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与生命伦理学
作者：屈志勤 苏海琼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213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2-0039-04
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人性论都是医学伦理观建立的基础，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古代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是儒家的性善论，西方近代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是西方近代人性论，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因为任何时代的医学家、伦理学家都是在受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医德伦理问题的思考或多或少受当时人文文化的熏陶，而有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烙印。正如西方著名文化学学者兰德曼所说：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是属于人的一部分，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液。”[1]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思考成为当今医学界和伦理学界的热点。而我国医学界和伦理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免不了学习与借鉴当代西方医家和学者的思想与理论。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医学家、伦理学家的思考和实践是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故他们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大发展对其熏陶和影响的痕迹。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同样要把它放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和借鉴，从而不至于在其一些颇为现代和吸引人的字眼中迷失方向。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应建立在科学人性论的基础上，因而科学的人性论教育在任何时候理应成为医学生素质教育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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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传统西方医学伦理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文化是反中世纪神权对人权的压迫、神性对人性的压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故它一反中世纪宗教神学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理需要的现象，而大张旗鼓宣扬人是生物的人、是自保的动物。传统西方伦理文化在如此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它自然而然首先重视和关心的对象是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即它首先关心人生命的保存和身体的健康。再加之近代西方医学受当时自然科学中普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发展受限在生物医学模式上，其倡导的人道主义当然也就带有生物医学模式的特点——重视和关心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的保存和延长。近代西方学者一方面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反对中世纪神对人的束缚，另一方面又高扬理性主义精神反对中世纪神学迷信。近代的西方学者崇尚理性而摒弃非理性，故大部分学者(无论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是唯心主义思想家)都坚持可知论立场，相信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不断进步的。在此文化传统氛围中成长的近代西方伦理文化自然特别关注从理性层面来思考医学的发展和对病人的人道主义。那时的医生们相信医学的发展是无限的，哪怕现在医学不能解决的病症，将来都有救治的希望，故他们在医学上坚持的人道原则是：即使病人膏肓无药救治时，你还应该维持他的生命……如果放弃就意味着不人道。……要争取延长他的生命，哪怕是很短的时间，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应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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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代人文主义传统带有抽象人性论的局限，且理性主义传统又有着机械形而上学思维方向上的不足，这些都给近代西方医学和伦理学带来了许多局限和不足。但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确实曾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同样也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西方医学和伦理学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在医学家们关心人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相信医学科技无限发展理性主义信心的指引和推动下，人类医药事业不断发展——从哈维建立血液循环学说到细胞学说的问世，从研究、探索出生命的基础细胞到解读生命遗传密码，从简单的镇痛药问世到遗传生物工程制剂的出现……。这些西方文化的传统精神和意识值得我们对它好好解读、领会，这对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西方医学传统，从而发展现代医学和医学伦理有很大帮助。我们不能因盲目地追随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而把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科学理性精神丢弃掉，而这恰恰是我们民族传统中较为缺乏，而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文化精神。
2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发展和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相伴而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科学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整体和综合思维的时代。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也在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根本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开始全面地朝理解人、人性和人的需要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最突出地表现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马斯洛提出人有生理、安全、尊重、归属、自我实现等多层次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人有多方面的属性(生物的、社会的、精神的属性)。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仍然属于抽象人性论，因为他没有把个人需要的发展和具体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没有把个人需要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联系起来考查人性和人的需要。这就给他关于人的需要的学说留下一些无法解释的难题，诸如为什么有人会为了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人基本物质需求没有得到基本满足，甚至放弃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去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发展的如此倾向当然也就影响着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发展：从以人生命的生理价值为中心的医学伦理观向全面重视人生命诸方面价值的现代医学伦理观发展。故现代生命伦理学所理解的人不再是片面的只有生理属性和生物性需求的人，而是既有生理属性和需求，又有社会属性和需求的人。故它主张医学既要关注如何推进科技发展来保持和延长人的生命，从而满足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生理需要；更要关注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满足人区别于动物的社会需求、精神需求。总之生命伦理学既重视人生命的数量，更重视人生命的质量；既强调人的生理价值，更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主张生命价值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统一，人的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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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在反理性主义绝对化倾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本身也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因为近代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发展到后期的确有明显绝对主义的倾向，什么都要以理性作裁判，绝对理性成为代替宗教神学的权威裁判所。这种倾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己经演变为一种有害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的绝对主义倾向(如黑格尔绝对主义哲学思想)。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反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倾向，而往往把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放到非常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它取得了颇为瞩目的成果，如它对人的情感、欲望、意志、信念、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及其在人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现代西方文化这种发展方向必然带动传统医学人道主义观念的变动和更新——传统人道主义主要关注如何通过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进步来保存和延长人的生命，而现代医德人道主义更关注科技的发展、理性的进步给人们各方面生活带来的影响。例如现代医德人道主义不得不关注在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给医学伦理提出的新问题：医生治病见物不见人，即医生眼中、心中只有医疗器械，而不了解病人的情感、意愿等精神需求；医生借助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先进的医疗手段同病人接触，同病人的情感交流也随之减少；医药费用的越来越昂贵给人们带来生存和生活压力，以及通过现代医疗手段延长病人的生命带来的人的尊严、选择权、情感、意愿等精神价值受损等等问题。这就是所谓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提出的挑战，和现代医学伦理面临的二难选择。现代医学伦理面临的众多二难选择问题使我们今天的医学和伦理学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是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创造者，更是已有人类文化的受影响者。西方医学界和伦理学界的学者们在思考现代医学科技给医学发展带来的二难问题时，当然不免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而带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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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背景下，关注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核心。如面对生与死的问题，西方存在主义学者海德格尔认为死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人的死总是他自己的死，是绝对不可能由别人来代替的。正因为每个人都要面临只属于他个人自己的死，故人不能不超脱本身以外的一切而关注自己的生(在)，从而领会到他的生的意义——他自己具有独特个性的生命。因此人可以在对死的必然性的领会中醒悟，从而既不执着于过去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又不懦弱地逃避死亡，而是积极地自我谋划和自我设计，以便实现最能体现自己独特的生命存在的各种可能性。这就是海德格尔著名的所谓“先行到死中去”、“为死而在”的观点。以此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础思考生命伦理问题的西方学者普遍持有这样一些看法和见解：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对人们实施人道主义的帮助，重要的不仅仅是帮助人们延长其生命，更重要的是帮助每个人实现其独特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面对生与死的伦理思考，现代西方医道伦理认为，医生不可能帮助病人自由选择死与不死，但医生可以帮助病人自由选择死得有尊严、有价值还是选择死得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因此他们认为医生还有义务帮助病人实现他在死亡上的自由选择，让他们选择一种很有个性的、合乎自己意愿的死亡方式、时间、地点和环境等。这才是医生面对生命消失最人道的做法。因此与关注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现代西方医德人道主义核心相联系，尊重病人的自主决定和自由选择也便成为现代西方医学伦理解决问题的显著倾向。如，《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明确提出：要“尊重我的病人的参与影响他或她的决定的道德权利……帮助我的病人作出与他们的价值和信念一致的选择……即使我不能治愈病人，也总要帮助他们，当死亡不可避免时要帮助我的病人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打算死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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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现代西方人性论，即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普遍比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步的地方是它相对全面地理解人和人的属性，从而避免了近代西方人性论只从人的生理属性来研究人、关注人和重视人的局限，这也便带来了医道伦理的一场革命——生命伦理学的产生。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仍没有摆脱抽象人性论的方向——没有把对人的研究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与社会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而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理论基础仍然是现代西方抽象人性论，这就不可避免使之带有一些局限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他们强调从个人生命价值和意义出发解决医学发展带来的道德二难选择，而面对如何解决个人生命价值和社会整体生命价值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生命价值实现的程度、状况与社会进步程度、状况的关系问题，他们试图引入社会公益论来解决之。而实际上还是不能解决和说明在资本主义两级分化加剧的条件下，个别有钱人生命价值贵重和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第三世界中极贫的劳动群众其生命价值低贱之间的矛盾。又比如，他们倡导以个人的自主决定、自由选择为中心解决生命伦理的一切问题，而面对如何解决自由和必然、自由和法制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人自由选择与他人自由选择、个人自由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他们用自由与责任理论来解决，即谁选择，谁负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理论。而实际上他们仍然没有解决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社会发展状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等诸多很复杂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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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科学的人性论教育，让科学的医德人道主义思想在医学生心中扎根
从我们以上探讨可以看出，要解决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给现代医学伦理带来的众多二难选择问题，还须以科学的人性理论为基础，即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其他人性论显著的区别就是抛弃了西方近代抽象的人性论，而把对人和人性的研究放到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从而得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结论。比如，面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权利等问题，我们将此问题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提出在我们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中，保障人权首先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与此相联系，现阶段，在我们社会医德人道主义关注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保障人民生命的健康。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要关注保障人生命的尊严和精神归宿、人们的自由选择和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等等生命更高的价值、权利。又比如，面对个人对生命的自由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它确实是很个人的事情，但我们每一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任何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他或她自己，故我们的医生在帮助病人作出一些重大抉择时，特别是做出生与死这样重大决定时，还得帮助他们多多考虑周围亲人、朋友和所有与己相关的人的生活及他们的情感和意愿，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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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我们的医学生、未来的医生们进行科学人性论教育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这是他们具有科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特别在医疗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科技的迅速发展给医学的人道服务带来的双面刃作用更趋明显——如果医疗高科技被一些有科学人道精神的医生掌握，会给病人带来真正人道的关怀和服务；而如果医疗高科技被一些不人道的医生或有着非科学人道思想的医生掌握，给病人带来的是更加苦不堪言的“医疗服务”(如病人只见冷冰冰的仪器不见热情的医生，病人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在医院门口却步，病人被医疗后遗症折磨得痛不欲生，病人受医生个人自由选择观念的影响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等等)。当然，我们在对医学生进行人性论教育时，也应引导他们面对林林种种的人性论学说(如我国古代的人性论、西方近现代的人本主义学说)，科学地解读和学习之。因为这既可以开扩其眼界，学习、借鉴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又可以在比较中作出科学选择——选择科学人性论作为自己医道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但是我们更要对医学生进行科学的人性论教育，并教给他们一种识别科学人性论和非科学人性论的方法和原则，从而让科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医学生心中扎根。因为当他们接触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时很容易被其一些颇为时髦和新潮的语句和论调所迷惑，从而在其高唱个性至上、个人绝对自由的喧嚣声中迷失自己的方向。而一旦科学人性论思想在他们心中扎根，他们就掌握了一把判断真伪的钥匙，并能正确地解决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面临的大量医道伦理问题和医德二难选择。如近期发生的四川省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因自作主张放弃新生“龙凤胎”生命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实际上也说明了此医生的科学人道观念淡薄的问题。如果他头脑中有着深刻而科学的人性观，即如果他能把其自主决定和自由选择与别人(特别是婴儿父母)的决定和选择结合起来；如果他能把他自己的自由意愿和社会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结合起来；如果他能把他的自由选择和其应负的道德、法律责任结合起来，那么一切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对医学生的科学人性论教育，使此悲剧今后不再重演。让科学的人性论思想在医学生和医生的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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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铁道部科技司“医学人类学在医疗卫生健康决策中的应用研究”课题中期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屈志勤(1965-)，女，四川省乐山市人，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费城，1974.219.
[2] 埃德蒙.D.彼莱格里诺，戴维.C.托马斯马.为了病人的利益[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206.
收稿日期：2000-07-12, http://www.100md.com
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1213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12-0039-04
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人性论都是医学伦理观建立的基础，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古代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是儒家的性善论，西方近代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是西方近代人性论，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因为任何时代的医学家、伦理学家都是在受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医德伦理问题的思考或多或少受当时人文文化的熏陶，而有其所处时代的文化烙印。正如西方著名文化学学者兰德曼所说：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是属于人的一部分，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液。”[1]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思考成为当今医学界和伦理学界的热点。而我国医学界和伦理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免不了学习与借鉴当代西方医家和学者的思想与理论。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当代西方医学家、伦理学家的思考和实践是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故他们的思考和实践明显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大发展对其熏陶和影响的痕迹。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同样要把它放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和借鉴，从而不至于在其一些颇为现代和吸引人的字眼中迷失方向。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生命伦理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应建立在科学人性论的基础上，因而科学的人性论教育在任何时候理应成为医学生素质教育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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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传统西方医学伦理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文化是反中世纪神权对人权的压迫、神性对人性的压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故它一反中世纪宗教神学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理需要的现象，而大张旗鼓宣扬人是生物的人、是自保的动物。传统西方伦理文化在如此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它自然而然首先重视和关心的对象是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即它首先关心人生命的保存和身体的健康。再加之近代西方医学受当时自然科学中普遍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发展受限在生物医学模式上，其倡导的人道主义当然也就带有生物医学模式的特点——重视和关心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的保存和延长。近代西方学者一方面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反对中世纪神对人的束缚，另一方面又高扬理性主义精神反对中世纪神学迷信。近代的西方学者崇尚理性而摒弃非理性，故大部分学者(无论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是唯心主义思想家)都坚持可知论立场，相信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不断进步的。在此文化传统氛围中成长的近代西方伦理文化自然特别关注从理性层面来思考医学的发展和对病人的人道主义。那时的医生们相信医学的发展是无限的，哪怕现在医学不能解决的病症，将来都有救治的希望，故他们在医学上坚持的人道原则是：即使病人膏肓无药救治时，你还应该维持他的生命……如果放弃就意味着不人道。……要争取延长他的生命，哪怕是很短的时间，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应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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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代人文主义传统带有抽象人性论的局限，且理性主义传统又有着机械形而上学思维方向上的不足，这些都给近代西方医学和伦理学带来了许多局限和不足。但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确实曾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同样也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西方医学和伦理学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在医学家们关心人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相信医学科技无限发展理性主义信心的指引和推动下，人类医药事业不断发展——从哈维建立血液循环学说到细胞学说的问世，从研究、探索出生命的基础细胞到解读生命遗传密码，从简单的镇痛药问世到遗传生物工程制剂的出现……。这些西方文化的传统精神和意识值得我们对它好好解读、领会，这对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西方医学传统，从而发展现代医学和医学伦理有很大帮助。我们不能因盲目地追随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而把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科学理性精神丢弃掉，而这恰恰是我们民族传统中较为缺乏，而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文化精神。
2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生命伦理学的发展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发展和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相伴而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科学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整体和综合思维的时代。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也在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根本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开始全面地朝理解人、人性和人的需要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最突出地表现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马斯洛提出人有生理、安全、尊重、归属、自我实现等多层次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他承认人有多方面的属性(生物的、社会的、精神的属性)。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仍然属于抽象人性论，因为他没有把个人需要的发展和具体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没有把个人需要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联系起来考查人性和人的需要。这就给他关于人的需要的学说留下一些无法解释的难题，诸如为什么有人会为了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有人基本物质需求没有得到基本满足，甚至放弃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去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发展的如此倾向当然也就影响着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发展：从以人生命的生理价值为中心的医学伦理观向全面重视人生命诸方面价值的现代医学伦理观发展。故现代生命伦理学所理解的人不再是片面的只有生理属性和生物性需求的人，而是既有生理属性和需求，又有社会属性和需求的人。故它主张医学既要关注如何推进科技发展来保持和延长人的生命，从而满足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生理需要；更要关注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满足人区别于动物的社会需求、精神需求。总之生命伦理学既重视人生命的数量，更重视人生命的质量；既强调人的生理价值，更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主张生命价值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统一，人的生理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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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在反理性主义绝对化倾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本身也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因为近代西方哲学理性主义发展到后期的确有明显绝对主义的倾向，什么都要以理性作裁判，绝对理性成为代替宗教神学的权威裁判所。这种倾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己经演变为一种有害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的绝对主义倾向(如黑格尔绝对主义哲学思想)。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反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倾向，而往往把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放到非常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它取得了颇为瞩目的成果，如它对人的情感、欲望、意志、信念、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及其在人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现代西方文化这种发展方向必然带动传统医学人道主义观念的变动和更新——传统人道主义主要关注如何通过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进步来保存和延长人的生命，而现代医德人道主义更关注科技的发展、理性的进步给人们各方面生活带来的影响。例如现代医德人道主义不得不关注在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给医学伦理提出的新问题：医生治病见物不见人，即医生眼中、心中只有医疗器械，而不了解病人的情感、意愿等精神需求；医生借助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先进的医疗手段同病人接触，同病人的情感交流也随之减少；医药费用的越来越昂贵给人们带来生存和生活压力，以及通过现代医疗手段延长病人的生命带来的人的尊严、选择权、情感、意愿等精神价值受损等等问题。这就是所谓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提出的挑战，和现代医学伦理面临的二难选择。现代医学伦理面临的众多二难选择问题使我们今天的医学和伦理学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是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创造者，更是已有人类文化的受影响者。西方医学界和伦理学界的学者们在思考现代医学科技给医学发展带来的二难问题时，当然不免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而带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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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背景下，关注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核心。如面对生与死的问题，西方存在主义学者海德格尔认为死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人的死总是他自己的死，是绝对不可能由别人来代替的。正因为每个人都要面临只属于他个人自己的死，故人不能不超脱本身以外的一切而关注自己的生(在)，从而领会到他的生的意义——他自己具有独特个性的生命。因此人可以在对死的必然性的领会中醒悟，从而既不执着于过去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又不懦弱地逃避死亡，而是积极地自我谋划和自我设计，以便实现最能体现自己独特的生命存在的各种可能性。这就是海德格尔著名的所谓“先行到死中去”、“为死而在”的观点。以此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础思考生命伦理问题的西方学者普遍持有这样一些看法和见解：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对人们实施人道主义的帮助，重要的不仅仅是帮助人们延长其生命，更重要的是帮助每个人实现其独特的生命价值和意义。面对生与死的伦理思考，现代西方医道伦理认为，医生不可能帮助病人自由选择死与不死，但医生可以帮助病人自由选择死得有尊严、有价值还是选择死得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因此他们认为医生还有义务帮助病人实现他在死亡上的自由选择，让他们选择一种很有个性的、合乎自己意愿的死亡方式、时间、地点和环境等。这才是医生面对生命消失最人道的做法。因此与关注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现代西方医德人道主义核心相联系，尊重病人的自主决定和自由选择也便成为现代西方医学伦理解决问题的显著倾向。如，《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明确提出：要“尊重我的病人的参与影响他或她的决定的道德权利……帮助我的病人作出与他们的价值和信念一致的选择……即使我不能治愈病人，也总要帮助他们，当死亡不可避免时要帮助我的病人按照他或她自己的打算死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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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现代西方人性论，即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普遍比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步的地方是它相对全面地理解人和人的属性，从而避免了近代西方人性论只从人的生理属性来研究人、关注人和重视人的局限，这也便带来了医道伦理的一场革命——生命伦理学的产生。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仍没有摆脱抽象人性论的方向——没有把对人的研究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与社会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而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理论基础仍然是现代西方抽象人性论，这就不可避免使之带有一些局限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他们强调从个人生命价值和意义出发解决医学发展带来的道德二难选择，而面对如何解决个人生命价值和社会整体生命价值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生命价值实现的程度、状况与社会进步程度、状况的关系问题，他们试图引入社会公益论来解决之。而实际上还是不能解决和说明在资本主义两级分化加剧的条件下，个别有钱人生命价值贵重和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第三世界中极贫的劳动群众其生命价值低贱之间的矛盾。又比如，他们倡导以个人的自主决定、自由选择为中心解决生命伦理的一切问题，而面对如何解决自由和必然、自由和法制的关系问题，以及个人自由选择与他人自由选择、个人自由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他们用自由与责任理论来解决，即谁选择，谁负担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理论。而实际上他们仍然没有解决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社会发展状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等诸多很复杂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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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以上探讨可以看出，要解决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给现代医学伦理带来的众多二难选择问题，还须以科学的人性理论为基础，即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其他人性论显著的区别就是抛弃了西方近代抽象的人性论，而把对人和人性的研究放到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从而得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结论。比如，面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权利等问题，我们将此问题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提出在我们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中，保障人权首先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与此相联系，现阶段，在我们社会医德人道主义关注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保障人民生命的健康。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要关注保障人生命的尊严和精神归宿、人们的自由选择和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等等生命更高的价值、权利。又比如，面对个人对生命的自由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它确实是很个人的事情，但我们每一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的人。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任何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他或她自己，故我们的医生在帮助病人作出一些重大抉择时，特别是做出生与死这样重大决定时，还得帮助他们多多考虑周围亲人、朋友和所有与己相关的人的生活及他们的情感和意愿，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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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我们的医学生、未来的医生们进行科学人性论教育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这是他们具有科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特别在医疗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科技的迅速发展给医学的人道服务带来的双面刃作用更趋明显——如果医疗高科技被一些有科学人道精神的医生掌握，会给病人带来真正人道的关怀和服务；而如果医疗高科技被一些不人道的医生或有着非科学人道思想的医生掌握，给病人带来的是更加苦不堪言的“医疗服务”(如病人只见冷冰冰的仪器不见热情的医生，病人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在医院门口却步，病人被医疗后遗症折磨得痛不欲生，病人受医生个人自由选择观念的影响轻易放弃自己生命等等)。当然，我们在对医学生进行人性论教育时，也应引导他们面对林林种种的人性论学说(如我国古代的人性论、西方近现代的人本主义学说)，科学地解读和学习之。因为这既可以开扩其眼界，学习、借鉴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又可以在比较中作出科学选择——选择科学人性论作为自己医道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但是我们更要对医学生进行科学的人性论教育，并教给他们一种识别科学人性论和非科学人性论的方法和原则，从而让科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医学生心中扎根。因为当他们接触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时很容易被其一些颇为时髦和新潮的语句和论调所迷惑，从而在其高唱个性至上、个人绝对自由的喧嚣声中迷失自己的方向。而一旦科学人性论思想在他们心中扎根，他们就掌握了一把判断真伪的钥匙，并能正确地解决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面临的大量医道伦理问题和医德二难选择。如近期发生的四川省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因自作主张放弃新生“龙凤胎”生命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实际上也说明了此医生的科学人道观念淡薄的问题。如果他头脑中有着深刻而科学的人性观，即如果他能把其自主决定和自由选择与别人(特别是婴儿父母)的决定和选择结合起来；如果他能把他自己的自由意愿和社会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结合起来；如果他能把他的自由选择和其应负的道德、法律责任结合起来，那么一切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通过加强对医学生的科学人性论教育，使此悲剧今后不再重演。让科学的人性论思想在医学生和医生的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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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铁道部科技司“医学人类学在医疗卫生健康决策中的应用研究”课题中期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屈志勤(1965-)，女，四川省乐山市人，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费城，1974.219.
[2] 埃德蒙.D.彼莱格里诺，戴维.C.托马斯马.为了病人的利益[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206.
收稿日期：2000-07-12,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