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pdf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1月10日

第1页

第4页

第20页

第23页

第35页

第58页

参见附件(986KB，70页)。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这是一本关于心理学相关的籍，通过阅读此书，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缓解内心焦灼的反应，帮助你走出合适自己的路。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内容提要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系统地阐述了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时刻处于各种矛盾与冲突之中，而ZUI主要的冲突就是我们都同时具有“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的冲动。这些冲动若协调不好，就会使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焦虑和神经症。本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作者资料

    卡伦·霍妮(1885—1952)，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主张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译者：

    美玉，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高等商学院(ESCP Europe)。拥有国际商务专业、欧洲商务专业双硕士学位。凤凰卫视字幕翻译，曾参与翻译《巴黎的故事》，翻译代表作《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目前主要从事供应链运营工作。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的特点

    1、易懂

    用通俗的语言做专业的心理分析，深入浅出，化繁为简，专业而不刻板，深入而不晦涩。

    2、例证丰富，有理有据

    以丰富的心理咨询实践经验为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逻辑清晰，结构明确。

    3、治愈

    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将你面临的焦虑娓妮道来，为你拨开笼罩在眼前的重重迷雾，直指恐惧、自卑、嫉妒、敏感、抑郁、强迫症、拖延症的根源，助你自治、自愈，重获内心平静。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主目录

    第一章神经官能症的文化与心理

    第二章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官能症的人格”

    第三章焦虑

    第四章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症候

    第六章被爱妄想综合征

    第七章被爱妄想综合征的进一步特征

    第八章获得爱的方式和对拒绝的敏感

    第九章性爱在被爱妄想综合征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十章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神经质竞争

    第十二章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神经质愧疚感

    第十四章神经质痛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第十五章文化与神经官能症

    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截图

    看法。

    根基上，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精神分析在未来的使命，让它成为一项理论、一种治疗方法，这是我的

    德预设的诱导、暗示中去。这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危险。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敬仰应建立在巩固他的理论

    的观点就属于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拘泥于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论学说容易使人在精神分析中陷入弗洛伊

    于讨论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并发现其表达的方式，以治疗的形式将这一过程转变为意识，那么我刚才所阐述

    在这里所呈现的就不算是精神分析；如果一个人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明确的思维倾向，用

    于个人对精神分析本质的认知。如果一个人认为精神分析完完全全就是弗洛伊德一系列理论的加总，那么

    由于我的很多解释偏离了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很多读者可能会问：这还是精神分析的问题吗？答案取决

    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引发的。

    虐狂问题、对感情变态性渴望的原因、病态性内疚的含义等，但这些都强调了神精性的人格倾向是在焦虑

    这种思维定向使许多有关神经机能症的基本问题有了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完全不同的问题，如受

    素的说法便会不堪一击。这些后天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应该是在已有的证据基础上结论的。

    当我们意识到文化环境对神经机能病的重要影响后，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神经官能症的根源是生理与心理因

    境，才能使这一经历对接下来的生活造成影响。

    的文化环境下，我们才能注意到母亲的专断跋扈或者“自我牺牲精神”，同时，也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环

    殊形式。举例来说，拥有一个专断跋扈或者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是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

    我们所生活的特殊文化环境相关。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赋予个人经历质感和色彩，且归根结底决定其特

    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临床心理障碍上时，便会发现神经机能病不仅是由偶然性的个人经历引起的，还与

    经历尽管对神经官能症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绝不是造成后期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后者冲突之间存在着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不像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所主张的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童年的

    种片面迷恋的方式放在童年经历上，强调后期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对早期的重复。我想要说明，童年经历与

    际问题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这一观点，但和很多精神分析学家不同，我并不认为应该将注意力以某

    建立的防御机制，这些内容是本书介绍的重点。从根本上说，神经官能症的发展来源于早期的经历，对实

    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尝试，个人现有的焦虑和为了对抗焦虑所

    神经官能症，而是集中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几乎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性格结构。

    行为的冲突、自身焦虑、与别人交往及个人生活中的痛苦与障碍。本书并没有考虑任何特例或特殊类型的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准确反映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neurotic) (1) ，展现实际推动他们产生某种

    序言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ISBN：9787514512564

    出版时间：2018-06-01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排版：辛萌哒

    作者：(美)卡伦·霍妮[著],美玉 [译]

    书名：如何化解内心的焦虑

    这些看法同样回答了其他可能出现的问题，即我的理论是不是阿德勒式理论。我的某些理论确实和阿德勒

    所强调的某些观点具有相似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阿德勒的理论还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如果在没有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做基础的情况下片面地去追

    求和探索，再具有创造性的心理学发现都会变得枯燥无味。

    由于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想要界定我在哪些方面认同或不认同其他心理分析学家的观点，所以我把本书争论

    的要点限定在与弗洛伊德有重大差异的方面。

    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是我在对神经官能症长期的心理学研究中获得的体会。为了提供我的学说所依据的理

    论，书中本应包括详尽的案例资料，但是这对于一本旨在概括性介绍神经官能症问题的书来说又显得过于

    冗长。另外，即使没有这些资料做理论支持，专家甚至外行人仍能检验本书所述结论的有效性。如果他是

    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那么他可以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及经验做比较，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拒绝或接

    受、修正或支持我的结论。

    本书语言平实，为了清楚起见，我尽可能避免过多地讨论细枝末节的问题。同样，专业术语也尽可能地避

    免了，因为过多的专业术语总会有替代清晰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很多读者，尤其是外行人来说，神经

    官能症的人格的问题不难理解，但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心理学问

    题都是极其复杂和微妙的。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他最好不要读这本书，以免因不能找到现

    有的理论模型而陷入困惑和失望中。

    这本书写给那些感兴趣的外行人，以及要职业性地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打交道而对所涉及问题非常熟悉的那

    类人。这些人中不仅有精神病学家，还有工人、教师以及那些认为精神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意

    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希望本书对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身也有某种意义。如果一个人在原则上

    并没有驳斥心理学思想是一种个人侵犯和强加物，那么与那些健康的同胞相比，依据以前所遭受的痛苦，人会对心理学的错综复杂有更加深刻及透彻的理解。不幸的是，了解人自身的处境并不会治愈其心理问

    题。所读的书会使人更轻易地了解别人，而不是自己。

    我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Elizabeth Todd)女士，对于那些需要表达感激之情的作

    家，我也会在书中有所提及。我要向弗洛伊德致以最大的谢意，因为他为我们如今的工作奠定了理论基

    础，提供了研究工具。同样还要感谢我的患者们，因为我现在对他们的所有了解都离不开双方的共同配

    合。

    (1) neurotic在本书译为神经官能症患者。neurosis常译作神经官能症、神经机能病、神经质的、神经过敏

    的等，在本书中会交替出现。——译者注(本书除特别标注为译者注外，其他情况均为原书注释)

    第一章

    神经官能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会很随意地使用“神经质”这个词，然而我们对于它所代表的意思并没有太清晰的概念。通常情

    况下，用这个词只不过是为了在表达对某种行为的不赞同时也炫耀一下自身的文化修养而已。我们以前会

    习惯性地说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现在则更倾向于用“神经质”这个词来代替。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个词

    的时候，却又毫无知觉地实际运用了某些标准来决定它的使用对象。

    首先，神经官能症患者在其行为举止上与一般人不同。例如，一个女生自甘平庸，拒绝接受更高的薪水，也不想在上司面前表现出众，我们会很轻易地认为这个人有点神经质；再例如，一个每周只赚三十美元的

    艺术家，原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赚得更高的收入，但他却选择用那微薄的收入来尽情享受生活，花费大把

    的时间和女人厮混或者沉溺于无聊的嗜好中。我们称这些人神经质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熟悉或者只熟悉

    想征服世界、超越他人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靠着生存基本收入过活的行为方式。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认为一个人是否神经质的标准在于他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这个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方

    式相吻合。如果上述那个没有竞争欲望的女孩(至少没有明显的竞争欲望)生活在普韦布洛印第安文化

    中，她会被视为完全正常。如果上述那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村庄或者墨西哥，他同样也会被认为

    是个正常人，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要满足完全必需的直接需求以外，其他想要赚更多钱或者发奋工作的想法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追溯到更远的古希腊，如果一个人在超过个人需求的情况下仍拼命工作的

    话，会被认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

    因此神经官能症这个词虽然源于医学术语，但是如今在使用中仍不能脱离其文化内涵。在对患者的文化背

    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其腿部骨折做出诊断，但是如果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认为自己能看到幻

    觉并对此深信不疑而断定他神经质 (1)

    ，那这时我们的想法就会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在印第安这些特殊的文

    化中，能产生幻觉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的天赋，是受神灵保佑的，所以拥有这一能力的人会被推崇。然而在

    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能够与已故的祖父畅谈数小时则会被认为有神经质或者精神异常，可这种与祖先

    们的沟通在印第安部落却是一种公认的模式。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提及已故亲属的名字会被认为是一种

    大不敬，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却再正常不过了 (2)。一个男人如果被一个月经期

    女性的做事方式吓坏，无疑会被认为有神经官能症，然而在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是司空见惯的。

    对正常与否的判断不仅和文化有关，而且在同一文化下的不同时期也会有所差别。例如，当今社会如果有

    女性因为发生过性关系而认为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不配拥有绅士的爱”，就会被怀疑有些神经质，至少

    在很多的社会阶层中是这样的；然而在四十多年以前，这种负罪感却是正常的。对于正常与否的观念同样

    会随着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在封建社会里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是出去打打猎或者外出征

    战，这会被认为是一种常态；然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若是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则毫无疑问地会被看成是不

    正常的。因性别不同而标准不同的事情同样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西方文化中的男性与女性被认为拥有不同

    的气质。当女人接近四十岁时，对衰老的恐惧被认为是正常的；而一个男人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因年岁而发

    愁则被认为是神经质的。

    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知道对正常与否的判断是存在不同标准的。我们知道中国人的

    饮食习惯与我们美国人的大不相同；爱斯基摩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也相去甚远；巫医的治疗方法与现代医

    生的也绝不相同。然而，不仅是习俗，欲望与情感也会引起这些差异，尽管人类学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法

    指出这些，但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 (3)

    正如萨丕尔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

    新发现“正常人”的内涵。 (4)

    每一种文化都有足够好的理由使人们相信自身的情感和欲望才是“人类本心”的正常表达。 (5)

    心理学也不例

    外。例如，弗洛伊德从观察中得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嫉妒的结论，并试图在生物学基础上为这一假想的一

    般现象找出依据。 (6)

    弗洛伊德同样假设每个人都会对谋杀产生罪恶感。 (7)

    然而每个人对杀人的态度千差万

    别，这是无可争论的。正如彼得·弗洛伊琴(Peter Freuchen)所说，爱斯基摩人不会觉得杀人者要受到惩

    罚。 (8)

    在很多原始部落里，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所带来的伤害会以某种替代来加以补偿。在一些文化中，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可以通过收养凶手来代替儿子而得到安慰。 (9)

    更进一步地利用人类学上的发现，不难看出我们对人类本性的认知是极其幼稚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手足相争、爱情与性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本性的固有倾向。我们对于正常的理解是基于特定的行为准则或某

    一特定群体强加给成员的感受，但是这一标准会随着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对心理学的深思熟虑，相比只凭借第一印象来说意义深远，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会对心理学的万能性产

    生怀疑。从我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似处来看，并不能得出二者拥有相同动机的结论，而认为一项新的

    心理学发现揭示了人类本性的普遍倾向也不再有效。所有的这些结果都印证了某些社会学家反复强调的观

    点：不存在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局限性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人类学的基本内涵就是，我们的情感与态度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会受所处环境中不可分割且相互交织着的文化与个人因素的影响。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能

    很好地了解所处的生活环境，就有可能更深刻地了解正常情感和态度的特性。也正因为神经质是对正常行

    为方式的偏离(deviation)，所以我们才能对其有更好的了解。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做就意味着要追随弗洛伊德的思想，而呈现给世人的这一思想至今很少有人能达到

    这样的理解高度。虽然在理论上，弗洛伊德将人类的怪癖归结为生物本能性的驱动，但同时他在理论上以

    及更多的实践中强调，只有了解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童年期间的重大影响，才有可能理解他的神经

    质。在既定的文化环境下，将同样的原则运用到正常的和病态的人格结构问题上，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了解

    了特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才能理解这些人格结构。 (10)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做又意味着我们必须迈出坚定的一步来超越弗洛伊德，而这一步只有建立在弗洛伊

    德具有启发性发现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功。尽管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思想远远领先于他所生活的时

    代；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格外强调的心理特性的生物起源却深受那个时代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他假设

    我们的文化中经常出现的本能驱动力或者目标关系就是由生物性所决定的“人类本性”，或者来自种种无法

    改变的情况，如生物学上特定的“前生殖器”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等。

    弗洛伊德对于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错误性的一般结论，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理解态度与行动

    产生的真正因素。我认为正是这种忽视才使心理学分析(由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亦步亦趋)看似潜力无限

    却陷入了理论深奥难懂、术语模糊不清的盲区。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神经官能症是正常状态的偏离。这一标准虽不充分但是非常重要。人们可能偏离正常

    的行为方式，却不一定患有神经官能症。上述提及的那个拒绝投入超过生活必需所用时间来赚钱的艺术

    家，可能患有神经官能症，但是也可能仅仅是明智地不想让自己卷入争名逐利的竞争中而已。另外，很多

    人从表面上看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前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却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这些情况下，心理学

    或者医学的观点就非常必要了。

    奇怪的是，从这种观点来看，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引发了神经质。无论如何，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很

    难找出所有神经质的共性。我们当然不能将症状作为判断的标准，例如惊恐不安、抑郁沮丧、机能性身体

    失调，因为这些症状可能并不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抑制作用却会经常发生——原因会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详

    细讨论，但是它们可能太微妙或者说隐蔽性很高，而不易被表面性的观察所发现。如果只是依据表面观察

    到的现象来判断人际关系的反常，包括性关系的反常，可能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现象虽然不会消失，但是非常不好观察。然而，不具备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也能够发现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具有的两个特点：

    行为方式相当固执，以及潜能与其实际成就脱节。

    这两种特征都需要做进一步解读，这里的反应固执指的是缺乏能让我们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举例来说，一

    个正常人会怀疑他感觉到的或看到的东西；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则会没有任何理由地在不管自身是否真正意

    识到的情况下产生疑虑。一个正常人是可以分辨出由衷的夸赞和敷衍性的奉承；神经官能症患者则很难进

    行区分，甚至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恭维都表示怀疑。正常人会因不正当的欺骗而气愤，而神经官能症患者

    则会对任何溢美之词都表现出憎恶，即使他意识到这些好话对自己有利。正常人有时候会为一件重大的、艰巨的事情举棋不定；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无法对任何事情做出决定。

    固执只有在偏离了文化模式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神经质的表现。在西方文明中，很大一部分农民会对新奇的

    事物持怀疑态度，而市井人家对斤斤计较这种事乐此不疲，也是正常表现。

    同样，一个人的潜力与生活中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可能仅仅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但是如果在具备天赋，且外部条件同样有利于个人发展时仍无所作为；或者拥有一切使自己幸福的条件，却仍然不能享受其中；

    再或者，尽管一个女人已经十分美丽了，但仍感觉不能吸引男人，那么这就可能是神经质的表现了。换言

    之，神经官能症患者感觉自己就是个绊脚石。

    撇开表面现象去探究产生神经官能症的各种活跃因素，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一个共同

    的基本因素，那就是焦虑及为了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系统。这种焦虑像神经系统结构一样复杂，是

    促使神经官能症产生并维持其运作的动力。这一言论的具体含义会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详细讲述，在此就不

    再举例赘述。但即使假设性地接受了这一基本原则，也仍需要对其进行详细说明。

    这种说法显然太宽泛。焦虑或者恐惧——我们暂时交替使用这两个词，是无处不在的，为与其对抗而建立

    起来的防御机制也是如此。这些行为不单单是人类具有的，就像动物因遭遇某种危险而受到惊吓，要么会

    反击要么会逃之夭夭一样，我们在面临同样的处境时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如果我们因为害怕遭雷击而在

    屋顶安置避雷针；因为害怕遭遇意外事故而购买保险，那么恐惧与防御就完全体现了出来。它们在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形式，也有可能被制度化。例如，为了防止中邪而佩戴护身符；惧怕死者作祟而谨

    慎地选择墓地地址；由于害怕女人经期会招致灾祸而制定禁忌来减免接触。

    这些相似性很容易诱导人们犯逻辑上的错误，如果恐惧和防御是神经官能症的基本因素，那为什么不把用

    于抵抗恐惧的制度化防御系统称为“文化的”神经官能症呢？事实上，这一推理的谬误就在于尽管其中一种

    因素是相同的，但是两种现象并非完全一致。人们不能因为房子的建造材料是石头，就把房子称为石头。

    那么，造成神经官能症患者出现病态的恐惧与防御的根本特征又是什么？是不是因为神经官能症式的恐惧是假想的恐惧？不是的，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对死人的恐惧是假想的恐惧，但是这两种不同情况会让我们在

    对其缺乏一定了解的情况下陷入困惑的陷阱。难道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恐惧吗？不是，因为在最原始的认知中，人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害怕死人。这种区别显然和自觉及理性的程度没有什

    么关系，而是存在于以下两种因素中。

    首先，每一种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环境都会产生某种恐惧。不管这种恐惧是怎么产生的，它们可能会由外部

    危险(自然和敌人)、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压抑、不公平对待、强制性屈服、沮丧而引起的仇恨)、文

    化传统(对鬼神或触犯禁忌的传统性恐惧)引起。不同的个体或多或少会遭受这些恐惧，但是从整体上来

    说，这些恐惧都是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下强加给每个人的，无一人能够幸免。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但具

    有所有人都有的恐惧，而且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普通的生活环境交织在一起)使他产生了因从质与量

    中偏离了文化模式而带来的恐惧。

    其次，这些存在于既定文化下的恐惧通常会由于保护性措施(如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消失。与神

    经官能症患者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不同，这样的防御体系以一种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处理恐惧。所以，尽管

    正常人不得不受到所处文化环境中恐惧和防御的影响，但是整体上还是能够挖掘其自身潜力，享受生活带

    来的美好。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抓住文化环境所能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痛苦，不

    会比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的痛苦更多，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总会遭受多于常人的痛苦。他们总会为

    了防御活动付出更高的代价，活力与人格拓展会受到损伤，或者具体一点来说，获得成就与享受生活的能

    力受到了损害，最终导致了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差距与脱节。我之所以没有在讨论从外部观察可以得到的所

    有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特点时提到这一事实，是因为刚才所说的不一定具有可观察性，甚至或许连神经官能

    症患者自身都不清楚自己所遭受的事情。

    谈到恐惧与自身防御的时候，恐怕很多读者会对我针对什么是神经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所做出的拓展讨

    论感到不耐烦。为了替我自己辩护，我会指出心理学现象往往都是错综复杂的，即使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

    问题，也永远不会有太简单的答案。我们在本书一开始所遇到的困境也不例外，无论我们想要解决什么问

    题，这一困境还将贯穿整本书的内容。描述神经质的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单纯用心理学或社会学工具都得不

    到满意的答案，所以我们要交替使用。正如我们之前做的那样，先使用第一个，然后使用第二个。如果我

    们仅仅从动力学及心理结构的角度来考察神经官能症患者，我们就必须虚构一个并不存在的正常人。一旦

    我们跨越了本国或拥有与本国相似文化的国家，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如果仅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神经官能症是对大家所认同的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行为方式的偏离，我们就会极大地忽略掉已知的神经

    官能症患者的心理特征。任何一个流派或国家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认同这一结论，但之前他们又经常会用

    这种方式来诊断神经官能症患者。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考虑到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外部表现与

    内心动态过程的偏离，认为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主要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总体而

    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恐惧和防御是导致神经质疾病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也只有满足了其在质与量上均偏

    离了同一文化背景下模式化了的恐惧和防御这一条件，才会构成病态的神经官能症。

    我们还要沿着这一方向做更深入的研究。神经官能症患者还有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内心的矛盾冲突倾

    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患者是不知道自身存在这种倾向的，因此会不自觉地采取妥协的处理方法。这种

    特征正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神经官能症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这种要素会有多种不同的形式。这一冲突区

    别于文化背景下普遍存在的冲突，既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容，也不在于它们本质上的无意识——这两方面可

    能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冲突是完全一致的，而是由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冲突要更尖锐、更严

    重、更突出。神经官能症患者企图采取妥协的解决办法——姑且归为神经质，这些解决办法较一般个体所

    采取的办法更难以让人满意，并且实施起来会以整个人格的损伤为代价。

    再次审视所有的思考，我们仍不能给神经质下一个完美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描述：神经质是一种心

    理紊乱，它由恐惧及对抗恐惧的防御系统引起，在试图为消除这种矛盾倾向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时产生。

    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们建议在偏离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普遍模式时再将这种紊乱称作神经质。

    (1) 参看斯卡德尔·梅基尔：《诊断与文化》，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30卷(1935

    年)，第292—300页。

    (2) 参看奥普勒尔：《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矛盾情感的解释》，载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卷

    (1936年)，第82—116页。(3) 参看人类学资料中相关的精彩阐述，见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本尼迪克特

    的《文化模式》，以及阿洛威尔即将出版的《人种学工作者心理学手册》。

    (4) 参看爱德华·萨丕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于《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27卷

    (1923年)，第229—242页。

    (5) 参看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6) 在论文《两性间由生理结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心理后果》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他认为

    生理机构上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会使每一个女孩嫉妒男孩所拥有的阴茎。之后，她希望拥有阴茎的愿望就

    会转变成拥有具有阴茎的男人。之后，她开始嫉妒其他女人，嫉妒她们与男人的关系——准确一点说，嫉

    妒她们拥有男人，就像她最初嫉妒男孩拥有阴茎一样。在做出这一结论的时候，弗洛伊德屈服于那个时代

    的压力：通过对一种文化区域做出的观察，来对全部人类的人性做出概括性的诊断。 人类学家不会

    质疑弗洛伊德的观察，但他会认为这是对某一特定时间、特定文化中一类人群的观察。然后，他会通过人

    类对待嫉妒的态度上存在的千差万别来对弗洛伊德一般性结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在一些文化中，有些男

    人比女人更容易产生嫉妒的情感；在另外一些文化中，男人和女人都缺乏个人嫉妒；在有些文化中，男人

    与女人都极其容易嫉妒。基于这些实际存在的差异，他会反对弗洛伊德(或事实上是任何人的)把自己的

    观察建立在性别的解剖学差异上。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去调查生活环境的差异及这对于男人或女人嫉妒

    心发展影响的必要性。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必要去追问弗洛伊德：适用于我们文化背景下的神经质

    女性的，是否对这一文化中的正常女性也适用呢？我们必须提出这一问题，因为那些每天必须与精神病患

    者打交道的精神分析学家正越来越无视这一事实，即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正常人。我们还必须追问：对

    异性产生嫉妒心和占有欲的心理条件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使男女嫉妒的发展有所不同的生活环境差异

    是什么？

    (7) 参看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8) 参看彼得·弗洛伊琴：《北极探险记与爱斯基摩人》。

    (9) 参看罗伯特·布利弗奥特：《母亲们》。

    (10) 许多作家都曾认识到文化因素对心理状况的重要影响。弗洛姆的《基督教教义的形成》[载于《意

    象》杂志，第16卷(1930年)，第307—373页]在德语心理学文献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这种研究方法。后来

    其观点被其他人接受并继承，如威廉·赖希、奥托·芬尼切尔。在美国，沙利文第一个意识到文化因素对神经

    官能症影响的重要性，其他持相同观点的美国精神病专家还有阿道夫·迈耶尔、威廉·A.怀特、威廉·A.赫利

    和奥古斯塔·布朗纳。近些年，很多心理学家诸如F.亚历山大和A.赫利尔纳德，开始对心理学问题中的文化

    内容感兴趣。社会学家中持有此观点的主要有H.D.拉斯维尔和约翰·多拉尔德。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官能症的人格”

    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官能症对人格的影响方式上，那么研究的范围就局限在两个方向上。首

    先，神经质也会发生在那些人格完整而未受损伤的个体上，这是对充满冲突的外界环境的反应方式。在讨

    论了某些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后，我们将回过头来简单思考一下这些简单的情景神经官能症 (1)

    结构。由于

    它并没有揭示神经质人格，而且仅仅是暂时对外界特定的困难情景缺乏适应能力，所以我们不会在此赘

    述。本书讲到的神经质主要是指性格神经官能症(character neuroses)，尽管它的症状与情景神经官能症基

    本相似，但它主要是由性格变态造成的紊乱。 (2)

    这是一种潜在的慢性过程，始于童年时期，渐渐地，或多

    或少、或强或弱地成为人格的一部分。性格神经官能症从表面上看也是由实际情景的冲突引起的，但是仔

    细搜集病史就会发现，困难型人格特征早在令人困惑的情景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暂时的困境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之前存在的人格障碍所造成的。此外，正常人在处于某一生活情景时并不会产生冲突，而神经

    官能症患者却会对此产生神经性反应。情景的存在仅仅是揭示了早已存在的神经官能症。

    其次，我们不会对神经官能症的症状特别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身的性格紊乱上。因为人格变

    态会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不断产生，而临床上的症状则可能会变化或者完全缺失。同样，从文化的角度

    来说，性格结构也比症状更重要，因为影响了人的行为的是性格而不是症状。在知晓了神经官能症结构之后，就会意识到对症状的治疗并不一定是对神经官能症的治疗。总体来说，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将兴趣点和

    注意力转移到了人格变态而不是症状上。形象地说，神经官能症并不是火山本身而是火山的爆发，引发疾

    病的冲突正像火山一样深深地隐藏在个体之中，连其自身都未曾发觉。

    产生的局限性会让我们有这样的疑问：如今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共性是否已经重要到被称为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神经质人格的特征呢？

    对于会伴随着不同类型的神经质出现的性格变态，我们会对其差异性感到惊讶，而不会注意其相似性。例

    如，癔症型人格与强迫症人格就明显不同。然而，引起我们注意的这种不同是由机制上的差异产生的，或

    者更通俗一点说，这种不同是两种紊乱反应在自身方式上的差异及解决方法上的不同。例如，癔症型人格

    障碍会有强烈的投射倾向，而强迫症人格则容易把冲突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另外，我们所谓的共

    性并不在于冲突的表现方式或者产生方式，而在于冲突的内容本身。更确切地说，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并

    不在于先天性促使紊乱发生的经验，而在于实际导致病人失常的那些冲突。

    为了阐明其动力及不同分支，有必要在此做一个前提假设。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的精神分析学家都重点强调

    了这样一个原则，即精神分析的任务在于揭示冲动性的性欲根源(如在特定的性感区)或者发现一种反复

    重演的婴儿模式。尽管我认为，不追溯到患者的童年环境是很难对神经官能症有完整的了解的，但是倘若

    基因方法被片面地使用，不但不会澄清问题，反而会让人更加困惑。因为它会令我们忽视实际存在的种种

    无意识的倾向、它们的功能以及和其他现存倾向的相互影响，例如冲动、恐惧和保护性措施。基因的理解

    只有在对功能性的理解有帮助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一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和兴趣，以及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属于不同神经质类型的最具

    变化性的人格类型分析中，我发现动力中心冲突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实质上是相似的 (3)。我在

    神经分析领域的这些实践经验，已经通过对正常人及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观察而得到证实。在神经官能

    症患者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困扰，如果剔除掉它们通常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代的文

    化背景下，同困扰正常人的问题相比，困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问题仅仅是在数量上存在不同而已。我们大

    多数人需要面临竞争问题，会恐惧失败，有情感上的孤独，对他人和对自己不信任，光这些问题就不单单

    会发生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

    一般来说，某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去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问题是由存在于该文

    化环境下的特殊生活条件所造成的。由于在其他文化中的推动力和冲突与我们的是不同的，因此所展现出

    的这些问题不能说是“人性”的共同问题。

    因此在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官能症的人格时，不仅指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同时

    还要说明这种基本共同点是由我们这个时代与文化中的各种困境所造成的。稍后，我会就我对社会学的认

    识，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困境造成了我们所说的神经冲突。

    关于文化和神经质关系的前提假设的有效性，应该通过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共同努力来验证。精神

    病学家不仅要研究神经官能症在特定文化下的表现，例如从形式的标准去研究神经官能症的发生率、严重

    性和不同的类型，还要从隐藏于其中的基本冲突来进行研究。人类学家应该从一种文化结构给个人造成了

    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困境方面去研究同一种文化。所有这些基本冲突中的一个共同的外在表现方式，就是它

    们对表面观察持有相似的态度。这里的表面观察是指在不借助心理分析技术的情况下，对自己熟知的人，如自身、朋友、家庭成员或者同事进行观察。现在，我要对这种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观察做一个简要

    的剖析。

    这些可以观察得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1)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2)自身评估的态度；(3)

    自我肯定的态度；(4)攻击性；(5)性欲。

    关于第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神经官能症人群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过度地依赖他人的认可和情感。我们都

    想得到他人的喜爱和赞赏，而对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对情感和他人认可的依赖性与那些人在他生活中的

    真实重要性极不相称。尽管每个人都渴望自己喜欢的人同样爱着自己，但是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不

    管他是否真的关心那个人或者对当事人来说评论是否有意义，他们对赞赏和情感都有一种不加分辨的饥

    渴。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知晓这种无穷的渴望，当期盼的注意力并没有随之而来的时候，这种渴望会

    在敏感性中悄悄地显现出来。例如，如果某人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很久没有电话往来，甚至是在某些观

    点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很受伤，内心的敏感会以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他们在爱人的愿望与感受和给予爱的能力方面又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他们对于自身愿望的过分

    需要会导致欠缺对他人的体谅与关怀。这种矛盾并不是总能在表面上看出来的。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会

    特别渴望、特别体贴地去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地察觉到他的行为具有强迫性，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热情。

    从表面观察中可以看出，神经官能症患者具有的第二个特点是因缺乏安全感而依赖他人。自卑和信心不足

    常被当作缺乏安全感的标志。它们可以通过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感觉自己缺乏能力、愚蠢、魅力不

    足，而这种想法根本没有现实依据。一些智力超群的人会认为自己很愚蠢，美艳绝伦的女人却认为自己缺

    乏魅力。这种自卑感会以抱怨或者担忧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将莫须有的缺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而

    在上面花费大把心思。另外，这种自卑感也会通过自我夸张式的补偿性需要来进行掩盖，表现出一种爱炫

    耀的癖好，用我们文化中能够赢得他人尊重的东西来吸引眼球，比如金钱、名画、古董、美女、与名流的

    交往、旅行或渊博的知识。这些倾向会非此即彼地表现出来，但是在更普遍的情况下两种倾向会同时出

    现。

    第三种是对自我肯定的态度，包含着明显的压抑倾向。我所说的自我肯定是指对自身言论或者行为的肯

    定，言下之意是其中并不包含不正当的欲望和追求。在这一方面，神经官能症患者会表现出大量的压抑倾

    向。他们压抑自己不去表达真实的想法和需要；不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去表达观点、发表评论或者

    命令他人；不去选择想要交往的人；不与他人做朋友，诸如此类。

    这些压抑还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坚持自己的立场，神经官能症患者在面对攻击时通常没有能力为自己辩

    护，或者在不愿意听从他人意见时也不会拒绝。例如，他们在女销售员想要兜售给他们本不需要的东西时

    不知如何回绝，或者遇到邀请他去参加聚会的人，遇到一个想要和他做爱的女人或男人时都不知该如何表

    示反对。最终，在明确了解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上也存在着压抑，即不能做出决定，没有自己的观点，不

    敢表达哪怕是关乎自身利益的想法，这些愿望往往被隐藏了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私人记账簿上将“电

    影”放在“教育”这一栏内，将“喝酒”放在“健康”一栏内。最后，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缺乏规划的能力 (4)

    ，不管是规划一次旅行还是对生活的整体规划，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会放任自己随波逐流，对生活究竟期

    待着什么也没有清楚的概念。即使在重大事情上也是如此，例如在选择职业和婚姻上。他们被一种病态的

    恐惧所驱动，正如我们看到有些人因为害怕贫穷会拼命敛财，害怕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而无休止地卷入情感

    追逐的漩涡。

    第四种是关于攻击性的态度。和自我肯定的态度对比而言，攻击性的态度在这里指的是反对、攻击、贬

    低、侵犯他人，或者任何具有敌对行为的形式。这种紊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喜欢进攻、支配、挑剔他人，喜欢指挥、欺骗，或者寻找别人的过错。具有这种心态的人偶尔能够意识到自己有些攻击倾

    向，但在更多的时候，尽管事实上他们已经咄咄逼人，极具侵犯性，自己却对此浑然不知，并主观地认为

    他们只是在真诚地表达一个观点，甚至是谦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然而，在有些人身上，这些紊乱却以相

    反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表面上容易受欺骗，被统治，受人责备，受欺辱。同样，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

    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并悲观地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欺压他们，亏待他们。

    第五种是性生活方面的怪癖表现，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对性的强迫性需要和性压抑。性压抑可能出现在达到

    性满足之前的任何阶段，表现为禁止自己接触异性，禁止求爱，对自身性功能和性欢愉方面的反感。我们

    在前面描述过的怪癖行为都会出现在性心态中。

    或许我们还应该对上述态度做出更详尽的描述。然而，接下来我会回过头来对此一一加以讨论，现在过多

    的论述可能并不会对我们的理解起到太大的帮助，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态度，我们需要了解它们产生的动

    态过程。当知道了这些潜在的动态过程，我们才会发现这些态度虽然表面看上去是毫不相干的，但实际上

    却是相互关联的。

    (1) 情景神经官能症与舒尔茨所说的外源性神经质基本一致。

    (2) 弗兰茨·亚历山大曾建议把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官能症称作性格神经官能症。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

    合理，因为通常情况下，症状的表现与否其实与神经官能症的性质完全没有关系。

    (3) 将重点放在相似性上并不完全意味着忽视为了描述神经质的特殊类型而做出的科学努力。相反，我完

    全相信精神病理学在对心理紊乱的限制性描述、起源、特殊结构和奇特的表现形式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4) 《命运和神经衰弱》(SchicksalundNeurose)的作者亨克·舒尔茨是为数不多的足够重视这一观

    点的精神分析作家之一。

    第三章

    焦虑

    在详细讨论当代神经官能症之前，我要先拾起第一章丢下的话题，详细阐明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含义。这

    样做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焦虑是神经官能症的主要活跃症状，是我们一直都要面对

    的问题。

    我之前曾把焦虑用作恐惧的近义词，二者的亲近关系可见一斑。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我们在面对危险

    时所做出的情感反应，都会伴随着种种生理反应，例如颤抖、出冷汗、心跳加剧，这种生理反应可能会非

    常强烈，从而导致突发的、强烈的恐惧，严重者甚至可能死亡。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当小孩患丘疹或者轻微感冒的时候，母亲会担心孩子死掉，我们把这种情况叫作焦虑；若孩子确实患了非

    常严重的疾病，此时母亲的担心就是恐惧。当一个人一站到高处内心就害怕或者一讨论自己非常了解的话

    题就害怕时，我们称这种反应为焦虑；如果一个人在暴风雨的夜晚迷失在深山老林中，这时我们把这种害

    怕叫作恐惧。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有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是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危险时的恰

    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是面对危险，甚至是想象中的危险的过度反应。 (1)

    然而这一区别却存在着不足之处，即要判断这一反应是否恰当取决于特定文化下的一般常识水平。但是，即使常识中认定某一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会毫不费力地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

    由。事实上，如果告诉神经官能症患者他害怕被神经错乱的暴徒袭击只是一种精神焦虑的话，我们就将陷

    入无休止的争论中。他会指出这种恐惧是会实际发生的，并且还会讲出发生过的真实案例。如果有人认为

    原始人的某些恐惧性反应与实际危险是不相称的，他们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个认为吃某些

    动物是会触犯禁忌的原始人无意间误吃了该动物，那他一定会吓得不得了。作为局外人，你可能会认为那

    是一种不恰当的反应，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迷信；但是在知道了部落信仰中关于这些禁忌的内容之后，你才

    会意识到这种情景的发生，对原始人来说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意味着捕猎或打鱼的领地可能会遭到污

    染，或者有即将遭遇疾病的危险。

    然而，这种原始部落中的焦虑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所说的精神性的焦虑还有所不同。和原始部

    落不同的是，精神性焦虑的内容和大家的共识并不一致。一旦这一焦虑的内涵被理解了，那么认为是不恰

    当行为的这种想法就会消失。例如，有些人对死亡有种无法驱散的恐惧；但另一方面，由于所经受的痛

    苦，他们又会对死亡有种隐秘的渴望。对于死亡的各种恐惧，加上对死亡的期盼性思考，会使他们对眼前

    的危险产生很强烈的恐惧。如果我们知道那些使人感觉无助而只能对死亡产生焦虑的因素后，我们只能说

    这是一种理由很充分的反应。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人们站在悬崖边上，或者高楼的窗户旁，或者

    高桥上时，会产生恐惧。同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不太适当的反应。但是当这种情景发生在他们面前，或内心被扰动的时候，一种对生存的渴望与因为种种原因想要从高处跳下去的冲动就会产生矛盾，而这种

    冲突就会导致焦虑出现。

    所有这些思考都在暗示我们，定义需要做出一定的修改。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正当反应，但是在恐惧

    的情况下，危险是看得见的、客观的，而焦虑则具有隐蔽性和主观性，也就是说焦虑的强度和这一情景对

    人所具有的意义存在正比例关系，至于他为什么会如此焦虑，可能连他本人都毫不知情。

    区分恐惧和焦虑的现实意义就是想要说明，企图通过说服的方法帮助神经官能症患者摆脱焦虑是无用的。

    他的焦虑并不是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景时产生的，而是源于内心感受到的处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

    也只能是找出某些情景对他所具有的意义。

    当已经明确了焦虑对我们而言是什么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找出它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一

    般人极少会意识到焦虑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通常只记得童年时的焦虑，记得曾做过一两个焦虑的

    梦，曾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情境里异常地焦虑，例如，要和一位显赫人物说话之前，或者在考试前。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得到的信息绝不是一致的。一些患者能完全感受到自己身处焦虑

    之中，焦虑的方式却各种各样，可能是广泛性焦虑(diffused anxiety)，以焦虑症的形式出现；也可能伴随

    着一定情景或者活动发生，例如，身处高处、街道或公共场所；还可能会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精神

    失常，担心患癌症，担心吞下什么异物，等等。另外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意识到他们有时候会产生焦虑，有时候有激发这种焦虑的外在条件，有时候则没有；但不管怎样，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十分重要。

    最后，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仅仅会意识到自己情绪低落、自卑、性生活紊乱，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完

    全意识不到自己曾有过任何焦虑。然而，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他们最初的陈述是不正确的。在对这些人进行

    分析时，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埋藏在表面下的焦虑和第一组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精神分析使这

    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意识到他们之前所具有的焦虑情绪，并使他们回忆起一些令人忧心忡忡的噩梦和生活情

    境。但是他们对于焦虑的认识并没有超过正常的水平。这意味着有些焦虑是实际存在的，而我们对此却一

    无所知。

    这样讲并没有完全揭示这一问题的全部意义。它只是更复杂的问题中的一部分。我们能够感知爱、愤怒和

    怀疑，但这种感受又是短暂的，很难进入人的意识中，并且会被轻易地抛于脑后。这种感受可能真的是不

    相关的、易逝的，但是在这之后却可能蕴藏着强大的推动力。对感觉的自知程度并不意味着这种感受的强

    度和重要性。 (2)

    这意味着人们不仅仅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产生焦虑，并且这种焦虑还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

    决定因素，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事实上，我们看起来似乎是在竭尽全力地逃避焦虑或者避免去感受它。其中有很多理由，最常见的解释就

    是强烈的焦虑是最折磨人的。一个经受过强烈焦虑的患者会告诉你，他宁可去死也不想再经历这样的折

    磨。此外，隐藏在焦虑中的某些因素可能对个体来说格外地难以忍受，无助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人在面对

    巨大危险的时候会神经兴奋、充满斗志，但是事实上身处焦虑中的人们是绝望无助的。对于那些把权力、地位、主导权看作最高理想的人们来说，无助是格外难以忍受的。他们因为感受到自己的行为与理想状态

    不相称而心生憎恶，就好像它证明了自己的软弱和怯懦。

    焦虑中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让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更加

    难以忍受的。那些默默发现自己正在被非理性的异己力量慢慢吞噬的人，以及那些无意间将自己训练成严

    格遵守理性控制的人，是不会下意识地去容忍非理性的因素的。除了包含个人动机之外，后者的反应还受

    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文化环境对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施加了大量的压力，并将非理性或看上去非理性

    的行为视作低级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与此有一点关联。通过它的非理性，焦虑向我们传达了一种

    含蓄的劝诫，即我们身体内部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对身体进行彻底的检修，现在潜意识里已经将其看成是

    一种挑战，但不管承认与否，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挑战。甚至说，我们最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

    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然而，一个人越是感觉自己深陷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中时，越会感

    到无助，越会坚持自己的错觉，认为自己说的是对的，认为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完美的，越是本能性地

    拒绝接受、拒绝承认自身出现了问题，需要做出改变——即使它只是间接、含蓄的暗示。

    在我们的文化中，避免焦虑有四种主要方式：理性对待；否认焦虑的存在；麻痹自己；避免能够产生焦虑

    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

    第一种将焦虑理性化的方法是用来逃避责任的最好借口。它的实质在于将焦虑转化成一种理性的恐惧。如

    果这种转化的心理学价值被忽视了，那么可以想象这种转变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变化。过度焦虑的母亲实际

    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子女，不管她是否承认或者是否将这种焦虑解读为正当的恐惧。然而，人们可以做无

    数次这样的实验，即告诉一位母亲她的反应不是一种理性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并暗示她这种焦虑与现存

    危险并不相适，其中包含了个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她会驳斥这种暗示，并且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错

    了。玛丽难道不是在襁褓时期就感染了这种传染病吗？约尼在爬树的时候没有摔断腿吗？难道最近没有人

    用糖果来诱导小孩子吗？难道她的这种行为不是完全出于爱和责任吗？ (3)

    任何时候，当我们遇到有人为非理性态度做出非常强烈的辩护时，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认识到受到辩护的态

    度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一个母亲并不会为她的这种情绪做无助的祈祷，而是会积极地做些事情来改

    变现状。她不仅不会承认错误，而且还会为自己的高标准而感到骄傲；不会承认自己的态度中包含了非理

    性元素，而会认为它完全理性和合理；不会看到并接受一个使自己发生改变的挑战，而会将责任转嫁给外

    界社会，以此来逃避面对自己的真正动机。当然，她必须要承受无法摆脱的烦恼作为换取暂时性优势的代

    价。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们也要付出代价。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归根结底是她根本不想去意识到这些，因为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幻觉：她不能改变自己，但又想设法取得这一改变能带来的所有好处。

    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坚持认为焦虑是一种理性恐惧的观点。不管它的内容是关于分娩的恐惧，还是疾病的

    恐惧，或是害怕饮食失调，害怕天灾人祸，害怕穷困潦倒。

    第二种逃避焦虑的办法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焦虑的存在，将其排除在意识

    之外，并没有真正地解除焦虑。这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伴随恐惧和焦虑而产生的症状，如战栗、出汗、心

    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并且在精神层面上会表现出烦躁不安、易冲动或呆若木鸡。当我们

    害怕并意识到自己害怕的时候，就会有这些感受和生理现象。同样，这些感受和生理反应可能也是缘于一

    种被压抑的现存焦虑。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对自身情况的认识只是一些外在表现，如在某些情况下会频

    繁小便，在火车上晕眩呕吐，有时夜间盗汗，而通常情况下发生这些都没有任何生理缘由。

    然而，人们也会在意识里否认焦虑的存在，这是一种企图在意识上征服焦虑的表现。这和通常情况下发生

    的事情很相像，即企图通过不顾一切地忽视恐惧来消除它。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士兵受到克服恐惧的冲动驱

    使，做出了英勇的行为。

    神经官能症患者同样也会下意识地去克服焦虑。例如，一个担心自己被抢劫，深受焦虑折磨的女孩，会在

    青春期到来之前下意识地决定忽视焦虑。她会一个人睡在阁楼里，独自在阴森、空荡的房间里走动。她进

    行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一态度的种种变化形式，在很多的场景中她都是非常害怕的，但每次都会

    勇敢地面对。其中一个情景就是，在半夜听到花园里传来脚步声时，她走到阳台朝着外面喊了一句：“是谁

    在那里？”她成功克服了对抢劫的恐惧心理，但是由于触发焦虑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已存在的焦虑

    所产生的其他后果仍然存在。她还是缩手缩脚，胆怯。她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也无法安定下来做一些事

    情。

    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性，这一过程往往就自动发生了。然而，他们和

    正常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所得到的结果。神经官能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不

    过就是消除了焦虑的特别表现形式，正如女孩消除了对强盗的恐惧。我并不打算低估这样的结果，它可能

    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并且在提高自尊心方面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心理学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结果容易被高

    估，那么指出其负面影响就变得尤为必要了。 (4)

    事实上，不仅人格的动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当神经

    官能症患者失去了内在紊乱的现象时，他同时也失去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动力。

    不顾一切地克制焦虑在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总是不能被人们正确地认识到。

    例如，攻击性在某些情境下很容易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表现出来，并被认为是实际敌意的直接表达，然

    而实际上这可能是在面临被攻击的压力时，不顾一切所展现出来的对胆怯的克服。尽管敌意往往会实际存

    在，但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夸大了他所实际感受到的攻击性，他的焦虑激发了对胆怯的克服行为。如果我

    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会陷入错把这种莽撞当作是实实在在的攻击的危险。

    减缓焦虑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通过酒精和药物或许可以达到麻痹的作用。然

    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尽管这些方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因恐惧

    孤独而投身于社交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明确意识到的，还是仅仅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它都不可

    能改变这一情形。另外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工作中，这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以及节假日

    所产生的不安中表现出来。同样，这也可以通过对睡眠非规律性的需要表现出来，尽管过多的睡眠并不能

    更好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会被认为是缓解压力的“安全阀”。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焦虑会引发强制性

    的手淫，但并没有意识到这对各种形式的性关系来说也是成立的。对于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

    手段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是片刻的满足，都会陷入烦躁与愤懑中。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那就是避免会引发焦虑的各种情形，包括想法、感受等。它可以是一

    种有意识的活动，如害怕潜水或者登高的人会避免做这些事情，更准确地讲，人们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

    并下意识地避免。然而，他也可以在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的情况下避免这

    些活动。例如，他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情况下在与焦虑有关的活动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决定，拖延

    不去看医生，不去写信；或者他可以“伪装”，主观地相信他十分关注的事情，如参加讨论会，向雇员发号

    施令，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或者他“假装”不喜欢某些事情，并基于此而不

    去做。因此，一个即将参加聚会的女孩会因为害怕自己被忽视，而使自己相信她是不喜欢社交聚会的，并

    以此为借口避免参加这种聚会。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究这些自动性逃避的行为会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

    制状态就是缺乏一定的能力去想、去做、去感受一些事情，其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所引起的焦虑。这时，意识中不会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的状态。例如癔症性失明、癔症性

    失语，或者肢体麻痹症。性冷淡和阳痿就代表了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是非常复杂

    的。在精神领域，抑制状态常表现为精力无法集中，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现象。

    多花费一些页码来列举一下各种抑制状态，以便读者对抑制状态的形式种类和发生频率能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这样做或许是值得的。然而，我更愿意给读者留下自我回顾的空间。因为抑制作用在现代社会是一个

    很常见的现象，也是非常容易被识别出来的。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简要地考虑一下那些能使人意识到抑制

    情绪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抑制的发生频率，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抑制作用到底发

    生了多少次。

    首先，我们要有做某些事情的愿望，接着才会意识到有没有能力去完成。例如，首先我们要有在某一领域

    的雄心壮志，然后才能意识到在该领域有哪些抑制作用。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不能随时都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确实不是这样，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正在讨论一篇论文，他同时拥有自

    己对于该文章的批判性意见，一种微小的抑制作用会通过不敢表达批判性意见而表现出来，强大的抑制作

    用会阻碍他组织自己的思路，导致他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或者在第二天早上，才会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同

    样，抑制作用可能强大到让你根本无法形成批判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他能感受到自己有不同的见

    解，他也会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说的话，甚至认同。他不会对抑制作用有任何的感知。换句话说，如果

    抑制作用强大到能阻碍个人的愿望和冲动，那么抑制作用的存在根本不可能会被意识到。

    当抑制作用在人的生命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时，第二种会阻止意识出现的因素就是宁愿去相信这是一个

    无法改变的事实。例如，如果一个人对任何形式的竞争性工作都会感到强烈的焦虑，每次努力尝试工作都

    会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时他会认为自己不够强大，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如果他承认

    了抑制作用的存在，他就会转而回到工作中，由此将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文化的因素。如果抑制作用与文化赞许的抑制状态形式或当前的意识形

    态相一致，那么人们永远无法意识到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的患者从不敢靠近女人，他

    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抑制作用阻碍了，因为他依照着“女性是神圣的”这样一种看法来看待自身行为。在谦虚

    是一种美德的教条下，人们很容易产生不敢有所求的抑制倾向。抑制倾向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尤其当它

    作用在对政治、宗教等利害相关领域中居于主导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上，当人们接受惩罚、批判或隔

    离时也不会感受到焦虑的存在。然而，为了准确判断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理解各种各样的个人因素所发挥

    的作用。批判性思考的缺失并不一定意味着抑制作用的存在，它很可能由于一般的懒惰性思想，由于愚

    昧，或者因为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恰巧吻合。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让我们无法识别失能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学

    家也很难发现这些失能性倾向。但是，假设我们能识别所有的失能倾向的发生，对于发生频率的估计仍会

    低于实际水平。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反应都考虑在内，即使有些正处于日臻成熟的过程中，在我们心里依

    然相信自己是能有所作为的，但是与此相关的焦虑却对行动本身发挥着某种影响。

    首先，从事一种令人心生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劳累，甚至筋疲力尽的感觉。例如，我的一个病人

    虽然已经康复，不再惧怕走在大街上，但对此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焦虑，周末走在大街上时会感到身心疲

    惫。实际上，他能做很吃力的家务而且不会感到一丝劳累，所以这种疲惫并不来自身体上的虚弱，而是与

    在室外走路有关的焦虑所造成的。虽然焦虑已减少到能使其外出行走，却没有少到能让他不受任何影响而

    摆脱疲惫感。现实中，很多归结为过度工作的机体困难并不是由于工作负荷大，而是因为工作造成的焦

    虑，或者与同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

    其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造成该功能的损伤。例如，如果发号施令会让人产生焦虑，那么这种命令

    就会以一种辩护的、徒劳无效的方式发出来；如果骑马会造成人的焦虑，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驾驭这匹马

    的能力。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意识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他们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会阻止自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

    来执行任务，或者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自己不能把某件事情做好。

    再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破坏该活动本身所带来的欢愉。这对于轻微的焦虑来说是不成立的；相

    反，轻微焦虑还会产生额外的热情。怀着轻微焦虑的心态坐过山车会让过程变得更加刺激，但是在强大焦虑下则会让人觉得这是种痛苦的折磨。与性关系相关联的强大焦虑会使他们完全不能享受到做爱的乐趣，如果这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焦虑在作祟，那他便会认为性关系本身毫无意义。

    最后一点可能会让人有些困惑，因为我在前文中提过对某事的厌恶可能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的一种方式，在此想表达的是厌恶可能是焦虑发生的后果。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厌恶感既是避免焦虑产生

    的手段，也是焦虑作用后的结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让我们明白了理解心理现象是多么困难。心

    理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去考察无数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否则我们

    不可能在心理学领域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我们如何才能防御焦虑的目的并不是想把所有的防御机制都详尽无遗地展示出来。事实上，很快我们

    将了解到彻底防止焦虑发生的办法。我之所以关注这些，是为了证明这样的一个主张，人们实际拥有的焦

    虑可能比意识到的还要多，有些焦虑虽然没有被意识到，但依然存在；同时也是为了指出一些能够被人发

    现的焦虑的共同之处。

    简而言之，焦虑可能发生在身体不适的感觉之下，例如心跳加速、身体疲惫。一些看似正当合理的恐惧也

    会揭示出焦虑的存在。这种隐藏的力量可以驱使我们借酒浇愁，或沉浸于各种娱乐消遣中。我们会经常发

    现，这种焦虑使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或者去享受某些事情，我们也会发现，焦虑是隐藏在种种抑制作用背后

    的推动力量。

    由于接下来要讨论的某些原因，我们的文化使每个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个体都产生了大量焦虑。因此，事

    实上每个人都会建立我之前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神经官能症患者病得越严重，人格越容易被这

    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把控，他不能去做或者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活力状态、精神状

    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神经官能症越是严重，展现出来的失能倾向就越多，并且会

    更加微妙和强大。 (5)

    (1) 弗洛伊德在他的《神经分析新论》中的《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中，对“客观的”和“病态的”焦虑做了

    类似的区分，并将前者称为“对危险的明智反应”。

    (2) 这仅仅是对弗洛伊德基本发现中的某一方面的一种阐释，即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

    (3) 参看桑多·拉多：《过分焦虑的母亲》。

    (4) 弗洛伊德总是强调这一点，即症状的消失并不能代表病被完全治愈。

    (5) 舒尔茨·亨科在《精神分析绪论》中特别强调过Luecken的重大意义，即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格上和

    生活中所发现的“空白和空洞”。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焦虑是本质上掺杂了主观因素的恐惧。那接下

    来的问题便是这种主观性因素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描述一下当一个人处在焦虑期间的个人经历吧。那时候，他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无法逃避的

    危险感正在逼近，这使他感到无助和绝望。无论这种焦虑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什么——对癌症的臆想性恐

    惧，对暴风雨的焦虑，身处高处的恐惧，还是与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的危险感和没有能力

    去抵抗的感觉，都始终存在。有时候，这种感到无助的危险感来自外界——暴风雨、癌症和意外事故等与

    之相类似的事情；有时候，这种危险感又来自自身无法控制的冲动——害怕自己会从高处跳下来，怕自己

    会用刀砍人；有时这种危险感是完全模糊和难以捉摸的，就像焦虑发生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

    然而，这些感受本身并不仅是焦虑的独有特征。任何涉及实际的强大危险，以及面对这些危险所实际发生

    的无助感都会有相同的表现。我认为，经历过地震的人们，和遭遇暴行的两岁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与一

    个因担心雷雨而产生焦虑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在恐惧的情形下，危险是实际存在的，无助的感觉也是由

    事实所决定的。在焦虑的情形下，危机感由心理因素引发和夸张化了，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个人态度决定的。

    因此，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就可以缩小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下，才会产生

    如此强大的危机感以及对此无能为力的态度？这是心理医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提出来的问题。身体内的

    化学环境也能够创造出这种感觉和焦虑的生理伴随现象，但就像化学环境能够导致兴奋和睡眠一样，事实

    上它们根本不是心理问题。

    同样，弗洛伊德在处理其他问题上，给我们指出了处理这类焦虑问题的方向。他用关键性的发现告诉我

    们，隐藏在焦虑之下的主观因素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动力，换句话说，焦虑中所预期到的危险以及对

    此无能为力的感觉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所爆发出的力量召唤出来的。我会在这章末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做出

    详细解读，同时也将详细指出我们的结论在什么地方存在不同。

    理论上，任何冲动都具有引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这种发现和冲动的执著会对其他关键利益及需要造成

    一定的损害，只要这种冲动是富有热情的、势不可当的。在有着明确和严厉的性别禁忌的时期，像维多利

    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经常意味着招致实际的危险。例如，一个未婚女孩这样做了，就不得不面对良心上

    的折磨以及来自社会的羞辱；那些屈服于手淫癖好的人不得不面对来自阉割、致命性的身体伤害以及精神

    疾病的实际危险。这对于今天看来不正当的某些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同样适用。然而，在我们的

    时代环境下，只要是“正常的性冲动”，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非常宽容，会在内心承认甚至付诸实践。这其

    中不会涉及太严重的危险，所以在这方面也会缺乏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这种与性有关的文化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样的事实：根据我的经验，像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

    特殊情况下才会成为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观点看起来有点夸张，因为焦虑表面上看起来与性欲望没有任

    何联系。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会对性交产生焦虑，或者作为焦虑的结果在这些方面有抑制作用。然而，深

    入的分析表明，焦虑的根源往往并不在这些性冲动上，而是与之相伴的敌对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

    或者羞辱对方的冲动。

    原则上，各种各样的敌对冲动构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焦虑的主要来源，恐怕这个新观点听起来又有点像从

    个别正确案例中总结出来的不合理结论。但是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以发现敌对倾向与它所引起的焦虑存

    在着直接联系，而这并不是得出上述观点的唯一根据。众所周知，强烈的敌对冲突可能是焦虑产生的直接

    原因，只要这个冲突意味着击败目标本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便能说明很多这种情况：F先生和一个女孩一

    同去爬山，他非常爱这个姑娘，但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心理，他对她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甚至是野蛮

    的愤怒。当和她走在一条陡峭的山间小路时，他突然间产生了一种焦虑的情绪，呼吸沉重，心跳加速，并

    产生了想把女孩推下悬崖的冲动。这种焦虑的结构就和性欲中产生的焦虑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势不可当的

    冲动，一旦屈服，就会给个人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敌对情绪与神经焦虑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为了解释清楚为什么在这个

    时代背景下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敌对冲突是产生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我有必要详细考察一下压抑敌对情绪

    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压抑敌对情绪意味着“伪装”成一切都是正常的，因此当需要做出反抗或者至少当我们想去反抗的时候，反

    抗情绪被很好地克制了。因此，这种压抑行为不可避免会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未设防的感觉，或者更准

    确地说，强化了已存在的未设防的感觉。当一个人的利益遭受侵犯的时候，敌对情绪被抑制住了，这时他

    人便有了可乘之机。

    化学家C的经历，代表了每天都会发生的一种情况。C由于每天工作过多而产生了神经衰弱。他天资过人，又有雄心壮志，但自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点，出于一些暂时还未被谈及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野心而

    表现得十分谦虚。当他进入一家大型化工企业的实验室后，另一位年纪稍长、级别比他高的同事G对他非常

    关照，每一个细节都传达着友好的信号。由于一系列个人原因——对他人友情的依赖、不敢有批判性的观

    察、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野心，进而也无法看到别人身上的野心等，C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友谊，但是却没

    有留意到事实上G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事业，这使他很震惊。但起初C并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

    G将C的一个发明项目的想法拿来作为自己的想法进行汇报，而C之前在一次很友好的谈话中很正式地对G提

    出了这一观点。在这一瞬间C产生了怀疑，个人的野心激起了他极大的敌意，但他瞬间抑制住了这种敌意

    ——连同合理的批判和怀疑。之后，他继续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当G中断他的某项工作时，他依然

    认为G是出于好意。最终，当G发明出了原本属于C的发明项目时，C也是仅仅认为G的天赋和才能是自己所

    不能及的，他为拥有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因此通过抑制住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没能意识到在重大问题上G与其说是自己的朋友，不如说是他一直抓着坚信自己是受欢迎的这一幻觉不放。C放弃了

    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准备，结果也没能守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反而让他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这种通过抑制作用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理智地控制敌意来克服。不过究竟是控制还是压抑，人们一般没

    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因为压抑是一种放射性的过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当意识到敌意不能忍受时，压抑

    才会发生。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存在意识控制了。意识到敌意难以忍受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敌

    对别人的同时又爱或者需要这人。人们可能并不愿意听到敌对的原因是嫉妒或者占有欲；或者因发现自己

    内心对他人怀有敌意而感到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抑制作用是获得暂时保障的最快捷的方法：通过压抑

    恐惧让敌意在意识中消失或者阻止到意识之外。我愿意用另外一种说法再重复一下这句话，因为简单地

    说，这是精神分析里鲜为人知的观点：如果敌意被抑制，人们就不会感受到自己心中的敌意。

    然而长期看来，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可能并不是绝对安全的。虽然通过压抑敌对情绪(或表明它的动

    态特征，我们最好使用愤怒一词)能将其移除到自觉意识之外，但它并没有被彻底消除。它从个体人格中

    分裂出来，失去了控制，受压抑的情绪在心中不断旋转翻腾而具有了高度的保障性和突发性，因而倾向于

    寻找发泄途径。这种受压抑的情感具有强大的爆炸性，由于这种压抑是被隔离开的，它往往意味着更大规

    模的更令人惊奇的势力范围。

    只要人们意识到敌意的存在，这种敌意的扩张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首先，由于身处特定的条件，他

    会清楚地知道对于敌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愤怒的对象是关乎他钦慕、喜欢或者需要的人，那这种愤怒迟早会整合到整个情感中；最后，由于人们清楚什么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人格也是一样，这也会限制他的敌对冲动。

    由于愤怒被抑制了，那么用以接近它的限制性的可能性就被切断了，结果在幻想中敌对冲动由内到外地突

    破了这些限制。如果上文中所提到的化学家遵从了内心冲动，那么他会告诉其他人G是如何滥用了他们的友

    情，或者向他的上司暗示G剽窃了自己的想法并使他中断这项研究。但是由于这种愤怒被压抑了，到最后愤

    怒分崩离析时，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梦中出现的情景。在他的梦里，他很可能以某种象征性的形式成了杀

    人犯，或成为受人崇拜的天才，而其他人却威信扫地。

    通过分离作用(dissociation)，被压抑的敌意会在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强化。例

    如，如果一个高级职员因为主管事先安排工作时没有和自己商量而对他心生怨恨，但又成功地压抑了这种

    愤怒，那么他的上司就一定会继续排挤他，新的怨恨也会接着产生。 (1)

    压抑敌对情绪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这个人心中会产生一种难以控制的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在讨论这种

    后果之前，我们需要考虑一个由此而引发的问题。从定义上来看，压抑一种感情或者冲动的结果就是个体

    不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使他清醒的意识中根本不知道自己对他人有任何敌对情绪。那我怎么才能说明

    他在自己心中“注入”(register)了这种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事实上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

    格的二者择一式的选择替换。正如沙利文(H.S.Sullivan)在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意识存在着许多不同的

    层次。不仅是受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经典发现之一)，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也

    会意识到它的存在。简单一点说就是，在根本上我们并不会欺骗自己，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通常比意

    识中所了解的还要更清楚，就像我们能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好地观察他人一样。例如，从他人身上获得的第

    一印象就非常正确，即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自己在这方面的观察。为了避免重复解释，我在这里

    采用了“记录”一词来说明这种情况——虽然没有自觉意识，但我们内心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敌意和对他人利益造成的潜在危险足够大，那么抑制敌意本身就足以引发焦虑。隐隐约约的不安就是

    通过这种方式造成的。然而，这一过程并不会在此处停滞，因为人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去消除对自身利益和

    安全有威胁的不利影响。这时，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就产生了：个体将内心的敌对冲动反射到外在世

    界。第一种“伪装”即抑制作用，需要第二种伪装来补充，他“假装”破坏性冲动并不源于自身，而源于外界的

    人或者事。从逻辑上讲，敌对冲动投射到的人正是敌对冲突所针对的对象。结果，这个人就会被假定为是

    极其可怕的对手，部分是因为在这个人的身上有自己受抑制的冲动所具有的残酷无情的性质；部分是因为

    在危险的情况下，这种效应的程度不完全取决于实际条件，还取决于人们所采取的态度。人越是缺乏防御

    能力，面临的危险就显得越大。 (2)

    投射作用还有一个为自我辩护提供服务的附加功能。并不是我想去欺骗、偷盗、剥削、羞辱他人，而是其

    他人想要对我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妻子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伤害丈夫的冲动，她主观上认为自己

    是最爱他的人。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她很有可能会认为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自己的野兽。这种投射过程可能会被另外一种能达到同样目的的过程所支持：因担心遭遇报复而产生的恐惧会抑制这种

    冲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伤害、欺骗他人的人同样害怕会有人也这样对待自己。这种报复的恐惧在多大

    程度上根植于人性中的通性，多大程度上来自罪恶与惩罚的原始经验，多大程度上被设定为要对个人进行

    报复的驱动力，在此将作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不做更多回答。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性恐惧在神经质心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过程由对敌意的抑制产生，最终导致了焦虑的发生。事实上，压抑所产生的心理状态正是典型的焦

    虑：被来自外界的强大的危险所威胁而产生的内心无法防御的感觉。

    尽管在理论上形成焦虑的步骤是很简单的，但事实上理解焦虑产生的条件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一种复

    杂的影响因素就是受压抑的敌对冲动通常不会被投射到实际关注的人身上，而是别的事情上。例如，在弗

    洛伊德的一个病例中，小汉斯并没有形成对父母的焦虑，而是对白马产生了焦虑。 (3)

    此外，我有一个非常

    敏感的病人，在经历了对丈夫敌对的压抑之后，突然在某一天对游泳池瓷砖里的潮虫产生了焦虑。似乎从

    微生物到暴风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将焦虑从人们所关心的事物上抽离出来的理由是显而易见

    的。如果焦虑实际上是针对父母、丈夫、朋友或者有同样亲密关系的人，那么这种敌意就会与当前的对权

    威的尊重、爱情的忠贞、亲友的感激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否认敌意的存在。

    通过抑制自己内心的敌意来否认敌意的存在，将敌意投射到暴风雨上，他就否认了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敌

    意。很多美好婚姻的幻觉都寄托在类似的鸵鸟政策上。

    我们说对敌意的抑制必然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当这种过程发生的时候焦虑都会显现出来。通

    过一种我们已经讨论了或将要讨论到的保护性措施，焦虑会在发生的同时就被消除了。在这样的情景下，人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例如，对睡眠和饮酒的强烈需要。在抑制敌意的过程中，焦虑会以

    无数种形式出现，为了更好地理解由此产生的后果，我将列举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来自个人的内心冲动。

    B：感到危险来自外在环境。

    由于抑制敌意的后果不同，A组是抑制敌意的直接产物，B组则假定投射作用的存在。A和B都可以分成两个

    小类。

    (1) 感到危险是直接针对自己的。

    (2) 感到危险是直接针对他人的。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四种主要的焦虑形式：

    A：(1)危险来自内心冲动，并直接指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敌意会继发性地指向自己，这一过程稍后详

    细讨论。

    例证：害怕自己会从高处跳下来。

    A：(2)感觉到危险来自个人冲动，但直指他人。

    例证：害怕自己会拿刀伤害他人。

    B：(1)感觉危险来自外界但关乎自己。

    例证：对暴风雨的恐惧。

    B：(2)危险来自外界，与别人相关。这一组，敌对情绪被投射到外在世界，但所针对的原始对象仍然存

    在。

    例证：过分焦虑的母亲害怕孩子遭遇危险而焦虑。

    不用多说，这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它可能对提供快速定位来说是有效的，但并不能反映一切可能的情况。例如，我们无法推论说，产生A种焦虑类型的人绝不会投射抑制的敌对情绪，只能说在这种特定的焦虑

    形式下是没有投射作用的。

    敌对情绪会产生焦虑，但二者之间的关系还不止于此。这种过程换作另外一种方式仍然是有效的。当感觉

    自身受到威胁时，焦虑会反过来激发一种自卫式的敌意进行反抗。在这一点上，焦虑和恐惧本身没有太多

    差别，都能引发攻击性行为。反应性敌对情绪在受到压抑时也会产生焦虑，并由此产生周期循环。敌对情

    绪与焦虑之间会相互作用，总会有一方激发并强化另一方，从而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

    会有大量的不曾间断的敌意产生。 (4)

    这种相互影响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没有明显的

    外界不良条件下，病情仍然会恶化。焦虑与敌对情绪是不是主要因素已不再重要了，对神经动力学极为重

    要的是焦虑和敌对情绪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我所提出的焦虑的概念，基本上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它要通过潜意识动力、抑制过

    程、投射反应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来起作用。然而，如果再深入到细节就不难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弗洛伊

    德的立场都是不同的。

    关于焦虑，弗洛伊德先后提出了两种观点。第一种，简而言之，焦虑产生于对冲动的抑制。这个冲动仅仅

    指性冲动，是纯粹的生理学解释，因为它基于这样的一种观点：性能量不能得到释放，就会在体内产生生

    理紧张，从而转变成焦虑。第二种，焦虑(或者他所谓的神经焦虑)来自发现或追求冲动时会导致外界危

    险产生的恐惧。 (5)

    第二种解释是心理学的解释，不仅涉及性冲动，还和进攻性冲动有关。在对焦虑的这种

    解释中，弗洛伊德根本没有考虑冲动的抑制或者非抑制，而仅仅涉及这种冲动带来的恐惧，因为对这种冲

    动的放纵会招致外来的危险。

    我的概念基于这样的信念之上——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理解，弗洛伊德的两种看法必须综合起来考虑。因

    此，我将第一种观点中纯粹的生理学基础放宽，并与第二种观点相结合。这样来看，焦虑主要并不是来自

    内在冲动而产生的恐惧，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受到抑制的冲动感到恐惧而产生的。在我看来，虽然弗洛伊

    德提出的第一个概念建立在精细的心理学观察上，但仍没能充分利用到它的原因在于，他给出了一个生理

    学的解释，而没有说明抑制了冲动之后内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心理学问题。

    我与弗洛伊德意见的第二点不同在理论上不重要，但在实践操作中很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即焦虑

    会来源于稍加放纵就会招致外在危险的冲动。性冲动当然属于这一类，但是只有在严格的个人和社会禁忌

    是在这些冲动上建立的情况下，才会使它们变得危险。 (6)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性冲动产生焦虑的频率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对于性的态度。我并不认为类似这样的性是焦虑的特殊来源。但是，我认为在敌对情

    绪中，或者更准确地讲在被抑制的敌对冲动中，存在着特殊的来源。将这章所讲述的概念用更简单实际的

    方式表述出来就是：当我发现焦虑或显现出焦虑迹象的任何时候，头脑中想到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敏感点被

    刺痛从而导致了敌意的产生，用什么来解释必要的敌意压抑？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些方向上做进一步的探

    索，往往能获得对焦虑的令人满意的理解。

    第三点和弗洛伊德观点存在分歧的地方在于，他假设焦虑仅仅产生于孩童时代，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接着是对阉割的恐惧，后来在生活中的焦虑都源于孩童时代的反应。“毫无疑问，那些被我们称作神经官能

    症的人们对待危险的态度仍停留在幼儿时期，并没有成熟到能走出过去的焦虑状态。” (7)

    让我们单独考虑一下包含在这一解释中的各个要素。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在幼儿时期格外容易产生焦虑的反

    应。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有着合理的、能够被理解的原因。因为孩子在面对不利影响时，相对来

    说都是无助的。事实上，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特点上来看，我们总会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童年早期，或

    者至少我所说的基本焦虑的基础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打下了。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认为成年神经官能

    症患者身上的焦虑与最初引发这种焦虑产生的条件仍然紧密相关。例如，一个成年男性仍然会被孩童时代

    对阉割的恐惧而困扰，尽管形式略有不同。毫无疑问，婴幼时期的焦虑在遇到适当的刺激时，保持着不变

    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 (8)

    但是，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发

    展。在一项分析中，我们能够完全了解到神经官能症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会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行

    为怪癖存在着一条不间断的行为链。因此，与其他因素一起，焦虑会包含在童年时期的一些特殊冲突中。

    但是，从整体上看来，焦虑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反应。如果将其认为是一种幼稚反应，就会将两种不同的东

    西混淆起来，会把幼稚的态度当作是童年时期的态度。如果我们有合理的理由称焦虑是一种幼稚的行为，那也可以称焦虑是儿童身上早熟的成人态度。(1) 昆克尔在《性格学引论》中注意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态度源于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并因外界因素而

    得到不断强化，结果会令这个人越陷越深，在逃避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昆克尔称这种现象为“魔鬼

    之圈”(Teufelskreis)。

    (2) 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该书由国际社会研究院的霍克海默主编)一书中明确指出，焦虑与引发焦

    虑的危险并不机械地取决于危险的实际危害，对内心无助、消极绝望的人来说，哪怕是相对来说很小的危

    险都会导致焦虑的产生。

    (3) 参看《弗洛伊德文集选》，第3卷。

    (4) 一旦我们意识到敌意会通过焦虑得到强化，那么为破坏性驱动力寻找一种特殊的生物学根源就不再是

    必要的事情了，正如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死亡本能理论中所做的那样。

    (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中《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第120页。

    (6) 或许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如塞缪尔·巴特勒在《乌有乡》中描绘过的社会中，任何身体疾病都要承受惩

    罚，因而患病的冲动也会导致不正常的焦虑。

    (7)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中的《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第123页。

    (8) 舒尔茨在《神经官能症、生命需要和医生的责任》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个员工频繁地更

    换工作岗位，原因在于某些上司激起了他内心的愤怒和焦虑。精神分析表明只有那些长有某种胡须的上司

    才会激怒他。这个病人的反应证明，这是对他父亲的反应的反复性重演，因为在他三岁时，他父亲曾以威

    吓的方式攻击过他母亲。

    第五章

    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症候

    焦虑完全可以由实际生活中的冲突来解释。然而，如果我们在性格神经官能症中发现了产生焦虑的情景，为了解释敌对情绪为什么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并被抑制了，我们必须考虑之前已经存在的焦虑。然后，我们会发现这种先前存在的焦虑反过来成为之前已经存在的敌意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为了明白整个发

    展过程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必须追溯到童年时期。 (1)

    我处理的有关童年经历的情况不多，这不过是少数的几个例子之一。与通常的心理分析文献相比，我在这

    本书里会较少地讨论到童年时期，其中的原因并不像其他心理分析学者想的童年经历不够重要。这本书旨

    在说明神经官能症人格的真实结构，而不是引发神经官能症发生的个人经验。

    在考察了大量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童年故事后，我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性，即他们都处于一种共同情境

    中，这情境以不同的结合方式展现出如下特性。

    最本质的邪恶完全是因为真正的温暖与爱的缺失。孩子只要心里觉得自己仍然是被需要和被关爱的，就能

    在很大程度上忍受一般的所谓创伤，例如，突然的断奶，时不时的打骂。不用说，孩子能够敏锐地感觉出

    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绝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达所欺骗。孩子感受不到足够的温暖和爱的原因就是父母因

    患有神经官能症而没有能力来满足孩子的需要。根据我的经验，更为常见的是，这种关爱的缺失往往被掩

    盖了，父母们往往会宣称自己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如何为了孩子好。一位“理想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

    精神是导致这种气氛产生的主要原因，这种氛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在孩子的心里埋下缺乏安全感的种

    子。

    此外，我们发现部分父母的种种行为或者态度只会让孩子对他们产生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

    正的责骂、变化无常的情绪、不能履行的承诺，更主要的是对孩子急切希望满足的愿望由不闻不问到不断

    干涉。例如，干涉他们与其他朋友之间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破坏他们追求某些事情的兴趣，不

    管是在艺术方面、体育方面，还是技术方面。父母的态度即使不是有意的，也会在实际上影响孩子们的愿

    望。

    心理分析文献中，在讨论引起孩子敌意的因素时，将重心放在了孩子的愿望受挫(尤其是在性领域)和嫉妒心理上。很可能童年时期产生的敌意部分上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对一般性快乐，特别是儿童性欲方面的快

    乐是过于严厉的，不管后者是出于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性游戏。但是，挫败感并不是

    产生叛逆的敌对心理的唯一来源。观察表明，孩子以及成年人在认为剥削是合理的、公正的、必要的以及

    有目的性时，会接受很多剥削行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例如，如果父母没有过分强调，没有采取或多或少

    的残忍手段来强迫孩子，他们并不会在意要被进行卫生清洁教育。同样，在接受偶尔的惩罚时，只要他们

    觉得整体来说自己还是被关爱的，并且惩罚本身并没有伤害或者侮辱的意图，惩罚本身还是可以接受的。

    诸如此类的挫折是否会促使敌对情绪的产生还是很难判定的，因为在给孩子很多压力的环境中经常会有很

    多具有煽动性的因素存在。挫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挫折所引发的情绪。

    我在这点上做出强调的原因在于，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强调挫折具有危害性，这样一来就使很多父母产

    生一种想法，这种想法比弗洛伊德想的还要远。他们不敢对孩子做任何干预，就怕孩子会由此受到伤害。

    无论是在孩子身上，还是在成年人身上，嫉妒都可能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来源。毫无疑问，在神经

    官能症孩子的身上，兄弟姐妹间的嫉妒 (2)

    以及父母中一方的嫉妒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态度造成的持久

    性影响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活。然而，人们对此会产生疑问，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种嫉妒呢？那些在兄

    弟竞争和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观察到的嫉妒心理注定出现在每个孩子身上吗？或者它们是由什么特定条件引

    发的吗？

    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建立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他发现，在这些人身上，对父母的强烈嫉

    妒行为具有足够的破坏性而让人心生恐惧，而且会对性格形成以及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扰乱作用。在我们

    这个时代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经常发现这一现象，他认为这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不仅认为俄狄浦

    斯情结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结，还尝试着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情结现象。 (3)

    这样的一般性结

    论是值得怀疑的。确实，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些嫉妒反应会发生在兄弟、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如它们会发

    生在生活非常亲密的团体中一样。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具有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嫉妒行为(当提到俄

    狄浦斯情结和兄弟竞争时就会想到这些)正如弗洛伊德假设的那样存在着，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总的来

    说，它们就是人性反应，只是随着孩子的成长环境人为地发生了。

    到底哪些因素才是产生嫉妒心理的主要因素呢？稍后在我们谈论到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时就会明白了。我

    们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温暖的缺失以及竞争性精神会导致这一结果的产生。此外，创造了这种氛围的神经

    官能症父母往往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他们得不到情感上或者性关系上的满足，因此，自然而然地，孩

    子就变成了他们爱的重心。他们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无法被满足的爱的需要。他们对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带

    有性的色彩，但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情绪意义的。我非常怀疑孩子与父母之间存在的潜在性欲要强大到何

    种程度，才足够引起潜在的心理紊乱。我了解到，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患有神经官能症的父母都会通过恐

    吓或者温柔的方式强迫子女陷入情感的依恋中，这带有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欲和嫉妒的内涵。 (4)

    我们通常认为对家庭或家庭中的部分成员的敌对情绪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当然，如果孩子不得不与患

    神经官能症的父母天天做斗争，那确实会有些不幸。然而，如果确实存在进行反抗的合理理由的话，那么

    孩子性格的形成危险就并不存在于感受或表达抗议上，而是存在于对抗议的抑制上。对批评、抗议或者谴

    责的抑制会导致很多危险产生，其中之一就是孩子容易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到自己身上，从而觉得自己不值

    得被爱。这种情景的含义，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很担心被抑制的敌意会产生焦虑，并开始向

    着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方式发展。

    为什么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会抑制敌对情绪的产生？原因有很多，并且各种原因之间以不同的程度或

    者组合的方式发挥着作用，比如无助、恐惧、爱和愧疚感。

    小孩的无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理事实。尽管孩子要在很长时间内依赖外界环境来满足自身需要——与成

    年人相比身体不够强壮结实、缺乏生活经验，然而人们还是过多地强调这些问题的生理方面。当孩子两三

    岁的时候，孩子的依赖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由占主导的生理学依赖转变为包含心理、智力及精神生活的

    依赖。这将一直持续到孩子成熟至青春期，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然而，在这期间对父母的依赖仍存

    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这完全取决于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或者希望孩子变得坚强、勇

    敢、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强；或者想保护孩子，让他们听话，过着单纯的生活；或者简而言之，让他们

    一直保持幼稚直到二十岁或更大年纪。在不良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的无助感往往因恐吓或溺爱，或者一

    直处在情感依赖中而强化。孩子越是感到无助，就越是不敢去感受和表达反对意见，反抗心理潜伏的时间

    就会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潜在的感情，或者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自己的敌对情绪，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可以直接由威胁、禁令、惩罚，以及孩子亲眼所见的暴力场景或者脾气失控的场面引起，也有可能通

    过间接的恐吓，例如让孩子对生活中的危险如病菌、马路上的车辆、陌生人、野蛮的孩子、爬树等留下深

    刻的印象。孩子越是忧心忡忡，越是不敢去展示或者感受敌对情绪。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抑制

    敌对情绪，因为我害怕你。

    爱可能是导致压抑敌对情绪的另外一个原因，当父母越是缺乏对孩子真诚的爱时，越是会经常给予口头的

    强调，说自己是多么爱孩子，愿意为孩子呕心沥血，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孩子，特别是那些受到恐吓的

    孩子，会紧抓着这种爱的替代品，不敢反叛，生怕会失去听话的奖赏。在这种情景下，他们的格言就是：

    我必须抑制敌对情绪，因为我害怕会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孩子们抑制着对父母的敌对情绪，因为他们害怕因此破坏了与父母之间的关

    系。他们显然受到了恐惧的驱使，害怕这些强大的巨人会抛弃他们，收回他们的仁慈甚至会反对他。除此

    之外，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孩子会因为自己表达了任何敌对或者反对的感受而感到内心愧疚，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表达了或者感受到了对父母的敌意，或者打破了他们制定的规则，他在心里就会觉得自己是下贱

    和卑鄙的。产生内疚的这两种原因是互相关联的。孩子越是为跨过禁区而内疚，就越不敢有任何的怨恨和

    责备。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禁区是最容易引发愧疚感的。不管这种禁令是通过能感受到的沉默还是公开的威胁或

    者惩罚显现出来，孩子们能感受到对性的好奇以及性活动是被禁止的，如果沉浸在性爱的欢愉中，也会被

    认为是肮脏和下贱的。同样，如果对父母有性方面的幻想，即使出于整个社会环境对性持有的禁止态度而

    没能表现出来，也容易使孩子感到愧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信奉的格言就是：如果我心里产生了敌

    意，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上述因素的不同组合形式都可能使孩子抑制住自己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焦虑的产生。

    但是任何一种出于幼年的焦虑最终一定会导致神经质的发生吗？我们对于知识的掌握还不足以充分地对这

    一问题做出回答。我认为对于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幼年时的焦虑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不一定是充分的原

    因，看起来良好的生活环境，如极早地改变周围的不利环境或者不利影响因素，能预防神经质的发生。然

    而，如果正如事实上所发生的那样，生活环境不足以缓解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我

    们后面会看到，它会逐渐与增加或者推动神经官能症形成的种种过程联系在一起。

    在众多可能会对幼年焦虑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需要加以特别考虑。敌意和焦虑的反应是出于周

    边形势而不得不这样，还是会发展成对所有人都存有一种敌对和焦虑态度，这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

    的。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地拥有一位慈爱的祖母，善解人意的老师，很要好的朋友，那么和他们在一

    起的生活经历会让他感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自己充满敌意。家庭生活经历越是困难，孩子越是容易对他的

    父母和其他小朋友产生恨意，并且还会怀疑和憎恨所有身边的人。孩子越是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中，越是不

    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越容易滋生敌对情绪。最终，孩子越是掩盖自己对这个家庭的怨恨，例如遵从

    父母的意愿，就越会向外界社会投射更多的焦虑，以致非常确信地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恐怖的。

    对“外界”的这种一般性焦虑可能还会逐渐地发展和增长。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在与其他小朋友相处

    时，不敢像他们一样大胆和富有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所带来的幸福，也会将一句无害的玩笑当作是

    一种残忍的拒绝。他会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受伤，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也会下降。

    由上面我所提到的这些因素或相似因素所引起的状况会在心中不断增长，在充满敌对的世界里会弥漫着孤

    独和无助。对于个人挑衅的敏锐反应很快会明确成一种性格态度，这样的态度并不能构成一个神经官能症

    患者，但它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展成特定神经官能症。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官能症中

    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基本焦虑(the 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

    (the basic hostility)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研究过所有不同形式的焦虑后，我们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基本焦虑存在于所有人

    际关系中。尽管个体焦虑可能是由实际原因引起的，但是即使在没有实际原因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仍然存在。如果将整个神经官能症的情形比作一个政治动乱的国家，那么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像是对政治制度

    的潜在不满和抗议，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表面都是一片祥和，但可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

    一个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暴动、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在心理学领域，焦虑同样会通过各种症状显

    现出来。除了特别的挑衅原因，焦虑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自共同的背景条件。

    在单纯的情景神经质(situation neuroses)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景神经质是对实际冲突情形的神经

    性反应，就那些个体而言，他们的自身关系并没有被扰乱。由于下面这个案例经常出现在心理治疗实践

    中，所以我们将其作为这一类案例的典型给予介绍。

    一个四十五岁的妇女，抱怨自己在晚上的时候会心跳加速，忧心忡忡，并伴随着盗汗的症状。但是，在她

    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器官病变，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她的身体十分健康。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热心肠、性情

    直率。二十年前，出于外界一些原因而不是她本人的意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五岁的男人。她和他

    在一起特别幸福，性生活也很令人满意，并育有三个健康成长的孩子。她一直很勤劳，家务料理得很好，然而在最近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莫名其妙地变得古怪起来而且性能力有所下降，她忍受了所有的事情，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神经官能症的反应。但是在七个月前，问题开始出现了，当一个和她同龄的、条件般

    配又可托付终身的男人出现后，她的注意力被瞬间吸引了。接下来她开始讨厌自己那个年老的丈夫，但是

    出于自己思想上和社会上对背叛的强烈看法，以及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的婚姻关系，她把这种感情给完全克

    制住了。经过了几次交谈和帮助后，她开始能够公正地看待这种冲突性情景，并由此摆脱了焦虑。

    为了更好地表明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性格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个体反应与上述案例情况做

    出比较。后者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能够有意识地解决冲突性的情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和冲突的本质，因此不能够做出明确的决定。两种不同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

    最大一点不同，就是情景神经质更容易取得显著的治疗结果。对于性格神经官能症病例来说，治疗会遇到

    很大的困难，结果不得不花上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治疗周期太长，导致很多患者都来不及等到那个时候。

    相比之下，情景神经质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为理解情景神经质所做的一次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治

    疗，同样更是对病根的治疗。而在性格神经质的治疗中，因果治疗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困扰的。 (5)

    因此，尽管在情景神经质中我们对冲突情景与神经性反应之间的强烈联系印象深刻，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关

    系在性格神经质中就不会出现。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最微弱的刺激也可能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稍后我

    们会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

    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或者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的变化范围都是非常广的，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但

    是基本焦虑多多少少还是一样的，它们仅仅是在范围或者强度上有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大致描述成一种自

    我感觉很渺小、无助、被抛弃和濒临危险的感觉，身处充斥着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和嫉妒的世

    界里。我的一个病人在她自发画出来的一幅画中就传达了这种感觉。在画中，她是一个瘦小、无助、裸体

    的小婴儿，坐在画面中央，周围是各种具有威胁性的怪物、人类和动物，正准备要攻击她。

    在精神变态中，人们会发现病人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着很高的自觉意识。妄想症患者的焦虑仅仅发生在一

    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周边世界潜在的敌意有很敏锐的自觉性，甚至由于太敏感了

    会将向他们展示的善意看作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基本焦虑或者基本敌意，至少没有人意识到在人的一生中它

    所具有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在梦里看到自己是一只小老鼠，为了避免被踩到，不得不躲进洞里藏

    起来——这无疑描述出了她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这并不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想法，事实上她非常害怕

    看到人，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对每个人最基本的信任的扭曲可以通过肤浅的信念来掩盖，即认为

    人们总体上来说还是挺可爱的，也可以用与他人敷衍性的友好关系来掩盖；对所有人怀有的蔑视心理可以

    通过随时随地的恭维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涉及的对象是人，但它可以完完全全剥离个人特性而转变成一种感觉，一种受暴风雨、政治

    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变质食物威胁的感觉，一种被命运诅咒的感觉。对于受过良好训练的观察者来

    说，发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身意识到自己的焦虑并不关乎病菌这类东

    西，而是人，则还需要经过高强度的精神分析工作。他对其他人的愤怒，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对某些实际

    刺激所做出的充分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他对他人在整体上都存在着敌对情绪，他不相信所有人。

    在解释基本焦虑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内涵前，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在很多读者头脑里都可能有的困惑，对他人产生的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构成神经质主要的组成部分，难道不是一种几乎每个人都会

    有，只是程度稍轻的“正常”表现吗？当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两个观点。

    如果“正常”一词是用在表示一般性人类态度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确实是一种正常的关系，它在德

    国哲学和宗教语言中被称作 “生于忧患”(“Angst der Kreatur”)。这个词语想要表达的意义实际上是指，当

    我们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例如面对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和意外事故——时

    会感到无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时的无能为力，但这种认识会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体中并

    持续一生。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当面对外界强大的力量时会让人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

    有这些力量并不意味着敌意的产生。

    然而，如果“正常”是相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总体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他的生

    活没有足够的保障，那么经验会让一个趋于成熟的人在面对别人时有所保留，在选择信任别人的时候会更

    加谨慎，会越来越意识到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很直率的，而是由胆怯和眼前利益所支配的。如果他是一个城

    市里的人，那么他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其中；如果不是，他会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总而言

    之，他会形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所持有的态度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之间仍存在着这

    样的一些区别，年轻而成熟的人在遭遇人生的失败时并不会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发现类似神经官能

    症患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他仍然保持能给予美好和真挚友谊的能力，并且会相信它。或许这些区

    别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健康人是在能够解决这些不幸的时候遭遇了人生的各种不幸，而神经官

    能症患者是在不能掌控这些遭遇的时候遇到了不幸，因为无力面对的结果，他们产生了焦虑。

    基本焦虑对个人、对自身以及对他人有着特定的内涵，当基本焦虑发生的时候会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

    感，这种情感上的孤独会让人更加痛苦。由于对他人存在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所以在想要依赖他人而

    又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埋下了潜在冲突的种子。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使这个人想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

    在别人身上，希望自己能受到包容，被好好地照顾；然而由于内在基本敌意的存在，又导致他不能过多地

    信任并实施这一方案，这个人就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找安全保障上。

    这种焦虑越是无法忍受，保护性手段越是要准备得彻底。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法来保护个人抵抗

    基本焦虑：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第一种，一份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稳定爱情，都会是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其信条就是：如果你爱

    我，你绝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是否关乎特定的人或者制度，顺从可以再粗略地进行细分。例如，在对标准化传统观点的顺

    从中，对一些宗教仪式或者有权势的人物的顺从会存在特定的顺从焦点。顺从这些规则或者遵守这些需要

    就成了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有时会不得不采取“听命”的形式，尽管具体的“听命”形式会根据所

    要遵从的需要和规则的不同而不一样。

    当遵从的态度不再依附于任何制度或者个人时，就会采取更一般化的形式，顺从所有人的一般愿望，避免

    任何可能会引发憎恨的事情。在这些情况下，个人会抑制自己的所有需求，抑制对他人的批判，宁愿让自

    己遭受侮辱也不做任何反驳，并愿意无分辨性地对其他人好。偶尔会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焦虑藏在

    行为当中。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知晓，并且坚定地相信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

    和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远大，甚至让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无论是确定形式下的顺从还是

    一般性的顺从，他们的信条是：如果我退一步，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顺从性的态度也可以通过爱来达到寻求安全保障的目的。如果爱情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那么他生命中的

    安全感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爱情，他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意味着原则上他会顺从别人的愿望。然

    而，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人们无法相信爱情，那么这种遵从的态度会直接导向于寻求保护而不是赢得爱

    情。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通过严格的顺从才能感受到安全感。他们心中有强烈的焦虑感，不信任爱情这

    种东西，所以实现爱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了。

    第三种，企图获得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是通过权力来实现的——通过努力获得实际上的权力、成功、占有

    物、崇拜，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企图获得保护的尝试中，其信条是：如果我有权力，别人就不能伤害我。

    第四种，获得保护的方式是退缩。它和之前所说的三种保护方式存在一个共同点：都存在着想要与这个世界进行角逐的某种意愿，用一种或者另外几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保护还可以通过从整个世界中退缩

    来获得。这并不意味着钻进一片沙漠或者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它指的是实现对他人的独立性，因为

    一个人的外在或者内在需要再也不会受到影响了。就像拥有大量的占有物，占有的动机与寻求权力或者影

    响力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占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只要占有或者囤积财物的目的是从他人身上获得独立，通常在享受这些财物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焦虑，并且会带有一种吝啬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的唯一

    目的就是要对各种不测事件做出保障。另外一种实现外在独立性的途径则是最大程度地压缩个人需求。

    例如，内在需要的独立性可以通过情感上与他人脱离联系来实现，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伤害或者失望了。这

    意味着要遏制住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和他人情感脱离的表现就是不在乎任何事情，包括他自己。这一态

    度经常会在知识分子圈内发生，不拿自己当回事并不是说认为自己不重要而感到挫败，事实上，这些态度

    可能也是互相矛盾的。

    这些退缩的方式和顺从或者屈服的方式存在着相似之处，因为二者都涉及对个人意愿的放弃。然而对于后

    者来说，放弃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而更好地“听命”，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遵从他人的意愿。而对于前者来

    说，“听命”的想法根本不存在，放弃的目的就是想从他人身上获得独立性。因此，他们的信条是：如果我

    退缩了，我将不会受到伤害。

    为了估计这些用于抵御基本焦虑的方式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能发挥多大作用，有必要考虑一下它们的内在

    强度。它们并不被一种满足快乐或者幸福的愿望所推动，而是为了获得保障的一种需要。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与内在驱动力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不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例如，经验表明，为了

    实现自身志向而为之奋斗所带来的影响和性冲动的影响是一样大的，甚至还要更强大。

    只要现实条件允许这样做，片面追求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有效地实现他们所追求的保障。然

    而，通常情况下，这种片面的追求会带来人的人格在整体上出现萎缩的副作用。例如在一个需要女人服从

    家庭或者丈夫、遵守传统规范的文化下，一个女人采取了顺从的方式就会得到内心的安宁和很多次要的满

    足感。如果一个君主永不停息地追求权力和财富，那结果同样会获得内心上的安全感和事业上的成功。然

    而事实却是，通过直线的方式追求目标通常会遭遇失败，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或者由于太缺乏考虑和

    计划而使自己陷入了与周边环境的冲突中。从潜在的焦虑中获得的安全感并不是通过一种途径，而是多种

    途径，但这些途径本身又是不兼容的，这是很常见的。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会被一种不可避免的力

    量驱使着想要主导每一个人，同时又想被所有人关爱和呵护；想要顺从其他人的愿望，同时又想要将自己

    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想要和他人脱离情感联系，同时又渴望得到他人的爱。往往就是这些完全不能解

    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官能症的核心动力。

    最容易招致冲突的两种方式就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对这些内容

    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

    我所描述的神经官能症的结构总体上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冲突，即神经官能症在本质上是内在驱动力与

    社会需求或者是“超我”展现形式之间的冲突。尽管我认同个人追求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种神经官能

    症不可或缺的引发条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充分条件。个人愿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会

    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生，却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也就是对于欲望单纯的克制和压抑，或者用更

    简单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会遭受现实中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导致焦虑产生了，而且企图缓解焦虑的防

    御性措施反过来导致了种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发生，但彼此之间又互不相容时，人们才会患神经官能症。

    (1)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解释“心理治疗要追溯到多远的童年时期”这个问题。

    (2) 参看大卫·李维：《兄弟竞争实践中的敌对模式》，载于《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6卷(1936

    年)。

    (3) 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

    (4) 上述观点在总体上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一致，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特定现象，而

    是受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后果。由于这种观点被几位学者(玛丽洛夫斯基、波姆、弗洛姆莱西等)讨论

    过，我只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可能导致俄狄浦斯情结产生的因素：由于性生活不协调导致的婚姻

    不和谐；父母无限制地滥用权威；严禁孩子有性发泄；让孩子保持童真并在情感上依赖父母，否则就在情感上孤立他们。

    (5) 在这些病例中，神经分析并不必要，也不可取。

    第六章

    被爱妄想综合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保护个人对抗焦虑的这四种方式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

    用。有些人最重要的追求就是得到他人的爱或者认可，有些人更是不惜一切来实现这一愿望。这些人的行

    为都有一种遵从、屈服、没有主见的倾向。有些人的全部追求就是获得成功、权力或者专有物，而有些人

    则想把自己隔离开来，以保持独立性。然而，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人们所做出的这些追求都

    是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行为？难道这不是人类正常范围内的本能表达吗？这种反驳观点错就错在把问题看

    成了是非的形式，非对即错。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不互相排斥，对爱的渴望，对顺从的倾向，对成功和影响力的追求，以及退缩的倾向，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只是结合的形式各种各样，没有

    一点点神经质的倾向。

    然而上文所述的这种或那种倾向可能会是某些特定文化中的主导态度，这些事实再次证明这些倾向完全可

    能是人类的正常潜能。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描述的那样，在阿拉佩希文化(Arapesh

    culture)中，对爱情的态度、对母爱的态度和对他人愿望的顺从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曾指出，以一种残酷的形式追求威望是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公认的行为模式；而佛

    教中的主导倾向则是从大千世界中抽身而退。

    我并不主张否定这些驱动力的正常特性，而认为这些内在趋势都可以为对抗焦虑提供保障。此外，在获得

    这些保护性作用的同时，它们可以改变自身的性质，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来更

    好地解释这种区别，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和技巧，想站在高处看看远方的风景时，我们可能会爬上一棵

    树，或者由于被凶猛的野兽追杀也有可能会爬上一棵树。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爬上了树，可我们爬

    上树的动机却是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快乐的需要；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是

    被恐惧所驱使或者出于安全性的需要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在第一种情境下爬与不爬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自

    由，而第二种情境则是出于严格意义上的必要性，被迫这样做的。所以，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找

    哪棵树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而在另外一种情境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离自己最近的那棵树，或者不一

    定会是树，也可能是旗杆或者房子等只要能实现防护的东西。

    驱动力的区别还会导致感受和行为上的不同，如果我们是被一种直接的、希望获得满足的愿望所驱使，那

    么我们的态度会具有自发性和分辨性。然而，如果是受到焦虑的驱使，那么我们的行为和感受则是受强制

    的，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可以确定的是，其中还存在着中间阶段。在本能的驱动力中，诸如饥饿感和性

    欲中，它们主要是由匮乏的生理紧张所决定的。有时生理紧张会积累到一定程度，使人的满足感具有一定

    程度的强迫性和无选择性，这些性质本应该是由焦虑所决定的驱动力的特性。

    而且在所获得的满足感中也存在着差异，一般来说就是获得快乐和满足感之间的区别， (1)

    然而这种区别一

    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很强烈。由本能驱动——例如饥饿感或者性欲——所带来的满足是令人愉悦的，如

    果生理紧张一直受到克制，那么所获得的满足感和从焦虑中解放出来而得到的满足相类似。在这两种情况

    下，人们都是从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中解脱出来。从强度上来说，快乐和安全感可能是同等强烈的。尽管

    在形式上会有所区别，但是性的满足可能会与一个突然从紧张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人的满足同样强烈。一

    般来说，对于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以像本能驱动力一样的强烈，还会产生同等强烈的满足感。

    对于安全感的追求，正如在之前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也包含了其他次要的满足。例如，除了获得安全感

    之外还会收获一种被爱和被欣赏的感受，一种获得成功和影响力的感受，还可能是一种极其满足的感受。

    我们马上会讲到，获得安全感的不同途径会使积压的敌意释放出来，从而又提供另外一种消除紧张的感

    觉。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是特定驱动力的背后驱动力，而且我们也已经调查到，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以这种方式

    产生的。现在我将进一步详细地解释一下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发挥最大作用的这两种驱动力的不同：对爱

    的渴望与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对爱的渴望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很常见，很容易被训练有素的观察员看到，从而经常被当作判断是否产

    生焦虑及焦虑强度的可靠指标。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威胁和敌意，是一个

    令人无助的地方，这时候对爱的寻求，就会是获得任何形式的仁爱、援助或赞赏的最直接、最符合逻辑的

    方式了。

    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情况和他们通常想象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对他们来说获得爱就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情，如果我隐约说出了他们通常感觉到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想要的东

    西是如此微乎其微，只是想要那些人对他们善良一点，给他们一些建议，对他们那可怜、无害而又孤独的

    灵魂予以一些同情；但是他们又会为了取悦别人而感到焦虑，为了不伤害他人的感情而头疼。这就是他们

    所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敏感，自己潜在的敌意是如何干扰了自己与其他

    人的关系；同样，他也不能判断自己给别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或者别人对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结

    果，他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友情、婚姻、爱情和事业都不能令人满意，他试图把这归咎于别

    人，他们不够体贴、不够忠诚、不够道德，或者出于一些无法知晓的原因，他们认为自己缺乏受人欢迎的

    天赋，因此他们开始追求爱的幻影。

    如果读者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焦虑是如何通过抑制敌意而产生，并且又是如何反过来助长了敌

    意，换句话说，焦虑和敌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就能认识到神经官能症患者思维方式中的

    自我欺骗，以及失败的原因。在不了解这一事实的情况下，神经官能症患者处在一种缺乏爱的能力但又极

    度需要从他人身上获得爱的两难困境中。我们不得不停在这里，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又非常难回答的

    问题：什么是爱？在我们的文化中爱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有时会听到一种对爱的随随便便的定义，即爱

    是一种能给予感情并且也可以获得感情的能力。尽管其中包含了一部分真理，但是它太过笼统了，不能对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做出解释。我们大多数人在有些时候都会充满爱，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具备爱的能力，其中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产生爱的态度：是对他人产生积极态度的一种表达？还是害怕失去对方

    的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或者只是想要将他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拿任何表现出来的态度

    当作判断标准。

    尽管很难回答什么是爱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出什么不是爱，或者什么要素是和爱相违背

    的，人们可能会完完全全地喜欢上一个人，但是有时候也会对他生气，否定他的某些愿望或者想要一个人

    静一静，但是这种有限度的愤怒反应或者退缩态度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神经官

    能症患者无时无刻不在防备着别人，认为他人对第三方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忽视，并将任何需要

    都解读为一种强迫，将任何批评都视为一种侮辱，这并不是爱。同样，爱是允许别人对某种品质或态度提

    出建设性意见的，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帮助他们改正不正确的态度，但是爱并不会像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

    为了追求尽善尽美而提出令人无法容忍的要求，一种暗含敌意的要求：如果你不是完美的，滚蛋吧!

    我们还认为如果一个人要达到某种目的而将他人当作一种手段，也就是说，仅仅是或者主要是为了满足他

    的某种需要，这种情况和我们观念里的爱也是不相容的。在婚姻里，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为仅仅是为了得

    到性满足或者是为了赢得威望才与人结婚，在这里我们同样很容易混淆问题，尤其是当这种需要是关乎心

    理的本质时。人们可能在心里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爱着对方，而事实上只是出于一种盲目崇拜对方的需要

    而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开始持有一种挑剔的态度，对方很可能会被突然地放弃或者仇视，因

    为那个人之所以被爱就是因为他陷入了盲目的崇拜中。

    在讨论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小心，但不可矫枉过正。虽然出于某种需要而利用被爱的

    对方并不算是真正的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是完完全全利他的，那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不需要对方

    身上任何东西的感情也不叫爱。那些表现出这种信念的人，恰恰表露出自己不愿意付出爱的心理，并不表

    明他们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当然，我们希望能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得到一些东西——我们想得到满

    足、忠诚、帮助；我们可能也想在必要的时候得到一点牺牲和奉献。一般来说，能够表达这样的想法或者

    以此为奋斗目标，才是心理健康的特征。爱与被爱妄想综合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真正的爱里面，爱的

    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被爱妄想综合征中，最主要的感受则是获得安全感，对爱的幻想是次要的。当然其

    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过渡性状况。

    如果一个人因为想要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而需要另一个人的爱，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在他清醒的

    头脑中会被混淆。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充满了焦虑，并因此为了获得安全感而不顾一切地想要获得

    任何形式的爱。他所能感觉到的只能是自己喜欢这个人或者信任这个人，或者自己很迷恋这个人。然而他

    所感觉到的爱可能只是对某些仁慈所做出的感激的回应，也可能是由某个人或情景所唤起的希望或者感

    激。那些能够通过明显或暗示的方式唤醒他对爱的期望的人会自动被赋予重要性，他的感情会显现在对爱的幻想上。这种期望会通过一些简单的事实被唤醒，比如一个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或者一个站在面前能

    给人安全感的人对他非常友善，这种期望可能会通过色欲或者性欲的高涨而激发，尽管这些和爱并没有太

    多的关系。他们会依赖于某种形式的现存关系，这种关系下面暗含着给予帮助的承诺或者情感的支持：与

    家人、朋友、医生的关系。很多种关系都以爱的名义做幌子，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主观依恋的想法，爱仅

    仅是借助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并不是可靠的真挚感情，因为一旦有愿望没能得到满足，这段感情的

    真实面目就会被揭露。在这些例子里，构成我们爱的观念中的重要组成因素，例如可靠、坚定等，是根本

    不存在的。

    缺乏爱的能力的根本特征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在此我想要做一个特别的强调：抛开对方的人格、个性、局限性、需要、愿望和发展。不考虑这些因素的部分原因在于焦虑。这种焦虑促使神经官能症患者抓住对

    方紧紧不放，如同人溺水之后会抓住身旁游泳的人不放，通常并没有考虑到别人是否有意愿或者能力来救

    他上岸一样。这种忽视对方态度的做法同样也是对他人存有基本焦虑的部分表现，这种基本敌意的最普遍

    内涵就是轻视和妒忌。它通常会通过不顾一切的努力甚至是做出牺牲来获得别人的体贴，但这通常并不会

    阻止一些意外事情的发生。例如，妻子可能会主观地坚信自己深爱着丈夫，但是会在她丈夫把时间花在工

    作、个人兴趣或者与朋友的相处时而嫉恨或抱怨。一位有过度保护欲的母亲确信她为了孩子的幸福愿意付

    出一切，但是她根本不把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放在心上。

    将追求爱作为保护性手段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很难意识到自己不具有爱的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错误地

    认为他们对其他人的需要是出于爱，不管是对于个别人还是全人类。他们有一个迫切的理由来维持和捍卫

    这一错觉的存在，一旦放弃这一错觉就意味着自己会马上对周边的人怀有敌意，但是又想得到他们的爱，而这是一种两难的困境。人们不能在鄙视、怀疑，想要毁掉他人的幸福和独立的同时，又渴望得到他的感

    情、帮助和支持。为了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相容的两种情况，我们必须严格地将敌对的态度从意识里

    驱逐出去。换句话说，对爱的幻觉尽管是将真挚的喜爱与需要混淆了，但这又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做法，因

    为它具有的特殊作用使对爱的追求变得可能。

    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满足对爱的饥渴的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他暂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爱，但他

    还是无法真正地接受这份爱。人们可能会期望他接受任何被给予的爱，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得到了水一样的

    急切。事实上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只是暂时性的。每一位医生都知道为人和善、体贴入微的后果是什么。

    什么都不做，仅仅给病人提供热情的医疗关怀并进行彻底的全身性检查，病人身体上或者心里面的问题可

    能会马上消失。即使是很严重的情景神经官能症，当病人感觉到自己被爱的时候，也是有可能会全部恢复

    的。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 (2)

    就是这种情况的最著名的例子。即使是性格神经官能症，这样的关心不管是

    出于爱、好奇还是作为医生的关怀，都能减轻病人的焦虑，从而使情况大大得到改善。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爱都只能给他提供一种表面上的保证，甚至能获得一定的幸福感，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却

    并不相信，或者会充满怀疑和恐惧。他并不会去认真地相信这些，因为在他的心里认为可能没有人会爱

    他。这种无法被爱的感觉是一种有意思的信念，事实上与之相反的任何经验都不可能撼动这一信念。的

    确，它可能因为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不被反映在意识里，尽管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却是个不争的事

    实。当然，它很有可能通过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掩饰其本来的面目，通常人们将其解读为一种自负，这

    样就很难被人发现了。无法被爱的想法和没有爱的能力是如此接近与相像，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爱的能力

    不足的意识反应，能够被他人真诚喜欢的人从来不会怀疑别人是否真的喜欢他。

    如果这种焦虑根深蒂固，那么给予的任何感情都会被怀疑，并且马上就可以做出判定，认为这种感情的给

    予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动机。例如，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这样的病人会觉得心理医生仅仅是为了完成自

    己的宏伟志向才想要帮助他们，他所说的任何感激性和鼓励性的话语都是为了治疗的需要。我的一个病人

    曾经认为当她情绪低落的时候，我花周末的时间前去看她是想正面地侮辱她。公开表达的爱很容易被他们

    认为是一种嘲讽。如果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对一位神经质男士公开示爱，那他会认为那是一种嘲笑，甚至

    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因为他绝对不会想到女孩是真的很喜欢他。

    爱上这样的一个人不仅仅意味着会遭到怀疑，还会引发正面的焦虑，认为屈服于一段感情就像是一只昆虫

    被困在蜘蛛网中一样，或者认为相信一段爱情就意味着脱掉自己的盔甲生活在食人族当中一样，会时刻面

    临被吃掉的危险。当神经官能症患者越是面对自己是可以拥有真诚感情这样的事实时，越是会感到恐慌。

    最后，爱的证实可能还会引发神经官能症患者失去自主的恐惧。情感上的依赖，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一

    样，对那些脱离了爱就不能活的人造成了真正威胁，任何有些许相似的事情都会引发一场不顾一切的顽强

    抵抗。这样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自己产生任何形式的正面感情回应。因为任何快速的回应都会引起失去自主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必须盲目地蒙蔽自己来对抗这样的一种意识——即他人是善

    良的、是热心的，还会莫名其妙地想方设法摒弃任何可以证实爱的证据，并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别人都

    是不友善的、不真诚的，甚至是恶毒的。这种方式产生的情景就像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想要吃东西但又担

    心食品有毒一样。

    总之，那些受基本焦虑驱使的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来寻求爱，得到那种梦寐以求的爱几乎是不可能

    的，产生这种需要的情景，本身就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

    (1) 沙利文在《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精神病内涵的札记：人际关系研究》(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43卷，1937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对于满足感和安全感的追求体现了调节人生的一种基本原则。

    (2) 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BarrettBrowning，1806—1861)英国著名女诗人，童年时因

    从马背上摔落而长期瘫痪，后来因丈夫罗伯特·布朗宁对她的热爱和关怀而奇迹般地康复了。

    第七章

    被爱妄想综合征的进一步特征

    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被喜欢，因感觉到自己受欢迎而高兴，如果不被他人喜欢，这会产生怨恨。对于

    一个孩子来说，感觉到自己被需要，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对他以后的和谐发展极其重要。那么被认

    为是被爱妄想综合征的典型特性是什么呢？

    我认为武断地称之为幼稚的需要不仅会错怪儿童，而且还会忘记形成被爱妄想综合征的根本原因与所谓的

    幼稚没有任何关系。幼稚和神经性需要仅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都会感到无能为力，尽管这两种情况的

    基础是不同的。除此之外，被爱妄想综合征是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重复一遍，这些先决条件

    有焦虑、感到不能被爱、无法相信任何感情、对所有人怀有敌意。

    在谈到被爱妄想综合征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特征就是强迫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当人们被强烈的焦虑

    所驱使时，其结果必然是失去自发性和灵活性。简而言之，对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一份爱不是一种奢侈

    品，也不是额外的力量源泉和快乐的源泉，而是一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我希望能被

    人爱，我很享受被爱的感觉”，而另一个是“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必须被爱”。或者，这种区别就像一个人

    由于胃口很好而吃了美食，他很享受美食并对美食的选择有一定的讲究，而另一个人就快要饿死了，他必

    须不惜任何代价，没有任何选择地去狼吞虎咽一顿饭。

    这种态度必然导致被人喜欢所具有的实际意义被过高地评估了。事实上，被人喜欢并不像神经官能症患者

    想象的那么重要，也只有被那些特定的人喜欢才会对自身有重大意义，比如我们关心的人，我们愿意一起

    生活和工作的人，或者我们希望能给其留下好印象的人。除此之外，别人是不是喜欢我们也就变得无关紧

    要了。 (1)

    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却感到并表现出他们的存在、快乐和安全感都是依赖于自己是被人喜欢

    的。

    这种愿望会不加区分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从理发师到聚会上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再到同事、朋友，或者

    所有女人身上、所有男人身上，都会发生。因此，一声问候、一通电话或一份邀请，带有的些许热情或冷

    淡都会改变他们的心情以及他们对整个人生的看法。在这里我需要提到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他们

    在不同程度上不能独处，他们之中可能会有人感到些许坐立不安，甚至还有人会因为孤独而产生某种恐

    惧。在这里我指的并不是那些百无聊赖，独处一隅就索然无味的人，而是指那些聪明机智、精力充沛，只

    要不是一个人就能很好地享受生活的人。例如，通常人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类人，只有在身边有人的情况下

    才能够工作，如果要他们一个人工作，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和不快乐。可能有其他的因素使他们需要有人陪

    伴，但总体来说，他们会表现出隐约的焦虑，需要获得关爱，或者更准确一点说，需要某种人与人的接

    触。这些人会有一种在世间悲惨流浪的感觉，与人之间的接触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安慰。像在实验过程中，人们有时会看到这种不能独处的能力往往都伴随着焦虑加剧。一些病人只要觉得自己周边有一堵保护性的

    墙，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庇护，那他们就可以独自待在那儿。但是只要这种保护性的措施被精神分析有效

    地攻破，焦虑就又会被激发，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忍受孤独了。这种过渡性的损伤在患者的精神

    分析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被爱妄想综合征可能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丈夫、妻子、医生或者朋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这个人的

    忠诚、关怀、友情以及这个人的出现，都会显得至关重要。然而，这种重要性却存在着互相矛盾的特征。

    一方面，神经官能症患者需要他人的关怀和陪伴，害怕自己不被喜欢，如果那个人没在身边就觉得自己被

    人忽略了；另一方面，如果他发现自己和偶像在一起的时候根本不开心，当他能意识到这一矛盾时，他通

    常就会产生疑惑。但是基于刚才我所说的，很明显期待对方出现的这个愿望所表达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喜

    欢，而仅仅是出于获得安全感的需要，即通过对方就在身边这一事实来提供的一种安全感。(当然，一种

    真挚的喜爱和需要爱的安全感可能会同时存在，但它们并不一定吻合。)

    对爱的渴望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群体，很可能是那些有共同爱好的人，例如政治或宗教群体，或者在

    某一种性别的人身上。如果获得安全感的需要局限在异性身上，这种情况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会是“正常

    的”，那么与这个人相关的人也会为这种现象辩解，说它是正常的。例如，有这样一群女人，只要身边没有

    男人围着她们，她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焦虑；她们会开始一段新感情，但过不了多久就会

    中断，再次感到痛苦和焦虑，然后又开始新的一段，如此循环往复。这些关系里包含着冲突和不满足，所

    以这并不是对爱、对男女关系的真正渴望。这些女人宁愿不加选择就和一个人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想有个

    男人陪在身边，并不是真正地喜欢他们，通常她们也并不能得到身体上的满足。当然，事实上整件事情要

    更加复杂，我只是强调了焦虑和对爱的渴望在里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

    人们也会在男人身上发现相同的模式：他们会有一种希望被所有女人喜欢的强迫心理，与其他男人在一起

    的时候会感到不安。

    如果对爱的渴望集中在同性的身上，这就可能是潜在的或者明显的同性恋的一种决定因素。如果通向异性

    的道路存在太多的焦虑，那么对爱的渴望可能直接朝向同性。不用说，这种焦虑不会显现出来，而是通过

    一种对异性的厌恶或者不感兴趣来掩盖。

    由于获得爱对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几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这

    样做。最通常的付出代价的形式就是在态度上顺从，在情感上依赖。顺从的态度表现为不敢反对或者批判

    别人，而且不断地展现自己的忠诚、敬仰和驯顺。如果这种类型的人允许自己说出批判性的或者贬低性的

    话语，他们会感到非常焦虑，哪怕这些话并不具有伤害性。这种顺从的态度会强烈到让神经官能症患者不

    仅扼杀掉激进的冲动，还有所有自我肯定的倾向，还会让他们任凭自己深受侮辱，做出任何形式的牺牲，不管对自己的害处有多大。例如，他的自我克制会表现为宁愿自己去得糖尿病，只是因为他希望从中得到

    爱的那个人对研究糖尿病感兴趣，这意味着患有这种疾病或许可以引起那个人的关注。

    与这种顺从的态度非常相像并交织在一起的是情感依赖，这来自神经官能症患者想要抓住那个给出保护性

    承诺的人。这种依赖不仅会造成无穷的痛苦，还有可能具有十足的破坏性。例如在一段关系中，一个人会

    无助地依靠另外一个人，尽管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段感情是脆弱的。如果得不到一句关爱的话或者一个甜蜜

    的微笑，他会感觉整个世界都成了碎片。他等的一个电话迟迟不来，就会感到焦虑，如果对方躲着不去见

    他，他内心会感到万分痛苦。但他就是不能摆脱这种关系。

    通常，情感依赖的结构是更加复杂的。在一段感情中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后，总是会产生大量的憎恨。依

    赖的那个人恨自己被奴役，恨自己不得不顺从，但是仍然会选择去这样做，就是因为担心会失去另一方。

    他不知道是自己的焦虑造成了这样的困境，他会轻易地认为自己的屈服是另一个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憎

    恨基于被克制的基础不断地滋生，由于对另外一个人爱得太痛苦，这种抑制反过来滋生了新的焦虑，结果

    就会更需要一种安全感，从而强化了依赖对方的这种冲动。因此，对于某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情感依

    赖产生了一种很现实又非常合理的理由，即他们的生活正在被毁灭。当这种恐惧最强烈时，他们会试图通

    过不依附于任何人来防止自己失去独立性。

    有些时候依赖的态度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发生改变。在经历了一段或者几段痛苦的经历后，他会盲目地抗

    拒一切与这种依赖大体相似的态度。例如，一个女孩经历的几段感情都以失败告终，而在这些感情中她都

    是拼命地依赖于对方。最终她产生了一种要远离所有男人的态度，只是想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付

    出任何真心。

    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病人对待精神分析医生的态度上。本来病人出于自身利益可以利用分析的时间来更

    好地了解自己，但他们却忽视了这一点而是努力地取悦医生，赢得医生的关注和认同。他们有非常充分的

    理由想要尽快结束治疗，因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们会遭遇一些痛苦或者要做出一些牺牲；或者，他们时间

    有限。这些理由有时候看上去和病人毫不相干。但是，病人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故事，只为了赢得心理医生认同的回应；或者他会尝试让每次治疗对心理医生来说都非常有趣，以设法让心理医

    生高兴并表示对他的赞赏。这种情形可能发展到病人在联想或者梦境中都希望能够引起心理医生的注意并

    受其支配；或者迷恋于心理医生，认为除了心理医生的爱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并且想要用自己的真挚感情

    来打动心理医生。这种情形下，这种没有分辨性的选择倾向表现了出来，他们认为每一个心理医生都是人

    类价值观的楷模，或者说完美地符合了每一个患者的期望。当然这个心理医生很有可能是个病人无论如何

    都会爱上的类型，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解释心理医生在情感上对病人具有的重大作用。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转移作用”(transference)。但是，这个术语并不十分准确，因为转移作用应该涉及

    病人对心理医生所有非理性行为的总和，并不单单指感情依赖。这个问题在于为什么感情依赖会发生在治

    疗期间，因为需要这种保护的病人会抓住任何机会，包括任何一个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家庭成员。

    为什么这种感情会格外强烈，发生得如此频繁？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除了其他作用外，精神分析能够

    攻克病人建立起来的对抗焦虑的围墙，因而能激发潜伏在这些保护墙后面的焦虑。正是因为这样才会使焦

    虑有所增加，病人以一种又一种方式紧抓心理医生不放。

    在此我们发现了它与儿童对爱的需要的不同地方：孩子相对成年人来说需要更多的爱或者帮助，因为他们

    是更无助的，但是在这种态度中并不掺杂任何强迫性的因素，只有已经懂事的孩子才会抓着母亲的裙边不

    放。

    被爱妄想综合征的第二个特征，同样也是和儿童性需要完全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永不知足。确实，一个孩

    子会制造一些小麻烦来赢得更多的关注，不断地证明自己是被爱着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就是个患

    神经官能症的小孩。一个在温暖而有责任感的家庭成长的孩子会去确定自己是被需要的，但并不需要不断

    地去证明这个事实，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获得帮助也会让他们感到很开心。

    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永不知足的特性总体上会表现为贪婪，体现在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疯狂购物、疯狂

    逛街和缺乏耐心。大多数时候贪婪的欲望都会被克制，然后又突然间爆发，比如一个人平时购物非常节

    制，却一口气买了四件大衣，可能表现为一种像海绵吸水一样的更温和的方式，或者如章鱼进攻一般更激

    进的方式。

    贪婪的态度以及其所有的不同表现形式和随之而来的抑制作用通常被称作“口唇欲”， (3)

    而且在精神分析文

    献中已有精彩的描述。尽管构成这一术语的理论概念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将迄今为止分散的倾向整

    合成综合征，并提出假设认为这些倾向都来源于口唇的快感，但这种想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它所给予的

    观察结果在于贪得无厌，通常表现在对事物的需求以及吃东西的方式上，同样在梦里也会以更加原始的方

    式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例如在食人族的梦中。然而这些现象并没有证明，它们在原始的本来意义上可以归

    结于口唇欲。因此，看起来更加站得住脚的假设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吃是能够满足贪婪欲的最可行方式，不管这种贪婪欲的来源是什么，就像在梦里吃东西是一种表达贪得无厌欲望的最具体和原始的方式一样。

    认为“口唇欲”或者这种态度具有表达性欲的特征的观点同样需要一个证明来予以支持。毫无疑问，贪得无

    厌的态度会出现在性方面——表现在实际上对性的贪得无厌，但是同样还会表现在对衣服和金钱的占有方

    面，或者对权力和名望的追逐上。那么，在所有能够拿来证明这种性欲的假设中，只有贪得无厌的热衷强

    度和性欲驱动的强度是相像的。然而，除非人们做出这样的假设，即认为每一种激情的驱动都是带有性欲

    的，否则还是要通过一些证据来证明这种贪婪是一种性发育前期的性冲动。

    贪婪的问题十分复杂，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就像强迫性确实是由焦虑驱动的一样，事实上很多证据可以

    表明贪婪也是受焦虑制约的，例如很常见的例子就是过度手淫或者暴饮暴食。两者之间的联系会通过这样

    的事实被证明，即只要人们以某种方式(感觉到被爱，获得成功，或从事建设性的活动)而感受到安全

    感，贪婪欲就会减弱或者消失。例如，一种被爱的感觉会突然间减弱强迫性购买的冲动；一个对任何美食

    都垂涎欲滴的女孩，只要她开始设计裙子，从事了自己热爱的职业，就会完全忘记饥饿和吃饭时间。另

    外，只要敌意被加强了，贪婪同样会再次出现或者被强化。一个人可能在去看一场恐怖的表演前很想去购

    物，在遭到拒绝的时候会特别想大吃一顿。

    然而，焦虑的人却并没有产生贪婪的原因有很多，这个事实表明其中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因素。我们能够相

    当确定的一些因素就是贪婪的人并不确信自己有创造属于自己东西的能力，因此不得不依赖外界来满足自

    身需要；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没有人会愿意无缘无故地帮助他们。那些在爱情方面难以得到满足的神经官能

    症患者在对待物质上具有同样的贪婪，例如在花费时间和金钱上面，在具体情境的实际建议上，在困难的

    实际帮助上，在礼物、信息或者性满足上都是如此。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欲望确实揭示了对爱的渴望；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解答并不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总会有这种愿望，即神经官能

    症患者只是想得到什么东西，可能是爱也可能不是；对爱的渴望即使存在，也仅仅是一种为了敲诈勒索有

    形的好处或利益的伪装而已。

    这些观察让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总体而言对物质的贪婪是不是一种基本现象，而对爱的需要仅仅

    是完成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已？对这一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对占有的渴望是

    对抗焦虑的一种基本抵御方式。但经验表明，在某些例子中对爱的需要被深深地抑制了，尽管是很普遍的

    保护措施，甚至在表面上根本观察不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婪就会持久性地或者暂时性地取代了它的位

    置。

    通过在这个问题中“爱”到底扮演了哪些角色，我们可以将神经官能症患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中，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想要的就是爱，不管以哪种形式出现或者采用了什么手段实现了

    这一目标。

    第二种类型就是想要得到爱，但是如果他们在某种关系中失败了(通常他们注定会失败)，他们不会立刻

    转移目标再次寻找爱，而是会退缩，远离所有人。他们并不会努力将自己依附于某些人，而是强制自己依

    附在某些东西上，吃东西、购物、读书或者通常来说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改变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就像某个人在一段感情中失败了，就会强迫自己吃很多的东西，短期内胖二十磅(1磅≈0.45千克)甚至三十

    磅。但是，如果他们重新爱上了一个人就会立刻减肥；如果新的感情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了，他们会再次暴

    饮暴食。有些时候人们会发现病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的行为，他们在对心理医生感到巨大的失望时，会开始

    强制性地吃很多东西，胖到让别人几乎不知道他们是谁，一旦关系好转了，又会迅速减肥。这种对事物的

    贪婪也可能被抑制，然后表现为吃饭没有胃口或者某种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一组较第一组来说，其人际关

    系会受到更大的干扰。他们仍然渴望爱，并仍然有勇气去追寻爱，只是一旦失望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联

    系就会被打断。

    第三种类型的人曾遭受过很严重的打击，所以他们在意识中会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爱。他们的焦虑会非常严

    重，只要没有给他们带来正面的伤害就能令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对爱会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宁可实

    现他们那些具有实际性的愿望，比如物质帮助、具体的建议，以及肉体的满足。只有当他们的焦虑被缓解

    后，他们才会重新渴望爱和感激爱。

    这三种不同的类型可以总结为：对爱的永不知足；对爱的需要与一般性贪婪相交替；没有明显的对爱的需

    要，只有一般性贪婪。每一种类型都表明敌意与焦虑在增长。

    回到我们刚才所谈的主要内容上，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永不知足的爱借以表现自身的特殊方

    式。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嫉妒，要求对方无条件的爱。

    神经性的嫉妒和正常人所表现的嫉妒是不一样的，正常的嫉妒是对失去某人的爱之后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神经性嫉妒是对于危险所表现出的不相称的反应。它表现为时刻害怕失去占有的某人或者某人的爱，对

    方可能具有的任何其他兴趣都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嫉妒心理会出现在每一个人类行为当中，就父

    母而言，他们会嫉妒子女交朋友、谈恋爱或者结婚；对孩子来说，他们会嫉妒父母有婚姻伴侣。它存在于

    任何一种恋爱关系当中，和心理医生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这种强烈的敏感表现为医生去看另外一个病

    人，甚至提到另一个病人都会引起嫉妒。他们的想法就是：“你必须专一地爱我一个人。”病人可能会

    说：“我承认你对我很好，但你对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好，你对我的好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任何要与其他

    人一起分享的感情都一下子没有了价值。

    这种病态的嫉妒心理通常被认为来自童年时期对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一方的嫉妒。在健康孩子身上发生的兄

    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例如，只要孩子相信迄今为止自己并没有失去任何爱和关注，对新生儿的嫉妒就会没

    有任何痕迹地很快消失。根据我的经验，产生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嫉妒，日后之所以没能克服，是由于孩子

    所处的病态环境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年人所处的环境很相似。孩子的心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无法满足的对爱

    的需要，这种需要主要来源于基本焦虑。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儿童与成人的嫉妒反应的关系经常被混淆，因此将成年人的嫉妒心理称作是儿童嫉妒心理的“重演”。如果这个术语意味着一个成年女性嫉妒她的丈夫

    是因为她同样嫉妒自己的母亲，那这种观点就不能立足。我们发现孩子与父母或者与兄弟姐妹间强烈的嫉

    妒心理并不是之后产生嫉妒的根本原因，而是由同一来源产生的。或许对爱的永不知足的需求表达比一般的嫉妒要更强烈，它想要寻求无条件的爱，这种要求在自觉意识中

    的表达是“我希望你爱的是我，而不是我的所作所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会觉得这种想法没什么特别之

    处。当然，对我们来说，希望被爱的想法并不奇怪。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对无条件的爱的想法会更加复

    杂，其极端的形式根本无法实现。这种对爱的要求，在理论上是不允许有任何条件或者任何保留的。

    首先，这种要求包括了一种无论我做了什么挑衅性的行为都会被爱的愿望，这种愿望对于追求安全感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隐秘地知道自己的内心是充满了敌意和无理要求的，所以他害怕这种

    敌对情绪一旦暴露出来，对方就会退缩、生气或者想要惩罚，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当的。一

    个这种类型的病人会认为爱一个可爱的人是一件很简单且毫无意义的事情，真正的爱应该能容忍任何负面

    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批判都会被认为对方不爱自己了。在精神分析中，医生会因一个暗示(表

    明他是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性格而变得更好)而引起憎恨，即使这正是精神分析的目的所在。因为他把任

    何这种形式的暗示都视为需要爱而得不到爱的一种挫折。

    其次，对无条件被爱妄想综合征还包括不求回报的被爱。这种想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感

    觉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来感受温暖，也没有能力来付出感情，并且也不愿意这样去做。

    再次，他的要求还包括希望被爱却不给对方任何好处。因为对方所得到的任何好处或者满足都会快速引起

    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怀疑，怀疑对方和自己在一起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或者满足。在性关系中，这种类型

    的人会吝惜让对方从性爱中获得满足，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之所以被爱只是因为对方想得到性满足而已。

    在精神治疗过程中，这种病人会不希望医生在对他们的帮助中获得满足，他们会一边贬低医生所提供的帮

    助，一边理智地承认这种帮助，但在感情上没有任何感激。或者他们会将任何改善都归功为其他原因，认

    为吃的药很有效果或者一个朋友的建议非常有效。他们当然会对给医生治疗费这件事耿耿于怀，尽管他们

    头脑中清楚地认识到费用是对医生的时间、精力和知识的回报，但在情感上仍然认为支付费用就证明心理

    医生对他们没有兴趣。同样，这种类型的人会因赠送礼物而感到难堪，因为赠送礼物让他们搞不清楚自己

    是不是真的被人喜欢。

    最终，对无条件的爱的需要还包括希望对方能为爱牺牲。只有当这个人为神经官能症患者牺牲了一切时，他才会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这些牺牲可能指的是时间或者金钱，也可能指的是个人信仰和完整人格。例

    如，这种要求包括希望对方能不离不弃地站在自己这边，即使遭遇了灾难性的变故。有这样的一群母亲，她们天真地希望孩子对自己会无条件地忠诚和自我牺牲，因为她们“在痛苦中生养了他们”。另外一些母亲

    则抑制住了能获得无条件的爱的愿望，最终她们给孩子们提供了大量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是，这样的母

    亲从这种相处关系中没有得到任何满足。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她们感觉孩子们爱她仅仅是因为从她们身

    上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因此无论她们给了孩子什么都会有一种隐秘的吝啬。

    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在其内涵上，显现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其他人残忍无情的忽略，更清楚地表明了在

    对感情的神经性需要下隐藏了巨大的敌意。

    和一般吸血鬼类型的人不同，一般吸血鬼类型的人会有意识地将其他人剥削到极致，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往

    往意识不到自己是这样的人。由于一种严格的策略上的原因，他不得不阻止自己的内在需要被意识到，因

    为没有人能够坦诚地说：“我想让你为了我牺牲你自己，并且你不会得到任何回报。”他被迫将自己的需要

    建立在某些合理的基础上，例如他生病了，因此他需要得到别人的全部牺牲。另外一种使自己意识不到自

    己内在需要的强有力的理由就是，这种要求一旦建立就很难被放弃，而意识到它们的非理性就是走向放弃

    的第一步。除了刚才提到的基础外，它们根植于神经官能症患者灵魂深处的信念中，即他们不能自食其

    力，他所要的东西必须给他，他生活中的责任必须放在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这里。因此放弃无条件的爱

    的要求就意味着要改变他的整个人生态度。

    所有的被爱妄想综合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神经质的自身冲突倾向阻碍了其获得爱。那么，如果他

    们的要求只能被部分实现或者被全部拒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这种说法在美国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在美国，文化因素已经渗透到生活中，被人喜欢已经成为人们

    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所以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重大意义。

    (2) 参看卡伦·霍妮：《对爱的过高评价：今日女性的共同心理》，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3卷(1934

    年)，第605—638页。(3) 卡尔·亚伯拉罕：《性欲的发展历史》，载于《新的工作分析理论》，第2卷(1934年)。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拒绝的敏感

    在考虑到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多么急切地想要获得爱，但是又是多么困难地去接受爱，人们可能会认为只有

    在温和的情感氛围中这些人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但是另一个复杂问题又出现了：他们与此同时会很敏

    感，会因为哪怕一点点挫败和拒绝而感到极其痛苦。一个温和的氛围尽管在某种方面保证了安全感，但还

    是会令他们有挫败感。

    很难描述他们对拒绝敏感到了什么程度。预约的改变，不得不等待，没能第一时间得到回应，和他们意见

    不一，任何与他们的意见相违背的行为，或者简言之，用他们的话说任何没能实现他们要求的失败，都会

    被认为是一种挫败。这种挫败不仅会把他们重新带回基本焦虑中，同样还会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稍

    后我会解释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侮辱。挫败中含有的羞辱意味会引起巨大的愤怒，并很可能公开爆

    发出来。例如，一个小女孩，如果她的猫咪没有对她的亲昵动作做出回应，她就会很生气，狠狠地把猫摔

    到墙上。如果有人要他们稍等片刻，他们就会把这解读为自己无关紧要，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准时。这种感

    觉也会引起敌意 ......

http://www.100md.com/html/file/202001/101509.htm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详见PDF附件(986KB，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