改善上述各项指标,但不影响其抗炎这一主要正作用,提示仙灵脾具有对抗外源性糖皮质激素抑制神经内分泌免疫的保护作用。这种研究不仅能与国际接轨,而且能发挥中医中药对人体全身调节的优势。当然距离中医药真正克服糖皮质激素副作用的最终目标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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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帕金森病与脑血管病、老年性痴呆并列为神经系统三大疾病,近年来发病趋势明显上升,目前公认内科药物治疗仍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人们围绕帕金森病的各个环节在治疗方面进行不懈努力:(1)直接补充DA,如L-dopa,L-dopa+外周性多巴脱羧酶抑制剂,如cabidopa,benzerazide等;(2)促进DA释放,如金刚烷胺等;(3)DA受体激动剂,如溴隐亭等;(4)MAO-B抑制剂,如deprenyl、Ro 19-6327等,COMT抑制剂如答是美等;(5)乙酰胆碱受体阻滞剂,如安坦等;(6)去甲肾上腺前驱物质,如droxidopa等;(7)补助治疗:抗震颤药物β受体阻滞剂心得安,抗麻痹药物如tiapride等。神经内科使用最多而且最有效的是左旋多巴+多巴脱羧酶抑制剂,其次是DA受体激动剂。但是,以上所有的努力均不能最后解决PD的进展,原因是上述治疗在经过3~5年后疗效明显下降,同时出现如异常不随意运动、精神症状、直立性低血压、消化道症状、剂末现象、开关现象严重的副作用,抗胆碱药物还能导致排尿困难,眼压上升甚至痴呆等等。于是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外科移植上。把能产生DA或L-DOPA的细胞直接移植到PD病人纹状体的手术虽获成功,但供体细胞来源困难及植入的细胞难以在宿主长期生存等诸多因素而使其受到限制。最近,随着分子神经病学的研究进展,国内外学者着力于TH基因的脑内移植研究,虽有许多动物实验结果提示TH基因能有效提高PD动物黑质的THmRNA表达,但离临床运用尚有相当距离。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新抗PD药物仍然是目前乃至今后各国医学界的重要任务。中医学以擅治慢性病且极少副作用而受国际医学界重视,中药及针灸治疗PD虽然积有许多成功经验,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临床研究大多是个案,缺乏现代科学理论的阐明,实验研究还刚刚起步。中医有关帕金森病的研究应该是立足于如何延长多巴制剂的使用年限,而不应该是研究类似多巴制剂的中药。笔者多年临床研究体会,如果不用多巴制剂等西药而用单纯中医治疗效果是不满意的。我们受卫生部、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基金资助,目前正在进行养肝熄风方药提高帕金森病疗效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在美多巴、安坦、溴隐亭、金钢烷胺等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养肝熄风方药,旨在减少多巴制剂的用量,控制静止性震颤、运动减少、肌张力增高、姿式反射障碍,改善便秘、抑郁、失眠等,延长多巴制剂使用年限。总之,只要深入掌握现代医学,充分运用世界文明成果,准确把握研究的契入点,则中医研究处处都有好课题,大有可为;反之,就会感到临床阵地日益缩小,无从入手,前景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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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中医形态学
对中医学科来说,只停留在学习西方医学还不够,还要对自己现有理论体系作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回顾过去,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在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的同时,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医学缺少对人体形态结构方面的科学认识,整个中医学是建立在没有形态的功能变化之上。这是中医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医没能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根本原因。不解决中医缺乏形态学的问题,难以想象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现代化或中西医结合医学。由于没有形态学,B超、CT、MRI、PET等现代先进影像学也就无法为中医所用!由于没有形态学,细胞、病毒、细菌、激素、递质、基因等微观的科学实验室指标也终究与中医无缘!自然科学早已揭示物质是功能变化的基础这一真理。试想不认识形态怎能真正准确把握功能?
造成中西医学对形态看法差异的重要原因与古代东西方自然观有关。东西方自然观对东西方医学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古代东西方都存在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的自然观。古代中国五行学说的本体论把木火土金水看作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元气学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元气”构成:“气聚则成形”,“散而归之于太虚”。古代希腊对万物本原也有类似看法,认为万物由火气水土四种成分单一的元素生成。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本原,阿那克西米说是空气,赫拉克利特说是火。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进一步提出原子是本原,并且把原子称为元素,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原子组成。然而,东西方自然观的根本区别在于:东方自然观强调阴阳对立统一、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组成世界物质的外部联系如何。西方自然观崇尚物质第一形态可辨思想,研究重点则在于阐明组成世界物质的内部结构如何? 这种远自古代的差异,给东西方科学包括东西方医学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中国医学在自然观影响下的以物质之间的宏观联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将研究侧重放在把握机体脏腑气血机能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上。《内经》用取类比象、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与体表部位归纳在一起,形成以整体、恒动的功能系统为出发点,从此走上不依赖解剖形态、不对人体各器官组织进行结构性研究的道路。西方医学在自然观影响下则将物质内部的微观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将研究侧重于器官细胞分子的解剖结构及病理形态上。《希波克拉底全集》在主张医学不能缺少哲学的同时,又极力反对抽象的思辨和推理;虽然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并认识到机体各部分之间及其环境的协调平衡就是健康,但他对人体各组织器官功能的描述更多的是以具体解剖形态为依据,并不以为哲学能够替代医学。到了公元2世纪,中国出现了医圣张仲景而西方出现了医王盖仑。盖仑倾心于探索人体的结构,强调解剖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认为医生如果缺乏解剖知识就象建筑师没有设计蓝图。盖仑在研究解剖学的同时重视人体生理功能的阐释,从单纯解剖学发展到实验生理学。其经久不衰的声誉并不是因为其临床医学的贡献。而在于其奠定了解剖学与生理学的基础。张仲景把医学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临床经验与哲学理论的联系上,创造了辨证论治的医学原则。他并不以形态解剖研究为己任,更不注重机体局部的结构与功能,而是从整体观出发,对人体进行生理病理动态变化的宏观研究。盖仑开创的重视实验重视疾病具体定位的思想,预示着西方医学将朝着以还原论为研究指导思想、以实验分析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方向深入发展。尤如两位巨人从山顶下山,虽然两人开始的位置相同,但由于两人下山的途径不同,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结果下山后两人位置相距甚远!东西方医学未来发展趋势应该是:西方医学在继续重视局部分解、不遗余力地纠正局部病理变化的同时,完善对机能的调节整合;东方医学在继续强调整体统一、尽最大努力调节整体机能活动的同时,逐步走上形态研究的道路,最终将中医学建立在人体形态结构学之上。
毋庸争议的事实使每位头脑清醒的中医工作者承认:中医落后了!落后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作为一位中医工作者应如何直面现实,克服对西医、对中医的双重无知,“知耻近乎勇”,急起直追。作为中医学这门学科则应有“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海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胸怀,改变自己,发展自己。维新志士梁启超曾针对当时中国文化、中国政体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我于中医发展大势亦作如是观。
收稿日期:2000-02-10,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