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梦醒——关于精神病人体验的研究
作者：邱鸿钟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118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55-03
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许会让光明进入自己破碎的心智，而这些光明却不会进入许多正常人的完整的心智，因为这些心智对外是关闭了的。
——[英]R.D.莱恩
一
一位同时是精神病理学家，又是德国存在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认为，人必然是一种处境中的存在，处境是不能摆脱的，人总是为某种处境所限制，除非你从一种处境进入另一个处境之中。所谓处境，乃是指人的实存状况的某种现实关系，它对人的活动能产生一定的作用。处境有内外两个方面，既包括外在的环境，也包括人所处的某种特殊的内在精神状况。他又认为，有四种边缘处境：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是人不能避免的，它们对于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所谓边缘乃是实存的边缘或限界。人处在边缘处境上，看到了边缘，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实存，同时，人也才能成为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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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边缘处境乃是一个人认识顿悟的契机。人在边缘处境面前，感到每一种知识、每一个行动的理由根据都成了疑问，仿佛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异乡似的，在那里没有不容怀疑的绝对，没有支撑每一经验和每一思维的支柱，一切都在流逝，一切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分裂成对立面的。在这里，我们生活乃至最内在的根据都被震撼了，我们的理性彻底崩溃了。
当一个人在病患时，尤其是当患致死性或致残性疾病时，人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边缘处境。许多现象主义和存在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时当事人往往较为容易被触动对自己的躯体——这个平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与意识统合于一体的存在的关注，但这时的情景和前提是躯体病患，精神正常。假如当这种情形反过来，即一个人“患”精神病后，自我意识又如何呢？如果万幸精神病被康复，自知力恢复正常后，当事人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病患中的精神状况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正常人眼中的精神病，在患者自己来看又是什么呢？正如你没得过病就不知道病人痛苦的体验一样，我们如果按照通常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精神病，也许是永远回答不了上面这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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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何研究精神病？历来就有两条相反的路线和标准：一条是科学主义的，它包括生物实验精神病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另一条是人文主义的，它包括内省心理学和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等。从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观和方法论来看，人的内省经验是靠不住和不可信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精神病人在自知力恢复之后对自己精神状况的反思无异于精神病的呓语；而在存在主义看来，所谓真理恰恰是一个与人存在状况相关的东西。真理只有通过具体个人的主观经验才能接近，个人主观体验是真理的最好见证，而且，一个人认识真理的程度依赖于与他对生活的感受程度和与所受的痛苦相适应。德国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学教授Karl Jasper就是属于后一流派的倡导者。他认为精神病学研究应该尽可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深入到病人的主观体验中去—即移情(empathy)，这才是研究的出发点。Jasner认为，精神症状是精神活动的异常和人格发展的变异，与生物学过程的疾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把没有躯体疾病的精神异常视之为疾病，实际上是在使用“疾病”这个词的喻义。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曾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阿道夫.麦尔(AAdllf Meyer)也认为，神经病理学可以在尸体上研究，而精神病的病理学只能在活体上研究。他认为精神症状是病人企图用来治疗自己的一种不适当的尝试；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适应不良，它可以从病人的生活史中找到解释。他强烈地反对精神科医生无视社会的标准和病人的自发积极性，而自认为自己的判断是超人一等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精神病都是一定的人格对某种社会处境的反应，导致一个人发病的最大问题是他的希望或抱负与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不协调，而有些病人就是用白日梦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他认为人用言语表达的主观体验也是科学资料的一部分；他推荐用“常识”而不是用某某理论来判断问题，他反对先有某种假说或理论，然后以事实来套理论；他提倡观察事实，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用常识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精神医学与相关问题》湖南科技出版社，1986年，P.38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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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科学主义的精神病学派瞧不起人文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一样，存在主义者同样反对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精神疾病，这正如英国反精神病学派的代表人物R.D.莱恩所说的那样：“我们可能知道有关精神分裂症病理学的全部知识，但是却不能真正理解任何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实际上，这种错误的方式本身就不可能理解患者。它试图‘客观地’观察‘病症’，这与把患者当作人来关注和倾听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分裂的自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2 1)
当然，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褒或贬其中任何一个学派，不过只是想在我们平时听惯了实验医学结论的时候，更多地谈谈存在主义学派对精神病及其研究方法的看法而已。
二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人类对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许多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无论是遗传学的，还是生物化学等一类的科学研究，至今并没有找到有关精神病的一个定位的生物结构。正当精神病学将越来越多的人判决为精神病，而又为精神病未明的病因大伤脑筋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在野的“反对党”，这就是反精神病学派(Anti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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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90多年前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就有一个曾经住过3年精神病医院的大学生毕尔( Clifford Beers)出院后写了一本名为《发现自我的心灵》(A Mind That Found Itself)的书，以自己的经历揭露了当时精神病医院内的黑暗面以及精神病学的无能和错误，不仅影响了人们以后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而且推动了当代的精神卫生运动的普及，以及对临床精神病学将人看成是生物或精神机器做法的反思。反精神病学者的研究及其对精神病的解释在历史上并不孤独，与近现代欧洲精神病学主流现象学学派和存在主义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
如何理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经验？当代著名的生存主义心理学家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R.D.La lug)从生存论—现象学的角度对精神分裂症的个体进行描述并对病因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思考，写下了《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1960年)一书，深刻地打动了世人之心。莱恩认为，“要真正理解精神分裂症个体的特殊经验，就应该将他的所有经验置于他整个在世(being-in-his-world)的前后关系(context)之内。”“如果不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疯狂言行的生存性关系，就无法理解这些言行本身。”为了能够直面患者，理解他们的特殊经验，莱恩首先对既定的精神病学语言设置的障碍进行了批判。他说：“精神病学语言是为了特定的临床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专门用来孤立和限定患者生活的意义；如果只能使用这种语言，怎能揭示出患者生活环境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关联及其意义呢？……人们普遍感到，这些语言难以表达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但我们又不应该说非所想，自我欺骗。”(同上，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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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经验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莱恩警告精神病学的同行：“如果我们把患者的行为看成‘病症’，那才是把我们的思想方式强加于患者，结果正与患者对待我们的态度相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解释’患者的现在，把它看作一成不变之‘过去’的机械结果，我们也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以这种错误的方式面对患者，那就几乎无法理解患者希望告诉我们的东西。”(p.21)。“我们局限于自身世界之内，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对他加以判断，以为这样就能理解他。他不需要这样的理解，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彻底承认他的独特和差异，承认他的独立和孤独以及绝望。”(P.26-27)莱恩说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当代精神病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我们无法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自身的经验之核心。只要我们依然正常而他还在发疯，我们就始终无法理解。”例如一个精神病医生是无法亲知精神病人在发病前、中、后的自我意识状况的体验的。莱恩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说：“疯狂是我们的噩梦，在梦中我们呼救，却没有回应。我们呼救，却没人听见和理解我们。我们无法逃离噩梦，除非的确有人听见我们，并帮助我们醒来。”(P.162-163)这就是说，当精神病发作时，病人好似如做梦一样，而所谓自知力的恢复就是从噩梦中苏醒过来。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有一位中医学家王清任早就作过这样的推测：“癫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血气凝滞，脑气与脏腑不接，如同作梦一样。”他还把治疗这种精神疾病的方剂叫作“癫狂梦醒汤”!这与现代不少学者关于精神分裂症是大脑皮层觉醒程度降低的慢性催眠状况，并有意识障碍，或意识狭窄，意识清晰度及广度的改变的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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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所见，不少精神分裂症病人长期依赖药物，长期卧床或与正常的社会生活隔绝，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他们是不能被治愈，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治愈。因为他们没有面对苦难、面对痛苦和残酷现实的勇气，他们宁肯沉浸在脱离现实的梦的世界里。这正如贫穷潦倒的人宁愿被关押在监狱里没有自由，也不愿回到虽然自在、却只有饥饿、寒冷的街道上去一样。根据临床现象推断，精神病人的梦境也许可以分为愉悦的和恐怖的两类。一类病人总是在咒骂现实，躲避现实或与现实敌对，他们的脸上常挂着冷漠、仇视、愤怒和被害妄想的恐惧；另一类病人则总是沉浸在欢愉的乌托邦之中，脸上常挂着笑容和知足的表情，钟情妄想和裸体暴露则是他们梦境的见证。在这里我想起了巴金老人在1983年写的一段亲身体验：“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恶梦的折磨，……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1984他年还特意写了篇“我的噩梦’，他这样写道：“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了一身的病。”(《巴金全集》“病中”第十六卷 P.460-461，5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作为一个作家的巴金生动地记述了他曾经处于精神崩溃边缘时的那种梦境般的体验，幸运的是，他凭着对人民的爱终于逃脱了噩梦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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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精神病人心理世界和处境的理解，以及对他们的社会支持是帮助他们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最重要的措施。莱恩发现，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为荣格的一个论断提供了惊人的证明。 “荣格认为，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遇上某个他觉得能够理解他的人，他就不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了。他那些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行为原本是他的‘病症’，现在却烟消云散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帮助精神病人康复的关键是站在当事人的处境，理解他所面临的困境，鼓励病人勇敢面对现实，杜绝产生妄想逃避现实的心理激活作用，而不是长期的维持用药。反精神病学派的人力主消除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处境，减少患者面临的应激刺激，无疑是积极的生存态度，这与存在主义要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存在主义的心理学是乐观的人文主义和行动的学说。
事实上，不管人们会怎样看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验和自白，他们在自己眼里是有价值的—哪怕这种自我评价也只是一种幻想的方式。信念并未熄灭，不管这信念是怎样精神错乱，它还是表达了对自身内部某种巨大价值的信心。(莱恩，P.210)我们不能无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联想和类比思维，及直觉顿悟特别活跃的特征，这种与创造性思维和诗人“联类无穷”相类似的思维赋予了兼为病人和研究者的人以特别的创造能力。尤其是他/她们有常人所没有的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的边缘处境的经历—这种认识顿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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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人类的历史上用自己的特殊体验来研究人性的方法也不是没有先例。伟大的哲学家，而最后却终于患精神病的尼采早就认为，“说到底，一个人只能体验到他自己。”他的那本自传《瞧，这个人》就是他在身陷精神疾病羁绊时对自己及其生命的尝试性的自我估价。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说：“在我之前的哲学家中，谁曾是心理学家？”对此，当代美国哲学家威廉.巴特(William Barrett)这样评论道：“一个没有偏见的心理观察者很快就会为他在《瞧，这个人》里发现的内容所吸引和震惊。这种自我夸张的手段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谓精神病的界限。”“这个人自己已经开始生活在虚幻境界中了。”不过巴特又承认，“虽然《瞧，这个人》可能通篇大吹疯狂之言，但同时尼采的精神力量也决没有比这更强大更可畏的了。当他把自己思想的主导模式大胆扼要地摆在我们面前时，其风格也和他所写过的其它作品一样明快活泼，敏锐锋利。这本书之所以显得如此悖论，正是由于疯狂性与连贯性之间的这种‘分裂’。这人的心灵何以能够如此和他自己的其他方面分裂开？更何况这分裂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思想家身上，他超越所有别的哲学家，似乎也找到了达到无意识的通路。”巴特认为，我们讨论发生在一个天才思想家身上的病理过程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很可能天才和神经症等更严重的精神疾病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病都能够用来向人类揭示真理，尼采就是这方面最好不过的例证之一。(《非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P.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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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一生虽然在孤独和心理疾病的厄运中度过，像《瞧，这个人》一样，他的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许只是一部自我表白的作品，但它所包含的一个直接源自无意识的形象、象征和幻见的稳定序列，打破了在其它地方哲学思想加给的种种约束，“由于这层原因，这本书比他任何一部严格的哲学著作都更加重要；它的内容实际上比尼采自己的概念性思想还丰富，而它的象征所具有的智慧和意义比尼采自己把握得到的还要伟大深沉。”(同上P.198)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欧洲传统文明的理性主义的反思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颤栗，这种影响与他的个性、经历和精神反常的气质不无关系。存在主义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就在于集团至上，个人丧失了个性。而尼采生前离群索居，自费出版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但他对自己非常自信：“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在当时无异于自大妄想，可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一再掀起“尼采热”，20世纪的许多哲学家都从他那里吸取思想的养料。
面对尼采这样的人及其他的思想，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该如何来理解呢？他是夸大妄想，还是超前的天才？换而言之，出自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体验和认识的可靠性及价值究竟如何？这种以自我为研究对象的“以我知彼”的方法与要力主排除个人主观影响的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它同样具有科学发现的价值吗？以个体体验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病学和将病人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精神病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精神病人真的能体验或顿悟到常人在平时处境中认识不到的真理吗？!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从事件的参与者本人(即主位观点)和从旁观者的角度(即客位观点)来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法及其得到的结论常常是有区别的。客位不等于客观，主位也不等于主观，两者并不是孰优孰劣或由谁转换成谁的关系，而是如有可能应该用一种观点去解释另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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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在如何研究精神疾病上，科学主义路线与人文主义路线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不管反精神病学派者的经历如何奇特。也不管存在主义精神病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与科学的实验精神病学有何种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对传统精神病学的反叛与冲击仍然可以引发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
文明的本质就是压抑、塑造与遮蔽人的本能，而精神分裂症犹如梦境中的疯狂，则是一种去压抑，消解塑造，去遮蔽的过程和事件。也许正如莱恩所说的：“如果谁能深入到黑暗的泥土深处，他就会发现 ‘闪光的金子’；如果谁潜进深不可测的水里，他就会发现‘海底的珍珠’”(同上，P.210)，而问题在于精神病体验是一个会摧毁人的一切社会地位、荣誉和尊严的黑暗。又有谁愿意去经历这场黑暗的折磨呢？
作者简介：邱鸿钟(1957-)，男，湖南长沙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收稿日期：2000-01-02, http://www.100md.com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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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001118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55-03
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许会让光明进入自己破碎的心智，而这些光明却不会进入许多正常人的完整的心智，因为这些心智对外是关闭了的。
——[英]R.D.莱恩
一
一位同时是精神病理学家，又是德国存在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认为，人必然是一种处境中的存在，处境是不能摆脱的，人总是为某种处境所限制，除非你从一种处境进入另一个处境之中。所谓处境，乃是指人的实存状况的某种现实关系，它对人的活动能产生一定的作用。处境有内外两个方面，既包括外在的环境，也包括人所处的某种特殊的内在精神状况。他又认为，有四种边缘处境：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是人不能避免的，它们对于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所谓边缘乃是实存的边缘或限界。人处在边缘处境上，看到了边缘，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实存，同时，人也才能成为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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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边缘处境乃是一个人认识顿悟的契机。人在边缘处境面前，感到每一种知识、每一个行动的理由根据都成了疑问，仿佛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异乡似的，在那里没有不容怀疑的绝对，没有支撑每一经验和每一思维的支柱，一切都在流逝，一切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分裂成对立面的。在这里，我们生活乃至最内在的根据都被震撼了，我们的理性彻底崩溃了。
当一个人在病患时，尤其是当患致死性或致残性疾病时，人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边缘处境。许多现象主义和存在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时当事人往往较为容易被触动对自己的躯体——这个平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与意识统合于一体的存在的关注，但这时的情景和前提是躯体病患，精神正常。假如当这种情形反过来，即一个人“患”精神病后，自我意识又如何呢？如果万幸精神病被康复，自知力恢复正常后，当事人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病患中的精神状况呢？也就是说，在我们正常人眼中的精神病，在患者自己来看又是什么呢？正如你没得过病就不知道病人痛苦的体验一样，我们如果按照通常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精神病，也许是永远回答不了上面这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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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何研究精神病？历来就有两条相反的路线和标准：一条是科学主义的，它包括生物实验精神病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另一条是人文主义的，它包括内省心理学和现象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等。从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观和方法论来看，人的内省经验是靠不住和不可信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精神病人在自知力恢复之后对自己精神状况的反思无异于精神病的呓语；而在存在主义看来，所谓真理恰恰是一个与人存在状况相关的东西。真理只有通过具体个人的主观经验才能接近，个人主观体验是真理的最好见证，而且，一个人认识真理的程度依赖于与他对生活的感受程度和与所受的痛苦相适应。德国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学教授Karl Jasper就是属于后一流派的倡导者。他认为精神病学研究应该尽可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深入到病人的主观体验中去—即移情(empathy)，这才是研究的出发点。Jasner认为，精神症状是精神活动的异常和人格发展的变异，与生物学过程的疾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把没有躯体疾病的精神异常视之为疾病，实际上是在使用“疾病”这个词的喻义。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曾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阿道夫.麦尔(AAdllf Meyer)也认为，神经病理学可以在尸体上研究，而精神病的病理学只能在活体上研究。他认为精神症状是病人企图用来治疗自己的一种不适当的尝试；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适应不良，它可以从病人的生活史中找到解释。他强烈地反对精神科医生无视社会的标准和病人的自发积极性，而自认为自己的判断是超人一等的观点。他认为，许多精神病都是一定的人格对某种社会处境的反应，导致一个人发病的最大问题是他的希望或抱负与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不协调，而有些病人就是用白日梦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他认为人用言语表达的主观体验也是科学资料的一部分；他推荐用“常识”而不是用某某理论来判断问题，他反对先有某种假说或理论，然后以事实来套理论；他提倡观察事实，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用常识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精神医学与相关问题》湖南科技出版社，1986年，P.38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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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科学主义的精神病学派瞧不起人文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一样，存在主义者同样反对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精神疾病，这正如英国反精神病学派的代表人物R.D.莱恩所说的那样：“我们可能知道有关精神分裂症病理学的全部知识，但是却不能真正理解任何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实际上，这种错误的方式本身就不可能理解患者。它试图‘客观地’观察‘病症’，这与把患者当作人来关注和倾听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分裂的自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2 1)
当然，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褒或贬其中任何一个学派，不过只是想在我们平时听惯了实验医学结论的时候，更多地谈谈存在主义学派对精神病及其研究方法的看法而已。
二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人类对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许多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无论是遗传学的，还是生物化学等一类的科学研究，至今并没有找到有关精神病的一个定位的生物结构。正当精神病学将越来越多的人判决为精神病，而又为精神病未明的病因大伤脑筋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在野的“反对党”，这就是反精神病学派(Anti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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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90多年前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就有一个曾经住过3年精神病医院的大学生毕尔( Clifford Beers)出院后写了一本名为《发现自我的心灵》(A Mind That Found Itself)的书，以自己的经历揭露了当时精神病医院内的黑暗面以及精神病学的无能和错误，不仅影响了人们以后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而且推动了当代的精神卫生运动的普及，以及对临床精神病学将人看成是生物或精神机器做法的反思。反精神病学者的研究及其对精神病的解释在历史上并不孤独，与近现代欧洲精神病学主流现象学学派和存在主义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
如何理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经验？当代著名的生存主义心理学家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R.D.La lug)从生存论—现象学的角度对精神分裂症的个体进行描述并对病因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思考，写下了《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1960年)一书，深刻地打动了世人之心。莱恩认为，“要真正理解精神分裂症个体的特殊经验，就应该将他的所有经验置于他整个在世(being-in-his-world)的前后关系(context)之内。”“如果不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疯狂言行的生存性关系，就无法理解这些言行本身。”为了能够直面患者，理解他们的特殊经验，莱恩首先对既定的精神病学语言设置的障碍进行了批判。他说：“精神病学语言是为了特定的临床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专门用来孤立和限定患者生活的意义；如果只能使用这种语言，怎能揭示出患者生活环境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关联及其意义呢？……人们普遍感到，这些语言难以表达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但我们又不应该说非所想，自我欺骗。”(同上，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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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经验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莱恩警告精神病学的同行：“如果我们把患者的行为看成‘病症’，那才是把我们的思想方式强加于患者，结果正与患者对待我们的态度相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解释’患者的现在，把它看作一成不变之‘过去’的机械结果，我们也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以这种错误的方式面对患者，那就几乎无法理解患者希望告诉我们的东西。”(p.21)。“我们局限于自身世界之内，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对他加以判断，以为这样就能理解他。他不需要这样的理解，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彻底承认他的独特和差异，承认他的独立和孤独以及绝望。”(P.26-27)莱恩说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当代精神病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我们无法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自身的经验之核心。只要我们依然正常而他还在发疯，我们就始终无法理解。”例如一个精神病医生是无法亲知精神病人在发病前、中、后的自我意识状况的体验的。莱恩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说：“疯狂是我们的噩梦，在梦中我们呼救，却没有回应。我们呼救，却没人听见和理解我们。我们无法逃离噩梦，除非的确有人听见我们，并帮助我们醒来。”(P.162-163)这就是说，当精神病发作时，病人好似如做梦一样，而所谓自知力的恢复就是从噩梦中苏醒过来。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有一位中医学家王清任早就作过这样的推测：“癫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血气凝滞，脑气与脏腑不接，如同作梦一样。”他还把治疗这种精神疾病的方剂叫作“癫狂梦醒汤”!这与现代不少学者关于精神分裂症是大脑皮层觉醒程度降低的慢性催眠状况，并有意识障碍，或意识狭窄，意识清晰度及广度的改变的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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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精神病人心理世界和处境的理解，以及对他们的社会支持是帮助他们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最重要的措施。莱恩发现，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为荣格的一个论断提供了惊人的证明。 “荣格认为，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遇上某个他觉得能够理解他的人，他就不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了。他那些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的行为原本是他的‘病症’，现在却烟消云散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帮助精神病人康复的关键是站在当事人的处境，理解他所面临的困境，鼓励病人勇敢面对现实，杜绝产生妄想逃避现实的心理激活作用，而不是长期的维持用药。反精神病学派的人力主消除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处境，减少患者面临的应激刺激，无疑是积极的生存态度，这与存在主义要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存在主义的心理学是乐观的人文主义和行动的学说。
事实上，不管人们会怎样看待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验和自白，他们在自己眼里是有价值的—哪怕这种自我评价也只是一种幻想的方式。信念并未熄灭，不管这信念是怎样精神错乱，它还是表达了对自身内部某种巨大价值的信心。(莱恩，P.210)我们不能无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联想和类比思维，及直觉顿悟特别活跃的特征，这种与创造性思维和诗人“联类无穷”相类似的思维赋予了兼为病人和研究者的人以特别的创造能力。尤其是他/她们有常人所没有的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的边缘处境的经历—这种认识顿悟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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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人类的历史上用自己的特殊体验来研究人性的方法也不是没有先例。伟大的哲学家，而最后却终于患精神病的尼采早就认为，“说到底，一个人只能体验到他自己。”他的那本自传《瞧，这个人》就是他在身陷精神疾病羁绊时对自己及其生命的尝试性的自我估价。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说：“在我之前的哲学家中，谁曾是心理学家？”对此，当代美国哲学家威廉.巴特(William Barrett)这样评论道：“一个没有偏见的心理观察者很快就会为他在《瞧，这个人》里发现的内容所吸引和震惊。这种自我夸张的手段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谓精神病的界限。”“这个人自己已经开始生活在虚幻境界中了。”不过巴特又承认，“虽然《瞧，这个人》可能通篇大吹疯狂之言，但同时尼采的精神力量也决没有比这更强大更可畏的了。当他把自己思想的主导模式大胆扼要地摆在我们面前时，其风格也和他所写过的其它作品一样明快活泼，敏锐锋利。这本书之所以显得如此悖论，正是由于疯狂性与连贯性之间的这种‘分裂’。这人的心灵何以能够如此和他自己的其他方面分裂开？更何况这分裂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思想家身上，他超越所有别的哲学家，似乎也找到了达到无意识的通路。”巴特认为，我们讨论发生在一个天才思想家身上的病理过程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很可能天才和神经症等更严重的精神疾病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病都能够用来向人类揭示真理，尼采就是这方面最好不过的例证之一。(《非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P.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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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一生虽然在孤独和心理疾病的厄运中度过，像《瞧，这个人》一样，他的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许只是一部自我表白的作品，但它所包含的一个直接源自无意识的形象、象征和幻见的稳定序列，打破了在其它地方哲学思想加给的种种约束，“由于这层原因，这本书比他任何一部严格的哲学著作都更加重要；它的内容实际上比尼采自己的概念性思想还丰富，而它的象征所具有的智慧和意义比尼采自己把握得到的还要伟大深沉。”(同上P.198)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对欧洲传统文明的理性主义的反思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颤栗，这种影响与他的个性、经历和精神反常的气质不无关系。存在主义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就在于集团至上，个人丧失了个性。而尼采生前离群索居，自费出版的著作几乎无人问津，但他对自己非常自信：“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在当时无异于自大妄想，可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一再掀起“尼采热”，20世纪的许多哲学家都从他那里吸取思想的养料。
面对尼采这样的人及其他的思想，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该如何来理解呢？他是夸大妄想，还是超前的天才？换而言之，出自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体验和认识的可靠性及价值究竟如何？这种以自我为研究对象的“以我知彼”的方法与要力主排除个人主观影响的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它同样具有科学发现的价值吗？以个体体验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病学和将病人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精神病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精神病人真的能体验或顿悟到常人在平时处境中认识不到的真理吗？!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从事件的参与者本人(即主位观点)和从旁观者的角度(即客位观点)来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法及其得到的结论常常是有区别的。客位不等于客观，主位也不等于主观，两者并不是孰优孰劣或由谁转换成谁的关系，而是如有可能应该用一种观点去解释另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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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在如何研究精神疾病上，科学主义路线与人文主义路线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不管反精神病学派者的经历如何奇特。也不管存在主义精神病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与科学的实验精神病学有何种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对传统精神病学的反叛与冲击仍然可以引发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
文明的本质就是压抑、塑造与遮蔽人的本能，而精神分裂症犹如梦境中的疯狂，则是一种去压抑，消解塑造，去遮蔽的过程和事件。也许正如莱恩所说的：“如果谁能深入到黑暗的泥土深处，他就会发现 ‘闪光的金子’；如果谁潜进深不可测的水里，他就会发现‘海底的珍珠’”(同上，P.210)，而问题在于精神病体验是一个会摧毁人的一切社会地位、荣誉和尊严的黑暗。又有谁愿意去经历这场黑暗的折磨呢？
作者简介：邱鸿钟(1957-)，男，湖南长沙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收稿日期：2000-01-02,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