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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难道一切都只是为了“求报偿”?(1)
http://www.100md.com 2009年6月25日 食殇
     按照朱伯伯的建议,虽然我们只向法院提出了三十余万人民币的人身损害赔偿金,我居然成了此次事件中“索赔金额”最高的受害者。

    即使法院最后判定我胜诉,这区区三十余万的人民币不但根本不能抵销我患病以来造成的种种经济损失,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后遗症,在我的起诉内容中,我根本也还没有提及。再说,即便胜诉,也不见得能够按照我们要求的赔偿额得到足额赔偿。

    我只愿意以国内居民的标准在中国的法律范围内讨回应有的公道。

    无疑,我成了百般推卸责任的蜀国演义要集中火力“打击消灭”的诉讼对手。

    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和家人目瞪口呆,也让一直相信我们能够讨回公道的亲友们无法相信。

    2007年1月下旬,我们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我的案子将与2007年2月1日在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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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代理律师朱伯伯以及他的助手一行三人在开庭前两天到达了北京,谢律师亲自到机场迎接了我们。

    在第一次开庭前的两天时间里,谢律师安排我和集体维权的其中十多位患者在谢律师的律师事务所见了一次面。

    病友们在大病初愈之后大多数都必须重新面对生活秩序的调整,打官司并非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如此影响巨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害者,也必须耐下性子整理起诉所必须的相关证据。

    国内的《消法》并不能让受害者们因此“发财”,也没有“重重惩戒肇事商家”的相关法令,更多的受害者们之所以愿意挤出时间打官司,原因只是在索赔的过程里受到了蜀国演义的刁难和羞辱。由于相关法规的限制,好几位患者对蜀国演义餐厅所提出的赔偿金要求仅仅是一两万人民币。

    我经历过繁琐的证据整理过程,我非常清楚谢律师和所有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们想要为这个拥有二十多人的“维权集体”讨响应得的公道必须付出多大的时间和精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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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谢律师自己本身和我们一样,她也还是个大病未愈的患者。她要整理二十多份诉讼文件,要和二十多位受害者保持沟通联系,这样的工作量不难想象,就连一个健康人也难以做到。

    我想,是她心里的正义感支撑着她。和大家见面后,我很强烈地感受到“集体维权”的不易和谢律师在其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这个看来文弱安静的温州姑娘显然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批受害者们公认的最合适的维权领袖。

    我和代理律师的到达吸引了大批的媒体记者,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法制报导》节目也派出了资深记者李瑾洁前来做专题采访。

    这位年轻的女记者曾经跑遍大江南北,采访过许多重大事件,言谈举止间,新闻人视“扒粪”为职业荣耀的正义感流露无遗。她见了面就鼓励我,告诉我这个官司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赢。

    近年的中国,有职业道德的记者依然在尽自己所能地揭露和报导一些社会阴暗面。但通常这些有良知的记者要冒很大的险,也要面对地方保护主义者设置的种种阻挠,有时候甚至会受到严重人身伤害。

    但无论如何,我总算见到了最能够代表官方态度的CCTV,如此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CCTV能够关注此事,说明政府高层还是希望妥善解决这个事件。

    对福寿螺事件受害者们保持高度同情心的的李记者告诉我和谢律师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