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篇认知日记（3）
眼科主任说，化疗的副作用多厉害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免疫造血泌尿系统全部受破坏
，眼睛这样就算是很正常了。
还有什么科室可去？
SARS期间的医院，导诊台有口罩卖。外面可是紧俏脱销货。我一次就买了四个。好像
是上世纪70年代的劳保用品，很厚，非常结实。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纱布口罩了，我都忘了
应该怎样戴，上面两条带子该绑在后脑勺，还是挂在耳朵根儿？好歹胡乱绑紧了。可是太安
全了，透不过气来。医院窗门大大敞开，绝大多数人弃电梯爬楼梯。我试了一回，戴着
厚厚的口罩，爬上五楼，气被口罩所阻出不来，口罩靠嘴巴一面全湿了。我索性扯下口罩
，以后看病再也不戴，电梯照乘。
照过肺，看过心，肝胆胰腺也彩超了两次。不记得验血验过几次。连神经外科都去过，让专家摸摸后脑勺豌豆大的小包块是不是罪魁祸首。
要排查的都查过了。找不到病在哪里。
我没有什么可抑郁的，无牵无挂，无须朝九晚五职场打拼，不必背井离乡讨生活，不用给儿
女攒钱积富。深知《红楼梦》“好了歌”世事洞明，懂得名不必争争也白争，利无须夺财富
自有定数。小康生活着实滋润，国土安全，盛世太平，摸着良心敢说知足，回首一生敢说问
心无愧。真的真的不抑郁。
但是，为什么活得越来越没有滋味？为什么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为什么越来越消瘦枯干？为什么越来越厌恶自己的一切？
3月下旬，情况恶化。梦里是跟死去的人说话，睁开眼睛是死去的人在跟我说话。总有声音……不，那是一种无声的声音在问我，那声音不知发自哪里，它无处不在，它不停地问问问!它问我：干吗要活下去？干吗要活？你不是不怕死吗？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死有什么不好？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要选择去死吗？你能想出原因吗？你知道怎么死不痛苦吗？你知道怎么
死不会吓着别人吗？你知道怎么死才干脆利索吗？
我的脑子很累很累。我的身体疲惫残钝。我要花移山填海的气力把自己从这些声音中撕扯出
来，我要从碗口大的古井里把自己打捞出来，我是一条被“百慕大”黑洞吸住咬紧的木船……
柏林一家大学医院，对一百三十名患者进行了调查，这些病人因睡眠问题、消化问题、四肢
疼痛或性
障碍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其中10%实际患有抑郁症；但只有一半人被诊断出抑郁症，只有
三分之一的人得到过心理医生的治疗。
作为心理学家的格温多琳在书中说，她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从来没想到或相
信过药物治疗。正因为她是心理学专业人士，所以她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自己的“正常心态”，并一周两次、一次两小时接受心理治疗师治疗，清理混乱的思绪，学习如何对付绝望。
待到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的精神病医生指出，她确实是患上了抑郁症，应该服用抗抑郁药物
时，格温多琳双手捧头而哭，感到自己失败极了。
格温多琳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抑郁症病人面对确诊时的抗拒心理，感叹：人们往往都把患有
精神疾病看做一种耻辱。如果让人们心中对于精神诊疗的恐惧和无知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成
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我引用这位新西兰心理学家的叙述时，脑子总是走神，我忍不住要拿新西兰人和我们中国人
做比较。
新西兰的人口包袱、历史包袱比我们中国轻，想必社会医疗福利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的抑
郁症患者的确诊率肯定会比我们高，抑郁症病人的社会处境也会比我们强，但是，他们对抑
郁症的误解和恐惧如此之大，那么中国人怎样呢？这个问题我想不下去。
目前我没有能力去寻找答案，也没有勇气面对全中国这个层面的现状。可我担心我们的未来。
我渴盼有知识有勇气的社会精英关注中国人的精神疾患。
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不断遭遇大痛苦大患难大*，几辈人连着经受水深火热内忧外
辱置死地而后生，我们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老曾祖父一代、老老曾祖一代，哪一代人有
过国富民强的太平日子？哪一代人不是从血泪争战死伤堆里爬出来的？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积累着太多的恐惧记忆，有着太多的仇怨抑郁，有着太多的绝望悲愤，有着太多未曾清理治, 百拇医药
，眼睛这样就算是很正常了。
还有什么科室可去？
SARS期间的医院，导诊台有口罩卖。外面可是紧俏脱销货。我一次就买了四个。好像
是上世纪70年代的劳保用品，很厚，非常结实。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纱布口罩了，我都忘了
应该怎样戴，上面两条带子该绑在后脑勺，还是挂在耳朵根儿？好歹胡乱绑紧了。可是太安
全了，透不过气来。医院窗门大大敞开，绝大多数人弃电梯爬楼梯。我试了一回，戴着
厚厚的口罩，爬上五楼，气被口罩所阻出不来，口罩靠嘴巴一面全湿了。我索性扯下口罩
，以后看病再也不戴，电梯照乘。
照过肺，看过心，肝胆胰腺也彩超了两次。不记得验血验过几次。连神经外科都去过，让专家摸摸后脑勺豌豆大的小包块是不是罪魁祸首。
要排查的都查过了。找不到病在哪里。
我没有什么可抑郁的，无牵无挂，无须朝九晚五职场打拼，不必背井离乡讨生活，不用给儿
女攒钱积富。深知《红楼梦》“好了歌”世事洞明，懂得名不必争争也白争，利无须夺财富
自有定数。小康生活着实滋润，国土安全，盛世太平，摸着良心敢说知足，回首一生敢说问
心无愧。真的真的不抑郁。
但是，为什么活得越来越没有滋味？为什么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为什么越来越消瘦枯干？为什么越来越厌恶自己的一切？
3月下旬，情况恶化。梦里是跟死去的人说话，睁开眼睛是死去的人在跟我说话。总有声音……不，那是一种无声的声音在问我，那声音不知发自哪里，它无处不在，它不停地问问问!它问我：干吗要活下去？干吗要活？你不是不怕死吗？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死有什么不好？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要选择去死吗？你能想出原因吗？你知道怎么死不痛苦吗？你知道怎么
死不会吓着别人吗？你知道怎么死才干脆利索吗？
我的脑子很累很累。我的身体疲惫残钝。我要花移山填海的气力把自己从这些声音中撕扯出
来，我要从碗口大的古井里把自己打捞出来，我是一条被“百慕大”黑洞吸住咬紧的木船……
柏林一家大学医院，对一百三十名患者进行了调查，这些病人因睡眠问题、消化问题、四肢
疼痛或性
障碍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其中10%实际患有抑郁症；但只有一半人被诊断出抑郁症，只有
三分之一的人得到过心理医生的治疗。
作为心理学家的格温多琳在书中说，她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从来没想到或相
信过药物治疗。正因为她是心理学专业人士，所以她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自己的“正常心态”，并一周两次、一次两小时接受心理治疗师治疗，清理混乱的思绪，学习如何对付绝望。
待到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的精神病医生指出，她确实是患上了抑郁症，应该服用抗抑郁药物
时，格温多琳双手捧头而哭，感到自己失败极了。
格温多琳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抑郁症病人面对确诊时的抗拒心理，感叹：人们往往都把患有
精神疾病看做一种耻辱。如果让人们心中对于精神诊疗的恐惧和无知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成
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我引用这位新西兰心理学家的叙述时，脑子总是走神，我忍不住要拿新西兰人和我们中国人
做比较。
新西兰的人口包袱、历史包袱比我们中国轻，想必社会医疗福利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的抑
郁症患者的确诊率肯定会比我们高，抑郁症病人的社会处境也会比我们强，但是，他们对抑
郁症的误解和恐惧如此之大，那么中国人怎样呢？这个问题我想不下去。
目前我没有能力去寻找答案，也没有勇气面对全中国这个层面的现状。可我担心我们的未来。
我渴盼有知识有勇气的社会精英关注中国人的精神疾患。
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不断遭遇大痛苦大患难大*，几辈人连着经受水深火热内忧外
辱置死地而后生，我们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老曾祖父一代、老老曾祖一代，哪一代人有
过国富民强的太平日子？哪一代人不是从血泪争战死伤堆里爬出来的？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积累着太多的恐惧记忆，有着太多的仇怨抑郁，有着太多的绝望悲愤，有着太多未曾清理治,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