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一般特征
作者：刘虹
单位：江苏职工医科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115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48-03
1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基本概念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疾病谱和疾病死因顺位排列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一个严峻的问题凸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对于相当一部分疾病而言，不良生活行为方式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致病因子。冠心病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制约的疾病。据文献报道这些具有致病作用的因素共有246种，诸如高血压、高血糖、过量进食、缺乏体力活动、吸烟、A型行为类型等等，其中绝大多数与生活行为方式有关[1]。值得强调的是，在全球疾病死因顺位中，前几位都是与生活行为方式关系密切的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等等。因此，加强对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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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因学的角度而言，“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 ”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既包括人们衣、食、住、行、性行为、美容、居室装潢等等日常生活方式的不合理而引发或诱发疾病的作用，也包括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等方式的不科学而引发或诱发疾病的作用。例如，饮食结构不合理引发的消化道疾患；工作紧张诱发的心血管疾病等等。本文从医学哲学的角度，探讨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一般特征。
2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一般特征
2.1 引发性和诱发性
病因是疾病发生的根本因素，是疾病发生的必要条件；诱因是疾病发生的中介条件，是传递组合病因和机体的媒介，是能够诱发和促进病因发生作用的因素[2]。引发性是指病因的作用而言的。一部分生活行为方式是病因，具有引发作用。据研究，食物中的黄曲霉素(AFT)和饮水污染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引发肝癌的两个重要病因。诱发性是指诱因的作用而言的。一部分生活行为方式是诱因，具有诱发作用。动物实验表明，酒精本身不诱发肝癌，只有在致癌物存在条件下，有诱发致癌作用。Amin等专家的研究结论是，酗酒可以促进肝癌，对肝癌具有诱发作用[3]。
, 百拇医药
引发或诱发疾病的不良生活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有增无减。据美国环保局调查，因为微机网络的建立，办公家庭化和室内化，现代美国人90%以上的时间生活和工作在室内环境中或在汽车里。装修过的居室由于地毯、呢绒装饰品的增多，成为尘螨孳生地和其他变应原的聚集处；空调的普及化，导致通风不良，室内空气的含氧量较低，变应原的浓度或刺激物增加，是哮喘病被引发或诱发的重要原因[4]。
2.2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的确定性是指某种生活行为方式对某种疾病的引发或诱发的作用目前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而被认可；非确定性是指某种生活行为方式对某种疾病引发或诱发的作用尚存有争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实际上，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标准是相对的。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确定性表现在某种生活行为方式与某种疾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研究表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发病与饮食结构密切相关。原东德与西德合并前的1960～1990年的30年间，糖尿病患者增加了6倍，而这30年也是原东德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据统计，从1960～1983年，原东德人均肉类消费上升了64%，蛋类上升了47%，含糖饮料上升了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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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非确定性表现之一是，在某种疾病的发生过程中，除生活行为方式之外，其它因素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糖尿病发病具有家族遗传和种族易感性。已经明确，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IDDM)的遗传易感性与某些HLA基因位点有关。目前陆续报道HLA138、B15、DW3、DRW3、DW4、DRW4、DR3、DR4、A9等对糖尿病有易感性。糖尿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种族差异。欧洲白种人中的IDDM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我国、日本和朝鲜。如美国儿童IDDM的发病率为15.8/100 000，我国仅为0.7/100 000[5]。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非确定性的表现之二是，人们对某些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还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世纪，Beaumont 在对1例胃瘘患者的观察中发现，过度饮酒后，胃粘膜出现明显的病变，包括充血、糜烂和渗出。动物实验亦证实，当乙醇超过一定浓度时，可引起胃粘膜的损伤。尽管如此，慢性饮酒与消化性溃疡的关系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Gary等人分析了36 656个白人的行为与消化性溃疡的患病情况后发现，慢性饮酒者的溃疡患病危险性并不高于对照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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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不确定性表现之三是，其作用的发挥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和人种差异。Dahl通过实验，揭示了个体血压对盐敏感性的差异。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各地人群中盐敏感者所占的比例不一，低者5%，高者可达25%～30%，高血压患者以及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中比例占30%～60%。老人、黑人中所占比例较大。人群中盐敏感者比例越大，则盐与血压的联系越强[7]。根据INTERSALT的研究，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日尿钠排泄量(mmol/24小时)差异很大。如阿根廷为249，中国的天津为242，日本的丰间和韩国为201，美国的芝加哥为134，肯尼亚为51.3，而巴西的亚诺玛莫仅为0.2[8]。
2.3 特异性和非特异性
目前关于病因学的研究，正由单一因素的分析向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因素的辩证综合转化，由对生物传染源等单一病因的研究向生物-心理-社会复合病因的研究转化。对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及其相互之间协同作用的分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情况下，某种生活行为方式可以独立地发挥致病作用，引发或诱发疾病，可称之为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特异性。已有的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临床病例对照和实验研究证明，吸烟是冠心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Framingham研究表明，冠心病猝死的发生率男性吸烟者较不吸烟者高10倍，女性高4.5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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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活行为方式致病因素往往不是单一、独立的发生作用，而是和其他因素协同作用，引发或诱发疾病，可称之为生活行为方式治病作用的非特异性。在复合的致病因素中有遗传的，也有环境的；有生物的，也有社会、心理的。例如，饮水与乙型肝炎协同作用造成肝癌高发。单独存在的饮水因素并不发生作用，只有当它与乙型肝炎感染同时存在时，才能显示出致癌的协同作用。
2.4 主导性和非主导性
在某种条件下，生活行为方式在疾病的发生中居主要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相当一部分艾滋病和性病的发生中，不洁性交、同性性交等性行为方式在此类疾病发生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新奥尔良市居民膀胱癌高发，经过20年的研究，发现起主导性作用的是居民饮用的密西西比河水。
一部分疾病的病因是相当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活行为方式在其中不是主导性的因素。目前认为，肿瘤的发生发展是多因素、多阶段与多基因作用的结果。引发或诱发鼻咽癌的病因可能与EB病毒、感染、环境、饮食习惯和遗传因素有关。目前的研究认为，引发或诱发鼻咽癌的主导因素是EB病毒感染而非生活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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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为方式致病的主导作用与非主导作用之间是可以随着条件转化的。从现有资料来看，食管癌可能是多种因素所致的疾病。不同的地区，发病原因可能不同。就是同一地区，不同患者的原因，也可能不相同。某一患者也可能是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已知致病因素中，吸烟和饮酒在欧美可能是食管癌的主要原因，但在伊朗和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食管癌的病因中，则不占重要地位。咀嚼“那斯”或槟榔、吃酸菜导致食管癌，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某些地区也可能是主要的发病因素[9]。
3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预防对策
阻断或降低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应遵循现代预防医学按照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过程而提出来的“三级预防”的基本原理。加强健康教育、改善生活条件、去除病因或诱因、进行健康干预、推广合理的饮食结构、倡导参加体育活动等是有效途径。
人的生活行为方式的选择受人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制约。健康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选择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斯坦佛五城市采用广播、电视、报纸、和书面宣传材料等形式，进行30～64月的宣传教育，每人平均26小时。结果，受教育者血清胆固醇平均下降2%，血压平均下降4%，休息时脉搏平均减少3%，吸烟率减少13%。随着危险因素水平的下降，使冠心病危险减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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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与疾病息息相关。江苏启东市，东滨黄海，南邻长江地势低洼，水质较差，多年来肝癌发生率在50/100 000左右。苏德隆等专家在10多年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即居民肝癌的发病率与饮用水的关系依次为饮宅沟水(塘水)>泯沟水(灌溉沟)>河水>井水(浅井深井)。黄中史等报道，经过改饮池塘水为深井水3年以上居民的肝癌发病率下降，较未改水前差异有高度显著性(P<0.010)。
只有去除生活行为方式中的引发或诱发因素，才能减少或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对该类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由于吸入变应原是引发支气管哮喘的主要因素，因此应把预防变应原作为支气管哮喘的主要预防措施。预防变应原的关键是确定并消除生活、工作环境中的变应原，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室内尘土和降低室内尘螨浓度；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尽量避免花粉的接触；对已查明变应原的哮喘病人，可通过特异性免疫治疗提高哮喘病人对于变应原的耐受力来预防哮喘的发作。
健康干预是对生活行为方式所致疾病进行预防的重要措施。芬兰是欧洲心肌梗塞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北卡勒利亚是位于芬兰东部的一个州，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心脏病专家组成的董事会及指导委员会，以北卡勒利亚的整个社区人群为对象，进行社区健康干预，主要内容是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在整个人群范围内减少吸烟、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和控制高血压；同时包括二级预防，提高全社区心脏病患者的早期检出率，加强治疗，减少疾病的恶化和再发，促进患者的康复。5年干预的效果是，该社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水平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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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限盐、限酒以预防和治疗高血压，是国内外学者肯定的非药物防治措施。有报导，限盐的降压效果是：正常人限盐血压近下降1.7±1.0/1.0±0.7 mmHg ；高血压病人血压降低4.9±1.3/2.6±0.8 mmHg；且以老年高血压病人血压下降明显[10]。
参加体育运动对健康的意义仅举一例：迄今大多数研究表明，体育活动是独立降压因素。对于中度和临界性高血压患者，体力活动可使其动脉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约6～7 mmHg[11]。
生活行为方式所致疾病的预防措施，既是具体的，又是综合的；是一、二、三级预防措施的有机统一，是预防、治疗和康复措施的有机统一；既关系到生物医学，又关系到社会、心理；还关系到思想观念、道德取向、社会风气及政治制度。如性接触源性疾病的预防，仅仅靠医学方面的措施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生活行为方式所致疾病的预防是一个即时的措施，也是一个需要坚持不懈的过程。短期内在食物中增减某些营养成分也许不难做到，但要改变膳食构成和饮食习惯就不那么容易。所以要改变人们不良的生活行为方式，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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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虹(1957-)，男，南京市人，副教授，现任江苏职工医科大学教务处主任。
参考文献：
[1] 陈在嘉，徐义枢，孔华宇.临床冠心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4.46- 47.
[2] 刘 虹，耿拔群.论疾病的诱因〔J〕.医学与哲学，1998，19(10)：519.
[3] 汪永录，周汉高，顾公望.肝癌研究进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70.
[4] 李明华，殷凯生，朱栓立.哮喘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504 -515.
[5] 董砚虎，钱荣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当代治疗〔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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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RAY DF，SIEGELAUB，CARL S，et al.Cigarette smoking alcohol， coffee and peptic ulcer〔J〕.N Engl J Med,1974，290：469.
[7] DAHL L K.Possible role of salt intake in the human population〔M〕.In：Bock KD，Kottier PT(eds).Essential Hypertension.Berlin： Springer-Verlag， 1960.53.
[8] Intersalt Cooperative Research Group .Intersalt：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electrolyte excretion and blood pressure.Results for 24 hour urinary sodium and potassium excretion〔J〕.Br Med J，1988，297：319.
, 百拇医药
[9] 杜百廉.食管癌〔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96-97.
[10] PECKER M，LARAGH J H.Dietary salt and blood pressure：A Perspective〔J〕.Hypertension，1991，17：197.
[11] ARROLL B，BEAGLEHOLE R.Dose physical activity lower blood Pressure：acritical review of the clinical trails〔J〕.J Clin Epidemiol.1992，45：439-447.
收稿日期：2000-08-02, 百拇医药
单位：江苏职工医科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115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1-0048-03
1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基本概念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疾病谱和疾病死因顺位排列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一个严峻的问题凸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对于相当一部分疾病而言，不良生活行为方式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致病因子。冠心病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制约的疾病。据文献报道这些具有致病作用的因素共有246种，诸如高血压、高血糖、过量进食、缺乏体力活动、吸烟、A型行为类型等等，其中绝大多数与生活行为方式有关[1]。值得强调的是，在全球疾病死因顺位中，前几位都是与生活行为方式关系密切的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等等。因此，加强对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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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因学的角度而言，“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 ”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既包括人们衣、食、住、行、性行为、美容、居室装潢等等日常生活方式的不合理而引发或诱发疾病的作用，也包括人们的工作、学习、娱乐等方式的不科学而引发或诱发疾病的作用。例如，饮食结构不合理引发的消化道疾患；工作紧张诱发的心血管疾病等等。本文从医学哲学的角度，探讨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一般特征。
2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一般特征
2.1 引发性和诱发性
病因是疾病发生的根本因素，是疾病发生的必要条件；诱因是疾病发生的中介条件，是传递组合病因和机体的媒介，是能够诱发和促进病因发生作用的因素[2]。引发性是指病因的作用而言的。一部分生活行为方式是病因，具有引发作用。据研究，食物中的黄曲霉素(AFT)和饮水污染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引发肝癌的两个重要病因。诱发性是指诱因的作用而言的。一部分生活行为方式是诱因，具有诱发作用。动物实验表明，酒精本身不诱发肝癌，只有在致癌物存在条件下，有诱发致癌作用。Amin等专家的研究结论是，酗酒可以促进肝癌，对肝癌具有诱发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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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或诱发疾病的不良生活行为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有增无减。据美国环保局调查，因为微机网络的建立，办公家庭化和室内化，现代美国人90%以上的时间生活和工作在室内环境中或在汽车里。装修过的居室由于地毯、呢绒装饰品的增多，成为尘螨孳生地和其他变应原的聚集处；空调的普及化，导致通风不良，室内空气的含氧量较低，变应原的浓度或刺激物增加，是哮喘病被引发或诱发的重要原因[4]。
2.2 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的确定性是指某种生活行为方式对某种疾病的引发或诱发的作用目前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而被认可；非确定性是指某种生活行为方式对某种疾病引发或诱发的作用尚存有争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实际上，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标准是相对的。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确定性表现在某种生活行为方式与某种疾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研究表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发病与饮食结构密切相关。原东德与西德合并前的1960～1990年的30年间，糖尿病患者增加了6倍，而这30年也是原东德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据统计，从1960～1983年，原东德人均肉类消费上升了64%，蛋类上升了47%，含糖饮料上升了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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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非确定性表现之一是，在某种疾病的发生过程中，除生活行为方式之外，其它因素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糖尿病发病具有家族遗传和种族易感性。已经明确，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IDDM)的遗传易感性与某些HLA基因位点有关。目前陆续报道HLA138、B15、DW3、DRW3、DW4、DRW4、DR3、DR4、A9等对糖尿病有易感性。糖尿病的发病率有明显的种族差异。欧洲白种人中的IDDM 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我国、日本和朝鲜。如美国儿童IDDM的发病率为15.8/100 000，我国仅为0.7/100 000[5]。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非确定性的表现之二是，人们对某些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还有不同的看法。早在19世纪，Beaumont 在对1例胃瘘患者的观察中发现，过度饮酒后，胃粘膜出现明显的病变，包括充血、糜烂和渗出。动物实验亦证实，当乙醇超过一定浓度时，可引起胃粘膜的损伤。尽管如此，慢性饮酒与消化性溃疡的关系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Gary等人分析了36 656个白人的行为与消化性溃疡的患病情况后发现，慢性饮酒者的溃疡患病危险性并不高于对照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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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不确定性表现之三是，其作用的发挥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和人种差异。Dahl通过实验，揭示了个体血压对盐敏感性的差异。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各地人群中盐敏感者所占的比例不一，低者5%，高者可达25%～30%，高血压患者以及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中比例占30%～60%。老人、黑人中所占比例较大。人群中盐敏感者比例越大，则盐与血压的联系越强[7]。根据INTERSALT的研究，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日尿钠排泄量(mmol/24小时)差异很大。如阿根廷为249，中国的天津为242，日本的丰间和韩国为201，美国的芝加哥为134，肯尼亚为51.3，而巴西的亚诺玛莫仅为0.2[8]。
2.3 特异性和非特异性
目前关于病因学的研究，正由单一因素的分析向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因素的辩证综合转化，由对生物传染源等单一病因的研究向生物-心理-社会复合病因的研究转化。对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及其相互之间协同作用的分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情况下，某种生活行为方式可以独立地发挥致病作用，引发或诱发疾病，可称之为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特异性。已有的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临床病例对照和实验研究证明，吸烟是冠心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Framingham研究表明，冠心病猝死的发生率男性吸烟者较不吸烟者高10倍，女性高4.5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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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活行为方式致病因素往往不是单一、独立的发生作用，而是和其他因素协同作用，引发或诱发疾病，可称之为生活行为方式治病作用的非特异性。在复合的致病因素中有遗传的，也有环境的；有生物的，也有社会、心理的。例如，饮水与乙型肝炎协同作用造成肝癌高发。单独存在的饮水因素并不发生作用，只有当它与乙型肝炎感染同时存在时，才能显示出致癌的协同作用。
2.4 主导性和非主导性
在某种条件下，生活行为方式在疾病的发生中居主要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相当一部分艾滋病和性病的发生中，不洁性交、同性性交等性行为方式在此类疾病发生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新奥尔良市居民膀胱癌高发，经过20年的研究，发现起主导性作用的是居民饮用的密西西比河水。
一部分疾病的病因是相当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活行为方式在其中不是主导性的因素。目前认为，肿瘤的发生发展是多因素、多阶段与多基因作用的结果。引发或诱发鼻咽癌的病因可能与EB病毒、感染、环境、饮食习惯和遗传因素有关。目前的研究认为，引发或诱发鼻咽癌的主导因素是EB病毒感染而非生活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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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行为方式致病的主导作用与非主导作用之间是可以随着条件转化的。从现有资料来看，食管癌可能是多种因素所致的疾病。不同的地区，发病原因可能不同。就是同一地区，不同患者的原因，也可能不相同。某一患者也可能是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已知致病因素中，吸烟和饮酒在欧美可能是食管癌的主要原因，但在伊朗和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食管癌的病因中，则不占重要地位。咀嚼“那斯”或槟榔、吃酸菜导致食管癌，虽不具有普遍性，但在某些地区也可能是主要的发病因素[9]。
3 生活行为方式致病作用的预防对策
阻断或降低生活行为方式的致病作用，应遵循现代预防医学按照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过程而提出来的“三级预防”的基本原理。加强健康教育、改善生活条件、去除病因或诱因、进行健康干预、推广合理的饮食结构、倡导参加体育活动等是有效途径。
人的生活行为方式的选择受人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制约。健康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选择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斯坦佛五城市采用广播、电视、报纸、和书面宣传材料等形式，进行30～64月的宣传教育，每人平均26小时。结果，受教育者血清胆固醇平均下降2%，血压平均下降4%，休息时脉搏平均减少3%，吸烟率减少13%。随着危险因素水平的下降，使冠心病危险减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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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与疾病息息相关。江苏启东市，东滨黄海，南邻长江地势低洼，水质较差，多年来肝癌发生率在50/100 000左右。苏德隆等专家在10多年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即居民肝癌的发病率与饮用水的关系依次为饮宅沟水(塘水)>泯沟水(灌溉沟)>河水>井水(浅井深井)。黄中史等报道，经过改饮池塘水为深井水3年以上居民的肝癌发病率下降，较未改水前差异有高度显著性(P<0.010)。
只有去除生活行为方式中的引发或诱发因素，才能减少或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生，对该类疾病实施有效的治疗。由于吸入变应原是引发支气管哮喘的主要因素，因此应把预防变应原作为支气管哮喘的主要预防措施。预防变应原的关键是确定并消除生活、工作环境中的变应原，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室内尘土和降低室内尘螨浓度；对花粉过敏的患者尽量避免花粉的接触；对已查明变应原的哮喘病人，可通过特异性免疫治疗提高哮喘病人对于变应原的耐受力来预防哮喘的发作。
健康干预是对生活行为方式所致疾病进行预防的重要措施。芬兰是欧洲心肌梗塞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北卡勒利亚是位于芬兰东部的一个州，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心脏病专家组成的董事会及指导委员会，以北卡勒利亚的整个社区人群为对象，进行社区健康干预，主要内容是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在整个人群范围内减少吸烟、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和控制高血压；同时包括二级预防，提高全社区心脏病患者的早期检出率，加强治疗，减少疾病的恶化和再发，促进患者的康复。5年干预的效果是，该社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水平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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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限盐、限酒以预防和治疗高血压，是国内外学者肯定的非药物防治措施。有报导，限盐的降压效果是：正常人限盐血压近下降1.7±1.0/1.0±0.7 mmHg ；高血压病人血压降低4.9±1.3/2.6±0.8 mmHg；且以老年高血压病人血压下降明显[10]。
参加体育运动对健康的意义仅举一例：迄今大多数研究表明，体育活动是独立降压因素。对于中度和临界性高血压患者，体力活动可使其动脉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约6～7 mmHg[11]。
生活行为方式所致疾病的预防措施，既是具体的，又是综合的；是一、二、三级预防措施的有机统一，是预防、治疗和康复措施的有机统一；既关系到生物医学，又关系到社会、心理；还关系到思想观念、道德取向、社会风气及政治制度。如性接触源性疾病的预防，仅仅靠医学方面的措施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生活行为方式所致疾病的预防是一个即时的措施，也是一个需要坚持不懈的过程。短期内在食物中增减某些营养成分也许不难做到，但要改变膳食构成和饮食习惯就不那么容易。所以要改变人们不良的生活行为方式，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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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虹(1957-)，男，南京市人，副教授，现任江苏职工医科大学教务处主任。
参考文献：
[1] 陈在嘉，徐义枢，孔华宇.临床冠心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4.46- 47.
[2] 刘 虹，耿拔群.论疾病的诱因〔J〕.医学与哲学，1998，19(10)：519.
[3] 汪永录，周汉高，顾公望.肝癌研究进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70.
[4] 李明华，殷凯生，朱栓立.哮喘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504 -515.
[5] 董砚虎，钱荣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当代治疗〔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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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RAY DF，SIEGELAUB，CARL S，et al.Cigarette smoking alcohol， coffee and peptic ulcer〔J〕.N Engl J Med,1974，290：469.
[7] DAHL L K.Possible role of salt intake in the human population〔M〕.In：Bock KD，Kottier PT(eds).Essential Hypertension.Berlin： Springer-Verlag， 1960.53.
[8] Intersalt Cooperative Research Group .Intersalt：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electrolyte excretion and blood pressure.Results for 24 hour urinary sodium and potassium excretion〔J〕.Br Med J，1988，29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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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杜百廉.食管癌〔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96-97.
[10] PECKER M，LARAGH J H.Dietary salt and blood pressure：A Perspective〔J〕.Hypertension，1991，17：197.
[11] ARROLL B，BEAGLEHOLE R.Dose physical activity lower blood Pressure：acritical review of the clinical trails〔J〕.J Clin Epidemiol.1992，45：439-447.
收稿日期：2000-08-02,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