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1918—2000)

    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

    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

    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

    (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

    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

    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一部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

    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

    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

    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

    他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

    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大文豪厄普代克才形容他的文笔

    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在长沙读高中时，年约18岁。黄仁宇的母亲。约1955年摄于北京故宫九龙壁前。黄仁宇这么描述：“母亲脸上的忧

    虑，正是中国处于动乱时期所有母亲的写照。”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数月。当时正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充满着快乐与自信的

    神情。这是黄仁宇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常悬挂于卧室之中。抗战时着军装的黄仁宇(后排最右)，与亲友合照。1946年在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就读陆军参谋大学。正在进行地图演练。1946年就读陆军参谋大学时。1946年就读陆军参谋大学时。1949年在东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副官。1949年以“商务”名义在东京取得的“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东京中国驻日代表团举行宴会，朱世明将军(中)、何世礼将军(着西装)、黄仁

    宇(立于门口)与来宾握手致意。1952年11月10日摄于安亚堡，就读密西根大学时。1953年7月20日摄于安亚堡，就读密西根大学时。就读密西根大学时。在安亚堡半工半读的黄仁宇。1956年读研究所时，已取得博士学位且正任教于圣母大学(Notre Dame)的弟弟黄

    竞存来访时合影。60年代初的年轻学者黄仁宇。60年代初的格尔(Gayle Huang)。1966年8月21日与格尔在纽约Rye海滩度蜜月，当时黄仁宇48岁。1968年，与儿子杰夫(Jefferson)共进早餐，摄于纽约纽普兹。1973年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以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和黄仁宇博

    士三人为封面，做特别报道。1978年5月，与格尔摄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密西西比河河边。1979年，在纽普兹家中，与格尔共同校阅手稿。1986年黄仁宇首度回到中国大陆，与妹妹(黄粹存)合影于桂林。1992年11月与格尔合影于台中日月潭。(林载爵摄)黄仁宇的书桌。他习惯将椅子斜摆，并且刻意拆掉右边的扶手，以利工作。(林载

    爵摄)1996年8月11日摄于赫逊河畔。(林载爵摄)1998年秋，与格尔合影于佛蒙特州Brattleboro近郊。(文庭澍摄)1996年8月11日摄于自宅(10 Bonticouview Drive, New Platz)阳台前。(林载爵摄)1997年8月2日与儿子杰夫、媳妇凯蒂(Catie)及新生孙子合影。目 录

    编者说明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编者说明

    黄仁宇先生以三年的时间完成本书，他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

    撰写，1983年9月底完成，其间经过不断修改与重写，最后的定

    稿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定稿之后，即束诸高阁，未做任何增

    删，因此，本书所述人事，仅止于1983年。

    1996年8月，黄仁宇先生向我提及这本自传，但言明必须在

    他逝世后才能翻译出版。2000年元月8日黄先生去世后，黄夫人

    格尔(Gayle Huang)女士随即寄下书稿，我们委请张逸安女士开

    始进行翻译。在做最后校订时，格尔女士不幸于11月20日逝世，终未及见本书之问世。

    黄仁宇先生在1980年离开教职后，戮力撰述本书，追忆个人

    平生经历与学术志业之奋斗过程，并阐明历史观点之形成与演

    进。人事交融，前后穿引，既细腻又壮阔，风格独特。读者当可

    藉由这本回忆录，进入黄先生人格与思想之广大天地，一窥究

    竟。

    林载爵 谨志本书和作者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

    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

    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

    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本书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

    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

    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

    现场。

    对日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前往东北，见识到林彪的“人海战

    术”。麦克阿瑟七十大寿时，黄仁宇代表蒋介石去送礼：象征长

    寿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台北之行中，黄仁宇和长官陆军中将朱

    世明却差一点被监禁，因为谣传朱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不过，直到今天，黄仁宇对蒋介石仍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

    殊方式对毛泽东有一定的敬重。

    本书作者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

    (U.S. 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从国民

    党军队退伍后，到安亚堡(Ann Arbor)做按日计酬的工作，一边

    攻读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三十年来，他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他在数所重要学府做过博士后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剑桥。

    他还出版过数本著作，发表无数的文章。他的《万历十五年》两

    度提名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已被译成中

    文，在中国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译本即将问世。

    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博士不同于西方大部

    分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式的学院分工方式无法适用于中国文化

    的综合研究，因此，西方观察家通常不是将中国视为“白雪公

    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实上，中国两者都不是。为了独排众

    议，黄仁宇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会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三明

    治”，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

    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理因素及历史原因使然。至

    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强中间阶层”，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是看各党派的脸色。

    黄仁宇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还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位居高

    层。他劝他们从历史深处去探讨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人可能要

    像桥牌选手一样，祭出高明的策略。

    至于刻下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本书敦促双方的公民停止自认

    道德优越，转而接受事实，了解“两个不完美的系统”都面对共通

    的“巨大数学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通常来自于目的论的见

    解，将历史解释成三个步骤的直线发展：过去、现在及未来。这

    种干净俐落只适用于受限的视野或当地的事件。在“大历史”中，作者必须想像我们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只能在弯曲的小径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动很少能配合其目

    的。重大战争只是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使好战分子最初

    的军事目的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黄仁宇坚决否认自

    己是目的论者或是哲学家。他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但不是理

    想派，而是实务派。他引用康德的话指出，没有人可以自认了

    解“物自身”与“不可知”。但他也引用普利茅茨殖民区(PlimothPlantation in 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

    Act)，甚至在纽普兹(New Paltz)的休京拉移民(Huguenot

    settlers)，以说明他的观点。本书充满了趣闻轶事。

    黄仁宇的文字有时接近于自白。他承认自己最初被教导恨英

    国人，后来恨日本人，再后来是俄国人，但最后他全部与他们为

    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将他目前的心平气和归功于东北的俄国

    大使馆馆员，因为后者阻止他枪决一名行窃的中国士兵。

    本书究竟是一本规模非凡的自传，或是以外射螺旋格式写出

    的第一本大历史，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毫无疑问的是，作者传递

    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

    之处。作者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

    就是因为如此，约翰·厄卜代克(John Updike)才形容他的文笔

    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谨以本书献给

    富路德博士夫妇

    (L. Carrington and Anne Swann Goodrich)

    恭贺博士九十大寿

    以及

    我的继子马克·波利及穆瑞·波利

    (Mark and Murray Boley)

    他们的故事可望于另一本书中出现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中国内陆

    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家人

    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前法

    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

    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

    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

    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挫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

    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她派人送来“行

    行好，看在我的面上”、“让我们来完成一出悲喜剧”等等字条。还

    有一次，她甚至邀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

    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说，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

    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

    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

    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

    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

    更低。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

    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

    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二十七岁的我，是个没有职业的人。多年来我自认加入军队

    牺牲很大，其实也不算错。但同时军队也充当安全网，让我不必

    去思考个人的前途、婚姻、经济独立或职业。我深受教条洗脑，总觉得战争结束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战争结束

    了，我第一次有机会去面临横在眼前的问题。

    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

    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

    止。既然我才在南开大学念完一年的书，终止学业去从军相当不

    智，可能穿上军服后才发现战事已经告终。多么巧合啊!9月，教育部要南开、北大与清华——中国北部的三所著名学府，校园

    已被日军占领——合而为一，在我的故乡长沙成立“长沙临大”，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这真是奇妙的情势，战争把我的学校搬到

    我的家乡，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相反地，政府还负担我们的食

    宿。此外，政府还发给我们一件棉大衣以御寒。我听父亲的话，决定继续学业。

    事实上，很少人在那个学期念到书，许多同学及教职员很晚

    才到长沙。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靠近上海的大前方防线却已崩

    溃。12月，日军进入南京，长沙临大奉令再撤到昆明。负担起费

    用的人走海路，从香港及海丰到昆明的后方。同时走陆路的步行

    团也组织起来，两个月期间的食粮，由政府配给。

    我没有签名加入任何一种方式，至少有一段时间算是终止大

    学学业。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四年后，我会在美国继续我的学

    业。我在1938年年初下了决定，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如果我一

    定要去从军，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军校，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大

    规模的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我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战事如果

    拖延十年以上，对我会有何影响？我的父亲多么深谋远虑，不幸

    的是，他活得不够久，看不到他的许多预言成真。如果他活到抗战胜利，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劝告，不过我也可能不会听。

    但是在1938年年初时，我并没有和他争论很久。我们达成协

    议，我并没有被强逼去昆明，加入军队的决定也延迟了半年。到

    了夏天，情势应该比较明朗。如果到我二十岁生日时，战事仍然

    持续，我就可以依我自己的选择行事。我因此进入报界数个月，结识了廖沫沙。

    1938年春天，我在长沙等待半年的缓冲期满，无事可做，毛

    遂自荐去《抗战日报》工作，以求换得食宿，他们也接纳了我。

    这是一份爱国报纸，社长是剧作家田汉。报纸是采半开大小的画

    报形式，所有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事实上，田汉忙着其他的抗

    日活动，编辑工作落在廖沫沙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帮忙。

    但是，有一段时间只有廖沫沙和我是全职工作，床就放在办公桌

    旁。当时我从未想过，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名人。他当然就是

    以“三家村”笔名写作的廖沬沙，和其他两位作家共享这个笔名，在北京的刊物上写专栏，不时讽刺极左派。毛泽东对他们翻脸

    时，三个人都在1966年下狱，毛泽东趁此发动“文化大革命”。其

    他两位作家就因此毁于“文化大革命”，只有廖沫沙幸存。至于田

    汉，在中国的地位就像美国的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或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也死于狱中。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结识田汉及廖沫沙之前，他们已当

    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不论知不知道，都

    没有多大差别。在战争开打的头一年，没有人在乎谁是国民党员

    或共产党员。当时的共产党员一派乐天，充满温情，和叛变压根

    扯不上任何关系。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起争辩。他们会

    追着你到天涯海角，从戈壁沙漠跑到海南岛，直到你同意他们的

    论调，他们才放你走。

    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

    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

    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

    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

    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都有歌，连

    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此外，他们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

    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

    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

    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

    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

    糟的。毛主席又增加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及门户主义”，全都

    不是好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

    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

    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

    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

    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因此我下了决心，延安就此出局。如果不当共产党员，就是

    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

    势，也刚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考进成都的中央军校，校长就是蒋

    介石，虽然他一年不过来视察一两次。人人都可以称他是“委员

    长”，但在军校中的我们，不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必须说“我们的

    校长”，说者或听者都要立正致敬。

    受训时间长达两年。学校的确教我们如何进攻及防御，但必

    须先经过数个月的枯燥练习。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

    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

    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

    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

    如果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也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来训练

    我们，颇有禅宗的味道。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

    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命令我们长期处在这种不舒服的

    姿势中。有一名军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我们是否眨

    眼。另一名军官会藏在我们身后，突然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

    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

    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教官说，如果一个人确实立正站

    好，头盖骨底部有压力时，身体会直直地往前倒，就像一截木头

    一样。这时我们已经练习太久，全身酸痛，害怕再被罚，因此不

    敢要求长官示范。

    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

    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我们必须无视于眼前潮湿土

    壤散发的蒸气，虽然鼻子可能觉得不舒服。我们假装没注意到邻

    近甘蓝菜田里的蜜蜂，虽然其声嗡嗡颤颤，回响在春天的成都郊

    外。我们接下来就忘了自己身处中国，忘了自己在这个打着败仗

    的国家，在这个每两个月就沦陷一个省的国家。这个步骤完成

    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

    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

    慢。我们的长官告诉我们，要“半天一步”。在正常的行进中，我

    们每一分钟可以走一百一十四步。如果慢到一分钟不到一百步，场面会更加壮观动人。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

    令人屏息。不过，为达此目的，军乐队必须做特殊安排，重新调

    整节奏。

    芭芭拉·涂克门女士(Barbara Tuchman)曾说，我们是“展览

    用军队”。说得没错，我们的确常表演给来宾看，穿着制服和皮

    靴，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配备闪亮的现代武器，观者无不印象

    深刻。有一次，一组美国新闻影片记者拍了我们三天。四个兵团

    集合时，一字排开，占了好几英亩。对他们而言，我们军容壮

    盛，铁定可以改写中国数百年来的形象。但是，我必须要说明，我们无意欺瞒。

    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

    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

    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

    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

    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

    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

    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

    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

    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

    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

    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

    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

    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

    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将所有事物一一加以测试

    后，没多久我就觉得理想破灭。

    军校毕业后，我取得任命状，首先担任排长，后来代理连

    长。不过我的这一连只有一名少尉及三十六名士兵。我隶属于国

    民党的第十四师，奉命驻守云南边界，紧邻日军占领的越南。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

    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

    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

    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必须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

    活。许多美国人很难了解此话何解，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

    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

    务等。在战争期间，上述种种都可动员为军方所用。不只是牧师

    的训道及教师的演讲，连营建工人的炉边闲谈及理发店、酒吧中

    的谈天，都传达了全国一致的关怀，即使目的各有不同。美国军

    方还拥有自身的运输及通讯系统。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

    的话。

    战争过了四年，快要迈入第五个年头时，军队只剩骨架般的

    架构，居然还能维持战斗队型，真是奇迹。事实上，越野行军、医疗设备及复健中心付之阙如，欠缺足够的工程、后勤与运输服

    务，这些因素所折损的人力，超过对日本人的实际作战。当前的

    问题不在如何改进，而在如何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对我来说，生为战地军官有不少不便及苦处。我必须睡在用

    门板改装成的硬木板床上，至于勤务兵如何去找到这片门板，我

    决定不予过问。我脚上穿着草鞋，但没袜子穿，草鞋总是磨着光

    脚，让脚起水泡或摩擦成伤，长时间走在泥泞路后，更可能引起

    感染。我们大都吃玉蜀黍，这可不是香甜的玉米，而是比较粗的

    品种，每一粒都像是坚硬的石块，外皮硬到必须被磨成粉后，我

    们再就着水勉强吞下。饮食情况如此，我必须盯紧我的属下。只

    要有机会，他们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

    干净。我的警戒并非出于道德、伦理、公共关系或甚至军纪的考

    虑，而是出于实际而自私的想法。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吃

    大喝，可能因此生病，更可能就此病亡。丢了一名士兵，从此就

    永远少一名，再度行军时，他所留下来的步枪和设备，就必须由

    我们来扛。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枝枪七千元的条

    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

    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

    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

    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

    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

    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

    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

    下。除了物资缺乏以外，我们还面临严重的运输问题。云南南部

    的山区人烟稀少。雨季时，拖在身后的一包一包军备，不是无故

    消失，就是掉进及膝的污泥中。从村民中征召来的驴子数量有

    限。1941年夏天，我们这一师，包括司令部及三个团，驻扎在村

    落中，彼此相隔二三十英里。师部决定优先供给盐与蚊帐。至于

    夏季制服，军政部已经发给每人一套，发放地点在火车站，我们

    再自行送到驻扎地区。这一套制服，就是军人所拥有的全部衣

    物。前一套早已磨坏，军方高层从来不关心军人有无内衣可穿。

    有一段时间，我们洗衣服的唯一机会，就是在晴天时把整连人带

    到溪边。人在洗澡和玩水时，制服放在一旁晒干。万一敌人抓住

    正确时刻突袭，会一举捉到光溜溜的我们。夏天过了一半，情况

    多少改善了些。军政部终于拨给师足够的钱，让我们可以在当地

    买第二套制服，但到那时，通货已大幅贬值，资金缩水，而附近

    也没有供货商。我们的师长运用想像力，让后勤官打扮成商人，从日本占领的越南购买骡子运来的白色布料。回到国内后，布料

    再交给当地的染工处理。颜色是否接近正规的草绿色，甚至没有

    人去怀疑。其后数星期，所有师可以找到的缝衣机都派上用场，做的是短裤短袖，以节省布料。此时士兵才有第二套制服可替

    换。

    战争的第四年，我们的征兵制度和村长征用骡子时差不多，都是将命令交派给职务较低的人，去欺压弱势者。我们连中有一

    个“落后五码的唐”，我搞不清楚他为何被迫入伍。唐有点驼背，肩膀显然歪一边，骨瘦如柴。然而他的主要问题似乎在心理方

    面，因为他左右都分不清。我接管这一连没几天，才发现他的习

    惯很奇怪。我们行军时，他总是落后，但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超过五码。我们速度慢下来时，他也不会试着追上来。但我们

    加快速度时，他也设法加快脚步，因此始终保持五码的距离。有

    一天我决定停止他的这项特权。我对他喊：“加油，跟上来，唐!我不想让你装做后卫。”

    他没有加快脚步，反而索性停下来不走了。他带着乞求的神

    情望着我，喃喃自语，仿佛在哀求我：“脚很酸呢!”“胡说，如果你可以在队伍后头走那么快，没有理由不能走

    在队伍里。”

    他仍然动也不动。我失去了耐性，挥舞着拳头对他吼：“笨

    蛋!你必须走在队伍里，要不然我就揍你!”

    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

    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

    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诨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

    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

    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

    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

    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

    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

    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

    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

    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

    能，神经比较粗。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

    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

    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

    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

    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

    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

    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

    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

    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

    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

    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

    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

    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

    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

    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

    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

    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

    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

    下。

    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

    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蒙蒙细雨。如果能停半

    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

    兵穿着冬季的棉袄绻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

    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

    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

    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

    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

    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

    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

    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

    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

    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

    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

    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

    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

    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

    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

    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

    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

    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

    织品和香烟，不难想像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

    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音

    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

    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

    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

    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

    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

    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

    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

    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

    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

    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

    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

    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

    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

    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

    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

    绣补丁就更完美。”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

    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

    上战场。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

    (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

    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

    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

    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

    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

    军的总部。印度与缅甸

    在1942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

    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

    惨。刚开始中国军队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

    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

    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中国军队和英军只

    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

    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

    (Naga 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

    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

    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

    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

    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

    军队，不只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

    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

    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

    指挥史迪威的管辖!喜欢本书吗？更多免费书下载请加V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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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

    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

    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

    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

    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

    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

    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

    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

    卖”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

    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中国军队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

    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

    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

    印军时，决定算清两笔账：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

    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

    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

    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

    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

    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

    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持，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

    须容忍我们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

    严苟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

    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

    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的授予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

    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

    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

    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

    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

    若干旧军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

    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是校长蒋介石

    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是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

    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

    到一年，许多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

    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

    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

    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

    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

    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

    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

    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

    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1939年冬

    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

    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

    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

    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

    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

    两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

    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

    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

    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

    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

    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

    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刑，虽然撤退是前线

    的事，他并没有下命令。他终究被赦免，有机会戴罪立功，继续

    他的军旅生涯，并没有因为运气不好或委屈而受到一丝一毫的影

    响。郑将军把舒的失败经历视为良好的资历，这点必须站在国民

    党军中的观点才能了解。众所公认的是，在特定时点中，任何军

    官都可能时运不济。通过考验后，舒仍然勇往直前，证明自己身

    经百战，可以成为优秀的将领。

    在金钱的诚实方面，我和郑将军意见不同。国民党管理军队

    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当地的高阶将领一大

    笔整数的金钱，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因此，资金运用的诚实与

    否，其间分际就很模糊，有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而已。然而，我

    还是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看法，表达下级军官的意见，指出高阶

    军官贪污腐化。“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郑将军会轻

    轻斥责我。他为他的一个长官辩护，说这位前黄埔军校的教

    官“几乎无米可炊”。这段话当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郑将军要说

    的是，虽然该将领表面上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

    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

    足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就这个特殊案例来看，我没

    有被说服。不过将军言语直率，让我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高

    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我开始了解，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没有人

    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就必须去做自己不想做

    的事，不能做想做的事。你无法顺自己的心愿，将想要的军官网

    罗成部下。更糟的是，你必须将不想要的人纳入属下，有些甚至

    是你想踢掉的人。

    我多次受惠于郑将军的亲切善意。我们在重庆时，他让司机

    把车停在山脚下，自己走上一百英尺的泥泞路，到我们家的简陋

    小屋探视我母亲，后来他要夫人致赠三万法币(约十八美元)。

    但更重要的是，郑将军让我自由发挥，我可以做许多不符合军事

    传统的事。例如，看到很多将军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不是依官阶

    向他们行礼，而是随我自己对各个将军的敬意而定。“黄参

    谋，”将军有一次提醒我：“最近你在高阶将领前的态度不是很好。瞧你窝在沙发上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我不是在他手下

    做事，我会大大惹祸，这倒是真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在东北，他推荐我去美国进修，我担心可能过了期限。他说不用担心，两

    天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会来，他会对他提这件事。他说到做到，不

    过后来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必要，原来野战部队的期限已经延

    后。

    郑在东北时，接到最糟的任务。他攻下长春，奉命守城，时

    间几达三年。他的司令部仿如北大荒中的孤岛。在最后数星期，在连小机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军队奋力守城。共产党军队以高射

    炮围城，封杀空投物资的任何可能。他的两位将领投降。司令部

    拼命打了半天仗，最后只得败降，但将军坚持绝对不投降，最后

    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多年来我不知他的下落，“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他的照片刊登在《中国画报》上。图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

    称他为“爱国人士”，我深感欣慰。

    但这是后话。在1943年2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

    去他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在我和总指挥之间，有无

    数的层级。那时我们根本不在乎总指挥是谁。我们先遣部队有十

    八个军官，都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只有于上校例外，他是师级

    以上的副官，年龄约三十五岁上下。当时能够走访外国是很大的

    震撼。在四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们看到白雪覆盖的山头，最后

    总算看到印度。当C-47开始降低高度时，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风貌

    完整呈现眼前。大河漫延无边，直通天际，之间必定有无数的水

    道、小岛与沙洲。我们一度只能见到沙和水，倾斜在机翼尾侧，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景观真是动人。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

    觉得，这样的景色只适宜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闪亮耀眼的彩

    色画页中。

    我们早已得知，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无限的大自然魅力，但却

    非常肮脏。这样的描写并没错，不过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在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印度中部的干燥气候对我反而是新鲜

    事。到了晚上，繁星密布，整个苍穹显得更深邃，想必已激发许

    许多多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力，难怪会诞生神圣牧羊人和转世马

    车夫的传说。印度人使用色彩的能力，也同样吸引住我们。在中

    国，绝大部分的人穿蓝衣服。庙宇的柱子总是涂上一层特别的红

    漆，称作“朱砂红”。除此之外，街道上并没有太多色彩。在印

    度，颜色的组合喧闹放纵，绿配紫，橘色滚蓝紫边，再穿插金色

    条纹，即使是农妇，照样穿得多彩多姿。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奇怪

    的事，就是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头上。在中国，较轻的东西

    用肩扛，重物也是用肩扛。在印度，水罐和轻巧的提篮用头顶，盒子和箱子也是用头顶。

    在我们到达不久前，印度人才发起“退出印度”运动，让英国

    人很是尴尬。因此，我们在蓝伽营地时，英军谨慎观察我们，担

    心民族主义旺盛的中国人会有新的举动，重新点燃当地人的民族

    主义情操。其实，这个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唯一接触的印度人，就是在营区流浪、白天时睡在树下的贱民阶层。我们才到达，军

    中的厨师就立刻雇用他们。懒散的厨子让他们整理厨房，洗碗

    盘，用剩菜当工资。从此以后，依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

    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毫无翻身的可能。在军营的裁缝店中，偶尔可以看见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但她们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

    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

    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

    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

    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

    疽永远好不了，因为雨天时必须不断踩在泥泞路上。衣着方面，我们配发到印度式的陆军制服。后勤部队的军官会定期收走穿旧

    的制服，送到营本部，换取新衣。

    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

    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

    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很可笑，衬衫上的

    纽扣是橡胶做的，裤子上则是铝扣。奇怪的是，裤子上没有扣

    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因此，为了美

    观和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订作的制服。对我

    们的卢比津贴而言，这是不小的开支。我们也把橡胶处理过的床

    单拿到裁缝店，改成中国式的军便帽，再别上国民党的大齿轮徽

    章。理论上，这些橡胶床单似乎应改装成南美式的大斗篷或吊

    床，以利丛林作战，改成帽子既未经过核准，更在史迪威将军的

    禁令之内。不过，防水的军便帽十分有用，不久后史迪威自己也

    戴了一顶。他战时的照片正可证明，他违反自己颁布的命令。

    在我们抵达蓝伽的头两星期，我们无法分辨美国人和英国人

    有何不同，他们都是穿着卡其军服的白种人。但到达营地已好几

    个月的老兵，却对我们的无知很是愤慨。“你们为什么看不出差

    别呢？”美国人的卡其军服比较闪亮，甚至连士兵的制服都上过

    浆，熨得服服帖帖。更不要说中士的臂章尖端朝上，不像英军的

    臂章翻转向下。英国士兵比较粗野，衣服总是皱成一团，和我们

    没有多大差别。很多英国兵二头肌上刺着刺青，更常讲脏话。邻

    近蓝溪(Ranchi)的歌舞杂耍厅总是挤满了英国兵，一名肥胖的

    白种妇女扭着臀部唱“喔，我的战舰”时，士兵哄堂大笑。美国人

    比较喜欢把钱花在休假上，去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最大的不同

    是，美国大兵的薪水是英国兵的四、五倍。

    我们和驻印军的英军参谋团军官混熟后，他们邀我们吃晚

    餐。我们才开始了解到，我们的盟友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英国

    军官彼此以军阶相称，但只到上尉为止。中尉是“先生”，而士兵

    则是“其他层级”，共同的友人是“老兄”。他们对每件事都有正确

    的应对进退之道。如果我们觉得吃东西很难不发出声音，正可以

    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可以让最坚硬的食物在口中溶化，同时保

    持一派从容的态度。他们说的英语也不一样。他们紧抿着嘴唇说

    出：“我也这么觉得”(Aye Sirpboose Soo)时，和我们在电影上

    听到的很不相同，和其他层级及美国大兵的英语也不一样。我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自卑心态作祟。在蓝伽，我的军阶多

    少有些尴尬。只有英军参谋团门口的印度卫兵，会用前后一致的

    态度表示重视。他们总是向我敬礼，而且夸张用力地举起手臂，因此手停在印度头巾边缘时，还不时晃动。但在军营另一边的美

    国卫兵，只会瞪着我衣领上的徽章瞧，仿佛是不可解的谜。他会

    让我进去，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敬礼，所以我也默默走进去。有

    一天，我原先预期受到同样的对待，却发现站岗的卫兵换了。他

    突然立正敬礼。由于事出突然，我毫无准备。偶尔会有美国兵走

    近我，指着我的徽章说：“嗨，老兄，你是什么官阶？上尉

    吗？”(Hey, man, wot's yoorank, lootennit?)

    美国人对蓝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同样地，要看从哪一

    面来看。就基本的战略而言，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我们在军校所学

    只有小小的差异。基本上来说，我想无论是哪一国家，所有军校

    内教的陆地作战战术，都有相同的来源，其中德国人的贡献不

    少。如果你翻开美军、日本皇军或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你会

    发现有许多相同的章节，甚至词汇用语都是相同的。我们所欠缺

    的，正是操典所提的构成现代战争的要素。

    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

    分，还包括他们用有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袍都充

    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由于我在

    总部服役，我错过了这类机会，但我至少参加汽车班，学习如何

    驾驶卡车。在当时的中国，即使脚踏车都很少见，没有人知道如

    何开车。蓝伽驾驶课程开放给中国军官时，有些上校就和年轻的

    中尉一样热心学习。我们的课程是由一名美国下士督导，一些中

    国兵充当助理教练。课程一早就开始，持续到下午，接连好几

    天。最有趣的课程是倒车，大概有三十部两吨半重的卡车排在一

    英里长的场地中，一起倒车时彼此间隔很近。课程结束后，每个

    人的脖子都很僵硬。

    另外一项刺激的事，是骑兵营中的阿拉伯马穿过果园。这些

    马身高腿长，骑着奔驰在成排的果树间，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并不是所有的马都被驯服得妥妥帖帖，有时仍然野性未改。有一

    次一名中士(事实上还是驯马师)被摔出马鞍外，但他的一只靴

    子太大，卡在马镫上。他被马拖着跑，马更加惊慌，甩不开骑

    士，决定跑回马厩。马跳过一个木篱，不幸的中士一头撞在横木

    上，头颅因此破裂。这次意外对我们多少有些吓阻作用，至少持

    续了一阵子。

    我们和美国下层军官的关系或许还算和睦，但和上层就没有

    机会称得上满意。首先，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

    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

    必要加以解释。这样的态度大错特错。即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

    通，我还是要说，中国并没有如此神秘。国民党的所有问题在

    于，它打算动员过时的农业社会，打一场现代的战争。中国的军

    队需要现代工业的支持，但事实上在我们背后的，只有村落单位

    的庞大集结。我们的上层组织，无论是民间或军方，有许多漏洞

    和罅隙，必须以私人关系及非常手段去填补。要用这样的解释让

    不耐烦的美国人同情，的确令人存疑。但是，如果不去解释，我

    们所暴露出的弱点只会招惹所有的道德谴责。任何外国观察家都

    可以说，我们贪污无能。我们愈想遮掩，情况就愈糟。我们似乎

    明知故犯，恶习难改，种种恶行包括攀亲拉故、浪费物资、侵占

    资金、乱搞关系及明目张胆地偏心。更糟的是，我们还全盘接

    受，认为这些是必要的罪恶。

    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国人对

    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就不然。我们相信美国人又大方又天

    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纯真，这是一种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

    油及零件，的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

    我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略物资的运用，是为了赢

    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战，因为如果中国阵

    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

    难和美国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

    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决定反其道而行。他们也

    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他们忠于美国纳税人，因此随

    时准备对我们严苟。而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

    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国老手，不会做出这样的

    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

    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

    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军

    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领多少有些自我牺

    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大戏”。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因

    为即使奉派到别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袍，以求实现自己的野

    心。然而，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力。不

    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果加以妥善

    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可

    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献良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

    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

    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

    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

    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

    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

    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

    鸦片战争后，就在1863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

    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

    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

    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

    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

    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

    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着“美国”，另一头印

    着“中华民国”。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缅甸—印度剧场的

    印度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

    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

    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

    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

    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

    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

    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

    用，尤其主要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

    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

    史迪威将军去重庆时，由他的参谋长柏德诺(Haydon

    Boatner)准将掌理指挥部。在郑洞国的参谋长舒适存到达后不

    久，柏德诺派了一辆橄榄褐色的轿车来，让新的部队长使用。新

    二十二师提供一位司机给我们。次日，司机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

    时，吸引了一群好奇的观众，因为没有人能分辨汽化器和帮浦的

    不同，也无法解释风扇如何连接电力系统。司机于是大大炫耀了

    一番，我们都大为佩服。对旁观者来说，我们正嘻嘻哈哈在拆解

    车子。柏德诺将军正是其中之一，他刚好经过，看到我们，当时

    却什么也没说。

    不久后，舒将军坐着这辆轿车到指挥部去做礼貌性拜会，受

    到柏德诺将军热诚的接待。然而，等到舒将军起身道别时，表情

    严肃的柏德诺说，他必须走回去，因为汽车已被收回，重归指挥

    部管辖，随后会补送备忘录说明这件事。我们的参谋长就此结束礼貌性拜会，之后走了一英里路回到

    营区，既感震惊又觉得被羞辱。正如柏德诺所言，美方送来备忘

    录，提到为显示对新司令官的善意，指挥部送来轿车，方便他的

    使用。不过，由于轿车显然并没有得到妥当的照顾，因此车辆必

    须送回美方的车库。舒因此回了一封道歉函，解释那一天早上发

    生的事。这时柏德诺将军态度才软化，让轿车回到我们的总部。

    这事件落幕后，舒将军召集我们，念出他和柏德诺的往返信函。

    这时郑洞国都还没有到印度。

    数天后，我们首度得知，新一军的总部没有指挥权。我们的

    总指挥郑将军只要负责维持中国部队的军纪即可。他不只负责三

    个步兵师的纪律，连所有支持单位也包括在内。指挥部送来一份

    备忘录，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而且说，我们已经有太多军官，不能再要求从中国空运更多军官来。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理

    解，是谁和美国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总指挥毫无指挥权，只能充

    当宪兵司令，而总司令部也只能充当军法官的办公室。郑将军很

    不赞成，我们也有同感，不过，所有的意见与抗议全部无效。后

    来指挥部让郑将军带来第二批军官，是他从以前统率的第八军之

    中抽调而来的。但在指挥权方面，美方立场坚定，绝无退让余

    地。郑将军于印度及缅甸执勤时，唯一可以有效指挥的军队，只

    不过是一整排由中尉统领的卫兵。第二次缅甸之役开打时，中国

    兵投入战场，事先都没有通知他。起先，指挥部的先遣司令部直

    接下令给各团及各营，后来战事扩大，命令才下到师长级。命令

    都以英文下达，而且都打了字。美国人有一套联络官和口译人员

    的联络网，遍布中国军队中，可下达营这一级。我们都是透过下

    层单位，间接知道指挥部的指令。

    在《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中，郑洞国被形容

    成“那个白痴”。这位尖酸刻薄的美国将军所以达成这样的结论，和某一事件大有关系。郑洞国在蓝伽安顿后，两个师的师长都邀

    请他去校阅军队。我们先去新二十二师。他们选给将军骑坐的马

    很是高大，但却不太习惯中国号角声。号角手在军队第一列前方

    大吹号角，声音又大又响，正对着领头的这匹马。它眼睛突出，忽然跳了起来，将新的部队长摔在地上，一只短靴还甩在空中。

    我们全都吓呆了，全场悄无声息，将军努力站起来，穿上靴子，再度骑上马。执勤的营长派了一名士兵来，抓牢马鞍，让马继续

    走在部队前方。这次事件并没有呈报，不过后来英方及美方军官

    在场时，郑将军仍然由一名安全人员抓着马鞍，史迪威不禁笑

    了。说来讽刺，这次事件姑且不论，郑洞国将军的马上功夫并不

    坏。

    郑将军虽然看起来安静随和，却相当坚守某些原则。我两次

    劝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他应该多出现在前线。但我这两次劝

    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

    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

    入危局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才有

    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太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

    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郑，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在

    前线“炫耀”，看不惯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

    事实上，郑将军在缅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L-1

    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作为向来没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

    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

    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

    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

    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

    1944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

    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

    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

    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

    (Daniel 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曾

    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

    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

    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

    当地来说，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师在转

    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政部税警总团。在盐税还是国民政府重

    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逻产盐地区，以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

    自维吉尼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明

    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对史迪威怒吼的那位

    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疑问仍然效忠于杜，因为他们以往都

    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

    业于黄埔第六期，又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

    充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也是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

    一样，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战

    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两个团长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

    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官。依据国民

    党的惯例，这些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委员长自己在进

    行如此重大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冲击。

    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还要有权威。

    不过，这位美国将军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他只是加以忽

    略。很少人认为，这位美国大叔的管理风格可以延伸到整个国民

    党的军队。随便举一例来说，他在整备三百万名士兵时，不可能

    不会对某些单位特别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于驻印军的严格筛选

    标准，施行到三百多个步兵师。一旦达不成这样的标准，他可能

    和我们一样，必须平衡局势，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共

    产党一样，完全去除军队的都市影响力，重新改造军队，让军队

    的势力完全由乡村来支持，并且改造乡村，一切从头开始。不管

    是美国人或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必须经过详细繁复的“主义”论战后，才得以施行。对单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

    于是将共同的分母强施在千千万万名政工人员身上，这些人可能

    低微到“高贵野蛮人”的地步。走向单纯化的疯狂动力一旦激活，就会没完没了持续下去。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必须抑制略嫌

    没教养的言辞与行动，达成心智一致，以维持战事的顺利进行，但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

    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是早在上述困境发生前。但是，这位立

    意良善的将军从来不了解，他在缅甸丛林直来直往的管理方式，并没有简化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纷争因素。一

    定军阶以上的驻印军军官都必须面对下列问题：我应该保留我的

    中国风格吗？或者应该多和美国人合作一些？李鸿少校就是最鲜

    明的例子。

    李鸿是史迪威的爱将之一，被他晋升，继孙立人后接掌新三

    十八师，而且还被举荐获得美国政府的银星勋章。但勋章要颁给

    他时，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国。勋章由索尔登别在他的上衣上，在

    典礼上，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总指挥。他一定是个很谦虚

    的人，我想不起何时看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即使名字也很少

    出现。他肩扛卡宾枪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样，不过，他却声称

    他只是想“打几只松鼠”。在典礼中，李将军严肃地说，能替美国

    将军服务，深感荣幸。但索尔登搭乘C-47(号称“索尔登的魔

    毯”)离开后，李转向我说：“黄参谋，请你替我拿下这个东西好

    吗？”在他的同袍前，别着美国勋章的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身

    为旁观者的我，凑巧站在他旁边，因此有荣幸解除外国政府对我

    们军团的影响。我取下勋章时，不禁觉得我军的尊严也随之恢

    复。“不很重要，不过是个小小的勋章而已，是吧？”我把这个银

    星勋章递给李将军时，他说。事实上这也没说错，勋章本身非常

    小，银的部分也不过是一小点。

    但在缅甸的一年半，绝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经验。我成为前线观察员，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八篇文章，投到当时中国最负盛名

    的报纸《大公报》。我对密支那之役的报道长达一万两千字，在

    报上连载了四天。单单这篇文章我就领到三百卢比的稿费，相当

    于七十五美元，我一辈子从没领过这么多钱，接近一个上尉五个

    月的卢比津贴。

    我们的组织架构中没有战地观察员，国民党也没有允许或鼓

    励军官出版战地经验。我不能说，我在真空地带为自己创造出一

    个角色。不过，一切都来得很自然。

    起先，我们想让指挥部认可我担任助理情报官。即使我们的

    总部听从他们命令，没有指挥权，但他们应该可以让我及其他一

    两名下级军官到前线去，让我们可以强化对数个师的情报报告，同时又可以吸取经验。美方总部的情报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从

    没见过他。在外面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告诉我，前线已有太多情

    报官。此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密码不够完善，我们还没搜集到

    情报前，可能就已泄露情报给敌军了。

    我们还没尝试前，就已被安上无能的罪名。我们一点也不信

    邪，决定不经过指挥部的允许，直接采取行动。我们的密码专家

    秦少校替我制作一套特殊密码，对我说：“任何密码都是折衷的

    产物，要看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使用情况有多频繁。将情报传给

    敌人？没错，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无线电通讯，就是

    在冒险，问题在于值不值得。因此，在你发出信前，再仔细检查

    一次，想想内容落入敌手的后果。”从此以后，只要我用无线电

    传送密码时，都会想起秦少校这段短短的话。

    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经知道我已抵达。几

    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

    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关系会因此中

    断。因此，他们很是欢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

    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进早餐，他们派

    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慢慢地，郑将军总部对这类邀请也有了响应，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线，这样

    的举动可能比单纯搜集情报更重要。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彼

    此竞争激烈，他们依照国民党的惯例，老是夸大自己的战果。他

    们的军情报告常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郑洞国并没

    有负责战场成败的责任，就重庆当局来说，他仍是驻印军的最高

    中国将领。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撰写军情报告。由于这不

    涉及指挥决策，由我们下级军官来做更加恰当。我们可以四处走

    动，不致惊动指挥部。

    我就这样成为前线观察员，为期近一年半，有时和朱上尉搭

    档。我们尽可能远离师及团的司令部，尽量和前线部队在一起。

    起初我们的军情报告先送到雷多，让郑将军的高级幕僚修改，而

    后再送到重庆，有些部分经过加强后，会编入月报，让蒋介石亲

    自过目。战事持续进行，我们也更有自主权。我们照例以郑将军

    的名义发送无线电报，通常两三天发一次，副本则送往雷多。其

    他项目我们则做成报告送到总部，由郑将军定夺。我们的任务日

    益复杂后，总部派来一位密码人员协助我们。我们和后勤中心合

    作无间，后勤支持从来不成问题。前线部队甚至打算提供勤务兵

    给我们，还想挖我们专用的散兵坑。我们也回报他们的善意，在

    他们人手不足时，替他们当差。我被狙击手攻击那天，就是为新

    三十师师长胡素的前线单位出差，回程时，被日本三八式步枪射

    中右大腿。随后躺在医院的那段期间，刚好让我写篇长文投稿

    《大公报》。

    上述种种，都是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我当时不必负指挥

    之责，也没有压力。只有在部队可能被敌军打败时，我才会有暂

    时的焦虑，而这种情况只发生两次。否则，通常由我自己决定访

    问行程及时间表。如果我必须在前线部队待上好几天，我会安排

    适当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点。我替战地军官所做的小

    事，他们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过自愿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但

    却被认定是英勇的行为。

    我想自己并不胆小，因为经过多次力图证明自己并非胆小之徒后，我终究不曾坦承不够勇敢。不过，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

    火，或走过敌军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范围时，我都觉得很恐惧。

    喉咙会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保命的本能自动使身躯降低，似乎可以借此减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听力忽然变得很奇怪，就像扩音器的音量一样忽大忽小。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话，我无

    法保证自己不会自暴恐惧。缅甸前线并非罕见的冷雨流入衣领，背脊凉成一片，牙齿也随着打颤。幸运的是，这种危机的感受并

    没有持续太久。这道障碍我必须跨过，一旦跨过，身体就会重新

    振作起来，我再度成为完整的个体，冷静而正常，即使此时离敌

    营更近，风险事实上反而更大。

    这样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认，自己

    绝对不算勇敢。我看过前线的战地军官及士兵将战斗任务视为家

    常便饭，巡逻兵走过丛生的杂草时连弯腰都省了。他们毫无余暇

    去体会我从正常到紧急状况的变化。而且，他们也不用证明自己

    不是懦夫，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

    过，当我说战场上的恐惧有其动人的层面时，必须弄清之间的细

    微差异。我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

    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

    意。有一次，我置身第一线的步兵连时，刚好碰到敌兵的猛烈炮

    火轰击。我们四周的树枝纷纷断裂，到处充斥刺鼻的硝酸味。我

    发现自己四肢着地，恨不得沉入地表以下。我一心盼望震耳欲聋

    的爆炸声赶快结束，同时却观察到草地上的蚂蚁照常行动，似乎

    对更高等生物间的生死搏斗浑然不觉。在一瞬间我也照着做。我

    平躺在地面上，绝望与焦虑的情绪顿获纾解。一大块生铁从炮壳

    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

    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在密支那战役期间，每当下雨的黑漆漆夜晚，日军常派小队

    人马渗透到我军后方。他们使用三八式步枪，枪口发出“卡碰”的声响。只要后方传来数声枪响，加上前方枪声，让人不免疑心我

    们完全被包围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射击纪律无法令人

    恭维。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

    们还击。我们在步兵第八十九团的战地司令所，位处一个小山

    丘，离驻扎所在的小机场并不远。数发子弹从我们身旁飞过，小

    机场的部队于是深信小山丘已被敌军攻陷，他们的战略位置岌岌

    可危。在暗夜中，枪炮的声音穿过时停时下的雨，只能显示出射

    击方位，但无法看出距离远近。在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朝我们

    射击，而前方部队也随之溃散，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这时

    地表已堆了厚厚的一层泥，散兵坑内积水及踝。为了避免被敌方

    及我方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从曳光弹

    掷出的化学物中，部分已开始燃烧，发出尖锐的声音，碎片四处

    散落，委实可惊。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山丘的树上布满弹

    痕。团长的勤务兵在离我数码处中弹身亡。在混乱中，一位从来

    没有碰过自动武器的无线电报传输员兵，抓着一把四五口径的汤

    普森(Thompson)半自动冲锋枪，射光了满满一子弹夹的子弹，以发泄他的恐惧。子弹往上飞，在上方的防水布穿了几个洞。后

    来我访问一些人，包括一些作战多年的好手，他们全都说当时确

    实被吓坏了。不过，他们补充说，不管信不信，那还真是刺激的

    经验。人一旦幸存，就会浮现解脱的感觉。

    我在战场上看到史迪威将军不下六、七次。有一次山径过于

    狭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让路给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对他

    说说话，鼓舞这位身为我们总指挥的老战士。他一定很寂寞。虽

    然他和我们之间存有歧见，但他对这场大战一定心有所感，否则

    绝不会自在地将国民党的徽章戴在帽子上。我和郑将军看法不

    同，我认为史迪威经常亲征前线并非意在炫耀，虽然以西方标准

    而言，一定程度的出风头无法避免。身为战地总指挥的他设法以

    身作则，证明他并非要求下级军官及士兵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

    没有要求他们超越太多三星将领所能做的事。

    说到炫耀，连朱上尉和我都自觉到自己的爱出风头。身为总

    司令部的人员，我们偶尔冒险一探无人地带，显然对战事没有太大助益。然而，一旦置身前线，总是有无可满足的冲动，想再多

    前进几步。我不知其中有多少出于虚荣，又有多少来自补偿心

    理，前者驱使我们寻求肯定，后者可能失之矫枉过正。但除了这

    些因素以外，我们的确真心想提升报告的品质。说难听一些，如

    果我们的任务是求证作战部队的表现与进展，却只是坐在后方，听取部队的简报，一定会引发批评。况且在丛林中，如果打算有

    所斩获，不可能离无人地带太远。

    我尤其想体验战士的感觉。中国军队在瓦鲁班

    (Walawbum)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我去现场两次，观

    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我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

    洞。弹痕是完整的圆形，内部的表面非常光滑，像是用机器穿凿

    出来的。铁甲皮上没有粗糙的边缘，也没有突出的铁块。连铁甲

    都能贯穿的子弹留下恐怖的后果，使我得以从各种角度重新设想

    战争现场。在漫天火海的景象中，势必夹杂着钢铁高温燃烧后的

    气味，还有泼洒的汽油所散发出的味道。这样的景象萦回不去，令人不安，无怪乎作战人员称他们的坦克为“铁棺材”。后来我两

    度执行坦克任务，但没有碰到任何反坦克武器。在第一次任务

    中，日军的机关枪轻轻刮伤坦克，让外漆受损。但四周的草地太

    厚，我看不清楚事情始末。第二次任务是率领步兵进入腊戍。充

    当机枪手的我，奉令不放过任何可疑角落，我也照办。我怀疑城

    里是否还有日军存在，我只看到一只狗飞速奔跑，这只狗十分聪

    明，冲向我们，但躲到子弹弹道下方。敌军在远距离的炮轰起不

    了任何作用。

    我喜欢在报社的兼差工作，因为有许多琐碎小事无法写进正

    式的报告中。前线军官从散兵坑出来时气定神闲，好整以暇地刷

    牙刮胡，即使是军事史家，也会错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的不慌不

    忙有时令人气恼。有一次我和一位营长走在柏油路面上，他警告

    我不要踩到地雷，但语调太过漫不经心，几乎是用唱的：“喔

    喔，你要踩到地雷了!”这时我才发现，就在正前方的路表有数

    处松动。日军一定匆忙行事，因此重新填过的地面十分明显，即

    使连地雷的黄色雷管都清晰可见。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不是针对人的地雷，而是针对坦克及卡车的地雷。事实上是我的错，我不

    应该被散落路边的杂物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前方的危险。但我的

    同伴曾少校在示警时语气应该可以再加强一些，抑扬顿挫可以再

    明显一些。我对他说，如果我真的误触地雷，对他也没好处。

    我开坦克进腊戍时，一位坦克班的班长受了轻伤。他回来

    时，头上已经过急救包扎，血迹斑斑，但是他困窘地不得了。意

    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让炮塔盖打开得太久，日军以榴弹炮瞄

    准我们时，他来不及应战。但是他否认在战役中受伤。他极力辩

    解：“看，我只是稍微刮伤而已。弹壳击中砖墙，打下一些尘土

    和灰泥，对吧？所以有一大堆烟尘掉到我头上。没有什么好紧张

    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被弹壳打到呢？我又不是铜墙铁壁，对不

    对？”士官对战争的风险轻描淡写，对他们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

    为意，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喜欢听士兵间的对谈。八莫战役所以旷日耗时，原因之一

    是我们后方的桥被雨季时的大雨冲垮，坦克因此开不进来。有一

    天我听到一名卡车司机对另一名司机说：“坦克车有什么用？只

    要给我一千卢比，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开着我的GMC卡车在城里

    横冲直撞，效果就和装甲车一样。”但他的同伴不为所动：“好

    啊，老兄，我可以替你保管钱。”

    在缅甸和印度，士兵每个月可以获得十二到二十卢比(三到

    五美元)的零用钱。大多数人都花在香烟上，但也有人节俭会打

    算，省下钱来买手表。有一次，我们的前线响起日军坦克战的警

    报，一名连长推火箭炮上前线。在这紧要关头时，一名武装火箭

    炮的中士忽而回头，打算向连长的勤务兵买手表，那可是十足的

    五卢比。交易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勤务兵

    开价两百五十卢比。

    当然，战争不可能总是如此滑稽。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

    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

    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我们的死者，如果算得上

    埋葬的话，只不过在尸身上覆盖一层薄土。雨季时大雨冲刷新挖

    的墓地，凄凉的光景让路人也觉感伤。大多数的日军尸身横在路

    旁，无人闻问。我在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反战文章，作者描述

    他曾躺在死人旁边，看到蛆在尸身上翻滚蠕动，我从没想过自己

    会亲自经历他的描写。在缅甸战场上，我有非常类似的体验，我

    还看到蚂蚁从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战争的不理性并无法说服人。战争让战士过着累人的操练

    生活，却也带领他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及神秘中。

    因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有时是浪漫

    情史，其徒劳无功宛如诗篇，只能寄之以忧思。在我记忆中，有

    一幕发生在密支那小机场的情景。在跑道旁不远有一滩水，水中

    有一个瓶子载浮载沉，只有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滩

    时，瓶子随着起伏。水滩逐渐扩大到一旁的湿草地上，一旁是张

    军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后方，是一整班的美国步兵，他们绿

    色的军服全都湿透，看起来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没有任何遮

    蔽之处，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这些士兵肩荷卡宾枪，显然在等

    候出发的命令，全都站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能说什么呢？要我

    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坚忍不拔，昂然挺立，决心承担战争的

    重任，忍受恶劣天气的折磨？我再仔细观察，他们的眼圈和无动

    于衷的表情都让我别有所感。美国人乐天活泼的典型特质哪里去

    了？下雨会让他们想到家乡吗？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在家

    乡，如果碰到这样的大雨，他们一定会用报纸盖住头，开始奔

    跑，大步跳过水滩，大叫大笑。现在，不就是同样的一整班人马

    气馁沮丧，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战争的悲惨与不确定？难道他们

    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无精打采吗？

    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中，我必须强调光明

    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

    写我们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

    稿。毕竟，战争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假象开

    始。不过我心中自有定见!喜欢本书吗？更多免费书下载请加V信：YabookA，或搜索“雅书”。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

    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

    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

    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

    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

    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

    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

    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

    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

    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

    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

    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

    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

    (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

    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

    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

    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

    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

    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日军投降当天，郑将军和我人在昆明。重庆之旅令我们非常

    失望，蒋介石曾一再保证，郑在驻印军的努力会得到肯定。我们

    因此以为，一旦远征军回到中国，郑将军可以获得实质的指挥地

    位。我们在重庆一再等着他的下个任务。最后命令发布，郑将军

    再度担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下的副司

    令长官。汤将军并非出身黄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张将军是，而且

    还是第一期生，和郑将军一样。张将军和汤将军搭档，已有很长

    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汤将军带领十三军的时期。也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郑洞国。副司令长官是个多余的职务，没有明确规

    定的职责。除非司令官指派他执行不痛不痒的杂务，否则他的急

    于效劳不会被欣赏，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汤将军的将领可能以

    为，有个外人打算攻进内部。事实上，我们在第三方面军时，或

    多或少被总司令部人员视为汤将军的宾客。

    郑将军已预知这一切，因此不急着赶到柳州去向汤将军报

    到。我们改飞到昆明，借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视察驻印军的未完

    军务。实际上，郑将军忙着打麻将，我则和他的妻舅和两名侄女

    混在一起，他们年龄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势转变，终于让我们得以付诸行动。苏联

    参战。美国投掷原子弹，日军投降。街上的报童天天叫号外。对

    我们而言，最振奋的消息是，中国被占领的地区划分成各个区

    域，每一区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将领来接

    收。第三方面军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国都南京。即使郑将军

    也觉得兴奋，他说，我们要在两天内飞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减轻我的行李。在回到国内之前，我曾飞

    往加尔各答。虽然是为后勤部队军官出差，但我也趁机添购个人

    用品。我在缅甸前线的几个月之内，存了不少卢比津贴，《大公

    报》的稿费又加强了我的购买能力。我预期国内物资短缺，准备

    了一年份的牙膏、刮胡刀片、刮胡膏和羊毛袜。我还买了一件英

    国羊毛衣、一件皮夹、两双长靴、一个网球拍、一堆宝蓝色的文

    具及几副扑克牌。这些私人物品加上额外的制服及内衣，全都装

    在储物柜中，由开进雷多的军用卡车运送到昆明。就算战争再持

    续一两年，我的物资需求也可以不虞匮乏。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

    面，多余的行李在国内搬运不易，而且如果郑将军无法独立发号

    施令，我对相关服务设备的吩咐权力也会减弱。我开始担心这件

    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决定投降，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

    我委托郑将军的勤务兵童中士，拍卖储物柜内的所有物品，连柜子本身也一并卖出。在昆明，这根本不成问题。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抢手，没有人追问货品如何运进来，或追究一名陆军军官

    为何会拥有这些物品。不过，我对卖这些东西却觉得很不好意

    思，即使换成现金也并非我原先财务计划中的一环。在世界政治

    局势的快速演变之下，个人的财务不过是小事一桩。扣掉佣金

    后，出售上述东西让我拥有成捆的大额新钞，有些仍然崭新，而

    且还连号，见证当时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随后在柳州时，我

    还从第三方面军领了两个月的积欠薪资，回溯自郑将军被任命

    时。纸钞塞满我的背袋，相当于两三本精装书的厚度。这些钱到

    底价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上海

    从柳州到上海的飞行平淡无波。第三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包括

    两名副司令与二十五名军官士兵。我们又运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9月4日午夜后不久，美国C-54飞机起飞。由于经

    度的差异，等我们到达长江三角洲时，天早就大亮了。虽然这是

    我第一次从高空俯览，但机底下的景色异常熟悉：一片水乡泽

    国，村落点缀在庞大的溪流与运河之间。我们飞抵江湾机场时，C-54似乎打算和整齐停在机坪的成排日本战斗机为伍。战斗机机

    翼与机身上的红太阳，仍然显得邪恶不祥，威胁感十足。还不到

    一个月前，这还是禁忌的画面。一个人只有做噩梦时才看得到这

    种景象，否则他绝对无法生还，将所见告诉他人。不过，虽然停

    驻的战斗机让我们激动，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

    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

    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

    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们带来的，装了一整箱，准备在各

    种场合中使用。车队开上南京路，送我们到华懋饭店(译注：即

    现在之和平饭店)去，套房与房间已帮我们预先准备好了。华懋

    饭店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豪华的饭店。地毯厚实，窗帘、桌布、床

    单等都是顶尖的材质，家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镜子随处

    可见。如果想用餐，我们只要到楼下的餐厅或咖啡厅，点菜单上的菜，再签个名即可。由谁来付账，饭店是由谁管理，我始终无

    法得知。事实上，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日军军官看我们受到

    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

    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交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其后数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日本将军与上校前来会商接

    管事宜。从他们的态度来看，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从来不

    争辩。郑将军和张将军说话时，他们总是专心倾听，然后回以简

    洁肯定的“知道了”。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们怎么可能对投降

    屈服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情？由于记忆犹新，许多中国人仍然认

    为，永远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

    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

    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

    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

    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日本

    天皇宣布日本被击败时，和我们接触的这些军官可能反而觉得松

    了一口气。

    我们抵达当晚，我溜出饭店到上海市区好好逛了一回。我对

    上海并非全然陌生，因为在战前曾经来过数次。当时还有以英国

    为首的各国租界，英国租界从码头区一带开始，日本租界在虹桥

    区，另有独立的法国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设施和大众运

    输，连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国带来了包头巾的锡克人和黑牙

    齿的安南人，负责指挥交通。有时会看到一连英军在静安寺路上

    行军，配上苏格兰风笛的军乐。上海也是罪恶的城市，酒吧里有

    水手及妓女，城里有赛马、赛狗、赌场、黑社会及黑帮老大。但

    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上

    海拍摄，许多书报杂志——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这

    也是上海充满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这个国际都会，原先百无禁忌

    的欢乐大幅节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旧店家居然能安渡

    战争及被占领时期。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是。在法国租界霞飞路上的咖啡厅及餐馆内，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厅仍装有吃

    角子老虎，商店里满是商品，没有配给或价格管制的迹象。展示

    的商品包括羊毛织品、丝织品、烟草和知名的威士忌。还有锡罐

    装的香烟，三堡牌(Three Castles)、绞盘牌(Capstan)、骆驼

    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 Strike的绿色标志并没有

    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躲了一阵子，在战

    后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在架子上。欣赏完种种商品后，我开始替自

    己买件睡衣，这时才惊喜异常，因为商店不只愿意接受法币钞

    票，而且法币的购买价值相当于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营兑换钱币的香烟店里，我很快证实了这个令人狂

    喜的发现。这家店买卖黄金、美金及法币。我从来没有预期到，任何店家会将我们领到的纸钞视为真正货币。兑换的汇率也对我

    十分有利，我开始觉得，在飞到上海前在柳州剪头发是多么地愚

    蠢。如果我延后二十四小时再理头，在柳州花的那笔钱，可以让

    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转椅上，剪一整年的头发。我在内陆买

    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

    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

    卖的两件厚黑呢衬衫，可以让我在这里订做一套羊毛西装。背袋

    的钱让我顿时成为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在中国内

    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

    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

    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

    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

    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

    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

    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

    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

    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像。因此，当时胆小的

    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

    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

    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

    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

    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

    国军吸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

    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

    应钦将军投降。日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

    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

    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

    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怕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

    们这些废物”。

    9月9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

    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

    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

    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

    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

    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

    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

    军。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热烈。

    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轮车都

    插着一种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迷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边画上四强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

    大，其次是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

    美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欢迎。有一次，一位

    美国水手付钱给三轮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水手自己

    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说在美国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水手

    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第三方面军总部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

    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

    随着降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

    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欢迎委员会看到

    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拿着竹竿和水

    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满腔热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魔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欢我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

    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

    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

    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换上平民服装，搬入一间从汉奸没收来的房

    子里，偶尔才进办公室一趟。无事可做的我，学会了社交舞。上

    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跳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

    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身体差点横

    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器的一部分，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他

    们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伦巴及森巴的音乐。乐

    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器，发出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

    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腰扭臀。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跳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

    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马，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

    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

    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弄错

    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

    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

    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

    为她会更热衷一些。

    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

    们最害怕的事：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

    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党军队进入东

    北，但共产党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

    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产党的朋友，不知他们此刻做何感想。但

    是，如果牵扯到苏联，而东北也即将不保，我们就别无选择。处

    境之悲惨，莫此为甚。

    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

    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

    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

    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

    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枪口”。衡量种种因素

    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

    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

    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

    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

    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

    的人。除奖助学金外，教育部还举办竞争激烈的考试，让出国念

    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

    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

    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

    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党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

    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

    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

    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

    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

    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

    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

    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

    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激，机会也比较

    大。我曾听当时流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

    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

    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日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

    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

    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

    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

    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

    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党的

    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日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

    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

    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

    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

    间内，刚从行军床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

    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

    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

    底要支持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日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

    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却被留下来，监督日

    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

    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日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

    去。大上海地区的日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

    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

    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回南京，把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北部及

    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遣送日军不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只

    要我们留他们一天，就要养他们一天。因此为何不叫他们工作

    呢？很合逻辑的想法，但修复道路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

    督。原因出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部有事

    做，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洞国

    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

    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

    前置作业，花很多时间在户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

    春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荡。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

    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

    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军已缴交挖掘壕沟的工具、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

    些工具时，上海后勤司令部的军官照例道歉连连：他们不知道工具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道歉连

    连：“主管不在，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

    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

    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

    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

    他和其他日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

    有水泥、木材、绳索、木棒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

    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

    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

    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日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

    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

    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

    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交一份计

    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

    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

    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

    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

    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

    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

    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日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

    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

    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

    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

    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

    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

    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

    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

    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

    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

    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

    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

    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

    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

    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

    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

    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

    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

    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

    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

    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

    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

    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

    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

    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

    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

    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

    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

    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

    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

    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

    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

    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

    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

    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

    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

    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

    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

    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

    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

    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

    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

    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为

    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

    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

    一条大水沟，紧急踩刹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

    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

    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日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

    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

    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

    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

    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

    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

    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

    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

    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

    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

    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

    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

    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

    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裤时，却又

    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

    时，不会弄脏了裤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

    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刹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

    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

    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激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

    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

    ——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

    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

    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

    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

    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

    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

    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

    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

    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

    到我的营房，在我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床边工作。她醒

    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

    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

    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

    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

    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

    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

    冷洌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

    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

    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

    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

    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

    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

    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流

    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

    毯子，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欢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

    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

    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顶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

    孩的头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

    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

    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口过多也

    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精神持

    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

    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强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

    读林彪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

    义”的标签时，这种强制力道更形强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

    人生中的种种乱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深思，可以

    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物

    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

    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

    到的高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

    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娇小女孩仍然

    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唇，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

    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

    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

    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

    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

    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

    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

    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

    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

    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

    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

    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

    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

    夫聪明绝对没好处!”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

    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激活我

    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

    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

    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

    别人的钱。”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

    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

    (Bing 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 Rogers)的电影，因为非

    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乱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

    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

    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

    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

    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

    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

    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

    购一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

    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

    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

    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

    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

    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

    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

    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

    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

    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

    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日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

    味，心胸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

    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

    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

    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

    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

    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

    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

    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

    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

    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

    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色，虽然我平常比较

    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

    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

    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

    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

    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

    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

    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

    须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

    口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 Bronte)或萨克雷

    (Thackeray)。《简·爱》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

    女性爱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狱

    时，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

    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励互舔，用金钱

    当奖赏!在中国要度日已日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

    得更好!难道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

    是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

    希望能将满满的经验交换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处理的

    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

    有同样的念头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

    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种种矛盾与

    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具有个性、力量或野心的人，无

    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

    的训练和伪装。毛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

    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进一步简

    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剩下的留

    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洞国，坚信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

    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

    十一军运输部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做他

    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紧拳头参加

    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

    担起领袖角色，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

    助亚洲从混乱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

    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种种途径的偏好，但

    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将中国吸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

    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

    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美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

    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色。除非过去的所有不

    足之处都予以揭露，很难了解想像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

    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

    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

    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

    享有高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

    科写作及出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

    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点仍有歧异之处，但他同意替我

    将在北京出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

    陷入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

    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几乎拥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设备及马桶

    就在卧房旁，只不过近来水管有些问题。房子屋顶很高，因此正

    值青少年的儿子虽然已超过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

    跑，头也不会撞到门楣。不过，最近内人说，我们的暖气费用高

    得离谱，也许应该考虑搬家。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普林斯顿，新泽西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所

    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不过会共进午餐，并举办定期的讨

    论会。所有事宜都在数个月前就安排好，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

    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十多位领取美隆

    (Mellon)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常春藤

    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地安那和密西根

    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

    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

    学(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 Paltz, New York)所解聘。一

    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给我

    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

    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树木高大茂盛，绿草如

    茵，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爽。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

    侵，每个方位都有窗户，非常通风。不过，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样

    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Princeton Inn)，是栋现代化

    的宿舍，室内设计就像一艘船，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

    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规定看来很合理，不过，如果等到

    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

    氏九十度。在无数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来覆去，脚在床边晃来

    晃去，怎么样都睡不着。格尔(Gayle)常常从曼菲斯打长途电

    话给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内人

    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丧，持续了整个

    春天和夏天。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

    知我有电话时，我必须跑下阶梯，穿过走道，一路冲到大厅去接

    她电话。我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

    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有时我跑得太快，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职员。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来，也

    十分疲累，无法鼓舞她。她总会说：“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间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里时，校长

    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

    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

    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

    卡辛(Peter 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Edmond

    Conway)。他们跟我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

    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

    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说，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

    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

    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

    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

    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

    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

    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

    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理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

    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

    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

    (Ginny Tripps)、耐普夫妇(Ron and Mae Knapp)和哈尔·罗森

    嘉顿(Hal 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

    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 Schnell)，乔治人很

    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来怎么

    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

    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

    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

    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

    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

    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我的著作曾在中国大

    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发表。我曾受邀至哥伦比

    亚、普林斯顿、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及麻省理工学院演

    讲。在我获得终身教职前，曾经由同事及学生评鉴认可。在纽普

    兹的终生教职期间，我曾获得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全美学术

    团体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古根汉基

    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单位的研究经费。我荣获古根汉基金会特

    别研究员身份的那一年，校长考夫曼博士还在同仁会议中特别强

    调这个“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几个月，伏卡辛博士的办公室还

    请我写一段文章介绍自己，和其他类似的简介并列，好放进宣传

    手册，招徕新生。康威博士还两度推荐我应该“论功”加薪。

    我被解聘时，学校里还有许多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职员，他们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有博士文凭的教师中，有些人多年

    来连一个字也未曾出版。学期结束时，他们总是留下来教暑修

    班，以多赚额外的钱。他们会说：“我们是师范学院，主要工作

    是教书，出版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纽普兹不是师范学院。

    这学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来已经提升为四年制的文学院。

    出版是在大学任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时

    的课，你就应该独立思考，进行原创的研究，才能解释工作负担

    为何如此轻，你的努力理当对你这一行有所贡献。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课时数应该增为两倍，和高中教师一样多。至于师范学院

    的教师，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

    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

    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

    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

    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他们

    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

    的西方文明!”西方当然有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曾诞生荷马和

    乔叟，查理曼和拿破仑，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韩德尔和柴可夫斯

    基，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

    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

    伟大文明所吸引。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

    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

    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我的主要

    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

    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我向来认为，任何在大学教历史的人，都无法自绝于这个概念。在纽普兹，我

    一直试着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独特

    的西方文明”是专属的特权，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借此

    保存西方世界的纯粹度，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对学生也是一大

    悲哀。在今日的世界，为求生存，必须尽可能适应时代。过去美

    国人曾误以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优越，因此美国不需进行任何调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

    念，美国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继续以冥顽不灵的态度来

    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不但没有为第三个千禧年做

    准备，反而倒退回19世纪。

    普林斯顿对我一直很好。在这里我结交到牟复礼(Fritz

    Mote)这个朋友。我们初次认识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诺大学香槟

    校区，从此就常向他请教文稿的问题。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向剑桥请假，住到普林斯顿，专心于《剑桥中国史》

    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剑桥大学出版我的明代赋

    税著作，就是透过他的鼎力协助。虽然他们享有国内外的声名，却不曾把我当成资浅的合作者。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不再互

    称“教授”。此时此刻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们对一本我尚未出版

    的书所显示的兴趣与热衷。

    在普林斯顿，《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

    国史》的作者群。8月9日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

    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

    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

    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

    出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美国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先出

    书。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国的书商就不愿遽下承

    诺。我自己试过三个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性的书

    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由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我应该去找

    商业性的书商。有一次，一个出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

    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

    (Arthur Wright)教授的遗著《隋朝》(The Sui Dynasty)，由

    诺普夫出版社(Alfred A.Knopf)出版。在发表会之前，我们安

    排约见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爱德华·崔普(Edward Tripp)，送

    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以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

    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

    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

    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

    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

    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催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

    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诺。

    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何会

    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

    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

    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时，必须提出改进的建

    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附上审稿人意见的推荐

    后，教职员出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

    人，一是大学本身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

    缺点。审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

    将不具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欢的意见或方法。具有能力和

    毅力的编辑，当然可以看出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

    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子赞誉

    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具

    名人士。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

    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

    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

    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以这

    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

    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

    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

    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

    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

    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 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

    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解聘，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事知道。寻

    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

    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

    前几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

    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

    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

    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

    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

    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Mid-Hudso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

    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

    国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

    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

    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

    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

    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政治风

    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

    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

    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

    现象的含意：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

    人“去皮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进行指控。技术错误

    被渲染成道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

    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口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

    的谋杀、对小人物的弹劾、提到供水的便笺或关于马尾

    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吸引拥护者。无论是透过

    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

    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具有

    整体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激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

    力演出的资深官吏。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进行最后的摊

    牌。“阴”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阳”，因

    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

    在舆情支持下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

    供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

    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

    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

    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1]。1587年，是为万历

    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

    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

    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

    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

    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

    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

    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

    败的总记录。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

    影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

    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

    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 Walter)刚

    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

    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

    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

    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

    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

    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

    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

    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

    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

    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

    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在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

    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

    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

    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

    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

    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

    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

    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

    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

    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

    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

    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

    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

    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

    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

    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

    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

    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

    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

    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

    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

    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

    (Al 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 Luciano)、华特·洛依

    泽(Walter 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甚至还有葛

    丽泰·嘉宝(Greta Garbo)、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 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

    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

    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

    一!”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

    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

    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

    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

    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

    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

    根源。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

    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

    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

    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

    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

    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

    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

    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的一次历史重大事件

    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

    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到目前为

    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

    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

    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

    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

    幅，而他们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

    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 Library)。当时及现在

    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

    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

    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

    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可

    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段战役令人吃惊。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

    准备这次战争，几乎动员到每一省。在战场上，他们的数目远远

    超过满洲人，比例几乎达二比一。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

    炮，强化步兵的实力。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明军挖设

    壕沟，还构筑障碍，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冲破明军的队形，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突袭明军。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

    短短一周，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

    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战役的统帅在

    指定前进路线后，却待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线没有代理

    人，前线没有指挥中心，和部下间也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逃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折中，显然没有更有力的资料来源。战地的军

    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主将

    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又

    有一次，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卫

    某个城池，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让风向不利明军，火药

    毫无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向后

    逃跑，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以致战死。战地部队的行

    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从容

    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几乎在所有战役中，明军根本无法抵挡

    第一波攻势。他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

    始惊慌溃散。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虽然部署，但装火药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根本不是以速

    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史

    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但同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

    但是，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

    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以我

    的情况来说，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明军的错误从头到

    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

    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

    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

    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

    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

    为，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

    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

    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

    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

    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

    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

    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

    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

    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英国陆军官校

    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

    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

    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

    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

    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

    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

    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