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

    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

    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

    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

    http:www.ireadweek.com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5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

    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

    著者：利伯曼著

    字数：313000

    电子书定价：41.99美元

    Social: Why Our Brains Are Wired to Connect by Matthew D. Lieberman

    Copyright ? 2013 by Matthew D. Lieberman

    All rights reserved.目录

    各方赞誉

    前言

    被忽略的社交天性

    第一部分 大脑天生爱社交

    01 “我们”到底是谁

    怎样选出一个总统

    大脑中的“社交网络”

    令人望而生畏的脑科学

    02 大脑的“一生最爱”

    默认网络，大脑中最活跃的神经网络

    大脑“空闲”时做什么

    为什么智商越高的人越不好相处

    社会群体越大，越需要更大的大脑

    找谁写推荐信比写了什么更重要

    第二部分 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之一：连接

    03 心痛不是矫情，是真痛!

    更大的大脑的创生

    颠覆马斯洛需求理论

    疼痛，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婴儿的哭闹不容忽视

    人类的痛感源于何处

    孩子为何依恋母亲

    社会痛苦的实验依据

    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共享同一个神经基础

    大脑中的警报系统

    难过时服用两片阿司匹林吧

    谩骂比拳头可能伤人更深

    04 他人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自私，合作才是人类天性

    赞美本身就是意义

    超级合作者

    博弈中的人类天性

    大脑更喜欢给予而不是索取催产素，助人行为的催化剂

    小赠品更能激发人们的捐赠行为

    痛并快乐着的一生

    第三部分 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之二：心智解读

    05 心智化，决定了你是理解还是误解他人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一般智能系统

    社会智能系统

    怎样打牌次次都能赢

    好销售都是相似的

    在产品出来前挖掘客户需求

    06 镜像神经元，使心智解读成为可能

    镜像神经元，10年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模仿

    “反镜像”神经元

    镜像系统VS心智化系统

    为什么做比做了什么更重要

    07 共情，利他行为的催化剂

    “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

    你会向慈善机构捐款吗

    让人“快乐”又“害怕”的隔区

    成为一个社会异类

    自闭症患者失去了什么

    破镜假说

    激烈世界假说

    第四部分 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之三：协调

    08 自我，让你的大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身体与心灵的分裂

    神经二元论

    黑猩猩也有自我吗

    粉色的给男孩，蓝色的给女孩

    在你眼中的我

    人天生就易受他人影响

    广告有没有效，大脑先知道

    09 自我控制，让“随大流”的人更易成功

    棉花糖实验

    大脑的制动系统自我控制的三种主要方式

    “外星人绑架”思想实验

    自我控制的受益者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防盗绝招：贴一张“有眼睛”的海报

    自我到底是什么

    第五部分 通过社会眼看世界

    10 大脑爱社交胜过金钱

    更多的钱并不代表更幸福

    凄凉的人生景象

    改良公寓楼的设计

    “社交零食”和“社交代用品”

    11 社会奖赏，企业激励员工更有效的手段

    比金钱更有效的激励手段

    关心造就成功

    高效领导者拥有更强的社交能力

    把握领导力的核心

    12 有效互动，孩子高效学习的推动器

    关注学生的归属需求

    让学生彼此建立连接

    “你真的打了我”

    “心智化”课堂

    如何学习历史和语言

    为教而学

    塑造一个更高效的社会脑

    结语

    不断扩大的社会脑

    致谢

    译者后记各方赞誉

    2006年，有两本重要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杂志创刊，年青的马修·

    利伯曼博士是其中一本的创刊主编。现在，利伯曼博士给我们带来了新

    的惊喜。在《社交天性》中，利伯曼博士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用深

    入浅出的文字向读者介绍了人类如何认识自我、理解他人、感知社会。

    针对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如何理解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如何与他人

    产生情感共鸣、如何与他人合作，到如何帮助孩子高效学习、如何激励

    员工努力工作，利伯曼博士都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和建议。

    这是一本兼具科学性和通俗性的读物，读者不仅可以从书中了解研

    究者如何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还可以借助本

    书的内容帮助自己更为有效地与他人沟通，从事社交活动，更好地适应

    社交生活，进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感。

    周晓林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

    科学，有民间和学院两种风格。在学院派脑科学家中，马修·利伯

    曼是稳健派——不求标新立异但求正确表达。以稳健的学院派领袖身份

    为普通读者写作科普作品，他笔下的社会神经科学与社会行为解释具有

    最高的可靠性和最深思熟虑的科普性。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科学是“真”，因为它的充分论证；科学是“美”，因为它严密的逻

    辑；科学是“善”，因为它与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相契合。《社交天性》就

    是一本让人感受科学之“善”的经典之作!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是最善于抱团合作的物种。与谁抱团、如何抱团以扩大合作这

    些话题历来令人着迷。《社交天性》描述了进化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极好地揭示了人是如何开发其固有的人际互动潜能，来顺

    应扩大社会合作的需要和效益的。

    孙涤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有强烈的社交倾向，这一点人人皆知。但从这个

    基本事实出发，马修·利伯曼却开发出了一整座思想矿山。《社交天

    性》充满了令人惊喜的洞见，它们非常有价值，善用之，我们的生活将

    会变得更加美好。

    罗伯特·西奥迪尼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超级畅销书《影响力》作者

    终于等到了!《社交天性》真的把人类的社会性变成了社会神经科

    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无论是外行还是业内科学家，在阅

    读本书时，都可以享受到莫大的快乐。

    罗宾·邓巴 人类学家，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邓巴数”提出者

    在《社交天性》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作为社会神经科学领域的领

    导者和开拓者之一，马修·利伯曼清晰地阐明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天

    生相互连接，这种连接对我们的思考、感觉和事业有什么影响以及这种

    影响为什么很重要。

    沃尔特·米歇尔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心理学尼文讲席教授，“棉花糖实验”设计者

    《社交天性》是我一直期待的一本书。它出自社会神经科学领域最

    杰出、最有前瞻性的先驱马修·利伯曼之手，它告诉读者，我们人类为

    什么是相互连接的以及是如何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本光辉之作。

    丹尼尔·吉尔伯特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畅销书《撞上幸福》作者

    认知神经科学这个领域是在19世纪形成的，稍显奇怪的是，在最开

    始，它主要与关于人类大脑的语言功能的一系列发现相关。不过，没过

    多久，菲尼亚斯·盖奇这个孤例出现在了研究者的视野中，从而预示了

    一个多世纪之后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登场。作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马修·利伯曼在《社交天性》中全面地总结了这

    个领域的最新研究结果，并以生动活泼的笔触阐发了这个领域的重要发

    现对人类生活的意义。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畅销书《笛卡尔的错误》作者

    《社交天性》一书充满了令人惊奇的转折和洞见，其曲径通幽之美

    不亚于丹·布朗的小说(本书带给读者的阅读乐趣也不亚于后者)。本

    书揭示了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取得成功的奥秘：我们的社交天性。本书解

    释了我们的社会性的起源和神经生物学基础，并阐述了这种天生的强大

    的社交能力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意义。

    凯文·奥克斯纳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

    《社交天性》一书表明，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相互连接的，这种连

    接并非只是为了思考。作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先驱，马修·利伯曼在

    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公平的味道就像巧克力、为什么心痛对人的伤害甚

    至可能超过头痛。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知识来改善我们的

    生活、学习和工作。

    亚当·格兰特 沃顿商学院教授，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作者

    这是我读过的有关人类自身天性的最引人入胜的一本书。毫不夸张

    地说，它真的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大卫·洛克 神经领导力研究所主任，畅销书《工作中的大脑》作者

    《社交天性》把最生动的故事和最尖端的神经科学成果结合到了一

    起，有力地说明了人类是如何相互连接起来的。马修·利伯曼的思想极

    其引人入胜，而且他的文笔也非常流畅。所有致力于研究人类这种社会

    动物的特性、所有关注人类境况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苏珊·菲斯克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

    《社交天性》这本书令人着迷。它文辞优美，为读者展示了关于人类的社会性和我们的大脑的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最新成果。

    雪莱·泰勒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畅销书《抚育本能》作者

    人类是精致的社会动物。《社交天性》是一本优雅的杰作，它令人

    信服地解释了人性为何如此，作者马修·利伯曼是全世界最权威的社会

    认知神经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横跨多个最尖端、最前沿的学术领域，其中包括对灵长类动物的社会群体研究、对人类的爱和友谊的心理机制

    的研究、对同情和利他主义的大脑基础的研究，等等。这本迷人的著作

    必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无论是没有任何相关专业知识的普通人，还是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专家、教授和学生，都能从中获

    益。

    萨拉—杰妮·布莱克莫尔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社交天性》作者马修·利

    伯曼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书中回顾了关于人类各种天生的能

    力(如自我控制、心智解读、同情共感等)的最新研究成果，令人信服

    地解释了人类的大脑为什么是相互连接的。本书不仅是社会认知神经科

    学的极佳入门读物，还为我们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

    南，因此我强烈推荐它。

    托德·希瑟顿 达特茅斯学院讲席教授献给娜奥米和伊恩，是他们让我知道了我的社会脑是什么样的。前言

    被忽略的社交天性

    几百年前，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曾经这样写

    道：“痛苦与快乐……支配着我们所有的举止、言行和思想。”毫无疑

    问，我们会沉迷于肉体上的快乐，同时也会努力避免肉体上的痛苦。但

    是，它们真能“支配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吗？它们真的就是我们的一切

    吗？我认为它们远远没有我们通常所假设的那么有控制力。目前，规范

    社会运行的制度体系和激励机制与边沁所宣称的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它们却遗漏了人类行为背后的一些最深层次的动机。

    通常被边沁以及其他人所忽略的是：以一定的兴趣为基础，每个人

    都天生与他人相互连接。对于人类来说，这种连接同肉体上所感受到的

    痛苦与快乐一样基本。我们天生就是爱社交的社会动物，被深层次的动

    机驱动着的我们喜欢与亲朋好友们待在一起。我们天生就充满好奇心，想知道他人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认同

    感，而它又源于被称为“我们”的群体。然而，这种连接也会导致某

    些“奇怪”的行为，这些行为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理性自利的行为人的预

    期；只有把社会属性视为回答“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的出发点，这

    些“奇怪”的行为才会显得有意义。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我的同事建立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认知

    神经科学(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对于人类大脑是如何对社交

    圈做出反应这一问题，我们利用诸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简称

    fMRI)这样的工具，获得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发现——放在以前，这

    是绝不可能的。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证明了以下这个结论：我们的大脑

    天生就与他人相互连接。人类的社会心理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亿万年前最

    早的哺乳类动物时期，而余下的社会心理则是在最近才进化出来，而且

    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理解这些心理机制如何驱动着我们的行为，对改

    善我们的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都至关重要。本书将详细阐述人类社会心

    理的神经机制，并阐明它们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社交生活

    的。第一部分

    大脑天生爱社交

    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

    么不是人类。

    亚里士多德01

    “我们”到底是谁

    欧文和格洛丽亚已经为他们的“美国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们都

    是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孩子。尽管出身卑微，但是他们一路奋斗，靠着自

    己的不懈努力，最终成了大西洋城广受赞誉的成功人士。两人在十几岁

    时相遇，安安稳稳地度过了高中生涯。随后，欧文被杜克大学录取，但

    是不久后他便入伍为国效力，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并参加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当他动身前往训练营时，格洛丽亚也一同前往，并一直陪伴在

    他的身边。战争一结束他们就结婚了，接着很快生下了两个孩子。这两

    个孩子都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他们长大后都成了非常成功的律师。欧

    文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他和格洛丽亚居住的房子。当欧文进入房地产

    业，格洛丽亚也与他携手创业。他们善于经营，头脑敏捷，投资购买了

    好几个停车场，后来，赌场业在大西洋城兴起，这些停车场便成了人人

    都想得到的宝贵资产。欧文和格洛丽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两

    人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休假。

    然而，在欧文67岁那年被确诊患了前列腺癌，而且已经发展到了晚

    期。不久之后，欧文不幸去世。欧文的死对格洛丽亚来说，无疑是一个

    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大不幸时，可能会伤心欲绝，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挺过去，通常都能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格洛丽亚却无

    法做到这一点。在她之后的人生，格洛丽亚一直沉浸在失去老伴的痛苦

    中无法自拔，而且她的心智和记忆力也在慢慢地恶化。随着时间的推

    移，她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以前，她是一个魅力四射、机敏睿智的能干

    女子——虽然有时也会有点杞人忧天。但是自从欧文去世后，她就慢慢

    地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他人感受，甚至有些刻薄的人。

    格洛丽亚的朋友们无法忍受她的这种转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她，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她到底怎么了？她的家人则不得不勉强容忍

    她的坏脾气和无理行为。人们对她的心智和行为变化的解释大多集中在

    神经生物学方面。或许格洛丽亚患了某种老年痴呆症？但是除了记忆力

    不断消退这一点之外，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可以证明。还有人猜测，会不

    会是她长期服用的用来抵御悲痛的药物损害了她的神经？然而格洛丽亚本人并不这么想，她知道问题所在，是欧文的离去让她觉得日子简直生

    不如死。我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她一有机会就会告诉我她这个想法

    ——她就是我的祖母。她认为自己的心早就彻底碎了。多年以后，我问

    父亲，到底是什么导致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回答道：“在你祖

    父去世的那一刻，她也死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亲眼目睹过我祖父母的生活，他们堪称所有

    成年人的典范。他们的婚姻生活稳固而健康，是彼此的终身伴侣。年少

    时，我在爷爷欧文亲手建造的那幢房子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我注

    意到，他们相处时，彼此之间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相亲相爱。我还注

    意到，他们是如何融洽地与周围每一个人相处的。如今，就像当年的欧

    文和格洛丽亚一样，我和妻子也从事着同样的行当，我们的办公室只相

    隔不到10米。我从爷爷奶奶那里得知，这就是幸福。为什么只需要保持

    稳定的关系，就能够让人感到幸福？为什么当这种关系消逝时，或者深

    爱的人离开人世后，会让人感到生活毫无意义，甚至于生不如死呢？当

    失去所爱之人时，我们的大脑会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它为什么要

    如此建构呢？对痛苦的这种强烈感知会不会是我们的神经结构中的一

    个“设计缺陷”呢？

    我和妻子在过去10年里所做的研究表明，大脑这种反应机制根本不

    是一种“缺陷”，恰恰相反，它对我们的生存意义重大。当我们的社会连

    接(social connection)受到威胁时，经过进化的大脑马上就能以体验身

    体疼痛的方式体验这些威胁。通过激活特定的神经回路，大脑能够让我

    们感受到肉体上的疼痛，而社会痛苦(social pain)激活的也是同样的

    神经回路。人类体验和感知社会痛苦的能力是我们的孩子得以生存下去

    的保证，它会促使孩子们更接近自己的父母。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

    的神经连接，也让始终与社会维持联系成为人的毕生需求，就像对食物

    和温暖的需求一样。考虑到大脑应对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时的反应十分

    相似，整个社会在对待正在经历着社会痛苦的个体时，是不是应该采取

    某种与现有做法有所不同的举措呢？我们通常不会要求某个断了一条腿

    的不幸之人“直接把这件事忘记就行了”。然而就社交方面的损失给一个

    人带来的痛苦而言，这类反应却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我与其他一些学者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完成的研究表明，我们实际经历社会痛苦的方式与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直

    观地认为，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但我们的大脑

    处理这两种痛苦的方式却很相似。本书将集中探讨人类大脑的三种主要的适应，它们促使我们与社交

    圈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且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连接去建立更具凝

    聚力的团体和组织。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背后的神经机制的重叠就是

    这三种适应中的第一种，它确保我们的一生都将受社会连接这种动机

    的驱动。

    怎样选出一个总统

    1984年10月21日，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他的竞选对手、曾经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

    (Walter Mondale)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里根总

    统一直很受欢迎，但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在意他的年龄，对他的支持也开

    始变得没有那么坚定了。他在三个星期之前那次辩论中的拙劣表现，已

    经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心智健康问题的担忧。如果里根总统成功连任，那

    么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位总统(在参加这场总统辩论的时

    候，他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这种担忧似乎是多余的，里根在最后一

    场辩论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人们普遍认为这场辩论是这次总统大选的转

    折点，辩论结束后，更多的选民决定支持他，而且他们的支持态度也变

    得更加坚定了。最终，里根总统在这次选举中以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

    大获全胜。

    里根是怎样在辩论中向选民们证明他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如臂使指

    般地运用自己的各种才能的？在阐述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时，他有没有

    试图有意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有没有通过在外交政策或税收制度等敏

    感问题上大力攻击蒙代尔来展示自己的优势？没有。是里根的幽默感使

    他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是他在辩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机智以及脱口

    而出的妙语连珠使得他再次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人气不断攀升。最

    引人注目的一次有力反驳是，里根被主持人问到年龄会不会成为选举中

    的一大问题时，当时里根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不会在这

    次竞选中拿年龄问题来做文章，因为我不会利用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

    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蒙代尔当时已经56岁了，他当然绝不可能真

    的年少无知。蒙代尔后来评论道，就在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败

    了。

    那天晚上，将近7000万美国人观看了这场辩论，之后人们确信“吉

    佩尔”(Gipper，里根总统的昵称)仍然拥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任何一

    个担心里根总统心智健康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那个晚上我们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

    论的？说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里根总统自己并没有采

    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现场的几百名观众让我们

    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更具体地说，是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送出来的这群观

    众的笑声改变了我们对里根的看法。

    社交天性实验室

    社会心理学家史蒂夫·费恩(Steve Fein)抓住了这个时机，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

    的研究。在这场辩论结束后，他请一些没有观看过现场直播的人来观看里根总统在辩论

    时的录像剪辑，其中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未经处理的，他们可以看到、听到现场

    观众的反应，就像在看直播一样；而另一部分人观看的录像剪辑是经过消音处理的，他

    们听不到现场观众的反应。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有人听到的总统的辩词全都一样。那些

    在观看录像剪辑时能够听到笑声的人们认为里根强于蒙代尔。然而，那些观看了没有笑

    声的录像剪辑的人的反应却截然相反，这些观众认为前副总统蒙代尔会取得决定性的胜

    利。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认为里根风趣幽默，并不是因为里根在辩论中表现出了幽默

    风趣的一面，而是因为那一小群在现场的“陌生人”都认为里根幽默风趣。我们其实是被

    一些容易忽略的社会暗示所影响了。[1]

    现在不妨想象一下，假设你正在观看这场辩论(或许你已经看过

    了)，你认为现场观众的笑声会影响到你对总统候选人的评价吗？在今

    天的总统大选辩论直播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CNN)每时每刻都

    会在屏幕画面的下方显示出一小群人对总统候选人的看法，你会受到显

    示在屏幕下方的这些数据的影响吗？它们会影响你的投票决定吗？我猜

    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会。在决定谁才能担任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时，少数

    现场观众的反应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这种猜测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

    的“人性理论”以及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

    为是一个思想完全独立、不可能会受到这种影响的人。然而，我们很可

    能错了。每天、每时、每刻，别人都在通过无数种我们无法识别或者感

    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

    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影响呢？

    我们脑中的这些灰质为什么会如此急于通过观众的反应去理解里根

    的意思？或者说，我们的大脑为什么会如此容易“轻信”他人？在对这个

    问题作出判断之前，先让我们花点时间来体会一下“读懂”别人的想法、从别人的言谈举止中辨别出他们的性格有多么困难。思想、情感和性格

    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能靠推测，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对他人

    的思想状态做出判断可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的里根还是几年

    前的里根吗？他的心智能力会不会已经开始退化了？如果没有进行大量

    的神经生物学上的检查，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现在这个里根与几年前的里根的差异呢？每个人每天都会像这样猜测别人的心思。这个任务是如

    此具有挑战性，以至于人类进化出了专门应对这项任务的神经回路。

    尽管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能够称霸

    地球，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抽象推理能力，但是，现在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的优势或许应该归因于

    我们可以进行“社会的”思考。伟大的思想几乎总是需要人们发挥团体合

    作精神才能付诸实施、开花结果。而团体、组织要想发展壮大，则需要

    以一定的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为基础。拥有了社会推理(social

    reasoning)能力，我们就可以建立和维护社会连接和基础设施。人类的

    大脑中有一个专门负责这种心智解读(mindreading)的神经网络，这

    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大脑三大适应中的第二种适应。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社会推理与其他类型的推理似乎并无差异，但

    是负责社会推理和非社会推理的神经系统却明显可以被区分开来，我们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部分时间内这两个神经系统的运行几乎毫

    无一致性可言。在一般情况下，你的神经网络对非社会推理越开放，对

    社会推理也就越封闭。社会思考(social thinking)与非社会思考这两者

    之间的“二元对立”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越专注于某个问题，他(或

    她)就越有可能会疏远或者忽视就在自己身边、能够帮助他(或她)解

    决问题的人。也就是说，非社会性的问题解决过程虽然可能很有效，但

    同时也可能会干扰以群体需求为指向的社会思考的神经回路。

    然而，尽管大脑中存在着一个专门负责社会推理的系统这个事实很

    重要，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观看总统辩论时会如此轻易

    地受到现场观众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推理系统似乎也失效了，使得我们对辩论的认知遭到了扭曲。我们头脑中的某个部分似乎错误地

    把观众的笑声，当作了里根的心智能力和精神活力的有效指标。为什么

    我们要用别人的判断来代替自己的判断呢？这并非是我们的一时糊涂。

    世界上充满着这种笑声，还充斥着其他类似的语境线索，而我们的大脑

    天生就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进化造就的大脑确保我

    们能够获取、接受我们周围的信念和价值观。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敏锐地感觉到别人的所思所

    想、所作所为，才能成功地与别人协调一致；当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会远远超越个人单打独斗所能取得的成绩总和。我们

    可能会认为信念和价值观是我们身份的核心部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

    为“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我将会在下文表明的，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地潜进了我们的大

    脑里。

    我在研究中发现，个人信念的神经基础(或者说，负责自我信念的

    脑区)，明显与主要负责允许他人的信念影响自己的信念的某些脑区相

    互重叠。对社会影响来说，自我更像是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而

    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坚不可摧的“私人堡垒”。我们拥有的这个被社会塑

    造的自我意识常常会导致我们去帮助他人(甚至可能多于帮助我们自

    己)，这就是我将要讨论的第三种主要的适应。

    大脑中的“社交网络”

    大多数有关人性的解释完全忽略了人的社交天性。当问人们到底是

    什么使得我们人类变得如此独一无二的时候，他们脱口而出的通常是一

    些经得起检验且相当令人信服的答案，比如“语言”“理性”“对生拇指”。

    然而，人类社交天性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至少2.5亿年的哺乳类

    动物身上，当时恐龙刚刚开始悠然漫步在这个星球上。我们的社交天性

    被一次又一次地融入了自然女神投下的一系列“赌注”当中，这个过程贯

    穿了整个哺乳类动物的进化历史。这些赌注通常都以适应(adaptation)

    的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能够被自然选中，是因为它们促进了哺乳类动

    物的生存和繁殖。

    就我们人类而言，这些适应加强了我们与周围人的情感连接，增强

    了我们预知他人心思的能力，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进行协调合

    作。我们会因遭受社会损失而深感痛苦，会因现场观众的笑声而深受影

    响，这些并非偶然。我们经常把进化过程描述为设计人类所拥有的这个

    现代大脑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

    为了深入他人心灵、与他人进行互动而设计的。这些都是设计特点

    (design features)，而不是设计缺陷(design flaws)。在人类成为地球

    上最成功的物种的过程中，这些社会适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些社会适应也让我们觉得有些神秘。对于每个人自己的社

    会连接，我们在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用来回

    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理论，然而这个理论却是错误的。本书的目的

    是阐明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我们”到底是谁，并且告诉读者怎样才能更

    精确地理解人的社交天性，以便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的进

    步。对人类社交天性的真正洞见在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快速发展，这是现

    在大多数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效率都十分低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任何一个社会机构都或明或暗地与某种世界观，即“人类社会到底

    是怎样运行的”有关。归根结底，世界观就是一些关于人类天性中的各

    种“齿轮和杠杆”的理论，任何一个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机构的运行

    都要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当我们的学校、企业、运动队、军队、政府和

    卫生保健机构以一些错误的理论为指导时，它们就不可能发挥出所有的

    潜能。这些理论错就错在未能正确地描述我们的社交天性。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某个组织内部的团队。团队领导人应该如何去

    思考其团队成员的社会福祉呢？如果团队成员彼此之间有了紧密的社会

    连接，会不会导致他们更热衷于社交活动，因而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

    或者会不会恰恰相反，当团队成员之间有了紧密的社会连接之后，大家

    也许会觉得应该为自己团队的成功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更加努力地工

    作呢？对于上面这些说法中的哪些可能是真的，任何一个团队领导人都

    必须心中有数。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影响团队领导人管理团队的方式。正

    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忽略团队成员的社会福祉很

    可能会影响团队的整体绩效(甚至有可能会危及个人健康)，至于个中

    的具体原因，我们往往无法事先猜到。

    现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社交网络，比如Facebook和

    Twitter，它们各有优势。与互联网一样，人的大脑内部也存在着多

    个“社交网络”，它们都由一系列脑区构成，共同促进我们的社会福祉。

    这些神经网络都有它们自己的强项。从脊椎动物到哺乳类动物，再到灵

    长类动物，最后到智人的这段漫长的进化历史上，这些神经网络是在不

    同的时间点上相继出现的。而且，在我们从婴儿成长为少年的过程中，上述各个进化阶段也会按照原来的次序全部重演一遍(见图1-1)。本

    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将分别讨论这些社会适应。图1-1 社会适应出现的时间

    连接。在拥有大脑新皮层的灵长类动物出现之前，哺乳类动物与其

    他脊椎动物分离开来，并且进化出了感知社会痛苦和社会愉悦的能力，从而使我们的幸福与社会连接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就人类而言，这种

    适应在一个人的婴儿时期就体现了出来，婴儿迫切需要保持各种各样的

    社会连接(特别是与父母，尤其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而且，终我们

    一生，我们都需要社会连接。(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详见第3章

    和第4章。)

    心智解读。灵长类动物已经进化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能够理

    解他(它)们周围同类的思想和行为，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保持社会连

    接、进行策略性互动的能力。就人类而言，在蹒跚学步的幼儿时期，一

    个人的社会思考能力就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物种

    的成年个体。有了这种能力，人类就能够创建各种各样的群体和组织，它几乎可以让我们的任何一个想法都能得以实施，也能够帮助我们预见

    周围人的需要和愿望，从而保证整个群体顺利地前进。(这是本书第三

    部分的内容，详见第5～7章。)

    协调(harmonizing)。自我意识是人类最近才收到的“进化礼物”。虽然从表面上看，自我似乎是一种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且

    有可能会增强个体自私自利倾向的机制。但实际上，自我却作为一种促

    进社会凝聚的强大力量而发挥着作用。在进入青春期前的一段时间和整

    个青春期里，青少年们会非常关注他们的自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接受周围事物的影响，逐渐成长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因此，连

    接主要与我们渴望成为一名社会人的欲望有关，而协调则指一系列神经

    层面的适应，它们允许群体的信念和价值观影响其中的个体。(这是本

    书第四部分的内容，详见第8章和第9章。)

    在下文中，我将分别阐述上述各个网络是如何塑造人的社会心理

    的，然后再讨论一些对任何一个科学发现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

    做些什么？怎样通过有效的途径，运用我们了解到的东西去改善这个世

    界？怎样以社会适应为指导，去组织群体生活以增进个体的幸福感，把

    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将会就上述三个人生

    阶段来回答“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我会在第10章分析怎样才能

    在日常生活中加强社会连接，并以此来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第11章将探

    索如何才能使工作场所更加适应我们的社会连接，领导者怎样才能把已

    知的有关社会脑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以提升员工的士气、改善工作

    环境、提高生产效率。在第12章中，我将会探讨一系列改善教育的方

    法，尤其是初中教育，因为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都

    在急剧下降。虽然人类天生具备高度社会化的能力，但是我们所在的组

    织却不会主动来适应我们。我们本来是一枚方形(具备社交天性)的钉

    子，却身不由己地被固定在一个圆形(非社交性的环境)的孔中。各种

    社会机构注重的通常是人的智商和收入，而不太在意驱动我们的社会因

    素。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将提出一些适当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更

    聪明、更幸福、更富有成效。社会脑能够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令人望而生畏的脑科学

    我刚开始涉足大脑领域的研究时，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最初，我对

    哲学最有兴趣，后来却获得了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我之所以要在本书

    的开头部分就提到自己这段经历，是想让读者明白，虽然我很高兴自己

    最终对大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脑科学确实是一门令人望而生畏的

    学科，下定决心从事脑科学研究并坚持到底并不容易。

    大脑决定了我们到底是什么，它非常令人着迷；理解了大脑，也就

    掌握了解开许多未解谜团的钥匙。人类大脑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系统。人类大脑由数以亿计的神经元组成，每个神经元

    都与其他神经元相连接，创建了一个我们无法估量的纷繁复杂的神

    经“交通网络”。更加糟糕的是，大脑的每个部分都是以可恶的拉丁文来

    命名的。(然而更让人抓狂的是，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居然可以有好多个

    拉丁文名称!)在花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神经科学后，我才不再对大脑

    感到完全不知所措。

    在本书中，我自始至终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每章都只涉及一个脑

    区或大脑系统；我将会告诉你，你对这个脑区或者大脑系统需要知道些

    什么。但是我的焦点会始终集中在如下这一点上：围绕这些脑区展开的

    研究在我们的思想、心智、社交天性和“我们是谁”这些方面，可以告诉

    我们什么。02

    大脑的“一生最爱”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过一次与女朋友分手的痛苦经历，当时我

    感到神思恍惚，怅然若失，仿佛失去了一半灵魂。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自

    艾自怜，尝试了好几次并不快乐的“幸福时光”之后，我下定决心努力提

    升自己。如果我真的只剩下“一半”了，那么属于我自己的另一半空间便

    可以任由我发展了。因此，我开始着手准备让自己变成一个我想要成为

    的人，以及一个我觉得我应该成为的人。仅仅一年之后，我就把这

    个“自我完善”计划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又变成了那个简单的自己。但在

    那一年里，我确实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那个改变自己的计划中。

    在那一年，我每天都会花上数小时去做一些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的事情。但是，我必须仔细抉择如何使用非常宝贵的时间，即从事什

    么样的工作。一个人选择从事的工作对这个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可以说明这个人认为自己更有机会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而且足

    以表明他已经“下了大赌注”，开始为了提升自己着手做一些值得花时间

    去做的事情。我决定全力以赴成为一名作家。我把闲暇时间全都用来写

    作训练，我经常把写好的短文整篇扔掉——目的只是为了看看我能不能

    把它们以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重新写出来。与此同时，我还一边学习艺

    术史，一边学习民谣吉他弹唱，但是与我全身心投入的写作不一样，这

    些追求都没有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一丝涟漪。只有写作，直到今天仍然影

    响着我的生活。

    这也证明，我们的大脑有着它们自己的激情。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大脑几乎总是把所有空闲时间全都利用起来，只致力于一件事

    情。你和我可能都会用五花八门的计划来分配自己的空闲时间，而与我

    们不同的是，大脑则会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完成一件事情上。

    虽然我们的大脑一整天都会适应并响应任何分配给它的任务——如

    果你是一位会计师，必须在截止期限之前完成一份报告，那么所有跟数

    学有关的脑区都会被调动起来，以便支持你的计算；如果你是一位艺术

    史学家，正在某个博物馆担任馆长，那么除计算之外的其他脑区可能都

    会被调动起来，通力合作，但是，当大脑并没有集中在某一个具体的任务上时，比如，当某天既没有税务表格要填也没有艺术品需要布置时，大脑就会转向那个它“一生中最爱”的事情上。

    那么，大脑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显然，这必定与我们的成功人生

    和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大脑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从来都不会用它

    的“闲暇”时间去做一些与我们的生活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发

    现，只要一有“闲暇”，大脑就会持续不断地做着某件事情，这说明，从

    某种意义上说，进化就是一场赌博，它把赌注下在了某件特别的事情

    上，因此这件事情必须包含无比重大的价值。

    默认网络，大脑中最活跃的神经网络

    1997年，华盛顿大学的戈登·舒尔曼(Gordon Shulman)和他的同事

    们在同一期《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它是神经影像学研究领域的著名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当时，在试图确定哪些脑区参与了某些特定的心理过程(比如，记忆、视觉和

    语言)的实验中，神经学家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很流行的方法是正电子发

    射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正电子发

    射断层扫描的过程和原理如下：在被试身上注入放射性示踪剂，然后科

    学家们就能够利用伽马射线确定血液流入了大脑的哪些区域(因为血液

    内含有放射性示踪剂)。某个脑区中被激活的神经元越多，流入那个脑

    区的血液也越多。

    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被发明之前，如果神经心理学家想进一

    步了解发生在大脑内的心理过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动地等待那

    些由于大脑疾病或头部意外受伤而不幸入院治疗的脑损伤患者的出现。

    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在历史上，研究神经心理学的那几个最佳时期

    全都是战争时期，因为只有在战争期间，脑部受伤的患者才最集中，而

    且这些患者的脑损伤往往会分散于多个不同的脑区。然而，正电子发射

    断层扫描技术的应用改变了这一切。科学家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在不伤

    害任何人的情况下研究任何一个心理问题。我们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项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深远意义。

    戈登·舒尔曼的两篇论文只完成了以下这个“非常简单”的任务：通

    过对已有报告中的一系列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研究(总共9项)进行元

    分析，确定以往认知心理学家研究的各种心理活动一般都能激活哪部分

    脑区。舒尔曼的第一篇论文试图确定，各种不同的任务——例如运动、记忆和视觉辨别(当图片内容发生细微改变时，要求被试指出来)都能

    激活哪些脑区。结果有点令人失望：在完成这些任务时，共同被激活的

    脑区很少，而且都是一些不怎么能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脑区。在今天，作

    为“事后诸葛亮”，我们知道，这些任务分别依赖于几个相互之间完全不

    同的大脑网络，因此在完成这些任务时，被激活的脑区之间并没有太多

    的重合之处。

    在第二篇论文中，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某人不是在完成某

    个认知、运动或视觉辨别任务时，大脑的哪些区域更加活跃？”这是一

    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神经学家通常只对那些执行某个任务时被“开

    启”的，即变得更为活跃的脑区感兴趣，因此他们的研究目标一般是将

    那些帮助人们完成某个任务的脑区识别出来。现在，舒尔曼从另一个角

    度提出了问题：当你停止执行某个任务时，大脑内的哪个脑区会变得更

    加活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他发现，当人们处于无所事事

    的状态时，有一系列脑区确实比人们在执行某个具体任务时更为活跃

    (见图2-1)。

    图2-1 默认网络

    这篇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引发了一个重大谜团，而且这个谜团

    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开：为什么当我们的心灵处于休息状态时，或者当

    我们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大脑的某些脑区反而会变得更加活跃呢？是

    的，当你完成了某个运动任务时，与运动技能有关的各个脑区本来就应

    该“平静”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当你完成了某个运动任务后，为什么你的某些脑区还会有系统地变得更加活跃呢？或者，当你完成了

    一个视觉辨别或数学解题任务时，为什么同样还是这些脑区也变得更加

    活跃了？

    在瑟斯博士(Dr.Seuss)的动画电影《戴帽子的猫》(The Cat inthe Hat)里，一个“长满青苔、有三个把手的传家宝”不见了，故事中的

    那只猫决定利用一种听起来非常正规，却是完全虚构的被称为“排除计

    算术”(calculates eliminatus)的技术来追踪这个宝物。据这只猫

    说，“排除计算术”的原理是，只要将失踪物品不可能出现的所有地方都

    识别出来，那么最后剩下的地方就必定是丢失物品的所在地了。当然，如果你的汽车钥匙丢了，用这种方法肯定不会奏效。

    然而在早期，科学家们却不得不使用这种粗略的方法去寻找后来被

    舒尔曼发现的神经网络。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神经网

    络的知识中，更多的也是有关它“不怎样怎样”的知识，而不是有关

    它“怎样怎样”的知识。一个直接的证据是，神经学家们最开始给这个网

    络取的名字就是“任务感应钝化网络”(task induced deactivation

    network)，因为在面对多种不同任务时，它的反应就是不反应。换句

    话说，各种任务反而导致这个神经网络关闭了。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怎样用那些你不会去做的事情描述你从事的工作？你不是一名会计师，不是一位营销人员，不是一名记者，也不是一位管理人员？这听起来虽

    然没错，但是，你到底是干哪一行的？别人仍然弄不清楚。我们给这个

    网络取的第二个名字是“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或者叫作“默认

    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从简洁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名字

    无疑更好一些。神经学家们最终接受了这个名字。因此，默认网络指的

    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其他任务完成时，这个网络会在默认的情况下打

    开。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是否能对这个神经网络的功能了解得更多一

    些。因为主持实验的主试并没有告诉接受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的被试要

    做些什么，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这些被试躺在那里，同时他们大脑

    的这个神经网络处在兴奋状态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

    事情。这样一来，根据被试什么也没做时大脑各个区域的兴奋状态，我

    们很自然地就能描绘出这个默认网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被试没有

    被给定某个具体的任务与他们真的什么也没做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试想象一下，你正躺在一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里面。

    假设你正在执行一项常规的认知任务，比如辨别屏幕上显示的两个字母

    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当你用一分钟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后，屏幕上出

    现了“休息”这一提示语，于是你就知道了，在你必须再次执行这个烦人

    的任务之前，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

    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它指的是，当其他任务完成时，这个网络会在默认的情况下打开。

    主试不可能估计到你下一步将要做什么，但是你的思想却几乎从来

    不会休息。那么你就安心休息吧，闭上双眼30秒钟，试试看会怎样。如

    果你真这么做了，那么，你的大脑有可能会从一种思想、感情或者想象

    一下子窜到另一种思想、感情或者想象上。你的大脑其实并没有在休

    息，而是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中。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会去

    思考别人、你自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换句话说，你在“休息时”所做

    的事情正是被心理学家称为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事情。社会

    认知是我们用来称呼你对他人、你自己以及你们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

    考的另一种方式。例如，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为了赚更多的钱能跟喜

    欢的女孩子约会，参与了一项心理学实验，在实验中他需要重复完成一

    些相当乏味的任务，因此一旦到了休息时间，他便会开始想起这个女孩

    子、他们约会的时间与地点以及她是否真的喜欢他等问题。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

    指对他人、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

    因此，也许当我们在执行完一项认知任务后开始休息时，打开的默

    认网络可能就是与社会认知有关的。社会认知能力就是思考他人与自己

    的能力。不过，要想弄清楚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还得花一些时

    间，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社会神经学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研究默认

    网络上。当我们从一项任务中停下来后大脑会做些什么，这听起来似乎

    并不是社会神经学家通常会关注的事情。但是碰巧，我们在进行社会认

    知时激活的大脑网络确实与默认网络几乎完全一样。换句话说，默认网

    络支持社会认知——支持我们去了解他人和我们自己。

    大脑“空闲”时做什么

    作为一名读者，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人们在无所

    事事时就会去想他人，这不是很明显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说这是一件非

    常有意思的事情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我第一次注意到默认网

    络与社会认知网络两者高度相互重叠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

    义。这种重叠告诉我们，人们通常对社交圈有着强烈的兴趣，因此当他

    们一有空闲时就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至于我本人，自从开始对两个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逆向思考之后，就已经完全确信这种关系非常重要了。这个思路转变对我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起初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在空闲的时候打开这个默认网络，是因为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虽然这千真万确，不过反过来也是对

    的，而且更加有意思：我现在相信“我们之所以对社交圈感兴趣，是因

    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在我们空闲的时候打开这个默认网络”。换句话

    说，如果这个网络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打开的，那么它就可能会把我们

    的注意力推向社交圈，而且不会仅仅局限于我们周围的人。确实，默认

    网络会引导我们去考虑他人的心理——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目标。借用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的“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概念，我们可以说默认网络促进了理解、同情、合作和关爱。

    或者更形象地说，这表明进化下了一个天大的赌注——为了保证我们这

    个物种的成功进化，它把大脑的所有空闲时间都集中起来去发展和利用

    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了。为了成为一名作

    家，我下了一年的赌注；而为了让我们更具社会性，进化下的赌注却有

    数百万年!

    但是我们真的有理由认定，默认网络的活动是我们对社交圈感兴趣

    的原因，而不是对社交圈感兴趣的结果吗？是不是真的有证据证明，这

    是我们进行社会思考的一个先行指标，而不是滞后指标？一些研究结果

    表明，人们在休息时默认网络也会激活，这个事实反映了人类这种进化

    而来的倾向——默认网络只要有空闲就会思考社交圈，而不是一种时断

    时续的有意识的个人选择。当然，这些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争议。

    一个关键的发现来自对新生儿的研究。几乎从出生那一刻起，婴儿

    大脑的默认网络就处于活跃状态。在一项致力于研究初生儿哪些脑区可

    以参与高度协调活动的研究中，科学家们仔细观察了一些出生仅两周的

    婴儿的脑区激活情况，结果发现他们大脑的默认网络的活动模式与成年

    人一样。在另一项研究中(观察出生仅两天的婴儿)，科学家也找到了

    可以证明默认网络正在发挥其作用的证据。然而，相同的模式在早产儿

    身上却无法观察到，这就表明，这种机制是在婴儿最有可能进入社交圈

    的那个时刻启动的，默认网络也是在那时打开的。

    为什么人类婴儿大脑的默认网络会保持活跃状态？很显然，刚刚出

    生的婴儿并没有培养出对社交圈，或者火车模型，抑或其他任何东西的

    兴趣。出生仅两天的婴儿甚至连眼睛都还无法聚焦。换句话说，婴儿大

    脑默认网络的活动比他对社交圈的任何有意识的兴趣都要更早，这也就

    表明，很可能是默认网络激发了这些兴趣。你可能会非常熟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

    的著作《异类》(Outliers)中给出的如下著名论断：“你只要在某一领

    域花上10000个小时进行练习，那么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虽然人

    各有志，不同的人会把这10000个小时花在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希望自

    己成为一名能够在大型音乐会上演奏的小提琴手，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

    一名职业运动员，也有的人希望自己成为游戏高手，但是毫无疑问，每

    个人的大脑只要投入10000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就可能成为

    这个社交圈里的专家。[2]

    一项研究发现，我们70%的谈话内容本质上都与社交有关。假设通

    常我们只花20%的时间去思考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那么我们的

    默认网络每天至少要工作3个小时。换句话说，在我们还不到10岁时，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在这方面投入了超过10000个小时。大脑不断地回到

    默认网络(恢复到社会认知模式)，完全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这个极

    其复杂的社交圈的专家。

    我之所以认为默认网络活动是我们关注社交圈的原因，而不是我们

    对社交圈感兴趣的结果，还有第二个理由，我们通常是通过延长参加实

    验的被试的休息时间来研究默认网络的，比如，从30秒延长到几分钟。

    不难想象，在给定的这段休息时间里，人们会有意识地想到在日常生活

    中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提供人们的休息时间只有短短的

    数秒钟呢，结果会怎样？试着想象一下，你正在解一道数学题，你了解

    到，在开始解下一道数学题之前你有两秒钟的时间可以休息。你可能会

    想，在这短短的两秒钟里，你除了着手准备下一道数学题外，不太可能

    决定去尝试思考任何数学之外的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项研究中，我和罗伯特·斯邦特(Robert

    Spunt)、梅根·迈耶(Meghan Meyer)允许被试在做每道数学题之间可

    以做一个非常短暂的停顿(只有几秒钟)，结果表明，不管是在这短暂

    的几秒钟的休息时间里，还是在更长的停顿时间中，他们都表现出了相

    同的默认网络活动模式。实际上，数学题目刚一完成，默认网络活动就

    开始出现了。这表明，默认网络确实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打开的，就像

    人体的反射活动那样。这是大脑首选的存在状态，只要有一秒钟的时

    间，默认网络都不会放过。

    在心理学上，启动(priming)是指你看到或者想到某些东西后，你

    会更有效地准备去做某些事情。试着考虑一下，当你读到“脸”这个字时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请你看着图2-2，你看到了什么？首先映入你脑海的更有可能是人的脸，因为之前看到的这个字“脸”启动了你的认

    知，它让大脑做好了看到一张脸的准备。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

    的，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大脑既可靠又快速地恢复到默认网络，同样是

    为了让我们提前做好有效地进行社会思考的准备。

    图2-2 鲁宾的错觉

    注：本图改编自Rubin, E(19151958)。

    资料来源：D.C.BeardsleeM.Wertheimer(Eds.).Readings in Perception.

    Princeton, NJ：Van Nostrand, pp.194-203.

    当我们在执行一个具体的任务时，默认网络就会安静下来，比如，当我们在数学课上计算一道数学题时，或者在历史课上研究古希腊陶瓷

    艺术时。但是一旦我们头脑中的“所有杂事”全都干完了之后，大脑就又

    会回到它“最忠诚的事业”上来，即立即恢复到默认网络工作状态。换句

    话说，大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社会思考了。大脑似乎总是有意无意

    地在处理(或者再加工)着社会信息，同时引导着我们去体验社交生

    活。很有可能，它是在利用这些空闲的时间把我们获得的新体验、新生活经历，融入到我们对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人与我们之

    间的关系的固有认识当中。它也可能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互动中提取信

    息以更新我们理解他人思想的一般规则。如前所述，神经系统的这个习

    惯，或者说工作模式，在出生才两天的婴儿身上就可以观察到；而对于

    成年人来说，只要我们一停止手头上的任何工作，它马上就会“接管”我

    们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适合于思考社交圈以及我们

    身处的社会环境。

    如果大脑的社会思考实践是从婴儿期就开始的，并且贯穿了整个成

    年阶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进化下了一个极其重大的赌注，它希望我

    们成为社交圈里的专家，想让我们时刻做好开始进行社会思考和行动的

    准备——进化“认为”这价值无限。当然这种持续不断的实践并不意味着

    我们已经是完美的“社会人”，我们并不是。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

    实践，我们很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说到底，进化完全可以按另一种

    方式来构建我们的大脑，让它在空闲时间做其他事情，如学习微积分、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对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各种知识进行归类等。从进

    化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有适应价值(adaptive value)的。

    但是，进化却把赌注下在了社会思考上。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

    为什么智商越高的人越不好相处

    在20世纪，心理学领域里兴起了一种新的有关人性的流行观念。根

    据这种观念，我们人类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具备了动物式的、由本

    能所驱动的动机倾向，同时又拥有出众、高水平的分析推理能力。我们

    的动机倾向由很早之前的爬行动物大脑进化而来，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件

    事(因为这四件事都是以字母“F”开头，所以被简称为“4Fs”)：战斗

    (fighting)、逃离(fleeing)、进食(feeding)和四处闲逛(fooling

    around)。相比之下，人类拥有的各种智能是在相对较近的进化时期才

    出现的，它们是让人类变得如此特别的原因。

    使灵长类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其中

    一个主要标志是脑容量的多少——尤其是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大小。前

    额叶皮层是前脑的一部分，大体上位于眼睛后面。人类巨大的脑容量允

    许我们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智力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脑就是为了

    去做那些需要智力的特定的事情而进化的。人类是唯一能够学会下棋的

    动物，但是没有人会说，前额叶皮层就是为了让人们学会下棋才进化出

    来的。相反，前额叶皮层通常被认为相当于一台万能的计算机，我们可以把几乎任何软件(这里所说的“软件”指的是能够教会它的东西)都安

    装上去。因此，前额叶皮层似乎是为了解决一些新的疑难问题而进化出

    来的，下棋只不过是它所能解决的无数个问题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拥有思考社交圈的能力和倾向也就不足为奇

    了，所有“其他人”都可以被看作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他们

    像“障碍”一样，横亘在了我们与我们的爬行动物式的欲望之间。这种观

    点认为，正如有了前额叶皮层，我们就能够学会棋类游戏一样，有了这

    个万能的前额叶皮层，我们也能够掌握社交游戏规则。这也就意味着，前额叶皮层能够让我们学会各种被容许使用的“招数”，使我们在社交活

    动中如鱼得水，大获其益。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能”一词涵盖的范围非

    常广泛，无论是社交，还是下棋，抑或是应付期末考试，都需要智能。

    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能测验的设计者们显然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

    为，社会智能不过是一种“能够适用于社交场合的一般智能”。这种观点

    隐含的意思是，社会智能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我们对社交圈的兴

    趣只是一个意外，是我们需要面对社交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所带来的结

    果。

    确定人类的某种特性到底是不是某种意外，其中一个标准是看它是

    不是具有普遍性。我猜测，全世界会打棒球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不会超过10%，因此，“很会打棒球”这种能力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意

    外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打棒球，但是真正打得好的人却非常

    少。相比之下，会笔直站立的人却很多，几乎所有人都会。学习语言也

    类似，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某种语言。同样的，大多数人都拥有一双明亮

    的眼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13000多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

    93%的人都拥有良好的视力。因此，我们不妨保守一点，将93%定为一

    个基准点，如果某种东西的普及程度达到了93%，那么应该就有理由说

    它足够显著，足以提高进化的适应了。

    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超过95%的人都表示自己拥有不止一个朋友，那么我们怎么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社交天性只是一个意外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那么在你眼中，地球上的人类之间的友谊可能是

    一种非常古怪的现象。

    几乎任何一个朋友，在没有成为我们的朋友之前，对我们来说都是

    一个陌生人。通常情况下，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且他很可能

    还代表着某种未知的威胁。然而到了最后，我们可能恰恰就选了这样一

    个人来倾诉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愿意在他面前暴露出我们最脆弱的地方；甚至我们对他的依赖，可能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现有的文

    献表明，拥有友谊的物种屈指可数，不过对人类来说，友谊却是一种普

    遍现象。或许，拥有更多的朋友便等于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或许，有人

    把朋友看作某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密切

    跟踪与友人的每一次交往，对我们的付出与获取进行详细记录，以确保

    我们能够得到应得的(并且希望得到更多)。然而事实是，朋友之间的

    关系越亲密，就越不会计较彼此之间的得失。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要

    知道自己拥有朋友，就能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安慰，这就是朋友的主要价

    值所在。虽然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确实可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利益，但

    事实上，我们在交朋友时通常并不带有某种目的性。交朋友本身就是目

    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Facebook这个网站吧。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

    亿人在这个网站上创建了自己的账户，它是全世界人们最常访问的网

    站，它的访问量已经超过了谷歌、雅虎、eBay和克雷格列表网站

    (Craigslist)。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像互联网这样主宰了我们的日常

    生活。现在，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Facebook，因为Facebook为我们提供

    了一处交朋友的最佳场所，别无其他原因。如果Facebook是一种宗教信

    仰(有些人确实认为它就是一种宗教信仰)，那么它就是紧随基督教

    (全世界大概有21亿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全世界大概有15亿人

    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的世界上第三大宗教。美国人每个月花在宗教活动

    上的总时间大约为840亿分钟，而花在Facebook上的总时间则为560亿分

    钟。

    在日常生活中，Facebook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他人保持联系的有效

    方式。Facebook允许我们在不必与人见面的情况下交到新朋友，还为我

    们提供与老朋友联络的场所，它同样也能够让我们重新体验前一天晚上

    与朋友一起聚会时的乐趣。互联网上最成功的网站Facebook，就是这么

    一个只致力于经营社交生活的网站，难道这只是一个意外吗？

    如果我们的社交天性只是一个意外，只是我们的大脑用来通过操控

    他人实现我们自私目的的另一种手段，那么我们还会无私地去帮助那些

    从未谋面，或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善心的人吗？一个人愿意为他人

    付出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不过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他拥有一颗悲

    天悯人之心。我们都同情陷入困境中的人，当看到别人处于危难之中

    时，我们会想“必须做点什么”。很显然，这类同情心无处不在。单单美

    国人平均每年就向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捐出超过3000亿美元。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意外”。

    如果社会智能只是一般智能的一种随机应用，那么我们就应该期望

    看到，与这两种智能相关联的脑区是相同的。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这是

    合情合理的推测，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一般智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认知能

    力，比如工作记忆和推理能力相关联的脑区通常位于大脑的外侧，或者

    说侧部(见图2-3)，而与思考他人、思考自己相关联的脑区则主要位

    于大脑的内侧，或者说中线部位(见图2-1)。

    图2-3 大脑侧额叶皮层区和顶叶区域中与工作记忆有关的脑区

    此外，支持社会思考的神经网络与支持非社会思考的神经网络通常

    是互相矛盾的——它们更像是一个“神经跷跷板”的两端。如果不要求被

    试做任何一项具体任务，同时仔细观察他的大脑，那么我们会看到，他

    的社会认知网络处于打开的状态。通常，社会认知神经网络打开的程

    度越高，那么负责其他非社会思考的一般认知网络关闭的程度也就越

    高。同样的，当人们进行非社会思考时，一般认知网络就打开了，而社

    会认知网络就关闭了。(我在这里通俗地使用了“打开”和“关闭”这两个

    词语，实际上任何一个脑区都是不可能被关闭的。它们只是在某些情况

    下更为活跃，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更为平静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当

    我们参与非社会思考时，社会认知网络的存在常常会干扰我们的执行能

    力。显然，这个结果与以下这个观点是很难调和的：前额叶皮层是一台

    万能计算机，在处理办公室政治问题、下棋或者计算应纳税额时，它使用的都是一些完全相同的随机存取存储(RAM)芯片。

    社会认知和非社会认知依赖于不同的神经机制，这个观点之所以很

    难让人相信，部分原因在于，当我们的大脑在分别运用这两个网络的时

    候，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一样。与此不同，当我们在说不同的语言

    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间的区别：说母语时的感觉与说最近刚刚学会的

    某种语言的感觉肯定不一样。类似的，我们在解决了一个复杂的数学题

    后的感受与想象自己是一个穿梭于太空的超人时的感受也大不相同。但

    是，当从社会思考转向非社会思考时，我们的感觉好像只是换了一个主

    题而已，根本不会觉察到我们已经改变了思维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社会思考与非社会思考之间的差异不是真实存在的，它只意味着对我

    们的感觉来说，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不过幸运的是，在理解社会思考与非社会思考之间的差异时，我们

    至少还拥有一种直观的方式。大多数人都认同书本智慧(book smarts)

    与社会智慧(social smarts)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这两种智慧似乎需要不

    同的能力，而且支持它们的大脑神经网络也确实是相互独立的。最近，一项对不幸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disorder)的孩子的研究清

    晰地说明了这种区别。人们通常认为，亚斯伯格症候群是一种较为温和

    的孤独症，患者的主要表现是他们会在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上表现出许

    多不足之处。但研究结果表明，在测试孩子们的抽象推理能力时，患有

    亚斯伯格症候群的孩子的表现甚至比同龄的健康孩子还要好。社会智能

    和非社会智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就像是跷跷板的两端：一端的力

    量(或能力)被拿走，另一端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社会群体越大，越需要更大的大脑

    大多数人都以为(因为他们在接受教育时，别人就是这样告诉他们

    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进化造就的更大的大脑就是用来保证我们的抽

    象推理能力的，抽象思维是我们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复杂工具，无论是数学运算、工程设计、工农业生产……概莫能外。但是，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导致大脑不断变大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是我们的社会认知

    能力，即与他人互动并友好相处能力的提高。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

    为，最有智慧、最精明能干的人是那些拥有特别强大的分析推理能力的

    人；但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或许那些具有最强的社交技能的人才最有

    智慧、最精明能干。在讨论人类的大脑为什么会变得更大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

    楚，人类大脑比其他物种的大脑更大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无数

    种方法对不同物种的大脑进行比较，如总容量、重量、神经元的数目、皮质褶皱程度、灰质总量、白质总量等。但是，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冰山

    一角。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脑的大小可以很好地被身体

    的大小所预测。这也就意味着，大脑的绝对大小与它所承担的身体“管

    理、维护和监控”功能有关。身体越大，就越需要更多的脑组织去监管

    这个身体。因此，体积庞大的动物倾向于拥有更大的大脑。事实上，如

    果只考虑大脑的重量，那么人类无论如何也没有优势可言。

    人类大脑的重量大约为1300克，差不多与宽吻海豚的大脑重量相

    当。非洲象的大脑重量接近人类大脑的三倍，大约为4200克，而一些鲸

    鱼的大脑则可能达到9000克。不过，如果考虑大脑神经元的总数量，人

    类相对来说更有优势。人类大脑拥有大约115亿个神经元，这是目前为

    止已知的动物王国中的最高数量了……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一切——虎鲸

    拥有110亿个神经元。如果智力水平完全取决于神经元的数量，那么，假如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可以用来建造一幢80层高的摩天大楼的话，虎鲸

    大脑的神经元就可以建造一幢75层高的摩天大楼。

    大脑化(encephalization)

    指相对于身体的大小，大脑的大小偏离预期的程度。

    虽然身体的大小与大脑的大小关系极大，但是许多动物的大脑与它

    们的身体相比，似乎有点过大了，远远超出了维持和监控身体的基本功

    能所需。这种动物大脑的大小偏离预期程度的现象，被称为大脑化

    (encephalization)，当然，偏离程度是相对身体大小来计算的。一般

    来说，如果某种动物明显出现了大脑化现象，这通常意味着这种动物的

    大脑有闲置的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开发智力，而不仅限于控制

    身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动物王国里，人类是当之无愧的冠军。人类

    的大脑化程度比大脑化程度仅次人类的动物(宽吻海豚)大50%，比任

    何一种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大差不多两倍(见图2-4)。而且，正如我们

    所预料的，最晚出现的大脑结构，比如前额叶皮层，在大脑化中所占的

    地位更重要。图2-4 不同物种的“大脑化”(图中箭头指向的是人类)

    资料来源：Roth, G.，Dicke, U.(2005).Evolution of the brain and intellig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9(5)，250-257.

    那么，从大脑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人类的大脑会比其他动物的大

    脑大那么多呢？任何一种动物要想进化出一个更大的大脑，都需要在时

    间和能量上付出巨大的代价。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去供养

    大脑。一个成年人的大脑重量大约占其总体重的2%，但是它却消耗掉

    (或者说新陈代谢)了人体20%的能量。而胎儿大脑消耗掉的能量是其

    身体新陈代谢的60%，婴儿在出生后一年之内大脑消耗能量占全身的比

    例仍会继续保持在胎儿期水平，直到进入儿童期才逐渐下降到约20%的

    水平。

    人体把巨大的能量分配给大脑这个事实意味着，进化之所以选择让

    大脑变得更大，是因为这有助于灵长类动物解决一系列对自己的生存与

    繁殖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重要的问题包括寻找和采集比叶类食物的卡

    路里含量更高的水果和肉类食物、躲避捕食者、保护他们年幼的后代的

    安全。那么，灵长类动物巨大的大脑需要拥有什么类型的“聪明才智”，才能够解决这些生存问题呢？对此，科学家们提出了如下三个主要假

    说。

    第一个假说是，个体的创新能力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关键，这是大

    多数人能够直接想到的。美国电视剧《百战天龙》(Mac Gyver)中的

    角色马盖先堪称这种智力的化身。马盖先是一位秘密特工，他时常陷入

    尴尬而危险的境地，但是他总能利用身边随手可得的家居用品，创造性

    地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制造出应时应需的工具，从而成功地解决问题。例

    如，有一次，马盖先只用一块糖和一张包糖纸就阻止了硫酸泄漏，避免

    了一场大爆炸。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会碰到这种紧急情况，但是

    说到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马盖先”。

    我们都是解决问题的行家里手，无论这些问题是需要利用现有的食

    材烹调出可口的晚餐，还是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填好一张表。事实上，除

    人类之外的所有灵长类动物也都是“问题解决者”，尽管它们要解决问题

    的类型各不相同。当思考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大脑时，我们总会禁不住去

    想，它到底是怎样让我们变得如此聪明的，即作为个体的我们能够不断

    学习并解决各种问题的？虽然这个答案(创新能力决定了大脑容量)似

    乎是显而易见的，也或者你在高中的自然科学课老师就是这样告诉你

    的，但是，它并不正确。事实上，我们无法通过某个物种创新能力的高

    低来准确地预测这个物种的脑容量的大小。

    第二个假说则集中强调人的社交能力。虽然人类非常擅于找到各

    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作为个体的人仅凭自身的力量并不能

    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我的儿子伊恩4岁时非常喜欢玩一款名为《超级英

    雄战队》(Super Hero Squad)的电子游戏，而我和妻子则不得不经常

    陪伴在旁，与他一起玩，因为他很容易就会被游戏难住。这个游戏需要

    解决一系列难题，不是年纪小小的伊恩一个人能解决的。通常来说，在

    每5个难题中，伊恩只能解决其中的1个，而在同样这5个难题中，我和

    妻子往往也只能解决2～3个。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太难了。很

    显然，我和妻子都因为太“老”而无法解决这类问题；到最后，我们不得

    不求助于发布在YouTube上的一个“游戏攻略”视频。这个视频是一个小

    男孩上传的，他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游戏中的所有难题，并公布了这些游

    戏经验和过关秘笈。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算是创新者，但是人类之所以能

    够傲视其他物种，并不是因为这一点。相反，对于某个许多人都要面对

    的共同问题，总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人(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是一个游戏小天才)率先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其余的人只需要通过模仿或者

    阅读“说明书”就能够解决。或许人类进化出更大的大脑就是为了提高自

    己的模仿能力——或者说，社会学习能力？然而，通常来说，参与社会

    学习越频繁就会拥有更大的大脑，但是某个物种进行社会学习的频率仍

    然不是我们预测其大脑的大小的最佳指标。

    为什么人类会拥有更大的大脑？科学家们提出的第三个假说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更大的大脑，能够让我们彼此联系，相互合作。假

    如你只想通过自己的力量营造一个家，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能完全凭

    一己之力建造出一个小木屋吗？如果你能再多生出几双手，那么伐木、垒木屋可能会容易得多。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一个社会

    的基础都可以被看作这种共识：如果今天你帮我建造了我的小木屋，那

    么将来我也会帮你建造你的小木屋。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更美好的

    家，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受益。即使是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虽然它们并不

    懂得如何建造小木屋，但是它们有时也会齐心协力地解决一些问题。通

    过合作集体行动，它们解决生存问题的成功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灵长

    类动物的“经验”证明，生存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3]

    提

    出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假说，他断言灵长类动物的新大脑皮层变得更

    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灵长类动物只有这样才能生活在规模更大的群体

    中，并进行更加活跃的社会交往。邓巴认为，关键指标是新大脑皮层比

    (neocortex ratio)，它指的是新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大脑的其他部分的大

    小的比值。邓巴和其他一些人给出的证据很有说服力，给人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大脑新皮层的相对大小与影响大脑大小的三大

    潜在驱动因素——个体的创新能力、社会学习能力以及个体所生活的群

    体的规模都有一定的关系。

    邓巴告诉我们，个体所生活的群体规模的大小是预测大脑新皮层大

    小的“最佳预测器”。在他的第一个研究中，邓巴对群体规模与各种非社

    会智能指标的预测能力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虽然两者都与新大脑皮

    层比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群体规模显然更能说明问题。后续的进一步

    研究还证明，前额叶皮层的大小受到的影响最大。

    新大脑皮层比(neocortex ratio)

    指新大脑皮层的大小与大脑的其他部分大小的比值。

    利用在这一研究领域总结出来的规律，邓巴能够根据某个灵长类物种的新大脑皮层比指标估算出该物种的最佳群体规模——在该物种内，一个高效、紧密的社会群体由多少个个体组成。邓巴的分析表明，对于

    人类而言，最佳群体规模大概为150，这个数字也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

    最大的。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Dunbar’s number)。事实证明，“邓

    巴数”确实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人类社会各种“原始”组织的规模一般都

    在这个数字上下。以村庄的规模为例，不管是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村

    庄，还是近代18世纪的村庄，其人数最多都在150人左右。又如，军队

    的编制，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军队编制，一般都是以150人左右为一

    个作战单元。

    邓巴数(Dunbar’s number)

    对于人类而言，最佳群体规模大概为150，这个数字也是所有灵长类动

    物中最大的。而人类社会各种“原始”组织的规模一般都在这个数字上

    下。

    因此，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了制造出更多的“马盖先”而变得更大

    的。相反，更大的大脑使得我们在看了一集“马盖先的故事”之后，会想

    要和他人聚一聚，一起讨论一番。我们的社交天性并不是拥有了一个

    更大的大脑的意外产物，相反，不断强化的社交天性的巨大价值，才

    是我们之所以会进化出一个更大的大脑的主要原因。

    找谁写推荐信比写了什么更重要

    那么，生活在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

    处呢？为什么进化愿意通过不断增大的大脑来促进群体规模适度增大

    呢？在原始社会，过上群居生活最明显的一个好处是，我们不但能够有

    策略地避开，而且还能够更成功地应付那些危险的食肉动物。你无法一

    边提心吊胆地防止自己被捕食，一边又专心致志地搜寻食物，单独去野

    外寻找食物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如果许多人(类人猿)一起生活，那

    么他们就可以进行合理的分工了，当一些类人猿在专心寻找食物的同

    时，可以让另一些类人猿专门密切关注其他食肉动物的动静。这就是一

    个巨大的优势。

    当然，群居生活也有缺点，那就是，在群体内部的成员们对食物以

    及配偶的竞争会不断加剧。如果你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那么你成功找

    到的所有食物都会归你个人所有。你所赖以生活的群体规模越大，在群

    体内试图窃取你猎得的食物的人可能就越多。不过，具有极强的社交能力的灵长类动物能够通过在群体内与他人形成联盟、成为朋友等方法克

    服群体生活的缺点。

    让我们来看看两只黑猩猩史密斯和约翰逊的情况吧。约翰逊经常被

    史密斯欺凌，它的地位要比史密斯低一些。但是如果它与布朗(一只地

    位更高的黑猩猩)结成联盟，那么就能保证自己不被史密斯欺负。因为

    布朗的地位较高，所以它知道如果在约翰逊与史密斯的冲突中，它站在

    了约翰逊这一边，那么史密斯很快就会落败，失去较高的地位。这对处

    于高位的布朗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在对抗史密斯的过程中它完全不需要

    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就能够获得它这个低级伙伴约翰逊提供的很多

    福利(比如帮它梳理毛发)。

    在这个例子中，黑猩猩之间的相互交往是动态多样的。对于史密

    斯、约翰逊和布朗来说，如果想结成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联盟，它们就

    需要跟踪大量的社会信息，不仅需要搞清楚其他黑猩猩相对于自己的地

    位，同时还需要知道每只黑猩猩相对于其他黑猩猩的地位。如果一个群

    体中有5只黑猩猩，那么每只黑猩猩就需要跟踪10个黑猩猩—黑猩猩“二

    人组”(dyads)的社会动态；如果某个群体由15只黑猩猩组成，那么每

    只黑猩猩就需要跟踪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大约100个黑猩猩“二人组”的动

    态关系。

    如果这个黑猩猩群体的规模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即共有45个成员，那么每只黑猩猩需要跟踪的黑猩猩之间的二元动态关系则将增加到大约

    1000个。当群体规模达到了邓巴数，即当这个群体内有150个个体时，那么需要考虑的二元动态关系就将超过10000个。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能

    够明白，为什么黑猩猩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大脑了。虽然成为一个大规模

    的群体的一分子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你得知道如何把握机

    会，并且懂得如何能够结成正确的联盟，怎样才能避免群体生活的缺

    点。而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很多社会知识。

    对人类来说，当然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在美国，每年都有数以千

    计的本科毕业生申请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获得了这种学位的人可以享有

    相当高的名誉)。许多幸运儿之所以能够被录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他们的推荐信很有说服力。这些推荐信在各大学里泛滥成灾，大多性质

    夸张，推荐语往往都是“这是一个出色的学生”或“这是一个极其出色的

    学生”等套话。当我读到这些推荐信的时候，我最关心的不是信件的内

    容，而是这封推荐信是谁写的。如果这封热情洋溢的信是一个社会学同行或者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神

    经学家所写，那么这封信对我来说就意义重大，因为这个人会对我负责

    ——我们很可能会在之后的某个研讨会上碰面。相比之下，某些人类学

    教授则可以罔顾申请者的缺点而毫无顾忌地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给

    我，因为我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而他们也不会被追究责任。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他们的推荐信对我来说也就没有多少分量了。

    所有这些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大学生在上二年级的时候就需要

    认真考虑自愿参与哪个实验室的工作；如果他知道自己未来的博士生导

    师是如何被同系的教授评价的，那么肯定会受益匪浅。这属于非常复杂

    的社会认知行为。

    在人类历史上，许多非常重要的革新，如蒸汽机、电灯泡以及X射

    线，都是由少数几个人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成果最终却被全世

    界的人共享。我们绝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无法想出这些解决方案，至少

    我知道我不能。虽然大多数人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直接贡献都微乎其微，但是为了能够保证我们在个人生活以及职业生活中获得成功，每个人都

    需要驾驭复杂的社会网络。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变得更大就是为了能够有

    更多的脑组织致力于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付

    出有限的代价的前提下收获群体生活带来的福利。第二部分

    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之一：连接

    分离会让哺乳类动物倍感痛苦。

    著名神经科学家保罗·麦克莱恩

    生活中没有“他人”的存在，比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更加让人无法承受。

    特蕾莎修女03

    心痛不是矫情，是真痛!

    著名喜剧演员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在许多场合都讲过这样一

    个笑话：

    根据大多数研究，人们最害怕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相比之下，死亡不过是他

    们第二畏惧的事情。果真如此吗？如果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你来

    说，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葬礼，你宁愿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是你，也不愿意站在亲属面前

    念悼词。

    宋飞的这个笑话是有根据的，它基于1973年完成的一项针对2500人

    的调查结果。在这项调查中，有41%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害怕在公众面

    前讲话，而只有19%的受访者说他们害怕死亡。这个排序似乎不太可

    信，因为在其他类似的调查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结果。不过，在我

    们最害怕的事项清单里，公众演讲的排名确实通常都比较高。“我们最

    害怕的”排名前十的事项里通常都有以下三项：与重大人身伤害和死亡

    有关的事情、至爱之人的死亡或离去以及在公共场合讲话。

    当然，对人身伤害的恐惧恰恰是因为人类当初会进化出恐惧感的原

    因。对于那些对危险的威胁缺乏最基本的恐惧感的“准祖先”来说，他们

    永远也没有机会变成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可能根本活不到繁殖后代的

    时候。对失去所爱之人的恐惧也很有进化意义，这样我们才能把基因一

    代代地传递下去。但是，为什么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也会令我们害怕

    呢？达尔文的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在公共演讲与生存之间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一想到要在公共场合讲话我们就会感到害怕，那么我们到底是在怕什么？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大多数人在与朋友、家

    人以及同事聊天时都会觉得非常惬意。所以，让我们感到紧张的肯定不

    是“讲话”这件事。让大多数人感到恐惧的是“公众演讲”中的“公众”——

    无论我们面前的陌生人有10个、100个还是1000个，总之，我们害怕的

    就是这些陌生的公众。

    你可能与我一样小时候看过一些这类电视节目：一个六年级的学生

    需要在一个挤满了学生的大礼堂里做演讲，但他老是忘词，结果成了学

    校里的一个笑柄(直到他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些勇敢的事情，并且赢得了学校里一个可爱女生的芳心为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害怕出现这种

    情况。我们害怕被大家认为自己是一个愚蠢或者无能的人，害怕被所有

    人拒绝。的确，在一大群人面前公开演讲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使得

    所有可能反对自己、拒绝自己的人数大大增加。

    令人好奇的是，演讲者可能根本就不认识或者不在乎来到现场的大

    多数人，为什么这些观众的想法对演讲者还会如此重要呢？答案是，演

    讲者害怕因被拒绝而遭到伤害。你不妨试着问一下自己，在你的一生中

    所遭遇的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你是不是想到了那次断腿事件给你带来

    的身体上的疼痛，或是自己跌过的那个大跟头？我的猜测是，在你最痛

    苦的经历中，至少会有一次可以被称为社会痛苦的经历——自己深爱之

    人死亡、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或者被当众羞辱。为什么这些事件会

    跟“痛苦”这个词联系起来呢？这是因为，当人类在经历对其社会连接造

    成威胁或损伤的事件时，大脑的反应几乎与它对物理疼痛的反应一致。

    更大的大脑的创生

    为什么大脑会以这种方式构建——让我们在伤心欲绝时感到的痛苦

    与不慎摔断腿时一样？为什么被拒绝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会如此之大？其

    中一个原因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造就一个更大的大脑是让我们在进

    化过程中变得更聪明的最简单的方法。拥有一个相对于身体来说更大的

    大脑有助于这个物种变得比其他物种更聪明。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成年人类拥有一个相对于他们的身体来说特别巨大的大脑。生出一个长

    着硕大脑袋的婴儿并不容易，任何一个经历过生产的妇女都能证明这一

    点。婴儿身体的其他部分在经过产道时“相对”容易些，但是头部则通常

    仅仅是勉强可以通过而已。事实上，人类妇女骨盆的形状已经决定了婴

    儿一旦长成就必须马上出生，因为如果让婴儿继续待在母体里，让他的

    脑袋继续长大的话，那么生产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人类婴儿的大脑通常只有成人大脑的14大小。这就意味着，绝大

    部分大脑的发育都发生在出生之后。我们的大脑会尽可能在子宫里发育

    成熟，不过在出生之后它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大脑这种发育形式

    的优点是，它完全能够在某种特定文化的浸润下完成构建工作，并且允

    许它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不断地调整以达到最佳状态；大脑未发育成熟

    就出生的缺点则是，拥有未成熟大脑的婴儿没有生活能力，无法独立生

    存。刚出生的人类婴儿完全无法照顾自己，而且这种状态要持续好几

    年。实际上，在所有哺乳类动物中，人类几乎可以肯定是“未成熟期”最长的一个物种。(很多父母都会告诉你，孩子的未成熟期会一直持续到

    20岁!)千真万确，人类的前额叶皮层直到人生进入第三个10年还在继

    续发育。虽然人类是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出生时发育最不成熟的物种，但

    是所有哺乳类动物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个特征。人类出生时神

    经系统未发育成熟这个特征可以追溯到2.5亿年前的第一个哺乳类动

    物，这是我们成为今天这样的社会动物的第一步。

    颠覆马斯洛需求理论

    1943年，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发表

    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提出了他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马斯

    洛把自己确定的人类需求以金字塔的形状表示出来(见图3-1)。马斯

    洛认为，我们的需求是呈金字塔形的，人们首先应当满足最基本的需

    求，当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

    图3-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资料来源：Maslow, A.H.(1943).Atheoryofhuman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50(4)，370.

    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各种生理需求，比如对食物、水和睡眠等的需

    求；再往上一层主要是安全需求，比如对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需求；

    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它们可以用一个大写

    的“N”(Need)来表示，没有人能够离得开它们。金字塔的其余部分则

    由一些较高层次的需求构成，它们的特点是“如果你能够使它们得到满

    足那就太好了”，可以用一个小写的“n”来表示。我的儿子伊恩总会说他

    需要再吃一勺冰激凌，但是实际上他只是想吃而已，没有这勺冰激凌他也能活下去(即使他自己可能认为不吃这勺冰激凌他就“活不下去”)。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中，其他需求——“对额外一勺冰激凌的需

    求”，是对爱、归属感、获得尊重的需求；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

    (也就是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能)的需求。

    如果你去问人们，他们的生存需要的是什么，答案很有可能就是来

    自需求金字塔底层的那些东西，比如食物、水和居所。婴儿当然也需要

    食物、水和居所。不同的是，婴儿无法自己获得这些东西。婴儿绝不可

    能独立存活。

    所有哺乳类动物的婴儿，从树鼩的婴儿到人类的婴儿，自出生那一

    刻起就十分需要一位尽责的照看者，他(它)们有责任确保婴儿的生理

    需求得到满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马斯洛就错了。为了让一切符合逻

    辑，我们必须把各种社会需求移到金字塔底层。对食物、水和居所的需

    求并不是婴儿的最基本需求。恰恰相反，对婴儿来说，建立社会连接与

    被照顾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社会支持，婴儿永远也不可能存活下去，直

    到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成年人。建立社会连接是一种必须用大写

    字母“N”来表示的需求。

    就像第2章讨论过的默认网络那样，对马斯洛需求金字塔所做的这

    种调整也说明了一些和“我们是谁”有关的重要问题。爱和归属感似乎就

    像是一种便利品，即使没有它们我们也一样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的

    生理构建让我们渴望获得社会连接，因为它与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联

    系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连接是支持人类精妙复杂的社交天

    性的三大适应之首，我们对连接的需求就像一块基石，其他东西都建立

    在这个基石之上。

    疼痛，其实也是一种保护

    三位病人等着看医生。第一位病走进来抱怨说他头疼，医生

    说：“先吃两片泰诺林，明天早上再给我打电话。”第二位病人跛着一只

    脚进来说：“医生，我想我可能扭伤了脚踝，怎么办？”医生说：“每天

    服两片泰诺林，一个星期后打电话给我。”第三位病人情绪极不稳定地

    走了进来，她说：“医生，我的心碎了，痛苦不堪，我该怎么办？”医生

    还是镇定自若地说：“每天服用两片泰诺林，一个月之后给我打电

    话。”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没有医生会开一些止痛药来治疗

    一个人被他人拒绝后的痛苦感受。但是，这个故事仍然非常有启发意义，因为我们的反应恰恰揭示了关于疼痛的直觉理论。

    疼痛是一种奇妙的现象。一方面它让人非常不愉快，有时甚至令人

    无法忍受。然而它又是促进和保证我们生存的最基本的适应之一。将近

    20%的成年人都活在慢性疼痛当中，这种慢性疼痛使我们丢掉了许多个

    工作日，甚至还会让我们陷入抑郁当中。据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仅仅

    在美国，疼痛造成的生产力下降就导致超过600亿美元的损失。除了慢

    性疼痛之外，还有“感觉不到的疼痛”，这种疼痛甚至更具灾难性。出生

    时即患有先天性疼痛不敏感的孩子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他们常常会在出

    生后几年内就不幸死去，因为他们可能会“毫不留情”地伤害自己，也常

    常会成为致命传染病的受害者。

    疼痛也是许多社会道德决策的核心问题。以死刑为例，各种死刑执

    行方式的创新，从绞刑到断头台斩首，再到注射死刑，都被认为是一种

    进步，因为它们减少了死刑犯的痛苦。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不少人都认

    为，与其支持各种令人痛苦不堪的肉刑还不如支持死刑。无论胎儿是否

    能够感觉到疼痛，堕胎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争议。同样的道理，有人认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疼痛，因此，被我们搬上餐桌的动物也常常被

    卷入讨论之中。

    但是前面谈到的每一个例子涉及的都只是身体上的物理疼痛。那

    么，对于社会痛苦——当我们的社会连接遭到损害，或者预感到社会连

    接会被损害而感到痛苦，我们的反应又会如何呢？当有人说“他让我的

    心都碎了”时，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没有人会把它当

    成一种医疗紧急事故来处理(“我们必须马上对这颗破碎的心进行修

    补!护士，立即充电到200伏，其他人全都让开!”)。大多数人都认为

    社会痛苦并不是真正的痛苦，他们觉得这里所说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种

    修辞手法而已。

    真正的痛苦(也就是身体上的疼痛)在我们的生存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对每一种用大写字母“N”来表示的需求，当它们得不到满足时，我

    们都能相对应地感受到某种用大写字母“P”(Pain)表示的物理疼痛。

    缺乏食物会导致饥饿，而饥饿造成的痛苦会激励我们去寻找食物。同样

    的道理，缺水会导致口渴，而口渴带来的痛苦会激励我们去找水喝。肉

    体伤害会导致身体的疼痛，这会激励我们去寻找住所、休息，以便让身

    体得以恢复健康。

    如果社会需求确实也需要用大写字母“N”来表示，那么，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应该也会让我们体验到用大写字母“P”表示的那种痛苦。这

    个观点是由著名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提出来

    的：“分离会让哺乳类动物倍感痛苦。”身体伤害的疼痛与社会伤害的痛

    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吗？

    婴儿的哭闹不容忽视

    最近10年来，我与我的妻子、心理学家娜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社会痛苦(她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比我

    还多)。在这一节中，我将提供一系列证据证明，社会痛苦也是一种真

    正的疼痛。但在此之前，我也必须坦白地说——时至今日我自己还有点

    难以接受这一点。身体上的疼痛与社会痛苦看起来似乎完全是两回事，每次我感觉到疼痛时，我都能指出具体是身上的哪个部位在疼。因此，我能推测引起疼痛的那个部位可能有点不适或者有组织损坏。那么，当

    我感到社会痛苦时，我的手指应该指向哪里呢？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心理体验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并不亚于身体

    上的疼痛，比如，当我们看到莫斯科红场时，当我们探索冥想的宁静

    时，或者当我们想象并等待着一次令人无比期待的初次约会时，我们可

    以从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不过，这两种解释同

    样重要)。

    第一种解释是，身体上的疼痛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疼痛可以通过暗示的力量得到极大的改变，比如可以通过催眠或者

    安慰剂治疗来减轻疼痛。实际上，在催眠状态下做外科手术，既不需要

    麻醉，接受手术的人也毫无痛感。科学家们通过许多疼痛实验发现，只

    须让被试预感到自己将会遭受疼痛的沉重打击，就足以让他真的感觉到

    比原来强烈得多的疼痛。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诸如焦虑症和抑郁症，通常都会改变我们对物理疼痛的敏感程度。疼痛并非全取决于你的心

    理，但是你内心的想法对于疼痛的影响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

    象。

    为什么身体上的疼痛与期待第一次约会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呢？这还

    可以从第二个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被认定为纯心理活动的一些事件，它

    们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因为人的所有心理

    活动全都根植于大脑内部的物理过程。即使是静思冥想，也是人的大脑

    和身体内部发生的生物化学反应和神经认知过程的结果。如果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快乐没有大脑作为物理基础，那么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塑造和

    诱发这些感觉(想象一下摇头丸对人的作用吧)。如果不是这样，我们

    又怎么去解释喝酒会有选择性地消耗大脑血清素，并且让人们更大胆地

    做出无礼的举动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心理原因莫名其妙地消失

    了。我并不是一个还原论者。相反，我只是想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往往倾向于人为地把某些东西——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疼痛与情感孤

    立起来。疼痛、情感以及我们所有的感受必然是生理和心理过程的共

    同表达。

    从这一观点出发，像社会痛苦这样看起来似乎很抽象的东西，也可

    能同我们的大脑可以感知到的物理疼痛那样变得具体起来，这是完全有

    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证明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其实是一回

    事。没有人会真的弄断手臂，来验证一下这种感觉是否跟失恋的感觉一

    样。社会痛苦的记忆比物理疼痛的记忆更为强烈。不同类型的疼痛带来

    的感觉也各不相同，且明显具有不同的特征。我所要强调的是，社会痛

    苦与物理疼痛一样都是真实存在的。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我们以及周围

    人的经历具有重要意义。

    说社会痛苦类似于物理疼痛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来自我们在谈

    论社会痛苦时所用的语言。在描述遭到社会排斥或经历社交失败的感觉

    时，我们所用的语言与用于描述身体上的疼痛的语言几乎别无二致。例

    如，我们会说“他伤透了我的心”，也会说“他伤害了我的感情”。当深爱

    的女友弃自己而去时，我们会感到如“穿肠剖肚、摧心裂肺一样”的痛

    苦。心理学家发现，听起来带有隐喻的语言并不像我们最初认为的那样

    只有隐喻的含义，或者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仅仅是隐喻。目

    前，世界各地的语言普遍都用描述物理疼痛的语言来描述我们所遭受的

    社会痛苦。无论是与英语同源的罗曼语族(比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

    语)、英语、亚美尼亚语，还是中国的普通话和藏语，都是如此。如果

    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种比喻的说法不可能会

    在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

    证明社会痛苦是一种真正的疼痛的第二个证据是，当哺乳类动物的

    婴儿与他(它)们的主要照看者分开时，他(它)们会陷入沉重的悲痛

    中。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能够注意到，当母亲离开时，她的婴儿会表

    现出万分悲痛，并且会不停地放声大哭。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约翰

    ·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了“依恋”(attachment)这个概念，用来解

    释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寄宿制托儿所里的孤儿和弃儿身上所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这些孩子得不到一般孩子通常都能体验

    到的温暖、爱和感情。他提出，每个人天生就有一个负责监测我们与照

    看者之间的亲密程度的“依恋系统”，当我们与照看者拉开了距离时，这

    个依恋系统就会变成一个“警报器”。而在人体内部，这个“警报器”发出

    的警报会以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很快就会变成号啕大哭，这是婴

    儿与照看者分开时所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警告照看者回来照看婴儿。

    依恋痛苦明显具有社会性，它发出的信号既针对婴儿本身，也针对

    他周围的人。这个“依恋系统”就像一个对讲机，它的出现就是为了维持

    孩子与照看者之间的连接。如果婴儿一出生就拥有的这个“依恋系统”会

    在成年之后慢慢消失，那么成年人很可能会对婴儿的啼哭无动于衷、充

    耳不闻。幸运的是，这个“依恋系统”在我们长大后同样会让我们对自己

    的孩子的哭喊做出反应。所有人都遗传了这个“依恋系统”，而且终

    生“携带”着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被社会排斥的痛

    苦，正如我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忍受饥饿的痛苦一样。我们对社会连接具

    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贯穿了我们的一生。对一个婴儿来说，与

    照看者保持连接是他的第一目标。我们这个物种与照看者连接成功的代

    价是，一生都需要被喜欢和被爱，所有的社会痛苦都与这个需求联系在

    了一起。

    社交天性实验室

    另一位与鲍尔比同时代的著名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也在这方面做出

    了杰出贡献。在一系列开创性的心理学研究中，哈里·哈洛对灵长类动物的依恋过程进行

    了全面考察。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研究对象兼“研究伙伴”是一群恒河猴，当时正值

    行为主义的全盛时期，像“喜欢”和“依恋”这样的概念在动物研究中可以说是一个禁忌。婴

    儿对母亲显而易见的情感依恋被当时的人们理解为联想性学习。换句话说，当时的主流

    观点认为，婴儿把温暖、气味和对母亲的感受与食物这样的初级强化物联系在了一起。

    从这一理论出发，婴儿之所以“在意”他们的母亲，仅仅是因为妈妈的出现与能够满足他们

    需要的东西的出现之间存在着某种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而已。根据这种解释，如果婴儿被

    喂食时总会看到一张歌手巴里·曼尼洛(Barry Manilow)的海报，那么这些孩子就会变成

    巴里·曼尼洛的粉丝，因为他们把被喂养与巴里·曼尼洛联系在了一起。哈洛并不认同这个

    观点，并决定通过实验对这种观点进行检验。

    哈洛把刚出生的猴子与它们的母亲分开来饲养。他在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两只“猴

    子”替代物来充当它们的母亲。其中一个替代物用铁丝编织而成，形状很像一只成年猴

    子，它能够为新生猴子提供生存所需的牛奶。另一个替代物是一块包着一层海绵橡胶的

    木头，最外层则用绒布包着，也做成了成年猴子的形状，但是这只布“妈妈”并不提供牛

    奶。然后，哈洛对新生猴子进行了跟踪调查，他想看看这些新生猴子会对哪个替代物更

    为依恋：是能够与食物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还是更能让它们感受到真正的母亲的味道的

    那个。结果显而易见，而且意义深远。刚出生不久，新生猴子每天都要花费将近18个小

    时与绒布猴子替代物待在一起，而几乎不与提供食物的铁丝网猴子替代物待在一起。这

    个结果证明，婴儿依恋于母亲的食物联想理论明显错了。这些猴子更亲近于那些让它们感觉更像真正的母亲的东西，而无关乎这个“妈妈”是否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4]

    自从哈洛完成了这项开创性研究以后，社会依恋(social

    attachment)在各种不同的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得到了确认。鉴于所有的

    哺乳类动物在刚出生时都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因此它们都有相同的需

    求，即必须与它们的父母亲或者照看者建立起社会连接。通过对大量哺

    乳类动物的观察，包括老鼠、草原田鼠、豚鼠、牛、羊、非人类灵长类

    动物以及人类，科学家们发现分离哀叫(separation distress

    vocalizations)——婴儿在与他(它)们的照看者分开时发出的凄厉哭

    叫，通常会导致照看者重新回到他(它)们身边。分离会导致皮质醇

    (一种压力激素)分泌增多，还会造成长期的社交和认知障碍。5岁以

    下的孩子如果长期住院，不得不与父母亲分开，就会出现长期的行为和

    读写障碍。失去父母的孩子在10年之后还会出现皮质醇升高的反应。这

    种儿童早期的压力源甚至还会导致与自律有关的大脑关键区域发生改

    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9章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1978年，情感神经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社会依恋系统是“搭载”在物理疼痛系

    统上“捎带着”运行的，而且它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种“阿片过

    程”(opioid process)，即依恋会产生类似于阿片类药物之于身体的麻

    醉作用。阿片类药物是大脑的天然止痛药，会产生和释放出某种能够减

    轻疼痛感的物质。这就是吗啡(一种合成麻醉剂)具有强大的止痛效果

    的原因。就像所有的阿片制剂一样，吗啡也很容易让人成瘾。潘克塞普

    注意到，动物之间的依恋过程也与此相似。分离似乎引起了停药反应，比如会感到疼痛，而重新连接的行为似乎就等于是服用止痛药。此外，婴儿和照看者之间表现出来的相互依恋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成瘾的特

    征。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检验他的社会痛苦假说，潘克塞普首先在一群小狗身上进行了试验。当这些小

    狗在社交上被孤立起来后，它们发出了分离哀叫。然而，当这些小狗被注射了低剂量的

    吗啡后，这种分离哀叫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从此以后，不具有镇定作用的阿片类药

    物就被用来减轻各种哺乳类动物的分离哀叫了。)潘克塞普还发现，母亲和婴儿之间的

    重新连接能够提高镇定水平，而且对双方都是如此。这也就表明，这一神经化学过程既

    有助于缓解身体的疼痛，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婴儿的社交分离之痛。这是第一个

    确凿的证据，它证明了大脑能够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身体上的疼痛和社会痛苦。

    人类的痛感源于何处当思考人类的社会痛苦时，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一些常见的电影蒙

    太奇式片段。例如，我们会想到上体育课时自己是最后一个被选中的团

    队成员；还会想到自己被某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抛弃；或者想到

    深爱之人的去世。

    出于明显的伦理理由，我们既没有也不打算在人类身上做这样的实

    验：当人们被拒绝、排斥或欺骗后，给他们使用吗啡，然后看他们有什

    么反应。与潘克塞普在小狗身上所做的人为地使用阿片类药物水平的实

    验不同，我和娜奥米·艾森伯格决定转而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来研究社会痛苦体验在人类大脑中的表征形式。

    为了理解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的联系，首先我们必须把注意力

    集中于一个名为背侧前扣带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简称

    dACC)的脑区——在这里，“背侧”的意思是朝向大脑顶部，“前”的意

    思是朝向大脑前面。其次，还要关注一个名为前脑岛(anterior insula，简称AI)的脑区(见图3-2)。

    在大脑结构中，扣带皮层(cingulate cortex)其实相当长，从大脑

    后面一直延伸到大脑前面，其中线或者中间部位整个地包住了大脑的胼

    胝体(corpus callosum)。单词“cingulate”(扣带)源于拉丁语中

    的“cingere”这个词，原来是皮带或者腰带的意思，对胼胝体来说，扣带

    就像是一根皮带。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脑区，你可以试着在互联网上用谷歌图

    片进行搜索，然后对搜索到的图片进行近距离观察。这些图片可以帮助

    你看清楚彼此相关联的各个脑区，它们或许比下面显示出来的单张图片

    更能说明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每一个脑区，我们都能在互联网上

    找到无数张有用的图片。图3-2 背侧前扣带皮层、喙侧前扣带皮层与前脑岛

    在研究社会痛苦与物理疼痛之间的联系时，有四大原因可以说明为

    什么我们要首先集中关注前扣带皮层，尤其是背侧前扣带皮层。第一，前扣带皮层是哺乳类动物从爬虫类动物的祖先中区分出来的神经适应之

    一。我们拥有扣带，而爬行类动物却没有。这样我们不难预测，首先出

    现在哺乳类动物身上的新的心理过程，比如依恋与社会痛苦，可能与首

    先出现在哺乳类动物身上的新的大脑结构，比如前扣带皮层有关。第

    二，在大脑的所有区域中，前扣带皮层拥有的阿片类物质受体的密度最

    高，因此说物理疼痛和社会痛苦很可能与这个特殊区域相联系也是完全

    说得通的。第三，事实已经证明，背侧前扣带皮层在物理疼痛的体验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背侧前扣带皮层与各种非人类哺乳类动物的母

    婴式依恋行为都有关系。下面，就让我们依次详细分析一下背侧前扣带

    皮层所发挥的后两大作用吧。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人类大脑内部的痛苦过

    程的神经解剖学知识。现在我们知道，疼痛或痛苦的感觉一面(sensory

    aspects of pain)涉及的大脑皮层区域与疼痛或痛苦的痛楚一面

    (distressing aspects of pain)所涉及的脑区有明显的区别。疼痛或痛苦

    的感觉一面能够告诉我们的是，身体的疼痛来自哪里、这种疼痛的刺激

    强度有多大。在大脑内部，追踪物理疼痛感觉的两个脑区都位于大脑的

    后半部分，即躯体感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和后侧岛叶

    (posterior insula)。躯体感觉皮层能够“勾画”出身体的不同部位，把腿

    部、手部或者脸部的疼痛感区分出来，并且做出不同的反应。(同样是

    这两个区域，它们也能够对相应部位的非疼痛型触摸做出响应。)后侧

    岛叶则跟踪内部器官和内脏的疼痛感(即“内脏感觉”)。相比之下，位

    于大脑的前半部分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这两个脑区，则是用来对疼痛或痛苦的痛楚做出反应的——在这里，痛楚表现为一种情感，使得

    疼痛或痛苦成了我们非常不喜欢的一种东西。

    当我们感受到疼痛时，我们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单一的感觉，因此，这种说法——我们所体验到的疼痛其实包含多种不同的成分，反而显

    得“违反直觉”了。事实上，这正是大脑工作时的常用“伎俩”。通常，任

    何一种体验都包含了大脑中多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它到达人们的

    意识时，它便集中到了某一点上，让人感觉像是经历了一个连贯的事

    件。

    现在，读者不妨试着想象一下我们在观察一个过马路的人时的感

    觉。这种感觉看似是一个流畅且连贯的观念。但是事实上，大脑中有许

    多不同的脑区在共同协调这种体验。视觉皮层的某个脑区会对你看到的

    所有线条和边界(垂直的、水平的和倾斜的)进行编码；另一个脑区则

    负责跟踪各种色彩元素；当然，还有一个脑区负责感知你正在观察的场

    景中的运动图像。这些脑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单独遭到损坏，而同

    时其他脑区却毫发无损。我们是从一些极其罕见的神经心理学病例中知

    道这一点的——有的病人的某部分脑区受到了损伤。例如，对于运动知

    觉中心受到损伤的病人来说，他们所体验到的世界犹如一组组静止的照

    片，这些照片色彩丰富，充满着细节，然而却毫无动感。

    同样的，神经心理学案例也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背侧前扣带皮层和

    躯体感知皮层在我们体验疼痛或痛苦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的独特作用。20

    世纪50年代，一些神经外科医生开始尝试对患有顽固性疼痛的病人，实

    施一种名为扣带回切开术(cingulotomies)的手术。在这个手术中，医

    生可能会把一部分背侧前扣带皮层切除，或者把背侧前扣带皮层与周边

    的其他脑区隔离开来。这种手术已经成功地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

    不过，它对那些患了慢性疼痛，而又不想接受其他治疗的病人帮助最

    大。

    扣带回切开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体现在这些慢性疼痛患者的术

    后感受上，他们报告说自己仍然感到疼痛，并且能够指出身体的哪个部

    位“痛”，还能说出到底有多痛；但是同时，他们又报告说现在这种疼

    痛“已经不再让人感到悲伤了”，“尤其是不再让人感到厌烦了”，而且他

    们“再也不感到焦虑了”。对于任何一个背侧前扣带皮层完好无缺的人来

    说，他不可能在感到疼痛的同时又不会体验到诸如悲伤或厌烦等痛苦的

    情绪，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看起来，扣带回切开术确实是有用的。如

    果切除或者隔离某一部分背侧前扣带皮层能够有选择性地消除疼痛给人带来的痛苦感，那也就意味着完整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是感知这种痛苦感

    的核心脑区。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不幸的中风患者的大脑右侧的躯体感觉皮层

    受到了损伤(这部分躯体感觉皮层负责跟踪左侧身体)，他的大脑因病

    部分受损前后所体验到的疼痛及痛苦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过与接

    受了扣带回切开术的患者完全相反。当对这位中风患者的左臂进行疼痛

    刺激时，他会说从指尖到肩膀这一区域的某个地方有一阵阵“明显不舒

    服”的感觉，但是他无法给出一个更精确的位置。当被要求描述疼痛的

    种类和性质——是过热导致的疼痛，还是过冷导致的疼痛，抑或是针扎

    导致的疼痛时，他无法在各种感觉中作出任何选择。疼痛让他感到痛

    苦，但是他不知道痛楚在哪里，或者说他不知道如何来描述这种痛楚。

    如果把这个过程比喻为阅读一本书，那么躯体感觉皮层似乎是负责

    理解我们所阅读的故事的类别(是惊险小说、侦探小说，还是爱情小

    说、科幻小说)及其内容的，而背侧前扣带皮层则负责对故事做出适当

    的情绪反应。我们知道，这些反应是可以被拆分出来的，因为在我们忘

    记了故事情节很久之后，我们依然能记起当时读这本书时的情绪反应。

    孩子为何依恋母亲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对于母亲和年

    幼孩子之间的，与依恋相关的行为也极其重要。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

    的，年幼的哺乳类动物在与他(它)们的母亲或照看者分开时会发出痛

    苦的哭叫声。但爬行动物(哺乳类动物是由它进化而来的)则不会发出

    这种痛苦的叫声，或者根本就不会发出任何叫声——它们原本就是“哑

    巴”。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大多数爬行动物的父母亲很可能会吃掉它

    们年幼的孩子，如果这些幼小的爬行动物吸引了它们的注意的话。哺乳

    类动物的哀叫声发挥了暗示母亲过来抚慰自己的作用，而没有成为一

    种“就餐的钟声”，这个事实体现了哺乳类动物与爬行动物之间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进化差异。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一项以被社会隔离的松鼠猴为研究对象的实验中，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试图

    观察了当内侧额叶皮层(medial frontal cortex，其中就包括前扣带皮层)的不同部位遭到

    损伤时(在这个实验中，也就是用手术方法切离)，这些松鼠猴被社会隔离时所发出的

    痛苦哀叫会有什么不同。实验结果证明，唯有当背侧前扣带皮层被切除时，才会使松鼠

    猴的痛苦哀叫消失。当内侧额叶皮层的其他脑区遭到损伤，而背侧前扣带皮层完好无损时，它们的痛苦哀叫就会继续下去。麦克莱恩还注意到，无论被手术切除的是内侧额叶

    皮层的哪一部分，所有的猴子仍然都能发出其他各种各样的叫声(包括咆哮声、“咯咯”笑

    声和尖叫声等)，这就表明，这些脑区本身与猴子发出各种声音的能力无关。

    如果切除背侧前扣带皮层能够使痛苦的哀叫消失，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想，用电击

    的方法刺激这个脑区应该会导致被试发生痛苦的哀叫。确实如此。当刺激恒河猴的背侧

    前扣带皮层时，它们会发出“咕咕”(k?)的声音，这与它们被社会隔离时发出的声音一

    模一样。相比之下，其他脑区受到刺激时，它们会发出一种警报声——一种与“咕咕”声完

    全不同的声音，而刺激背侧前扣带皮层则不会导致它们发出这种警报声。

    从这些研究的结果出发，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测，当背侧前扣带皮

    层遭到损伤时，婴儿形成和维护依恋纽带的能力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一个被孤立的婴儿如果不会哭泣，那么他(她)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很可能会被遗忘。如果一个母亲的背侧前扣带皮层遭到了损伤，那

    么她将不太可能接收到婴儿对她发出的对讲机式的依恋呼叫。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检验父母亲的背侧前扣带皮层被切除后对婴儿的影响，在一项以雌性老鼠为研

    究对象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一些雌性老鼠分娩之前将它们分成了三组：第一组老鼠被

    切除了扣带，第二组老鼠被切除了其他一些脑区，但保留了扣带；第三组老鼠则作为对

    照组，没有进行任何处理。这个研究的重点是想弄清楚，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母亲”的照顾

    下，新出生的幼仔的存活率会不会有所不同。研究人员还给老鼠们居住的笼子加温、吹

    风，以使它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这是为了模拟实验室之外的自然环境。

    实验结果显示，在第三组，即“母亲”没有被动过手术的那组中，几乎所有新生老鼠

    都存活了一周以上。当笼子的其中一块地方陡然增热时，这些“母亲”都会把它们的孩子安

    放到那些没有受波及的地方。那些非扣带脑区遭到损毁的“母亲”也能这么做，但是还是有

    部分幼鼠没能活过第一周。但是那些扣带皮层被切除的老鼠却全然不懂得这么做，最终

    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组中，只有20%的幼鼠在出生后存活了两天以上。很显

    然，这些扣带皮层被切除的“母亲”无法照看好它们的孩子，它们经营“家”的能力非常弱，当“孩子们”散落于笼子各处时，它们也无法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它们应对环境变化的

    能力也很弱，在出现了“强风”和“高热”的环境下，它们不懂得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这

    些“母亲”对它们孩子的需求总是反应迟钝。实验结果表明，不同小组的幼鼠的存活率和死

    亡率之间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前扣带皮层是否完好无损。顺便说句题外话，如果你

    发现自己会因为这个实验的“残忍”而感到伤感，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是

    完好无损的。

    社会痛苦的实验依据

    尽管麦克莱恩这项动物实验的结果能够说明很多东西，但却没有告

    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痛苦是否真的与我们所体验到的物理疼痛有关。

    2001年前后，娜奥米·艾森伯格和我决定试着来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

    们刚刚获得了一项资助，用于研究前扣带皮层对社会认知的作用。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想要研究的是社会排斥(social rejection)，但是还没有想

    出一个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这个问题的理想方法。

    就像在科学研究领域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偶

    然事件改变了整个研究进程。在那一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澳大利亚举

    行的国际会议，但实际上我和娜奥米都没有收到过这个会议的正式邀

    请。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听到了奇普·威廉姆斯(Kip Williams)谈到

    他为了研究社会排斥问题而创造的一个实验范式。虽然他的方法完全以

    互联网为基础，但却能够非常有效地产生某种社会排斥感，我们认为可

    以对他的方法稍作转换，用来完成我们想做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

    验。

    社交天性实验室

    奇普·威廉姆斯把他的范式称为网络球(cyberball)，它其实是威廉姆斯此前早就成

    功应用过的一个行为实验范式的变体。在威廉姆斯的早期研究中，当一位被试前来参加

    实验时，主试会告诉他需要稍等几分钟。而在等待室里，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了，他

    们告诉这位被试自己也在等待参与同一项研究。但是事实上，这两个人是心理学家所称

    的共谋者(confederate)或“托儿”；在这里，“托儿”的意思是，他们假装是被试，实际上

    却是与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因此，当这位被试走进等待室时，实

    验其实已经开始了，其中一个“托儿”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网球，并且把它扔给了另一

    个“托儿”，然后这个“托儿”又把这个网球扔给了真正的被试。在接下来的一两分钟里，他

    们三个人以三角形的线路相互抛接这个网球；然后，在事先安排好的某个时间段里，两

    个“托儿”不再把球扔给这个真正的实验参与者，而只是一味地相互扔球。

    假设你就是那个被试，然后想象这种情景吧。在这个游戏中，本来你们三个人玩得

    好好的，突然你被迫成了一个局外人。一方面你可能会想：“谁在乎呢？又不是真的在玩

    游戏，我又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反应，毫

    无疑问，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排斥行为，肯定会有一些参与者试图保持理性。然

    而，基于威廉姆斯这个实验的设置，很显然这些被排斥的人都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

    痛苦。人们会因为被置之不理而受到伤害，即使在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况下也不例

    外。后来，威廉姆斯又对这个在等待室中完成的实验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把它搬到了互

    联网上进行，从而创造了“网络球”实验范式。当一位被试在参与玩网络球游戏时，他

    (她)相信自己正在与另外两个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来自现实世界的人在扔一个数

    字“球”，但是实际上，他(她)只是在跟两个预先编好程序的“替身”玩(见图3-3)。在

    玩了一会儿后，这两个“替身”就不会再把球扔给他(她)了。图3-3 “网络球”游戏

    我们也让被试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里玩“网络球”游戏。这些被试以为，他们在网络上玩这种电子游戏时，其他两个人的大脑也与他们一样都是同时被扫描的。

    我们告诉被试，自己对不同的人的大脑之间是如何实现相互合作的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哪怕是在完成一个像扔网络球这样简单的任务时。这些被试完全不知道他们躺在功

    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玩“网络球”游戏时会被排斥。但在玩了几分钟之后，另外两个“玩

    家”就不再把球扔给这个真正的参与者了。

    当这些被试遭到了“排斥”并完成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后，就会被带到另一个

    房间里；然后，主试请他们谈谈对这次经历的体会。通常这些人都会直截了当地开始谈

    论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一般都对被排斥感到非常愤怒或难过。在那时，由于功能性核

    磁共振成像研究刚刚起步不久，这种强烈的情绪意义非凡，因为当时大部分用于功能性

    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任务都无法“促成”个人情绪反应。我们不得不假装没有注意到在功能

    性核磁共振成像仪里发生的事，因为我们不希望被试的回答受到我们可能说出来的任何

    东西的影响。

    第二年，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来分析这些数据，但是在实验结束的

    那一瞬间，我们就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现了一些令人非常兴奋的东西。有

    一天，已经到了深夜，娜奥米和我都还待在实验室里，而我的研究生乔

    安娜·贾科(Johanna Jarcho)则在另一台电脑前分析一项有关物理疼痛

    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实验数据。所有人都在反复查看这两个数

    据集，我们注意到这两组数据集显示的结果之间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性。

    在关于物理疼痛的研究中，经历的疼痛更加剧烈的被试的背侧前扣

    带皮层的激活程度更高。这在关于社会痛苦的研究中也是如此：被排斥

    时遭受更加强烈的痛苦折磨的被试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更活跃。在关

    于物理疼痛的研究中，那些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righ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被激活的被试体验到的物理疼痛更少一些。同样，在

    社会痛苦的研究中，也是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被激活的被试所体会到的

    社会痛苦更少。最后，两个实验都表明，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程度更高的被试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更低。

    这两项研究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件事：你感到越疼痛(痛苦)，你的

    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活跃程度就越高。我们之前的许多研究都已经

    表明了这一点——但这是实验研究第一次证明，不仅物理疼痛如此，社

    会痛苦也是如此。同时，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还表明，人们控制由于疼痛

    给人带来的痛楚感的能力的高低与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有

    关：这个脑区越活跃，人们的控制能力越高。而且，这反过来似乎又会

    减弱背侧前扣带皮层的反应。事实上，如果把两组数据并排放到一起来

    看，你根本就分不出哪组数据是对物理疼痛的分析，哪组数据是对社会

    痛苦的分析，根本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增进对人类心理机制的理解。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

    究能够阐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却是基于共同的神经机制

    的两种心理过程；而这也意味着，这些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远比我

    们想象的更加密切、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类

    动物而言，社会威胁似乎“劫持”了物理疼痛系统，强迫疼痛系统去做它

    一直在做的事情——提醒我们危险临近了，我们的某种基本需求已经受

    到了威胁。

    物理疼痛与社会痛苦共享同一个神经基础

    我们利用“网络球”进行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还有力地推动了我们事业的发展，报纸和电视节

    目都想采访我们，许多有关疼痛和社会连接的纪录片也都采纳了我们的

    研究结果。我们甚至收到了邀请，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一个与激发了我们

    的研究灵感的那个研讨会主题相同的学术会议，娜奥米则在会议上作了

    主题报告。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科学家不认同我们的研究结论，即背侧前扣

    带皮层是人们经历的社会痛苦背后的神经基础，以及物理疼痛与社会痛

    苦共享同一个基本神经过程。在某个实验被重复验证、它的结果被确认

    之前，一些科学家对有关研究结果持怀疑态度，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情。我们这项研究也不例外。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科学家们之

    所以对我们的结果心存怀疑，更多是因为他们从心底不相信这个结论的

    可靠性，而不是因为他们决定等别人重做实验的结果。事实上，在当时，关于背侧前扣带皮层功能占支配地位的流行看法是：它与疼痛感受

    完全无关，不管是社会痛苦还是物理疼痛。当然，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

    上忽略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有关于前扣带回的研究成果(包括扣带

    回切开术和动物研究)，仿佛这些科学发现的有效性是有“诉讼时效”似

    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到后期，许多科学家发表的神经

    成像研究结果已经表明，背侧前扣带皮层负责两个彼此之间有密切关系

    的认知功能的执行：冲突监测(conflict monitoring)和错误检测(error

    detection)。对于这两个认知功能，有必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现

    在，请你大声地说出以下词语：“now”(现在)、“how”(怎

    么)、“cow”(奶牛)、“wow”(哇噢)和“mow”(草堆)。如果你在

    说到“mow”这个单词时，虽然发音明明是正确的，但你还是犹豫了一

    下，那么这就是冲突监测功能在发挥作用的证明了(也就是说，你发现

    在你的冲动与正确的反应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你没能正确地把它读出

    来，然后说：“哎呀，那不是一个单词，而是一个名字。”那么你便进行

    了错误检测。

    2000年，一位名为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

    讨论背侧前扣带皮层功能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虽然名字相同，但

    是这个乔治·布什跟美国前总统毫不相干。)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许

    多认知控制的神经成像研究成果，并且得出了与我和娜奥米一样的结

    论。他也认为，背侧前扣带皮层在诸如冲突监测和错误检测等认知过程

    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十多年后，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乔治·布什在这篇论文中同时也指出，背侧前扣带皮层在情感过程

    中并不起作用。他认为，与情感过程相关的是扣带皮层的另一部分：喙

    侧前扣带皮层(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简称rACC)。至少从表

    面上看，这种“劳动分工”显得有点过于精细了。长久以来，许多心理学

    家都喜欢把各种现象归结为认知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比如，思考VS感

    觉)，仿佛它们本来就是一些相互排斥的现象似的。乔治·布什从一些

    研究中总结出的这个结论似乎表明，情感过程只与喙侧前扣带皮层有

    关，而与背侧前扣带皮层无关。但是在当时，这个结论没能得到许多学

    者的支持，尽管它是建立在当时可以得到的数据的基础上的。

    乔治·布什论述的全部三个关于情感过程的研究都是以精神病患者

    为对象的，由此得到的数据并不能代表健康大脑的典型反应模式。实际

    上，大多数针对非精神病患者的研究都表明，背侧前扣带皮层确实参与了情感过程。此外，乔治·布什这篇论文并没有将其他几项很重要的关

    于情感过程或疼痛给人们带来的痛楚感的神经成像研究包括进去；在当

    时，这些论文都已经发表了，而且其作者已经明确指出背侧前扣带皮层

    与情感过程或疼痛给人带来的痛楚感有关。尽管乔治·布什的做法——

    将背侧前扣带皮层与认知过程联系起来，而将喙侧前扣带皮层与情感过

    程联系起来，更符合当时心理学家的认知，但是真相可能更加错综复杂

    得多。

    大脑中的警报系统

    在我们关于社会痛苦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一年后，娜奥米和我又发表

    了一篇关于背侧前扣带皮层功能的论文，试图描述这个脑区的情感功能

    和认知功能。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把背侧前扣带皮层刻画为一个警报系

    统(alarm system)。

    为什么说背侧前扣带皮层是一个警报系统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

    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高效的警报器必须具备什么特点，而要说明

    这个问题，不妨先来看一看我家的房子里安装的那些糟糕透顶的警报器

    的情况。我们全家住在一幢古老的房子里，这幢房子透着一些古怪，即

    使我们已经在里面住了很多年，还是无法完全摸透它。

    首先，房子的前门有个门铃，但是它从来没有发挥过应有的功能。

    当然如果你站得离前门足够近，那么当有人按门铃时，你或许可以听到

    电路接通时发出的像耳语般细小的声音，但这就是你所能听到的最大的

    声音了。当我们订了比萨后，送比萨的人在想到应该用手去摇动那个金

    属门环之前，通常都要等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他以为我们能够听到这个

    电子门铃声，而实际上我们却听不到。虽然知道应该把门铃修好，但是

    既然每个人都知道那个金属门环也可以派上用场，于是我们也就没多大

    动力去修理它了。我们家里还装了一个烟雾报警器，它有时会莫名其妙

    地响起来，即使根本没有任何烟雾。如果它偶尔响起来的时间是在凌晨

    3点，那就会是一件相当烦人的事。

    这两个警报器都非常糟糕，都是启动警报所必需的关键零部件出了

    错。一个警报器需要一个能够追踪外部环境条件，判断是否需要拉响警

    报的检测系统。烟雾警报器使用的检测系统的核心部件通常是一个光电

    探测器：一束光，照射到一只光电管上，当烟雾升腾，击打这个光束的

    烟雾颗粒的数量足够多时，这些烟雾就会被探测到。考虑到我们家的烟雾警报器在即使没有一丝烟雾时也会“随心所欲”地响起来，我们就知道

    它的探测系统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一个警报器同样也需要一个能够被探

    测系统触发的发声机制。显然，我们家的烟雾警报器的发声机制完好无

    缺，但是，那个门铃的发声机制却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是否有人站在门口等。

    根据我们的“神经警报系统”模型，背侧前扣带皮层就是个警报系

    统，它既能检测出问题，还能拉响警报。烟雾警报系统需要让附近的每

    个人都知道，那儿可能着火了，并且警告人们应该拨打911或者锅里的

    汉堡包该翻一翻了，以免烧起来。警报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它必须能够

    中断你正在做的任何事情或者你正在关注的任何问题。而这恰恰就是我

    们的情感为每个人所做的事：身体传来的疼痛感会驱使我们，让我们的

    手远离火炉；社会排斥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感会激励我们去与他人重新建

    立连接。

    检测冲突和错误通常是情感体验的来源。假设你在某次考试中得了

    B，从根本上说，这不一定会给你带来某种情感体验，但是如果你的预

    期是希望得到A+，那么这就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痛苦。这些思考使我

    们意识到，关于冲突监测和错误检测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在指向背侧前扣

    带皮层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本来也应该考虑它所促成的情感反

    应，但是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个方面，因为这些情感反应从来都没有

    被准确度量过。因此我们决定对它们进行一些度量。

    社交天性实验室

    在鲍勃·斯邦特(Bob Spunt)还是我们实验室里的一名研究生时，他曾与娜奥米和

    我一起做过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使用了一种名为“停止—信

    号任务”(stop-signal task)的冲突错误检测程序——“停止—信号任务”是我将在第9章中

    进行详细描述的“前进停止任务”(gono-go task)的一个变体。在这个实验的大多数轮次

    中，被试要完成的任务都非常简单。停止—信号任务是这样的，计算机屏幕上会出现一

    个指向左边或者右边的箭头，被试只要在键盘上找到相应的箭头，然后尽可能快地敲击

    下去就可以了(敲击键盘上的左键或右键)。

    在这些容易的轮次中，箭头在屏幕上出现和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每秒钟一个，完成这些任务简直轻而易举。然而，除了这些容易的任务之外，还有14左右的任务所要

    求的反应和技巧是不一样的。在这些难度高得多的“停止轮”中，当箭头出现后，同时还会

    响起一个停止信号音。这个声音的意思是，参与实验的被试在这一轮次中应该忽略这个

    箭头，不能敲击任何按键。它是一个信号，告诉参与实验的人这一次要停止——不过，仅仅是这一次。这种情景类似于当你恰好走到马路的十字路口时，交通信号灯的颜色突

    然变成了黄色。灯光的变化表明，你需要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取消已经箭在弦上的行

    动。在实验初期，这种停止信号音大概是在箭头出现在屏幕上250毫秒之后响起的。如

    果在这段给定的时间内，被试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即停止敲击箭头键，那么

    主试就会让停止信号音响起的时间延后(从而加大被试及时停止动作的难度)。就这

    样，任务将会一直变化下去，即箭头出现在屏幕上之后，停止信号音响起的时间会越来

    越迟，直到被试在完成任务时大约有一半轮次出错为止(被试在不应该敲键的时候敲下

    了键)。因此，在这个实验中，被试是不可能赢的；他们完成得越好，随后的任务就会

    越难。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任务绝对会令人发狂，而这恰恰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实

    验能够十分完美地达成我们的目标的原因。

    在经过了16轮实验之后(其中有4轮是“可怕”的“停止轮”)，研究人员会请被试们

    回答，在刚刚完成的这个实验模块中，他们感到有多焦虑、多沮丧。此外，在这个实验

    中也包括了一些没有插入“停止轮”的“直接前进模块”(go-only block)。另外，在每个实

    验模块中，被试总是被告知，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哪个模块，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在即将

    到来的这个模块中有没有包括令人厌烦的“停止轮”。

    在鲍勃的第一项数据分析中，他就证明了，在被试出错的那些轮次中(也就是说，当任务要求被试停止敲键时，他们却没有停止)，被试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产生了强

    烈的反应，这与之前的无数研究的结果完全一致。接下来，鲍勃利用被试在每个实验模

    块结束后表现出来的沮丧程度的有关数据，考察做错后表现得更加沮丧的被试与做错后

    表现得没有那么沮丧的被试相比，是否存在更为活跃的脑区。虽然从一个模块过渡到另

    一个模块时，任务性质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被试确实报告说，某些模块比另一些模

    块更让人感到沮丧，而且这或许可以从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反映出来。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当错误更加令人沮丧时，背侧前扣带皮层也更加活跃。在人类

    的大脑中，除了背侧前扣带皮层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脑区的活动能够反映被试在执行

    任务时体会到的沮丧程度。我们还找到了一些证据表明，甚至在其他并不要求“停止”的轮

    次中，当被试非常焦虑时，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活跃性也会更强。换句话说，当被试对“停

    止轮”的前景变得越来越焦虑时，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大脑的背侧前扣带皮层的反应中看

    到焦虑心理的证据。

    很显然，这项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背侧前扣带皮层的

    功能。从历史上看，背侧前扣带皮层曾经被认定为或者支持认知功能、或者支持情感功能，不过最近的趋势是，它一般被认为只支持前者。而

    我们的假说则是，背侧前扣带皮层既支持认知功能，也支持情感功能。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背侧前扣带皮层是一个警报系统，这个脑区既为

    检测系统(认知)服务，也为发声机制(情感)服务。我们的实验数据

    表明，当背侧扣带皮层被一个标准的错误检测任务激活时，背侧前扣带

    皮层的活跃强度也与犯错的情感体验相关。

    难过时服用两片阿司匹林吧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发现了社会排斥与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之间

    的相关性，许多研究者在跟进的研究中重现了这一研究结果，并且把它

    推广到了其他一些场景，比如，在所爱之人逝去之后感到悲痛欲绝时、回忆起最近一次与恋人分手的情景时、遭到了他人的负面评价时，甚至

    只是看到了他人不赞成的表情时。在本章开始，我曾经讲述了一位医生

    和三位病人的故事，前两个病人都是身体上的小毛病，而第三个病人则

    是悲伤过度。医生给三位病人全都开了止痛药。对于那个悲痛欲绝的病

    人，这个处方似乎与他的病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我们介绍了有关

    社会痛苦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之后，读者再碰到以下这

    种“治疗方法”或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告诉那个被排斥的人，让他服

    用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让他明天早上再来电话。”

    虽然在本章的开头，我对这种“治疗方法”也显得有点不屑一顾，但

    其实我真正的答案却是：“嗯，是的，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这么做。”内

    森·德沃尔(Nathan DeWall)与娜奥米·艾森伯格和其他几位研究社会排

    斥的研究人员一起组织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以下这种观点：一般的止痛

    药不仅能减轻身体上的疼痛，还能够减轻社会痛苦。在第一项研究中，他们留意观察了两组人群。其中一半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扑热息痛

    (也就是泰诺林)，另一半人则服用同等剂量的安慰剂药丸，当然在这

    些药丸里没有添加活性物质。两组人每天都按时服用药丸，共服了三个

    星期。参加这项研究的被试在每天晚上都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一些问

    题，报告他们在当天感受到的社会痛苦的严重程度。到了这项研究开始

    后的第9天，两组被试之间的差异就显示出来了。

    根据被试的报告，服用泰诺林的这组人感受到的社会痛苦的严重程

    度明显低于服用安慰剂的另一组人。在第9～21天之间，这两组人痛苦

    感受的差异程度仍然在继续扩大。请记住，这两组人都不知道自己服用

    的到底是药物还是安慰剂。实验结果表明，当我们为了治疗头痛而服用

    止痛药后，到了头痛消失的那一天，心痛感似乎也不复存在了。

    紧随着上面这个行为实验研究后，我们又进行了一项功能性核磁共

    振成像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实验被试也被分成了两组，每天分别服用

    泰诺林或安慰剂，连服三个星期，然后在他们玩“网络球”游戏时，对其

    大脑活动进行扫描(首先让他们一起参与“网络球”游戏几分钟，然后在

    余下的游戏里把他们晾在一边不让他们参与)。那些服用了三个星期安

    慰剂的被试的大脑反应与我们早先进行的“网络球”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研究中被试的大脑反应类似。也就是说，与自己有份参加游戏时相比，当遭到了社会排斥时，他们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和前脑岛的激活程度更

    高。相比之下，那些服用了三个星期泰诺林的被试在遭到社会排斥时，他们的背侧前扣带皮层区域和前脑岛区域却没有什么反应。服用泰诺林显著降低了大脑的疼痛网络对因遭到社会排斥而感到痛苦的敏感度。

    我们进行的另一项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则把我们对背侧前扣带

    皮层的功能的发现与潘克塞普最早提出的关于社会痛苦和物理疼痛的类

    阿片假说直接联系了起来。在这项研究中，娜奥米·艾森伯格和鲍德温·

    韦(Baldwin Way)另辟蹊径，试图找到与社会痛苦有关的遗传特性。

    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μ阿片受体(mu-opioid receptor)上，因为它

    在减轻疼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缺乏μ阿片受体的小

    老鼠对吗啡没有反应。

    而对于人类来说，疼痛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μ阿片受体基

    因，这个基因的正式名称是“OPRM1”。μ阿片受体基因在某个特定位置

    上会出现三种变异(这是“多态性”的表现)，它们决定了基因的具体表

    达形式。每个人都有两个等位基因，我们的多态性就是由它们决定的。

    一个人会从父亲那里遗传一个等位基因，从母亲那里遗传另一个等位基

    因。每个等位基因或者是A，或者是G，因此每个人要么是AA，要么是

    AG，要么是GG，三者必居其一。之前的疼痛研究已经证明，拥有GG

    基因的人对物理疼痛更加敏感(例如，他们需要更多的吗啡来应对术后

    疼痛)。

    为了确定参与实验的被试拥有哪一种OPRM1基因变体，我们先对

    他们进行了基因采样。同时还要求他们申明，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对社

    会排斥的敏感程度如何。根据以往的研究报告，那些拥有OPRM1基因

    GG变异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可能对物理疼痛更加敏感的人)，比那

    些拥有其他基因变异的人对社会排斥更加敏感。我们还让参与这项行为

    研究的其中一部分人也参加了“网络球”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然后

    在相同的遗传模式下，观察这些人在遭到社会排斥时，背侧前扣带皮层

    和前脑岛的激活模式。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的结果是，当遭到社会

    排斥时，GG基因型的人上述脑区的激活程度显然高于其他类型的被

    试。

    对于上面这两项研究(使用泰诺林安慰剂的研究以及检验类阿片

    假说的研究)，我的总体感觉是，它们已经成功说服了很多科学家，使

    他们确信，在大脑内部，社会痛苦和物理疼痛确实共用一个神经机

    制。对于某些特定脑区的功能，人们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止痛

    药，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多少都了解一些。泰诺林对疼痛的影

    响似乎真的是有选择性的——它并不是让我们的大脑变得迟钝，或者通

    过愉快的感觉来转移疼痛感。相反，它似乎是瞅准了目标，专门针对疼痛的。看看泰诺林等能够既减轻社会痛苦又减轻物理疼痛的药物，就足

    以说明这两种疼痛(或痛苦)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

    谩骂比拳头可能伤人更深

    从抽象理论的层面看，“网络球”实验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种小游

    戏而已。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不再扔一个“数字化的球”给你，这肯

    定是你玩过的所有游戏中最无聊的一个了。这种游戏与你的生活又有多

    大关系呢？被他人接纳一起玩“网络球”并不能帮助你拥有更多的衣服、得到更好的工作，也不能帮助你赢得美女的青睐。作为一个参与实验的

    被试，不管你是被接纳，还是被排斥，你参加实验所获得的报酬(出场

    费)都是一样的。有关这些研究的一切似乎都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

    的。但是，这些研究结果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对社会排斥的敏感性是我们幸福感的核心，因此，我们的大脑在对待它时，就像是对待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至于

    导致社会排斥的具体事件本身是不是重要，反而不是关键。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图3-4所示的视觉错觉：穆勒—莱尔错觉

    (Müller-Lyer illusion)。在左侧两张图中，人们总是觉得线条A比线条

    B更长，虽然两者实际上一样长。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视觉系统会由

    于隐含在周围环境里的各种不同的视觉线索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假设，它

    必须利用这些假设来感知环绕着我们的复杂世界。在穆勒—莱尔错觉

    中，线条两端箭头的形状是关键因素。如果延长线条B的箭头线，那么

    它给我们的暗示是，你似乎看到了两堵墙，它们在离你较近的地方相

    交，与此相反，如果把线条A的箭头线延长，那么它给我们的暗示是，这两堵墙似乎在远处相交。

    虽然“冲击”我们视网膜的是同样两条垂直线条，但是，那些箭头却

    让你的大脑作出推断，线条A离你更远，而线条B则离你更近。我们的

    大脑“知道”，对于物理大小相同、距离我们远近不同的物体造成的视网

    膜投射，我们“应该”觉得它们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如果大脑“不知道”这

    一点，那么当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时，我们会觉得他正在不断地缩小，最终彻底消失不见，我们就会被吓到。图3-4 穆勒—莱尔错觉

    再来看一下图3-4。现在你已经知道诀窍了，但是，视觉错觉依然

    存在：你还是会觉得线条A比线条B长。这才是关键所在。也许有人会

    认为，视觉错觉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东西，正如“网络球”一样；然而我们

    还是在不断地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奇普·威廉姆斯在研究中发现，即使

    他明确告诉被试，与他们一起玩游戏的只是一台计算机，而且将他们排

    斥在外也只不过是事先安排好的程序，但是被试仍然感到了社会痛苦。

    毫无疑问，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迅速做出视觉评估、对社会排斥做出

    痛苦反应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无法轻而易举地消

    除这种反应机制的影响。

    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哺乳类动物，尤其是人类，在经历社会分离时

    会感到痛苦的原因。这种痛苦使婴儿和照看者之间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这或许是进化赋予我们社会痛苦的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穷其一生都无

    法摆脱它，它对几乎每一种社会经历都极尽渲染之能事。不过，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社会痛苦似乎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却并不一定理解这种天

    性的核心所在。

    请试着想象一下，你有一个13岁的儿子——丹尼斯，他在学校里被

    一个恶霸欺负了。这个恶霸多次把丹尼斯推倒在地，狠狠地打他。当你

    获悉此事后你会怎么做？愤怒地闯进校长办公室？报警并提出控告？给

    当地的报纸写信以表达对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愤怒之情？不同的父母

    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也许会做上面这些事情中的一两件，也许全都

    做了个遍。现在再试着想象另一种情况，丹尼斯还是被欺负了，不过只

    是被言语凌辱。这个恶霸不曾对你的儿子动过一根手指头，但是他对你

    的儿子进行无情的嘲弄，这个恶霸告诉你的儿子，说他长得丑陋无比，又愚不可及，根本就没有人喜欢他(当然这个恶霸所说的事情没有一件

    是真的)。当丹尼斯很不情愿地告诉你这件事时，你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这件事情还会涉及警察和当地媒体吗？显然不太可能。而你的反

    应更有可能是这样的：“别理他，当他不存在。几年之后你会成为一名

    大学生，而他可能一辈子只能在快餐店里打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发现儿子受到嘲弄时你并不感到痛苦；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痛苦的感受

    与发现儿子身体被殴打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

    去找校长、警察或者媒体，因为我们知道，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