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第 二 次 开 庭（1）
比我晚起诉的几位受害者都已经在我的案子正式开庭之前分别得到了一审判决结果。这几位“证据非常充足”的病友每人都只得到了一两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有一位病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他写了首打油诗：
害人福寿螺，撂倒人一拨。才赔九千多，冤屈向谁说!
距离2007年2月1日仅限于证据交换的“第一次开庭”，时隔整整五个多月之后，我接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我被告知我起诉蜀国演义的案子将于2007年7月10日迎来真正的第一次开庭。
考虑到朱伯伯年事已高，为了我的案子多次来回广州和北京实在不是件很妥当的事情，朱伯伯在北京和为二十多位受害者维权的谢律师见过面，他对谢律师的律师才能赞不绝口。经商量之后，我转而委托更加熟悉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谢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160多位受害者中仅有20多位向法院起诉，正如蜀国演义方面清楚的那样，一旦走上司法途径，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面，受害者们维权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胜诉后能够得到的赔偿，而且即便胜诉，到执行赔偿又有很长的时间。并不是每一位受害者都能够承受因此而导致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成本。
, http://www.100md.com
但这个官司对于我来说，意义不仅仅是我个人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得到公道，我知道因为我的“代表性”，我应该把这官司坚持下去。
在即将前往北京出庭的时候，我同时接到了广州《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要给我做人物专访的要求。
广州媒体依然对我的维权历程充满兴趣，广州两家媒体对我的人物专访只能说明了媒体朋友对社会正义的支持。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里分别与《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的四位记者见了面。我向到场的记者朋友们表达了我想要“打假”的想法。
我个人的所谓“传奇经历”让媒体的朋友们觉得我身上有一些常人所没有的特性，他们给我冠上了各种“头衔”，诸如“中国著名民间志愿者”这样的充满善意和鼓励的称呼。这让我汗颜无比，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想这种使命感来自于人类的善良本性。我更加像是一个自由骑士式的“独立个体”，正因如此，我的种种举动被我的朋友们视为是“唐吉坷德”式行为。
, http://www.100md.com
我很清楚，司法公正有赖于媒体的监督，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是司法程序公开化的要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传媒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就在7月10日我的官司开庭前一天，《羊城晚报》率先刊出了整整半个版面的专访文章“杨仿仿：被‘福寿螺’改变的人生”。
但广州媒体的支持对于北京来说还是有些太遥远了。此时大多数北京的媒体似乎已经对福寿螺事件“不感兴趣”!
我的台湾证人苏爱玲小姐在7月9日从高雄飞往澳门转机前来北京，专程为我的官司出庭作证。
她来北京的那天下午突然下起了大冰雹。盛夏的北京城，天空中一片乌黑，我和北京的朋友在前往机场接机的路上几乎是用比走路还慢的车速在能见度极低的道路上行走。车窗外狂风暴雨夹杂着硕大的冰雹砸在车上叮叮咚咚直响。我想，《窦娥冤》里的六月飞雪也不过如此吧？隐隐地心里有些不祥的感觉。
苏小姐搭乘的班机在北京上空无法降落而转飞天津，而在天津等候飞回北京时，所有乘客都没有被允许下飞机休息，足足在飞机上坐等了七八个小时。一大早从高雄起飞的她直到当晚十一点钟才重新飞抵北京。, http://www.100md.com
害人福寿螺，撂倒人一拨。才赔九千多，冤屈向谁说!
距离2007年2月1日仅限于证据交换的“第一次开庭”，时隔整整五个多月之后，我接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我被告知我起诉蜀国演义的案子将于2007年7月10日迎来真正的第一次开庭。
考虑到朱伯伯年事已高，为了我的案子多次来回广州和北京实在不是件很妥当的事情，朱伯伯在北京和为二十多位受害者维权的谢律师见过面，他对谢律师的律师才能赞不绝口。经商量之后，我转而委托更加熟悉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谢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160多位受害者中仅有20多位向法院起诉，正如蜀国演义方面清楚的那样，一旦走上司法途径，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面，受害者们维权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胜诉后能够得到的赔偿，而且即便胜诉，到执行赔偿又有很长的时间。并不是每一位受害者都能够承受因此而导致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成本。
, http://www.100md.com
但这个官司对于我来说，意义不仅仅是我个人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得到公道，我知道因为我的“代表性”，我应该把这官司坚持下去。
在即将前往北京出庭的时候，我同时接到了广州《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要给我做人物专访的要求。
广州媒体依然对我的维权历程充满兴趣，广州两家媒体对我的人物专访只能说明了媒体朋友对社会正义的支持。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里分别与《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的四位记者见了面。我向到场的记者朋友们表达了我想要“打假”的想法。
我个人的所谓“传奇经历”让媒体的朋友们觉得我身上有一些常人所没有的特性，他们给我冠上了各种“头衔”，诸如“中国著名民间志愿者”这样的充满善意和鼓励的称呼。这让我汗颜无比，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我想这种使命感来自于人类的善良本性。我更加像是一个自由骑士式的“独立个体”，正因如此，我的种种举动被我的朋友们视为是“唐吉坷德”式行为。
, http://www.100md.com
我很清楚，司法公正有赖于媒体的监督，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是司法程序公开化的要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传媒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就在7月10日我的官司开庭前一天，《羊城晚报》率先刊出了整整半个版面的专访文章“杨仿仿：被‘福寿螺’改变的人生”。
但广州媒体的支持对于北京来说还是有些太遥远了。此时大多数北京的媒体似乎已经对福寿螺事件“不感兴趣”!
我的台湾证人苏爱玲小姐在7月9日从高雄飞往澳门转机前来北京，专程为我的官司出庭作证。
她来北京的那天下午突然下起了大冰雹。盛夏的北京城，天空中一片乌黑，我和北京的朋友在前往机场接机的路上几乎是用比走路还慢的车速在能见度极低的道路上行走。车窗外狂风暴雨夹杂着硕大的冰雹砸在车上叮叮咚咚直响。我想，《窦娥冤》里的六月飞雪也不过如此吧？隐隐地心里有些不祥的感觉。
苏小姐搭乘的班机在北京上空无法降落而转飞天津，而在天津等候飞回北京时，所有乘客都没有被允许下飞机休息，足足在飞机上坐等了七八个小时。一大早从高雄起飞的她直到当晚十一点钟才重新飞抵北京。,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