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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治愈未来：数字困境的全球解决方案

    作者：(美)安德鲁·基恩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3-01

    ISBN：978-7-5133-3419-8

    3目录

    CONTENTS

    前言 众联网

    引言 天下无新事

    第一章 莫尔定律

    自主权

    摩尔定律

    信息就在地图里

    “人性”一词正流行

    第二章 治愈未来的五大对策

    测试版世界

    博斯维克的五点对策

    组合战略

    第三章 出了什么问题

    城镇边缘的黑暗

    怀念未来

    私有超级大公司：末日四骑士

    互联网能拯救世界吗？

    第四章 乌托邦：案例研究(上)

    云中国度

    信任、信任，还是信任

    E托邦

    摩尔定律

    此处有监控

    第五章 乌托邦：案例研究(下)

    智能岛屿

    地理就是力量

    数字社群主义

    为什么2020年可能是1984年

    第六章 监管

    泰迪·罗斯福的化身

    硅谷的屠龙勇士

    一个丹麦人自己的房间

    4数字大分歧

    创新的老大哥

    第七章 竞争性创新

    再次去中心化

    打赢后半场战斗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

    第八章 社会责任

    时间之外的视角

    超级公民

    这很复杂

    空间之外的视角

    第九章 劳动者和消费者选择

    罢工

    性、毒品和莫尔定律

    律师反击

    第十章 教育

    人生的快乐

    人擅长做什么？

    逃离“筒仓”

    重返乌托邦

    莫尔定律的教训

    结语 我们的孩子

    致谢

    注释

    5献给我们的孩子

    6“此外，议事会照例不在某一问题初次提出的当天讨论，而是留到

    下次会议上。他们一般这样做，以防止任何成员未经深思，信口议论，往后却是更多地考虑为自己的意见辩护，而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即宁

    可危害公共福利，而不愿使自己的名声遭受风险，其原因是出于坚持错

    误的、不适当的面子观点，唯恐别人会认为他一开始缺乏预见——其实

    他一开始本应充分预见到发言应该慎重而不应轻率。” [1]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1

    [1] 引号内译文出处：《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第1版——译者注。本书

    除特别注明，脚注均为译者注。

    7? 前言 众联网

    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在写文章批评数字革命，结果被人用从卢德分

    子到乖戾老头子、再到“硅谷敌基督”等各种难听的名字叫了个遍。起

    初，只有寥寥数位作者挑战互联网造福社会这种一贯的看法，我就是这

    几个持异见的人之一；但在过去几年里，对于技术的将来如何，主流看

    法已经从乐观转向悲观，因此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如今，似乎人人都在笔伐监控资本主义、大数据垄断者、无知的网络大

    众、不成熟的硅谷亿万富翁、假新闻、反社会的社交网络、技术带来的

    大规模失业、数码成瘾和智能算法导致的生存风险。世界终于跟上了我

    的看法。现在没有人再叫我敌基督了。

    我的本职工作是企业家，连续创业数次，大部分时候遇到的时机都

    不对。创业的经验告诉我时机就是一切。此前，我已经写了三本书来揭

    露数字革命的阴暗面，当下这个时机正适合写一些积极的东西。因此，本书不会再长篇大论地抨击当前的技术，而是要对技术前景面临的诸多

    问题给出建设性的答案。用硅谷一个时髦的词来讲，这是我写作生涯的

    一个“中心点”。您即将开始读的是一本讲解决方法的书。未来当然需要

    治愈，问题是该怎么做。

    这也是一本讲人的书，我尝试以对人的叙事角度来写作。本书讲的

    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从爱沙尼亚到新加坡，再到印度、西欧各国、美

    国，还有其他地方——正在试图解决我们这个数码时代的巨大挑战。十

    八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说过：“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

    何笔直的东西。”然而这本书描述的人们却展现出了笔直的东西来。尽

    管不存在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能够用来创造理想的网络社

    会，人们的这些共同之处是以他们的决心——我称之为“自主权”——面

    对桀骜难驯，同时又不负责任的技术力量，去塑造自己的命运。

    当前“物联网”是个炒得很热的概念，有些炒作也有些道理——它的

    意思是智能物件的网络，是硅谷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中最新的一样。但本

    书要讲的不是物联网，而要展示一个众联网。我要讲的是，只有智能的

    8人类，而非智能的技术，才能治愈二十一世纪的未来。纵观历史，只有

    作为创新者、监管者、教育者、消费者，最重要的是作为参与公共事务

    的公民，才能解决问题。当下，我们传统的“人性”观正受到人工智能

    (AI)和其他智能技术的威胁，本书的中心思想讲的正是人的真实本性

    ——这一老之又老的概念。

    可是，全球的人们联合起来成功治愈未来，这一前景并非必然能实

    现。我们面临的问题紧迫复杂，时间有种种特点，唯独不是无穷的，至

    少对我们人类而言如此。比起前身模拟时钟，数字时钟似乎走得更快，数字迅速跳动，分秒不停。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便可能沦为大型高科

    技企业新产品和新平台的附属，越来越无力。我们的文化已被缓慢逼近

    (同时令人不寒而栗)的技术决定主义感染，因此本书要发出战斗的号

    令。本书还要提醒读者，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适宜生存的数字未来，就

    必须牢记人有自主权——我们自古以来塑造自己社会的责任。

    未来不是智能汽车，永远没有办法自动行驶。我们所有人，就算是

    硅谷敌基督，也没有超人的能力。但只要我们像历史上的前辈们一样携

    手合作，就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本书献给孩子，因为他

    们，未来才重要。

    安德鲁·基恩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2017年7月

    9? 引言 天下无新事

    当今，未来似乎已经破碎了。我们被卡在两种文明的、截然不同的

    操作系统之间：二十世纪的老系统已经失灵，取而代之的二十一世纪

    版，按理说应是升级版，却也运作不良。问题表现得随处可见：工业经

    济衰微、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纪之交的文化病症泛滥、后冷战时期国际联盟瓦解、对传统制度信任减少、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过

    剩、关于何为“真相”的认识论危机，以及民粹主义对于建制的大肆攻

    击。对于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让一切重

    新走上正轨。

    是什么让世界四分五裂？有人说是因为全球化过度，又有人说是全

    球化不足。有人认为要怪华尔街和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自由市场货币资本

    主义，他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还有人认为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新的、不稳定的国际体系——例如，俄罗斯存在个人崇拜式的集权主义，他们

    认为这样一个俄罗斯正在不断用假新闻破坏欧洲和美国的稳定。美国的

    真人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靠排外主张和民粹主义上台，英国人公投结

    果导致脱欧——有时真的很难说这些事件究竟是导致我们目前处境困难

    的原因还是结果。但明白无误的是，二十一世纪的精英已经和二十一世

    纪的民意脱节了。我们的精英面临的危机，不仅解释了为何最先进的民

    主国家内部缺乏信任，深受其扰，还解释了为何左右两派同时对传统统

    治阶级存在民粹主义的愤恨。但我们似乎不只是与二十世纪的建制脱

    节，所有人都和更重要的东西脱节了，可能是和我们自己脱节了。在一

    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什么才是作为人的意义，我们和这也脱节了。

    乔布斯发布带魔力的“苹果”新品时，每每吊足了观众胃口还不肯揭

    开产品真面目，并不忘添一句：“还要说一点。”我也“还要说一点”，这

    一点是我们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世界被互联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场

    数字革命正是种种混乱产生的主要背景。

    2016年，我到纽约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工作坊的一个活动，活动为期两天，主题是“数字转型”。活

    10动的焦点是各种互联网新技术——包括移动技术、云技术、人工智能、传感器和大数据分析带来的“组合效应”。研讨会得出结论：“正如十八

    世纪以来蒸汽机和电气化给经济各个领域带来革新，现代技术也开始急

    剧改变当今的各个产业。”

    1 这一转型涉及的经济规模令人目眩。WEF

    工作坊相信：如果我们能保证数字革命在正轨上发展，到2025年，数字

    革命可为全球经济带来多达一百万亿美元的效益。

    正被数字技术急剧改变的不仅仅是产业。正如工业革命颠覆了社

    会、文化、政治和个体意识，数字革命也正在大幅改变二十一世纪的生

    活，这涉及的就远远不止一百万亿美元了。今天的结构性失业、不平

    等、失范现象、缺乏信任，还有这个焦虑时代的民粹主义愤怒情绪，从

    某个角度来说，都是这一大变动日益狂乱的后果。网络技术——或多或

    少由乔布斯最重要的发明iPhone促成——与其他数字技术和设备一起，正剧烈扰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整个产业——教育、交通运

    输、媒体、金融、医疗和旅游接待业等——都因为这场数字革命而天翻

    地覆。我们把工业文明的许多方面都视作理所当然，比如工作的性质、个人的权利、精英地位的合法性，甚至人的意义，在这个混乱的新时代

    这些都遭到了质疑。同时，硅谷正变成西海岸的华尔街，在这里，拥有

    数十亿身家的企业家们成了宇宙新的主宰。比如，2016年，科技公司给

    出的股权薪酬金额超过了华尔街给出的奖金。

    2 所以，是的，我们的新

    世纪正是网络的世纪。但是，至少迄今为止，它也是一个经济上不平

    等、工作无保障、文化上困惑、政治上混乱、生存上恐惧等现象不断加

    深的时期。

    当然，天下无新事。WEF工作坊“数字转型”活动提醒我们，几百年

    前的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同样扰乱了世界，令其天翻地覆，并以剧烈的

    方式彻底改造了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于这样的大转型中产

    生的种种令人无所适从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回应分三

    种：“是”“不”和“也许”。

    反动派中大部分是卢德分子和浪漫主义保守派，他们想要摧毁这个

    新的技术世界，回到至少对他们而言更宁静的时代。理想主义者的行列

    中既有坚定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者，又有坚定支持革命的共产主义

    者，这一点不无讽刺；他们相信，如果让工业技术按照其内在逻辑自然

    发展，最终会创造出一个物质无限丰富的乌托邦式经济。还有一派是改

    革者和现实主义者，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包括有责任感的左右两派官

    员、商界人士、劳动者、慈善家、公务员、工会成员，以及普通公民，11他们主张用人的自主权去修复新技术带来的种种问题。

    今天，对于周遭正在发生的剧变是否对我们有益这个问题，也能看

    到相似的“是”“不”和“也许”三种答案。浪漫主义者和仇外者拒绝这种连

    接全球的技术，认为其违背了自然法则，甚至违背了“人性”本身(在数

    字时代，“人性”这个词用得太多，却定义不明)。硅谷的技术乌托邦派

    和某些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都坚持认为，数字革命将一劳永逸地解决社

    会的痼疾，创造极其丰饶的“后资本主义”未来。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变

    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位决定论者特别热切地宣扬这点，称之为“必然之事”

    3 。持“也许”答案的人，包括我在内，是现实主义者

    和改革者，而非乌托邦派和反乌托邦派。我们认识到，当前最大的挑战

    是以既不妖魔化技术也不美化技术的务实态度，解决这个大转型时代的

    问题。

    这是一本持“也许”观点的书，基本的信念是相信数字革命可以像工

    业革命一样，成功地被驯服、管理、改革。本书希望，这次转型中最好

    的方面——创新、透明、创造力的增长，甚至是适度的混乱——能让世

    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本书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立法、经济、监管、教育和伦理方面的改革措施，若能实施得当，将有助于治愈我们共同的

    未来。WEF工作坊将几种网络技术的作用称为“组合效应”，数字革命正

    是这种效应驱动的；解决数字革命带来的诸多问题，也同样需要组合回

    应。我之前说过，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能够创造完美社会，不管是不是数字社会。因此，也不可能依赖某个高于一切的方案去解决

    问题，例如完全自由市场或不留死角的政府监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结

    合监管、公民责任、劳动者和消费者选择、竞争性创新和教育对策的战

    略。正是通过多层面共同作用，最终解决了工业革命的许多最尖锐问

    题。而今天，要对抗数字革命引发的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存在的挑

    战，我们就需要组合式的战略。

    也许我们能拯救自己，也许我们能变得更好，但只是也许而已。我

    写本书的目的是绘制一幅地图，帮助我们在网络社会这片陌生土地上行

    路。为了画出这幅地图，我行了几十万英里的路——不仅去了几个西欧

    国家和加州之外的美国许多城市，还从北加州的家飞到遥远的爱沙尼

    亚、印度、新加坡和俄罗斯。在这些地方我采访了近百位人士，包括总

    统、政府部长、技术型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大型媒体公司的掌门

    人、顶级的反垄断和劳动法律师、欧盟专员、风险投资界的领军人物，还有当今世界最能洞见未来的未来学家。本书里的智慧都是他们的。我

    12所做的，只是把地图上的点连起来，而地图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思想

    绘制的。

    2016年WEF工作坊上对未来最有预见力的人之一是一个名叫马克·

    柯蒂斯(Mark Curtis)的人，他是一名连续创业者、作家、设计专家，是Fjord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位于伦敦的创意公司，母公司为全球资

    讯公司埃森哲。后来我到伦敦西区靠近牛津圆环的Fjord办公室去拜访

    他，柯蒂斯说：“我们需要一张乐观的未来地图，以人为中心。”他解释

    说：“这张地图应该告诉所有人未来该怎么走，在我们的脑中勾画出陌

    生地域的面貌，我们才知道怎么在这片新区域行走。”

    我希望本书就是这张地图。从柏林的老地毯厂到班加罗尔的绅士殖

    民地俱乐部，从波士顿的律所办公室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治愈未

    来》这幅新地图展示了监管者、创新者、教育者、消费者和公民正在如

    何治愈未来。但是在这条路上，不可能鼠标一点、手指一划，就开来优

    步(Uber)或者来福车(Lyft)，轻轻巧巧地把我们送到未来。不，即

    使是最智能的技术也解决不了技术带来的问题，只有人可以。而人就是

    本书的主题。本书讲的，是一些地方的一些人如何解决数字时代最棘手

    的问题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事例如何激励其他人也一样付诸行动。[此

    书分享V信shufoufou]

    13? 第一章 莫尔定律

    自主权

    这个建于十九世纪的房间充满二十一世纪的事物。房间占据了柏林

    一座老工厂的整个顶楼，已经很破旧，砖墙的墙漆脱落，木地板遍布裂

    痕，支撑低矮天花板的柱子也开裂了。这栋四层的砖楼是柏林仅存的几

    处十九世纪工业遗迹之一，名叫老地毯厂(Alte Teppichfabrik)。但是

    跟其他柏林老建筑一样，这个曾经的工厂里如今是新人新技术。眼下，这群投资者、企业家和技术专家正都盯着面前的大幅电子投影幕布。幕

    布上正直播着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影像，他戴着眼镜，脸色苍白并有胡

    须，专注地盯着摄像头。房间里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他们专注观看的对

    象，是网络空间正声名狼藉的人。

    他告诉观众：“我们的社会正在失去自主权的意识，我们所有人都

    面对这种生存威胁。”

    这整个奇异的场景——破旧的房间、被催眠的观众、大屏幕上闪烁

    的低像素图像——都令我想起一个极具标志性的电视广告：第十八届超

    级碗比赛上播放的苹果麦金塔电脑广告。这个广告于1984年1月发布，广告里有一个同样破旧的房间，一个人在同样大小的屏幕上，对着一群

    同样目不转睛的人讲话。但在麦金塔电脑的广告里，说话人的原型是奥

    威尔发表于二十世纪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是一个

    无处不在的暴君。而在柏林，屏幕上的年轻人则是集权主义的敌人。至

    少在他自己心里，他是暴政的受害人，而非施暴人。

    他的名字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他在一些人眼里

    是英雄，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叛国黑客。他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承包

    商，因泄露关于美国政府一系列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逃到弗拉基米尔

    ·普京任总统的俄罗斯，现在基本上通过网络与外界交流。

    14柏林的听众来到老地毯厂参加主题为“加密与去中心化”(Encrypted

    and Decentralized)的技术活动。这次活动主办方是当地风险投资公司

    蓝庭资本(BlueYard Capital)，活动的目的和本书相同——要找到治愈

    未来的方法。活动邀请函上写着：“我们不仅需要把价值观付诸文字，也要写入互联网的代码和架构之中。”活动目的是“将我们的道德观念写

    进数码技术，让互联网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屏幕上斯诺登的脸正是反映人类反抗精神的一幅肖像。他直视柏林

    的观众，重申自己的观点。但这次他的话没有讲我们的集体无力感，更

    像是战斗的号召。

    “的确，我们正在失去的，”他肯定地说，“是社会的自主权。”

    他在网络空间表达这些想法，这也许是很适宜的。“网络空

    间”(cyberspace)这个词由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

    1984年的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生造，描绘的是个人

    电脑(比如苹果麦金塔电脑)之间新的通信领域。这个词的原型是“控

    制论”(cybernetics)，指网络通信技术这门科学，由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二十世纪中叶创立。维纳用古希腊词kybernetes来命名这门

    关于连接的新科学，该词义为舵手或领航员。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

    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与J.C.R.里克莱德(J.C.R.Licklider)

    1 并

    称为互联网之父。维纳起初认为，联网技术能够像舵手或领航员一样，引领人们走进一个更好的世界。他这样想是因为一个信念：这门新技术

    能赋予人们改变社会的自主权。不仅布什和里克莱德持这一观点，二十

    世纪许多其他有远见的人也这么看，包括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

    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你会明白，为何1984年会与《1984》不

    同。”第十八届超级碗比赛上的标志性广告承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的新型台式电脑有改革的力量。

    但在老地毯厂的网络演讲里，斯诺登并不像他们一样乐观。斯诺登

    应该正在远离德国首都以东数千英里的俄罗斯某地的藏身之所通过网络

    沟通。他警告柏林的观众，现今的技术正在削弱我们治理自己社会的能

    力。在这个处处都是电脑的时代，网络的力量窥探和控制我们所做的一

    切，不但不能引领我们，反而囚禁了我们。

    “个人隐私是独处的权利，涉及权力，是保护我们名誉和不受侵扰

    的需要。”斯诺登通过网络对柏林的听众这样说。在这个十九世纪留下

    15来的房间里，他阐释的，是个人独处权利不可侵犯这个十九世纪的典型

    观念。

    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某地，斯诺登向柏林的听众发问，而他心中已

    有答案：“如果我们的一切都变得透明，不再有任何秘密，这意味着什

    么？”

    至少在斯诺登看来，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存在了。这样的说法不同于

    十九世纪某些人，如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亨利·詹姆

    斯(Henry James)对我们固有的隐私权的看法。

    2 斯诺登的观点曾有两

    位美国律师萨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后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出过。1890年，他们在《哈

    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标志性的文章《隐私权》。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

    时出现了摄影这一颠覆性技术。沃伦和布兰戴斯当时在波士顿执业，他

    们主张，“独处和隐私对个人来说愈加重要”。他们写道，“不受打扰是

    人的基本豁免权……是拥有自己人格的权利”。

    3

    那么我们如何恢复十九世纪的价值观，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生活？

    怎么才能在数字时代重新拥有自主权？

    1984年麦金塔电脑广告的高潮处，一个强健的金发女子身着红白双

    色的运动装，闯进破旧的房间，抡起一把大锤扔向屏幕，击碎了老大哥

    的形象。她当然不是卢德分子；毕竟这则一分钟的超级碗广告是为了让

    数百万观众掏出2500美元去买一台新电脑。虽说是麦迪逊大道

    [1]

    精心

    制作的商业广告，但它也提醒了我们，要改变世界，要保护自身权利不

    受剥夺，人的自主权是最重要的。

    斯诺登通过网络向柏林的观众所提的问题，也正是本书的核心问

    题。我们怎么在技术面前重申自主权？我们怎么像麦金塔电脑广告里的

    金发女子一样，再次执掌生活中的一切？

    [1] 麦迪逊大道位于纽约曼哈顿，因为多家广告公司总部汇聚在此，逐渐成为广告业的代名

    词。

    16摩尔定律

    斯诺登说得对。未来的确出问题了，出现了一个空洞。过去五十年

    里，我们发明了许多重大的新技术——个人电脑、互联网、万维网、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但是在这个充斥数据的世界，缺失了一样东西，这个新的操作系统中有什么少了。

    少了我们自己。我们忘记了二十一世纪的网络社会里，自己的位置

    ——人的位置在哪里。这就是空洞的意思。如果不填上这个空洞，就无

    法治愈未来，我们的未来。

    除了我们自己，一切都在不断升级。1965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

    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预言，每十八个月，4 硅晶芯片的处理

    能力就会翻倍，他描述的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摩尔定律。

    5 问题在于摩

    尔定律并不适用于人类。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称当下为“加速时代”。

    6 到今天，摩尔定律已经提出半个世

    纪，并且继续驱动着“加速时代”的发展。的确如此，相比苹果曾经颠覆

    性的产品麦金塔电脑，今天你口袋里揣的iPhone在运算速度、联网性

    能、机器性能、智能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要说跟六十年代中

    期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大型计算机比了，那时候计算机需要单独的空调房

    才能运行。有人预言“奇点”的到来，认为很快就会实现人机融合，谷歌

    首席未来学家雷·科兹威尔(Ray Kurzweil)就是其中之一。他仍坚持认

    为，到2029年融合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虽然就此有种种断言，但至少

    就当前来看，我们人类比起1965年，并没有变得更快、更聪明，也没有

    更具自主意识。

    弗里德曼委婉地称技术和人之间存在“错配”。他说：“当今在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社会经受不断的扰动，这样的错配就是其核

    心原因……(并且)如今对全球的治理提出了可能是最大的挑战。”

    7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伊藤穰一(Joi Ito)警告

    说：“除了我们自己，一切都飞速变化，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文化和经

    济上的‘头颈扭闪损伤

    [1]

    。”

    8

    多弗·赛德曼(Dov Seidman)是对这种错位思考最深入的哲学家。

    托马斯·弗里德曼尊称他为这个领域的“老师”。赛德曼是《HOW时代：

    方式决定一切》一书的作者，也是LRN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向企业提

    17供道德行为、文化和领导力方面的咨询服务。

    9 ，10

    赛德曼提醒我们，“人类进步不存在摩尔定律”，以及“技术解决不

    了道德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在多次谈话中告诉我，二十一世纪这个

    超连接的世界不仅改变了，而且已经彻底被重塑。这种重塑的速度远远

    快于人类改变自己的速度。因此赛德曼说，我们需要“在道德上追赶”。

    赛德曼将电脑形容为“我们身体之外的大脑”，人类的“第二大脑”。

    但他警告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出现了一个“指数级飞跃”，这个新大

    脑比人类的心、道德、信念走得都要快。他还警告说，人类太痴迷于低

    头盯着第二大脑，忘了如何明智地看待自己。随着设备越来越迅捷，人

    类似乎止步不前；随着设备积累越来越多，关于数据，人类并未在聪明

    才智上有什么长进；随着设备变得越来越智能，人类甚至对生活失控

    了。不但奇点没有出现，人类还几乎走到了它的对立面，就把这种处境

    叫作“二元性”吧——不仅人和智能机器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技术公司

    和其余人之间的鸿沟也是日益加深。

    赛德曼确实说得对。摩尔定律的确解开了人类之船的缆绳，如今人

    类似乎正漂向一个他们既不了解也不真心向往的世界。随着这种无力感

    增强，人类对传统制度也越来越不信任。“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

    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是国际上权威的信任调查报告，其2017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出现了自有调查以来最

    大的滑坡。在全世界，人们对媒体、政府和领导人的信任都骤然下降；

    其中十七个国家对媒体的信任跌至新低。爱德曼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理

    查德·爱德曼(Richard Edelman)说，全球化和技术变化导致了信任崩

    塌，2008年经济大衰退对此也有影响。

    11 我到爱德曼的纽约办公室拜

    访时，他告诉我，信任缺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这似乎很矛盾。一方面，数字革命确实有改善每个人未来生活的潜

    力；另一方面，又确实加剧了当今的经济不平等、失业危机和文化失

    范。万维网本该帮助人类联合为“一个国家”，加拿大新媒体专家马歇尔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不无讽刺地称之为地球村。而当今的二

    元性却不光体现为人与计算机间的鸿沟——用这个词描述其他鸿沟也很

    合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拥有的技术太多已成负担的人与因工作被技

    术取代而失业的人；模拟在边缘，数字在中心的差异。

    [1] 指高速行驶的汽车急刹车导致乘客颈部迅速前后摆动而发生的急性损伤，比喻人类因技术

    18剧变而发生的错配。

    19信息就在地图里

    和历史上其他激变的时期一样，我们生活的时代既是最像乌托邦

    的，同时也是最像反乌托邦的。新技术的拥趸许诺说数字化的未来会无

    比丰饶；卢德分子则警告说技术导致的末世正在临近。但是真正的问题

    不在新的操作系统，而在我们自身，所以治愈未来的第一步就是既不要

    理想化技术，也不要妖魔化技术。第二步则难走得多，就是记住我们是

    谁。如果要决定到哪里去，就必须记住我们从哪里来。

    还有一个悖论。的确，一切似乎都在改变，但是换个角度看，什么

    也没改变。有人说，我们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一些人说，这是

    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另一些人说，这对人这个物种造成了生存威

    胁。尽管我们过去也听说过这种警告，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威胁确实是存

    在的。比如，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如诗人威廉·布莱克，就提出过

    类似的警告。他说“黑暗撒旦磨坊”给人类带来灾难。确实，历史上，未

    来被毁坏过许多次，也被重建过许多次。人类的故事便是如此。我们屡

    破屡立，方法一直不变——通过立法者、创新者、公民、消费者和教育

    者的努力。这就是人类的故事。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中最尖锐的问

    题，过去和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精英阶层占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经

    济出现垄断、政府要么太弱要么太强、市场监管缺失导致各种后果、失

    业现象严重、个人权利受到破坏、文化衰落、公共空间消失，还有身为

    人意义何在的存在困境。

    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时刻。1516年12月，一本小书在鲁汶出版。

    鲁汶当时属于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现在是比利时一所大学的所在地。

    这本书面世时，经济经历剧变，人们有很多生存方面的疑问，比起当今

    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封建社会的各种观念从各个角度受到挑战，经济

    不平等、大规模失业和千年焦虑随处可见。不久之前，波兰天文学家尼

    古拉·哥白尼才偶然意识到我们的行星并非宇宙中心这个不可言说的事

    实。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印刷术使知识民主化，动摇了数个世纪以来天

    主教的权威。最令当时的人迷惑的是，马丁·路德提出了宿命论，这个

    神学新理论令人害怕，认为基督教上帝拥有无边无上的力量，人类永远

    不可能再有任何决定自身命运的自由意识和自主权。因此，对许多十六

    世纪的人来讲，未来已经彻底毁了。新的宇宙学和神学似乎将他们变成

    了世界的注脚，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失去了命运

    的主宰权。

    20那本小书的部分目的就是治愈未来，重建人类对自身自主权的信

    任。它比一般小册子厚不了多少，作者既是异端的压迫者，又是基督教

    的圣人；既是老于世故的律师，又是胸怀抱负的僧侣；既是地主，又是

    代表无地者的良心；既生活在中世纪，为人粗俗诙谐，又是个文雅的古

    典学者；既是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者，又是着粗毛布内衣

    [1]

    的罗马天

    主教徒；对于十六世纪欧洲陈旧的操作系统，他既直言维护，又含蓄批

    评。

    这位作者名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而这本用拉丁文写的

    书名为《乌托邦》——意为“乌有之地”或“完美之地”。莫尔想象了一个

    不知在何时何地的岛屿，岛上的这个国家既像是美梦又像是噩梦：岛上

    对经济高度管制，实现了完全就业，个人没有任何隐私，男女相对平

    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密切信任。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没

    有律师，没有昂贵的衣服，没有任何人不务正业闲逛。这个乌有之地一

    直位于远远的地平线上，一直以挑衅的姿态挑战当权者，既是最诱人的

    承诺，也是最迫切的警告。过去如此，现在仍旧如此。

    2016年是这本书面世五百周年。有人说乌托邦将要“回归”。但事实

    上，莫尔创造的乌托邦从未真正远离我们。

    12 《乌托邦》之所以揭示

    了普世真相，就是因为这本书兼有两个特点：永不过时和切合当下。随

    着我们从工业社会转向网络社会，莫尔在这本小书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仍

    然十分应景：隐私和个人自由之间紧密相关、社会如何供养公民、良好

    社会中工作的核心角色、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信任的重要性，以及每

    个人都有责任为社会做贡献并改良社会。

    爱尔兰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讲过乌托邦永不过时。1891年，他

    讨论了当时新的操作系统，即工业资本主义。他写下《社会主义下人的

    灵魂》，从道德上批判了工业社会中不道德的工厂和屠宰场。王尔德写

    道：“一幅世界地图上如果没有乌托邦，根本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遗

    漏了一个国度，人类总在那里登陆。当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四处眺望，又找到一个更好的国度，于是再次起航。”

    13

    那么，这份神秘的十六世纪文本中，隐含着什么信息——什么

    是“莫尔定律”呢？

    这个问题令一代代的思想者冥思苦想。有人认为，莫尔是在追怀一

    个封建领地，这个封建领地为所谓的传统中世纪社群联合体提供保护。

    21王尔德一类的改革派将这本小书视为对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保守派将其视作对农业共产主义的辛辣讽刺。还有人——比如伊拉斯

    谟(Erasmus)，认为这本书只是用很长的篇幅在恶作剧罢了，是顶顶

    聪明的人本主义者的荒唐行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一位荷兰人本主义

    神学家，同莫尔是莫逆之交，著有半庄半谐的《愚人颂》(In Praise of

    Folly)一书。

    不论人们用哪种说法诠释这本书，都试图在故意写得隐晦的文字中

    找到线索。但这本书还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1516年到1518年，《乌托邦》出版了四个版本，第一版在鲁汶出版，第二版在巴黎，第

    三、第四版是历史学家认为最接近莫尔原意的版本，在瑞士巴塞尔出

    版。

    14 第一版和最后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有这个假想的岛屿

    的地图。巴塞尔版本中包含一张复杂的地图，由伊拉斯谟委托小汉斯·

    霍尔拜因(完成该地图最可能的画家)所作。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家最知名的作品是1533年的人本主义杰作《大使》，画中有一种离奇的

    失调感，准确捕捉了那个时代充斥的危机感。

    15 霍尔拜因还在1527年

    为托马斯·莫尔画过肖像，这幅杰作更私人化，捕捉到了莫尔同时身为

    俗世之人和侍奉上帝之人离奇的失调感。

    这幅地图也许隐藏着莫尔的意图。乍一看，这是个多山的环形岛

    屿，中心有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前景的港口泊着两艘船。但细看

    之下，就会看见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闭上一只眼，用稍微异于平时的方

    式看去，乌托邦变成了露齿而笑的骷髅，象征着memento mori，这个拉

    丁文词组意思是“记住你终究会死去”。骷髅在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都

    是常见的对死亡的比喻。岛屿本身是骷髅的轮廓，一艘船是颈部和耳

    朵，另一艘船是下巴，桅杆对应骷髅的鼻子，船身对应牙齿。城镇是额

    头，山与河共同构成了骷髅的眼眶。

    16

    那么，把乌托邦的地图画成骷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莫尔和

    他那些十六世纪初的人本主义者朋友之间有些幽默只有圈内人才看得

    懂，这也不例外。Memento mori是用莫尔的姓(More)玩的一个文字游

    戏，把岛图画成骷髅是代表伊拉斯谟写的一个经典故事。但是这幅图还

    传达了更多信息，如同骷髅的轮廓第一眼看去并不明显，读者也不能马

    上明白其中更强调生命的信息。

    十六世纪初最重要的辩论发生在文艺复兴人本主义者和新教改革传

    道者之间，前者有莫尔和伊拉斯谟，后者有路德。这场辩论的辩题是自

    22由意志。你应该还记得，路德在宿命论中提出，在上帝的绝对权威面

    前，人类失去了全部自主权。而人本主义者坚守自由意志的观点。莫尔

    的《乌托邦》的确就是自由意志的展现，他设想了一个理想社会，证明

    我们有能力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莫尔将自己对这个社群的想象呈献给

    读者，鼓励他们动手解决自己所处社会中的真正问题。

    因此，《乌托邦》发出行动的号召。这本书认为我们有改善世界的

    自主权。这又涉及霍尔拜因的地图上咧嘴笑的骷髅的另一含义。在古罗

    马，memento mori这句话用来提醒打了胜仗的将军，他们也会犯

    错。“Memento mori...Respice post te.Hominem te esse memento.”军队获胜

    之后进行胜利游行，此时奴隶便会在人群中对凯旋的将军这么喊。“是

    的，你终会死去，”奴隶提醒罗马的英雄，“但那之前，记住你是一个

    人。”因此，在异教时代的罗马，骷髅既象征生，又象征死。它提醒人

    们，要趁着还有机会努力培养公民意识并投身公共事务。

    与摩尔定律的技术决定论相比，莫尔定律说的是我们有责任让世界

    变得更好。《乌托邦》里也经常说让人们应该对自己的社群负有“责

    任”。莫尔写道：“公布任何法律都是为了使每一个人不忘尽职。”

    因此，托马斯·莫尔通过莫尔定律定义了身为一个有责任的人应当

    做什么。他不但按照这个原则生活，还为此付出了生命。莫尔拒绝许可

    国王亨利八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因此被亨利八世砍了头。莫尔相

    信，生而为人就意味着对我们的公民生活和世俗命运负责。

    今天的加速时代距离《乌托邦》出版已经过了五百年，技术变革似

    乎将不可避免地重塑社会，而今天的我们和五百年前的人感到同样无

    力。莫尔提醒我们，担起社会航行的舵手或领航员的职责，解决自己的

    问题，是我们的公民责任。在十六世纪让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是这一

    点；今天让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也是这一点。

    “Hominem te esse memento.”罗马奴隶提醒凯旋的将军。我们似乎不

    可避免地正漂向一个超连接的新世界，在这片陌生土地上努力寻找自己

    位置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句话。

    [1] 以动物毛制成的布做的贴身衣服，穿起来很不舒服。某些基督教派僧侣着此类衣表示悔改

    和苦修。

    23“人性”一词正流行

    托马斯·弗里德曼2016年出版了畅销书《谢谢你迟到：一个乐观者

    的加速时代成功指南》(Thank You for Being Late: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书中用了五十页的序章赞美

    了“摩尔定律”，几乎把它抬高为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最根本的事实。

    17

    但不管对乐观者还是悲观者而言，戈登·摩尔对于硅片运算能力提出的

    说法，对于在加速时代如何成功，并没有特别的指导作用。

    而莫尔定律更有用，因为它告诉我们该怎么行使自主权，把未来的

    空洞填上。“人”现在是技术界的热词，这不是说会出现“技术vs人类”

    18

    这样摩尼教式的一决胜负，也不像一些未来学家预想的，将出现一

    场“数字vs人类”

    19 的铁笼战，而是说数字革命给人带来的代价正迅速变

    成数字社会的中心问题。每个人似乎都开始意识到一场零和竞争，以色

    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称之为“数据主

    义”和“人本主义”的对抗。他说，一边是算法派，另一边是“认识自

    己”派。

    20 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办法帮助“人之队”胜出。“人之队”是

    新媒体专家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的说法。

    21

    似乎每个人都想知道在数字时代身为人的意义。比如，老地毯厂举

    办“加密与去中心化”活动前几天，我参加了柏林的一个午餐会，午餐会

    的名字却有些倒胃口，叫“迈向以人为本的数字革命”。再之前一个月，我在三次活动上做了发言，一次是牛津的“真正的人”活动，一次是维也

    纳的“重振我们的人性”，一次是伦敦的“工作的未来是人”。世界经济论

    坛创始人——瑞士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就对这种新人本主

    义非常关注。“说到底就是人和价值观”，他这样解释数字技术对工作的

    影响，22 所以我们需要以他所说的“人的叙事”来解决这个问题。

    23

    在当今的智能机器时代书写关于人的故事，就要求对人的意义做出

    定义。“一旦你开始定义人的意义，就成了一种信念。”作家兼发明家杰

    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曾在一次吃午饭时提醒我说。当时我们在纽

    约准备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对人类影响的辩论。拉尼尔也许是对的，但在

    这个世上，我们已经发明了酷似人类的技术，因此就不免要把自己和智

    能机器相比较，才能同时定义自己和这种新技术。此外，如果我们不相

    信自己的人性，还能相信什么？

    24为了区分人类和电脑，我采访了沃尔夫勒姆研究公司(Wolfram

    Research)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这是

    一家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电脑软件公司。沃尔夫勒姆也是世界上最有

    才华的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企业家之一。他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牛津大

    学和加州理工学院，二十岁就取得了理论物理博士学位，二十二岁获得

    62.5万美元的麦克阿瑟奖学金，是史上获得该“天才奖”最年轻的人。他

    还是获得高度评价的畅销书《一种新科学》(A New Kind of Science)

    的作者。他创立了有影响力的数学软件项目Mathematica，以及在线知

    识搜索引擎WolframAlpha，后者可以说是超智能版本的谷歌，应用范围

    很广，苹果手机上的Siri被提问后给用户的答案就是这个引擎提供的。

    除了这些令人啧啧惊叹的成就，他还发明了Wolfram Language，这是一

    种基于Methematica和WolframAlpha的编程语言，旨在帮助我们和机器

    沟通。

    我第一次见到沃尔夫勒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未来网络会议(Next

    Web Conference)上。我们没有讨论抽象的未来，而是很愉快地聊了一晚

    上自己的未来——各自的孩子。他主张在家上学，他自己的几个孩子就

    是他和数学家妻子在家教育的。他的母亲希宝也是一位老师——是牛津

    大学的哲学家，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有专门研究。

    “我们该做什么？”沃尔夫勒姆小心翼翼地重复着我的问题，好像这

    位百万富翁软件企业家、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兼畅销书作家从未被人问过

    这么难的问题。

    他解释说，他所做的，或尝试做的，是教人理解机器的语言。他正

    在发明一种所有人都能明白的人工智能语言。

    “我想创造一种机器和人的通用语言，”他告诉我，“传统计算机语

    言是为机器而发明的，而自然的人类语言又无法复制给机器。”

    我问他是不是也对人工智能持悲观态度，害怕技术产生自我意识，进而奴役人类。

    计算机——可以思考的机器，是维多利亚时期数学家阿达·洛芙莱

    斯(Ada Lovelace)和生意伙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十

    九世纪中期设想出的。沃尔夫勒姆说过去几百年里最重大的发明就是计

    算机，但他坚持认为有一样东西计算机不具备，那就是“目的”。他说机

    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编程让机器拥有这种本领，机

    25器写不了这本书的下一段，也治愈不了未来。

    沃尔夫勒姆十分推崇阿达·洛芙莱斯，她曾表示过，计算机软件在

    智能方面存在局限，他的主张基本上可以说是她思想的翻版。1843年，洛芙莱斯写下这段著名的话：“分析机没有开创的能力，它做的事只能

    是我们知道该怎么命令它去做的事……它所能做的就是协助我们，帮我

    们把已经知晓的事情实现。”

    24

    “如果狮子会说话，我们也听不懂。”沃尔夫勒姆引用的是维特根斯

    坦的著作《哲学分析》(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里的金句。他

    说，对于哪怕是最智能的会思考的机器，也是如此。如果一台计算机能

    开口说话，由于存在人机差异，我们也不能明白它真正的意思。如果机

    器能讲我们的语言，那它们也无法完全理解我们，因为人类有目标，而

    它们，用洛芙莱斯的话来说，不能“开创”任何东西。

    “人性”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没有定义，至少没有绝对的定义。每

    一代人都必须根据自己这代人最关心的事和当时的境况自己去定义。比

    如说，对于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本主义，目标是要寻回和续写被黑暗时代

    打断的历史。对于托马斯·莫尔和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而言，作为人意味着要身着旧日的礼袍，这“旧日礼袍”有

    时确实是指他们的着装。五百年后，我们关心的事和所处环境都大不同

    了。在今天，人的意义与人和网络技术，尤其是人和智能机器紧密相

    关。如果再来一次文艺复兴，新人本主义的中心必然会是人和智能机器

    的关系。[此书分享V信shufoufou]

    沃尔夫勒姆的定义以人的自决性为中心，不仅切合当下，也永不过

    时。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独特角色，套用洛芙莱斯的话来说，是能“创

    立”一些东西。这点正是我们和智能机器的区别。这个定义提醒我们要

    有道德感，要我们行使公民责任改善世界，因此也可以说是莫尔定律的

    升级版。

    世界经济论坛首席执行官施瓦布说，解决未来最棘手问题的方式是

    书写一个关于人的故事——对人的叙事。这也是本书的目的。面对当下

    数字变革的大潮，这个故事讲的是许多地方的许多人用许多的办法去迎

    接新网络时代的挑战。他们正填补未来的空洞，依据莫尔定律，试图创

    造一个让人掌舵而不是机器掌舵的新操作系统。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坚

    信：在智能机器联网的时代，人类必须夺回自己的命运，做自己故事的

    执笔人。

    26? 第二章 治愈未来的五大对策

    测试版世界

    这个建于十九世纪的老街区处处都是二十一世纪的事物，我和老朋

    友约翰·博斯维克(John Borthwick)在一起。他是Betaworks的创立人和

    首席执行官，Betaworks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风险投资公司，专门孵

    化技术初创企业。我们身处位于纽约肉库区的Betaworks工作室。这个

    街区在曼哈顿下城，因十九世纪时的大型屠宰场而得名，如今是纽约最

    新潮的区域之一。除了鹅卵石街道、精品店、高档俱乐部、各色餐馆，这个区域出名还因为地处高线公园的南端，高线曾是旧纽约中央铁路的

    路段，如今已经被成功改造为长达三英里的高架公园。

    博斯维克的工作室就在一栋旧砖楼里。这栋宽大的建筑由一个破旧

    的仓库改建，如今是个开敞式的办公空间。这里坐了一排排年轻的电脑

    程序员，他们个个盯着屏幕，被博斯维克称为“驻企黑客”。这有点文艺

    复兴的感觉，曾经的工厂如今重获新生，化身为数字中心。黑客们正身

    处十九世纪的工业外壳里，制造二十一世纪的互联世界。

    但这个新世界还在beta阶段——beta在技术中指的是还未准备好正

    式发布的产品。我来找博斯维克聊的就是这个新兴的测试版世界。我们

    是多年好友，他跟我一样，也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互联网热潮

    里创业。1994年，他刚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就创立了一个纽约市信息网

    站，起名阿达网(Ada Web)，致敬阿达·洛芙莱斯。1997年，博斯维克

    把阿达网和其他几个网络产权卖给了门户网站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成为美国在线新产品开发主管。之后他又在跨国媒体集团时

    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主管技术，直到2008年创办Betaworks，在

    这里他投资了包括推特(Twitter)和爱彼迎(Airbnb)在内的成功的、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赚了大钱。

    “我爱上了互联网这个创意”，博斯维克解释说他为什么要做互联网

    27创业，他和诺伯特·维纳等二十世纪中期的先驱一样，相信网络技术可

    以引领人类进入更好的世界。这个创意认为新的网络世界比旧的工业社

    会要好，相信互联网可以让社会更开放、更创新、更民主，从而改变社

    会。

    但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博斯维克对互联网的态度不再是年轻时的信

    心满满，如今他对数字技术的改革力量的看法很矛盾。我们坐在他工作

    室的会议室里，周围坐满驻企黑客，我们一起思考不久后的网络世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纯真年代，当时的人对互联网看似无尽的潜力

    充满信心——相信它能带来开放、创新、民主，但如今大家信心无存，人们意识到测试版世界好像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聊着聊着发现，两个人都认为，当今社会分化、对政府缺乏信

    任、经济前景不明、文化上的焦虑感，这种令人目眩的氛围是数字革命

    造成的，至少可以部分归结于此。但是，跟爱德华·斯诺登旗帜鲜明地

    斗争不同，博斯维克对于将来并非感到悲观，而是看得更现实。他和所

    有的人一样明白数字革命的伟大成就，也明白存在的问题。他跟我的立

    场一样，我们都是“也许”派。

    那么，怎么重建未来，把斯诺登认为我们已经失去的自主权发挥出

    来呢？我说：“五点吧，约翰。给我讲五点对策，说说怎么和未来重新

    相爱。”

    28博斯维克的五点对策

    博斯维克性格欢快，长得像个大男孩，满头黑发蓬起。听了我的挑

    战他咧嘴笑了。对他来说，新新事物不是个人电脑或互联网，而是人工

    智能——联网智能机器、智能汽车、智能算法、智能家居、智能城市，都依靠该技术才得以实现。有人害怕这种超智能技术有朝一日会摧毁人

    类，这也是博斯维克回答我的问题时最先谈到的。

    “你看，我们这个行业扭曲现实太多了，”他承认技术行业的现

    状，“所以我们他妈的根本不知道人工智能会成什么样子。”

    但是他知道人工智能不该是什么样子：不该由一家赢者通吃的公司

    专有和运营。所以他的第一个对策，用他的话来说是“开放式人工智能

    平台”，这是一个技术专家的公共空间，不可谓不像当地企业家、城市

    监管者、城市活动家联手打造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园。博斯维克把构成联

    网操作系统的多层技术称为“栈”，他说必须保持“栈”向所有类型的开发

    者和应用开放，这一点至关重要。借用柏林风险投资公司蓝庭的说法，博斯维克想要把开放的“价值观”“编码”到互联网的架构中去。这是人工

    智能时代一种网络中立的做法。这种开放式人工智能平台效仿的对象是

    万维网，1989年，蒂姆·博纳斯-李(Tim Berners-Lee)慷慨地把这个开

    放平台送给技术界，第一代互联网创新公司如Skype、亚马逊

    (Amazon)，还有博斯维克自己的阿达网此后借助这个平台蓬勃发展

    起来。博斯维克告诉我，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给非营利组织奈特基金会

    (Knight Foundation)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基金”(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nd)担任顾问。该基金2017年宣布

    成立，注册资本为2700万美元，旨在为了公共利益研究人工智能。

    1

    但博斯维克承认，每有一位博纳斯-李，或每有一家奈特基金会热

    心公益，就会有一家私企试图完全控制技术栈，以此主导整个市场，所

    以就需要反垄断监管——这是他第二个对策。博斯维克担任美国在线新

    品主管的时候，曾涉足2002年美国政府对微软提起的反垄断诉讼。通过

    这个复杂至极的案子，博斯维克十分明白：一个人数众多的高薪律师

    团，对涉及电脑操作系统的法律和技术细节争论不休，对时间和金钱都

    是巨大的消耗。

    2 同时，身为初创投资人，他也明白，需要保护自己的

    驻企黑客不受谷歌、亚马逊和苹果这些庞然大物的威胁。反垄断对于博

    斯维克这样的创投人很重要。他说，初创企业家和技术专家需要政府保

    29护，防止他们被赢者通吃的跨国企业干掉，因此监管有时对于保护创新

    是必要的。

    他的第三个对策关注的是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作为推特早期的投资

    人，他清醒地看到，这家社交媒体公司一方面努力在文化和新闻生成上

    发挥更中心的作用，一方面又艰难地寻找更有说服力的商业模式。他

    说，推特的价值远不止金钱——特别是在这个特朗普主政的“后真相”时

    代，到处充斥着假新闻，邪恶的网络巨魔煽动网络暴民的事情司空见

    惯。

    3 因此他说，我们应该以公共电视或广播公司的标准要求推特这样

    的著名媒体公司。

    他坚持认为：“应该用管理哈佛大学或《卫报》的公共原则来管理

    推特，这点很重要。不要只把推特看成营利企业。”如今假新闻泛滥，很多信息里偏见或错误多到荒谬的地步，这让当前本已缺乏信任的文化

    无疑又恶化了不少。在这个背景下，博斯维克说这句话是想表明，包括

    推特在内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太过重要，不能用营利企业的标准

    来衡量。

    博斯维克的下一个对策针对的是人机之间界限日益模糊问题。特别

    是当前增强现实技术发展迅速，区分人体和联网设备会越来越难。他在

    椅子上挪了挪，说起智能技术中心的存在困境。

    他试探地问道：“到哪一步我们就不再是人了呢？”这听上去像在发

    问，又像是恳求。他说，今天的技术要求人类具有巨大的道德责任。事

    实上，要担负的责任太大，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标

    准，维护这个物种的本性”。博斯维克没有说这些界定人性的“标准”该

    由谁来定。也许是由当今颠覆世界、给人类带来存在危机的技术的设计

    者来制定；也许是由新的政府法律来制定；也许是由爱德华·斯诺登这

    样忧虑的公民或奈特基金会这样的公共利益团体来制定；也许是由博斯

    维克自己这样的投资人来制定。

    博斯维克提出的最后一点对策讲了人的主动权，这没有什么奇怪

    的。这位沃顿商学院毕业生兼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以赞许的态度引用《共

    产党宣言》，说明当今世界有异常。然而，这也正是博斯维克开始讲他

    第五个对策。他说，如果将时针拨回到十九世纪中叶，我们会看到和今

    天相似的世界：颠覆性的新技术带来动荡，贫富差距巨大，工作环境卫

    生状况极其恶劣，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被资本主义企业垄断。

    30博斯维克把今天的世界和工业革命时相比较，很有启发性。工业革

    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醒我们，1789年的

    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当时大多数人既读不到报纸，也没有其

    他外界信息的来源，对他们而言，世界“大到不可想象”。

    4 这个时代的

    社会里大多数人偏安一隅，世代务农，如果在距那时两百多年前去世的

    托马斯·莫尔看了，也不会觉得跟自己的年代很不一样。但仅仅六十年

    后，1848年2月，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发表《共产党

    宣言》时，农业社会已经因为蒸汽机、电气化、大机械生产的出现而面

    目全非。“十九世纪主要是黑烟和蒸汽的世纪”，5 霍布斯鲍姆形容当时

    的世界。1850年到1870年，全球煤产量增加了超过150%，全球铁产量

    增长了400%，全球蒸汽能增加了超过450%。

    6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像是在描述摩尔

    定律给现代的社会带来的剧变。他们这样描写工业革命：“生产的不断

    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宁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

    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7

    对于十九世纪中期工业世界的巨大不平等和不公正，从马克思和恩

    格斯，到托马斯·哈代，再到查尔斯·狄更斯，许多作者都有记录。《共

    产党宣言》称：“剥削”是“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

    8 用匈

    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话来说，到1848年，工业

    革命“对普通人的居住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波拉尼是《大转

    型》一书的作者，这本1944年的经典著作记叙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

    转变。

    对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经济，波拉尼写道：“劳动者被迫到新的

    荒芜之地——所谓的英格兰工业城镇拥挤地生活；乡下人非人道地沦为

    贫民窟的居民；家庭正走向毁灭；‘撒旦的磨坊’呕出的煤渣和废物迅速

    吞没了大面积的乡村。”

    9 波拉尼写道，这样导致的最后结果是创造

    了“两个国度”：一个有“前所未闻的财富”，一个有“前所未闻的贫困”。 10

    波拉尼说，“普通人过上悲惨的、背井离乡的生活”。他将此追溯到

    十六世纪的圈地运动，当时资本主义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失业，莫尔

    在《乌托邦》中批判了这一现象。莫尔对十六世纪的英格兰做了尖刻的

    描写：“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

    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

    11 波拉尼认为，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早期

    31的问题，在于“抛弃了以常理对待变迁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态度是，对

    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后果，不知为何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管这些后果

    是什么”。

    12 波拉尼说，一个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意味着一个彻头彻

    尾的乌托邦”，不可能“在不毁灭人性和社会本质的前提下”存在。

    13 波

    拉尼批评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对自由市场的崇拜，后者将任何形

    式的监管和干预都视为对自由的根本攻击。

    波拉尼对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生活的描写如同末日景象，而霍布斯鲍

    姆的描写如出一辙。他解释说，最“基本的城市生活服务”——如街道清

    洁、供水、基本卫生，跟不上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变化，因此十九世纪三

    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欧洲时有霍乱和伤寒爆发。霍布斯还说，严重的酗

    酒问题在欧洲带来了一场“烈酒传染病”。

    14 “社会和经济大灾变”不仅

    令“杀婴、卖淫、自杀和精神错乱”如瘟疫般在城市中蔓延，15 还导致了

    欧洲农村1795年、1817年、1832年和1847年的大饥荒。霍布斯鲍姆写

    道，即使是充分就业的地方也十分贫困：1852年，在兰开夏郡的普雷斯

    顿磨坊镇，即使是进了好行业的工人，也有52%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霍

    布斯鲍姆总结说，即使你属于少数能幸运地活到老的人，晚年也“极度

    困难，只得隐忍顺从”，因为当时既没有政府医保也没有社保体系能照

    管老年人。

    16

    我从Betaworks的工作室窗户望向外面的鹅卵石街道，想象1848年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肉库区是什么模样。十九世

    纪中期，许多纽约的屠宰场都违法经营，工厂污秽不堪，生产的肉不安

    全；“雇用”了贫困工人，对他们却没有任何工作保障。当时的情况可以

    说是一片混乱。每宰杀一头牛，就有一半不能食用，这些难闻的动物残

    骸大部分都被扔进了当地的河流和湖泊。

    17 当时屠宰场的通常做法是

    把不要的牲畜尸体堆在屠宰场外面，直至有人来运走。儿童就在血水横

    流的街道上玩耍，难怪当时肺结核和白喉在纽约那么流行。

    十九世纪，工业城市纽约的其他区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霍布斯鲍

    姆写道，十九世纪下半叶，纽约下东区“也许是西方世界最拥挤的贫民

    区，每英亩

    [1]

    容纳了520人”。

    18 工作环境也同样恶劣，特别是在纽约

    的服装厂里，工人每周要劳动60小时，还有送命的危险，因为机器会时

    不时切断工人手脚或削掉头皮。根据19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劳动力中

    有6%是10岁到15岁的孩子，他们做的是成人的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

    经常导致暴动，同样常见的还有工厂主雇暴徒威慑造反的工人。

    32博斯维克提醒我注意这个时期的工业社会经历了哪些普遍变

    化。“将时间线快进一个世纪，你会看到我们实现了当时不可想象之

    事。《共产党宣言》里十个目标已经和平实现了八个。”他说的是马克

    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十条“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能够在

    先进工业国创造无阶级社会的条件。这些目标包括征收累进税、设立国

    家银行、建立土地公有制度、政府控制交通运输业、向所有儿童实行免

    费公立学校教育，以及取消童工。

    19

    博斯维克想说，在1850年大部分人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比如禁止

    童工、创立国家银行、免费公立教育、累进税制——如今在世界上几乎

    每个国家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博斯维克承认，这些改革的实施效果

    并不一定总是理想的，但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它们渐渐成为文明社会

    不可或缺的基石。比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

    《共产党宣言》三十年之后，德国刚统一不久，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建

    立了强制性的全国社会保障体系，产业工人从此有了医疗、事故和养老

    保险。此后，每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都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各自的政治文化——从德国法团主义模式，到

    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传统，再到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更多以市

    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

    今天，博斯维克解释说，我们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也需

    要类似的不可想象的对策。不，他承认，数字革命并没有重现英格兰北

    部的“撒旦的磨坊”，现在没有成群的童工，也没有恶劣的工作环境；纽

    约的街道也不再流淌着动物尸体的血。历史不会重演，至少不会按原样

    再来一遍。但二十一世纪初的大转型对我们的挑战是一样的——特别是

    从经济不平等和未来就业方面来看。波拉尼的两个国度再次出现。但是

    今天，这两个国度不再是蒸汽或电力的产物，而是正在被数字技术塑

    造。今天，迅速破坏就业和工作性质本身的是智能机器，而不是莫尔时

    代被圈的农田，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机械化工厂。2013年，牛

    津大学发布的一份白皮书预测，在未来二十年内，47%的工作将因为智

    能机器而消失。

    20 2017年，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预测，未来我们49%

    的工作可以通过现有技术实现自动化。

    21

    那么，接下来就是博斯维克提出的第五点，也是最有雄心的一个对

    策。他告诉我，我们需要为当今的网络社会建立完全不同的权益保障计

    划、教育机构和社会保障制度。他说，正如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完全改

    变了雇员、雇主和政府的关系，今天的技术革命也需要引起同样彻底的

    33思考。博斯维克说，一个初步的设想是“最低保障收入”，即在人们因为

    技术失业时，为其提供最低的经济保障。“我们不可能有稳定的社

    会，”他坚持认为，“除非相当多的人能就业。”

    这就是约翰·博斯维克的宣言，他提出的治愈未来的五点：

    ——开放的技术平台

    ——反垄断监管

    ——负责任的以人为中心的设计

    ——对公共空间的保护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

    但他解释说，这几点中没有哪点是魔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

    初，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一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立竿见影地解

    决工业资本主义的所有问题。与他们不同，博斯维克很明白，一场革命

    不可能自动解决数据大革命的所有问题。他的叙事中并不存在宏大的黑

    格尔式合题。历史不会因为一场革命而落幕，远方也没有乌托邦岛。

    借用康德的一个词来说，博斯维克对未来的看法是“曲”的。他

    用“栈”这个比喻，即支持有效平台的层层技术，来解释他这些迥然不同

    的想法如何与未来相洽。他说，这些想法都是全新的二十一世纪操作系

    统中可替换的部件，这个系统在不断演化，适应全新的技术创新。

    他承认，互联网、云和移动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组合效应的

    确正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位风险投资人说，对此我们需要促

    成同样有力的公共政策、伦理责任、法律改革和技术改革的新组合。他

    坚信，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该像“筒仓”一样孤立进行，互不相关，而是应

    像成功的技术平台下的产品栈一样，只有协同作用才会最有效。

    [1] 1英亩等于4047平方米。

    34组合战略

    博斯维克五点对策的不凡之处在于，虽然数字技术激涌突变，却没

    有一个对策是新的。从英格兰的棉纺织厂，到曼哈顿的屠宰场；从十九

    世纪兰开夏郡的磨坊小镇的不平等，到十九世纪纽约市的不平等；从托

    马斯·莫尔所处的十六世纪英格兰的两个国度，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

    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两个国度，这些现象我们都见过了。

    现在和过去当然并不是毫无二致，我前面提到，历史不会按照原样

    重演。但工业革命时代的许多问题和我们面前的数字时代的问题相似。

    所以，博斯维克提出的对策——开放的公民价值、对公共空间的需要、创新和监管的共生，当然还有在技术激变的时代重新阐释人的意义——

    这些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办法。

    落实这些办法需要的策略也并不新鲜。毕竟，和平解决世界性问题

    的方式只有这么多可选。本书要讲的，就是治愈未来的五种长久不变的

    方法。

    按博斯维克建议，第一类方法是通过政府或法律规定，比如以反垄

    断监管保护竞争，或设立公共媒体保证可靠信息能自由流动。当然，硅

    谷内外坚守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会强烈反对。但是本书，特别是第六

    章，通篇都会证明他们是错的。创新和监管互相依存，没有新的法律就

    永远无法治愈未来。正如托马斯·莫尔提醒我们的那样，好的治理有史

    以来一直至关重要，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第二个方式是通过创新者努力，比如Betaworks的驻企黑客或出席

    蓝庭资本活动“加密与去中心化”的企业家，他们发明的新技术和新产品

    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创新者或创新项目都是好的。

    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像谷歌和脸谱网这样的大技术公司的许多数码创

    新就有问题。不过我会在第七章说明，不能因此彻底否定创新企业家，他们创造的许多产品实现了数字革命的理想。空想家可以想象出理论上

    比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经济制度，但这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

    的。

    第三点要通过消费者行为实现，他们想要选择什么、愿意付出多少

    钱，决定着市场和产品。当然消费者并不总是对的，特别是在产品价格

    低到离谱甚至“免费”的数字时代。但在本章后面，我们会通过食品行业

    35的历史看到，正是因为消费者要求更高的质量、更健康的产品，为解决

    工业资本主义许多的早期问题发挥了中心的作用。

    第四点是通过工会、慈善家、非营利机构的各种举措，或者通过斯

    诺登这样的个人投身其中实现。我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指出，实现的方

    式包括罢工和其他直接的劳工行动、公共项目、捐赠，以及向政府和产

    业施压。这是最能体现莫尔定律的一条——人们以自身意志去改善公民

    同胞的生活。

    第五点是教育的作用。父母、老师、导师、政策制定者，甚至像本

    书这样的作品，各种形式的教育正在帮人们书写自己的故事，确定他们

    心中的社会最理想的样子。我们会在第十章看到，重塑教育尤其有挑战

    性，因为不仅需要新型的教师和学校，还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思考教育的

    目的是什么。

    下面就是我们治愈未来的五点对策：

    ——监管

    ——竞争性创新

    ——社会责任

    ——劳动者和消费者选择

    ——教育

    Betaworks首席执行官博斯维克说得对。没有哪一条良策可以妙手

    回春，但本书将证明，如果能创造性地实施这五条改革策略，让它们共

    同作用，测试版世界将变成一片沃土。关键是五条策略要并存，如同二

    十一世纪的新操作系统的底层技术栈的不同组件要并存才能起作用一

    样。如果任何一条被捧上神坛，压倒其他，就起不了作用。比如，波拉

    尼把崇尚完全自由不受约束市场的做法称为“黑暗乌托邦”(stark

    utopia)，这导致了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当然，对导致

    两个国度的工业资本主义，苏联的反应更有问题：崇尚政府权力，禁止

    任何竞争创新。

    所以，关键在于要用组合策略。在历史上，总是这五大方法——监

    36管、创新、社会责任、劳动者和消费者选择、教育，以种种方式组合，成功应对剧烈的社会变化。过去几百年的历程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工

    业社会萌芽期间出现的种种野蛮和不公，都通过五大方法的各种组合作

    用大大改善了。

    美国肉类加工业的历史就是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这些方法共同

    作用下是怎样改善社会的。当年，肉类加工作业既不安全也不卫生，还

    存在掺假肉的问题，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特别是美西战争期间出现

    大丑闻，“防腐肉”作为军队给养运到前线。面对肉类加工业的恶劣状

    况，恩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出版了小说《屠场》揭发该行业的

    黑幕，此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了1906年的《联邦肉类检验法》

    (Meat Inspection Act)。根据这项法案和其他卫生规定，政府将对肉类

    进行强制检验。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各种公民团体(如纽约保护女性

    健康协会)、当地组织(如纽约市大都会健康委员会)和联邦监管机构

    一直在同冥顽不化的屠宰业和包装业做斗争。这些行业不肯相信改变商

    业模式能令自身受益。让他们主动合作的努力一次次失败，小到小屠

    户，大到大包装厂，都声称自己的行业没有威胁到公众。屠宰场甚至抗

    议禁止在市区道路上赶牛的规定。法律实施之后，不仅没有妨碍行业生

    产，还加速了行业现代化的速度。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改革经历

    千辛万苦才成功，推动了肉类加工业在技术、设计、生产效率上的创

    新，最终给普通消费者带来了更安全、更便宜的肉制品，对于生产者和

    消费者都是双赢。

    纽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改善，更要归功于五个原则。各州的劳

    工赔偿法和1935年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保护了现代工人的工会权利，而强大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到更高的

    收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1970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将因工死亡率降低到了2013年的

    每10万人3.3例。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禁止了童工，今天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更高，除了要归功于强制学

    生出勤的法律，也要部分归功于《公平劳动标准法》。如今大部分二十

    五岁以上的美国成人完成了高中学业；1930年，这一比例不足20%。二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雾霾危机导致数百人丧生，之后呼吁清洁空气的活

    动家让污染空气的焚化厂不得不关门。联邦法规和1970年成立的环境保

    护局的举措使纽约的酸雨降水量减少，把排入哈得孙河的污水量降到了

    接近于零。事实上，如今一个纽约普通居民的环境足迹比农村或近郊居

    民还低。

    37最能说明这些对策共同作用效果的是工业革命期间食品行业发展的

    故事。这个故事和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公立教育扩大的进步时代的思

    想的发展相呼应。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企业领袖、消费者选择和教育通

    过政府监管、竞争性创新和社会参与的共同作用，极大改善了市场上许

    多食品的质量，食品更加有益健康，甚至价格也降低了。新政策、新组

    织和新习惯的出现，将这个失常的行业变成了服务企业家、消费者和社

    会的行业。

    十九世纪中期的撒旦磨坊经济生产出的是同样恶劣的撒旦食物。

    1845年，恩格斯在百科全书一样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卖给

    工人的大规模生产的食物常见掺假掺杂：“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

    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面掺上菊苣根粉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

    西；甚至没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货还真像咖啡豆。可可里面

    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黏土，这种黏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

    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

    22

    当时很多批量生产的食品都是这样。有人把晒干的白蜡树树叶混进

    茶叶里，这种茶称为“smouch

    [1]”。因为smouch生产太多，英国议会只

    得通过专门保护白蜡树的法律!生产商用铅和铜锈等可能致死的毒素给

    茶叶和奶酪染色。为了增加利润，锯末常被掺进食品。美国的情况也差

    不多，监管缺位，许多食品掺假掺杂。到二十世纪初，随着AP连锁商

    店等大型零售商兴起，很多新的食品大品牌为了保持风味和延长保质期

    开始过度加工，大量使用添加剂。食品虽然不再算是撒旦食品，却反映

    了当时社会越来越同质化和公司化的特点：寡淡无味、大同小异，对健

    康没有好处。

    要解决这种状况不能一蹴而就。十九世纪，美国几乎没有监管食品

    成分或销售的联邦法律。1906年，情况有所改观，出台了《纯净食品与

    药品法》(Food and Drug Act)和《联邦肉类检查法》(Meat

    Inspection Act)。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依法成立，专门保护消费者免受有害产品侵

    害。过去一百年里，FDA规范了食品中的染色剂和化学物质，确保产品

    标签和营销诚实可信，甚至率先招募志愿者成立“试毒小队”以测试食品

    添加剂的影响。1938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署了新的《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该法案极大扩展了FDA的执法权，并建立了食品规

    范新标准，如今该法案仍是FDA的执法权基础。今天，FDA有40亿美元

    预算，有15000名雇员。

    38各种各样的机构和个人开始研究食品中添加糖的有害影响，开展研

    究项目的除了加州大学的科学家，还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

    织等非营利机构。教育，特别是书，警告人们工业加工食品的各种害

    处，发挥了重要作用。阿瑟·卡莱特(Arthur Kallet)和F.J.施林克

    (F.J.Schlink)1933年出版的畅销书《一亿豚鼠：日常食品、药品和化

    妆品的危险》(100,000,000 Guinea Pigs:Dangers in Everyday

    Foods,Drugs,and Cosmetics)，出版近六个月就印刷了13次。这本书第

    一次警告美国人，他们吃的量产食品中含有许多污染物。1962年，蕾切

    尔·卡森(Rachael Carson)出版了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是公众和

    政府意识提高的一个分水岭，这本书让人们认识到食品和水源中的杀虫

    剂和有毒化学物质的危害。之后的书籍，如埃里克·施洛塞尔(Eric

    Schlosser)2001年出版的《快餐国度：典型美式饮食的阴暗一面》

    (Fast Food Nation:The Dark Side of the All-American Meal)，警告人们

    快餐业对健康和环境带来的影响。2006年，此书改编为电影。

    尽管美国仍然存在肥胖和饮食习惯不良的大问题，但过去二十五年

    间饮食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健康了许多。这个转变是由消费

    者需求和企业家创新共同带来的。1980年，约翰·麦基(John Mackey)

    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开了第一家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当时美国只有寥寥数家奇特的天然食品超市，出售不含人工防腐剂、色

    素、调味料、甜味剂和氢化脂肪的产品。2017年6月，亚马逊以130亿美

    元收购全食超市，此时后者已经是一家财富500强上市公司，拥有431家

    门店和91000名雇员。成功的天然食品超市还有Trader Joe’s、Sprouts和

    Earth Fare。甚至是像喜互惠(Safeway)这样的主流超市，也在所有门

    店开辟了有机食品专区，喜互惠还创立了“百分百天然”的Open Nature品

    牌。过去几十年，种植户向市场直销本地农产品的模式也在美国越来越

    流行。1994年，全美的农产品直销市场数量为1775家；如今数量达到

    8600家，每年销售额超过15亿美元。

    过去一个世纪，人们转向天然食品、高质量超市和更健康的饮食习

    惯，这为治愈网络未来提供了一个模板。和1850年的食品行业一样，如

    今的数字经济也有以下特征：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令人上瘾的产品、企业不负责任，这种技术危害我们的思想和心理健康，大部分人却一无

    所知。食品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实现转型，这证明在负责的监管、创新、劳动者和消费者选择、公民行动和教育的共同作用下，博斯维克

    口中的“不可想象”变成了可能。

    39不过，在我们谈论怎么解决数字革命导致的问题之前，还需要更进

    一步了解数字革命出了什么问题。你应该还记得，卡尔·波拉尼将十九

    世纪中期的工业经济称为摧毁社会的“黑暗乌托邦”。下一章要说的就是

    今天的网络经济中存在的同样的乌托邦元素，并会详细解释未来究竟出

    了什么问题。

    [1] 当时茶叶十分昂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不法商贩收购泡过的茶叶再晒干，混上树叶和其

    他杂质，经过染色后再次出售。这种茶称为smouch。

    40? 第三章 出了什么问题

    城镇边缘的黑暗

    未来有时会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时值仲冬，我身在爱沙尼亚

    的首都塔林。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地处欧洲东北边缘，人均创业公司数量

    全球第一，网速、电子政务在全球名列前茅——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

    克·伊尔维斯(Toomas Hendrik Ilves)很懂电子技术，他把爱沙尼亚称

    作E沙尼亚，该国不仅被誉为技术的“领导者”“下一个硅谷”

    1 ，还被称

    为“新事物最先出现的地方”。

    我在Tehnopol，这是位于城市边上塔林科技园的一个园区，有约四

    百家初创技术公司在这里办公，离中世纪哥特式的城墙很近，用优步打

    个车很快就到了。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了解最火的爱沙尼亚新企业，而

    是为了听人说世界末日的事情。我来听杨·塔林(Jaan Tallinn)的演

    讲，主题为“数字技术带来的生存风险”。塔林创办了爱沙尼亚最成功的

    两家技术公司——网络通信平台Skype和点对点音乐分享网站Kazaa。他

    是欧洲最顶尖的技术专家之一，我想知道，他认为在人类二十万年历史

    长河中什么是对我们这个物种最黑暗的威胁。

    塔林在“爱沙尼亚机器学习会议”上演讲，这是一次关于人工智能的

    非正式会议。窗外，一月份的天气和他的演讲主题一样令人生畏。中午

    天色还不算暗，但是到了下午三点的样子太阳已经落下了，爱沙尼亚首

    都的郊区亮起淡黄的灯光。鹅毛大雪从灰色的波罗的海飘向城市，覆盖

    住偌大的园区；我怀疑，下午天色这么暗，优步司机要是不用苹果手机

    上的谷歌地图，可能都找不到这座方方正正、没什么特点的建筑。

    窗外是黑漆漆的冬季天色。杨·塔林不仅是技术专家，还是集企业

    家、教育家、投资人、哲学家和公民领袖多个身份于一身的通才。当这

    位身材矮小、理平头的爱沙尼亚人走上讲台，听众席一片骚动，响起期

    待的嗡嗡声。他走到两条写着“实现未来”的条幅之间，开始演讲。他身

    41着蓝色牛仔裤，波点T恤，帽衫胸口印着FLEEP.IO。对于观众席中娃娃

    脸的程序员来说，面无笑容的塔林是他们的成年版。他是他们的未来。

    他讲的也是未来——不仅是年轻的爱沙尼亚计算机科学家的未来，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大多数技术会议上，发言人都在兜售他们对光

    明前景有什么远见，但塔林讲的绝不是乌托邦。他用英语讲《人工智能

    控制问题》，描绘的是一个黑暗新世界，在这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算

    法，也就是可以自行思考的电脑代码，可能“除了违反物理定律之外无

    所不能”。他说，未来我们可能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创造物。我们创造的

    技术也许正在发展出自己的思维，以此排斥、剥离、奴役我们。有自我

    意识的算法将带来的生存威胁是切切实实的，它们也许会成为我们最后

    一个发明。

    他的嗓音略有提高，提醒听众，技术正“渐渐背叛”我们。观众席有

    人点头。因为这个小小的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历史，就是被外国不断干涉

    的血腥历史，每个爱沙尼亚人都将背信弃义这种邪恶的企图铭记于心。

    经历过这种背叛也许是他们点头赞同的原因。

    我猜想，塔林警告观众技术可能背叛我们，可能也出于更个人的原

    因。他创立了Skype和Kazaa这两个点对点网站，让用户可以免费打电话

    和分享音乐。他暗示的是数字技术也许会回头“反咬”发明它的人。过去

    五十年里，塔林这样的技术专家创造的去中心化架构到头来可能背叛他

    们起初的意图。本来是边缘的网络技术，如今却霸占了中心位置；本来

    要加强民主，现在却在扶植暴政。对于杨·塔林这样理想主义的未来设

    计师而言，这是最严重的背叛。

    这样的背叛后果也是最悲惨的。塔林这样形容这个悲剧：“打个比

    方，就像是当父母的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一样。”

    在他的讲话结束，并且观众离席之后，他跟我会面了。我们单独在

    Tehnopol的大厅里面对面坐下，窗外雪还没有停，继续纷纷扬扬落在城

    市里。万籁俱寂，就连清洁人员都回家了。

    我对面坐着塔林的塔林。这里是欧洲边缘，城市边缘一片黑暗。

    他人很疲劳，因为时差的关系眼圈发红，头一天才从东京回到爱沙

    尼亚，第二天早上又要飞往纽约。“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要是十年内世

    界被人工智能毁灭了，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我认识的某个人。”他跟我这

    42么说，却没有笑。

    他绝不是害怕世界被人工智能接管的唯一一人，一位顶尖的美国人

    工智能专家形容人工智能接管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世界

    首富比尔·盖茨，世界上最知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硅谷最先锋的

    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剑桥大学宇宙学家、《最后一世纪：人类能活过

    二十一世纪吗？》(Our Final Century:Will the Human Race Surviv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作者马丁·里斯(Martin Rees)(里斯勋

    爵)，都和塔林一样担心末日景象的出现。他们不仅一致认为这会成为

    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还担忧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事件。事实

    上这种忧虑成真的可能性很高，因此塔林和马丁·里斯，以及另一位知

    名剑桥学者，执伯兰特·罗素哲学教授头衔的休·普莱斯(Huw Price)一

    起，创立了名为“生存风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的剑桥研究机构。

    但是十年？我露出痛苦表情。我们只剩这点时间了吗？我问道。

    他回答，可能不止十年，但五十年内发生是很可能的，里斯勋爵认

    为文明也许撑不过二十一世纪，塔林的观点和里斯勋爵不谋而合。

    “我们也许不能继续做这个星球的主人了”，塔林告诫道，他一脸愁

    容并噘起嘴唇。他告诉我，人工智能真的可能“终结”人类。

    43怀念未来

    塔林预言智能技术可能在五十年内摧毁人类，这种末日景象当然是

    最坏的设想，更适合写成好莱坞电影剧本，而不适合像本书这样的非虚

    构分析作品。的确，面对日益壮大的智能技术，塔林和其他知名技术人

    士担忧人类的长久命运也许并没有错。不过，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教授

    吴恩达(Andrew Ng)曾辛辣地说过，当下担心机器杀人，就像还没到

    过火星上就担心火星的人口过剩和污染问题一样，是杞人忧天。

    2 非

    也，今天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阴云不是人类被智能机器奴役这样的科幻故

    事，而是我们很熟悉、很实际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波拉尼说的“黑暗乌托邦”——一个自我调节、既不受

    政府法规也不受公民意志控制的自由市场。十九世纪中期工业经济中存

    在的巨大不平等、不公正、众多人口成瘾问题会再次出现。这是昨日卷

    土重来，面对波拉尼说的泛滥的“乌托邦式市场经济”，监管者、消费

    者、教育者、公民意愿，都相形见绌。

    有人会说，相比数字革命的阵痛，十九世纪中期的危机——“烈酒

    传染病”“撒旦的磨坊”里随处可见的童工、纽约街道上横流的血水——

    更符合反乌托邦的特点。但是，正如我们一想到十九世纪的剥削和成瘾

    泛滥就感到可耻和恐怖一样，到二十二世纪初，我们的曾孙辈回头看我

    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也会同样感到困惑和厌恶。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成瘾严重、剥削赤裸裸地存在、缺少追

    责、不负责任和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今天，在一个几乎不受监管的市

    场，因为网络的影响，出现了权力和财力惊人的技术公司，牛津大学历

    史学家提摩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称之为“私营超级大公

    司”。

    3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活在监控经济的大数据聚光灯下，一举一

    动无时无刻不被这些巨怪企业尽收眼底。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波拉尼说的

    两个国度，美国技术界最富有的九位亿万富翁财富加起来超过了世界上

    最穷的18亿人。如今，数字媒体上充斥着暴力内容，数以百万计的观众

    在线观看色情复仇、直播斩首、自杀，好像这样做很正常。今天，我们

    沉溺于网络设备，导致注意力平均只有八秒钟，比金鱼还短。

    4

    因此，塔林在Tehnopol的演讲主题——背叛，可谓切中要害。数字

    化技术确实已经开始背叛我们，不过当然不是有意识的。阿达·洛芙莱

    44斯在一百五十年前说过，技术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自主意识。但是，互

    联网革命本该给我们赋权，如今却日益奴役我们。网络架构原本是去中

    心化的，如今却越来越集中。网络创造出来是为了加强民主，如今却导

    致许多心怀恶意的人在网上用语言暴力伤人，其他各种反民主的现象也

    愈演愈烈。

    “互联网已经失灵了。”推特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

    和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这样的数字时代先驱

    说。

    5 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开始像威廉姆斯和威尔士一样认识到，今天

    的网络剧变正把我们变成自己故事里的配角。这些批评者说，互联网也

    许曾被称作“人民的平台”，6 而事实上却存在人的问题。杰伦·拉尼尔

    (Jaron Lanier)是虚拟现实的发明人，也是硅谷最锐利的思想者，他甚

    至承认怀念上世纪的美好，那时技术的确是以人为先的。

    “我怀念未来。”拉尼尔坦白道。

    7

    他远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即使是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博纳斯-

    李，对于1989年他想象的那个开放、去中心化的未来设想，也感到怀

    念。因此，博纳斯-李出席了2016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去中心网络峰

    会”。峰会在位于旧金山内列治文区、靠近金门大桥的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总部举办。互联网档案馆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数

    字图书馆。出席峰会的互联网奠基人除了博纳斯-李，还有温特·瑟夫

    (Vint Cerf)，后者发明的TCPIP协议为全球在线通信制定了至关重要

    的“通用规则手册”

    8 ，让网络通信可以顺畅运转。和蓝庭资本在柏林举

    办的“加密与去中心化”会议一样，这次峰会本着相同的主旨召开。博纳

    斯-李在峰会上情绪激昂地讲起互联网的现状，特别是目前存在大型数

    字垄断企业，它们的网络监控无孔不入。这次峰会中其他许多顶尖技术

    专家都对当前网络感到幻灭，并呼吁回到网络最初的共享理想。

    “我们起初想从互联网那里得到三样东西——可靠、隐私和乐

    趣。”峰会主办方、互联网档案馆创始人布鲁斯特·凯尔(Brewster

    Kahle)告诉我，当时我在他的办公室拜访。办公室位于一所已经关闭

    的基督教科学派的教堂里，有一股霉味。他承认，我们的确得到了乐

    趣，但是其他两个方面——隐私和可靠，却没有实现。对凯尔来说，隐

    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他提醒我，是斯诺登揭露了这个秘密：英国

    安全机构监视着每一个登录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的人，并把美

    国访客的名字发给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

    45NSA)。

    凯尔和瑟夫、博纳斯-李一起，首批入选了互联网名人堂。他告诉

    我，网络监控的程度完全无法无天：“太吓人了。每次你点个链接都要

    担心安全问题，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

    部分问题出在硅谷的主流商业模式——将用户数据占为己有，用作

    商业用途——有重大缺陷。脸谱网、谷歌、YouTube、Instagram、Snapchat、WhatsApp，还有大部分其他互联网大企业，产品不收费用，赚钱靠的是在产品平台上出售越来越私人化和智能的广告。例如，2016

    年，谷歌的年度营收为894.6亿美元，其中793.8亿美元都是广告收入。

    所以，凯尔所说的“无法无天的在线监控”在硅谷稀松平常。美国顶尖计

    算机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总结道：“互联网的主要

    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大规模监控之上的。”

    9

    数据经济的规模大到难以想象。每一天，世界上35亿互联网用户都

    会产生1018 字节的数据。2016年每天每分钟，全世界用户进行了240万

    次谷歌搜索，观看278万个视频，登录脸谱网701389次，在Instagram发

    布内容36194次，用WhatsApp发送信息280万条。

    10 所有这些个人数据

    在网络时代变成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网络经济的“新石油”

    11 。从欧洲的

    从政者，到硅谷的风投资本家，再到IBM的首席执行官，每个人都这么

    看待这些数据。对大技术公司来说，这些数据就像是神赐的财富。

    博纳斯-李和凯尔一样，对近年的数字发展感到失望。“互联网设计

    的初衷是去中心化，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博纳斯-李面对峰会观众说，他参与设计的数字架构原本目的即是如此。但是他说，“个人数据被锁

    起来”放在“筒仓”里，也就是集中到了谷歌、亚马逊、脸谱网和领英这

    样的大型数据公司手里。

    12 因此，他提醒道：“问题就在于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微博客网站推特，它们都是一家独大。”

    “我们没有技术问题，”对自己无意之中参与打造的这个新操作系

    统，博纳斯-李这样总结道，“我们有社会问题。”

    13

    但这不只是社会问题。跟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对生活的影响一样，今

    天的数字革命也关系到文明问题，它正破坏着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金融时报》的拉娜·弗鲁哈尔(Rana Foroohar)警告：“硅谷

    的大公司欣欣向荣，其他所有人却落后了。”

    14 波拉尼的乌托邦式市场

    46经济以数字形式再现。一切再次完全错位了。并且，这个问题还是只有

    监管者、教育者、创新者、消费者和公民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47私有超级大公司：末日四骑士

    2015年，我出版了第三本书《互联网不是答案》(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15 讲的是网络时代权利和财富的分配不均。我主

    张，今天的数字革命悲剧在于诺伯特·维纳、蒂姆·博纳斯-李、布鲁斯特

    ·凯尔和吉米·威尔士这些数字时代先驱者的理想——民主、平等、启

    迪、自由、普遍、透明、责任，还有公共空间——至少到目前还没能实

    现。网络革命带来的不是博纳斯-李理想中的公共万维网，而是被加顿·

    艾什所说的硅谷私有超级大企业侵占的万维网。

    我认为，数字技术也许确实正在背叛发明它的人。我要警告的是，数字革命本意是建设去中心化、人人平等、开明的数字联合体，如今却

    变得集中、不平等、怪异，令人忧虑。我认为，数字时代迅速变成乌托

    邦式的市场经济，正在形成“赢家通吃的网络”，16 而我们，也就是人

    民，全都是其中的输家。

    就拿数字革命对地图测绘行业的影响来说吧。你应该还记得，本书

    的目标是为未来绘制一幅以人为中心的地图。但是，新经济中赢家通吃

    这个特性决定了今天的地图测绘业以金钱而非人为中心。伦敦大学文艺

    复兴研究教授、广受赞誉的地图历史学家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

    解释说：“我们正处在新地形的边缘。”他警告说，新的数字地图测绘

    业“前所未有地只追求一个目标：垄断可量化的信息，积累利润”。

    17 而

    推动测绘行业这样做的公司就是谷歌，2016年5月，谷歌宣布，将在移

    动地图产品中新增基于地址投放广告的功能，这样追踪我们的位置数据

    就更有价值了。

    18

    布罗顿认为，谷歌的这一举动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硅谷这家大数据

    公司不会“公布代码的具体细节”。目前，世界上86%的智能手机用户用

    的都是谷歌旗下的安卓操作系统。

    19 地图测绘这门行业源于两千多年

    前亚历山大文化时期的埃及，以托勒密的《地理学》为始，在地理大发

    现时代趋于成熟。对于谷歌的做法，布罗顿评价道：“有史以来第一

    次，我们竟然要通过非公开、不自由的信息看世界。”

    20 这个新世界的

    地理知识将是私有的——其实就是被垄断的，用硅谷委婉的词来说叫

    作“有围墙的花园”——由大型数据“筒仓”拥有和运营。地理知识本是公

    48域，却正在变成专有的算法；这种新的地理学形式，将使我们同时被排

    斥在外和被记录行踪。地理正处在完全私有化的危险之中。的确，我们

    终将消亡。

    再看看过去二十五年间媒体和娱乐行业的剧变，这是最先受到数字

    革命剧烈冲击的行业。乔纳森·塔普林(Jonathan Taplin)担任电影制作

    人和音乐承办人多年，认为“有天分的创作人”和脸谱网、YouTube或谷

    歌这样的“垄断平台”之间出现了财富的“大幅再分配”。塔普林曾是鲍勃·

    迪伦早年巡演的经理，为马丁·斯科塞斯、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和加斯·范·桑特(Gus Van Sant)担任电影制片。他说，2014

    年到2015年，每年约有500亿美元从传统创作产业流到了硅谷新的垄断

    者手里。

    21 和传统的娱乐公司不同，YouTube这样的企业不会积极地投

    资艺人、制作内容或出售文化产品，只是提供平台让人们上网收听免费

    内容。拿音乐来说，YouTube赚钱几乎全是靠出售广告而不是靠栽培艺

    人，它付给艺术家和唱片公司的钱少得可怜，每首歌播放一次收入还不

    到0.1美分。

    22 可以说YouTube是食利阶层——像是莫尔在《乌托邦》

    里用滑稽的手法描写的不事生产的十六世纪英国地主。YouTube作为在

    线娱乐行业的赢家，垄断地位日益稳固，以此坐收暴利。

    此外，数字革命对出版业也带来重大冲击，以此推断，政治也受影

    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数字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主任艾米丽·贝尔(Emily Bell)说：“我们的新闻生态系统

    在过去五年里的剧变程度，也许超过了过去五百年任何阶段。”

    23 她警

    告说，数字技术事实上已经把出版业的未来放到了“少数人手里，他们

    现在掌握着许多人的命运”。

    24 社交媒体已经和“末日四骑士”谷歌、脸

    谱网、苹果和亚马逊一起“吞噬了新闻”，为了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这些公

    司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要是听到贝尔用这个具有中世纪

    意味的象征词称呼四家公司，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没准儿会笑起来。这

    样，这些私有的“超级大国”已经成了我们“新的言论统治者”，僭越政府

    的传统智能，决定什么能发布什么不能发布。

    25 与此同时，在线出版

    商，也就是实际创造内容，创造经济利益的企业，却深陷危机。2016年

    第一季度，所有在线广告营收的85%都归了两家博纳斯-李所说的中心化

    数据“筒仓”：脸谱网和谷歌。

    26 媒体被垄断不仅仅是出版业的问题。今

    天，脸谱网已经成了我们看世界新的头版，我们的各种偏好都有网络软

    件来满足。这个软件的拥有者是一家市值3500亿美元的数据公司，它拒

    不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因为一旦承认，就必须雇用大量员工来管理内

    容。如果脸谱网承认自己是媒体公司，就要对出现在网络上的广告负法

    49律责任。因此，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读到的，就是我们想看想读

    的。难怪很多人觉得网上的一切都非读不可。这种回音室效应，也就是

    过滤泡泡，27 造成了一个镜厅般的“后真相”媒体环境，被假新闻和其他

    形式的在线政治宣传主宰。于是我们不安地看到，特朗普成功当选，英

    国脱欧，非传统右翼崛起；我们看到，普京的“巨魔工厂”操纵网络舆

    论，“伊斯兰国”(ISIS)通过网络招兵买马，种族主义者、厌女者、霸

    凌者在网络上播种仇恨和暴力种子，而且几乎全是通过匿名的方式。

    “2017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反映了全球信任崩溃和回音室媒体

    兴起之间的联系，极为令人忧虑。爱德曼报告的调查对象称，他们偏好

    搜索引擎(59%)而非人类编辑(41%)，调查报告还发现，如果某条

    网络信息的立场与他们不一致，那么他们无视这条信息的概率要高出近

    四倍。理查德·爱德曼警告说：“对媒体缺乏信任，导致了假新闻泛滥、政客直接对民众发表言论。”

    28

    我在2007年出版的书《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中预

    言过，这种所谓的媒体“民主”的最终受害者是真相本身。在没有把关

    人、事实核查员和编辑去核实报纸文章或者电视新闻真实性的情况下，你看的假新闻和我看的假新闻都是“真相”。

    美国现在甚至有一位民选总统——每个学童都知道美国总统是世界

    上最有权力的人(这是除了莫斯科外每个人都认同的几样“事实”之一)

    ——凭借这种有毒的假新闻文化上台，又不断加强这种文化。他说得很

    清楚，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还没倒掉的客观、专业的媒体。甚至硅谷一些

    最有权力的人也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苹果公司的商业模

    式与谷歌和脸谱网不同，不靠出卖用户数据营利。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称“假新闻正在杀死人们的思想”。

    29 他相信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公

    共行动，他说和让公众意识到环境危机的活动一样，假新闻问题也需要

    齐心协力的公共行动，才能让人们意识到其危害。

    杀死人们思想的不只是网络假新闻。正如二十世纪中期工业生产出

    的许多食品令人上瘾，今天太多数码产品设计的目的也是让我们沉溺其

    中。硅谷“营销专家”甚至写了书名诱人的畅销书，比如《上瘾

    [1]

    》，这些书可以说是操作手册，手把手教你设计出让用户上瘾的产品。

    30

    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是一位有名的成瘾者，他是个英

    裔美国博主，爱辩论，“很早就采取”了“活在网上”这种生活方式。

    31 他

    50承认，自己曾经为了戒网瘾去过马萨诸塞州一个冥想静修中心。说到网

    络成瘾的后果，沙利文坦白说，“我曾经过得像人类”。纽约大学心理学

    家亚当·阿尔特(Adam Alter)说，有数百万人像沙利文一样，对智能手

    机和电子邮件存在“行为成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只有几种令人成瘾的事物：香烟、酒

    精，还有既不便宜又不易买到的毒品，”阿尔特说，“到了21世纪第二个

    十年，诱人成瘾的东西却到处都是。有脸谱网、Instagram、色情片、电

    子邮件、网络购物，等等。这个单子可以列一长串，多到人类历史上前

    所未见，而我们才刚刚开始领教它们的威力。”

    32

    库克呼吁对假新闻采取公共行动，跟他一样，硅谷其他的技术专家

    也呼吁对数字成瘾物采取类似应对措施，旧金山儿科内分泌专家罗伯特

    ·卢斯蒂格(Robert Lustig)说它们“入侵美国人大脑”。《金融时报》的

    伊莎贝拉·卡明斯卡(Izabella Kaminska)说，这种入侵正在直接破坏我

    们的幸福感。“虽然各种技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而且大部分技术说起

    来本该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好，”卡明斯卡警告数字成瘾的影响

    说，“人们却从未像现在这样抑郁。”

    33

    谷歌前“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提出了一

    个极端主张，认为软件开发者应该签署类似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行为守

    则，保证开发产品时用尊重的态度对待用户。哈里斯是非营利组织“好

    好利用时间”(Time Well Spent)的创始人，被《大西洋月刊》称为“最

    能称得上硅谷良心”的人。他相信，应该制定“新评级、新准则、新设计

    标准、新认证标准”，确保产品不会导致成瘾。

    34 我代表TechCrunch电

    视节目采访哈里斯的时候，他告诉我，当今网络时代占主导的三大数字

    平台——苹果、谷歌和脸谱网，明确就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的。

    “我们都生活在注意力经济这个城市里”，哈里斯说，他引用了简·

    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话，言下之意是软件开发者面对的挑战和城

    市规划者一样。他说，如果要让这座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宜居，这些平台

    的所有者就要为产品对用户造成的影响负起责任来。

    [1] 该书英文名Hooked意为被钩住。

    51互联网能拯救世界吗？

    我在《互联网不是答案》中提出，数字革命加上赢家通吃经济的网

    络效应，已经把权力集中到了大技术企业手里，权力集中的规模和程度

    远超大银行、大石油公司或大制药公司。我在书中提出，比起脸谱网吞

    噬新闻业的小餐，权力集中带来的这顿筵席可丰盛太多了。谷歌和脸谱

    网等企业曾被古怪地称为“互联网”企业，如今它们正迅速成为人工智能

    公司、自动驾驶汽车公司、虚拟现实公司。“软件正在一口口吃掉世

    界”，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这样形容网络技术捕食所有事

    物、所有人的现象。1994年，安德里森创立了第一家互联网浏览器公司

    网景，成为硅谷最早发家的年轻人。硅谷不只是新华尔街，它比老华尔

    街更富有、更强大，奥巴马的八年任期内，硅谷在华盛顿花在游说上的

    钱是金融业的两倍。

    35

    的确，我们过去曾见过这一幕。乌托邦式的市场经济再次浮现，带

    来贫富剧烈分化，这在历史上多次出现：托马斯·莫尔笔下，十六世纪

    英国乡村的圈地运动导致羊“吃”人；十九世纪的纽约，贫民居住的工业

    区环境拥挤不堪。但现在的数字更令人心惊：财富500强名单中最有价

    值的五家公司，即末日四骑士加上微软，都是美国西海岸的技术公司。

    《纽约时报》技术版作者法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把这五家赢

    家通吃的技术公司统称为“可怖五大”，五家公司员工数量加起来达到五

    十万出头，总市值约23000亿美元。如果把这五家公司算作一个国家，会是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GDP规模超过印度几千亿美元，而印度人口

    超过12亿人。

    36

    这些公司的创始人的个人财富也同样惊人。硅谷最富有的九位技术

    亿万富翁，财富加起来超过世界上最贫困的18亿人，即最贫困的四分之

    一人口拥有的财富之和。“每十人里，就有一人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糊

    口，而这么多财富集中在几个人的手里，真是骇人听闻”，乐施会

    [1]

    (Oxfam)的执行董事指出，硅谷有几位企业家和世界上其他人之间的

    差距之大，到了超现实的程度。

    37 巨大的贫富差距在硅谷当地就可以

    看到：帕洛阿尔托是斯坦福大学所在地，也是硅谷的中心；而就在贫困

    的邻镇东帕洛阿尔托，有三分之一的学龄儿童无家可归。

    38

    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归结于智能技术的经济回报并没有惠及大企业之

    外的人。硅谷的资本充裕，这甚至可能使其他地方的资本稀缺问题更严

    52重了。人的问题也许正在恶化。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分析贫富分化问题说：“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正在改变，这跟智能机器有关。”萨克斯担忧，改进技术的技术也许“让人们过得更

    差了”。他向我解释说，“机器会取代人的工作更会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这种想法是真的”。真正令经济学家担心的是，财富在新的分配方式

    下，从劳动力流向了资本。他坚称，“有这种不祥的预感当然不是卢德

    主义”。

    萨克斯说，同样的辩论已经持续了两百年。从詹姆斯·瓦特发明蒸

    汽机以来，纺织业实现机械化，铁路兴起，二者共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

    文明。萨克斯说，两百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日益强大的机器是否会奴

    役或支配人类。但是，他坚持说，当下智能机器对就业的冲击“正变得

    紧迫”。他担心的是历史正在重演：像工业革命初期一样，技术也许做

    大了经济蛋糕，却没能让“所有人分享新的繁荣”。

    39

    除了一直以来支持技术发展的政界人士，硅谷的显要人物也愈加担

    心萨克斯谈及的问题。加州现任副州长加文·纽索姆(Gavin Newsom)

    甚至极端地表示，硅谷技术专家的职责是“行使”他们的“道德权威”，解

    决收入不平等和失业问题。他说，这些问题是正在迅速临近的“红色警

    报、消防水龙、海啸”。2017年，纽索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慷慨激

    昂地对计算机科学系的毕业生讲了摩尔定律：“世界的运作方式正在发

    生根本的改变，你们的职责就是行使自己的道德权威。你们要做的事情

    没有从网上下载东西那么简单。”

    40

    世界银行研究成果《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Digital Dividends)也表明，数字革命也许正在

    加深不平等，令中产阶级的工作空洞化。报告显示，数字革命本应带

    来“增长更快、岗位更多、公共服务提高”的红利，事实上却“没有达到

    预期”效果。

    41 这项研究项目由爱沙尼亚当时的总统伊尔维斯和世界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Kaushik Basu)共同主持，研究发现世界

    上有个“被墙围起来的花园”——世界上60%的人口完全被排除在数字经

    济之外。报告的作者警告，快速的技术扩张“一直以来都向世界上富

    有、有技术、有影响的人倾斜，他们更懂得怎么利用新技术”。

    42 这使

    得网络上赢家通吃，数字世界分裂为两个世界的现象更明显了。

    “互联网能拯救世界吗？”针对2016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纽约时

    报》一篇头条文章提问。

    43

    53而答案，至少在目前，是不能。

    但是，互联网——纽索姆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新操作系统的“管路系

    统”——怎样真正拯救世界？

    我在本章开头说过，未来有时反而降临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个

    欧洲国家鼓励自由市场的创新，同时对监管、教育进行创新改革，通过

    二者集合，正在开创一个更好的数字社会，目的是把人放回数字地图的

    中心。这个国家就是波罗的海小国爱沙尼亚，或者用其前总统、数字达

    人伊尔维斯的话来说，叫E沙尼亚。

    我们先回爱沙尼亚，到这个新事物最先出现的地方看看去。

    [1] 一家非政府国际发展和援助组织。

    54? 第四章 乌托邦：案例研究(上)

    云中国度

    幸运的是，并非每个爱沙尼亚人都像杨·塔林一样悲观。事实上，我听完他讲世界末日的第二天，就在塔林花了一天拜访几位了不起的政

    策制定者，他们正在快乐地改造这个小小的波罗的海共和国，让它从落

    后的苏联殖民地变成下一个硅谷。

    在爱沙尼亚首都找路很容易——如果你有地图，或者大概记得路上

    的地形，就很简单。虽然我们智能手机上有Waze、谷歌地图和其他靠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定位的应用程序，但是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还是得坐火车、打车或者步行，才能让身体抵达终点。技术还造不出超

    智能的远距离即时传输机器——即使是在高科技国度爱沙尼亚也不行。

    一位全球旅行家提醒我们，地理仍然很重要。

    1 而另一位知名地理学家

    说，“地理学第一定律”就是“每样事物都与世间万物相关”。

    2

    历史上，地理对爱沙尼亚的重要性超过了所有国家。这个国家的厄

    运体现在和俄罗斯接壤，又和丹麦、瑞典、德国共同濒临波罗的海——

    过去五百年里，这些地区强国全都和这个小共和国关系密切过度了。虽

    然地理位置不佳，或者说，正因为地理位置不佳，这片面积只有28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今天才和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和斯堪的纳维亚邻国

    一起，成为地球上接入网络程度最高、最有创新能力的国家。爱沙尼亚

    政府和人民正在尝试建立理想的信息社会，找到在网络空间开展良好生

    活的道路。

    爱沙尼亚的确是一个电子社会，从电子居民项目，到学校十分看重

    互联网，再到观念里把政府看作服务机构，爱沙尼亚的电子政府让网络

    空间变成公民空间。“爱沙尼亚人拥抱数字生活”，《纽约时报》告诉我

    们，这个社会，“首先是通过网络生活的”。

    3 BB C说，爱沙尼亚是“世

    界上互联网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4 《大西洋月刊》说：“爱沙尼

    55亚有世界上最懂技术的政府。”

    5

    不，地理并不总是等于命运——至少爱沙尼亚不是这样。加拿大新

    媒体专家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表示，在当今的网络经

    济里，“你的品牌就是你的边界”。但是爱沙尼亚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建立

    了一个数字品牌，它远远超出了地理上的国界。这是因为“我们管理着

    云中国度”，我去拜访爱沙尼亚首席技术官员塔维·柯特卡(Taavi

    Kotka)时，他这样说。他的小办公室就在塔林市政广场边上，这是旧

    城的核心，保留了十一世纪的哥特式原貌。

    爱沙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放“电子居住证”，即电子护照的国家，任何持有电子居民身份的小企业家，都有权使用合法的爱沙尼亚在线法

    律或会计服务及数字技术。数个世纪以来，人们生在哪里，就是哪国公

    民，爱沙尼亚甚至正在尝试打破这个惯例。电子居民项目只要把申请人

    指纹、生物特征识别和私钥信息写入芯片，就可以通过网络发放居住

    证。

    该项目的主任卡斯帕尔·柯哲斯(Kaspar Korjus)今年二十八岁，他

    告诉我，项目的目标是到2025年吸收1000万“电子爱沙尼亚”居民——这

    是爱沙尼亚现有的130万人口的八倍。柯哲斯想要为全世界的生意人创

    建“信任经济”。电子居民项目与暗网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网

    这个数字地狱里充斥着毒贩子、军火商、恋童癖，还有各种其他罪犯。

    柯哲斯说：“我们想成为数字世界的瑞士。”而爱沙尼亚首席技术官塔维

    ·柯特卡的目标更远大：我们正在成为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母体”，他板着脸告诉我。

    在爱沙尼亚机场里，商店里的一件T恤上印着：来爱沙尼亚吧，别

    等到爱沙尼亚来到你跟前。

    爱沙尼亚政府的说法则比较谨慎，对于这个大胆的电子居民项目，他们的说法是，“一步步打造没有国境的国家”。柯特卡说，这是个“外

    包政府”的例子。由于气候恶劣，地理位置不便，爱沙尼亚一直很难吸

    引人们来这里居住。因此，电子居民项目开创了新的全球公民身份平

    台。爱沙尼亚不仅把政府放到了云里，还打算建立一个云中国度——在

    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社区中，人们分布在各处，不是靠地理环境，而是靠

    网络服务相连。这就是柯特卡说的母体——一个位于无限网络空间里的

    国家。

    56因此，像我这样爱好创新的人纷纷来到这个没有国境的国家，这个

    新事物首先出现的地方，也就不足为奇了。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

    时，亚历克·罗斯(Alec Ross)曾在她团队里任数字专家。他密切关注

    着爱沙尼亚的创新。他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称为“或能成大器的小国”。

    罗斯保证说，爱沙尼亚“几乎整体都是电子经济”，是一个代表未来的国

    家，数字创新极其丰富，因此这里的初创企业“令硅谷眼红”，6 杨·塔林

    的Skype和Kazaa就是典型的例子。罗斯把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放在一起

    对比，后者离爱沙尼亚不远，同为“地理的囚徒”，却仍然停留在狭隘的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完全停滞。罗斯总结道：“爱沙尼亚开放了国

    界，白俄罗斯却关闭了大门。”

    7

    地理第一定律也许可以说是每样事物都与世间万物相关，但2017年

    的爱沙尼亚第一定律是几乎每样事物和每个人都与互联网相连。爱沙尼

    亚有130万公民，91.4%使用网络；87.9%的住户有电脑；86.7%的爱沙

    尼亚人有宽带；88.4%的人经常上网。

    8 而在邻国拉脱维亚，只有76%

    的人使用网络；在曾殖民统治爱沙尼亚的俄罗斯，这一比例只有71%。

    但当时的总统伊尔维斯在世界银行报告中警告，光靠联网不足以带来彻

    底的改变。他坚持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网络社会，一国需要监管、立法、创新和教育多方面的结合。

    “爱沙尼亚的经验显示，仅靠接入互联网不足以实现数字发展的好

    处，因为大部分的工作要从政府治理、立法和教育入手。”在2016年世

    界银行报告发布大会上，伊尔维斯这样告诉华盛顿的听众。

    9

    伊尔维斯解释道，在提高爱沙尼亚人民技能上，教育系统发挥了特

    别重要的作用。教育是E沙尼亚革命的第一步。二十世纪末，一家有政

    府背景的投资基金出资把所有学校联网，并且从七岁开始教孩子们编

    程。一位软件工程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十分重视编程技能：“编程能

    力就像读写能力一样。”

    爱沙尼亚正在改革教育系统，让人们变成更负责任的公民。教育部

    电子服务负责人克丽丝托·里洛(Kristel Rillo)解释道，爱沙尼亚的学

    校目前开设“数字能力”必修课。爱沙尼亚甚至正在计划出台一项针对数

    字能力的全国测试，测试包括网络礼仪在内的五方面内容。里洛告诉

    我，教育“领先劳动力市场两步”，并补充道，孩子们“在学习如何成为

    数字公民上，比起中年的劳动者领先了两步”。

    57信任、信任，还是信任

    但爱沙尼亚的数字发展最有意思的措施在课堂之外。爱沙尼亚数字

    革命的关键是一套身份证系统，该系统把数字身份和信任视作新的社会

    契约的核心。目前超过95%的爱沙尼亚人持有强制性电子身份证，该系

    统为每个人提供安全的在线身份，同时也是数字公民平台，提供超过四

    千项在线服务，包括记录健康和警方记录、交税和投票。

    爱沙尼亚信息系统管理局首席设计师，安德雷斯·库特(Andres

    Kütt)解释，网上身份证系统的目的是摆脱官僚作风，把政府改造

    为“服务部门”，“重新定义国家的本质”。作为这套新系统的主要设计师

    之一，库特的目标是将所有人的数据都集成到易操作的单一信息门户

    里。库特不久前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曾在Skype工作。他说，他们想

    打破官僚主义的“筒仓”，把权力下放给公民，让政府向公民靠近，而不

    是让公民向政府靠近。

    我和库特见面的地方是他的政府办公室，在一条购物街背后一栋旧

    楼的顶层。库特身着绿毛衣，小个子，胡须一缕缕的，对于正在建设的

    这个大技术项目，毫不顾忌地表现出霍比特人一样的热情。“旧的模式

    已失灵了。我们正在改变公民身份的概念”，他向我解释“作为服务部门

    的政府”是什么意思。“这项技术带来信任，是透明的技术。所有政府部

    门都可以访问数据，但是公民有权知晓自己的数据是否被访问过。在旧

    世界，公民离不开政府；在爱沙尼亚，我们要让政府离不开公民。”

    有人认为，库特正在设计的这套身份证系统和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

    刚好相反。在爱沙尼亚，公民有权监控政府的一举一动。尽管政府可以

    查看公民的数据，但是一旦查看，必须通知公民。库特给我讲了一件发

    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说明这个系统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开车去塔林

    做讲座演示身份证系统，查看自己数据的时候，发现一位警官三十分钟

    前调出了他的信息。库特继续查看在线记录，发现去塔林的路上一辆无

    标记警车因为他的号牌不清跟踪了他。警官查看了他的记录，检查了他

    的驾照之后，做出了不截停的决定。库特提醒我，讲这个故事的意义是

    为了强调，在这个公民数据库新系统中，政府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

    认为，政府不能有秘密进行的任何行为。这个透明度系统目的是保护个

    人权利，加深公民和政府间的信任。

    在爱沙尼亚跟我谈过的每个人——从初创企业家到政策制定者，从

    58技术专家到政府部长——都同意库特的观点，即身份证系统最重要的作

    用是营造信任。房地产业有个老生常谈的观点，一栋房子最重要的三个

    特点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同样，爱沙尼亚身份证系统三样最重

    要的特征是信任、信任，还是信任。“2017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

    告”用“信任坍塌”形容世界的现状，因此爱沙尼亚的实验对我们所有人

    都很重要。

    爱沙尼亚的安全政策主任默尔·梅格(Merle Maigre)向我保证，爱

    沙尼亚人“信任”他们的政府。该国首席技术官塔维·柯特卡解释：“数字

    社会的一切都依靠信任。”电子居民项目主任卡斯帕尔·柯哲斯补充道，爱沙尼亚正在发展“信任经济”。柯哲斯解释说，政府是能为全体人民建

    立信任机制的唯一可靠的机构。

    斯登·塔姆基维(Sten Tamkivi)是一位互联网创业者，1996年他还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创办了爱沙尼亚第一家数字广告公司，后来卖给了跨

    国企业恒美广告公司(DDB Worldwide)。他说身份证系统是一套“信

    任机制”。塔姆基维告诉我，虽然电子身份证是强制的，但是“你的数据

    归你自己”。他说，“你可以看到谁看了你的记录”，并且把所有人对我

    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在这个透明的系统中，只有政府才能访问个人

    数据，而且每次访问时个人都会收到通知。

    埃恩·阿维克苏(Ain Aaviksoo)是社会事务部的电子服务与创新副

    秘书长，他曾参与爱沙尼亚首个医疗门户建设团队。他也认为这个新系

    统能加深信任。他告诉我：“爱沙尼亚人民信任这个系统，因为他们还

    没看到有滥用情况。这个系统给了人民决定自身隐私的能力，但是他们

    也要负起责任。”

    西姆·西库(Siim Sikkut)是一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技术专家，目前担任爱沙尼亚总统顾问，他认为这个全国身份系统能够保证你的身

    份不是编造的。西库解释说，和电子居民项目一样，全国电子身份系统

    的作用是“确认身份”。能够访问你全部个人数据的，只有你自己。“说

    到底，如果你不信任政府，”西库反问，“那么你究竟能信任谁？”

    事实上，爱沙尼亚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014

    年，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一份研究发现，51%的爱

    沙尼亚人信任政府，而欧盟平均值是29%。不过，虽然他们很信任政

    府，同一份研究却发现仅有13%的爱沙尼亚人信任政治党派。

    10 爱沙尼

    亚努力把政府打造成在线服务机构，人们对政府和党派的信任程度差异

    59这么大，可以用数字改革很成功来解释。

    “爱沙尼亚人民不信任政府，但他们信任电子政府。”林纳尔·维克

    (Linnar Viik)解释道。他是电子身份证基础设施的设计师之一，也创

    办了多家技术公司，被媒体称为“爱沙尼亚的互联网先生”。

    11

    我请维克解释一下电子身份证系统用什么样的技术保证信任。他说

    是“用非对称、分布式技术构建的公共基础设施”，包含“带时间戳的数

    字签名架构”。用简单点儿的语言来说，意思就是信息录入系统后无法

    被篡改，甚至不通知数据主人就无法查看，因此录入系统的医疗、金融

    或犯罪记录都保证了可靠性，记录无法被偷偷修改，也无法被窃取。维

    克把这叫作“还没有区块链时的区块链”。顺带一提，区块链是一种新技

    术，用它可以建立无法篡改或变更的公共数据库。加拿大未来学家唐

    (Don)和亚历克斯·塔普斯科特(Alex Tapscott)将区块链技术称为“信

    任协议”，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互联网诞生后最重大的技术发展。

    12 所以

    维克的“还没有区块链时的区块链”这个说法意思是，虽然爱沙尼亚电子

    身份证系统不含正式的区块链技术，却有相似的功用：借用《经济学

    人》的说法，它制造了一台“信任机器……一条带来确定性的伟大的技

    术之链”。

    13

    跟所有的新新事物一样，比起其中的技术细节，人们更在意的是它

    给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后果。爱沙尼亚政府进入数据领域，可能带来极其

    重大的潜在影响。维克说，其中一个结果也许是主权政府和硅谷私有超

    级大公司之间将形成新的角力。

    “各国政府正意识到，它们已经把公民的数字身份拱手让给了美国

    的大公司，如谷歌、脸谱网、亚马逊和苹果，”维克解释说，“它们正逐

    渐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保护公民的隐私。”

    当然，让这些私有大企业财大气粗的正是个人数据。虽然爱沙尼亚

    人有了电子身份证，但还是会继续用脸谱网和谷歌，前者的数据库构成

    了与大公司对立的生态系统——一套让公民而非私企受益的安全的公共

    系统。

    维克和Betaworks的首席执行官博斯维克观点一致，他说当今最大

    的挑战之一就是在数字新世界重新找准政府的位置。他相信，这就是电

    子身份证系统长期的意义。“政府的责任是保护公民的隐私，”维克这样

    评价爱沙尼亚政府对个人数据的管理，“这扩展了公共基础设施——是

    60二十一世纪版本的福利国家。”

    对于某些读者，特别是像斯诺登一样珍惜隐私的人，这个极端的透

    明电子身份证系统也许有点反乌托邦的意味。但是，数字革命有一个不

    可避免的后果，那就是网络上个人数据的大爆炸。不管你喜不喜欢，随

    着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城市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各种智能物件推

    动物联网发展，将来这些数据只会指数级增长。我们对这一切别无选

    择；但我们能选择的是，要求获取我们个人数据的政府和企业更透明。

    这就是为什么维克的尝试这么重要：他想让爱沙尼亚政府的公民信息数

    据库达到区块链一样透明。这可能并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生

    活的世界不是乌托邦，因此爱沙尼亚模式也许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模式

    了。

    说到乌托邦，莫尔这本十六世纪的小书里，乌托邦岛按照透明原则

    组织，和二十一世纪的爱沙尼亚相似，这也许并不让人意外。在《乌托

    邦》里，“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甚至要是有人想的话，可

    以随便进别人的屋子四处看。

    14 在乌托邦一切都很公开，甚至有这样

    的习俗：夫妇结婚之前，要赤身裸体在对方面前亮相，好明明白白地知

    道自己是跟什么样的人结婚。

    15

    莫尔写完乌托邦国王建立这个透明的乌有之地一书五百年后，我们

    现在有了E托邦。但是跟莫尔十六世纪时幻想的国度不同，我们可以在

    地图上找到二十一世纪的爱沙尼亚。这里甚至有现实版的乌托邦——精

    通技术的伊尔维斯，他2006年到2016年任爱沙尼亚总统。

    61E托邦

    总统府位于卡德里奥花园，和我同杨·塔林见面的那栋楼简直是天

    壤之别。那栋楼在塔林科技园，就是举办“爱沙尼亚机器学习会议”的地

    方。总统府是一栋二十世纪早期建筑，装饰繁复，位于老城鹅卵石街道

    附近一个绿树围绕的私人花园内。它的设计仿照了建于十八世纪初的卡

    德里奥宫，后者是一幢华丽的巴洛克建筑，1710年俄军攻下塔林城，彼

    得大帝下令为妻子叶卡捷琳娜(卡德里奥在爱沙尼亚语中的意思是“叶

    卡捷琳娜的山谷”)建造了这座宫殿。

    爱沙尼亚两位最著名的技术专家——伊尔维斯和塔林两个人也迥然

    不同。塔林沉默寡言、身量不高，而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立法者伊尔维

    斯总统身材健壮，嗓音优美到随时可以对媒体发言，说笑逗乐十分自

    然，举手投足间又满是知识分子派头。他衣着考究，上衣外套款式正

    式，正装衬衫配领结。塔林十分注意保护隐私，而伊尔维斯在推特上有

    数以万计的粉丝，他们随时可以知道伊尔维斯的动态，包括他三次高调

    婚姻的种种细节，还有他几个孩子的信息。

    可以说这个没有国界的国家有一个没有国界的总统。我们身处总统

    府一个正式的餐厅，伊尔维斯坐在餐桌对面跟我讲着他的生平故事。技

    术是他人生故事的主线。1953年伊尔维斯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父母

    是难民，战后从苏联占领下的爱沙尼亚逃了出来。伊尔维斯在新泽西长

    大，学业上是个神童，也是个少年电脑极客。他自称从13岁就开始学编

    程，有一台苹果IIE个人电脑(麦金塔的上一代)。他分别从哥伦比亚

    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心理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之后他成为一

    名电台记者，到慕尼黑的欧洲自由之声电台总部负责爱沙尼亚频道。爱

    沙尼亚1991年8月独立的时候——他提醒我，那时这个国家还“非常

    穷”——他问自己：“我们在这里拥有什么？”

    “出色的数学技能，”他回答自己，“我们有这个。”伊尔维斯解释，在苏联占领下，小国爱沙尼亚幸运地被选为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实验

    室。因此，和其他被苏联殖民的东欧国家不同，爱沙尼亚的大学并未遭

    到洗劫，而且这里的人口——包括年轻的技术人才，比如当时19岁的塔

    林——是东欧受教育最好的。因此，伊尔维斯得出结论，爱沙尼亚的未

    来是“高科技”的。

    他告诉我，这个想法很大程度上受到看杰瑞米·里夫金(Jeremy

    62Rifkin)的《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的启发。

    16 这本影响很

    大的书预言，后工业时代劳动力将会衰退，但是伊尔维斯把这本书“反

    过来读”，却得出了反直觉的观点：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大转型

    中，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家能够受益。他认为，未来国家的体量仍然重

    要，但是二十世纪天然有优势的是苏联这样的工业巨人，因为这些国家

    有大型规模经济和百万计的产业工人；而网络时代偏向的则是爱沙尼亚

    这样的年轻小国家，这些国家规模小、技能高，能迅速围绕新技术发

    展。伊尔维斯正确地预言，未来会属于不断升级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动的

    时代的灵活的国家。

    未来也同样属于像伊尔维斯这样灵活的人。1991年爱沙尼亚独立

    后，伊尔维斯成功从电台记者转型，进入爱沙尼亚政界。1993年，他被

    任命为爱沙尼亚驻美国大使。1996年至1998年和1999年至2002年，他担

    任爱沙尼亚外交部长。2004年他成为欧洲议会成员。2006年，他被爱沙

    尼亚议会选举为该国第四任总统，任期两届，每届五年。

    伊尔维斯任公务员的25年间，领导爱沙尼亚从被人遗忘的苏联西北

    省份变成高科技的中心。伊尔维斯是莫尔定律的化身——尽管这个化身

    比较吵，却十分自信。除了在爱沙尼亚全国建立互联网中心、安装公共

    无线网络，他还参与推行了学校的计算机化。他组织向Tehnopol园区等

    基础设施投资，塔林科技园现在有超过四百家初创技术公司。他参与了

    爱沙尼亚公共记录信息和图书的数字化，万一再次被俄罗斯占领(鉴于

    爱沙尼亚与复仇主义

    [1]

    的俄罗斯关系日渐紧张，这并不是杞人忧

    天)，也能保护好数据安全。伊尔维斯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是电子居

    民项目，该项目为非爱沙尼亚人提供数字公民身份。多彩人物伊尔维斯

    还与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高调合作，向外界打造小国爱

    沙尼亚的无国界国家形象。

    但是伊尔维斯最重要的遗产是“数字身份与信任”的先驱性工作。

    “数字社会里政府的角色，”他向我解释，“是保障身份。”

    我记得在老地毯厂活动上斯诺登的讲话。他问柏林的观众：“如果

    我们的一切都变得透明，不再有任何秘密，这意味着什么？”他的答案

    是个人自由和自我的真实性将遭到破坏，自由派的萨谬尔·沃伦和路易

    斯·布兰戴斯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因此，对于斯诺登来说，政府的角

    色很简单，就是不要管我们在网上做什么，让我们自己管自己的事，不

    要来打扰我们。对斯诺登这样强调隐私的人来说，伊尔维斯说的“保障

    63身份”这个概念听上去太侵犯隐私了。所以我向伊尔维斯提了斯诺登之

    问：斯诺登究竟是个泄密英雄，还是个叛徒黑客？

    伊尔维斯这个狡猾的政治老狐狸才不会掉进陷阱里正面回答问题。

    但他告诉我，斯诺登过于执迷不让政府部门侵犯隐私这件事了，他曾是

    美国安全局承包商，现在流亡在俄罗斯某地。伊尔维斯说，斯诺登揭发

    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监听项目之后，留下一个“疑神疑鬼的烂摊子”，虽然在伊尔维斯看来，揭发的大部分内容要么完全是误读，要么不准

    确。他说，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不是“给他们的女朋友读‘波西米亚诗人’的

    电子邮件”，而是用元数据来“查看谁和谁有关系”，他们搜索恐怖分子

    的这种做法是合法的。

    “我们这么执着于隐私是错的，”伊尔维斯强调，他很坚决地在桌子

    对面对我摇着手指，我都担心他要把领结摇掉了。“真正的问题是数据

    完整性。”

    伊尔维斯并不完全否认隐私的重要性，也不是贬低隐私对于个人自

    由的重要性。但他说，在互联网世界，所有事、所有人的数据对谷歌来

    说都触手可得，而政府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怎么管理真正的数据系统。他

    的意思是，在数字二十一世纪，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成了信

    息，因此没有什么比数据完整性更重要的了，因此政府的职责就是创建

    安全可靠的信息交换系统。如果说数据确实是网络时代的新货币，那么

    数据就需要“政府保障”。和货币一样，只有官方验明了数据的真实性，数据才有价值。

    “有人知道我的血型，这没什么大不了，”他解释说，“但是他们要

    是能修改我的血型数据——能让我送命。”

    他压低嗓音加了一句：“一旦有人篡改数据，就真的麻烦了。”

    比起网络监控，数据污染更让他担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爱沙尼亚

    为它的第二大脑，即在线身份证系统投入了那么多时间和资源。伊尔维

    斯提醒我，在这个平台交换数据是完全安全的。正如塔姆基维对我保证

    的那样，“你的数据归你自己”，但是在爱沙尼亚，只有政府确保数据不

    受篡改，你的信息才真正归你。因此，政府的服务职能最重要的一项就

    是保障数据完整性。

    伊尔维斯坚持认为，数字二十一世纪政府的职责是保障我们的身

    64份，他把这叫作“洛克契约”，说这是“数字时代的新社会契约”。

    洛克契约论原本指的是英美代议制民主背后的政治理念，认为政府

    和公民之间相互存在一系列义务。我想知道数字时代相应的义务都是什

    么，问他：“在这个新的社会契约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政府必

    须保障数据的安全，那么公民反过来又该做什么？”

    “这个系统完全透明。”伊尔维斯说。正如系统保证政府诚实做事，系统也保证我们诚实做人。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查看我们的数据，我们所有人也要为网络上的行为负责。

    他表示，爱沙尼亚正在建设信息丰富的民主制度，在这里不可能存

    在数字匿名。人们做的一切——从在网上交税到买药，从发帖到开车

    ——都要用真名。比如，爱沙尼亚报纸正在将身份证系统和报纸论坛对

    接，禁止匿名评论。这个新的社会契约让曾经把互联网变成蛮荒之地的

    网络巨魔再也没法兴风作浪。此外，在数字文化中，传播假新闻、种族

    主义、性别歧视、恶毒造谣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十分猖獗，而实名制让人

    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做了坏事必须承担后果。我们想教会人们在

    互联网上举止文明，负责任地上网。”他说话的腔调有点像个小学校

    长。我想起爱沙尼亚计划推出全国学校数字能力测试，公民责任也许会

    是考试内容。

    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一切令人不寒而栗——特别是对斯诺登这

    种把个人隐私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来说。我还注意到我们谈话的这栋建

    筑仿造的是一座十八世纪的宫殿，当时，俄国的彼得大帝征服爱沙尼亚

    后，为妻子叶卡捷琳娜造了这座宫殿。鉴于爱沙尼亚史上曾被各种“开

    明”专制君主统治，比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更不要说斯大林

    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对政府控制的危险再熟悉不过了。

    而爱沙尼亚的身份证系统能够保障身份，政府和公民对彼此透明。

    伊尔维斯所说的新社会契约建立在政府和公民都有权力监督对方的基础

    上。这种监督完全透明，在全面的法律框架下，政府查看数据必须通知

    公民。亚马逊前首席科学家韦思岸(Andreas Weigend)把当前的时代称

    为“后隐私”世界，爱沙尼亚的信任体系正是为这个世界而设计的。

    17

    [1] 英语为Revanchist，源自法语名词revanche，意思是复仇。复仇主义指的是政治主张或政

    65策，目的在于收回失去的领土或地位。

    66摩尔定律

    怎么评价爱沙尼亚呢？这个无国界的国家预示着二十一世纪我们的

    命运吗？

    爱沙尼亚也许是新事物最先出现的地方，但下一步其他国家也会接

    受新事物吗？

    也许吧。不过爱沙尼亚模式留给我们三条重要的告诫。第一，要记

    住爱沙尼亚是因为脱离历史所以例外。和其他年轻国家相比，比如以色

    列和后面要讲的新加坡，爱沙尼亚之所以有能力改头换面，是因为幸运

    地摆脱了历史制约。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没有前人留下的任何制度或

    传统；1991年独立后爱沙尼亚发生数字革命，也是因为苏联官僚体制撤

    走以后，新一代政策制定者和官员——包括欧洲自由之声的记者伊尔维

    斯，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和程序员队伍

    ——懂技术，填上了苏联留下的真空。

    第二，爱沙尼亚经济并不发达。你应该还记得，伊尔维斯说过，1991年8月苏联撤走的时候，爱沙尼亚还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直到

    今天爱沙尼亚相对而言仍不发达，特别是跟美国、德国或新加坡这些先

    进的后工业经济体相比。该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为世界第一，但在其他

    方面并没有领先世界。像扎克伯格和贝索斯这样的技术巨富，只要想

    买，就能马上把小小的爱沙尼亚买下来。该国人均GDP约17600美元，排名世界第四十二位(略高于俄罗斯和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但只有

    新加坡52900美元的三分之一)，劳动力数量67.5万人，平均月工资税

    后低于一千欧元。所以，有的报道称爱沙尼亚是下一个硅谷，说得客气

    点儿，是有些夸张了。伊尔维斯对这点也非常清楚。虽然他相信爱沙尼

    亚服务型政府的实验可以“扩展”到别的国家，但是他承认，这种模式更

    适合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民主国家。

    第三个告诫是要分清表象和现实。和我对话的所有政策制定者和立

    法者，从穿绿毛衣的库特，到互联网先生维克，做派都非常像硅谷人

    士，他们对自己的看法确信不疑，高度称赞“云中国度”的成功。但是现

    实不一定有那么值得令人欢欣鼓舞。这场革命还在开展，而很多普通爱

    沙尼亚人对这些抽象的数字项目并不关心。

    尽管如此，爱沙尼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该国政府正在优先处

    67理“数据完整性”——这个听上去十分一本正经的话题会成为二十一世纪

    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爱沙尼亚很重要，还因为它为建设数字政府提供

    了一个模板，站到了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的对立面。

    爱沙尼亚总统从未忘记东边这个幅员辽阔的邻国。伊尔维斯提醒

    我，1945年到1946年，苏联“残暴占领”了爱沙尼亚，毁掉了一千万本爱

    沙尼亚语书籍，想要将爱沙尼亚本土文化完全抹掉。如今普京的俄罗斯

    令伊尔维斯忧心忡忡。比如说，我问他爱沙尼亚的特勤组织有什么职

    能，他解释道，其“目标”是“追踪俄罗斯间谍”。他承认，俄罗斯入侵爱

    沙尼亚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退，因为“网络攻击已经改变了世界”

    18 ——他

    说的是第一次网络世界大战中，俄罗斯黑客的攻击让爱沙尼亚互联网瘫

    痪——但当然不排除俄罗斯再次入侵的可能性，无论是现实还是网络侵

    略。他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爱沙尼亚政府正在把所有国内书籍和纸质

    记录数字化并运出国。他还一脸愁容地笑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加

    入了北约”。

    伊尔维斯对当今俄罗斯的敌意并非源自仇外情绪，也不是历史导致

    的报复心理，而是因为极度反感普京正在打造的新政府模式。他说，这

    是二十一世纪版本的独裁，源自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思想，伊尔维

    斯称之为“后真相”。这一切由普京的私人顾问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

    (Vladislav Surkov)一手策划，英籍俄裔作家彼得·波梅兰采夫(Peter

    Pomerantsev)将他称作“普京主义的幕后主使”。

    19 俄罗斯政府意图把

    政治变成精心导演的电视真人秀，充满影射、谣言和恐吓性的不实之

    词。在很多方面，苏尔科夫的普京主义与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和布莱特巴特新闻网

    [1]

    (Breitbart News)在美国打造的特朗

    普主义现象不无相似——他们将政治变成了实时的、不间断的误报和造

    谣大战。这样的消息绝对不可相信，用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

    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话来说，是一群“骗子和小偷”上演的闹

    剧。因为既没有权威人士把关，许多用户又是匿名发言，互联网成为导

    演各种假新闻的理想平台。

    “一旦有人篡改数据，”伊尔维斯提醒过我，“就麻烦了。”

    这就是普京主义的本质：篡改数据。波梅兰采夫说，俄罗斯“改造

    现实，营造出广泛的幻觉，然后幻觉变成政治行动”。

    20 改造现实就要

    篡改事实，特别是数字，除了爱沙尼亚电子身份证系统这种非常严密的

    68安全系统，一切数字太容易操纵，太容易造假，太容易颠倒黑白了。

    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曾经发推特说：“对事实

    和谎言的区别漠不关心是法西斯主义的先决条件。事实消灭的时候，自

    由也就随之消灭了。”普京政府在网络上做的一切全都不透明，充满伪

    造、谎言，是扩散的法西斯主义毒瘤。俄罗斯政府正在大力投入，把数

    字谎言作为执行国内和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就像是数字版的“真理

    部”。不止如此，俄罗斯政府还在圣彼得堡一处四层办公楼群设立了“巨

    魔军团”的总部，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千计的博客写手在这里领着普京

    发的工资，在网上发布各种各样的谎言，主题从希拉里·克林顿到唐纳

    德·特朗普，再到乌克兰战争。

    21 如果有人要揭发这些巨魔的存在，就

    会遭到网络骚扰，背后有克里姆林宫的支持。《纽约时报》说，克里姆

    林宫雇了“精英黑客”，并把网络战当成拓展海外利益的“核心政策”。

    22

    俄罗斯每年花费3亿美元在一千人的黑客“网络军队”上，据《金融时

    报》报道，这支军队叫ATP28，也叫花哨熊黑客团(Fancy Bears’ Hack

    Team)。他们干扰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23 2015年，面对假新闻猛

    烈的攻势，欧盟成立了东方战略指挥部特别小组(East Stratcom)，这

    个十一人团队的目标是保护欧洲大陆不受假新闻侵害。最近的网络谣言

    有瑞典政府支持“伊斯兰国”，还有欧盟计划对雪人进行管制。用欧盟的

    话来说，东方战略指挥部特别小组成立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当前的假新

    闻运动”。成立十六个月以来，这个小组已经标记了2500篇不实新闻。 24

    和伊尔维斯见面一年后，我受邀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也称为俄

    罗斯的达沃斯论坛，我在政府数据政策专题讨论上发言。普京的两位最

    资深的数字政策顾问也在嘉宾之列，专题讨论的主题是“大数据是一种

    自然资产还是一种商品”。这种热闹的活动常常没什么新意，对话也是

    陈词滥调，听完就忘。但是如果嘉宾诚实的话，他们就会说出大数据在

    俄罗斯是第三种性质。在普京的俄罗斯，大数据不是自然资产也不是商

    品——而是正在变成一种武器，可以不断对敌人发动战争。

    所以，伊尔维斯对斯诺登的批评也许是对的——而斯诺登刚好流亡

    在莫斯科，处于普京的秘密警察保护之下。担忧个人隐私，担心有明确

    意识形态目的的斯大林式老大哥在看着你——这种奥威尔式的担忧只适

    合上个世纪，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出现了新的噩梦，克里姆林宫通过

    篡改数据带来数字眩晕；是从神秘的克林姆林宫深处发起无穷无尽的假

    信息战争。面对这一切，我们唯一的防御就是“数据完整性”——一个能

    69保障信息可靠的安全透明的系统。

    唐和亚历克斯·塔普斯科特写了一本讲区块链的书，书中将区块链

    这种开源公共分类账本技术称为“信任协议”。他们说，这种技术是当今

    世界“几乎一切的核心——无论好坏”。他们警告，摩尔定律“让骗子和

    小偷的能力翻倍提升——更不要说垃圾邮件制造者、偷窃身份者、网络

    诈骗者、传播僵尸病毒者、黑客、网络恶霸、劫持数据者”。在普京的

    俄罗斯，数字世界中的不法之徒找到了政府提供的安身之处，在这里干

    着篡改我们各种数据——从血型到其他所有可以用来加害我们的数据

    ——的勾当。在这个加速邪恶的时代，俄罗斯联邦每年以3亿美元的预

    算供养花哨熊上千名精锐黑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欺骗和混乱

    的制造中心。

    爱沙尼亚显然敌不过普京的神秘军队和他的亲信。但是这个俄罗斯

    西北角上的共和国能做的，是给世界展示一个透明、公开、公平的政治

    制度，并和国境以东这个丑恶的谎言制造机形成对照；这个制度将信任

    放在首位，以数据完整性为基础；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让我们所有人

    都要为自己在网上的行为负责。

    [1] 美国极右新闻和评论网站，由德鲁·布莱特巴特(Drew Breitbart)于2007年创建。

    70此处有监控

    这就是为什么爱沙尼亚重要。我们得以从中一瞥网络空间的良好生

    活是什么模样。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试图跟随爱沙尼亚提供的样本，建

    设同样的电子身份系统。比如，在印度，莫迪政府建立了名为Aadhaar

    的电子身份系统，建设过程中爱沙尼亚模式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Aadhaar以生物特征识别和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目标是给全部12亿印

    度人建立电子身份。

    Aadhaar的设计师之一是维拉尔·沙(Viral Shah)，他是一名技术企

    业家，在班加罗尔工作，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

    学位。和我在塔林遇到的很多懂技术的聪明的爱沙尼亚年轻人一样，沙

    也利用自己创办技术公司的经验技术来提高公共部门的创新能力和响应

    能力。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曾担任印度第二大信息技术服

    务公司印孚瑟斯技术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首席执行官，2009

    年，沙和他一起受印度政府委托，以建立低成本数据电子身份系统

    来“重启印度”，用尼勒卡尼和沙的话来说，这个系统能实现“十亿个抱

    负”。

    25

    “印度人渴望被系统看见。”我和沙到他在班加罗尔的俱乐部见面，这个年轻人告诉我没有Aadhaar的印度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是个低种

    姓的人，又被警察逮捕的话——那就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方式。”

    他坚称：“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克服身份这个最大的困难。”

    沙看到，在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中，印度和爱沙尼亚有诸多相同之

    处。“政府是印度最受信任的品牌。”他提到两国相似的政治文化时说。

    “我很爱印度的一点就是制度能起作用。”沙说，他说政治家和选民

    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信任。他还指出和爱沙尼亚很像的一点：Aadhaar

    项目的目的就是“扩大”这种信任。

    沙说，印度能从爱沙尼亚这样的欧洲国家学习怎么处理隐私这

    个“棘手的问题”。他告诉我，印度没有隐私法律，需要在人民和政府之

    间建立一个“信任平台”。他承认，欧洲在这方面的监管上“远远领先”。

    沙和伊尔维斯持同样观点，他说需要用“社会契约理论”来重塑数字时代

    71公民和政府的关系。

    印度其他的技术专家也和沙一样，对隐私问题感到担忧。记者西达

    尔特·巴蒂亚(Sidharth Bhatia)在新德里工作，为《连线》杂志供稿，他告诉我他对尼勒卡尼和沙的Aadhaar项目持矛盾态度。我们在新德里

    一家商场喝着茶，他告诉我：“我感到担心，因为政府不受制约。”同在

    新德里工作的阿文德·古特帕(Arvind Gupta)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信息

    技术小组前主任，他对此观点表示同意。“必须要制定政策解决隐私保

    护问题，”古特帕告诉我，“如果我们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化民主国

    家，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事实上印度一些对Aadhaar的批评者认为，应该以爱沙尼亚的电子

    身份证系统为样板，改进印度的系统。苏尼尔·亚伯拉罕(Sunil

    Abraham)是班加罗尔研究机构互联网与社会中心执行主任，他告诉我

    印度有很多东西要从爱沙尼亚学习。我们在他办公室的花园里吃咖喱

    鱼，他告诉我爱沙尼亚的系统更好，因为它的基础是互联网技术，而不

    是生物特征识别。他还说，Aadhaar需要“去中心化确认基础设施”——

    类似西库和维克在爱沙尼亚建立的保护公民隐私的类区块链方案。

    印度当然不是爱沙尼亚——印度有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