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哲学基石
作者：萧家炳
单位：湖北医科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1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916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9-0043-02
哲学作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既为文化系统中的诸种学科作逻辑上、理论上的论证，又为其提供宇宙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凝聚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民族精神”之荟萃，从而居于文化系统的最高层次。毫无疑问，不同的民族，自有不同的哲学。在富有早熟、丰富、深刻之特征的中国古典哲学中，不仅可以触摸到华夏民族思想发展的脉搏，亦可探索到华夏民族思维的特色。中国古典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也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各种学科的理论基石。中国古典哲学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为中华民族认识宇宙和自然、社会、思维发展之网，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指南。中国古典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三大基本命题，表明了它对天、地、人三者总体上的自然和谐的深层理解与追求。
, 百拇医药
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基石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始终把人视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认为人体是由各种器官或局部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并用独特的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来说明人体五脏及人体与自然、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古典哲学或初始自然哲学的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具有当代系统论意味的总体观、综合观和“意”主“权变”的逻辑思维。
关于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体系之核心的“整体观”和“综合观”，我国的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等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认为，基本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统一。认为百病皆生于作为万物始基的“气”，即“气治则安，气乱则病”。一旦人体生理运动与自然环境失衡，就会由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致病。
第二，十分强调人体生理机能的整体性。认为人体的各种器官及功能都是休戚相关的，局部疾病可以影响到全身，全身性的疾患可以显现于某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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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为关注疾病过程的综合性。认为疾病现象是人体内正气与邪气相斗的结果，是外邪侵内正，邪盛正衰，虚实交变的过程。鉴于人的抗体差异，应综合各种致病因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以达到扶正祛邪、治标固本的目的。
第四，尤为主张人的精神活动与社会、家庭等环境因素的关系。认为精神因素常常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变异而导致内脏功能的失调，从而主张“治病须治人”，喜、怒、哀、乐、悲、恐、惊的过度，既能致病，也能治病。
受中国传统医药理论的“整体观”和“综合观”的支配，使临床医家形成了独特的治疗观及行为方式。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整体上把握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继而辨证施治。从根本上否认了孤立、片面、忽略相互联系的形而上学治疗观及其行为方式，可谓在世界医药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其标本兼治，以本为主的疗效，也着实令世人叹为观止。将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基石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体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完善，在文化形态上客观地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无以取代的重要地位以及不可否认的科学前景。即使较之外域医药文化而言，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民族性、客观性、实效性以及有待现代实验技术手段进一步研究论证的科学性，必将进一步昭示于天下，获得世人的认同和推介，融入世界医药文化系统而造福于人类。这绝不是虚无飘渺的盲目乐观，也不是一叶障目的夜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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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哲学是一个反映华夏民族辩证思维特征的范畴系统，作为民族思维特征的一面镜子，中华民族可以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为谙熟辩证法的民族。姑且不论远古如何，仅从有据可证的《易经》到《老子》、《庄子》，早在探究宇宙和万事万物之本质及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就抽象概括出了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范畴。诸如否与泰、往与复、损与益、乾与坤、阴与阳、美与丑、贵与贱、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强与弱、长与短、沉与浮、曲与直、动与静、生与死以及作为万物始基的水、火、木、金、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和相反相成等。令欧洲文明中最早的古希腊、古罗马等古典哲学，也只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此外，任何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倾向，都是该民族文化类型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同时又对该文化类型的其他侧面产生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和广泛影响。由于中国文明长期处于农业——宗法社会的漩涡之中，而且中国文化一般在师友相传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十分讲究“正宗”、“道统”、“师法”，从而形成了“轻实证”而“重直觉体悟”这一直链式类推传统思维倾向。如儒家经典《大学》中就是这样推论的：“古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乎，朴素的辩证思维特征加上重直觉体悟的思维倾向，就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乃至古代华夏民族的传统逻辑思维方式，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支配着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基石的传统医家的思维模式。至于中国传统医家思维模式的核心或要义何在，可集中归纳为“意会”和“权变”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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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意会”，即凭直觉体察领悟，但又难以言传。显然，这里包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医家对疾病和病人的认识应体察入微而心领神会；其二是指诊疗之难，即对脉象的掌握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后汉书*郭玉传》载：东汉名医郭玉认为，医家应“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但同时他也指出，疗有四难：“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旧唐书*许胤宗传》载，唐代名医、官居散骑侍郎的许胤宗认为：他之所以不随便著书立说，一则疗医须用意，二则脉象难言：“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也。”《新唐书*本传》也载：“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脉之候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书，终无益于世。”也就是说，诊脉虽在手指感受，但也不尽如此，主旨还是在于思虑辨识，以意会为解，全凭一心。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显然也赞成“医者意也”的观念，但其见解却略有所异。而明医王文禄在《医先》中则认为，所谓“医者意也”，在于“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是以医贵审气远，察人情，及致病之原。”综上所述，医家对患者和疾病要专心专意地体察，可以说是世上医家之共识，但认为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恐怕也是中国传统医家在思维模式上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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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家思维模式上的另外一大特征，即针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差异，特别强调“权变”，即权衡变通。当然，这种主张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通权达变”之观念，与哲学上的运动观和所谓医家之“意会”的思维模式是相关联的，同时也是传统医家思维模式的重要构件。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意义上，这种“通权达变”的前提，是对历朝历代著名医家的经验和经典的融合贯通。唯其如此，才能知权知变。既不能“学之不精”，也不能“变之不精”。
在明代曾举进士、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而又精于医道的王纶在《明医杂著》中举例说：“仲景见《内经》载伤寒，而其变迁反复之未备也，故著论立方以尽其变，后人宗之。”与其同时的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引《郁离子》的话说：“参苓姜桂硝黄之药，随其人之病而施焉。当则生，不当则死矣。是故知证知脉而不善为方，非医也。”如果不能因人因病而异，对症变通施治，“虽有扁鹊之方，徒晓晓而无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诊候》早就直言，不学不变，只能置人于死地：“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它疾，遂至灭亡，……枉死者半。”因此，他主张只有学而精方能变通。《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云：“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曾强调：“随其所变，病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岂可胶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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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学贵精，业贵勤，医贵变通，唯其如此，方能辨证施治，对症下药。若以此作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中的一条理论原则或实践原则，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确不乏其论。至于中国传统医家的思维模式在总体上如何把握，我国医史学家马伯英教授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是这样概括的：即“大宇宙原理——小宇宙相应——证候表现——四诊体认——相应处方治疗。”完全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哲学基础或理论渊源。当然，也是其民族特色之所在。
作者简介：萧家炳(1951-)，男，湖北人，湖北医科大学夜大部主任，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伦理学会理事，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收稿日期：2000-04-07, 百拇医药
单位：湖北医科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1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916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9-0043-02
哲学作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既为文化系统中的诸种学科作逻辑上、理论上的论证，又为其提供宇宙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它凝聚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民族精神”之荟萃，从而居于文化系统的最高层次。毫无疑问，不同的民族，自有不同的哲学。在富有早熟、丰富、深刻之特征的中国古典哲学中，不仅可以触摸到华夏民族思想发展的脉搏，亦可探索到华夏民族思维的特色。中国古典哲学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也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各种学科的理论基石。中国古典哲学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为中华民族认识宇宙和自然、社会、思维发展之网，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指南。中国古典哲学关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三大基本命题，表明了它对天、地、人三者总体上的自然和谐的深层理解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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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基石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始终把人视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认为人体是由各种器官或局部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并用独特的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来说明人体五脏及人体与自然、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古典哲学或初始自然哲学的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具有当代系统论意味的总体观、综合观和“意”主“权变”的逻辑思维。
关于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体系之核心的“整体观”和“综合观”，我国的著名学者冯天瑜教授等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认为，基本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统一。认为百病皆生于作为万物始基的“气”，即“气治则安，气乱则病”。一旦人体生理运动与自然环境失衡，就会由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致病。
第二，十分强调人体生理机能的整体性。认为人体的各种器官及功能都是休戚相关的，局部疾病可以影响到全身，全身性的疾患可以显现于某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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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为关注疾病过程的综合性。认为疾病现象是人体内正气与邪气相斗的结果，是外邪侵内正，邪盛正衰，虚实交变的过程。鉴于人的抗体差异，应综合各种致病因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以达到扶正祛邪、治标固本的目的。
第四，尤为主张人的精神活动与社会、家庭等环境因素的关系。认为精神因素常常受制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变异而导致内脏功能的失调，从而主张“治病须治人”，喜、怒、哀、乐、悲、恐、惊的过度，既能致病，也能治病。
受中国传统医药理论的“整体观”和“综合观”的支配，使临床医家形成了独特的治疗观及行为方式。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从整体上把握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继而辨证施治。从根本上否认了孤立、片面、忽略相互联系的形而上学治疗观及其行为方式，可谓在世界医药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其标本兼治，以本为主的疗效，也着实令世人叹为观止。将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基石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体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完善，在文化形态上客观地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无以取代的重要地位以及不可否认的科学前景。即使较之外域医药文化而言，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民族性、客观性、实效性以及有待现代实验技术手段进一步研究论证的科学性，必将进一步昭示于天下，获得世人的认同和推介，融入世界医药文化系统而造福于人类。这绝不是虚无飘渺的盲目乐观，也不是一叶障目的夜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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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哲学是一个反映华夏民族辩证思维特征的范畴系统，作为民族思维特征的一面镜子，中华民族可以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为谙熟辩证法的民族。姑且不论远古如何，仅从有据可证的《易经》到《老子》、《庄子》，早在探究宇宙和万事万物之本质及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就抽象概括出了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范畴。诸如否与泰、往与复、损与益、乾与坤、阴与阳、美与丑、贵与贱、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强与弱、长与短、沉与浮、曲与直、动与静、生与死以及作为万物始基的水、火、木、金、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和相反相成等。令欧洲文明中最早的古希腊、古罗马等古典哲学，也只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此外，任何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倾向，都是该民族文化类型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同时又对该文化类型的其他侧面产生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和广泛影响。由于中国文明长期处于农业——宗法社会的漩涡之中，而且中国文化一般在师友相传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十分讲究“正宗”、“道统”、“师法”，从而形成了“轻实证”而“重直觉体悟”这一直链式类推传统思维倾向。如儒家经典《大学》中就是这样推论的：“古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乎，朴素的辩证思维特征加上重直觉体悟的思维倾向，就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乃至古代华夏民族的传统逻辑思维方式，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并支配着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基石的传统医家的思维模式。至于中国传统医家思维模式的核心或要义何在，可集中归纳为“意会”和“权变”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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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意会”，即凭直觉体察领悟，但又难以言传。显然，这里包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医家对疾病和病人的认识应体察入微而心领神会；其二是指诊疗之难，即对脉象的掌握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后汉书*郭玉传》载：东汉名医郭玉认为，医家应“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医之为言，意也。……神存于心手之际。”但同时他也指出，疗有四难：“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旧唐书*许胤宗传》载，唐代名医、官居散骑侍郎的许胤宗认为：他之所以不随便著书立说，一则疗医须用意，二则脉象难言：“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也。”《新唐书*本传》也载：“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脉之候幽而难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书，终无益于世。”也就是说，诊脉虽在手指感受，但也不尽如此，主旨还是在于思虑辨识，以意会为解，全凭一心。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显然也赞成“医者意也”的观念，但其见解却略有所异。而明医王文禄在《医先》中则认为，所谓“医者意也”，在于“度时致病者意起之，立方医之。……是以医贵审气远，察人情，及致病之原。”综上所述，医家对患者和疾病要专心专意地体察，可以说是世上医家之共识，但认为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恐怕也是中国传统医家在思维模式上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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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家思维模式上的另外一大特征，即针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差异，特别强调“权变”，即权衡变通。当然，这种主张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通权达变”之观念，与哲学上的运动观和所谓医家之“意会”的思维模式是相关联的，同时也是传统医家思维模式的重要构件。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意义上，这种“通权达变”的前提，是对历朝历代著名医家的经验和经典的融合贯通。唯其如此，才能知权知变。既不能“学之不精”，也不能“变之不精”。
在明代曾举进士、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而又精于医道的王纶在《明医杂著》中举例说：“仲景见《内经》载伤寒，而其变迁反复之未备也，故著论立方以尽其变，后人宗之。”与其同时的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引《郁离子》的话说：“参苓姜桂硝黄之药，随其人之病而施焉。当则生，不当则死矣。是故知证知脉而不善为方，非医也。”如果不能因人因病而异，对症变通施治，“虽有扁鹊之方，徒晓晓而无用。”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诊候》早就直言，不学不变，只能置人于死地：“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它疾，遂至灭亡，……枉死者半。”因此，他主张只有学而精方能变通。《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云：“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曾强调：“随其所变，病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岂可胶于一定”?
, 百拇医药
总而言之，学贵精，业贵勤，医贵变通，唯其如此，方能辨证施治，对症下药。若以此作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中的一条理论原则或实践原则，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确不乏其论。至于中国传统医家的思维模式在总体上如何把握，我国医史学家马伯英教授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是这样概括的：即“大宇宙原理——小宇宙相应——证候表现——四诊体认——相应处方治疗。”完全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哲学基础或理论渊源。当然，也是其民族特色之所在。
作者简介：萧家炳(1951-)，男，湖北人，湖北医科大学夜大部主任，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伦理学会理事，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收稿日期：2000-04-07,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