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医德医风问题
作者：吴英恺
单位：10002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关键词：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990701 编者按 此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英恺教授1998年5月19日在北京安贞医院学习班上的讲话。吴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语言的这篇讲话语重心长，真实感人，很值得一读。
党委叫我来谈谈医德医风问题。怎么讲，没讲过，但这是目前大家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看现在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我呢，比在坐的同志们多活几岁，早当了几年医生，所以经得多些，近年来不直接搞临床，也成了一个老病号，多次住医院，对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体会更深些，看事情更客观些。我还常来医院听听看看，对其它单位的情况也有所闻。今天党委给我这个任务，咱们就要以党员的精神和社会主义医务人员身份来开展讨论，我毫不保留地开个头，说的对不对，大家有不同意见，欢迎会上或会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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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医德医风?我说医德医风就是医务工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医德是本质，医风是表现，这是个老问题也有新情况，江泽民主席讲：“无德不成医”，我看现在就拿这面镜子照一照，有的人就成了哈哈镜里的人。这个问题是医生护士的问题，也是医务工作的集体问题。医院的党政领导，行政后勤也都有关系，谁也不例外。所以在座的同志，包括我都要把自己摆进去，好好想一想。按照毛主席的话也好，周总理的话也好，邓小平的话也好，江泽民的话也好，检查检查自己近些年来有什么不妥之处，最好下决心，自我纠正。
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医，有医就有医德医风问题，有正面的影响和教育，也有负面的误导和责任，人人重视，人人遵守，医疗护理保健工作就能进步，反其道而行之，成为风气，医疗卫生工作就下沉，人民群众就遭秧，医务界就不光彩，就要把医学生、青年医护人员带到错误的道上去。少数人医德医风不正，什么年代也有诸如假医假药，或者以医谋私，但是若是成为风气，医风不正，医德不端，后果不堪设想。我1927年开始学医，1933年毕业，做医生到现在已经65年了，我先后在国内国外的10家大医院学习工作过，我学医的学校是英国人办的，他们是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办院，我不信上帝，但我从那些外国和本国的老师们那里学到了医生应如何对待病人。毕业以后到北平协和医院外科，那是美国人按照美国标准办的教学科研医院，关心病比关心病人为多，1941～1943年我在美国进修两年胸外科，回国后当过国民党办的重庆中央医院和天津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抗战及战后年代，医风医德混乱不堪，有人求名，更有人求利，做医生的方向不明确。可是在我工作的单位多数人还是尽职守则努力工作的。解放后我又回到北京，在改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领导外科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我开始明白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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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3年从美国回来，到后方，那时候协和医学院流亡在成都。当时，中央大学、齐鲁大学与华西大学联合，专家很多。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在当时是大有名气的心内科专家，白天当院长，晚上在家里私人开业，院长如此，教授也照办，老的这么办，年轻的照样学，多数人都有办法弄钱；还有个别有名的外科专家把医疗器械消了毒，包了包到地主家做手术，做个较大手术，可以要10条黄金。但也有不少甘于清苦的教授。后来我到了重庆，国民党卫生署把一个建在山沟里只有80张病床的医院扩建，成为中央医院。政府腐败，但是医院还是比较正规的，没有一个消极怠工的，也没有医生向病人额外要钱。解放后，一方面有党的教育，另一方面领导坚强正确，我们医务人员逐步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50年代和60年代头几年，医德医风最好，医务工作者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不管是大医院还是一般医院，医德医风都很好，“文革”中医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乱了，没了是非标准，“文革”后拨乱反正不彻底。改革开放以来，又由于政策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以致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医务人员日益自由化，医德医风、组织纪律近些年是相当混乱的。一些老医生还保持“文革”以前的作风，认真负责，安分守己；但许多中间派随风摇摆；另有部分人员开始滑坡，受大礼、收红包，走穴，对一般病人不负责任，更谈不上钻研业务和帮助下级，老百姓背后骂他们是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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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新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会后有的地方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从全局来看，从北京来看，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对医德医风问题多数人避而不谈，还是人人按月发奖金，轻易树标兵，有真有假。搞不正之风的人还是不少，有人发大财，别人也就跟着跑，叫做“不捞白不捞”，责任感下降了，还谈什么医德医风呢?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和物质建设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大有进步，但是有些人的精神面貌、道德规范却走向反面，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批评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提倡“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有针对性的。他说是说了，但是有的党员也好，专家也好，还是我行我素。我对走穴呀、红包呀非常反感。我长期不理解为什么过去许多好医生现在变了样?我也反复思量邓小平同志1985年在党的会议上讲“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工作都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其所属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为什么不照办呢?后来我才听说有位高位领导曾指示说：卫生工作不给钱，给政策，你们自己创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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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领导到一个大医院蹲点，提倡经济承包制，导致提成、创收、滥发奖金等等，单纯用物质刺激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是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办法，是十几年来医疗卫生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全让医务人员负责是不公平的。不过我们做医生护士的也应有点觉悟，不能看人家卖假货，做假宣传，欺人骗钱，你也搞那一套，伸手捞钱，那也就不对了，特别你还是共产党员呢!哪一条党章给你以医谋私的权利，逼得人家给你送红包，你那一点本领从哪来的，为什么当人家危难的时候，你还直接、间接地逼人家给你送钱。共产党员、医学家、青年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想一想，这样能说得过去吗?不管是谁提出的办法，到底是对人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医学科学有好处?对于方针政策，上面应负领导责任，做医生也要负医生的责任。九届人大会议以后，国务院改革了，精简机构了，朱NB342基总理约法三章，五项要求，大家都看了，我很受鼓舞，很受教育，新的卫生部长也表了态，也给予咱们希望，但我们要看行动。我们医务界的问题发生严重十几年了，现在病人要不送红包，做手术不带饮料，就不放心，他看病你给他开三角钱的药，他不爱吃，说这药还能治病啊，药要30元还凑合，300元最好，反正是公费报销，这是什么风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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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我的医德医风还可以，报纸电台也常有报道，其实我不过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而已，我还赞成毛主席的又红又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有“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赞成这个提法，我看比“以病人为中心”的提法更全面，当然以病人为中心也没错，我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更全面，更有教育意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没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没错。党员也好，专家也好，年老年轻人一样，咱们要常记在心。周总理讲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有道理的。江泽民同志讲，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是有针对性的，咱们好好结合实际，严格要求，改变观念，端正作风吧。领导也不可轻易封这个人封那个人，树标兵、发奖牌、挂红花，不如把那些事少办点，要尽一切可能大大减轻人民的医药负担，多给群众创造点医疗保健方便。卫生工作，在“文革”以前经常受到中央的关怀与管理，这些年不一样了，领导干部看病都方便，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太多了，急病人之所急，只是口号，看病先拿钱来，而且动则上万，甚至几万。有些医院的医疗工作或多或少是各自为政，各科自有承包要求，互相要钱，专家个人也干个人的，什么住院医师制、三级医师制，都有名无实了，许多工作缺乏实效，我做的手术，我就看病人，别人做的我就不管。我年轻时当过小大夫，后来也当过科主任。科主任要对全科工作负责，各级医生都有自己的医疗、教学、科研分工协作，一心为工作，一心为事业，一心为自己的声誉而努力。当我做实习医生时管15～20张床，做住院医生时管30～40张床，现在一个医生只管3～5张床，每天工作6～8小时，早到晚到自由，病历书写也没有要求，外科大夫只想多做手术，这样你们干10年，不如我们当年干3年的学术收获大。现在大多数医生护士，不值班5点钟回家，到家还能念书?各单位图书馆都不怎么样，不光是咱们这儿，就是医科院的图书馆也退化的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当年那是东亚第一，太可惜了。现在的人事制度，我认为也有不少缺点，按年头升级，将来都是主任医师，又与待遇挂钩，国家负担得起吗?现在专家成堆，医学博士满天飞，就是不会治病，没有真才实学。我这样说会招人反感，但说的是实话，也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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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在安贞医院退二线时，党委叫我提个院训，我提“安定团结，真诚协进”，后来有人说太虚了，加上了“医防护技齐奋进，教育科研创一流”。我看并没有实现，这两年我与医院领导商量，改用“公、勤、严、廉”4个字。我为什么提“公勤严廉”呢，这是针对现时情况的。什么叫“公”，孙中山常题写“天下为公”，毛主席常讲“大公无私”，我看都不容易做到，公与私是对立的，但是可以统一。我说大家都能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刚一解放，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是协和医院的外科主任就得做检讨，检讨半天检讨不出什么，那时候也不会做检讨，只检讨出用公家的信封写私人的信，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全国多少人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私信，就这一项公家得花多少钱，我看还是自己花钱买信纸信封写私信为对，公私要分明，有公有私，说一点私没有，我看也不容易办到。“勤”就是勤快、勤奋、勤学、勤俭。医生护士对病人事是不是都很勤快，都很自觉，我看不见得，据我观察，上班聊天、讲市场、小道消息占多少时间，真正把全部时间精力为病人服务的人，我也不能说没有，但是越来越少了。医生护士8小时在班，可不是8小时工作啊，上班、补班差不多就行啦。值班还要补假，一个人平均一周真正工作多少小时?作医生护士都要“勤”。人不勤不行，都要勤学勤干。“严”就是学术上要严谨，工作上要严格，做事要严密，总之就是认真负责。现在有些人做工作大大咧咧、马马虎虎、推推托托，只管自己方便不管病人多花钱。当前多提倡“廉”也是有特殊意义的，一些人把勤俭办院，勤俭办一切事业的艰苦朴素作风都忘光了，现在开会讲排场，开会不摆花少带点花，少发几个奖牌就不行啊，咱们能不能少排场点，少收老百姓一点钱?搞点艰苦朴素。卫生部搞了什么医院评级，大医院都是“三级甲”，不做心脏手术不算“三级甲”，各院都做心脏手术，拉个走穴的，壮壮门面，弄虚作假，病历都重新抄写，哪个医院都这样做，所以大家都说不是三级“甲”，而是三级“假”，群众有意见说医院评审也要打假。九届人大以后朱NB342基总理大有办法，新的卫生部领导我看也有希望。我们安贞医院的全体党员、全体同志都要认清形势，振奋精神，以前的都可以不必多提了，从现在开始要跟上中央的号召和新的领导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见行动，我相信同志们大多数是好的，头脑要清醒，行动要自觉。以上是我的心里话，希望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
收稿：1999-04-08,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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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院管理杂志990701 编者按 此文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英恺教授1998年5月19日在北京安贞医院学习班上的讲话。吴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语言的这篇讲话语重心长，真实感人，很值得一读。
党委叫我来谈谈医德医风问题。怎么讲，没讲过，但这是目前大家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看现在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我呢，比在坐的同志们多活几岁，早当了几年医生，所以经得多些，近年来不直接搞临床，也成了一个老病号，多次住医院，对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体会更深些，看事情更客观些。我还常来医院听听看看，对其它单位的情况也有所闻。今天党委给我这个任务，咱们就要以党员的精神和社会主义医务人员身份来开展讨论，我毫不保留地开个头，说的对不对，大家有不同意见，欢迎会上或会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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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医德医风?我说医德医风就是医务工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医德是本质，医风是表现，这是个老问题也有新情况，江泽民主席讲：“无德不成医”，我看现在就拿这面镜子照一照，有的人就成了哈哈镜里的人。这个问题是医生护士的问题，也是医务工作的集体问题。医院的党政领导，行政后勤也都有关系，谁也不例外。所以在座的同志，包括我都要把自己摆进去，好好想一想。按照毛主席的话也好，周总理的话也好，邓小平的话也好，江泽民的话也好，检查检查自己近些年来有什么不妥之处，最好下决心，自我纠正。
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医，有医就有医德医风问题，有正面的影响和教育，也有负面的误导和责任，人人重视，人人遵守，医疗护理保健工作就能进步，反其道而行之，成为风气，医疗卫生工作就下沉，人民群众就遭秧，医务界就不光彩，就要把医学生、青年医护人员带到错误的道上去。少数人医德医风不正，什么年代也有诸如假医假药，或者以医谋私，但是若是成为风气，医风不正，医德不端，后果不堪设想。我1927年开始学医，1933年毕业，做医生到现在已经65年了，我先后在国内国外的10家大医院学习工作过，我学医的学校是英国人办的，他们是按照基督教的精神办院，我不信上帝，但我从那些外国和本国的老师们那里学到了医生应如何对待病人。毕业以后到北平协和医院外科，那是美国人按照美国标准办的教学科研医院，关心病比关心病人为多，1941～1943年我在美国进修两年胸外科，回国后当过国民党办的重庆中央医院和天津中央医院的外科主任。抗战及战后年代，医风医德混乱不堪，有人求名，更有人求利，做医生的方向不明确。可是在我工作的单位多数人还是尽职守则努力工作的。解放后我又回到北京，在改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领导外科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我开始明白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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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3年从美国回来，到后方，那时候协和医学院流亡在成都。当时，中央大学、齐鲁大学与华西大学联合，专家很多。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在当时是大有名气的心内科专家，白天当院长，晚上在家里私人开业，院长如此，教授也照办，老的这么办，年轻的照样学，多数人都有办法弄钱；还有个别有名的外科专家把医疗器械消了毒，包了包到地主家做手术，做个较大手术，可以要10条黄金。但也有不少甘于清苦的教授。后来我到了重庆，国民党卫生署把一个建在山沟里只有80张病床的医院扩建，成为中央医院。政府腐败，但是医院还是比较正规的，没有一个消极怠工的，也没有医生向病人额外要钱。解放后，一方面有党的教育，另一方面领导坚强正确，我们医务人员逐步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50年代和60年代头几年，医德医风最好，医务工作者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不管是大医院还是一般医院，医德医风都很好，“文革”中医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乱了，没了是非标准，“文革”后拨乱反正不彻底。改革开放以来，又由于政策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以致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医务人员日益自由化，医德医风、组织纪律近些年是相当混乱的。一些老医生还保持“文革”以前的作风，认真负责，安分守己；但许多中间派随风摇摆；另有部分人员开始滑坡，受大礼、收红包，走穴，对一般病人不负责任，更谈不上钻研业务和帮助下级，老百姓背后骂他们是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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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新的卫生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会后有的地方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从全局来看，从北京来看，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对医德医风问题多数人避而不谈，还是人人按月发奖金，轻易树标兵，有真有假。搞不正之风的人还是不少，有人发大财，别人也就跟着跑，叫做“不捞白不捞”，责任感下降了，还谈什么医德医风呢?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和物质建设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大有进步，但是有些人的精神面貌、道德规范却走向反面，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批评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提倡“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有针对性的。他说是说了，但是有的党员也好，专家也好，还是我行我素。我对走穴呀、红包呀非常反感。我长期不理解为什么过去许多好医生现在变了样?我也反复思量邓小平同志1985年在党的会议上讲“思想文化教育卫生工作都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其所属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为什么不照办呢?后来我才听说有位高位领导曾指示说：卫生工作不给钱，给政策，你们自己创收去!
, 百拇医药
一位领导到一个大医院蹲点，提倡经济承包制，导致提成、创收、滥发奖金等等，单纯用物质刺激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是损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办法，是十几年来医疗卫生陷入混乱的根本原因，全让医务人员负责是不公平的。不过我们做医生护士的也应有点觉悟，不能看人家卖假货，做假宣传，欺人骗钱，你也搞那一套，伸手捞钱，那也就不对了，特别你还是共产党员呢!哪一条党章给你以医谋私的权利，逼得人家给你送红包，你那一点本领从哪来的，为什么当人家危难的时候，你还直接、间接地逼人家给你送钱。共产党员、医学家、青年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想一想，这样能说得过去吗?不管是谁提出的办法，到底是对人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医学科学有好处?对于方针政策，上面应负领导责任，做医生也要负医生的责任。九届人大会议以后，国务院改革了，精简机构了，朱NB342基总理约法三章，五项要求，大家都看了，我很受鼓舞，很受教育，新的卫生部长也表了态，也给予咱们希望，但我们要看行动。我们医务界的问题发生严重十几年了，现在病人要不送红包，做手术不带饮料，就不放心，他看病你给他开三角钱的药，他不爱吃，说这药还能治病啊，药要30元还凑合，300元最好，反正是公费报销，这是什么风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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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我的医德医风还可以，报纸电台也常有报道，其实我不过只是一个合格的医生而已，我还赞成毛主席的又红又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有“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赞成这个提法，我看比“以病人为中心”的提法更全面，当然以病人为中心也没错，我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更全面，更有教育意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没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没错。党员也好，专家也好，年老年轻人一样，咱们要常记在心。周总理讲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有道理的。江泽民同志讲，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是有针对性的，咱们好好结合实际，严格要求，改变观念，端正作风吧。领导也不可轻易封这个人封那个人，树标兵、发奖牌、挂红花，不如把那些事少办点，要尽一切可能大大减轻人民的医药负担，多给群众创造点医疗保健方便。卫生工作，在“文革”以前经常受到中央的关怀与管理，这些年不一样了，领导干部看病都方便，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太多了，急病人之所急，只是口号，看病先拿钱来，而且动则上万，甚至几万。有些医院的医疗工作或多或少是各自为政，各科自有承包要求，互相要钱，专家个人也干个人的，什么住院医师制、三级医师制，都有名无实了，许多工作缺乏实效，我做的手术，我就看病人，别人做的我就不管。我年轻时当过小大夫，后来也当过科主任。科主任要对全科工作负责，各级医生都有自己的医疗、教学、科研分工协作，一心为工作，一心为事业，一心为自己的声誉而努力。当我做实习医生时管15～20张床，做住院医生时管30～40张床，现在一个医生只管3～5张床，每天工作6～8小时，早到晚到自由，病历书写也没有要求，外科大夫只想多做手术，这样你们干10年，不如我们当年干3年的学术收获大。现在大多数医生护士，不值班5点钟回家，到家还能念书?各单位图书馆都不怎么样，不光是咱们这儿，就是医科院的图书馆也退化的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当年那是东亚第一，太可惜了。现在的人事制度，我认为也有不少缺点，按年头升级，将来都是主任医师，又与待遇挂钩，国家负担得起吗?现在专家成堆，医学博士满天飞，就是不会治病，没有真才实学。我这样说会招人反感，但说的是实话，也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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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1999-04-08,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