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内移植：医学的冷静 哲学的忧思
作者：刘泉开
单位：江西医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6
关键词：脑内移植；历程；现状；哲学思考
医学与哲学000403摘要：脑内移植的发展历史从狂热到冷静的过程，说明科学研究必须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过于冒进只能导致失败。我们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同时，脑内移植的研究存在着许多社会和伦理问题有待解决。
中图分类号：R6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4-0007-03
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Calm in Medicine,Anxious in Philosophy
, 百拇医药
LIU Quan-kai
(Jiangxi College of Medicine,Jiangxi,Nanchang,330006,China)
Abstract：Development of 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 show that,scientific research must 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down-to-earth,premature advancement must lead to failure.We should sum up experience,draw the lesson.There are many social and ethical problems in 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
Key Words：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history;status-quo;philosoph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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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曾经对它狂热
在医学的海洋里，“脑内移植”这个专业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不很熟悉，但也并不陌生。因为它已经历了足足一个世纪的漫长路程。真可谓百年沧桑。翻开历史的扉页，历历在目的记载还是在1890年美国生理学家Thompson就首先用猫的大脑皮层组织，移植到狗的大脑皮层内。从此开创了脑内移植的先河。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星星之火”，并未形成燎原之势。此后的半个世纪，虽然也有人亦步亦趋，继承脑内移植的探索，但限于历史条件、认知水平，总的看进展不大。没有在方法上、排异反应上突破，更没有在临床上试用，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里耕作。因此，临床实践仍一片空白，人的脑内移植依然是长期沉睡的处女地。
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借助于荧光组织化学、电子显微镜等进行移植物的实验过程的超微结构的观察；也由于免疫组化、放射显影可以辨认、追踪观察移植的神经元的生长、发育过程；同时放射免疫的开展，又可测定神经递质、神经内分泌激素水平。这些前沿学科的崛起和发展，为临床实施脑内移植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于是，春暖花开。1982年瑞典的Backlund和Olson首次直接用自体肾上腺髓质组织移植至患者脑内治疗帕金森氏病(PD)获得了成功。北欧的脑内移植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一直迷茫的脑内移植研究者们。他们如在广褒的荒原上惊喜地看到一片绿洲，犹如大海中的漂泊者意外地登上一个小岛。人们共享甘甜欢欣雀跃之余，更多的是在争先恐后仿而效之。一时间，地球东西，经纬南北都在为临床的脑内移植而忙碌耕耘，生怕误了“季节”。因而超之若鹜，花样百出。除了上述的手术方法外，更发展了胚胎脑组织移植、组织块移植、细胞浆注射，等等。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脑内移植”这块神奇而希望的原野上挥锄扶锄，火种刀耕。而对治疗的适应症上，亦冲破严格的标准界堤。除了对帕金森氏病外，还扩展至脑外伤后遗症、癫痫、痴呆、脑瘫、中风、糖尿病、席汉氏病、侏儒症，等。这一狂热“抢种”的感染，不单累及大医院的专科，而且甚至“蔓延”至边远的山区医院。在不少人的思维想象中，好似脑内移植能治百病，以为脑移植定能广种丰收。得意的几乎忘形，昏热得几乎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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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逐渐看清：脑内移植并没有捷径可走。当人们看到了不遵循科学之路的脑内移植带来的秋后欠收的景象，才开始感到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深耕细作。
人们经历了希望与失望交替的感受后，才开始从躁动、狂热的心态，转变为冷静的反思。到了90年代初期，脑内移植的持续高温才逐渐降温。转而进入到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临床实践当付出一笔不菲的学费后，而今已从狂热转而平静。
一高一低，一热一冷。正是应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2 现实对它比较求是
脑内移植经过临床狂热期后的阵痛，人们从现实中接受了正反方面的教训，全面地回顾了走过的曲折的路程，开始由热变冷，由狂转静。研究方向由临床移向基础，以基础带动临床；在基础研究中又选择难点作为主攻方向。譬如移植物的存活问题，再生问题等。这是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事物发展的本质。由于认识的深化，因而科学家都比较集中力量去攻克难点，而不急于去做还没有充分把握的临床实践。在基础实验中，虽然有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去分头探索，但都起点较高，伸延广泛，挖掘较深。因为严酷的现实告诉了人们：脑内移植比其他器官移植难度更大，问题更多，而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联结着神经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免疫学、神经病理学、神经放射学、神经内、外科学等的内涵；它涉及基础、临床、病人、供体者；以及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立法等方方面面的网带。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事实求是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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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终于迎来了一个秋收的季节。尽管算不上丰收，脑内移植还远远没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已由知之不多到了知之较多，基本上掌握了脑内移植作用产生的机理。按Bjoklund的概括，它包含：(1)是移植手术本身对宿主脑的非特异性作用，比如移植产生的脑容量增加，脑室扩大，瘢痕形成及局部血脑屏障的开放等影响了宿主脑，使其功能改变；(2)是移植物对宿主脑的营养作用，即释放某些营养物质如NGF、BPFGF等；(3)移植的内分泌效应。即移植物携带的特异神经介质或神经激素在宿主脑内弥散、释放、类似生物活性的“小泵”，不断分泌生物活性物质；(4)形成了了新的功能性突触而发挥新的作用。
基础研究动物身上脑内移植的成果，奠定了临床移植的可行性，同时也增强了临床实践的信心。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动物不等于人，实验室也不是手术室。有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大脑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可塑性，成人的大脑更是如此。尽管说，现在已有学者证明，胚胎脑神经细胞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和抗原性低的特点，移植后可以生长、增殖和有分泌功能；尽管说主管记忆和学习功能的成人大脑的“河马区”的神经细胞已经有报道具有再生能力；尽管说近年的研究表明，动物的脑中含有一种原始的胚胎干细胞，如果将其移植到有病变的脑中，这类细胞可以逐渐分化，进而替换受损伤的脑细胞，构建起新的神经网络。但人的中枢神经细胞的再生问题，多数学者仍皆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和留有余地的看法。脑移植物毕竟是“外来妹”，它本身难免有“水土不服”，况且大脑亦有“排外思想”，具有天然的免疫排斥性。过去认为大脑是免疫特惠区，是免疫豁免(Privileged immunological)器官，现在却来了一个否定。这无疑对脑内移植物的整合生长增加了风险。关于神经细胞的再生，虽说胜利在望，但并不等于胜利在握。因为不少实验也证明，移植的神经元大部分轴突都形成夭折性再生(abortive regenelation)。真是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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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物能否在宿主脑发挥其功能，长期起到治疗作用，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春种总希望秋收。但从长远观察其治疗效果来看，并不令人乐观。像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脑内移植治疗帕金森病为例，当用显微外科技术作自体肾上腺髓质脑内移植后作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检查，虽显示了纹状体中的多巴胺含量增加，但也有的证明难以重复。
上面罗列的肯定与否定，正与反，成功与失败，基础与临床，动物与人，实验室与手术室等方方面面有关脑内移植的概况，启迪了我们对脑内移植的成绩，要有一个求实的态度。它远没有达到举杯庆贺的时刻。虽然未来不是梦，但圆梦的日子还是相当遥远。只有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会有攀登的成功。
3 哲学对它表示忧虑
脑内移植经历了漫长的路程，沐浴了风风雨雨，虽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总的说来不似其他器官移植战果辉煌。探其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除了移植技术及移植物的整合、存活、再生、功能等关键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外，不能回避的脑内移植关系到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立法等各方面的问题也较多。有时，就不能不去用心对待来自前进中的意见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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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肾移植、肝移植，无论供体与受体，只要愿意和适合，一般均可一路绿灯，手术后也不会留下牵连到伦理、社会学等难解的悬题。人脑移植则否。尽管说有人还仅在狗头、猴头上做实验性移植研究，但已经意见纷纭，争议得沸沸扬扬。甚至有的早就提出黄牌警告，认为头颅移植是“泯灭人性和亵渎道德的行为。”负面的评论与不乐观的预测就像抛来的石块。甚至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愿意体、脑分家?如作人脑移植，谁又愿意成为施者?这个包容张三的大脑和李四的躯体的组合创造的“新人”，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所以全脑移植至今仍被视为仅是科幻小说的产物，茶余饭后的天方夜谭。它不太可能像肾、心移植那样成为现实。因为它牵连的问题太多、太复杂。而哲学伦理学中的问题，就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再如临床应用较多的胚胎脑组织，也有人对此做法提出“保卫生存权利”的抗议。批评不能把幼弱的生命摧残在得不偿失的动机里。纵使说用胚胎脑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取得了部分疗效，但也很难指望它大范围地普及，因为一个病人所需的健康脑细胞必须从至少15个死胎中及时提取，然后再立即移植。病人的痛楚与胎儿的生命，常牵动着哲学家的心肌的抽搐。
, 百拇医药
近来，脑科研究者报道一个新发现，动物的脑中含有一种原始的胚胎主细胞。这类细胞可以逐渐分化，进而可替换受损的脑细胞而重获功能。无独有偶。瑞典的Fred Gage等亦发现：人类大脑的“河马区”(主管记忆与学习功能的分区)的神经细胞有再生能力。科学家甚至预言：终于会有一天，植入大脑主细胞、修复大脑的各类受损功能，改变人的大脑的可塑性，医治大部分脑的疾患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科学家们憧憬这绚丽的一缕曙光时，哲学的疑虑又接踵而来了。有的便坦率提出：这种大脑主细胞的植入会否导致记忆功能的变化?新来的“闯入者”们会不会误导或删改旧的、原有的记忆?它们又会不会随身附带外来的信息?
谁能说哲学的忧虑是多余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在矛盾中生长，在矛盾中发展。脑内移植依然荆棘丛丛，矛盾重重。需要我们辨别其中的虚虚实实，填补其中的坑坑洼洼。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智慧，也需要我们的毅力和正确的心态。
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 百拇医药
作者简介：刘泉开(1932～)，男，江西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江西省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全国委员。
参考文献：
[1]王建刚，吴承运，苏万东，等.脑内移植研究进展[J].中华器官移植杂志，1999，3：187.
[2]吴承运.脑内移植[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3]Backlund E O,Granberg,Poknutsson E,et al.Transplantation of adrenal medullary tissue to striatum in parkimsonism[J].J Neurosury,1985,62:169.
[4]高 芳,编译.我能拥有一个全新的大脑吗?[N].南方周末，1999-11-12.
收稿日期：2000-01-19, 百拇医药
单位：江西医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6
关键词：脑内移植；历程；现状；哲学思考
医学与哲学000403摘要：脑内移植的发展历史从狂热到冷静的过程，说明科学研究必须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过于冒进只能导致失败。我们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同时，脑内移植的研究存在着许多社会和伦理问题有待解决。
中图分类号：R6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4-0007-03
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Calm in Medicine,Anxious in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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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Quan-kai
(Jiangxi College of Medicine,Jiangxi,Nanchang,330006,China)
Abstract：Development of 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 show that,scientific research must 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down-to-earth,premature advancement must lead to failure.We should sum up experience,draw the lesson.There are many social and ethical problems in 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
Key Words：intracerebral transplantation;history;status-quo;philosoph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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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曾经对它狂热
在医学的海洋里，“脑内移植”这个专业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不很熟悉，但也并不陌生。因为它已经历了足足一个世纪的漫长路程。真可谓百年沧桑。翻开历史的扉页，历历在目的记载还是在1890年美国生理学家Thompson就首先用猫的大脑皮层组织，移植到狗的大脑皮层内。从此开创了脑内移植的先河。然而，好景不长。这一“星星之火”，并未形成燎原之势。此后的半个世纪，虽然也有人亦步亦趋，继承脑内移植的探索，但限于历史条件、认知水平，总的看进展不大。没有在方法上、排异反应上突破，更没有在临床上试用，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里耕作。因此，临床实践仍一片空白，人的脑内移植依然是长期沉睡的处女地。
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借助于荧光组织化学、电子显微镜等进行移植物的实验过程的超微结构的观察；也由于免疫组化、放射显影可以辨认、追踪观察移植的神经元的生长、发育过程；同时放射免疫的开展，又可测定神经递质、神经内分泌激素水平。这些前沿学科的崛起和发展，为临床实施脑内移植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于是，春暖花开。1982年瑞典的Backlund和Olson首次直接用自体肾上腺髓质组织移植至患者脑内治疗帕金森氏病(PD)获得了成功。北欧的脑内移植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一直迷茫的脑内移植研究者们。他们如在广褒的荒原上惊喜地看到一片绿洲，犹如大海中的漂泊者意外地登上一个小岛。人们共享甘甜欢欣雀跃之余，更多的是在争先恐后仿而效之。一时间，地球东西，经纬南北都在为临床的脑内移植而忙碌耕耘，生怕误了“季节”。因而超之若鹜，花样百出。除了上述的手术方法外，更发展了胚胎脑组织移植、组织块移植、细胞浆注射，等等。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脑内移植”这块神奇而希望的原野上挥锄扶锄，火种刀耕。而对治疗的适应症上，亦冲破严格的标准界堤。除了对帕金森氏病外，还扩展至脑外伤后遗症、癫痫、痴呆、脑瘫、中风、糖尿病、席汉氏病、侏儒症，等。这一狂热“抢种”的感染，不单累及大医院的专科，而且甚至“蔓延”至边远的山区医院。在不少人的思维想象中，好似脑内移植能治百病，以为脑移植定能广种丰收。得意的几乎忘形，昏热得几乎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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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逐渐看清：脑内移植并没有捷径可走。当人们看到了不遵循科学之路的脑内移植带来的秋后欠收的景象，才开始感到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深耕细作。
人们经历了希望与失望交替的感受后，才开始从躁动、狂热的心态，转变为冷静的反思。到了90年代初期，脑内移植的持续高温才逐渐降温。转而进入到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临床实践当付出一笔不菲的学费后，而今已从狂热转而平静。
一高一低，一热一冷。正是应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2 现实对它比较求是
脑内移植经过临床狂热期后的阵痛，人们从现实中接受了正反方面的教训，全面地回顾了走过的曲折的路程，开始由热变冷，由狂转静。研究方向由临床移向基础，以基础带动临床；在基础研究中又选择难点作为主攻方向。譬如移植物的存活问题，再生问题等。这是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事物发展的本质。由于认识的深化，因而科学家都比较集中力量去攻克难点，而不急于去做还没有充分把握的临床实践。在基础实验中，虽然有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去分头探索，但都起点较高，伸延广泛，挖掘较深。因为严酷的现实告诉了人们：脑内移植比其他器官移植难度更大，问题更多，而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联结着神经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免疫学、神经病理学、神经放射学、神经内、外科学等的内涵；它涉及基础、临床、病人、供体者；以及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立法等方方面面的网带。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事实求是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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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终于迎来了一个秋收的季节。尽管算不上丰收，脑内移植还远远没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已由知之不多到了知之较多，基本上掌握了脑内移植作用产生的机理。按Bjoklund的概括，它包含：(1)是移植手术本身对宿主脑的非特异性作用，比如移植产生的脑容量增加，脑室扩大，瘢痕形成及局部血脑屏障的开放等影响了宿主脑，使其功能改变；(2)是移植物对宿主脑的营养作用，即释放某些营养物质如NGF、BPFGF等；(3)移植的内分泌效应。即移植物携带的特异神经介质或神经激素在宿主脑内弥散、释放、类似生物活性的“小泵”，不断分泌生物活性物质；(4)形成了了新的功能性突触而发挥新的作用。
基础研究动物身上脑内移植的成果，奠定了临床移植的可行性，同时也增强了临床实践的信心。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动物不等于人，实验室也不是手术室。有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大脑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可塑性，成人的大脑更是如此。尽管说，现在已有学者证明，胚胎脑神经细胞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和抗原性低的特点，移植后可以生长、增殖和有分泌功能；尽管说主管记忆和学习功能的成人大脑的“河马区”的神经细胞已经有报道具有再生能力；尽管说近年的研究表明，动物的脑中含有一种原始的胚胎干细胞，如果将其移植到有病变的脑中，这类细胞可以逐渐分化，进而替换受损伤的脑细胞，构建起新的神经网络。但人的中枢神经细胞的再生问题，多数学者仍皆持比较慎重的态度和留有余地的看法。脑移植物毕竟是“外来妹”，它本身难免有“水土不服”，况且大脑亦有“排外思想”，具有天然的免疫排斥性。过去认为大脑是免疫特惠区，是免疫豁免(Privileged immunological)器官，现在却来了一个否定。这无疑对脑内移植物的整合生长增加了风险。关于神经细胞的再生，虽说胜利在望，但并不等于胜利在握。因为不少实验也证明，移植的神经元大部分轴突都形成夭折性再生(abortive regenelation)。真是好事多磨。
, http://www.100md.com
移植物能否在宿主脑发挥其功能，长期起到治疗作用，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春种总希望秋收。但从长远观察其治疗效果来看，并不令人乐观。像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脑内移植治疗帕金森病为例，当用显微外科技术作自体肾上腺髓质脑内移植后作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检查，虽显示了纹状体中的多巴胺含量增加，但也有的证明难以重复。
上面罗列的肯定与否定，正与反，成功与失败，基础与临床，动物与人，实验室与手术室等方方面面有关脑内移植的概况，启迪了我们对脑内移植的成绩，要有一个求实的态度。它远没有达到举杯庆贺的时刻。虽然未来不是梦，但圆梦的日子还是相当遥远。只有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才会有攀登的成功。
3 哲学对它表示忧虑
脑内移植经历了漫长的路程，沐浴了风风雨雨，虽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总的说来不似其他器官移植战果辉煌。探其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除了移植技术及移植物的整合、存活、再生、功能等关键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外，不能回避的脑内移植关系到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立法等各方面的问题也较多。有时，就不能不去用心对待来自前进中的意见与压力。
, http://www.100md.com
譬如肾移植、肝移植，无论供体与受体，只要愿意和适合，一般均可一路绿灯，手术后也不会留下牵连到伦理、社会学等难解的悬题。人脑移植则否。尽管说有人还仅在狗头、猴头上做实验性移植研究，但已经意见纷纭，争议得沸沸扬扬。甚至有的早就提出黄牌警告，认为头颅移植是“泯灭人性和亵渎道德的行为。”负面的评论与不乐观的预测就像抛来的石块。甚至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愿意体、脑分家?如作人脑移植，谁又愿意成为施者?这个包容张三的大脑和李四的躯体的组合创造的“新人”，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所以全脑移植至今仍被视为仅是科幻小说的产物，茶余饭后的天方夜谭。它不太可能像肾、心移植那样成为现实。因为它牵连的问题太多、太复杂。而哲学伦理学中的问题，就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再如临床应用较多的胚胎脑组织，也有人对此做法提出“保卫生存权利”的抗议。批评不能把幼弱的生命摧残在得不偿失的动机里。纵使说用胚胎脑细胞治疗帕金森病取得了部分疗效，但也很难指望它大范围地普及，因为一个病人所需的健康脑细胞必须从至少15个死胎中及时提取，然后再立即移植。病人的痛楚与胎儿的生命，常牵动着哲学家的心肌的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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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脑科研究者报道一个新发现，动物的脑中含有一种原始的胚胎主细胞。这类细胞可以逐渐分化，进而可替换受损的脑细胞而重获功能。无独有偶。瑞典的Fred Gage等亦发现：人类大脑的“河马区”(主管记忆与学习功能的分区)的神经细胞有再生能力。科学家甚至预言：终于会有一天，植入大脑主细胞、修复大脑的各类受损功能，改变人的大脑的可塑性，医治大部分脑的疾患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科学家们憧憬这绚丽的一缕曙光时，哲学的疑虑又接踵而来了。有的便坦率提出：这种大脑主细胞的植入会否导致记忆功能的变化?新来的“闯入者”们会不会误导或删改旧的、原有的记忆?它们又会不会随身附带外来的信息?
谁能说哲学的忧虑是多余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在矛盾中生长，在矛盾中发展。脑内移植依然荆棘丛丛，矛盾重重。需要我们辨别其中的虚虚实实，填补其中的坑坑洼洼。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智慧，也需要我们的毅力和正确的心态。
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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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泉开(1932～)，男，江西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江西省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全国委员。
参考文献：
[1]王建刚，吴承运，苏万东，等.脑内移植研究进展[J].中华器官移植杂志，1999，3：187.
[2]吴承运.脑内移植[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3]Backlund E O,Granberg,Poknutsson E,et al.Transplantation of adrenal medullary tissue to striatum in parkimsonism[J].J Neurosury,1985,62:169.
[4]高 芳,编译.我能拥有一个全新的大脑吗?[N].南方周末，1999-11-12.
收稿日期：2000-01-19,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