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开业之后，中医团体首长不是丁仲英老师，便是谢利恒老师，两位老师对我，都另眼相看。他俩当会长，必然要我当秘书主任。而医界团体，除了领取开业执照，最忙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各会员医生纷纷发生讼案。两位老师都以为我早年随从姚公鹤老师，襄助他办理“法权讲习所”，抄写油印讲义多年，对法律问题知之甚稔。其实法律的范围甚广，我知道的很少，但是由于经手的讼案都告胜诉，因此他们认为我对法律研究有素。而且当时有一位老医生蔡清平，每逢一件事，便分为上、中、下三策，必要思前想后，预测到后果如何；对我拟的稿，他都经过慎重推敲，说出这件事的后果会如何如何；常常为我的稿件修改三五个字，结果皆不出他的所料。因此，人称蔡先生为“老诸葛”，而为我起了个外号叫“小诸葛”。后来江湾有一位教员出身后改行当医生的蒋君，动笔很快，但是他每做一件事，总要借此从中渔利，我和蔡老先生见他乐于处理这些事，便袖手不管了。

    但是有一件讼案我们又参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