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自序

    积极的结论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苏东坡与东坡肉

    肚子里的战争

    思想和害臊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有关“伟大一族”

    有关“给点气氛”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有关“错误的故事”

    迷信与邪门书

    科学与邪道

    科学的美好

    生命科学与骗术

    对待知识的态度

    拷问社会学

    关于文体

    关于幽闭型小说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我看文化热

    文化之争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摆脱童稚状态关于同性恋问题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知识分子的不幸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跳出手掌心

    长虫·草帽·细高挑

    《怀疑三部曲》序

    《怀疑三部曲》后记

    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血统》序

    《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

    掩卷：《鱼王》读后

    《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

    从《赤彤丹朱》想到的

    《他们的世界》序

    《他们的世界》跋

    书名：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4-01

    ISBN：978753021671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自序

    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

    度。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

    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

    味道。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对它们，我倒有一种平

    常心，罗素先生曾说，对伦理的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我同意这个观

    点。举例来说，我认为，思维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看不出有什

    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这个看法也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我举

    不出科学上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对的。假如有人说不思维才快乐，我只

    有摇头，却无话可说。

    罗素先生认为，残酷打击别人是不好的。但他只能期望别人来同意

    这个看法，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他还说，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种普遍

    的伦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恳求。在这本书里，我的多数看法都

    是这样的——没有科学的证据，也没有教条的支持。这些看法无非是作

    者的一些恳求。我对读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忽略我的那一份恳

    切而已。

    这本书里除了文化杂文，还有给其他书写的序言与跋语。这些序言

    与跋语也表明了我的一些态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松的随笔。不管

    什么书，我都不希望它太严肃，这一本也不例外。

    一九九五年六月于北京家中王小波积极的结论

    一

    我小的时候，有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而我的姥姥，一位农村来的老实老太太，跳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账，说一亩地

    上堆三十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攻击

    我姥姥觉悟太低，不明事理。我当时只有六岁，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结

    论：我姥姥是错误的。事隔三十年，回头一想，发现我姥姥还是明白事

    理的。亩产三十万斤粮食会造成特殊的困难：那么多的粮食谁也吃不

    了，只好堆在那里，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这样的速

    度在地理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十几年后，平地上就会出现一些山峦，这

    样水田就会变成旱田，旱田则会变成坡地，更不要说长此以往，华北平

    原要变成喜马拉雅山了。

    我十几岁时又有过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

    学里)有些大学生为了要保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而奋起，先是互相挥

    舞拳头，后用长矛交战，然后就越打越厉害。我对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

    正确的，但我认为，北京城原来是个很安全的地方，经这些学生的努力

    之后，在它的西北郊出现了一大片枪炮轰鸣的交战地带，北京地区变得

    带有危险性，故而这种做法能不能叫做保卫，实在值得怀疑。有一件事

    我始终想知道：身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身披铠甲上阵与人交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我感觉如何？当然，我不认为在这辈子里还能有机

    会轮到我来亲身体验了，但是这些事总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长大

    成人，到海外留学，还给外国同学讲起过这些事，他们或则直愣愣地看

    着我，或则用目光寻找台历——我知道，他们想看看那一天是不是愚人

    节。当然，见到这种反应，我就没兴趣给他们讲这些事了。

    说到愚人节，使我想起报纸上登过的一条新闻：国外科学家用牛的

    基因和西红柿做了一个杂种，该杂种并不到处跑着吞吃马粪和腐殖质，而是老老实实长在地上，结出硕大的果实。用这种牛西红柿做的番茄酱

    带有牛奶的味道，果皮还可以做鞋子。这当然是从国外刊物的愚人节专

    号上摘译的。像这样离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说，用某种超声波

    哨子可以使冷水变热，用砖头砌的炉灶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炼出钢铁，但

    是这些故事不是愚人节的狂想，而是我亲眼所见。有一些时期，每一天

    都是愚人节。我在这样的气氛里长大。有一天，上级号召大家去插队，到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就去了，直到现在也没

    有认真考较一下，自己的心脏是否因此更红了一些。这当然也是个很特

    别的时期。消极地回顾自己的经历是不对的，悲观、颓废、怀疑都是不

    对的。但我做的事不是这样，我正在从这些事件中寻找积极的结论，这

    就完全不一样了。

    二

    我插队不久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军代表把我们召集起

    来，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要保卫毛主席，现在却

    是毛主席保卫了你们，还保卫了红色江山，等等。然后就向我们传达

    说，出了林彪事件，要我们注意盘查行人(我们在边境上)。散了会后，我有好一段时间心中不快——像每个同龄人一样，誓死保卫毛主席

    的口号我是喊过的。当然，军代表比我们年长，又是军人，理当在这件

    事上有更多的责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知青娃子实在难

    管，出了事先要诈唬我们一顿，这也是军代表政治经验老到之处。但是

    这些事已经不能安慰我了，因为我一向以为自己是个老实人，原来是这

    样的不堪信任——我是一个说了不算的反复小人!说了要保卫毛主席，结果却没有保卫。我对自己要求很严，起码在年轻时是这样的。经过痛

    苦的反思，我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无能为力的，假如不是当初说了不

    负责任的话，现在就可以说是清白无辜了。我说过自己正在寻找积极的

    结论，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假设我们说话要守信义，办事情要有始有

    终，健全的理性实在是必不可少。

    有关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它的关键

    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

    度，就叫做有理性。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

    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

    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不过这一点很

    少有人注意到。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从实

    际上看，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出来。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

    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钉

    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还以为自己真能保卫毛主席哩。

    我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起码在插队时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

    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领导要求回城养

    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说我的情绪有问题。这使我猛省到，当时的情绪

    很是悲伤。不过我以为人生了病就该这样。旧版《水浒传》上，李逵从

    梁山上下去接母亲，路遇不测，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对宋江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书上写着：“宋江大笑”。你可以认为宋江

    保持了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不过金圣叹有不同的意见，他把那句改成

    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圣叹的意见，因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应该

    悲伤，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虽然形势一片

    大好(这一点现在颇有疑问)，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理由

    悲伤。这个故事这样讲，显得有点突兀，应当补充些缘由：伴随着悲伤

    的情绪，我提出要回城去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让我高兴一点，“多

    想想大好形势”。现在想起来情况是这样：“四人帮”倒行逆施，国民经

    济行将崩溃，我个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简直该悲伤死才好。不过我认

    为，当年那种程度的悲伤就够了。

    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

    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

    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马交配，这是违背

    这两种动物的天性的，结果生出骡子来，但骡子没有生殖力，这说明违

    背天性的事不能长久。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

    众场合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应有的水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

    如雨。一九六八年国庆时，我和一批同学拥到了金水桥畔，别人欢呼雀

    跃，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我却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还有一点需要补

    充的，那就是作为一个男性，我很不容易晕厥，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

    我不知道这些话有没有积极意义，但我知道，按当年的标准，我在内心

    里也是好的、积极向上的，或者说，是“忠”的，否则也不会有勇气把这

    些事坦白出来。我至今坚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我，一个十七岁的

    中学生的种种心事，必定会拍拍我的脑袋说：好啦，你能做到什么样就

    做到什么样吧，不要勉强了。但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恐怕主要的原因

    是我怕别人知道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们隐藏得很深，故而没人知

    道)，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紧张。西洋人说，人人衣柜里有一具骷髅，我的骷髅就是我自己；我从不敢想象自己当了演员，走上舞台，除非在做

    噩梦时。这当然不是影射什么，我只是在说自己。

    有关感情问题，我的结论如下，在这方面我们有一点适应能力。但

    是不可夸大这种能力，自以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

    工资，我可以不抱怨；无缘无故打我个右派，我肯定要怀恨在心。别人

    在这方面比我强，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说达到了他的程度。我们不

    能欺骗上级，误导他们。这是老百姓应尽的义务。

    三

    麦克阿瑟将军写过一篇祈祷文，代他的儿子向上帝讨一些品行。各

    种品行要了一个遍，又要求给他儿子以幽默感。假设别的东西不能保持

    人的乐观情绪，幽默感总能。据我所见，我们这里年轻人没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种讨论会上，时常有些头顶秃光光的人，面露蒙娜

    丽莎式的微笑，轻飘飘地抛出几句，让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确

    的话，这种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种，本身带有消极的成分。不要问我

    这些人是谁，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头顶不秃。我现在年登不

    惑，总算有了近于正常的理性；因为无病无灾，又有了幽默感，所以遇

    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应付自如。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既没

    有健全的理性，又没有幽默感，那么是怎么混过来的，实在是个大疑

    问。和同龄人交流，他们说，自己或则从众，或则听凭朴素的感情的驱

    动。这种状态，或者可以叫做虔诚。

    但是这样理解也有疑问。我见到过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干

    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并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学家都信

    教，而且坚信自己的灵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诚在理性的轨道之内，我们的虔诚则带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虔诚。必须

    指出的是，宗教是在近代才开始合理的，过去也干过烧女巫、迫害异端

    等勾当。我们知道，当年教会把布鲁诺烧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

    会同意这种行为——我本善良，我对这一点极有把握，所以肯定会去劝

    那些烧人的人：诸位，人家只不过是主张日心说，烧死他太过分了。别

    人听了这样的话，必定要拉我同烧，这样我马上会改变劝说的方向，把

    它对准布鲁诺：得了吧，哥们，你这是何苦？去服个软儿吧。这就是我

    年轻时做人的态度，这当然算不上理性健全，只能叫做头脑糊涂；用这

    样的头脑永远也搞不清楚日心说对不对。如果我说中国人里大多数都像

    我，这肯定不是个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我只是说我自己，好像很富柔韧

    性。因为我是柔顺的，所以领导上觉得让我怎样都成，甚至在病得要死

    时也能乐呵呵。这是我的错误。其实我没那么柔顺。

    我的积极结论是这样的：真理直率无比，坚硬无比，但凡有一点柔

    顺，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话《光荣的荆棘路》，就是献给这

    些直率、坚硬的人，不过他提到的全是外国人。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有自己的榜样。此刻我脑子里浮现出一系列名字：陈寅恪教授、冯

    友兰教授等等。说到陈教授，我们知道，他穷毕生精力，考据了一篇很

    不重要的话本《再生缘》。想到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有多振奋，只是有

    点伤感。

    四

    如今到了不惑之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最适合做的事就是躲在家

    里写文章。这一方面是因为性情不大合群，另一方面也是我始终向往乐

    观、积极的东西。如前所述，我们面前有这样两个论域，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另一个需要幽默感；最大限度的积极和乐观在后一个论域里才

    有。我就喜欢编些牛西红柿一类的故事，但是绝不强求别人相信。这不

    说明我是个糊涂人，我还能够明辨是非。在“真实”这个论域里，假如你

    让我说话，假如是，我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绝不乱说，《圣经》上

    就是这么说的：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伪善者。当然，你要是不让我

    说，我就闭着嘴。假设世界上只有这两个论域，我就能应付得来：现在

    我既能认真地做事，又有幽默感。但是世界上还有第三个论域，我对其

    中发生的事颇感困惑。

    朋友送我一本自著的书，是关于昆德拉的。其中有一段引述昆德拉

    的话说：前苏联，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使我感受到了来自真实

    和幽默两方面的挑战。假如你说，昆德拉在教人识字，那是不对的。他

    不是干那件事的。至于说这话有何特别的寓意我没看出来，这正是我所

    担心的，我不愿被人当做笨蛋。事实上没有寓意，无怪我找不出来。至

    于这句话逗不逗，我请读者自行判断。另外，书里常常提到“某种主

    义”，既没有特别的寓意，也不逗。向我这位朋友当面请教时，她就气

    得打噎。原稿里“前苏联”那一段很长而且妙趣横生，被压成了这么短

    (既然被删了，我也不便引)，至于“某种主义”，原是“极权主义”，这

    都是编辑做的工作。我的另一位朋友不用编辑来改，就把极权主义写成

    了全体主义，于是极权国家就是“全体国家”，而且只要你独断专行，就

    什么都有了。从英文来看，这是很对的，只是从中文来看，全体都须扫

    盲。当然，此种修改和删节，既不是出于真实，也不是出于幽默感。我

    写的稿子有时也遭批判，认为它少了点什么，既不是真实，又不是幽默

    感。还有第三种东西，就是“善”。善是非常好的(从理论上说，没有比

    它更好的东西)，我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我遇到了一个奇妙的新世

    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所谓奇妙的新世界并不新。但我是从历史

    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不打招呼就偷换概念，这是我这一代人的品行。其

    实，从历史上看，这个世界也不新。这使我很是沮丧，因为我十分想得

    出积极的结论。对我们来说，新比旧积极，正如东比西积极。小时候我

    住在西城区，很羡慕住在东城的人。我现在四十岁，比之刚出娘胎的

    人，自然缺少积极的特性。我年轻时相信，只要能把事物一分为二，并

    且能找到主要方面就足够聪明了；现在觉得还要会点别的才好，否则还

    是不够聪明。这一点也证明我不够积极了。

    对于奇妙的新世界，也该有个结论。我同意，这是前进中的曲折，并且有一些坏人作祟。信佛的人相信有阿修罗，信基督的相信有撒旦，什么都不信的相信有坏人。这是从战略的高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从一

    个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又有很古怪的结论。我能出生，纯属偶然，生

    在何时何地，也非自身能够左右，故而这个奇妙的新世界，对我来说就

    是“命运”。我从不抱怨命不好，而是认为它好得很。这肯定是个积极的

    结论。有过这样的命运之后，我老憋不住呵呵傻笑，并且以为自己很

    逗，这其实非常不好。把幽默感去掉以后，从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

    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劲

    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载于1994年第4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双月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

    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

    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

    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

    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

    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

    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

    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

    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

    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

    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

    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

    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

    猪啊。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

    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

    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

    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

    自己的命运。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

    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

    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

    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

    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

    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

    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

    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

    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

    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

    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

    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的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

    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

    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

    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

    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

    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

    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

    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

    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

    说，这不能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

    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

    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

    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

    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

    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

    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

    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

    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

    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

    定使我佩服至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

    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

    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

    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

    潇洒至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

    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

    的人保持距离。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

    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

    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载于1996年第11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苏东坡与东坡肉

    我父亲是教逻辑的教授，我哥哥是修逻辑的Ph.D.，我自己对逻辑

    学也有兴趣，这种兴趣是从对逻辑学家的兴趣发展来的：本世纪初年，罗素发现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悖论，连忙写信告诉弗雷泽，顺便通知弗

    雷泽，他经营了半生的体系，因为这个悖论的发现有了重大的漏洞。弗

    雷泽考虑了一番，回信说：我要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结论就好了……我

    觉得这个弗雷泽简直逗死了，他要是有女儿，我一定要娶了做老婆，让

    他做我的老岳丈。话又说回来，就算弗雷泽有女儿，做我的姥姥一定比

    做老婆合适得多。这样弗雷泽就不是我的老岳丈，而是我的曾外公啦。

    我在美国上学时还遇见过一件类似的事：有一回在课堂上，有个胖乎乎

    的女同学在打瞌睡，忽然被老师叫起来提问。可怜她根本没听，怎么能

    答得上来。在美国，不但老师可以问学生，学生也可以问老师。万一老

    师被问住，就说一句：问得好!不回答问题，接着讲课。这位女同学迷

    迷糊糊，拖着长声说道：This is a good question(问得好)……差点把

    大家的肚皮笑破。下课后，我打量了她好半天，发现她太胖，又有狐

    臭，这才打消了不轨之心——弗雷泽就有这么逗。让我们书归正传，另

    一个有趣的逻辑学家是维特根斯坦，罗素请他来英国，研究一下出书的

    问题。维特根斯坦没有路费，又不肯朝罗素借。最后罗素买下了维特根

    斯坦留在剑桥的一些旧家具——我觉得他们俩都很逗。受这种浅薄的幽

    默感驱使，我学过数理逻辑，开头还有兴趣，后来学到了犯难的东西，就学不进去了。

    我对数学也有过兴趣，这种兴趣是从对方程的兴趣发展来的。人们老早就知道二次方程有公式解，但二次以上的方程呢？在十九世纪以

    前，人们是不知道的。在十七世纪，有个意大利数学家，又是一位教

    授，他对三次方程的解法有点心得。有天下午，外面下着雨，在教室

    里，他准备对学生讲讲这些心得。忽听“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下来个

    落地雷，擦着教室落在花园里——青色的电光从狭窄的石窗照进来，映

    得石墙上一片惨白。教授手捂着心口，对学生们转过身来，说道：先生

    们，我们触及了上帝的秘密……我读到这个故事时，差点把肠子笑断

    了。三次方程算个啥，还值得打雷——教授把上帝看成个小心眼了。数

    学我也学了不少，学来学去没了兴趣，也搁下了。类似的学科还有物理

    学、化学，初学时兴趣都很大，后来就没兴趣了，现在未必记得多少。

    总而言之，我对研究学问这件事和研究学问的人有兴趣，对这门学

    问本身没什么兴趣。所有的功课我都是这么学的，但我的成绩竟都是五

    分。只有一门功课例外，那就是计算机编程，我学的时候还要穿纸带，没意思透了。这一门学科里没有名人轶事，除了这门科学的奠基人图林

    先生是同性恋，败露后自杀了。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想自杀，所以我

    对计算机没兴趣，得的全是三分。但我现在时常用得着它，所以还要买

    书看看，关心一下最新的进展，以免用时抓瞎。这是因为我写文章的软

    件是自己编的，别人编的软件我既使不惯，也信不过，就这么点原因。

    但就因为这点小原因，我在编程序这件事上，还真正有点修为。由此可

    见，对研究某种学问这件事感兴趣和对这门学问本身感兴趣可以完全是

    两回事。

    这篇小文章想写我的心路历程，但有一件别人的事情越过了这个历

    程，我决定也把它写上。“文化革命”中期，我哥哥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

    高中同学。走进那间房子，我哥哥被惊呆了：这间房子有整整的一面被

    巨幅的世界地图占满了。这位同学身着蓝布大褂，足蹬布底的黑布鞋，手掂红蓝铅笔，正在屋里踱步，而且对家兄的出现视而不见。据家兄

    说，这位先生当时梳了个中分头，假如不拿红蓝铅笔，而是挟着把雨

    伞，就和那张伟大领袖去安源的画一模一样了。我哥哥耐心地等待了一

    会儿，才小声问道：能不能请教一下……你这是在干吗呢？他老人家不

    理我哥哥，又转了两圈，才把手指放到嘴上，说道：嘘，我在考虑世界

    革命的战略问题。然后我哥哥就回家来，脸皮乌紫地告诉我此事。然后

    我们哥俩就捧腹大笑，几乎笑断了肠子……

    罗素、弗雷泽研究逻辑，是对逻辑本身感兴趣，要解决逻辑领域的

    问题，正如毛主席投身革命事业，也是对革命本身感兴趣，要解决中国

    社会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先辈自然会有些事迹，让人很

    感兴趣。如果把对问题本身的兴趣抹去，只追求这些事迹，就显得多少

    有点不对头。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

    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古时候有位书生，自称是苏东坡的崇拜者。有人问他：你是喜欢苏

    东坡的诗词呢，还是喜欢他的书法？书生答道：都不是的，我喜欢吃东

    坡肉……东坡肉炖得很烂，肥而不腻，的确很好吃。但只为东坡肉来崇

    拜苏东坡，这实在是个太小的理由。

    载于1996年第20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肚子里的战争

    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里没有大夫，都

    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去了。话虽如此说，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么呢。我

    入院第一天，大夫来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

    一遍，最后还是开口来问：你得了什么病。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

    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

    色，正在闹黄疸。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这事

    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更没有听说丙肝丁肝和戊

    肝，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据说这一种肝炎中国原来也没有，还是三年

    困难时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叫做蜜枣，其实是椰枣。我虽没吃椰

    枣，也得了这种病。大夫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给我点维生素吧——我

    的病就是这么治的。说句实在话，住院对我的病情毫无帮助。但我自己

    觉得还是住在医院里好些，住在队里会传染别人。

    在医院里没有别的消遣，只有看大夫们给人开刀。这一刀总是开向

    阑尾——应该说他们心里还有点数，知道别的手术做不了。我说看开刀

    可不是瞎说的，当地经常没有电，有电时电压也极不稳，手术室是四面

    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两点钟阳光最好，就是那时动手术——全院的

    病人都在外面看着，互相打赌说几个小时找到阑尾。后来我和学医的朋

    友说起此事，他们都不信，说阑尾手术还能动几个钟头？不管你信也

    好，不信也罢，我看到的几个手术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着阑尾的。

    做手术的都说，人的盲肠太难找——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部队骡马卫生员出身，参加过给军马的手术，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哪个的盲肠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个子小考虑在内之后，他的盲肠还是

    太小。闲着没事聊天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

    人开刀了。你猜他们怎么说？“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动——在战争中学习

    战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后半句是毛主席语录。人的肠子

    和战争不是一码事，但这话就没人说了。我觉得有件事情最可恶：每次

    手术他们都让个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所以阑尾总是

    找不着。刀口开在什么部位，开多大也完全凭个人的兴趣。但我必须说

    他们一句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

    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

    我在医院里遇上一个哥们，他犯了阑尾炎，大夫动员他开刀。我劝

    他千万别开刀——万一非开不可，就要求让我给他开。虽然我也没学过

    医，但修好过一个闹钟，还修好了队里一台手摇电话机。就凭这两样，怎么也比医院里这些大夫强。但他还是让别人给开了，主要是因为别人

    要在战争里学习战争，怎么能不答应。也是他倒霉，打开肚子以后，找

    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下

    一通紧捯。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卖炒肝、烩肠，清晨时分厨师

    在门外洗猪大肠，就是这么一种景象。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

    来找，就有点七手八脚。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撩开了中间的白布

    帘子，也去帮着找。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来，天也

    就黑了，要是再迟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膛晾一宿。原来我最

    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时隔近三十年，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看别人手术的事，主要是有感

    于当时的人浑浑噩噩，简直是在发疯。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三十年，再

    看今天的人和事，也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发疯。如此看来，我们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但我怀疑这么理解是不对的。理性可

    以这样飞跃，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那

    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虽然他说自己

    在学习战争，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由此就得到一个结

    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

    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

    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但作为杂文的作者，把推论都写了出来，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医院的事我还没写完呢：我在医院里住着，肝炎一点

    都不见好，脸色越来越黄；我的哥们动了手术，刀口也总是长不上，人

    也越来越瘦。后来我们就结伴回北京来看病。我一回来病就好了，我的

    哥们却进了医院，又开了一次刀。北京的大夫说，上一次虽把阑尾割掉

    了，但肠子没有缝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个瘘，肠子里的东西顺着刀口

    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还说，冒到外面还是万分幸运，冒到肚

    子里面，人就完蛋了。我哥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幸运，他只是说：妈的，怪不得总吃不饱，原来都漏掉了。这位兄弟是个很豪迈的人，如果不是

    这样，也不会拿自己的内脏给别人学习战争。

    载于1997年第9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思想和害臊

    我年轻时在云南插队。仅仅几十年前，那里还是化外蛮邦，因为这

    个缘故，除了山清水秀之外，还有民风淳朴的好处。我去的时候，那里

    的父老乡亲除了种地，还在干着一件吃力的事情：表示自己是有些思想

    的人。在那个年月里，在会上发言时，先说一句时髦的话语，就是有思

    想的表示。这件事我们干起来十分轻松，可是老乡们干起来就难了。比

    方说，我们的班长想对大田里的工作发表意见——这对他来说本没有什

    么困难，他是个老庄稼人嘛——他的发言要从一句时髦话语开始，这句

    话可把他难死了。从他嚅动的嘴唇看来，似要说句“斗私批修”这样的短

    语，不怎么难说嘛——但这是对我而言，对他可不是这样。只见他老脸

    涨得通红，不住地期期艾艾，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但最后还是没把这

    句话憋出来，说出来的是：鸡巴哩，地可不是这么一种种法嘛!听了这

    样的妙语，我们赶紧站起来，给他热烈鼓掌。我喜欢朴实的人，觉得他

    这样说话就可以。但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总要使自己说话有思想。

    据说，旧时波兰的农妇在大路上相遇，第一句话总说：圣母玛丽亚

    是可赞美的!外乡人听了摸不着头脑，就说：是呀，她是可以赞美，你

    就赞美吧。这就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对方不是想要赞美圣母，而是要

    表示自己有思想。我们那时说话前先来一句“最高指示”，也是这个意

    思。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和史湘云在花园里联句，忽然冒出些颂圣

    的诗句。作者大概以为，林史虽是闺阁中人，说话也总要有思想才对。

    至于我们的班长，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有林妹妹那样伶牙俐齿。也不

    知为什么，时髦话语使他异常害臊，拼了命也讲不出口，讲出的总是些带×的话。这就使全体男知青爱上了他。每次他在大会上发言之前，我

    们都屏息静等，等到他一讲出话来就鼓掌欢呼，这使他的毛病越来越重

    了。

    有一次，我们队和别的队赛篮球，我们的球队由他带领——说来你

    可能不信，我们班长会打篮球。球艺虽然不高，但常使对方带伤，有时

    是胸腔积血，有时是睾丸血肿；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中锋，我们队就指着

    他的勇悍赢球——两支队伍立在篮球场上。对方的队长念了一段毛主席

    语录，轮到他时，他居然顺顺当当讲出话来，也不带×，这使我们这些

    想鼓掌的人很是失望。谁知他被当裁判的指导员恶狠狠地吹了一哨，还

    训斥他道：最高指示是最高指示，革命口号是革命口号，不可以乱讲!

    然后他就被换下场来，脸色铁青坐在边上。原来他说了一句：最高指

    示，毛主席万岁!指导员觉得他讲的不对。最高指示是毛主席的话，他

    老人家没有说过自己万岁。所以这话是不对。但我总觉得不该和质朴的

    人较真，有思想就行了嘛。自从被吹了一哨，我们班长就不敢说话了，带×不带×的话都不敢说，几乎成了哑巴……

    当年那些时髦话语都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对权力的忠顺态度

    ——这算不上什么秘密，那个年月提倡的就是忠字当头。但是同样的

    话，有人讲起来觉得害臊，有人讲起来却不觉得害臊，这就有点深奥。

    害臊的人不见得不忠、不顺，就以我们班长而论，他其实是个最忠最顺

    的人，但这种忠顺是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实际上是一种阴性的态度，不

    光是忠顺，还有爱，所以不乐意很直露地不惧肉麻地当众披露。我们班

    长的忠顺表现在他乐意干活，把地种好，但让他在大庭广众中说这些

    话，就是强人所难。用爱情来打比方，有些男性喜欢用行动来表示爱

    情，不喜欢把“我爱你”挂在嘴上。我们班长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另外有

    些人没有这种感觉，讲起这些话来不觉得肉麻，但是他们内心的忠顺程度倒不见得更大——正如有些花花公子满嘴都是“我爱你”，真爱假爱却

    很难说。

    如前所述，我插队的地方民风淳朴，当地人觉得当众表示自己的雌

    伏很不好意思；所以“有思想”这种状态，又成了“害臊”的同义语。不光

    是我们班长这么想，多数人都这么想。这件事有我的亲身经历为证：有

    一次我在集上买东西，买的是一位傣族老大娘的菠萝蜜。需要说明的

    是，当地人以为知青都很有钱，同样一件东西，卖给我们要贵三倍，所

    以我们的买法是趁卖主不注意，扔下合理的价钱，把想买的东西抱走。

    有人把这种买法叫做偷，但我不这么想——当然，我现在也不这么买东

    西了。那一天我身上带的钱少了，搁下的钱不怎么够。那位傣族老太太

    ——用当地话来说，叫做蔑巴——就大呼小叫地追了过来，朝我大喝一

    声：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然后趁我腰一软，腿一颤，把该

    菠萝蜜——又叫做牛肚子果——抢了回去。如你所知，这位蔑巴说这些

    有思想的话，意思是：你不害臊吗!这些话收到了效果，我到现在想起

    了这件事，还觉得羞答答的：为吃口牛肚子果，被人说到了思想上去，真是臊死了。

    载于1996年第24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因为太太在做妇女研究，读了一批女权主义的理论书，我们常在一

    起讨论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

    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做一个

    知识分子。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门类繁多(我认为这一点并不好)，到

    底是哪一种就很重要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这种观点在西方带点阶段论的色彩，在中

    国就不一样了。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制度，党主张男女平

    等，政府重视妇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成就也不少。但恰恰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感到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不足。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企业

    精简职工，很多女职工被迫下岗。假若你要指责企业经理，他就反问

    道：你何不问问这些女职工自身的素质如何？像这样的题目报刊上讨论

    得已经很多了。很明显，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

    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

    少。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

    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

    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男女是否平等了？在这方面有一点

    争议。中国人自己以为，在这方面做得已经很不错。但是西方一些观察家不同意。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在

    我们的社会里，是否把男人和女人同等看待。这个问题有难以评论的性

    质。众所周知，一有需要，上面就可以规定各级政府里女干部的比例、各级人代会里女代表的比例，我还听说为了配合“九五世妇会”，出版社

    正在大出女作家的专辑。因为想把她们如何看待就可以如何看待，这件

    事就丧失了客观性，而且无法讨论。另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国家里，妇

    女的实际地位如何，她们自身的素质、成就、掌握的决策权，能不能和

    男性相比。这个问题很严肃，我的意见是：当然不能比。妇女差得很多

    ——也许只有竞技体育例外，但竞技体育不说明什么。我们国家总是从

    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

    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

    是分配来的东西。

    西方还有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立场，认为女性比男性优越，女人天

    性热爱和平、关心生态，就是她们优越的证明。据说女人可以有比男人

    更强烈、持久的性高潮，也是一种优越的证明，我很怀疑这种证明的严

    肃性。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是值得赞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一

    个人在坐胎时就有男女之分，我以为这种差异本身是美好的。别人也许

    不同意，但我以为，见到一种差异，就以为这里有优劣之分，这是一种

    市侩心理——生为一个女人，好像占了很多便宜。当然，要按这个标

    准，中国人里市侩更多，他们死乞白赖地想要男孩，并且觉得这样能占

    到便宜。将来人类很可能只剩下一种性别——男或女。这时候的人知道

    过去人有性别之分，就会不胜痛惜，并且说：我们的祖先是些市侩。当

    然，在我们这里，有些女人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风貌，中国话叫做“气

    管炎”。我个人认为，“气管炎”不是中国女性风范的杰出代表。我总是

    从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从势利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且觉得自己是个市侩

    ——当然，这一点还要别人来评判。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性之于女权主义理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

    的理论一样重要。这个观点中国人看来很是意外。再过一些年，中国人

    就会体会到这种说法的含义，现在的潮流正把女人逐渐地往性这个圈子

    里套。性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单方面地要求妇女，就很不平

    等。西方妇女以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丧失了尊严，这是有道理的。但回

    过头去看看“文化革命”里，中国的妇女和男人除了头发长几寸，就没有

    了区别，尊严倒是有的，只可惜了无生趣。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男人

    也该来取悦妇女，这样就恢复了妇女的尊严。假如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就要在毫无尊严和了无生趣里选一种了。作为男子，我宁愿自己多打

    扮，希望这样有助于妇女的尊严，也不愿看到妇女再变成一片蓝蚂蚁。

    当然，按激进女权的观点，这还远算不上有了弃暗投明的决心，真正有

    决心应该去做变性手术，起码把自己阉掉。

    我太太现在对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着了迷。这种理论总想对性别问

    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我很同意地说，以往的人对性别问题理解

    得不对——亘古以来，人类在性和性别问题上就没有平常心，开头有点

    假模假式，后来就有点五迷三道，最后干脆是不三不四，或者是蛮横无

    理——这些错误主要是男人犯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和后

    现代女权理论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那些哲学家、福柯的女弟子们，她

    们对此有着一套远为复杂和深奥的解读方法。我正盼着从中学到一点东

    西，但还没有学会。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

    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

    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

    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

    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

    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载于1995年第12期《健康世界》杂志。有关“伟大一族”

    有位老同学从美国回来探家。我们俩有七八年没见了。他的情况还

    不错：虽然薪水不很多，但两口子都挣钱，所以还算宽裕。自从美国一

    别，他的房子买到了第三所，汽车换到了第四辆，至于PC机，只要听

    说新出来一种更快的，他马上就去买一台，手上过了多少就没了数了。

    老婆还没有换，也没有这种打算，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虽然没坐过

    罗尔斯·罗伊斯，没住过棕榈海滩的豪华别墅，手里没有巨额股票，倒

    有一屁股的饥荒，但就像东北人说的，他起码也“造”了个痛快。我现在

    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当然只有羡慕的份儿。但我们见面不是光聊这些

    ——这就太过庸俗了。

    我们哥俩都闯荡过四方，种过地，放过牧，当过工人，二十年前在

    大学里同窗时，心里都曾燃烧起雄心壮志，要开创伟大的事业。所谓伟

    大的事业，就是要让自己的梦想成真。那时想了些什么，现在我都不好

    意思说，只好拿别人做例子。比方说微软公司的大老板比尔·盖茨，年

    轻时想过要把当时看着不起眼的微处理机做成一种能用的计算机，让人

    人都能拥有和使用计算机，这样，科学的时代就真正降临人世了——这

    种梦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现在这种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真实，他在其中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值得佩服的。至于他在商业上的成功，照

    我看还不太值得佩服。还有一个例子是：马丁·路德·金曾经高呼“我有一

    个梦想”，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有时能看到高大英俊的黑人小伙子和

    白人姑娘拥抱在一起。从这种特别美丽的景象里，可以体会到金博士梦

    想的伟大。时至今日，我说多了没有意思，脸上也发热。我只能说，像这样的梦想我们也曾有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鲁

    迅先生的杂文里提到有这样的人：他梦想的最高境界是在雪天，呕上半

    口血，由丫环扶着，懒懒地到院子里去看梅花。我看了以后着实生气：

    人怎么能想这样的事!同时我还想：假如这位先生不那么考究，不要下

    雪、梅花、丫环搀着等等，光要呕血的话，这件事我倒能帮上忙。那时

    我是个小伙子，胳臂很有劲儿，拳头也够硬。现在当然不想帮这种忙，过了那个年龄。现在偶尔照照镜子，里面那个人满脸皱纹，我不大认

    识。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庞然大物，仔细从眉眼上辨认，居然是自

    己当年的梦中情人，于是不免倒吸一口凉气。凉气吸多了就会忘事，所

    以要赶紧把要说的事说清楚。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

    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现在的青年里有“追星族”“上班族”，但想要开创伟大事业的人却没

    有名目，就叫他们“伟大一族”好了。过去这样的人在校园里(不管是中

    国校园还是美国校园)是很多的。当盖茨先生穿着一身便装，蓬着一头

    乱发出现在校园里时，和我们当年一样，属于伟大一族。刚回中国时，我带过的那些学生起码有一半属伟大一族，因为他们眼睛里闪烁着梦想

    的光芒。谁是、谁不是这一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一族的人数是

    越来越少了，将来也许会像恐龙一样灭绝掉。我问我哥们，现在干吗

    呢，他说坐在那里给人家操作软件包，气得我吼了起来：咱们这样的人

    应该做研究工作——谁给他打软件包？但是他说，人家给钱就得了，管

    它干什么。我一想也对。谁要是给我一年三四万美元让我“打”软件包，我也给他“打”去了。这说明现在连我也不属伟大一族。但在年轻时，我

    们有过很宏伟的梦想。伟大一族不是空想家，不是只会从众起哄的狂热

    分子，更不是连事情还没弄清就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相信，任何美好的梦想都有可能成真——换言之，不能成真的梦想本身就是不美好的。

    假如事情没做成，那是做得不得法；假如做成了，却不美好，倒像是一

    场噩梦，那是因为从开始就想得不对头。不管结局是怎样，这条路总是

    存在的——必须准备梦想，准备为梦想工作。这种想法对不对，现在我

    也没有把握。我有把握的只是：确实有这样的一族。

    载于1996年2月21日《南方周末》。有关“给点气氛”

    我相信，总有些人会渴望有趣的事情，讨厌呆板无趣的生活。假如

    我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这是我对生活主要的要求。大约十五年

    前，读过一篇匈牙利小说，叫做《会说话的猪》，讲到有一群国营农场

    的种猪聚在一起发牢骚——这些动物的主要工作是传种。在科技发达的

    现代，它们总是对着一个被叫做“母猪架子”的人造母猪传种。该架子新

    的时候大概还有几分像母猪，用了十几年，早就被磨得光秃秃的了——

    那些种猪天天挺着大肚子往母猪架子上跳，感觉有如一坨冻肉被摔上了

    案板，难免口出怨言，它们的牢骚是：哪怕在架子背上粘几撮毛，给我

    们点气氛也好!这故事的结局是相当有教育意义的：那些发牢骚的种猪

    都被劁掉了。但我总是从反面理解问题：如果连猪都会要求一点气氛，那么对于我来说，一些有趣的事情干脆是必不可少。

    活在某些时代，持有我这种见解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就经历过这

    样的年代——书书没得看，电影电影没得看，整个生活就像个磨得光秃

    秃的母猪架子，好在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发牢骚——发

    牢骚就是架子上残存的一撮毛。大家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人人

    妙语连珠，就这样把麻烦惹上身了。好在我还没有被劁掉，只是给自己

    招来了很多批评帮助。这时候我发现，人和人其实是很隔膜的。有些人

    喜欢有趣，有些人喜欢无趣，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作为一个喜欢有趣的人，我当然不会放弃阅读这种获得有趣的机

    会。结果就发现，作家里有些人拥护有趣，还有些人是反对有趣的。马克·吐温是和我一头的，或者还有萧伯纳——但我没什么把握。我最有

    把握的是哲学家罗素先生，他肯定是个赞成有趣的人。摩尔爵士设想了

    一个乌托邦，企图给人们营造一种最美好的生活方式，为此他对人应该

    怎样生活做了极详尽的规定，包括新娘新郎该干点什么——看过《乌托

    邦》的人一定记得，这个规定是：在结婚之前，应该脱光了身子让对方

    看一看，以防身上暗藏了什么毛病。这个用意不能说不好，但规定得如

    此之细就十足让人倒胃，在某些季节里，还可能导致感冒。罗素先生一

    眼就看出乌托邦是个母猪架子，乍看起来美奂美轮，使上一段，磨得光

    秃秃，你才会知道它有多糟糕——他没有在任何乌托邦里生活过，就有

    如此见识，这种先知先觉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老人家还说，须知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反过来说，呆板无趣就是不幸福——正是

    这句话使我对他有了把握。一般来说，主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

    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

    到乐趣，这本身就是善。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这篇文章是从猪要求给点气氛说起的。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会

    说，人和猪是有区别的。我也认为人猪有别，这体现在人比猪要求得更

    多，而不是更少。除此之外，喜欢有趣的人不该像那群种猪一样，只会

    发一通牢骚，然后就被劁掉。这些人应该有些勇气，做一番斗争，来维

    护自己的爱好。这个道理我直到最近才领悟到。

    我常听人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对现实世界有这

    种评价、这种感慨，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做点什么。

    这句感慨是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然后在此

    分手。有些人去开创有趣的事业，有些人去开创无趣的事业。前者以

    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们才要做有趣的事。后者经过这一番感慨，就自以为知道了天命，此后板起脸来对别人进行说教。我以为自己是前一种人，我写作的起因就是：既然这世界上有趣的书是有限的，我何不

    去试着写几本——至于我写成了还是没写成，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很愿

    意就这后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但很不愿有人就头一个问题来和我商榷。

    前不久有读者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写杂文，别写小说了。我很认真

    地倾听着。他又说：你的小说不够正经——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说小

    说非得是正经的呢？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把读者当做友人，朋友之间是

    无话不说的：我必须声明，在我的杂文里也没什么正经。我所说的一

    切，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路口的人，那里绝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四

    通八达的，你可以做出选择。

    载于1996年第10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美国留学，想要恭维港台

    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他们也很识趣，马上恭维回来：不

    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历朝历代人文荟萃，语音也是所有中

    国话里最高尚的一种，海外华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国华文报纸上读到

    一篇华裔教授的大陆游记，说到他遭服务小姐数落的情形：只听得一串

    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残游记》里大明湖上黑妞

    说书，不禁目瞪口呆，连人家说什么都没有去想——我们北京人的语音

    就有如此的魅力。当然，教授愣完了，开始想那些话，就臊得老脸通

    红。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

    面，确实不亚于门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

    但是，这已是明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听到

    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

    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话，叫做“那么呢”，那么来那么去，显

    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我不知这是从哪儿学来的，但觉得该算到港台

    的账上。再发展下去，就要学台湾小朋友，说出“好可爱好高兴噢”这样

    的鬼话。台湾人造的新词新话，和他们的口音有关。国语口音纯正的人

    学起来很难听。

    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

    骂老K(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个比方太过粗

    俗，但很有表现力。我们的一些时髦小姐糟蹋自己的语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币和新台币——这两个地方除了货币，再没什么格外让人动心的东

    西。港台人说国语，经常一顿一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们在想这话

    汉语该怎么说啊。他们英语讲得太多，常把中国话忘了，所以是可以原

    谅的。我的亲侄子在美国上小学，回来讲汉语就犯这毛病。犯了我就打

    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国的歌星又不讲英文，再犯这种毛病，显得活

    像是大头傻子。电台请歌星做节目，播音室里该预备几个乒乓球拍子。

    乒乓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面杖。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我估计用不到

    狼牙棒，就能把这种病治好。治好了广播员，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

    他小姐的病。如今在饭店里，听见鼻腔里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

    起鸡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干吗要用鼻甲来说话!

    这篇文章一直在谈语音语调，但语音又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我

    关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

    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香

    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

    仰慕的。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扒

    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除了语音，还有别的——就拿笔者来说，不

    过普普通通一个北方人，稍稍有点急公好义，仗义疏财，有那么一丁点

    燕赵古风，台湾来的教授见了就说：你们大陆同学，气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报刊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前“国军”上校，和我们

    打了多年的内战，枪林弹雨都没把他打死。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火力还

    不够厉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老东西确实有两下子。改革开放之初，他巴巴地从美国跑了回来，在北京的饭店里被小姐骂了一顿，一口气上

    不来，脑子里崩了血筋，当场毙命。就是这样可怕的故事也挡不住他们

    回来，他们还觉得被正庄京片子给骂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认识几位

    华裔教授，常回大陆，再回到美利坚，说起大陆服务态度之坏，就扼腕叹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见他打点行装。问起来时，他却

    说：骂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听的呀!他们还说：骂人的小姐虽然粗鲁，人却不坏，既诚实又正直，不会看人下菜碟，专拍有钱人马屁——这倒

    不是谬奖。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

    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

    巴子贴你!”断断不会见了港客就骨髓发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领

    导上交待了任务，要把他争取过来。粗鲁虽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却是好

    的，小姐遇上起腻者，用大嘴巴子去“贴”他，也算合理；总比用脸去贴

    好吧。这些事说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资饭店，里面

    的小姐不骂人，这几位教授却不来了。我估计是听说这里满街的鸟语，觉着回来没意思。他们不来也不要紧，但我们总该留点东西，好让别人

    仰慕啊。有关“错误的故事”

    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学可以考进去(以前是推荐

    的)，直到看见有人考进去我才信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去考，但“文化革命”前我在上初一，此后整整十年没有上学，除了识字，我差

    不多什么都不会了。离考期只有六个月，根本就来不及把中学的功课补

    齐。对于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补习功课无非是为了走进高考的考

    场，把考题做对。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书从头看到尾。干脆，拿

    起本习题书直接做题就是了。结果是可想而知：几乎每题必错。然后我

    再对着正确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么？中学的功课对一个成人的智

    力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猜的东西。就这样连猜带蒙，想出了很多别人

    没有教过的东西。乱忙了几个月，最后居然也做对不少题。进了考场，我忽然冷汗直冒，心里没底——到底猜得对不对，这回可要见真佛了。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此处，必然会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

    会写这篇文章。他们还会说：又在写你们老三届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事

    迹，真是烦死了。我的确是考上了，但并不觉得有何值得夸耀之处。与

    此相反，我是怀着内心的痛苦在回忆此事。别人在考场上，看到题目都

    会做，就会高兴。我看到题目都会做，心里倒发起虚来。每做出一道

    题，我心里就要嘀咕一番：这个做法是我猜的，到底对不对呢？所有题

    都做完，我已经愁肠千结，提前半小时交卷，像丧家犬一样溜出考场。

    考完之后，别人都在谈论自己能得多少分。我却不敢谈论：得一百分和

    零分都在我预料之内。虽然成绩不坏，但我还是后怕得很，以后再不敢

    这样学习。那一年的考生里，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怀疑自己。有些考友从考场出来时，心情激动地说：题目都做出

    来了，这回准是一百分!等发榜一看，几乎是零蛋。这不说明别的，只

    说明他对考试科目的理解彻底不对。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学时遇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大可以说，我

    是在卖弄自己出国留过学。这可不是夸耀，这是又一桩痛苦的经历，虽

    然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

    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所以哲学系

    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养。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

    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是在理论物理上的发现，高兴之余，发帖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

    列。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但又觉得不像是这么回事。听着听

    着，眼见得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掏出个烟斗抽起烟来。

    等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说道：“Wrong story!(错误

    的故事)”就扬长而去。既然谈的是物理，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

    准。只见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现在的年轻人又可以说，我在卖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他们爱

    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这一生听过各种“wrong story”，奇怪的是：错

    得越厉害就越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听得多了，我也算个

    专家了。有些故事，如“文化革命”中的种种古怪说法，还可以祸国殃

    民。我要是编这种故事，也可以发大财，但我就是不编。我只是等故事

    讲完之后，用烟斗敲敲凳子腿，说一声：这种理解彻底不对。

    载于1996年11月8日《南方周末》。迷信与邪门书

    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有工具书、科学书和文学书，还有戴尼

    提、气功师一类的书，这些书里所含的信息各有来源。我不愿指出书

    名，但恕我直言，有一类书纯属垃圾。这种书里写着种种古怪异常的事

    情，作者还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据说这叫人体特异功能。

    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可靠的知识，有不可靠的猜测，还

    有些东西纯属想入非非。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我相信这些用处是这

    样的：一个明理的人，总是把可靠的知识作为根本；也时常想想那些猜

    测，假如猜测可以验证，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最后，偶尔他也准许自

    己想入非非，从怪诞的想象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启迪。当然，人有能

    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东西分开，不会把怪诞的想象当真——但也有例

    外。

    当年我在农村插队，见到村里有位妇女撒癔症，自称狐仙附了体，就是这种例外。时至今日，我也不能证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只知道它

    们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体不能认定是假，只能说是很不可信。假

    设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体，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

    症。当然，还有别的解释，说那位妇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体现象”，或者是有了特异功能(自从狐仙附体，那位大嫂着实有异于常人，主要

    表现在她敢于信口雌黄)，自己不会解释，归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觉得

    此说不对。在学大寨的年代里，农村的生活既艰苦，又乏味，妇女的生

    活比男人还要艰苦。假如认定自己不是个女人，而是只狐狸，也许会愉快一些。我对撒癔症的妇女很同情，但不意味着自己也想要当狐狸。因

    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病态。

    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得了癌症，已经到了

    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静脉都已扎硬。就在弥留之际，忽然这位老伯指

    着顶棚说，那里有张祖传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假如找到了那张方

    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说，临终的痛苦激发了老人家的特异功

    能，使他透过顶棚纸，看到了那张祖传秘方。不幸的是，把顶棚拆了下

    来也没找到。后来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同学给我讲这件事，我含泪

    给他解释道：伯父在临终的痛苦之中，开始想入非非，并且信以为真

    了。

    我以为，一个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为生活中

    巨大的压力。走投无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马林诺夫斯

    基也是这样来解释巫术的)。虽然原因让人同情，但放弃理性总是软弱

    的行径。我还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是件不可信的事，要让我信它，还得

    给我点压力，别叫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比方说，让我得上癌症，这时

    有人说，他发点外气就能救我，我就会信；再比方说，让我是个犹太

    人，被关在奥斯维辛，此时有人说，他可以用意念叫希特勒改变主意，放了我们大家，那我不仅会信，而且会把全部钱物(假如我有的话)都

    给他，求他意念一动。我现在正在壮年，处境尚佳，自然想循科学和艺

    术的正途，努力地思索和工作，以求成就。换一种情况就会有变化。在

    老年、病痛或贫困之中，我也可能相信世界上还有些奇妙的法门，可以

    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所以我对事出有因的迷信总抱着宽容的态度。只

    可惜有种情况叫人无法宽容。

    在农村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狐仙附体的人，那就是巫婆神汉。我以为

    他们不是发癔症，而是装神弄鬼，诈人钱物。如前所述，人在遇到不幸时才迷信，所以他们又是些趁火打劫的恶棍。总的来说，我只知道一个

    词，可以指称这种人，那就是“人渣”。各种邪门书的作者应该比人渣好

    些，但凭良心说，我真不知好在哪里。

    我以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应以诚信为根本。假如知识分子也骗

    人，让大家去信谁？但知识分子里也有人信邪门歪道的东西，这就叫人

    大惑不解。理科的知识分子绝不敢在自己的领域里胡来，所以在诚信方

    面记录很好。就是文史学者也不敢编造史料，假造文献。但是有科学的

    技能，未必有科学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科学家也

    会五迷三道。当然，我相信他们是被人骗了。老年、疾病和贫困也会困

    扰科学家，除此之外，科学家只知道什么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假，更不

    谙弄虚作假之道，所以容易被人骗。

    小说家是个很特别的例子，他以编故事为主业；既知道何谓真，更

    知道何谓假。我自己就是小说家，你让我发誓说写出的都是真事，我绝

    不敢，但我不以为自己可以信口雌黄到处骗人。我编的故事，读者也知

    道是编的。我总以为写小说是种事业，是种体面的劳动，有别于行骗。

    你若说利用他人的弱点进行欺诈，干尽人所不齿的行径，可只因为是个

    小说家，他就是个好人了，我抵死也不信。这是因为虚构文学一道，从

    荷马到如今，有很好的名声。

    我还以为，知识分子应该自尊、敬业。我们是一些堂堂君子，从事

    着高尚的事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看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小说家

    也不该例外。现在市面上有些书，使我怀疑某人是这么想的：我就是个

    卑鄙小人，从事着龌龊的事业。假如真有这等事，我只能说：这样想是

    不好的。

    最近，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签名，要求警惕种种伪科学，此举来得非常及时。《老残游记》上说，中国有“北拳南革”两大祸患。当然，“南

    革”的说法是对革命者的污蔑，但“北拳”的确是中国的一大隐患。中国

    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

    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

    的灾难。这种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

    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

    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

    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载于1995年7月12日《中华读书报》。科学与邪道

    从历史书上看到，在三十年代末的德国，很多科学家开始在学校里

    讲授他们的德国化学、德国数学、德国物理学。有位德国物理学家指

    出：“有人说科学现在和永远是有国际性的——这是不对的；科学和别

    的每一项人类创造的东西一样，是有种族性和以血统为条件的。”这话

    着实有意思。但不知是怎么个种族性法。化学和数学的种族性我没查

    到，有关物理学的种族性，人家是这么解释的：经典物理是由亚利安人

    创造的，牛顿、伽利略等等，都是亚利安人，而且大多是北欧血统，所

    以这门科学是好的。至于现代物理学，都是犹太人搞出来的，所以是邪

    恶的，必须斩尽杀绝。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和他的相对论是“德国物

    理”的死敌——纳粹物理学家宣称，谁要是称赞相对论，那就是喜欢犹

    太人统治世界，并对“德国人永远沦为无生气的奴隶地位”表示高兴。可

    想而知，爱因斯坦要是落到德国人手里，肯定没有好。他也知道这一

    点，所以早早逃到美国去，保住了一条命。德国数学和化学的内容是什

    么，我不确切知道，但知道它肯定会让纳粹科学家特别开心，让犹太科

    学家特别不开心——因为一般来说，挨骂总是不开心的事情。

    过去，在生物学领域里，遗传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邪说，所以

    就有种无产阶级的生物学——这就是李森科的神圣学派。这种学说我上

    学时听过一耳朵，好像还有些道理，但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和遗传学过不

    去。这股邪风是从前苏联传过来的，老大哥教给我们些好的东西，也教

    了些邪的歪的。身在那个时代，不会遗传学的人会很高兴，但也有人不

    高兴。我有位老师，年轻时对现代语言学很有兴趣，常借些新的英文书刊来看。后来有人给他打个招呼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会滑进资产阶

    级的泥坑；我们的语言学要以一位苏联伟人论语言学问题的小册子为神

    圣的根基——而你正在背离这个根基。我老师听了很害怕，后来就进了

    精神病院。他告诉我说，自己是装疯避祸，但我总觉得他是真被吓疯

    了，因为他讲起这件事来总带着一股胆战心惊的样子。这位老师后来贫

    困潦倒、提心吊胆，再后来虽然用不着提心吊胆，但大好年华已过。他

    对这些事当然很不开心。

    我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已经好多了。相对论、遗传学，还有

    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不再是邪恶的学问，我们可以放心地学习了。但有

    些事情我们还是不明白——如果只是外行来摧残科学，我们还可以理

    解，真正能在科学领域内兴风作浪的，都是懂点科学的人。那些德国和

    前苏联的学者们，干吗要分裂科学，把它搞褊狭呢？有些史实可以帮助

    解释这个疑问：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有十位德国犹太人，因为

    在科学上做出贡献得到了诺贝尔奖金，这对某些以纯亚利安血统而自豪

    的德国科学家来说，未免太多了些。近现代科学取得了很多成就，这些

    成就大多不是诞生在俄国，难免让俄国科学家气不顺。因此就想把别人

    的成就贬低，甚至抹煞掉，对自己的成就则夸大，甚至无中生有；以此

    来证明种族或者这方土地有很大的优越性。中国血统的科学家成就也不

    少，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通通拿到了，虽然他们是美籍，但愿我们能

    以此为荣。有件事正在使我忧虑：中国人和德国人不同。中国人对证明

    自己的种族优越从来就不很在意的，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想要证明自己传

    统文化的优越性。

    最近我们听说，从儒家道家、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等之中，即将

    产生震惊世界的科学成就。前不久我在电视上和一位作家辩论，他告诉

    我说，有位深谙此道的老者，不用抹胶水，脑门上能贴一叠子钢镚。这件事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玻尔都做不到，看来我们的诺贝尔奖又有门

    了。但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象不出瑞典科学院的秘书会这样向世界宣

    布：女士们先生们，这位获奖的科学家能在脑门上贴一大叠钢镚。这是

    了不起的本领，但诺贝尔奖总不能奖给一个很粘糊的脑门吧。作家这样

    瞎说还不要紧，科学家也有信这个的。像这样的学问搞了出来，外国人

    不信怎么办呢？到那时又该说：科学和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一样，是以

    文化和生活方式特异性为基础的。以此为基础，划分出中国的科学，这

    是好的。还有外国的科学，那是邪恶的，通通都要批倒批臭。中国数

    学、中国物理和中国化学，都不用特别发明出来，老祖宗都替我们发明

    好了：中国物理是阴阳，中国化学是五行，中国数学是八卦。到了那

    时，我们又退回到中世纪去了。科学的美好

    我原是学理科的，最早学化学。我学得不坏，老师讲的东西我都

    懂。化学光懂了不成，还要做实验，做实验我就不行了。用移液管移液

    体，别人都用橡皮球吸液体，我老用嘴去吸——我知道移液管不能用嘴

    吸，只是橡皮球经常找不着——吸别的还好，有一回我竟去吸浓氨水，好像吸到了陈年的老尿罐里，此后有半个月嗓子哑掉了。做毕业论文

    时，我做个萃取实验，烧瓶里盛了一大瓶子氯仿，滚滚沸腾着，按说不

    该往外跑，但我的装置漏气，一会儿就漏个精光。漏掉了我就去领新

    的，新的一会儿又漏光。一个星期我漏掉了五大瓶氯仿，漏掉的起码有

    一小半被我吸了进去。这种东西是种麻醉药，我吸进去的氯仿足以醉死

    十条大蟒。说也奇怪，我居然站着不倒，只是有点迷糊。在这种情况

    下，我还把实验做了出来，证明我的化学课学得蛮好。但是老师和同学

    一致认为我不适合干化学。尤其是和我在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同学更

    是这样认为，他们也吸进了一些氯仿，远没我吸得多，却都抱怨说头

    晕。他们还称我为实验室里的人民公敌。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继续干

    化学，毒死我自己还不要紧，毒死同事就不好了。我对这门科学一直恋

    恋不舍：学化学的女孩很多，有不少长得很漂亮。

    后来我去学数学，在这方面我很有天分。无论是数字运算，还是公

    式推导，我都像闪电一样快，只是结果不一定全对。人家都说，我做起

    数学题来像小日本一样疯狂：我们这一代人在银幕上见到的日本人很

    多，这些人总是头戴战斗帽，挺着刺刀不知死活地冲锋，别人说我做数

    学题时就是这么个模样。学数学的女孩少，长得也一般。但学这门科学我害不到别人，所以我也很喜欢。有一回考试，我看看试题，觉得很容

    易，就像刮风一样做完了走人。等分数出来，居然考了全班的最低分。

    找到老师一问，原来那天的试题分为两部分，一半在试题纸的正面，我

    看到了，也做了。还有一半在反面，我根本就没看见。我赶紧看看这些

    没做的题，然后说：这些题目我都会做。老师说，知道你会，但是没做

    也不能给分。他还说什么“就是要整整你这屁股眼大掉了心的人”。这就

    是胡说八道了。谁也不能大到了这个地步。一门课学到了要挨整的程

    度，就不如不学。

    我现在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物理学家。我靠写文

    章为生，与科技绝缘——只是有时弄弄计算机。这个行当我会的不少，从最低等的汇编语言到最新潮的C++全会写，硬件知识也有一些。但从

    我自己的利益来看，我还不如一点都不会，省得整夜不睡，鼓捣我的电

    脑，删东加西，最后把整个系统弄垮，手头又没有软件备份。于是，在

    凌晨五点钟，我在朋友家门前踱来踱去，抽着烟。早起的清洁工都以为

    我失恋了，这门里住着我失去的恋人，我在表演失魂落魄给她看。其实

    不是的，电脑死掉了，我什么都干不了，更睡不着觉。好容易等到天大

    亮了，我就冲进去，向他借软件来恢复系统。——瞎扯了这么多，现在

    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我和科学没有缘分，但是我爱科学，甚至比真

    正的科学家还要爱得多些。

    正如罗素先生所说，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一种理性的权威——这

    种权威和以往任何一种权威不同。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也不同

    于红头文件。科学家发表的结果，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要人相信。

    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备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马上就可以验

    证别人的结论。当然，这是一百年前的事。验证最新的科学成果要麻烦

    得多，但是这种原则一点都没有改变。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

    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

    序。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

    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根

    本就不可能有科学。

    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它有点像它的一个产物互

    联网(Internet)——谁都没有想建造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电脑网络，大家

    只是把各自的网络连通，不知不觉就把它造成了。科学也是这样的，世

    界上各地的人把自己的发明贡献给了科学，它就诞生了。这就是科学的

    实质。还有一样东西也是这么诞生的，那就是市场经济。做生意的方

    法，你发明一些，我发明一些，慢慢地形成了现在这个东西，你看它不

    怎么样，但它还无可替代。一种自由发展而成的事业，总是比个人能想

    出来的强大得多。参与自由的事业，像做自由的人一样，令人神往。当

    然，扯到这里就离了题。现在总听到有人说，要有个某某学，或者说，我们要创建有民族风格的某某学，仿佛经他这么一规划、一呼吁，在他

    画出的框子里就会冒出一种真正的科学。老母鸡“格格”地叫一阵，挣红

    了脸，就能生一个蛋，但科学不会这样产生。人会情绪激动，又会爱慕

    虚荣。科学没有这些毛病，对人的这些毛病，它也不予回应。最重要的

    是：科学就是它自己，不在任何人的管辖之内。

    对于科学的好处，我已经费尽心机阐述了一番，当然不可能说得全

    面。其实我最想说的是：科学是人创造的事业，但它比人类本身更为美

    好。我的老师说过，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

    它的理解，有过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

    后来把它看做一种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说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老师说得很对。我能补充的只是：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我现在不学科

    学了，但我始终在学习这些素质。这就是说，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

    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对个

    人而言，没有这两样东西，不仅谈不上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比

    这还重要的只有一样，就是要爱智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做聪明

    人才有前途，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吧，我写了篇

    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论证人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结果冒出一位先生

    把我臭骂一顿，还说我不爱国——真是好没来由!我只是论证一番，又

    没强逼着你当聪明人。你爱当笨蛋就去当吧，你有这个权利。

    载于1997年第1期《金秋科苑》杂志，题为“向科学学习什么”。生命科学与骗术

    我的前半生和科学有缘，有时学习科学，有时做科学工作，但从未

    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充当科学的辩护士，在各种江湖骗子面前维护它的名

    声——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

    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

    国人先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后把它当做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但是，这种体会过于深奥，对大多数中国人

    不适用。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科学有移山倒海的威力，是某种叫

    做“科学家”的人发明出的、我们所不懂的古怪门道。基于这种理解，中

    国人很容易相信一切古怪门道都是科学，其中就包括了可以呼风唤雨的

    气功和让药片穿过塑料瓶的特异功能。我当然要说，这些都不是科学。

    要把这些说明白并不容易——对不懂科学的人说明什么是科学，就像要

    对三岁孩子说明什么是性一样，难以启齿。

    物理学家维纳曾说，在理论上人可以通过一根电线来传输。既然如

    此，你怎么能肯定地说药片不可能穿过药瓶？爱因斯坦说，假如一个车

    厢以极高的速度运动，其中的时间就会变慢。既然如此，三国时的徐庶

    为什么就不能还在人间？答案是：维纳、爱因斯坦说话，不该让外行人

    听见。我还听说有位山里人进城，看到城里的电灯，就买个灯泡回家，把它用皮绳吊起来，然后指着它破口大骂：“妈的，你为什么不亮!”很

    显然，城里人点电灯，也不该让山里人看到。现在的情况是：人家听也

    听到了，看也看到了，我们负有解释之责。我的解释是这样的：科学对于公众来说，确实犯下了过于深奥的罪孽。虽然如此，科学仍然是理性

    的产物。它是世界上最老实、最本分的东西，而气功呼风唤雨、药片穿

    瓶子，就不那么老实。

    大贤罗素曾说，近代以来，科学建立了权威。这种权威和以往一切

    权威都不同，它是一种理性的权威，或者说，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权威。

    科学所说的一切，你都不必问它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那人可不可信，因为你可以用纸笔或者实验来验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验证数学定理

    的修养，更不见得拥有实验室，但也不出大格——数学修养可以学出

    来，实验设备也可以置办。数学家证明了什么，总要把自己的证明写给

    人看；物理学家做出了什么，也要写出实验条件和过程。总而言之，科

    学家声称自己发明、发现了什么，都要主动接受别人的审查。

    我们知道，司法上有无罪推定一说，要认定一个人有罪，先假设他

    是无罪的，用证据来否定这个假设。科学上认定一个人的发现，也是从

    他没发现开始，用证据来说明他确实发现了。敏感的读者会发现，对于

    个人来说，这后一种认定，是个有罪推定。举例来说，我王某人在此声

    称自己最终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我当然不是认真说的!)，就等于把

    自己置于骗子的地位。直到我拿出了证明，才能脱罪。鉴于此事的严重

    性，我劝读者不要轻易尝试。

    假如特异功能如某些作家所言，是什么生命科学大发现的话，在特

    异功能者拿出足以脱罪的证明之前，把他们称为骗子，显然不是冒犯，因为科学的严肃性就在于此。现在有几位先生努力去证明特异功能有

    鬼，当然有功于世道，但把游戏玩颠倒了——按照前述科学的规则，我

    们必须首先推定：特异功能本身就是鬼，那些人就是骗子；直到他们有

    相反的证据。如果有什么要证明的，也该让他们来证明。现在来说说科学的证明是什么。它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可信，绝

    不以权威压人，也绝不装神弄鬼。按罗素的说法，这种证明会使读者感

    到，假如我不信他所说的就未免太笨。按维纳所说的条件(他说的条件

    现在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人可以通过电线传输，那我未免太笨；按

    爱因斯坦所说的条件(他说的条件现在也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时间

    会变慢，也未免太笨。这些条件太过深奥，远不是特异功能的术者可以

    理解的。虽然那些人可能看过些科普读物，但连科普都没看懂。在大家

    都能理解的条件之下，不但药片不能穿过塑料瓶，而且任何刚性的物体

    都不可能穿过比自身小的洞而且毫发无损，术者说药片穿过了分子间的

    缝隙，显然是不要脸了。那些术者的证明，假如有谁想要接受，就未免

    太笨。如果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必然和“骗”字有关，或行骗，或受骗。

    假如我没有勇气讲这些话，也就不配做科学的弟子。因为我们已经被逼

    到了这个地步，假如不把这个“骗”字说出来，就只好当笨蛋了。

    关心“特异功能”或是“生命科学”的人都知道，像药片穿瓶子、耳朵

    识字这类的事，有时灵，有时不灵。假如你认真去看，肯定碰上它不

    灵，而且也说不出什么时候会灵。假如你责怪他们：为什么不把特异功

    能搞好些再出来表演，就拿他们太当真了。仿此我编个笑话，讲给真正

    的科学家听：有一位物理学家致电瑞典科学院说：本人发现了简便易行

    的方法，可以实现受控核聚变，但现在把方法忘掉了。我保证把方法想

    起来，但什么时候想起来不能保证。在此之前请把诺贝尔物理奖发给

    我。当然，真正的物理学家不会发这种电报，就算真的出了忘掉方法的

    事，也只好吃哑巴亏。我们国家的江湖骗子也没发这种电报，是因为他

    们层次太低。他们根本想不到骗诺贝尔奖，只能想到混吃混喝，或者写

    几本五迷三道的书，骗点稿费。

    按照许倬云教授的意见，中国人在科学面前，很容易失去平常心。科学本身太过深奥，这是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是另一个原因。假设特异

    功能或是生命科学是外国人发明的，到中国来表演，相信此时它已深深

    淹没在唾液和粘痰的海洋里。众所周知，现代科学发祥于外国，中国人

    搞科学，是按洋人发明的规则去比赛规定动作。很多人急于发明新东

    西，为民族争光。在急迫的心情下，就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创造奇

    迹。举例来说，五八年大跃进时就发明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样，上点

    岁数的都记得：一根铁管，一头拍扁后，做成单簧管的样子，用一片刀

    片做簧片。他们说，冷水从中通过，就可以变成热水，彻底打破热力学

    第二定律。这种东西叫做“超声波”，被大量制造，下在澡堂的池子里。

    据我所见，它除了割破洗澡者的屁股，别无功能；我还见到一个人的脚

    筋被割断，不知他现在怎样了。“特异功能”“生命科学”就是九十年代

    的“超声波”。“超声波”的发明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我建议大家

    记下现在这些名字，同时也建议一切人：为了让自己的儿女有脸做人，尽量不要当骗子。很显然，这种发明创造，丝毫也不能为民族争光，只

    是给大家丢丑，所以让那些假发明的责任者溜掉有点不公道。我还建议

    大家时时想道：整个人类是一个物种，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成就

    不能为民族所专有，所以它是全人类的光荣；这样就能有一些平常心。

    有了平常心，也就不容易被人骗。

    我的老师曾说，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科学，尤其要有平

    常心。如罗素所言，科学在“不计利害地追求客观真理”。请扪心自问，你所称的科学，是否如此淳朴和善良。尤瑟纳尔女士说：“当我计算或

    写作时，就超越了性别，甚至超越了人类。”请扪心自问，你所称的科

    学，是否是如此崇高的事业。我用大师们的金玉良言劝某些成年人学

    好。不用别人说，我也觉得此事有点可笑。

    现在到了结束本文的时候，可以谈谈我对所谓“生命科学”的看法了。照我看，这里包含了一些误会。从表面上看，科学只认理不认人，仿佛它是个开放的领域，谁都能来弄一把，但在实际上，它又是最困难

    的事业，不是谁都能懂，所以它又最为封闭。从表面上看，科学不断创

    造奇迹，好像很是神奇，但在实际上，它绝无分毫的神奇之处——如马

    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是对真正事实的实事求是——它创造的一切，都

    是本分得来的；其中包含的血汗、眼泪和艰辛，恐非外人所能知道。但

    这不是说，你只要说有神奇的事存在，就会冒犯到我。我还有些朋友相

    信基督死了又活过来，这比药片穿瓶更神奇!这是信仰，理当得到尊

    重。科学没有理由去侵犯合理的宗教信仰。但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一种远

    说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强奸科学——一个弱智、邪恶、半人半兽的家

    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还流着口水、吐着粘液、口齿不清地说

    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样的笨!”——我想说的是：你搞错了。换

    个名字，到别处去试试吧。对待知识的态度

    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当时没有什么知识，就被当做知识分子送到乡

    下去插队。插队的生活很艰苦，白天要下地干活，天黑以后，插友要

    玩，打扑克，下象棋。我当然都参加——这些事你不参加，就会被看做

    怪人。玩到夜里十一二点，别人都累了，睡了，我还不睡，还要看一会

    儿书，有时还要做几道几何题。假如同屋的人反对我点灯，我就到外面

    去看书。我插队的地方地处北回归线上，海拔两千四百米。夜里月亮像

    个大银盆一样耀眼，在月光下完全可以看书——当然，看久了眼睛有点

    发花——时隔二十多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如今，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旧事重提，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是如何

    的自幼有志于学。现在的高中生为了考大学，一样也在熬灯头，甚至比

    我当年熬得还要苦。我举自己作为例子，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是多么的

    诱人。当年文化知识不能成为饭碗，也不能夸耀于人，但有一些青年对

    它还是有兴趣，这说明学习本身就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文史知识

    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

    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

    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来举

    个例子。

    在欧洲的内卡河畔，有座美丽的城市。在河的一岸是历史悠久的大

    学城。这座大学的历史，在全世界好像是排第三位——单是这所学校，本身就有无穷无尽的故事。另一岸陡峭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城堡的废

    墟，宫墙上还有炸药炸开的大窟窿。照我这样一说很是没劲，但你若去

    问一个海德堡人，他就会告诉你，二百年前法国大军来进攻这座宫堡的

    情景：法军的掷弹兵如何攻下了外层工事，工兵又是怎样开始爆破——

    在这片山坡上，何处是炮阵地，何处是指挥所，何处储粮，何处屯兵。

    这个二百年前的古战场依然保持着旧貌，硝烟弥漫——有文化的海德堡

    人绝不止是活在现代，而是活在几百年的历史里。

    与此相仿，小时候我住在北京的旧城墙下。假如那城墙还在，我就

    能指着它告诉你：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克天津，破廊坊，直逼北京城

    下。当时城里朝野陷于权力斗争之中，偌大一个京城竟无人去守……此

    时有位名不见经传的营官不等待命令，挺身而出，率健锐营“霆字队”的

    区区百人，手持新式快枪，登上了左安门一带的城墙，把联军前锋阻于

    城下，前后有一个多时辰。此人是一个英雄。像这样的英雄，正史上从

    无记载，我是从野史上看到的。有关北京的城墙，当年到过北京的联军

    军官写道：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防御工事。它绵延数十里，是一座人造

    的山脊。对于一个知道历史的中国人来说，他也不会只活在现在。历

    史，它可不只是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其实我更该谈谈科学，说说它如何使我

    们知道未来。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这门科学一日一变，越变越有

    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变老，更舍不得死……学习科学技术，使人

    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但我恐怕说这些太过专业，所以就到此为

    止。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人有知识就会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这话虽不错，但也有偏差。知识另有一种作用，它可以使你

    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没有直接的好处，都应该学习

    ——持这种态度来求知更可取。大概是因为我曾独自一人度过了求知非

    法的长夜，所以才有这种想法……当然，我这些说明也未必能服人。反

    对我的人会说，就算你说的属实，但我就愿意只生活在现时现世!我就

    愿意得些能见得到的好处!有用的我学，没用的我不学，你能奈我

    何？……假如执意这样放纵自己，也就难以说服。罗素曾经说：对于人

    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他的本意恰恰是劝人不要放

    弃求知这一善行。抱着封闭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载于1996年第6期《辽宁青年》杂志。拷问社会学

    李银河新近完成了一项对妇女的感情与性的研究，报告已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专著正在出版过程中。这项研究没有采用问

    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访谈的调查方法——

    虽然这不是这项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说上一说。

    从旁看来，李银河的调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乐于接受

    访谈的人，首先要决定的是大家怎么见面：是她去呢，还是人家来。在

    电话上约定了以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个手提

    包上路，包里放着笔记本和几支圆珠笔，通常是挤公共汽车去——因为

    要见生人，所以还化了一下妆，这在她是很郑重的举动，但别人恐怕根

    本看不出来。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时、穿着最随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

    教授、女博士了。化了妆的女博士还是女博士，不会因此变成公关小

    姐……就这样，她访问了很多人。这使大家觉得什么博士啦，教授啦，也就是些一般人。

    若是人家来，对方就要走进她住的那座宿舍楼，走过满是尘土的楼

    道。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样，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书籍和纸张。她

    给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开始访谈。谈完之后，假如到了吃饭时间，就

    请客人吃顿便饭。一切都和工薪阶层的人士接待朋友时做的一样。她从

    来没给客人报销过“的票”，客人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因为看她的样子就

    不像能报销“的票”的人。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到过她家

    里，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有一天，一位调查对象(这位朋友是男性，属另一项调查)很激动地说：李教授，像你这样可不成!不该把陌

    生人约到家里来。然而她想了一想，觉得没什么不行的，再说，也没有

    别的地点可约。

    除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可用——比

    方说，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展开问卷调查。这必须和某个政府机关合

    作，还要由一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来进行。假如研究的目标是一座中等城

    市，你先在该城市里抽出一定数量的办事处，再在各办事处下抽出一定

    数量的居委会。再以后，从居民的花名册上抽出个人。有一件事一定不

    要忽略，就是要根据研究的需要，特别保证某种职业或年龄组的人有一

    定的数量。用术语来说，研究假设规定的各子样本都要有足够的样本

    量。调查完毕还要拿一些基本的统计和人口普查的结果对照，看看本次

    调查有无代表性。做到了这些，抽样就算有了科学性。所有的社会学教

    科书都写着这套方法，但国外的教科书上没写办事处、居委会、居民花

    名册，只简单地提到可以利用电话本和教堂的人口记录。还有一些事

    情，中外所有的社会学书都没有提，那就是怎样去找一大笔研究经费，怎样去求得政府机关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会学家自会想出办法来，所

    以调查还是可以进行。一大批调查员(在校大学生)由居委会干部带

    路，前往各家各户。如果问卷涉及到个人隐私，居委会的干部是绝对必

    要的。因为被抽中的人可能会拒绝回答。在这种情况之下，血气方刚的

    大学生会和面有愠色的被调查者吵起架来，后者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

    题：你凭什么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前者答不出，就难免出言不

    逊。而居委会干部可以及时出场，把后者带到一旁，对他(或她)进行

    一些教育和说服。然后他(或她)就忍气吞声地回来，回答这些敏感的

    问题。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调查的场面不是笔者的想象，我在社会学研

    究单位工作过，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总觉得，假如有调查对象不情愿

    的情形，填出来的问卷就没有了科学性。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

    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

    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概括地说，前一

    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学的样本。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

    人合作。在性这种题目上，后一个问题基本无法克服。举个国外的例子

    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

    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研究，政府把保

    密的人口记录(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就能得

    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

    让人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

    意——他们不肯说。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

    不便插手。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做了以

    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

    大多数人都说了。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

    会有些真正的硬骨头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

    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试举一例，美国男

    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出来的

    次数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兽奸者。再

    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

    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最后研究的主

    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说实话。必须客观地指出，比

    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

    逢的机会，就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

    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

    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昏，在他身上下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

    得他一段时间内性行为的可信情报。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高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

    交待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由此可

    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

    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

    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美。她主要是请别人谈谈自己

    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

    附带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这

    是因为，会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总觉得

    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

    查。这种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要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给费

    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意思。

    想当年，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

    乡；和乡民交谈很方便，用不着找个翻译；他可以在村里到处转，用不

    着村长陪着。就这样，差不多是在随意的状态中，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自己的论文。这论文得到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高的评价。马氏以

    为，该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摆什么学术架子——时隔很多年，中国

    的学者给这种研究方法起了个学术架子很足的名称，叫做本土社会学。

    我觉得李银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会学的遗风。与之相对的，大概也不

    能叫做外国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

    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有政府的批准

    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会学。纵然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

    量强求老百姓合作总是不好，任何认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

    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在调查个人敏感问题时，官方社

    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

    称来表示这种发展。比方说，美国性社会学家采用的那种苦苦逼问的方

    法，可以叫做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种把人打晕，给

    他装窃听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

    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道；它的研究结

    果，带有戈培尔的味道。我以为这些味道并不好。相比之下，李银河所

    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处。

    载于1997年第12期《方法》杂志，题为“谈谈方法问题”。关于文体

    自从我开始写作，就想找人谈谈文体的问题，但总是找不到。和不

    写作的人谈，对方觉得这个题目索然无味；和写作的人谈，又有点谈不

    开。既然写作，必有文体，不能光说别人不说自己。文体之于作者，就

    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感。

    把时尚排除在外，在文学以内讨论问题，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

    译家创造出来的。傅雷先生的文体很好，汝龙先生的文体更好。查良铮

    先生的译诗、王道乾先生翻译的小说——这两种文体是我终生学习的榜

    样。必须承认，我对文体有特殊的爱好，别人未必和我一样。但我相信

    爱好文学的人会同意我这句话：优秀文体的动人之处，在于它对韵律和

    节奏的控制。阅读优美的文字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好多年以前，我

    在云南插队，当地的傣族少女身材极好。看到她们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

    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阅读带来的快感可以和这种感觉

    相比。我开始写作，是因为受了好文章的诱惑——我自己写得怎样，当

    然要另说。

    前辈作家中，有一部分用方言来写作，或者在行文中带出方言的影

    响来，我叫它方言体。其中以河北和山西两地的方言最为常见。河北人

    说话较慢，河北方言体难免拖沓。至于山西方言体，我认为它有难懂的

    毛病——最起码“圪蛋”(据说山西某些地区管大干部叫大“圪蛋”)这个

    词对山西以外的读者来说，就不够通俗。“文化革命”中出版的文艺作品

    方言体的很多，当时的作者以为这样写更乡土些，更乡土就更贴近工农兵，更贴近工农兵也就更革命——所以说，方言体也就是革命体。当

    然，不是每种方言都能让人联想到革命。必须是老根据地所在省份的方

    言才有革命的气味。用苏白写篇小说，就没有什么革命的气味。

    自方言体之后，影响最大的文体应该是苏晓康写报告文学的文体，或称晓康体。这种文体浮嚣而华丽，到现在还有人模仿。念起来时最好

    拖着长腔，韵味才足，并且好用三个字的词组，比如“共和国”“启示

    录”之类。在晓康体里，前者是指政府，后者是指启示，都属误用。晓

    康体写多了，人会退化成文盲的。

    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我们常看到马晓晴和葛优在电视屏

    幕上说一种话，什么“特”这个，“特”那个，其实是包含了特多的傻气，这种文体与之相似。所以我们就叫它撒娇打痴体好了。其实用撒娇打痴

    体的作者不一定写特字，但是肯定觉得做个聪明人特累。时下一些女散

    文作家(尤其是漂亮的)开始用撒娇打痴体写作。这种文体不用写多

    了，只消写上一句，作者就像个大头傻子。我也觉得自己活得特累，但

    不敢学她的样子。我全凭自己的聪明混饭吃。这种傻话本该是看不进去

    的，但把书往前一翻，看到了作者像：她蛮漂亮的，就感觉她是在搔首

    弄姿，而且是朝我来的。虽然相片漂亮，真人未必漂亮；就算满脸大麻

    子，拍照前还不会用腻子腻住？但不管怎么说吧，那本书我还真看下去

    了——当然，读完就后悔了。赶紧努力把这些傻话都忘掉，以免受到影

    响。作者怕读坏文章，就是怕受坏影响。

    以上三种文体的流行，都受到了时尚的左右。方言体流行时，大家

    都羡慕老革命；晓康体流行时，大家都在虚声恫吓；而撒娇打痴体之流

    行，使我感觉到一些年轻的女性正努力使自己可爱一些。一个漂亮女孩

    冒点傻气，显得比较可爱——马晓晴就是这么表演的。我们还知道西施

    有心绞痛并因此更加可爱，心绞痛也该可以形成一种文体。以此类推，更可爱的文体应该是：“拿硝酸甘油来!”但这种可爱我们消受不了。我

    们已经有了一些医学知识，知道心绞痛随时有可能变成心肌梗塞，塞住

    了未必还能活着。大美人随时可能死得直翘翘，也就不可爱了。

    如前所说，文体对于作者，就如性对寻常人一样重要。我应该举个

    例子说明我对恶劣文体的感受。大约是在七〇年，盛夏时节，我路过淮

    河边上一座城市，当时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热，晚上更热。在

    旅馆里睡不着，我出来走走，发现所有的人都在树下乘凉。有件事很

    怪：当地的男人还有些穿上衣的，中老年妇女几乎一律赤膊。于是，水

    银灯下呈现出一片恐怖的场面。当时我想：假如我是个天阉，感觉可能

    会更好一点。恶劣的文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

    能会更好。关于幽闭型小说

    张爱玲的小说有种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

    刻。中国有种老女人，面对着年轻的女人，只要后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设法给她罪受：让她干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闲，干完了又说

    她干得不好；从早唠叨到晚，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捕风捉影，指桑骂

    槐。现在的年轻人去过这种生活，一天也熬不下来。但是传统社会里的

    女人都得这么熬。直到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这女人也变得和过去的婆

    婆一样刁。张爱玲对这种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说写得很地道。但说句良

    心话，我不喜欢。我总觉得小说可以写痛苦，写绝望，不能写让人心烦

    的事，理由很简单：看了以后不烦也要烦，烦了更要烦，而心烦这件

    事，正是多数中国人最大的苦难。也有些人烦到一定程度就不烦了——

    他也“熬成婆”了。

    像这种人给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国

    有，外国也有。我在一些描写航海生活的故事里看到过这类事，这个折

    磨人的家伙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长。有个故事好像是马克·吐温写的：

    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

    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水

    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

    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

    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

    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

    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也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

    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景，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幽囚

    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谈张爱玲，也不是谈航海小说，而是在谈小说里

    幽闭、压抑的情调。家庭也好，海船也罢，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

    笼，对人类来说，是太小的噩梦。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

    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

    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

    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

    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

    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

    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我初次读张爱玲，是在美国，觉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国看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这

    么股味。这时才想道：也许不是别人怪，是我怪。

    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有这么个特征：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做一

    切来写。或者当媳妇，被人烦；或者当婆婆，去烦人；或者自怨自艾；

    或者顾影自怜。总之，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这种想法我很难同意。

    我原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

    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举例来说，对数学家来说，只要他能证明费尔马定理，就可以获得全球数学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

    得到极大的快感，问题在于你证不出来。物理学家发明了常温核聚变的

    方法，也可马上体验幸福的感觉，但你也发明不出来。由此就得出这样

    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怀着这样的信念，我投身于文学事业。我总觉得一门心思写单位里那些烂事，或者写些不愉快的人际冲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举例来

    说，可以写《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样的作品，或者像卡尔维诺《我们

    的祖先》那样的小说。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

    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当然，这很可能是个馊主意。我

    自己就写了这样一批小说，其中既没有海船，也没有囚笼，只有在它们

    之外的一些事情。遗憾的是，这些小说现在还在主编手里压着出不来，他还用一种本体论的口吻说道：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到底写了些什

    么？

    载于1996年第8期《博览群书》杂志。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黄金时代》这本书里，包括了五部中篇小说。其中《黄金时代》

    一篇，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地重

    写。现在重读当年的旧稿，几乎每句话都会使我汗颜，只有最后的定稿

    读起来感觉不同。这篇三万多字的小说里，当然还有不完美的地方，但

    是我看到了以后，丝毫也没有改动的冲动。这说明小说有这样一种写

    法，虽然困难，但还不是不可能。这种写法就叫做追求对作者自己来说

    的完美。我相信对每个作者来说，完美都是存在的，只是不能经常去追

    求它。据说迪伦马特写《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也写了很多年，写完以后

    说：今后再也不能这样写小说了。这说明他也这样写过。一个人不可能

    在每篇作品里做到完美，但是完美当然是最好的。

    有一次，有个女孩子问我怎样写小说，并且说她正有要写小说的念

    头。我把写《黄金时代》的过程告诉了她。下次再见面，问她的小说写

    得怎样了，她说，听说小说这么难写，她已经把这个念头放下了。其实

    在这本书里，大多数章节不是这样呕心沥血地写成的，但我主张，任何

    写小说的人都不妨试试这种写法。这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

    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

    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

    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

    碍。

    然而，在我的小说里，这些障碍本身又不是主题。真正的主题，还

    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

    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我觉得黑色

    幽默是我的气质，是天生的。我小说里的人也总是在笑，从来就不哭，我以为这样比较有趣。喜欢我小说的人总说，从头笑到尾，觉得很有趣

    等等。这说明本人的作品有自己的读者群。当然，也有些作者以为哭比

    较使人感动。他们笔下的人物从来就不笑，总在哭。这也是一种写法。

    他们也有自己的读者群。有位朋友说，我的小说从来没让她感动过。她

    就是个爱哭的人，误读了我的小说，感到很失落。我这样说，是为了让

    读者不再因为误读我的小说感到失落。

    现在严肃小说的读者少了，但读者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在现代社

    会里，小说的地位和舞台剧一样，正在成为一种高雅艺术。小说会失去

    一些读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读者，想看政治暗喻的读者，感到

    性压抑、寻找发泄渠道的读者，无所事事想要消磨时光的读者；剩下一

    些真正读小说的人。小说也会失去一些作者——有些人会去下海经商，或者搞影视剧本，最后只剩下一些真正写小说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好

    事。

    载于1997年第5期《出版广角》杂志。我看文化热

    我们已经有了好几次文化热：第一次好像是在八五年，我正在海外

    留学，有朋友告诉我说，国内正在热着。到八八年我回国时，又赶上了

    第二次热。这两年又来了一次文化批评热，又名“人文精神的讨论”。看

    来文化热这种现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前两次热还有点正

    经，起码介绍了些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最近这次很不行，主要是在发

    些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端正，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端

    正；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向君子看齐——可能还

    说了些别的。但我以为，以上所述，就是文化批评热中多数议论的要

    点。在文化批评热里王朔被人臭骂，正如《水浒传》里郓城县都头插翅

    虎雷横在勾栏里遭人奚落：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文

    化就是这种子弟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如此看来，文化是一种以自我

    为中心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我不愿把别人想得太坏，所以就说，这次热的文化，乃是一种操守，要求大家洁身自好，不要受

    物欲的玷污。我们文化人就如唐僧，俗世的物欲就如一个母蝎子精，我

    们可不要受她的勾引，和那个妖女睡觉，丧了元阳，走了真精，此后不

    再是童男子，不配前往西天礼佛——这样胡扯下去，别人就会不承认我

    是文化人，取消我讨论文化问题的权利。我想要说的是，像这样热下

    去，我就要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

    我知道一种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

    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根据

    这种观点，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现在正热着的观点却说，文化是种操守，是端正的态度，属伦理学范畴。我也不便说哪种观点更对。但

    就现在人们呼吁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倒知道一个例子：文艺复兴。

    这虽是个历史时期，但现在还看得见、摸得着。为此我们可以前往佛罗

    伦萨，那里满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种建筑是种人文的成果。

    佛罗伦萨还有无数的画廊、博物馆，走进去就可以看见当时的作品——

    精妙绝伦，前无古人。由于这些人文的成果，才可以说有人文精神。倘

    若没有这些成果，佛罗伦萨的人空口说白话道：“我们这里有过一种人

    文精神”，别人不但不信，还要说他们是骗子。总而言之，所谓人文精

    神，应当是对某个时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概括。

    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

    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

    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当然是种了不得的大

    成果，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很不幸的是，这又

    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方面

    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一种成果，文化

    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

    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

    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

    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

    载于1996年7月12日《南方周末》。文化之争

    罗素先生在《权力论》一书里，提到有一种僧侣的权力，过去掌握

    在教士们手里。他还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教士的后裔。另外，罗素

    又说，中国的儒学也拥有僧侣的权力。这就使人想到，中国知识分子是

    儒士的后裔。教士和儒士拥有的知识来自一些圣书，《圣经》或者《论

    语》之类。而近代知识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一部分人，手里

    并没有圣书。他们令人信服，全凭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可以取信于

    人。奇怪的是，这后一种知识并不能带来权力。

    把儒学和宗教并列，肯定会招来一些反对。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

    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但它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

    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会乱作一团，什么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神话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

    还有人相信。罗素说，对学者的尊敬从来就不是出于真知，而是因为想

    象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认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当然，就所论及的内容来说，儒学是一种哲学，但是圣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些断

    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假如不把统治的魔力估计在

    内，很难相信大家会坚信不移。

    罗素所说的“真知”是指科学。这种知识，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只要

    肯花工夫，就能学会。众所周知，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价

    值的领域。因此有人说它浅薄。不过，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时间去学，就

    会发现，它和儒学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

    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

    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

    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

    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

    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

    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

    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

    小。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

    而优则仕，当个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二十

    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

    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

    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

    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某种精神的复制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因为西

    方知识分子搞出了这种东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们相信罗素先

    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们不但

    拆了自己的台，还要来拆中国知识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国知

    识分子也要来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从近代以来，就有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知道，文化是

    人类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种争论总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传统

    哲学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争”多少有点名不副实。在争论之中，总要

    提到中外有别，中国有独特的国情。照我看，争论中有一方总在暗示着

    传统学术统治的魔力，并且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离开了这种魔力是不

    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错，说中国离开了传统学术独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作为儒学传统嫡系子孙的那

    些人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说，整个中国的芸芸众生离开了这

    种魔力就不行。把这两件事伙在一起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如果分开

    来说，第一个问题就很是明白。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

    后，就沦为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对

    于这种状况，罗素先生有个说明：“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

    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感到不满。”他说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

    国，这句话应该改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

    分子的活动而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至于第二个问题，却

    是越说越暧昧难明。我总是在怀疑，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一个问题，嘴上

    说着第二个问题。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道，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

    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

    有一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

    途。晚生以为，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在传统这个战场上，儒士

    比别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绝这种挑战。前不久晚生参与了一

    种论战，在论战中，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传统，让男主外女主

    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很显然，在传统这个战场上，男人比女人有

    利。我虽是男人，却站到了女人一方；因为我讨厌这种阴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

    的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

    有知识的差异。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让我们假设

    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此人就可能掌握权

    力。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而无

    不及。在圣贤中，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

    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

    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

    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

    问题。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我们说，圣贤急

    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好在

    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

    平天下。“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水浒传》上写道，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宗管。按理他

    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

    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

    道：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

    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处理

    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

    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一种很悲惨的感觉。在我所处的这个

    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

    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

    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

    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

    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如说我是个行货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为，地球是圆的——如你所知，这是事实；古希腊的

    人却以为，地是一块平板，放在了大鲸鱼的背上，鲸鱼漂在海里，鲸鱼

    背上一痒，就要乱蹭，然后就闹地震——这就不是事实。罗素先生说，不能因此认为埃及人聪明，希腊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往四周

    一看，圆圆一圈地平线，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难。希腊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滨海地区，难怪要想到大海、鲸鱼。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

    区，就有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

    同。后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种

    植园主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

    于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典籍里多的是，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

    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我对这种言论很不

    满，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个立脚点：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货——身

    为货物，批判货主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文化热长盛不衰，西方的学术思潮一波波涌进了中国。

    有一些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想正是我的噩梦——这些学术思想里包括文化

    相对主义、功能学派等等。说什么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的

    功能论)，没有一种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些思想就是我

    的噩梦。从道理上讲，这些观点是对的，但要看怎么个用法；遇上歪缠

    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

    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

    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他若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

    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原理，没有一

    种文化有毛病，咱们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吧。宋江若

    说：虽然这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戴宗又

    可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这件

    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吧。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

    例，用棍子来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这个

    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实际上，没

    有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

    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从文化相对主义，就能歪曲出一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我们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对女孩行割礼的习惯，这是对妇女身心

    的极大摧残。一些非洲妇女已经起而斗争，反对这种陋习。假如非洲有

    些食洋不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万万动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对

    主义来，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

    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

    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

    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

    以有批判它的权利。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

    利，我倒无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

    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

    论科学的。

    载于1996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半月刊)，题为“有

    关文化相对主义”。摆脱童稚状态

    在李银河所译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一书中，第十七章“性环

    境”集中叙述了美国对含有性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因而成为全

    书最有神采的一章。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是最严的，受到打击的绝不止真正的色情作品。就以作家为例，不但海明威、雷马

    克有作品被禁，连最为“道学”的列夫·托尔斯泰也上了禁书榜。在本世

    纪二十年代，美国的禁书榜上不但包括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伦

    斯的《恋爱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莱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马克的

    《西线无战事》也只能出节本。事有凑巧，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国内出版

    的《西线无战事》，也是节本，而且节得上气不接下气。这种相似之

    处，我相信不仅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们谈到国内对书刊、影视某些内

    容过于敏感时，总是归因于中外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假如拿美国

    的三十年代和现在中国做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新的线索。

    自一次大战后，美国对色情作品的检查呈稳步上升之势。一方面对

    性作品拼命压制，一方面严肃文学中性主题不断涌现，结果是从联邦到

    州、市政府开出了长得吓人的禁书书单。遭难的不只是上述作家，连

    《圣经》和莎翁的戏剧也只能通过节本和青少年见面。《圣经》抽掉了

    《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谓猥亵的内容，结果是孩子们简直就看不明

    白。当然，受到限制的不仅是书刊，电影也没有逃出审查之网。在电影

    里禁止表现娼妓、长时间的做爱，禁止出现裸体、毒品、混血儿

    (!!)、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职人员的镜头。当时严格的检查制度有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对性的公开正面

    (非谴责性)的讨论都会导致性活动的泛滥，因为性知识是性行为的前

    兆。这就是说，性冲动是强大的，一受刺激就会自动表达出来。与此相

    辅相成的是另一个理论：性是危险的，人是薄弱的，必须控制性来保护

    人。这种观点和时下主张对文学作品严加控制的观点甚是相似。在我们

    国家里，现在正有人认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书籍、录像带有关系，还有

    一些家长反映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书刊，影响了学习，因此主张对有性

    内容的书刊、录像严加限制。

    但是在我看来，像这样的观点因为是缺少科学训练的人提出的，多

    少总有点混乱不清的地方。比方说二十年代美国这种理论，在科学上我

    们只能承认它是一种假设，必须经过验证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种最

    糟不过的假设，定义不清，以致无法设计一种检验方法。我在报刊上看

    到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过“不良”书刊或者黄色

    录像带，但是这样立论是错误的。实际上有效的立论应是指出有多少看

    过“不良”书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论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反验概率，没有确定的关系，也不能够互相替代。至于家长说孩子看了与性有关的

    书刊，影响了学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因果模型——“看某些书刊→

    影响学习”。有经验的社会学家都会同意，建立一个可靠的因果模型是

    非常困难的。就以前述家长的抱怨为例，首先你要证明，你的孩子是先

    看了某些书刊，而后学习成绩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证明没有一个因素既

    影响到孩子看某种书，也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我知道有一个因素要影响

    到这两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长的抱怨不能成立。现在

    的孩子营养好，性成熟早，对性知识的需求比他们的父母要早。据我所

    知，这是造成普遍忧虑的一个原因。假如家长只给他们馒头和咸菜吃，倒可以解决问题(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来)。以上论述要说明的是，关

    于色情作品对青少年的腐蚀作用，公众从常识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和专家能做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倘非如此，专家就不成其为专家。

    当然，人们给所谓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仅是腐蚀青少年，而且是

    腐蚀社会。在这方面书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麦实验。一九

    六七年，丹麦开放了****(真正的****)作品，一九六九年开

    放了色情照片，规定色情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

    这项实验有了两项重要结果：其一是，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

    色情品，后来就不买或是很少买，以致在开禁几年后，所有的色情商店

    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而且只靠

    旅游者生存。本书作者对此的结论是：“人有多种兴趣，性只是其中的

    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人会把性当做自己

    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做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

    丹麦实验的第二个重大发现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

    大影响。猥亵儿童发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阴癖也有大幅度下降。

    暴力污辱罪(强奸、猥亵)也减少了，其他犯罪数量没有改变。这个例

    子说明色情作品的开放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笔者引述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什么，只是说明有此一事实而已。

    美国对色情作品的审查浪潮在二次大战后忽然退潮了。本书作者的

    观点是：这和美国从一个保守的、乡村为主的单一清教国家，转变成了

    多元的国家有关。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反共、排外的，社会掌握在

    道德警察手里；后来变成了一个都市化、工业化的社会，那种严格检查

    的背景就不存在了。这种说明对我们甚有意义，我们国家也是一个以乡

    村为主的国家。至于清教传统，我们没有过。清教徒认为人本性是恶

    的，必须加以限制。我们国家传统哲学认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

    少艾”的年龄，他就不再是好东西了。所以对于青春期以后的人，两边

    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本书作者给出了一个美国色情开放程度的时间表，在此列出，以备参考：

    早于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体或能引起这类联想的东西，包括掀

    起的衣裙、乳头的暗示，都属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色情杂志上出现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乳房的侧影；

    六十年代：出现乳头，《花花公子》杂志上出现女性阴部；

    七十年代：男性生殖器出现在《维瓦》和《花花女郎》杂志上，女

    性的阴唇出现在《阁楼》和《花花公子》杂志上。

    每当杂志走得更远时，审查员就大声疾呼，灾难就要降临，但是后

    来也没闹什么灾。所以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来了”那个孩子的窘境。

    《性社会学》这本书里把对影视出版的审查，看做一种性环境。这

    种审查的主要目标是色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内容的严肃作品在这里只是

    被“捎带”的。所谓严肃作品，在我看来应该是虽然写到了性，但不以写

    性为目的的作品。这其中包括了以艺术上完美为目标的文学、影视作

    品，社会学、人类学的专业书，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书。据我所知，这

    类作品有时会遇到些麻烦。从某种意义上讲，严肃的作家、影视从业人

    员也可以算作专家，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审查制度，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

    论呢？

    改革开放之初，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到中国来，访问了我国一批老

    一代作家。安格尔在会见时问：你们中国的作品里，怎么没有写性呢？

    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国一位年长的作家答道：我们中国人对此

    不感兴趣!这当然是骗洋鬼子的话，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骗，又问道：你们中国有好多小孩子，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句话的潜

    台词就是这些孩子不是你捏着鼻子、忍着恶心造出来的吧。当然，我们

    可以回答：我们就是像吃苦药那样做这件事!但是这样说话就等于承认

    我们都是伪君子。事实上性在中国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享受

    性生活的态度和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方面没必要装神弄鬼。既

    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讨论。严肃的文学不能回避它，社会学和人类学要

    研究它，艺术电影要表现它。这是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缘故。然而社会要

    在这方面限制它，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性环境，而是知识环境的问题

    了。

    《性社会学》这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国是怎样判决淫秽书的：起

    诉人从大部头书里摘出一段来，念给陪审员听，然后对他们说：难道你

    希望你们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吗？结果海明威、劳伦斯、乔伊斯就这样被

    禁掉了。我不知道我们国家里现在有没有像海明威那样伟大的作家，但

    我知道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为难以发表作品而苦恼。海明威能写出让起

    诉人满意的书吗？不能。

    我本人就是个作者。任何作者的书出版以后，会卖给谁他是不能够

    控制的。假如一位严肃作家写了性，尽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

    追求表达生活的真谛，也不能防止这书到了某个男孩子手里，起到手淫

    前性唤起的作用。故此社会对作家的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男孩子存

    在，所以你的书不能出。这不是太冤了吗？但我以为这样的事还不算

    冤，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比他还要冤。事实上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是

    不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

    我本人又是个读者，年登不惑，需要看专业书，并且喜欢看严肃的

    文学书，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个故事的《十日谈》、节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马克，还有一些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的

    书，不客气地说，出得完全是乌七八糟。前些日子买了一本福柯的《性

    史》，根本看不懂，现在正想办法找英文本来看。这种情形对我是一种

    极大的损害。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

    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

    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

    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

    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对我

    来说，书刊审查不是个性环境，而是个知识环境问题，对其他知识分子

    也是这样的。这一点是《性社会学》上没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头

    脑的美国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欧洲待着。后来希特勒把知识分子又都

    撵回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才有了科学发达、人文荟萃的时代。假如希特

    勒不在欧洲烧书、杀犹太人，我敢说现在美国和欧洲相比，依然是个土

    得掉渣的国家。我不敢说国内人才凋零是书刊检查之故，但是美国如果

    现在出了希特勒，我们国内的人才一定会多起来。假如说市场上有我需

    要的书，可能会不利于某些顽劣少年的成长的话，有利于少年成长的书

    也不适合于我们。这一点与意识形态无关。举例而言，《雷锋的故事》

    这样的书对青年有益，把它译成英文，也很适合西点军校的学员阅读，但是对于那些秃顶教授，就不那么适宜。再比方说，《罗兰小语》、琼

    瑶的小说，对美国high school的女生很适宜(可惜的是美国这类书已经

    很多了)，但是对于年过四旬，拿了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讲社会学的知

    识分子就不适宜，如果强要他们读的话，大概会感到有点恶心。这种人

    甚至会读Story of O ，虽然你问他时他不一定肯承认。有人会争辩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做牺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

    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

    能看。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

    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成人

    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

    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

    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而正如孙隆基在《中

    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指出的，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

    状态，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时期。也许，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

    史原因，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一种做法是继续保持童稚状态，一种做法是摆脱童稚状态，准备长大。

    相信前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杜撰的口

    号——无知即力量；相信后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

    就是力量。这“下一步”当然不是把日历翻过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

    应当是日历永远翻不到的明天。

    载于1993年第6期《读书》杂志。关于同性恋问题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几经波

    折，终于得到了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圆满的结果——发表了研究报告，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他们的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

    有一些显著的缺点，也有一些显著的优点。优点在于首次发现了在中国

    大陆也存在着广泛的男同性恋人群，并且存在着一种同性恋文化——我

    们说的文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指一个群体内全体成员共有的信

    息，具体来说，指关于同性恋活动场所、相互辨认的方式、绰号、圈子

    内的规范等知识。我们对这种文化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描述了其内

    容。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发现。

    这本书的缺点在于没有按统计学的要求来抽样，故而所得的结果不

    能做定量的推论。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性格外向的勇敢分子，他们只是

    全部同性恋者中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情形是他们转述的，所以由此得到

    的结论可能会多少有些偏差。

    一些人带有固定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知不知道有同性恋这件事，或者是否经历过同性恋行为，这种倾向始终存在。因为有了这种倾向，一旦他开始同性恋行为，就不能或者很难矫正过来。而没有这种倾向的

    人，可能会在青少年时期涉及同性恋活动，等到成年以后，却会发生变

    化，憎恶这种活动。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很可能是遗传的，或者说是先

    天的。但也有可能是在童年养成的——我们发现它和初次性经历有很大

    关系。一件有趣的事是，世界各地的人，不论其种族、文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带有这种倾向。我们说的同性恋者，就是指这样的人。

    现有的资料说明，终身的绝对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

    之十，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仅从我们发现同性恋人群的规模来

    看，肯定超过了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到底有多少，却无法确知。

    假如你有个孩子惯用左手，你可以禁止他用左手写字、用左手拿筷子，但是他的左手毕竟是较灵活的手。这种情形和同性恋的情形是一样的。

    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可能没有机会经历同性之间的性生活，但是他始

    终渴望这种性生活。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把这种现象当做自然现象来

    看，虽然它的形成过程可能与童年的生活环境这类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大中城市都有同性恋人群，他们在一些

    公共场所相互辨认、攀谈，找到自己中意的人后发生性关系。但是在这

    种场合活动的人，只是男同性恋者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在自己周围寻找

    性爱的对象。在后一种情形下，涉及到的人就不一定纯然是同性恋者。

    有些与常人无异的年轻人会在无意中同一位同性恋者交上朋友，加之本

    人尚未结婚，就很难说是完全自愿，也很难说是完全不自愿地参与了同

    性间的性生活。这说明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是不能仅仅从行为上区分

    的，真正的分界是看某人在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两种性生活方式中选择哪

    一种。我们说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是指终身

    的绝对同性恋者。只是偶尔(一两次或某段时间)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境

    遇型同性恋不计。除此之外，我们对同性恋者的生活、同性恋的原因以

    及同性恋者的价值观念等等做了研究和描述。这些在书里都写了，不再

    赘述。在此主要分析一下与同性恋有关的伦理问题，这是我们在书里没

    有谈到的。

    一个人的成长大体受到三种力量的左右：他父母的意愿、他的际

    遇、他本人的意愿。而一个人成为同性恋者不是因为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一种际遇。就算这是遗传决定的，一个人带有何

    种遗传因子，对他自己也是一种际遇吧。既然这不由他本人决定，同性

    恋就不是一种道德或者思想问题。我们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性恋者

    像其他人群一样有些负面的现象，比如喜新厌旧、对恋爱对象不忠诚、对妻子家人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倾向等等，这些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或者道

    德问题，有一些具体的人应当为此负责任。但不该让全体同性恋者为此

    负责。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长成一个同性恋者，包括同性恋者本人在

    内。这是因为同性恋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遇到比常人不利的成长环

    境。这种愿望无可非议，但是现在举不出什么可靠的方法可以防止孩子

    成为同性恋者。发现孩子有同性恋倾向，也没有可靠的办法矫正。

    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种说法，把同性恋称为“社会丑恶现

    象”，列入了应当根除之列。在惊愕之余，我们也感觉到一些人对我们

    的社会期望之高。假如我们这个社会是一片庄稼地的话，这些同志希望

    这里的苗整齐划一，不但没有杂草，而且每一棵苗都是一样的，这或许

    就是那位以同性恋为“丑恶现象”的人心目中的“美丽现象”吧。不幸的

    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某种意志的产物。这种现象的内

    容就包括：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性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性恋和

    异性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不是

    一种郑重的态度。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有些事原本就是某

    个样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我们都知道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们

    对同性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道德上

    比较清白无辜，同性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

    少有人同情，故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我们的好几位调查对象就曾受敲诈、遭殴打，事后也不敢声张。有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

    子骂哑巴扒绝户坟——现在可以给它加上一句：敲诈同性恋。打聋子缺

    德，是因为他不知你为何打他，也就不知该不该还手；骂哑巴缺德，是

    因为他还不了口；扒绝户坟缺德，是因为没有他的后人来找你算账；敲

    诈同性恋缺德，是因为他不敢报案。这四种行为全在同一水平线上。照

    我们的看法，这才是“丑恶现象”，应当加以根除。一个现象是否丑恶，应当由它的性质来决定，而不是由它是针对什么人来决定。

    国外不少社会学同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那些在社会中处

    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娼妓、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甚至与男性相比之

    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全体女性，帮助他们改善生存环境，改变于人于己有

    害的行为方式，以便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我们研究同性恋现象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但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使公众对这

    个社会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有所了解，并持一种更符合现代精神的科

    学态度。

    载于1994年第1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题为“关于中国男同性

    恋问题的初步研究”。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一九九二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

    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

    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一九九二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

    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

    恋的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

    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

    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

    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性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

    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地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

    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

    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

    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性恋的价值判断，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同性恋不道德，等等。因为我有不少同性恋者朋

    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

    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

    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

    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

    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

    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不管

    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性

    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乱。和不了解的

    人发生性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

    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性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就

    喜欢时常更换性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性乱是社会里的

    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性的人总能相

    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是和对艾滋病的关

    注紧密相联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的关联，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性

    的。国外近几年的情况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恋，它

    和其他性传播疾病一样，主要在社会的下层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

    这种病是怎么回事，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剩

    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病。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

    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倒以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

    流行，对于我国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有些人说：这种病是上帝对男同性恋者的惩罚。

    现在他们该失望了——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坏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些

    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

    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医者父母心”，一种人文的立场可

    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

    头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

    同性恋是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医学没有办法把同

    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者——我猜这是因为性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

    体——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