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脑科学

    ——战胜焦虑、混乱、拖延的自控术

    [美]盖瑞·马库斯 著

    陈友勋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第1章 进化的劣果

    第2章 记忆

    第3章 信念

    第4章 选择

    第5章 语言

    第6章 快乐

    第7章 精神的崩溃

    第8章 真正的智慧

    致谢

    参考文献

    译后记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他让我认识到了父亲这个字眼的伟大。任何生物都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机体结构。从这个意

    义上，它们是真正的进化作品。然而即便如此，它们也不能代表最

    优的进化结果，而是在机缘巧合之中因时制宜、就地取材，从一大

    堆零散杂碎中东拼西凑地变成了今天这副样子而已。

    ——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ois Jacob)

    运气再差，聊胜于无。

    ——民间谚语第1章

    进化的劣果

    据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我为了寻找这方面的证据，耗费了自

    己一生的心血。

    ——伯特兰·罗素 [1] (Bertrand Russell)

    人类是否真的像威廉·莎士比亚的名言所说的那样，身为万物之

    灵，具有“高贵的理性”和“无限的能力”？或者像一些《圣经》研究学者

    所宣扬的那样，是“照着上帝的模子铸造而成”的，因此堪称完美？我看

    未必。

    如果人类真的是出自某个全知全能且以慈悲为怀的造物主之手，那

    我们的想法就应当充满理性，我们的逻辑就应当无懈可击，我们的思维

    就应当敏捷活跃，我们的记忆就应当真实可靠。我们会表达简练、措辞

    准确，使用的语言会条理分明、有规可循，不会充满各式各样的不规则

    动词以及千奇百怪、莫名其妙的矛盾之处。正如语言学家理查德·莱德

    勒(Richard Lederer)指出的那样，我们就可以期待在“hamburger”(汉

    堡包)中发现“ham”(火腿)，或是在“eggplant”(茄子)中找

    出“egg”(鸡蛋)。同样道理，说英语的人们“drive”(开车)只能

    在“driveway”(实际上指的是私家车道，并非其字面所表示的“drive-

    way”，即行车道)上，而他们“park”(停车)也只能在“parkway”(实际

    上指的是林荫大道，并非其字面所表示的“park-way”，即停车道)上，而不会有其他“way”(道路)可供选择。此外，我们人类是唯一拥有足够的智力可以为自己的将来进行系统

    规划的物种。尽管如此，我们仍会因为贪图一时之快而愚蠢地放弃了自

    己先前精心制订的计划和方案。(“我先前说过自己要节食吗？呃，但

    这三层的巧克力慕斯可是我的最爱啊……要不明天再开始节食吧。”)

    在买一个价值100美元的微波炉时，我们会为了节省25美元而不惜开车

    穿城绕道，并且这样做的时候还会为自己捡了便宜而兴高采烈。但在买

    一台价值1 000美元的平板电视时，我们才不愿意为了省下同样的25美

    元而大费周章，也去跑那么远一趟路呢!并且，我们几乎区分不出一个

    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合法有效的还是荒唐滑稽的。比如，这是一个正确

    的三段论命题：既然所有人都终有一死，苏格拉底身为人类中的一员，那他也必有一死。又如，这是一个错误的三段论命题：既然所有生物都

    需要水，玫瑰花也需要水，因此玫瑰花就属于生物(这个命题看似无

    误，但只要你把其中的玫瑰花替换成车用蓄电池，就能发现它推理的谬

    误所在了)。如果我告诉你“每位水手都爱一位姑娘”，你根本就不清楚

    我到底是在说他们爱的是同一位姑娘(被爱的只有一位姑娘，比如贝蒂

    ·苏)，还是说“每位水手都有一位自己爱着的姑娘”(被爱的姑娘不只

    一个，数量等同于水手的人数)。此外，就别跟我提目击者证词了，因

    为这根本就是基于一个荒谬的前提——在事发多年之后，我们人类还能

    准确无误地回忆起自己曾经短暂目击的某个事故或罪行的细节信息。而

    事实上，由于时隔多年，我们即使要求普通人写出一份可供连续半小时

    陈述的提示清单，都会让他们觉得很困难。

    虽然我这样说，但并非意味着人类大脑的“设计”完全就像一列火车

    失事之后的残骸一样支离破碎、缺乏联系。如果借用政客们那种圆滑的

    说法，我肯定会斟酌字眼、重新措辞，将其表述成“错误已经酿成”。而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探究我们到底酿成了哪些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

    误的个中原因。

    虽然莎士比亚曾天马行空地想象人类大脑具有无穷的灵性，但我对

    此不敢苟同，因为其中另有原因，套用工程师们的术语，我认为人类大脑就是所谓的“克鲁机”(kluge) [2]

    ——虽然看起来笨拙丑陋，但却能

    针对问题提供效率惊人的解决之道。举例来说吧：1970年4月，阿波罗

    13号登月舱的处境原本就岌岌可危，谁知此时雪上加霜，里面的二氧化

    碳过滤器又出现了故障。当时，不可能给宇航员们再送一套替代装置

    ——因为航天飞机尚未发明，也不可能在数日之内让密封舱重返地球。

    但没有了过滤器，舱内的宇航员们可就在劫难逃了!于是，任务控制工

    程师艾德·斯迈列(Ed Smylie)把情况通知了自己的团队。事实上，他

    当时是这样说的：“太空舱里就只有这些东西。你们想点法子，解决这

    个问题。”万幸的是，地勤人员勇敢地迎接了这次挑战。他们指导舱内

    的三位宇航员用一个塑料袋、一个硬纸板箱、一些黏性胶带和一只袜

    子，捣鼓出了一个简陋的替代性过滤器。然而正是依靠这个过滤器，三

    位宇航员的生命才得以保住!事后，其中的一位宇航员吉姆·洛弗尔

    (Jim Lovell)回忆说：“这个奇特的装置谈不上好看，但是很管用。”

    然而，并非每个“克鲁机”都可以用来拯救生命。有时，工程师们设

    计“克鲁机”只是出于好玩，以借此向人们炫耀自己具有某方面的精湛技

    能——比如把一堆玩具拼凑成计算机之类的东西；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

    太过懒惰，不想寻找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有些“克鲁机”是人们在身

    陷绝境、万般无奈之时灵感迸发而创造出来的，就像电视剧中的马盖仙

    先生 [3]

    可以在需要迅速出逃的紧急情况下，因陋就简地用一些黏性胶

    带和橡皮垫子胡乱拼凑出一双鞋子。还有的“克鲁机”发明出来纯粹是为

    了搞笑，就像《超级无敌掌门狗》(Wallace and Gromit )这部动画片

    中出现的“触发启动式”闹钟、咖啡机和折叠床，以及鲁布·戈德堡 [4]

    设

    计的“简易削笔刀”(把风筝拴在绳子上拉开活门，放出里面的飞蛾，从

    而逗引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啄木鸟冲了出来，飞到外面，并把裹在铅笔石

    墨芯外面的那层木头给啃掉)。但无论是马盖仙的鞋子还是鲁布·戈德

    堡的削笔刀，要是和人类的大脑相比就根本不值一提了，因为它可是所

    有克鲁机中的集大成者，是在完全盲目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神奇而

    又伟大的作品。事实上，对于“克鲁机”这种说法的起源乃至这个词的拼法也是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在“kluge”这个英语单词上加一个“d”，使之变成

    了“kludge”，其优点在于能够以形会意，让它的拼写看起来更像它本身

    所表达的意思那样拙劣不堪，但缺点在于容易误导这个单词的发音 [5]。[在正确的发音中，字母u和它在“huge”中一样读作“u：”(乌)，而不是像它在“sludge”中一样读作“Λ ”(阿)。] [6]

    也有人把这个词

    汇追溯到古老的苏格兰单词“cludgie”，意思是“户外厕所”。不过，大多

    数人认为这个词起源于德语单词“kluge”，代表“聪明”的意思。而《黑客

    计算机术语词典》(The Hacker’s Dictionary of Computer Jargon )则将

    这一表达至少追溯到1935年，即“Kluge牌送纸机”，并将其描述成“一种

    机械印刷机的附属设备”。

    Kluge牌送纸机的设计早于小巧廉价的电动机和控制电路。它由

    一个驱动轴提供动力，依靠一套由凸轮、皮带和连杆组成的极其复

    杂的机械系统来带动并协调所有操作。由于故障频发且极难维修，这种装置并不可靠。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种极为精巧的发明

    创造!

    实际上，人们一致认为：这一说法最初得以推广是源于1962年一篇

    名为《如何设计克鲁机》(How to Design a Kludge )的文章。其作者是

    计算机领域的先锋人物杰克逊·葛兰荷姆(Jackson Granholm)。他在文

    中半开玩笑地把克鲁机定义成“一整套由互不搭配的各种零件拼装起来

    并且表现糟糕的非兼容系统”。他进而指出：“设计克鲁机非外行可为之

    事。真正的克鲁机其实是经过人们艰苦卓绝地反复斟酌和一再改进才制

    造出来的，其设计如此精巧，简直妙不可言。虽然专业人士仍能一眼看

    出其中隐藏着人为雕琢的蛛丝马迹，但外行人员则会不假思索地欣然接

    受，并想当然地认为‘计算机原本就是这样的’。”

    工程领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克鲁机”现象。我们以一种挡风玻璃上

    的真空动力雨刮器为例。这种雨刮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使用得较为普遍。现在，我们使用的雨刮器和汽车上的其他大多数小玩意儿一样，都

    是用电驱动的。但回到以前的那个年代，车用电压不是12伏，而是区区

    6伏，仅能勉强保障火花塞的正常运行，这样当然就不会有多余的电

    流，给像挡风玻璃雨刮器之类的奢侈配件提供动力了。于是，一些聪明

    的工程师就想出点子，在挡风玻璃上安装了一种“克鲁机”：不是用电，而是通过汽车引擎产生的吸力来给雨刮器的马达提供能源。然而，其唯

    一的弊端是汽车引擎产生的吸力不够稳定，因为这得取决于引擎的工作

    强度，并且二者之间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汽车引擎工作强度越大，它产生的真空吸力反而越小。于是，当你驾着那辆1958年生产的别克未

    来(Buick Riviera)使劲爬坡或大力加速时，你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就

    会慢得像蜗牛在爬行一样，甚至干脆完全罢工，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如

    果当时在山区开车正好碰上雨天，那我们的先辈们可就要吃苦头了。

    事后看来，真正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

    个东西原本可以设计得更好。而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已经非常恰当地反

    映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大脑的特性完全见惯不怪、习以为常。毋庸

    置疑，我们的大脑极为优秀，远胜于其他任何可能的替代设施。但它仍

    然存在缺陷，只是我们往往对此未加注意罢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

    像对待标准化设备一样全盘接受了自己的缺点——比如我们的情绪失

    控、记性差劲、易于对他人存在偏见等。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何有时我们

    需要跳出固有的框架，才能识别身边的“克鲁机”现象，并思考对其进行

    改良等问题。最好的科学，正如最好的工程学一样，通常不仅仅来自对

    事物现状的认识和了解，更是源于对“它们原本还可以怎样发展”的思索

    与领悟。

    如果工程师们制造“克鲁机”主要是为了节约时间或金钱，那为何大

    自然也会制造出这样一些“克鲁机”呢？进化本身既不精巧聪明也不吝啬

    抠门，既不会花费金钱也无须远见卓识。因此，就算花上10亿年的漫长

    光景，又有谁会为此而牢骚满腹、抱怨不堪呢？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

    下，我们就会发现在生物界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克鲁机”现象。例如，我们人类的脊柱，就是为了承受两足动物直立行走的身体负荷而演化出

    来的一个糟糕的解决方案。其实，把我们的身体重量分配给四个均等交

    叉的支撑物体应当更为合理。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们身体的全部重

    量只是由单独的一根脊柱来承担，从而给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的

    确在进化过程中实现了直立行走(从而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但付出的

    代价是许多人因此不得不忍受着背痛的折磨。我们之所以一直保留着这

    一并不完美的人体结构，并不是因为它最适合支撑两足动物的体重，而

    是因为我们的脊柱是从四足生物进化过来的。毕竟，(对于像我们这样

    需要解放双手使用工具的生物来说，)能够蹩脚地站立行走总好过完全

    匍匐在地吧。

    此外，我们眼睛里的感光部分(视网膜)是出现在眼球底部的，即

    它的位置是靠近头部的后面而不是前方。这样一来，所有挡在视网膜前

    面的东西，包括穿过眼球的神经束，都会在我们的双眼中留下一对盲

    点，即每只眼睛都有一个盲点。

    另一个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克鲁机”则众所周知，它属于男性身体

    中一个较为隐秘的生理结构，就是把睾丸和尿道连接起来的那根管子

    (输精管)。它长得有点离谱：先是迂回曲折、缠绕而上，然后转了一

    个180度的大圈，才和阴茎连接起来。如果由一个吝啬的设计师来负责

    这项工作，他为了节省材料(或提高运输效率)，肯定会只用一根很短

    的管子直接把睾丸和阴茎连接起来。输精管之所以搞成现在这样一副糟

    糕的样子，完全是因为人体只能在先前结构的基础上继续进化和演变。

    用一位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身体就是一堆瑕疵的集合，包括鼻孔上方那没用的隆起、时常发炎惹麻烦的智齿、疼痛的双足、容

    易拉伤的背部……还有那裸露在外的柔嫩肌肤，总免不了遭受锐物划伤

    以及虫叮蚊咬之苦，甚至许多人还会因此被晒伤。并且我们不擅长奔

    跑，力气也只相当于比我们个头还小的黑猩猩的三分之一。”

    除了人类特有的这一连串瑕疵之外，我们身上还具有数十个在整个

    动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缺陷，其中包括DNA(脱氧核糖核酸)链要先解旋再复制的那套复杂方法(它是细胞复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一个

    DNA聚合酶分子这样复制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其他的分子也这样迂回曲

    折地重复这一过程，足以让任何一个稍具理智的工程师都无法忍受并变

    得抓狂起来。

    大自然很容易制造出这样一些“克鲁机”，因为它根本就不关心自己

    的作品是否完美或优雅。不管制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有效，就能

    得以保存并传播开来。相反，如果这个作品本身不起作用、没有效果，那它就会绝迹。于是，那些能够产生良好效果的基因就易于繁衍生殖，而另一些基因由于产生的生物不适于生存，自然就逐渐消亡。其他的种

    种说法不过是对这个基本原理的翻版说明而已。这就是说，繁殖的关键

    在于基因是否具有适当性(adequacy)，与美丽无关。

    在探讨人类的身体时，没有人对我们在生理上存在的“克鲁机”现象

    抱有疑问。然而，不知何故，一旦我们的话题涉及人类的大脑，许多人

    的态度就立刻变了。没错，我的脊柱是一个“克鲁机”，并且，我的视网

    膜大概也算是吧，但我的大脑呢？承认我们的身体有缺陷是一回事，可

    要接受我们的大脑也有缺陷就得另当别论了。

    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都不认为自己的大脑是一个“克鲁机”。比

    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therational animal)。从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

    开始的经济学家们，都假定人们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做决断，倾向于买

    低卖高，尽可能地追求“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

    在过去10年间，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依据“贝叶斯” [7]

    定理的思路，通过计算数学最优解的方式来论证人的理性。一本权威杂志曾做过一期

    专刊，请来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

    三位著名认知心理学家来专门论证这种可能性。这三位学者的结论

    是：“通过计算合理性概率来解释人类认知似乎越来越具有可行性

    了……在某些核心领域，人类的认知能力已经接近其最佳水平。”最优化的概念也是出现在日益普及的进化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常见

    主题。例如，该领域的共同创始人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莉达·科

    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就曾在其著作中指出：“由于自然选择就像

    一个登山过程，倾向于在实际出现的各种设计中选择最优的方案，再加

    上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涌现出的代替方案的数量庞大，于是，物竞天择

    的结果就导致拥有最优功能的设计作品以这种方式被不断累积起来。”

    另一位学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对此同样抱着一种乐观态

    度。他指出：“我们大脑中用以观察外界事物的那部分结构确实构造精

    良。没有理由认为大脑会因为要对身体传送上来的视觉信息进行解读并

    据此采取行动，从而就会导致它在这方面的设计功能日益退化。”

    但我在本书中对此持截然不同的观点。尽管任何一个知书达理的学

    者都不会怀疑自然选择会进化出功能最优的设计作品，但他同时也会清

    醒地认识到：物竞天择绝不可能保证出现的一定就是最佳结果。在这

    里，我想说的是，和大多数经济学家、贝叶斯学者和进化心理学家们相

    反，我认为人类的大脑和人类的身体一样，也不过是一个“克鲁机”而

    已。如果真相不幸被我言中，那我们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本性的认识都

    得重新加以考虑了。

    就我所知，在关于进化心理学的浩瀚文献中，人类大脑的发展仅有

    极少几个方面被归因于纯粹的基因突变(genuine quirk)。虽然大多数

    进化心理学家原则上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即进化的结果有时也并非是最

    理想、最恰当的，但事实上，当探讨人类出现的差错情况时，他们几乎

    总是为一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大脑表现进行辩解，说它们原本就是自然进

    化精心设计的结果。

    我们以杀婴为例，来进行这方面的阐述。没有人会认为杀婴行为在

    道义上情有可原，那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还会发生呢？从进化的角度来

    看，杀婴行为不仅不合道义，而且令人费解。如果我们确实像理查德·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的那样，是作为基因繁衍的载体而存活于世，那为何还有父母谋杀自己子女的事情出现？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从基因研究的角度指出：杀婴行

    为只有在极少数的特定情形下才可能出现，例如父母(作为继父继母)

    和孩子之间并不具备真正的血缘关系，或者父亲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

    的，或者母亲目前无力抚养孩子，但认为自己可以给以后出生的子女提

    供更好的照顾(比如，当前的孩子一出生就患有某种绝症或无法治愈的

    残疾)。戴利和威尔逊指出，谋杀和虐童模式均与上述假设非常吻合。

    再来看一个不那么血腥暴力的事实：男人总是倾向于过度解读其潜

    在伴侣的性意图。 [8]

    难道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吗？然而，进化

    心理学家玛蒂·哈瑟尔顿(Martie Haselton)和戴维·巴斯(David Buss)

    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他们认为，这是自然选择形成的一个高效的生

    存策略，是一个被大自然强化了的认知错误。这种能扩大繁衍概率(情

    况肯定如此)的生存策略在人群中广为传播。在我们的男性祖先当中，那些趋于过度解读异性所发出的寻欢信息的家伙，会比那些态度保守、行事谨慎的同伴获得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因为后者往往会在异性真正

    发出的求爱信号面前错失良机。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就很值得

    我们的男性祖先冒险一试，因为过度解读异性信息，即使是自作多情的

    误读，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多额外的繁衍机会。这和伤害自尊或有损名誉

    等可能发生的后果相比，实在是利大于弊，而且其中的好处是远远大于

    其中的弊端的。过度解读看起来像是一个进化缺陷，是在理解其他同伴

    的行为动机时出现的一种系统性偏差，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它反而在现

    实生活中具有了积极、正面的意义。

    读到像这样经过精心挑选而又经过仔细论证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兴

    奋过度，以为人类身上出现的每种异常或瑕疵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真

    实有效的进化策略。不过，这种想法是基于一个大胆的前提的，即进化

    过程必然产生最优的结果。然而事实上，最优的结果不是在进化过程中

    必然就会产生的，只是进化过程中具有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性罢了。我

    们也知道，虽然有一些东西乍看之下似乎具有明显缺陷，而事实却证明它们反而对人体有益。然而，像脊柱和后置视网膜之类的例子证明：某

    些瑕疵确实表现得不够理想，但却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保存，原因仅仅是

    由于进化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方式而已。

    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中的关键机制，但它起到的效果却和随机突变

    差不多。如果某个突变对生存有益，就可能被延续下来。但是，哎呀!

    多数我们想象得到的有益突变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正如老话所说的那

    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种突变如果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那进化

    也就无从选择。如果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出现了适当的基因，那它们就会

    得以复制传播；但如果它们碰巧没有产生，那生物进化就只能退而求其

    次，从那些现存的基因中选一个效果最好的来凑合着用了。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生物进化比喻成登山运动，可能会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关系。譬如，理查德·道金斯就指出，自然进化几

    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产生任何复杂的生物或器官(比方说，我们的眼

    睛)——因为这需要太多的随机突变恰好发生并同时参与其中。但生物

    进化是可能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逐步趋向完美境界的。道金斯用生动的

    语言这样描述：

    你不必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那样，计算眼睛或者血红蛋白单凭

    乱七八糟的随机组合就演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概率是如何小得不可

    思议的。怎样解释出现诸如眼睛、膝盖、酶、肘关节以及其他的一

    些生命奇迹所需要克服的近乎天文数字般的随机概率，已经远不是

    只针对达尔文学说的一个挑战，它其实是任何生命理论都无法回避

    的一个难题，只是唯有达尔文学说才真正给出了这方面的正确答

    案。进化论通过把接近于零的概率分解成细小到可控的组成部分，从而排除了其中所需要的运气成分，于是给出了正确的解答。就像

    在登山之时，从背后绕过不可逾越的山峰，然后沿着缓坡向上攀

    爬，虽然这样做进度缓慢，可能一百万年才攀登了1英寸 [9] 而

    已。此外，可以肯定的是，令人赞叹的进化实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

    是。比如人类的视网膜能够在黑暗的房间捕捉到一个光子的亮度，而人

    类的耳蜗(其内耳的毛细胞能感受声波的振动)能够在寂静的屋内侦测

    到比氢原子直径还小的振动。此外，尽管电脑的计算能力获得了惊人的

    发展，但我们人类的视觉系统仍然远远超出任何机器的视觉处理能力。

    还有，蜘蛛丝的强度比钢还大，弹性比橡皮还好。总之，在其他所有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组织器

    官)将变得更适于周围的环境——有时其适应能力甚至达到了理论的极

    限。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关于眼睛对光的敏感程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

    显的例子。血红蛋白(主要成分是红细胞)能够出色地完成输送氧的任

    务，只是它在不同的物种身上会发生细微的调整，从而让自己能以最适

    于生物体内气压的状态输送和释放氧。这无论是在居住于零海拔地区的

    生物种类身上，还是在翱翔于喜马拉雅山脉顶部的斑头雁身上都得以体

    现。从血红蛋白生物化学到眼睛那精巧复杂的聚焦系统，生物学通过成

    千上万的种种方式惊人地逼近于完美状态。

    但显然，自然界中的生物不可能总是这样完美。如果我们意识到生

    物进化并非只是要攀登一个山头，而是要穿越整条山脉时，那进化过程

    中出现不完美现象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在这方面的其他比喻容

    易让我们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进化完全可能卡在一个不是整条山脉

    最高峰的山头上，即陷入所谓的“局部至高点”(local maximum)。所

    以，正如达尔文和许多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进化往往是小步前行的。

    [10]

    如果没有紧急的变化导致进化改良，即使远处的山峰更高更好，生

    物机体也可能只停留在这条山脉的当前地区。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

    些“克鲁机”现象，包括脊柱、后置的视网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

    过是这方面的一些例子而已，它们都表明生物进化卡在了一个局部至高

    点，未能攀上进化之旅的真正顶峰。

    归根结底，进化与完美无关。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西

    蒙(Herb Simon)把这种情况称为“达标”(satisficing)现象，即进化已经取得了足够理想的结果。这种进化结果可能是精美优雅的上乘之作，也可能只是制造了一个“克鲁机”现象罢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化会朝

    着两个方向发展：生物要么变得精致优美，要么只是马马虎虎的凑合作

    品。

    实际上，有时精致优雅的上乘作品与马虎凑合的“克鲁机”会比肩共

    存。例如，我们发现有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效率极高的神经元是通过

    效率低下的神经突触彼此相连，这就使得高效的电流活动被转化为低效

    的化学物质进行传导，从而既浪费热量又损失信息。同样，脊椎动物的

    眼睛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极为精致优雅，有一套精巧微妙的聚焦机制，能

    够根据光线强弱自动调节瞳孔大小，等等。不过，虽然人眼的结构比绝

    大部分数码相机都更精巧周密，但仍然受限于后置的视网膜以及结伴而

    生的盲点。如果人眼发展到进化的巅峰阶段，虽然其作用应当和现在差

    不多，但视网膜肯定应当是(和章鱼的一样)长在前面的，于是那些盲

    点也得以消除。但人类的眼睛，即使像现在这样视网膜后置，也已经算

    进化得够好的了，虽然我们不可否认，它还存在着继续改进的空间——

    而这极好地证明了有时大自然会在距离完美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止步不

    前了。

    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种生物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可能无法达到最优水平。其中包括偶发的随机事件(纯粹由于运气不

    好)、环境的急速改变(如地球遭遇大流星的撞击、出现了冰川时代，或者发生了其他某种灾难性事件，而生物进化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赶上

    环境变化的步伐)，抑或是像本书将生动展示的那样：这是由于过去的

    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些过往的历史被浓缩到了我们的基因组当中。

    过往的事件具有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影响，因为生物在任何时刻

    的进化情况都深深受制于先前所出现的进化结果。正如当代的政治冲突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签署的协议一样，现存生物

    也可以从早期生物中追查到自己的身世来历。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一切

    生物都是“后代渐变”(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的作品，现有的形态只不过是早期物种的改进版本而已。比如，人类的脊柱之所以形成现在

    这副样子不是因为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结构，而是因为它是在原

    来生物(四足动物的脊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于是，我根据牛顿的惯性定律(静止的物体倾向于保持静止，而运

    动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提出了一个我自己称之为“进化惯

    性”(evolutionary inertia)的概念，即进化倾向于在已有的结构基础之

    上进行改变，而不是大刀阔斧地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进化惯性的出现是因为新的基因必须同原有的基因协同工作，并且

    生物进化是由即时性事件所驱动的。承载着基因的生物要么生存繁衍，要么死亡灭绝。因此，自然选择通常偏爱那些在当前环境中具有优势的

    基因，摒弃那些即使从长远看来或许更有益处的基因。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有点类似于某些产品经理的做法，为了保证能够立刻装船发

    货，即使偷工减料，甚至可能在将来引起麻烦也在所不惜。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像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所说的名言那样，生物进化就像补锅匠，“通常他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会把产品做成什么样子……只是用手边找得到的任何材料，比如旧

    纸板、一截截线条、木块或金属碎片，捣鼓出某种勉强可用之物就算

    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生物进化在机缘巧合之中因时制宜、就地

    取材，从一大堆零散杂碎中东拼西凑地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副样

    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把生存需要视为进化过程中的创造之

    母，那七拼八凑就是大自然中出现的令人讨厌的“克鲁机”现象的前世之

    祖。

    简言之，生物进化通常是以在旧系统上不断叠加新系统的方式进行

    的。神经学家约翰·奥尔曼(John Allman)曾联系他参观过的一个发电

    厂对此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在这个发电厂中，至少有三种不同层次

    的技术被叠加在一起同时运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并不直接投入使用，而是通过操控(可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真空管参与工作，而真空管又控制着更古老的依靠压缩气体驱动的气动机械来进行发电。

    如果发电厂的工程师们能够扛住让整个发电厂暂时“脱机”而产生的巨大

    损失，那他们肯定会把老掉牙的发电系统一股脑儿全盘扔掉，换上一套

    全新的设备。但由于存在持续供电的实际需求，这场雄心勃勃的改造计

    划一下子化为泡影。

    与此类似的是，生物不间断的生存和繁衍需要也常常阻碍它们进化

    出真正最优的生理系统。进化过程就和发电厂的工程师一样，不能让自

    己的产品“脱机”工作。于是，进化的结果多半也像前面电厂的例子一样

    拙劣不堪，只能把新技术撂在老技术上面。譬如，人类的中脑确实是长

    在远古就有的后脑上面，而前脑又长在后脑和中脑之上。最下层的后脑

    是三者之中最古老的结构(至少出现在5亿年前)，掌管着呼吸、平

    衡、警觉和其他一些对恐龙和人类来说都同样重要的身体机能。而中脑

    是不久之后就分层产生的，负责协调视觉和听觉的反射以及控制功能，包括眼球的运动等。最后分层出现的是前脑，管辖着诸如语言和决策之

    类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却往往要依赖中脑和后脑才能实现。比如，任何

    一本神经学的教科书都会告诉你，语言表达极度依赖布洛卡区(Broca’s

    area)，一个位于前脑左部、核桃般大小的区域。但语言表达同时又得

    依赖小脑——这一古已有之的记忆系统，虽然它不是特别适合进行这项

    工作。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变得有点像重写本

    (palimpsest，一种古老的手写本，每页都可以反复涂写，新的字迹就

    覆盖在旧内容之上)。

    奥尔曼曾提及这种拙劣的进化过程：新的系统不是另起炉灶、从头

    再来，而是建立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之上，成为“技术上的逐层推进”。这

    样，其最终产品多半也是某种“克鲁机”。

    当然，从原理上解释生物进化为何会出现“克鲁机”现象和我们要具

    体阐明人脑就是一个“克鲁机”还是有所差别的，因为二者不完全是一回

    事。但有两个强有力的证据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人脑就是一个“克鲁机”：

    一是人类近期的进化历史，二是我们身上基因组的性质。首先，我们要考虑人类存在的短暂历史及其所代表的意义。细菌在

    地球上已经生存了30亿年，而哺乳动物则生存了300万年。相比之下，人类最多只生存了几十万年而已。其中，语言、复杂的文化以及深思熟

    虑的推理能力可能仅仅是在过去5万年左右才产生的。以进化的标准来

    衡量，这就意味着既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排除错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

    积累先前的进化惯性。

    此外，虽然一般人的生存方式和普通猴子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但

    人类的基因组和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组却基本相同。通过对二者的核苷酸

    进行逐条对比，我们发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组有98.5%是完全相

    同的。这就表明我们遗传物质中的绝大部分基因是在没有语言、不具备

    文化同时也不会主动思考的动物之中进化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

    我们极为珍视的品质、那些能清楚地把我们界定为人的特征——包括语

    言、文化和清晰的思维——构筑的基因基础，最初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些

    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进化目的的。

    沿着本书的脉络，我们将逐一探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领

    域，包括记忆、信念、选择、语言和快乐。在我们探讨的所有领域当

    中，我都将让你们明白其中的“克鲁机”现象无处不在。

    人类虽然聪明睿智，但也可能愚不可及。他们会信奉邪教误入歧

    途，沉溺于毒品自毁生活，还会轻信深夜广播谈话节目中的甜言蜜语。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敏感、易动感情，这不仅包括中下层劳动人民，还包

    括医生、律师、国际名人等。这在杰罗姆·格鲁普曼(Jerome

    Groopman)的《医生如何思考》(How Doctors Think )以及巴巴拉·塔

    奇曼(Barbara Tuchman)的《愚政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 )中

    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主流的进化心理学大谈特谈自然选择如何导致适

    宜的解决方案，但很少解释为何人类的大脑总是容易出错。

    在接下来的篇幅当中，我会探讨为什么我们的记忆总是表现得不能

    令人满意，以及为什么我们容易相信那些虚假的事情，却怀疑许多事情的真相。我会讨论为什么会有半数的美国人相信鬼魂，以及为什么会有

    近400万人坚信他们曾遭遇外星人的绑架。我还会关注我们怎么花钱

    (通常是浪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钱扔在不值得的地方，以及为

    什么我们无一例外地觉得八成瘦的肉要比两成肥的肉更讨人喜欢。我将

    研究语言的起源，并解释其中充斥着不规则、不统一以及模糊和歧义现

    象的原因。还有，就是——为什么像“People people left left”[(被)人

    们离去了的人们离去了]这样简单的句子也会让我们听得迷惑不解，虽

    然其中只有寥寥几个单词而已。最后，我还想探究一下是什么让人们产

    生幸福感以及其中的具体原因。人们常说快乐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引导

    物种生存。但为何我们会花那么多时间看电视，哪怕这对我们的基因毫

    无裨益？此外，为何精神疾病层出不穷、蔓延甚广，甚至在某些时候，全美近乎一半的人口都受其折磨？还有，金钱买不到幸福究竟是何原因

    呢？

    答案就是“克鲁机”“克鲁机”，一切都是“克鲁机”惹的祸。我将展示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要联系进化惯性在形成大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能最大程度地了解人类自身所存在的缺陷。

    但这并不是说每种认知特性都毫无价值。乐观主义者常常能在我们

    最糟糕的心理局限中寻求慰藉，比如：如果记性差劲，那它其实只是为

    了保护我们免受痛苦情绪的折磨；如果我们表达模糊，那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委婉地拒绝别人，而不必以决绝的口气说出那个“不”字。

    好吧，我承认这种说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故意利用歧义(比如在诗

    歌中或是为了礼貌起见)与被歧义所困扰之间还是很有差别的。要是我

    们想字句清晰、口齿伶俐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却被听众曲解其意，或

    者我们在别人性命攸关的时刻(例如目击证人要在刑事法庭上出庭作

    证)却被自己的记忆所辜负——这时，我们就会觉得人类在认知方面真

    的存在缺陷，并且亟待我们解决。

    我并不是说人类因此就得因噎废食，或是在暗示我们身上存在的“克鲁机”的数量超过了有益的进化现象。生物学家莱斯利·奥根尔

    (Leslie Orgel)曾写道“大自然母亲可比你聪明多了”。这句话在多数情

    况下是可以成立的。没有任何个体的成就能够与大自然相提并论，大自

    然所取得的大多数成就，尽管算不上完美，但却符合实际、非常管用。

    但我们若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讨论，就开始偏题了。哲学家丹·丹

    尼特(Dan Dennett)曾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们：“生物学家在一次又一次

    地对自然界出现的种种明显无用且拙劣的设计方案深感困惑之后，终于

    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大自然在其作品中所蕴藏的天才的精巧设计、十足的

    卓越才智以及深刻睿智的洞察力。”在如今这个时代，电脑能够在从下

    象棋到统计分析等智力领域都优于人类，从而使得我们考虑使用物理方

    法来解决认知问题具有了可行性，并意识到大自然并不是总能在这些竞

    赛中占据上风。与其认为大自然总是周密精巧，倒不如对人类大脑的各

    个方面进行仔细检查，筛选出其中真正卓越之处，并找出大脑中其他尚

    存在进化弊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对于人类大脑，我们先不管它是“克鲁机”现象多一些，还是完美之

    处多一些。至少，像前一种观点那样认为大脑充斥着种种“克鲁机”现

    象，会比将其视为完美进化作品的第二种观点更可取，因为这样会给我

    们带来两大优势。第一，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洞察进化历史的特殊角

    度。要是我们只看到完美之处，往往就不能区分在那些交汇聚集的各种

    因素当中，到底是哪一个带来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且，通常在只能靠

    观察出错的地方，我们才能辨别事物最初是怎样开始进化的。完美的进

    化，至少在理论上只能是出自一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之手。而瑕疵的出

    现不仅挑战了这种观点，更是给我们提供了可供辨析的具体线索，是一

    个可以通过重现过去来更好地研究人类本性的独特机会。正如已故的斯

    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指出的那样，进化瑕疵“是从历

    史上遗留下来却又不能满足现状的残余部分，无用、多余、奇怪、不协

    调——只是过往经历留下的印记而已”。

    第二，将大脑视为“克鲁机”的这种观点能启示我们如何进行自我改进并实现自我完善。无论我们达到了80%的完美程度还是只有20%的完

    美程度(数字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计算的方式)，都说

    明我们人类的确还有可以继续改进、提高的空间，而认识大脑中存在的

    种种“克鲁机”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进并自我完善。只有在镜子中

    诚实地审视自我，清醒地认识到优劣并存，我们才有机会最大程度地利

    用进化赋予给人类的这个——虽然杰出但仍不乏瑕疵的大脑。

    [1] 伯特兰·罗素(1872—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

    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译者注

    [2] Kluge，原意为由不配套的元件拼凑而成的计算机。——编者注

    [3] 马盖仙(MacGyver)：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典电视剧《百战天龙》中的男主角。他虽

    然身为特工，但是不喜欢舞枪弄棒地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是擅长运用自己掌握的物理和

    化学知识来惩恶扬善、维护正义。——译者注

    [4] 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1883—1970年)：美国著名的漫画家，因创作鲁布·戈德

    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s)系列漫画而广受大众欢迎。这种机械设计精密复杂，以迂回

    曲折的方法去完成一些其实极为简单的工作，例如倒一杯茶或打一只蛋等。但设计者必须计算

    精确，令机械的每个部件都能够准确发挥功用，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极有可能令原定的

    任务出错。由于鲁布·戈德堡机械运作繁复而费时，而且以简陋的零件组合而成，所以整个过程

    往往会给人以荒谬、滑稽的感觉。——译者注

    [5] kluge可以音译为“克鲁机”，而kludge的发音类似于“可垃圾”。——译者注

    [6]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把该词拼写成klooge(和oo在stooge中的发音 [u]一样)能更好地体

    现其发音规律。道理虽然如此，但我不想横生事端，通过添加第三种拼法而把事情弄得更加复

    杂，还是就此打住了吧。

    [7] 贝叶斯算法(Bayesian)这一术语源自以伟大的托马斯·贝叶斯(1702—1761年)命名的

    数学定理，但他本人在世时并没有将其作为分析人类理性的工具模型。大致而言，根据贝叶斯

    定理：某些事情的先验概率与相似性的乘积，与它们的后验概率成正比。如果要进一步获取关

    于这一定理的专业介绍，可以浏览网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Bayesian_statistics.

    [8] 显然，这对他们的姐妹除外。

    [9]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0] 此处的重点在于强调“往往”这种趋势。当然，严格说来，进化迈出的步伐可大可小、没有定论，但由于过于激烈的突变很少能存活下来，而细微的变异通常保持了足够多的核心系

    统，于是就具有了适应生存的资本和机会。因此，统计表明，细小的突变反而可能对生物进化施加与变化本身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第2章

    记忆

    记忆真是奇怪：你可能遗忘，而它却不会。它只不过是把事情

    整理归档，然后替你储存起来，抑或将其隐藏并按它自己的意愿唤

    醒你的记忆。所以，你以为自己拥有记忆，而事实正好相反，是记

    忆拥有你。

    ——约翰·艾文(John Irving)

    在我看来，记忆是导致一切“克鲁机”现象的祸根起源，是造就人类

    认知特性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人类的记忆既令人惊叹不已，又总是让人沮丧失望。例如：我们在

    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风雨之后，依然能辨别当初同学们留在中学年鉴照

    片上的面孔；但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却很难想起自己昨天早餐到底吃了

    些什么。此外，我们的记忆也容易失真扭曲、模糊混淆，甚至完全衰

    退。我们熟悉某个单词，却可能在要用之时想不起它的写法(想想一个

    以“a”开头的单词，意思是“一种带珠子的计算工具”) [1]；或者我们学

    会了某种实用技能(比如怎样去除番茄酱污渍)，但转身又忘了该如何

    操作。一般的高中生要花4年的时间来反复背诵那些历史日期、人名地

    点，即便这样，仍然有很多青少年甚至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哪个世

    纪都说不上来。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到目前为止，我在生活中曾丢过家门的钥匙、眼镜、手机，甚至还包括我的护照。我记不起自己把车停在了哪儿，曾没带钥匙就锁门出去。有一天情况特别糟糕，我把装着自己第二部手机

    的皮夹克又落在了公园的长凳上。我母亲曾在一个陌生机场的车库里

    面，花了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来找她的车子。《新闻周刊》曾刊文指

    出，人们每天通常要花55分钟的时间来“寻找他们不知随手放在何处的

    私人物品”。

    记忆甚至可能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辜负我们。这方面较为熟悉的例子

    有：跳伞运动员忘记拽开伞索打开降落伞(估计因此死亡的人数约占跳

    伞死亡的总人数的6%)，水肺潜水员忘记了检查呼吸器的氧气浓度，还有不少为人父母者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的婴儿给锁在车里了。飞行员早

    就知道做起飞准备只有一条可行的途径，即开列一份清单，在上面一一

    列明那些我们先前已经一再重复的准备事项。这样依靠白纸黑字来克服

    人类记忆可能产生的任何疏漏。(所有副翼都放下了吗？我有没有检查

    燃油表？或者上次已经检查过了？)没有这样一份清单，我们不但容易

    漏掉结果，而且容易忘记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进化一般是让事物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那

    为何我们的记忆总是时好时坏，让人感觉其可靠性完全缺乏保障呢？

    要是我们把人类这种极不可靠的记忆力和普通计算机那种强大稳健

    的存储能力进行一个对比，那这方面的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尖锐突出。比

    如，我的苹果电脑能够存储(并检索)我通信录上的所有内容、非洲所

    有国家的地址、我所发送的每封电子邮件上的全部正文内容，以及我在

    1999年(当时，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数码相机)之后拍摄的每张照

    片，更不用说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的3 000位数字了。然而，我却想不

    起非洲有哪些国家，也记不起上次给谁发了电子邮件，更别说想起邮件

    的具体内容了。并且，我背诵圆周率从来就没有超出过小数点后的10位

    数字(3.141 592 653 5)——尽管我也想尽量多背几位。 [2]

    人类对图像细节的记忆能力也不见得更好。虽然我们能够认出以前

    见过的照片上的主要内容，但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会对照片在背景方面发生的细微改变甚至大的差异都浑然不觉。 [3]

    比如，我就是这样。不

    管先前我坐在那儿把一张照片研究了多久，我几乎从来都想不起它上面

    的细节信息。但我至今还没有忘记自己在孩提时代就记住的几个电话号

    码，因为当时我有大把的闲余时间来做这种事情。然而，如今我花了差

    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记熟了妻子的手机号码。

    更糟的是，现在我一旦记熟了某件东西，往往就很难再对记忆的内

    容进行修改了。就拿和我关系甚密的同事蕾切尔来说吧，她在5年前就

    离婚了，自然也就恢复了娘家的姓氏(蕾切尔·K)。但习惯的力量实在

    太强了，我有时仍会在无意间犯错，继续用她前夫的姓氏来称呼她(蕾

    切尔·C)。所以，与计算机精确的存储检索能力比起来，人类的记忆在

    许多方面可谓是愚顽不灵并表现得一塌糊涂。

    计算机存储器之所以工作良好，是因为程序员把各种信息组织成了

    一张海量地图：在计算机的数据库中，每项信息都被分配到一个特定的

    位置存储，即所谓的“地址”(address)。于是，当计算机需要检索某条

    特定信息时，通过这个被我称为“邮政编码式记忆”(postal-code

    memory)的存储系统，它只需按图索骥——简单地跳转到相应的地址

    即可。(一个64兆字节的存储卡拥有大约6 400万个这样的地址，而每

    个地址都包含着一个由8位二进制数字组成的单独的“字”，即word。)

    由于工作原理简单，邮政编码式记忆的效率奇高。如果运用得当，它实际上能让计算机以近乎完美的可靠性存储一切信息。此外，它还能

    让程序员轻而易举地修改任何信息。因此，如果有同事改名了，计算机

    就不会像我一样，出现把蕾切尔·K错喊成蕾切尔·C的情况。毫不夸张地

    说，邮政编码式记忆就是构成现代计算机的核心部件。

    然而，唉，可惜人类不会拥有这样的记忆系统。这样的一套记忆系

    统原本应当对我们极为有用，但人类的进化之路却从一开始就错过了正

    确的发展方向。我们人类就算不是完全不了解，也极少能清楚地了解信

    息碎片的存储位置(除了语焉不详的“大脑深处的某个地方”)，我们的记忆机制是按照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发展的。

    我们进化出来的不是“邮政编码式记忆”，而是一种被我称为“背景

    关联记忆”(contextual memory)的工作机制，即我们是借助事情的背景

    或线索等提示信息来唤醒我们回想起特定的内容。这就好比我们在需要

    回想某个特定事件时，就对自己说：“嗨，脑伙计，抱歉要打扰你一

    下。我需要了解一些关于1812年那场战争的信息。你有这方面的合适资

    料吗？”这时，我们的大脑往往会一口应承下来，然后迅速准确地反馈

    出我们正好需要的信息。比如，如果我问你拍摄《E. T. 外星人》和

    《辛德勒的名单》的导演分别是谁，你极可能在毫秒之间就给出正确的

    答案——即使你对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储位置毫不知情也没有影响。 [4]

    总之，我们是通过各种提示线索从记忆中提取所需信息，如果一切进行

    顺利的话，我们需要的信息会自动在脑海中“蹦”出来。从这个意义来

    说，提取记忆有点类似于呼吸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件自然

    而然的事情。

    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地回忆起一些内容多半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例

    如：如果我们身处花园中，就更容易记起关于园艺的知识；同样，如果

    我们身处厨房，就更容易回忆起烹饪常识。环境，虽然作为提示线索，所起的作用时好时坏，但一直是影响我们记忆能力的最强大因素之一。

    背景关联记忆拥有悠久的进化历史。其实，不仅是人，还有猿猴、鼠类，甚至蜘蛛、蜗牛都有背景关联记忆。大约100年前，即1917年，科学家们就首次发现了环境线索对记忆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当时，哈维

    ·卡尔(Harvey Carr)师从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约翰·沃森(John

    Watson)，正在进行一项日常研究项目：训练老鼠跑迷宫。在训练过程

    中，卡尔发现老鼠对与迷宫并无任何关联的一些因素非常敏感。比如，一只在亮着电灯的房间进行训练的老鼠，如果在同样用电灯照明的房间

    进行测试，其成绩就会比在用日光照明的房间更好。老鼠接受测试的外

    部因素，即老鼠已熟悉的训练环境，会影响它跑迷宫的记忆能力，虽然照明条件看似和本次实验没有什么密切联系。自那之后，人们就清楚

    了：几乎每种生物都会使用环境线索——不论其是否与记忆相关——作

    为提取记忆的一种主要辅助手段。

    背景关联记忆可能是大自然为了弥补自己未能进化出可以提取存储

    信息的恰当邮政编码系统，而粗制滥造出的一套替代方案。尽管如此，我们所拥有的这套记忆系统还是具有一些明显优势的。首先，环境关联

    记忆不会像计算机那样平等地处理所有信息，而是对记忆进行优先排

    序，迅速回忆起常见的、近期出现过的，或者先前关联环境与目前环境

    相似的那些内容——因为它们恰好就有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信息。其

    次，背景关联记忆可以迅速地展开并行搜索，这就很好地弥补了大脑神

    经元的处理速度比数字计算机的存储芯片慢了数百万倍的不足。此外，我们(不像计算机一样)需要关注自身“内部硬件”的细节情况。很多时

    候，在记忆中搜寻想要的信息就变成了选择正确的问题问自己，根本就

    不需要先识别出它究竟存储在哪一组特定的脑细胞里面。 [5]

    没有人知道这种记忆机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对此，我能猜测得到

    的只是：我们大脑中的每条记忆都是自动工作的，无论什么查询都主动

    响应，从而让大脑没必要保留一个中央处理单元，用于记录记忆信息的

    存储位置。当然，由于你依靠信息匹配而非事先确定的具体地址，当然

    就无法保证能让正确的记忆内容做出回应：你提供的线索越少，大脑反

    馈的记忆就越多，结果你实际想要的记忆内容可能会被淹没在一大堆无

    用的信息当中。

    但背景关联记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它要牺牲其可

    靠性。由于人类记忆不依靠大脑中的存储地址，而是完全依赖于线索驱

    动，因此很容易把我们弄糊涂。我之所以记不起昨天早餐吃的东西，是

    因为它太容易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早餐搞混了。我是在周二喝的酸奶、周三吃的华夫饼，还是正好相反？对一个由线索驱动的记忆系统来说，有太多的周二、太多的周三，以及太多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华夫饼会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一头雾水、不得要领。(同样，如果一个飞行员蠢得仅

    凭自己的记性而不借助清单进行起飞检查，那这一次飞行就可能和上一

    次飞行搅在一起。他迟早会忘记检查飞机的起落装置。)

    对于背景关联记忆，只要环境改变，就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我在参

    加一次聚会时，突然发现在电视剧《六尺风云》(Six Feet Under )中

    扮演克莱尔·费舍(Claire Fisher)的那位光彩照人的天才女演员现身其

    间，这让我既惊又喜，并肃然起敬。我觉得很有必要去向她做个自我介

    绍。要是在平时，我肯定能立马想起她的名字，因为我在演员表上看到

    她的名字已经不下几十次了。但在那一刻，我的脑海中却一片空白。等

    我后来从一个朋友口中获知她的姓名时，这位演员已经离开现场了。于

    是，我就这样错失良机，和她失之交臂了。事后我进行了反思，终于搞

    清楚当时自己为何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因为背景环境完全不对。我习惯

    在讨论电视剧的时候想起此人，通过她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洛杉矶虚构的

    剧情背景，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纽约这座城市，以及在我们共同的

    熟人所开办的公司里。在人类的记忆里，环境就代表着全部，并且有的

    时候，正如刚才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环境也会起到负面的效果。

    环境对我们的记忆有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有时是积极正面

    的，有时却正好相反。并且，这种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启

    动”(priming)记忆泵的方式来完成的。比如，当我听到“医生”这个字

    眼的时候，很容易就联想起“护士”等相关表达。因此，如果当时有人提

    到了“劳伦”(Lauren)(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我极有

    可能会立刻想起她的姓氏是安布罗斯(Ambrose)，但是由于缺乏正确

    的提示，我只能听任自己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环境的特点是它总是围绕在我们身边——即使它与我们试图回忆的

    内容并无关联。比如，卡尔用老鼠做的实验就和人类在水肺潜水员身上

    做的一个著名实验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要求这些潜水员在水下背诵一

    串单词。正如老鼠需要在电灯照明下才表现得更好一样，水肺潜水员也

    只有在水下(与在岸上相比)接受测试才能更好地背诵他们所记住的那些单词。如果一个旱鸭子得知这一事实，肯定会倍感惊异。其实，无论

    每次我们要记住什么内容，都有环境因素隐藏其后，在暗中影响着我们

    的记忆机制。 [6]

    这有时也会有负面影响。正如梅林·曼恩(Merlin Mann)在其博客

    《43个文件夹》中所说的那样，当我们注意到自己需要厕纸的时候，往

    往就已经被困在厕所里了。如果我们需要回忆信息的环境正好与当初记

    住这些信息的环境一致，背景关联记忆工作起来就效果良好；但如果当

    初记忆信息的环境与我们后来回忆这些信息的环境之间不匹配，背景关

    联记忆就可能出问题。

    背景关联记忆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听到

    (或看到、摸到、尝到、嗅到)的任何一条信息，都会激发起一些其他

    的记忆内容——通常是在我们无意时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在著名的长

    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中，小说家马

    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创造的一个术语——“无意识记

    忆”(involuntary memory)，倒是和这种观点有几分相似：对往事的追

    忆，仅仅是在一种熟悉的味道和气息的共同刺激下，就能全部复苏，于

    是一切变得鲜明起来。

    然而，人类自动无意识的记忆真相甚至超出了普鲁斯特的想象。带

    有特殊情感意义的气味只不过是那令人惊叹的冰山一角而已。下面，以

    我以前的同事约翰·巴奇(John Bargh)在纽约大学所做的一项极具天才

    的研究为例。他的实验对象全都是大学生，他们被要求整理一系列的句

    子。实验者在这些句子中悄悄地插入了一些和某个常见主题相关的词

    汇，例如年迈、睿智、健忘以及佛罗里达 [7]

    ，这些词语意在让人联想

    起关于老年人的概念。受试者按要求尽心尽力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

    是，真正的测试其实是在这之后才开始的。巴奇偷偷地录下了他们离开

    现场、走向电梯、下到大厅的全过程。他发现，这些大学生刚才阅读的

    词汇明显地影响了他们的步行速度。他们似乎都要到一些地方去见一些人，但那些整理过诸如退休和佛罗里达之类词汇的学生，其走路速度比

    其他没有碰到此类词汇的学生要慢得多。

    另一项实验研究的是人们玩一个小游戏的情况。那些主要遇到诸如

    教授或智慧之类词汇的实验对象，比那些被用诸如足球流氓和傻瓜蠢蛋

    之类不太好听的字眼贬低的同伴表现得更好。这样看来，篮球运动员们

    爱说的粗言糙语对人们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先前想象的更大。

    起初，这些研究看起来不过是用来找乐子或好玩而已——不过是一

    些无聊的把戏，用于测试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偏爱。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也这样煽风点火，那后果可就严重了。举例来说，在文化陈规陋习突出

    的时候，煽动挑衅可以使少数群体表现得更糟。此外，就算在其他一切

    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即使有人怀着良好的初衷并自认为对白人、黑人

    都一视同仁，也难免会下意识地陷入这种负面的种族思维定势。同样道

    理，“启动”效应也可以让人倍感沮丧失意，因为不良情绪会促使他想到

    负面的事情，而这反过来又会强化他的悲伤感。记忆这种依靠环境驱动

    的性质，可能导致情绪消沉的人们陷入令人压抑的活动中不能自拔，比

    如酗酒或听失恋歌曲等，而这些都很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人们先前的

    沮丧情绪。这样看来，进化给人类记忆所设计的智能装备也不过如此。

    我们的记忆需要借助环境和线索，而不是依赖事先就编排好的特定

    地址，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的记忆常常会相互干扰、混成一

    片。首先，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记住的内容很容易就和我们先前掌握的信

    息发生混淆。所以，今天吃草莓酸奶的记忆会和昨天吃木莓酸奶的记忆

    混在一起，让人印象模糊，难以分辨。反过来说，我们已知或曾经掌握

    的知识也会干扰新的认知，正如我不习惯在蕾切尔·K改了姓之后称呼她

    一样。

    最终，记忆之间的相互干扰能引起一种更糟糕的结果，即错误的记

    忆。最初，一些表明人类容易产生错误记忆的直接科学证据来自一项如

    今已经成为经典的认知心理实验。这项实验要求人们记住一系列由随机小圆点组成的图样，如下图所示：随后，实验者又向这群受试者展示了各种带小圆点的图样，并问他

    们是否曾见过其中的某些内容。人们通常被下面这张图样所骗，声称自

    己见过这张。但事实上，这是一张全新图样，它是由先前所展示的一些

    图样拼凑而成的。

    现在，我们知道生活中的这类“虚假警报”比比皆是。打个比方，试

    着记住下面这串词语：床铺、休息、醒着、疲倦、做梦、唤醒、打盹

    儿、毛毯、瞌睡、安眠、打鼾、小睡、安静、哈欠、催眠、护士、恶

    心、律师、药物、健康、医院、牙医、内科医生、生病、病人、办公室、听诊器、外科医生、诊所、治疗。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就肯定会分门别类地去记忆刚才我要求你

    记住的这些词语。但这样的话，你很可能会发觉自己对其中的细节感到

    有些模糊。你会问自己刚才的词语中是否包括做梦或睡眠(或者两个都

    有，抑或两个都没有)？包括打盹儿或疲倦(两者都有或两者都无)

    吗？医生或牙医呢？实验数据表明，多数人容易搞混，经常被他们未曾

    看见的词语给蒙住了(如医生这个词)。同样的情形甚至会在所谓

    的“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中出现，这种记忆通常记录的是相

    当重要的事件，就像“9·11”事件或柏林墙倒塌之类的大事。但随着时间

    的流逝，让记忆保持原样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我们继续相信，甚至有

    时对自己记忆的准确性怀着极大的信心也无济于事。因为此处令人悲伤

    的事实是：信心并非是衡量记忆准确性的一个标准。

    对多数物种而言，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纠结细节，它们只需要

    记住事情的梗概就够了。如果你是一只河狸，只需要记住怎样筑坝就行

    了，无须费神去记住每根枝条该放在哪儿。对大多数生物进化而言，背

    景关联记忆的代价和优势倒是能够融洽相处、相安无事。那就已经不错

    了，没什么可抱怨的，维持现状吧。

    但如果你身为人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社会生活和具体环境有时

    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祖先们所不需要的精确性。比如在法庭上，只笼统地知道某人犯了罪还不行，我们还得准确地获悉到底是其中哪个人犯了罪

    ——而这通常是一般人很难想得起来的。然而，直到DNA证据兴起之

    前，目击者证词通常被当成最终裁决。因此，当一个目击者看起来面相

    忠厚，同时又对自己的证词信心满满时，陪审团往往就认定此人所说属

    实。

    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时信任是被用错了地方——倒不是因

    为老实人会说谎，而是哪怕再高尚正直的目击者也是人，也受制于背景

    关联记忆固有的缺陷。这方面的大量证据来自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

    特斯(Elizabeth Loftus)的实验。在一项颇具代表性的研究中，洛夫特

    斯向受试者放映了一场车祸的影像资料，然后问他们刚才看到了什么情

    况。实验结果表明，受试者的记忆会不断扭曲和干扰他们看到的事实真

    相。比如，在其中一个实验中，洛夫特斯向受试者们出示了几张幻灯

    片，演示一辆汽车冲过了停车标志。那些后来听到别人提及“让车标

    志”的受试者常常把听到的信息和看到的内容混为一谈，错误地把这辆

    汽车记成了冲过让车标志而不是停车标志。

    在另一个实验中，洛夫特斯向几组不同的受试者(他们全都看过关

    于另一场车祸的片子)提问，只是在问题中的措辞略有变化，比如“这

    些车辆碰到一起的时候速度有多快”或是“这些车辆撞到一起的时候速度

    有多快”。在这些问题中，只有一个动词发生了变化(碰、撞、接触

    等)。但这种措辞上的细微变化却足以影响人们的记忆：那些听到诸

    如“撞”之类字眼的受试者会把车速估计在每小时40.8英里(约66千

    米)，比那些听到意义相对温和字眼的受试者所报告的速度明显高得

    多，如听到“碰”的受试者报告的速度是每小时34.0英里(约55千米)，听到“接触”的受试者报告的速度是每小时31.8英里(约51千

    米)。“撞”这个动词和“碰”这个动词所激发的记忆联想不一样，这就微

    妙地影响了受试者对车速的估计。

    这两项研究均证实了多数律师早已经知晓的一个事实，即问话可

    以“误导证人”(lead witnesses)。这一研究也让我们看清楚了人类的记忆有多么地不靠谱。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结论不仅在实

    验室中管用，放在生活中也一样非常有效。有研究者在现实生活中展开

    了一场小规模的调查，对象是那些曾被错误羁押的人们(后来，他们是

    通过DNA测试才重获清白的)。结果发现，其中90%的定罪是基于错误

    的目击者证词而做出的。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记忆的进化源头，就能明白这个问题的症结所

    在。目击者证词之所以不可靠，是因为我们的记忆是被分成零星碎片存

    储起来的，没有一个合适的系统为其定位或把它们整理在一起，于是环

    境就能够影响我们提取记忆的有效性。指望人类记忆能具有像录像机那

    样的保真程度(就像陪审团通常所期待的那样)无疑是一个不现实的天

    真想法。证人对于事故和犯罪的相关记忆，也像其他所有记忆那样，容

    易被歪曲失真。

    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小说《1984》中有一句著名的台

    词，“大洋洲诸邦始终在和欧亚大陆各国交战”——当然，这是一种讽刺

    的说法，因为按照该书的时间框架计算，直到最近，大洋洲诸邦实际上

    并没有和欧亚大陆各国开战。(“温斯顿知道得很清楚，大洋洲诸邦和

    欧亚大陆结盟并与东亚交战以来，不过区区4年时间。”)《1984》中的

    独裁者们通过篡改历史来愚弄人民。当然，这是该书的基本写作思路，但当我还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翩翩少年时，曾对此感到难以置信：难道人

    们就不记得大洋洲诸邦刚刚才和欧亚大陆各国结盟了吗？到底是谁在愚

    弄谁呢？

    但现在，我才意识到奥韦尔在小说中表现出的自信并非牵强。所有

    记忆——甚至包括对那些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都一直在被人们

    不断地修改着。我们每次提取记忆，都会让它改变一点。在这方面，甚

    至连那些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且牢固镌刻在我们脑海中的记忆也不例

    外，包括那些发生过的政治事件以及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这方面，有一个经过科学记载的绝佳例子可以说明自传性的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多么容易受到影响。这事发生在1992

    年，一个一向反复无常的、名叫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人身上。他

    来自得克萨斯州，是一个令人颠覆传统印象的亿万富翁。当时，他作为

    无党派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起初，佩罗身边有一帮坚定的追随者，但

    由于受到他人的猛烈抨击，他突然决定退出竞选。那时，琳达·莱文

    (Linda Levine)，一个富有魄力的心理学家，就对佩罗的追随者们展

    开调查，询问他们对佩罗退出竞选有何感觉。后来，佩罗又卷土重来，重新参加竞选。这让莱文意外地获得了一次重新搜集数据的机会。于是

    在选举日过后不久，莱文调查了那些最终投票支持佩罗的选民，问他们

    对佩罗先前的表现，即他宣布退出竞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莱文发

    现，人们对自己以前的心情的记忆发生了改变。那些在佩罗重返竞争之

    后决定再度支持他的选民，往往把自己对佩罗退选所产生的负面记忆抹

    平了，忘掉了他们曾经有过的遭受背叛的感觉。而那些虽然先前曾追随

    佩罗，但后来转投他人的选民则抹平了自己以前对他的好感，仿佛他们

    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投他一票。奥韦尔若对此有知，一定会对自己在小

    说中的看法深感自豪。 [8]

    失真与干扰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进化赋予我们邮政编码式记忆，那这一切将变得无比轻松。以你回忆自己上次把房门钥匙放在何处为

    例，十有八九你能回忆正确，但如果你把钥匙放在了一个不常用的地

    方，那后果就难以预料了。工程师可以分配一个特定的存储位置来记录

    你钥匙的地理坐标(即所谓的“缓存器”)，这样在任何时候，一旦你移

    动了钥匙就相应地更新坐标数值。瞧着吧，你就再也用不着翻遍昨天穿

    的裤子口袋寻找钥匙，或干脆发现自己被锁在门外了。

    哎呀!恰好因为我们不是依靠确切的位置提取回忆，所以我们无法

    直截了当地更新特定的记忆内容，也不能随时轻松地清除以前存放钥匙

    的信息。于是，当我们没有把钥匙放在常用之地时，近因(recency：最

    近存放钥匙的地方)与频率(frequency：通常放置钥匙的位置)就产生

    了冲突，我们就很可能忘记钥匙放在哪儿了。同样，当试图回想起上次的停车位置或是把钱包、手机放在什么地方时，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

    况。这显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缺乏合适的“缓存器”，我

    们的记忆库有点类似于一个杂乱无章地塞满照片的鞋盒子：近期的照片

    一般应当放在靠上面的地方，但实际情况却不一定是这样。如果我们只

    是获取一般概念(比如获取食物的可靠地点)，那这种鞋盒子似的记忆

    系统还是管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记起任何这方面的经历

    ——不管它是来自昨天还是一年以前——都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想获取

    特定的准确信息，这种记忆系统就显得有点差劲了。

    近因与频率之间存在同样的冲突，这可以解释一个极为普遍的人类

    经历：本想下班之后顺道去杂货店买点东西，却发现自己直接就回到了

    家中，根本就忘了要在杂货店购物这件事情。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常规

    举动(开车回家)战胜了最新目标(我们的配偶要求我们顺道买点牛奶

    回家)。

    避免这种认知上的“自动导航”(autopilot)现象原本轻而易举。任

    何接受过适当培训的计算机科学家都会告诉你：开车回家和到杂货店购

    物均为行为目标，而行为目标属于堆栈的内容。计算机执行一项任务，然后用户敲击某个按键，这样第一个行为目标(比如开车回家)就暂时

    中断，被替换为一个新的行为目标(到杂货店购物)，并且这个新的行

    为目标会被置于堆栈的顶端(具有最优先的执行级别)，直到该任务彻

    底完成，并从堆栈中移除，从而把位置腾出，让先前的那个任务重回堆

    栈顶端。这样，堆栈中的其他任何行为目标都可以精准地按照正确的优

    先顺序得以处理。但人类就没有这么走运了。

    再来考虑一下人类记忆普遍存在的另一个怪异之处：在我们的记忆

    之中，发生的事情的内容很少能和发生的时间匹配起来。虽然(在录制

    某段影片或编辑某个文件时)计算机和录像带对事件的记录能够精准到

    秒，但我们只要能够记住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就很厉害了，哪怕这在当初

    是件大事，曾占据新闻头条的位置长达数月之久。比如，和我年纪一样

    大的很多人，几年以前耳朵里曾灌满了两名奥运会花样滑冰选手铺天盖地的丑闻：其中一名选手的前夫雇凶猛击另一名选手的膝盖，目的是要

    毁掉对方夺冠的机会。这种事情正是媒体的最爱，于是在接下来接近半

    年的时间里，人们耳濡目染的都是关于这个新闻的报道。但如果我今天

    请一个曾听说过这件事的人告诉我那是何时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他连那

    是哪一年都记不清楚，更别说要他指出具体的月份了。 [9]

    对于那些最

    近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靠一条简单的经验来克服我们在记忆时间方

    面的困难：事情发生得离现在越近，我们对其的记忆就越是鲜明。不过

    记忆的这种鲜明性也有它的局限：事情发生的时间超过一两个月后，我

    们对它的印象往往就开始变得淡漠模糊，常常让我们搞不清楚它与其他

    事情之间在时间上的界限。比如：要求每周定期观看电视新闻《60分

    钟》(60 Minutes )的观众回忆这个节目中播出一系列新闻的具体时

    间，他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把两个月前播出的内容和一周以前才播出的内

    容区分开来；但如果要区分更久以前播出的节目——比如用两年前的新

    闻和四年前的新闻进行测试，它们的时间界限在观众的头脑中就已经模

    糊起来，甚至搅成一锅浆糊。

    当然，我们总还会有其他的变通方法。我们可以不单纯依靠自己的

    回忆，而是试着通过推测分析来获得事情发生的大概时间。通过一种被

    称之为“重现”(reconstruction)的过程，我们可以往前追溯，把日期不

    能确定的事情和日期已然确定的事情联系起来。下面，我们以另一篇头

    条新闻为例。如果我请你回答O.J.辛普森(O. J. Simpson)是哪一年受

    到谋杀审判的，你多半只能靠瞎猜。虽然当时这桩审判案件进行得如火

    如荼，但现在(至少在我看来)已经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除非你对这

    类事情特别感兴趣，否则你很可能就记不得这场审判的准确日期了。不

    过，你可以推断出这桩审判发生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担任美国

    总统之后，以及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性丑闻爆发之

    前，或是发生在你进入大学之后、遇见你的另一半之前。重现过去的事

    件固然聊胜于无，但与计算机那种简单的直接给记忆内容盖上“日期–时

    间戳”的方式比较起来，简直笨拙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个类似的难题便是每位记者都会问到的第6个问题。它不是关于

    人物(是谁)、事件(什么事)、时间(何时)、地点(何地)或者缘

    由(为何)的，而是关于情况(如何)的，比如：我是如何得知此事

    的？我的消息渠道是什么？我是在哪里读到那篇有些吓人的关于布什政

    府准备入侵伊朗的报道的？是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 )还是在

    《经济学人》(Economist )上面？抑或它出自某篇喜欢炮制耸人听闻

    信息，借以娱乐读者感官的博客文章？认知心理学家理所当然地把这类

    记忆称为“源记忆”(source memory)。但源记忆和我们对时间和日期的

    记忆一样，由于缺乏合适的“邮政编码”，其效果常常并不令人满意。比

    如：有一位心理学家曾让一组接受测试的人员大声朗读一份随机编排的

    人名清单(比如其中一个名字是塞巴斯蒂安·韦斯多夫)；24小时之

    后，他要求他们朗读第二份人名清单并指出其中哪些是名人，哪些是普

    通人。名单中确实有一些名人，但有些则是编造出来的。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编造的名字是从第一份人名清单中抽取出来的。如果人们的源

    记忆能力很好，他们就应当能识别出这里的把戏。然而，大多数受试者

    只是对某个名字有印象，但想不起到底是在哪儿见过。比如，他们意识

    到自己见过塞巴斯蒂安·韦斯多夫这个名字，但又忘记了是在哪儿见

    过，于是就误以为此人真的就是自己一时想不起来的某位名人。同样的

    情况还会发生在更为利害攸关的事情上。比如，一些选民记不起他们是

    在《莱特曼脱口秀》(Letterman )还是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上读到过某个政治传闻。

    人类为了克服没有邮政编码式记忆的弊端而不得不使用许多笨拙的

    技巧。我们通过“重现”记忆获取日期和时间，不过是这方面的例子之

    一。如果你在谷歌引擎中键入“记忆技巧”进行搜索，就会找到更多的内

    容。

    我们以古老的“位置记忆法”(method of loci)为例。如果你要记住

    一长串单词，你可以把其中的每个单词和自己熟悉的一所大楼的房间一

    一对应起来，比如：第一个单词对应门厅，第二个对应起居室，第三个对应餐厅，第四个对应厨房，以此类推。这个技巧被世界上所有记忆高

    手稍做修改后加以利用，结果都非常奏效，因为每个房间为检索记忆提

    供了不同的背景——尽管它仍然只能算一张邦迪创可贴，不过是我们原

    本就不需要的又一个应付方法而已。

    还有一个经典的解决方法，在说唱音乐中使用得尤为突出，那就是

    使用节奏和韵律来辅助记忆。荷马有他的“六步格诗”(hexameter)，汤

    姆·莱勒(Tom Lehrer)有自己的“化学元素之歌”(The Elements)(歌

    词是：“There’s antimony, arsenic,aluminum, selenium, And hydrogen and

    oxygen and nitrogen and rhenium ...” [10])。此外，“明日巨星合唱

    团”(They Might Be Giants)在所发行的唱片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几行歌

    词：“Why Does the Sun Shine? (The Sun Is a Mass of Incandescent Gas)

    [11]

    .”

    演员们通常会对这些记忆手段进一步发挥。他们不仅通过节奏、措

    辞和押韵提示自己后面的台词，而且还关注自己和他人所扮演的角色在

    动机以及姿态方面的特征。最理想的情况是让这一切都可以自动完成。

    用演员迈克尔·克恩(Michael Caine)的话来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自

    己融入故事情节，而不用为担心背不出台词而忧心忡忡。“你必须能够

    站在那儿，不去想台词，并从其他演员的脸上读到它。”有的表演者在

    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但也有的演员做得相当糟糕(或只能依赖提示卡

    片)。我引用这些例子的用意是：对我们人类来说，背诵台词永远不会

    像电脑检索数据那样简单。我们提取记忆不是像计算机那样从硬盘某个

    分区读取文件，而是把尽可能多的线索拼凑起来，希望从中找出最匹配

    的信息。

    即使最古老的备用方案——简单练习、一再重复，仍然属于原本就

    不应该出现的拙劣之物。死记硬背还是有几分作用的，因为它利用了大

    脑基于频繁发生的事件而形成记忆这一特点，但这个解决方案本身完全

    称不上优雅。理想的记忆系统应当能让我们在事情发生一次之后就牢记不忘，这样我们也就不必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观看快闪记忆卡或进行冗

    长的记忆术训练上面了。[是的，我听说过世界上有人拥有“照相式记

    忆”(photographic memory)，但从来就没有在文献资料中找到这方面

    的翔实案例，可以对其进行佐证。]

    使用记忆术非但没有错，而且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在这方面，任

    何提示线索都会有用。但万一它们都失灵了，那我们就只能依靠一种完

    全不同类型的解决办法——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去适应人类记忆的局限

    性。以我为例，通过长期的生活经验，我领悟到唯一可以克服自己天生

    心不在焉这一缺陷的方法就是，养成一些习惯来降低自己对记性的依

    赖。比如，我总是把钥匙放在同一个地方，把需要带去上班的所有东西

    都放在门口，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措施。对像我这样一个健忘的家伙来

    说，一部掌上电脑可谓是天赐之物。不过，尽管我们可以拼凑出应付之

    道，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脑机制构建良好。事实刚好相反。正是

    由于人类记忆存在拙劣之处，才给这些记忆技巧提供了用武之地。

    考虑到背景关联记忆存在的这些缺陷，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记忆给

    我们带来的好处(例如速度)是否超过了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我对此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为这种记忆付出的代

    价太高，还因为在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在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就

    尽享这样的好处。这么说的证据便是我们有谷歌搜索(此外，我们还有

    其他一大堆搜索引擎呢)。搜索引擎在底层采取邮政编码式记忆(接入

    事先做过适当标示的信息)，但在表层以背景关联记忆的形式工作。邮

    政编码式的底层基础确保了搜索的可靠性，而表层的关联性记忆则提示

    在特定时刻我们最可能需要的是哪条信息。如果进化一开始就把记忆按

    位置进行存储，我敢断定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记忆类型，能够给我们

    带来莫大的好处。但我们的祖先从来就没有成功抵达认知山峰的那一部

    分。我们的进化一旦偶然找到了背景关联记忆，就不思进取、不再努

    力，没有继续前行，从而找到另一个比当前驻足之处高出许多的顶峰。

    其结果就是，在需要精确可靠的回忆时，我们却只能选择自欺欺人——可怜兮兮地在缺乏邮政编码式记忆底层构建的情况下，用背景关联式记

    忆滥竽充数，尽力模仿邮政编码式记忆的完美效果。

    总之，没有记忆，我们将一无是处。正如史蒂芬·平克曾经指出的

    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记忆就代表着我们自己。”然而，记忆是

    否构成了大脑的原罪，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虽然我们人类如此倚

    重记忆，但它，尤其是和计算机的存储系统相比，仍然显得极度不可

    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是作为计算机，而是作为演员在进

    化，并且是严格按照该词的本意：可以行动的机体，可以感知世界的实

    体，并据此产生相应反应。这就导致人类的记忆系统更适合对速度的要

    求，而非满足其可靠程度。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那些需要迅速做出决

    策的情况下，近因、频率以及环境都是辅助记忆最强大的工具。我们的

    祖先差不多完全生活在“当时当地”(基本上就和所有非人类现在的生活

    方式一样)的状态下，根据当前的事件或经常发生的事情迅速获取背景

    关联性记忆，就有助于解决寻找食物或避免伤害一类的难题。同样，对

    老鼠和猴子而言，往往记住相关的主要信息就够了。担心在法庭证词中

    张冠李戴和产生偏见并不在这儿的讨论之列。

    但如今，法庭、雇主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让我们必须处理以

    前原始人祖先很少面临的情况，需要我们记起特定的细节，比如：我们

    上次把钥匙放到哪儿了(而不是可能大概放在哪儿了)，我们在何处获

    得的特定信息，谁在什么时候告诉了我们什么情况。

    当然，总会有一些人把我们的缺陷当成优点。比如，记忆专家亨利

    ·罗伊迪杰(Henry Roediger)就暗示说：记忆的错误就是让我们进行推

    理的代价。同时，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沙克特(Dan Schacter)也指

    出，记忆碎片的天性是让我们可以适应未来：“一点一滴地拼凑过去的

    记忆，也许比一个进行完整记录的存储器更适于模拟未来发生的变

    化。”还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我们不能记住某些事情反而会让我们更加幸福，就像不完善的记忆能让我们免受痛苦折磨一样。

    这些观点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我没有看到任何可以支持它们的证

    据。人类记忆的惯常缺陷能给我们带来某些好处，但这种观点遗漏了非

    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难以记住的事情并不是我们希望忘记的内容。天马

    行空地想象某种最佳状态其实很容易，因为此时我们记住的只是那些快

    乐的想法，这有点像多萝西在《绿野仙踪》 (The Wizard of Oz )结尾

    中的那种状态。然而事实的真相是，我们通常无法压抑那些让自己痛苦

    的想法，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正好相反，并且我们也不会自动就忘

    却它们。我们记住它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记住它们，而我们忘记它们也

    并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将其忘记。任何一个战场老兵或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都会告诉你这一点。我们记住和遗忘的，都是由环境、频率和近因共同

    决定的，而并非我们实现内心平静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想象有一种机

    器人，可以自动抹去所有不愉快的记忆，但我们人类却不是按机器人那

    样进化过来的。

    同样，具有推理能力和拥有易于出错的记忆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关

    联。在理论上，完全可能同时拥有对过去事情完美记忆以及对未来发展

    进行推理的能力。这正是利用计算机进行天气预测的工作原理，它就是

    依靠关于过去的一组可靠数据来对未来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测的。这时如

    果降低其存储质量，不但不能改善其预报精度，反而会削弱预报的可靠

    性。而且，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那些拥有特别容易扭曲事实的记忆的人就

    比其他人生活得更幸福，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更强的推理能力或比其

    他人更擅长预测未来。就算有什么关联的话，数据显示出来的结果也恰

    恰相反。因为很多拥有中上水平记忆能力的人的智力却表现平平。

    但这一切并非不可以补救。比如，我们可以根据弗洛伊德所说

    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s)收获很多乐趣。追随我们的记忆链条

    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文学和诗歌中去。让想法的火车沿

    愿望的轨道跑起来，这样就能够激发你的想象，所以，尽情享受吧。但

    如果我们的记忆变得更不可靠并更容易失真的话，我们是否就真的会更加幸福呢？我们把柠檬想象成柠檬水是一回事，但就此认为自己一开始

    需要的就是柠檬则是另一回事。

    归根结底，我们基于快速但不可靠的背景关联记忆来进行推理，这

    种方式并非一种理想的选择。它只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进化史实而已。大

    脑回路之所以允许我们将就着容易失真的记忆进行推理，只是因为进化

    给我们留下的就只有这些东西了，我们别无选择。倘若要建立一个真正

    可靠的记忆系统，适合人类深思熟虑的推理能力，那进化就只能从零开

    始、推倒重来。因此，尽管这样的理想记忆工作起来强大而又优雅，但

    却注定是通过进化无法实现的。

    [1] 这个用来考验你记性的单词是abacus(算盘)。

    [2]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许多人在背诵圆周率方面比我努力，他们能

    够设法背诵到圆周率小数点后的数千位乃至上万位数字。但这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我倒宁

    愿用这些时间去徒步旅行。不过，如果你真的对这类事情感兴趣，可以浏览网站

    http:www.ludism.orgmentatPiMemorisation，查阅一些基本的记忆技巧。

    [3] 如果你从未见过这方面的实例，可以在谷歌引擎上用“变化盲视”(change blindness)这

    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如果你未曾在YouTube(一个视频网站)上观看过达伦·布朗(Derren

    Brown)的“人物变换”视频(www.youtube.comwatch?v=CFaY3YcMgiT)，你一定错失了某些

    有趣的东西。

    [4] 当然我指的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

    [5] 其中的窍门和使用搜索引擎一样——尽可能地多用提示线索，从而让提取的不相关记忆

    越来越少。提示线索越生动具体，就越有机会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记忆内容。(比如问自己“昨

    晚大街上拥挤不堪时我把车停在了哪儿”，其效果就好于只问“我把车停在哪儿了”。)

    [6] 同样，如果你是在醉酒之时进行学习的，那你最好也在醉酒的状态下参加考试——至少

    我是听别人这样说的。

    [7] 佛罗里达：Florida，美国著名的度假天堂、老年人的避暑胜地。——译者注

    [8] 其他几项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一般都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对于自己先前态度

    的记忆总是藏着掖着，令人吃惊。我个人喜欢一篇叫作《笨蛋变冠军》(From Chump to

    Champ)的文章，其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乐于忍受自己经历中那些看似负面的回忆，前提是它有助于把我们塑造成坚强冷静、百折不挠的斗士形象，并最终战胜了人生中的困难。

    [9] 这则新闻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是花样滑冰选手托尼亚·哈丁(Tonya Harding)与她的前夫杰夫·基利勒(Jeff Gillooly)，以及另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南希·克里根(Nancy Kerrigan)。基利

    勒雇凶于1994年1月6日打伤了克里根的膝盖。有奖问答：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开始于何时？答

    案：同年4月，也就是托尼亚丑闻发生的3个月之后。但媒体对前者的报道仍足以淹没对后者的

    关注。用当时在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官罗密欧·达莱尔(Romeo Dallaire)的话来说：“在卢

    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的100天中，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

    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托尼亚·哈丁的报道远甚于对种族大屠杀本身的报道。”

    [10] 歌词中aluminum、selenium和rhenium押尾韵[?m]，hydrogen、oxygen和nitrogen押尾

    韵[d??n] 。——译者注

    [11] 歌词中Sun和Shine押头韵 [s]，Mass和Gas押尾韵 [s] 。——译者注第3章

    信念

    爱丽丝笑了。“试也没用。”她说，“人们不会相信不可能发

    生的事情。”

    “我敢说这是因为你没有经常做这方面的练习。”王后回答

    道，“我年轻的时候，每天要做半小时的练习呢。咳，有时我在吃

    早饭前就已经相信6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梦游仙境

    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

    “你需要来自他人的喜欢和赞赏，却常常对自己很挑剔。虽然你有

    一些人格缺陷，但自己一般还是能够对它们进行弥补。你还拥有很多尚

    未开发的潜能，这些潜能还没来得及转化成自身的优势。你表面上看起

    来循规蹈矩、具有自律精神，但内心却常常充满焦虑和不安。”

    如果我说上面这段话就是对你的描述，你相信吗？但它其实是一个

    叫伯特伦·福瑞尔(Bertram Forer)的心理学家模仿星座占卜用语所设计

    的一段文字描述。福瑞尔认为，我们往往对笼统模糊的一般性描述存在

    过度解读的现象，甚至以为它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而量身定做的——虽

    然事实上并非如此。更糟糕的是，如果笼统空洞的一般性描述中还包括

    了几个正面、积极的个性特点，我们就更容易上当受骗了。电视布道者

    和深夜资讯广告就是如此这般地抓住了我们的心理——尽量让听众觉得

    这是只针对他一个人单独播放的，而不是播放出来让一大群人同时收听的。作为生存在地球上的一个物种，我们真是太容易心甘情愿地上当受

    骗了。为此，本章将从本质上探讨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拥有明确的信念，并对其进行讨论、评价和思考，是如同语言一样

    新近才出现的进化产物。信念在我们人类之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但

    在其他物种中就极为罕见，甚至完全缺失。 [1]

    然而，新近出现的进化

    产物却难以完全排除其固有的缺陷。我们人类拥有信念的能力不像机器

    一样——只是客观地发现加了着重号的事实真相并为其编码存储，而是

    在进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因此受限于生物进化的弊端，并被诸多因素

    共同玷污和蒙蔽，这些因素包括感情、情绪、欲望、目的性以及基本的

    自我利益等。此外，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的信念能力与人类记忆特性之

    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并深受后者的影响。而且，大自然在进化过程中似

    乎是走了捷径而没有对其好好地进行设计，其结果是使我们很容易轻信

    他人、上当受骗。归根结底，尽管让我们具有信念能力的认知系统功能

    强大，但它仍然容易被人操纵，饱受迷信和谬误的影响。这可并非微不

    足道的小事，因为信仰以及我们用来对其进行评价的不完美的神经中

    枢，会导致家庭冲突、宗教纷争，甚至爆发战争。

    在理论上，崇尚信念的生物应当极为清楚其信念来源，并掌握了有

    力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信念。比如，我对高露洁是一种优秀牙膏品牌的这

    种信念，是否源于以下三个原因中的任意一个：(1)我根据《消费者

    报告》开展并公布的双盲测试进行的分析；(2)我对高露洁广告的由

    衷喜爱；(3)我自己把高露洁和其他名牌牙膏进行了对比。我原本应

    当能清楚地指明自己喜欢高露洁牙膏是源于上述哪方面的原因，但事实

    上我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

    由于信念主要是大自然采用原本用于其他目的的现成结构进化而来

    的，于是就导致我们常常忘了自己的信念到底源于何处——假设我们曾

    经知道的话。与之相比，更糟糕的是，我们常常不清楚一些无关信息对

    我们自身的行为举止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甚至对其完全没有任何概念。

    我们以学生们认为形象好看的教授在教学方面具有更高水平为例。

    如果我们对某人的某一方面有好感，通常会自动对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

    也给出正面评价，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光圈效应”(halo effect)。反之

    亦然。发现某人在某方面具有消极、负面的特征，你会以为关于他的所

    有方面都是消极、负面的，这类似于所谓的“音叉效应”(pitchfork

    effect)。我们以下面这个确实令人难过的研究为例。实验组织者给受

    试者们展示了两张孩子的照片，其中一个长相乖巧可爱，而另一个则不

    是这样。接着，参加测试的人们被告知，照片中的一个小孩，我们姑且

    叫他小家伙吧，刚刚在雪球中裹了一块石头，扔出去砸了另一个孩子。

    然后，这些受试者被问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孩子的行为。结果发现：如

    果受试者先前看的照片里的孩子长相平庸，那么他们往往认为小家伙就

    是一个长大等着蹲监狱的熊孩子；而那些看到乖孩子照片的人们，则倾

    向于使用更温和的言辞，比如把小家伙的行为仅仅描述为“那天运气不

    好”。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表明，外表漂亮的人在求职面试、工作晋升、入学面试等诸多场合都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其中，每个例子都证明了审

    美因素会在产生信念的过程中具有干扰作用。

    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更可能把票投给那些(从外表上)“看起来

    更能干”的候选者。此外，广告商们都很清楚：如果看到一个魅力十足

    的家伙在喝某种品牌的啤酒，我们可能会也买同样的啤酒来喝上一杯；

    如果看到像迈克尔·乔丹这样的知名运动员穿了某种品牌的运动鞋，我

    们往往也会跟风去买同样的鞋子。而如果看到一大群青少年扎堆去买某

    种品牌的运动鞋，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能“像乔丹一样”，我们肯定会

    觉着他们的行为不可理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耐克公司投入数百万

    美元来保证《空中传奇》(His Airness )能够吸引更多粉丝，同样也是

    利用“光圈效应”进行促销的商业活动，为什么在我们眼中就变得完全合

    情合理了呢？此外，一项研究得出的结果令人特别震惊：如果使用麦当

    劳的外包装，3~5岁的孩子对胡萝卜、牛奶、苹果汁之类的食物会给出更高的评价。正像我们平时常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同样，胡萝卜也

    要靠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外包装。从这些事例看来，我们的确是生来就

    容易上当的傻瓜。

    光圈效应(及其令人心碎的相反现象——音叉效应)只不过是特殊

    个例，它反映出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几乎任何在我

    们脑海中浮现的念头，哪怕只是一两个零星的单词，都会影响我们对这

    个世界的感知和观念。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如果我要求你记住下面

    这串单词：家具、自信的、角落、爱冒险的、椅子、桌子、独立的、电

    视机，那情况会怎样？(准备好了吗？如果你真的努力记住了这些单

    词，那会发现下面发生的事情将更有趣。)

    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人物简介，是关于一个叫唐纳德的家伙的：

    唐纳德花了大量时间去做他所谓的惊险刺激之事。他爬过麦金

    利山，乘皮划艇穿过科罗拉多河的湍急水流，参加过德比撞车大

    赛，甚至还在对舰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驾驶过一艘装有喷气式发

    动机的小船。他多次面临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现在，他又开始寻

    求新的刺激。他在想，自己或许可以来点高空跳伞，或者驾驶帆船

    横渡大西洋。

    下面我要考考你的理解能力，请你用一个单词概括你对唐纳德的印

    象。这时，你脑子里一下子就蹦出来的单词是……(参阅脚注)。 [2]

    如果你刚才记住的是略有不同的另一份单词清单，比如家具、自负的、角落、鲁莽的、椅子、桌子、冷淡的、电视机，那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

    单词可能就不一样了——可能不是“爱冒险的”，而是变成了“鲁莽的”。

    唐纳德倒是完全可以概括成既鲁莽又具有冒险精神的一类人，但这两个

    单词的内涵大不相同。人们往往选择已经在他们脑海中留下印象的那个

    单词来进行概括(在此例中，这些概括词被巧妙地穿插在让他们背诵的

    单词清单里面了)。这就是说，原本与此毫不相干的点滴信息(记忆清

    单上的那些单词)，居然影响了你对唐纳德所形成的印象。还有一种被称为“聚焦错觉”(focusing illusion)的现象，它表明只

    要简单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点信息或其他信息，就能很轻易地对他

    们实施操纵。在一个简单却极为有效的研究中，实验者要求大学生回答

    两个问题：“你总体上感觉自己的生活有多幸福”以及“你上个月有过几

    次约会”。其中一组学生听到的问题就是按上面的顺序来安排的，而另

    一组学生听到的问题顺序则正好相反。在先听到关于幸福的提问的那一

    组人员中，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一些没怎么约

    会的人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幸福，而一些频频约会的学生反而感觉生活忧

    愁，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答案。然而，提问的顺序一旦调换，就将

    人们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罗曼史上，他们突然觉得自己的幸福不能独

    立于爱情生活之外了。于是，频频约会的人就觉得自己很幸福，而鲜有

    约会的人则倍感忧伤。那就到此打住吧，我们已经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了。在先问约会(而非先问幸福)的情况下，人们对幸福与否的判断是

    和他们约会的次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也许认为这不足为奇，但事实

    上，你应当对此警觉，因为它表明我们的信念是多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

    的影响并发生改变。甚至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都可能被我们在特

    定时刻正好关注的某些内容所影响。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每个信念都要

    事先经过背景关联记忆的过滤，而这样的过滤本身又是不可预测的。我

    们要么直接回忆起先前形成的某个信念，要么就根据正好在脑海中浮现

    出来的那些记忆来考量自己心中的信念。

    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变幻无常的记忆对自身信念产生影响的程

    度会有多大。我们继续以先听到约会问题的那些学生为例。他们大概还

    以为自己是在尽可能客观地回答关于幸福的问题，只有具有卓越自省意

    识的学生才会意识到自己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已经被自己对第一个

    问题的回答给误导了。这恰恰说明了是什么原因才让心理影响变得如此

    隐蔽。我们以为自己的主观感觉很客观，其实它很少能够完全契合现实

    情况：并且，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希望做到尽量客观，但人类持有的信念，由于始终无法摆脱来自记忆的影响，必然要受到我们难以觉察的种

    种琐碎细节的深刻影响。

    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在进化过程当中，在我们关联性驱动的

    记忆基础之上又辅以系统地对记忆项目进行搜索的功能，那人类的生活

    状况大概要比现在好很多。正如民意测验数据如果截取自具有代表性的

    人口样本就最为准确一样，人类信念如果是基于各种证据的综合考虑才

    最为可靠。可是，唉，进化从来就没有打算像统计学家那样，要建立一

    个没有偏差的样本系统。

    相反，我们通常把最近的记忆或最容易想起的记忆看得比其他任何

    资料都更加重要。以我的一次经历为例。当时我驾车穿越乡村，不知何

    时才能到达下一个汽车旅馆。当交通顺畅时，我心里就想：“哇，我正

    以每小时80英里(约129千米)的速度跨州而行，应当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而当交通由于道路施工而变得拥堵时，我又会

    说：“哦，不，我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到到达目的地。”当时最为滑稽的情

    况是，我竟然没有想到可以取这两个时间数据的平均值，从而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由于交通状况可能时好时坏，我预计实际情况也应当是好

    坏掺半，所以路上肯定要花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际摩擦产生的原因，都是由

    于我们未能反省自己持有的信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情况。当我

    们和配偶或室友为该谁洗碗而争执不休时，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

    中)更多想起的是自己以前洗了多少次碗(和自己的配偶或室友洗碗的

    次数进行对比)。毕竟，我们的记忆主要是根据自身经历而进化出来

    的。由于我们很少对自己记忆的这种分配不均进行反思，于是就以为自

    己总体上比别人多做了工作，可能最终还气呼呼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无可

    指责。研究表明：事实上在任何一种合作项目当中，无论是做家务还是

    与同事合写论文，把每个人自己觉得完成了的工作量加在一起，总会超

    过实际完成的工作总量。我们不能像记住自己的工作量那样清楚地记得

    别人的工作量，其结果就会让每个人(甚至包括偷懒开小差的家伙)都觉得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意识到自己在信息采样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就能让我们的心胸变得宽广起来，不必事事都和别人斤斤计较。

    心理污染(mental contamination)的作用如此强大，以至于毫不相

    干的信息也能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在一个开创性的实验中，心理学家阿

    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旋转一个幸运轮，轮上标着1~100的数字刻度，然后，他们问了受试者

    一个和幸运轮的旋转结果毫不相干的问题：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成

    员国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当然，大多数受试者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

    案，于是他们只能靠猜了——这够公平吧。但他们猜测的结果却在很大

    程度上受了幸运轮上数字的影响。比如：当轮上的数字指向10，他们关

    于联合国问题的代表性答案是25%；而当轮上的数字转到65的时候，大

    多数人给出的答案就变成了45%。 [3]

    这种现象被称为“锚定与调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并在

    生活中一再发生。试试这个游戏：在你手机号码的最后三位数字上加上

    400，完成计算之后请回答“欧洲被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蹂躏

    的历史是在哪一年才结束的”？那些手机后三位尾数加上400后小于600

    的人，猜测的年份平均是公元629年；而那些手机后三位尾数加上400后

    在1 200~1 399之间的人，猜测出来的平均时间是公元979年，比前者整

    整晚了350年! [4]

    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一个手机号码或一个幸运轮的

    旋转，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知识或联合国构成情况所形成的信念？在“锚

    定与调整”过程之中，人们是从任意一个起点开始不断移动的，直到他

    们找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如果幸运轮上跳出来的数字是10，人们

    就开始问自己——可能这只是在无意识间发生的——“在关于联合国的

    这个问题上，10是否可能是正确的答案？”如果不是，他们就继续放大

    数字，直到他们找到一个自认为正确的数值(比如25)。如果幸运轮上

    出现的数字是65，那人们就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进行思考：“65会是正确

    的答案吗？55又怎么样呢？”这儿的麻烦在于：锚定无论处于任意一个

    选择点，都只可能把我们导向一些勉强可能正确的答案。于是，低锚点就会把人们引入可能的答案范畴中的最低值，高锚点则把人们导向可能

    的答案范畴中的最高值。但无论哪种方案都不会把人们引向可能最为合

    理的一种结果——得到一个正好介于可能答案中间范围的数值。如果你

    认为正确的答案是25与45之间的某个数字，那为什么要说是25或45？如

    果你猜它是35就会更好，但锚定这种心理特征就已经决定了人们很少会

    这样做。 [5]

    锚定现象已经引起了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但它绝非唯一能

    够证明人类的信念和判断是如何被次要的甚至不相干的信息所影响的。

    再来看另一个例子。让一部分读者轻轻噙住一支钢笔，但不要碰到嘴

    唇。和那些咬着笔杆双唇紧闭的读者相比，轻轻噙住钢笔的读者能从漫

    画书中获得更大的乐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按照指令这

    样做的时候照一下镜子，就能明白个中奥妙了。用牙齿咬住笔杆，注意

    是“轻轻地咬，不要让它碰到你的嘴唇”。现在，看看镜子里面你嘴唇的

    形状，你会发现自己嘴角上扬，正是平时展颜微笑的样子。于是，通过

    背景关联记忆的作用，上扬的嘴唇往往会自动引发快乐的想法。

    与之类似的一些实验要求人们使用他们的非惯用手(比如惯用右手

    的人的左手)尽可能迅速地写下名人的名字并进行分类(喜欢的，不喜

    欢的，无所谓喜不喜欢的)。在这么做的同时，还要求他们要么把惯用

    手的掌心朝下按在桌面上，要么把惯用手的掌心向上托着桌子的底部。

    掌心向上的人写出了更多自己喜欢的名人的名字，而掌心朝下的人写出

    的名人的名字中让他们不喜欢的居多。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掌心

    向上的人们处于一种积极“靠近”的姿态，而掌心朝下的人们处于一

    种“回避”的姿态。数据显示，这种细微的差异经常影响我们的记忆，并

    最终影响我们的信念。

    另一种污染来源于某种心理捷径，即人类倾向于认为熟悉的事物就

    是好的。我们以一种被称为“只不过熟悉”(mere familiarity)的奇特现

    象为例。如果你让人评价诸如中国书法之类的东西，那么较之于从未见过的书法作品，他们往往更偏爱自己曾经见过的作品。另一项实验至少

    在使用12种不同语言的人中进行过，结果显示人们对于能在自己名字中

    找到的字母具有惊人的依恋，即与不包含这些字母的单词相比，人们更

    偏爱包含了这些字母的单词。我的一位同事甚至提出一个有些耸人听闻

    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偏爱名人字画，除了出于对字画精美的欣赏之外，还可能掺杂着他们对这些字画熟悉的缘故。

    以我们祖先的眼光看来，偏爱熟悉事物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的

    曾曾曾祖母熟悉的东西没有伤害她，而她所不熟悉的东西却可能伤害

    她，两者相比，显然前者是一个更安全的赌注。偏爱熟悉的事物非常适

    合我们祖先的生存状态，这也是进化过程以惯常方式做出的选择结果：

    青睐熟悉事物的生物比那些太喜欢猎奇的生物更能繁衍后代。同样，我

    们对舒适事物——多半也是我们极为熟悉之物——的渴望，也可能增加

    了我们的生存压力。但我们同样可以很轻松地想出解决之道。

    在美学领域，偏爱自身熟悉之物并无不妥——比如，比起另一个汉

    字，我更我喜欢这一个汉字，但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嘛。同样道理，如果我们对20世纪70年代的迪斯科音乐的热爱仅仅是由于熟悉它们，而

    不是因为崇拜唐娜·桑玛(Donna Summer)精湛的音乐技巧，就算是出

    现了这样的情况，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对熟悉事物的依赖有时的确能带来一些问

    题，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对我们的理性决策造成了多大影响的

    时候。事实上，这样做甚至可能产生全球性的重大影响。比如，人们倾

    向于选择现有的政策而不是那些尚未推行的政策，即使他们并没有充分

    的证据可以表明前者在现实生活中执行有效。人们往往并不去分析行为

    的代价和收益，而是沿着这样一种简单的思路来暗示自己：“既然存

    在，必然合理。”

    一项研究表明，人们甚至在对当前政策的具体内容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也愿意采取这种做法。以色列的一组研究人员决定利用多数人知之甚少的许多国家政策和地方性条例来进行一场这方面的实验。事实上，被试者对这些政策和条例了解得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轻易就相信实验

    者所说的一切内容。然后，研究人员又测试他们对被引导相信的“事实

    真相”的依赖程度。比如，要求他们对喂养流浪猫的政策进行评价——

    这条政策是可行的，还是应当被废止？实验者事先告诉一半受试者，喂

    养流浪猫的政策在当前是合法的；但又通知另一半受试者，说这样做并

    不合法。然后，他问受试者们是否有必要改变这一政策。大多数人赞同

    现行政策，并且，他们往往还补充更多的理由来支持现行政策，反对提

    出对其进行修改的建议。研究人员在自己编造出来的关于手工教学的规

    定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学生参加手工课程应当学习5小时还是7小

    时？现行的规定是X小时。)当然，热衷于熟悉事物的思维方式同样适

    用于利害关系更大的现实世界中，这就解释了为何现任牧师总是在竞选

    中处于有利位置。甚至还传出了这样的消息：即使新近去世的教区牧师

    都还能击败他仍然健在的竞争对手。 [6]

    我们受到变革的威胁越多，就越趋于因循守旧。只要想想我们喜欢

    吃舒适食物这一癖好就可以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到威胁的

    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珍视自己的群体、目标和价值观。例如，实验

    室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你让人们对自己的死亡命运进行一番仔细思索

    (“尽量详细地记下你认为自己死亡之后将会发生的那些事情……”)，就会发现他们对与自己宗教信仰和种族来源相同的成员的态度变得比过

    去更为友善，但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的态度则变得更加消极、抵触。对

    死亡的恐惧也常常使得人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出现分化：充满爱国

    精神的美国人在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之后，会对美国政府借着爱国名义发

    动侵略战争的做法感到更加震惊(与对照组里的爱国者们 [7]

    相比较而

    言)；被要求认真思考自身死亡命运的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们更不能容

    忍有人用十字架来代替榔头的做法 [8]。(慈善机构是这样记录的：想

    到死亡时，我们更会慷慨。)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危急关头，几乎所有人

    都会对少数人群体(异己分子)持更加否定的态度。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多数人群体中的成员，甚至自己就身为少数人群体成

    员的人们也有这样的想法。

    人们甚至会喜欢，或至少是接受可能会威胁他们自身利益的统治体

    系。就像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 Jost)指出的那样：“在封建制

    度、十字军东征运动、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和塔利班政权存在时期

    生活的许多人们，虽然认为他们现存的体制存在缺点，但还是认为它们

    具有存在价值，并且(甚至有时)比他们能够设想的其他政体效果更

    好。”简言之，心理污染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上面每个心理污染的例子，包括聚焦错觉、光圈效应以及锚定与调

    整，都凸显了一个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重要观点，即我们的思维之河

    可以分出两条支流：一条虽然在快速地自动流淌，但很多时候我们对它

    的流动都是无知无觉的；而另一条则流速缓慢、汩汩而行，每时每刻都

    仿佛在深思熟虑，给人一种聪明睿智的感觉。

    前一条支流，我将其称为祖传系统(ancestral system)，或反射系

    统(reflexive system)，似乎能够自动快速地工作，其中是否有我们意

    识的参与都无所谓。后一条支流，我将其称为慎思系统(deliberative

    system)，因为它的工作方式是深思熟虑、反复斟酌考虑各种事实，并

    且尽量借此进行推理分析(虽然有时进展顺利，有时则相反)。

    反射系统显然更为古老，几乎在每一种多细胞生物身上都以某种形

    式存在。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都是由它引起的，比如：我们在凹凸不平

    的路面上下走动时，它可以自动调节我们的步伐；或是让我们一眼就认

    出自己的老朋友，等等。慎思系统的出现则要晚得多，它有意识地考量

    我们制定的目标以及进行的选择是否符合逻辑。然而，这种系统只存在

    少数几个物种身上，甚至还可能为人类所独有。

    我们最多可以说，这两种系统所依赖的神经基质完全不同。一些反

    射系统依赖在进化史上早已出现的大脑系统，像小脑、基底核(basal

    ganglia，与运动控制有关)和杏仁体(amygdala，与情感相关)。同时，慎思系统似乎主要集中在前脑，位于前额叶皮质。这部分结构虽然

    其他哺乳动物也有，但体积要小得多。

    我把后面这种系统描述为“慎思”，而不是其他字眼，比如“理性”，是因为慎思系统不能保证自己确确实实是在用合理的方式仔细思考问

    题。虽然这一系统在理论上应当非常聪慧，但事实上它的推理能力往往

    并非是最理想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慎思系统看作有点类似于最高

    法院：它做出的决策并非总是符合实际，但至少它是在朝这个方向努

    力，并力图做到准确合理。

    相反，反射系统则不应该有不合理性的表现。它无疑要比慎思系统

    缺乏远见，但它要真是一点都不符合理性，那就不可能保留至今了。绝

    大多数时候，它只是处理自己能做好的工作，即便(我们几乎可以肯

    定)其判断结果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同样，虽然这看似是一个很诱人

    的想法，但我要告诫诸位，不要把反射系统和情感问题等同起来。虽然

    可以证明许多情感(如恐惧)是反射性的，但像幸灾乐祸——将自己的

    快乐建立在对手的痛苦之上——这样的情感肯定不是。此外，大量的反

    射系统和情感之间没有丝毫关系。当我们在楼梯上要摔倒时本能地伸手

    抓住栏杆，此时反射系统显然是现身来救我们的——不过它这样做的时

    候可能完全不带任何情感。所以，反射系统(事实上可能是一整套系

    统)是基于经验而非感觉本身，在瞬间就做出决断，其中可能掺杂情感

    因素，也可能没有情感因素。

    即使慎思系统作为进化中的最新技术，显得更加精密复杂，但它从

    来就没有真正获得过恰当的控制权，原因就在于它做决策的基础，几乎

    无一例外都来自不那么客观的祖传系统所提供的二手信息。只要乐意，我们可以尽可能仔细地进行推理分析，但这其实就像他们用计算机术语

    所说的那样，不过是在“胡乱输入、胡乱输出”罢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祖传系统传过来的整套数据资料都是公平公正的。更糟糕的是，当我们

    感到自己压力山大、身心疲惫或精神涣散时，尽管此刻最需要慎思系统

    发挥作用拯救我们，可它却最先受到影响，在关键时刻弃我们于不顾，任由我们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反射系统摆布。

    在我们的祖传系统中，无意识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我们有意

    识的大脑试图控制局面时却事与愿违。例如，有一项研究要求人们在时

    间紧迫的情况下尽快做出决策。那些被告知要(有意识地)压制住自己

    性别歧视思想(这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祖先的那套反射系统)

    的人，他们头脑中的性别歧视想法反而变得比对照组更加明显了。更要

    命的是，进化把推理能力设置在背景关联记忆的层面之上，给我们留下

    了推理客观的幻觉。进化给我们提供了深思熟虑和推理分析的工具，但

    又不能保证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我们感觉

    自己的信念是建立在客观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但我们的祖传系统往

    往以我们难以觉察的微妙方式来塑造我们的信念。

    不管我们人类如何思考，比起那些与我们信念相悖的东西来，我们

    往往更关注那些与我们信念相符的事物。心理学家将其称为“确认偏

    误”(confirmation bias)。要是我们已经接受了某种理论，那无论该理

    论重要与否，我们通常都对支持该理论的证据要比对可能与其背道而驰

    的证据更为关注。

    再来看看本章开头那段貌似占星术的描述之词。愿意相信占星术的

    人就可能注意到符合其自身情况的描述(“你需要来自他人的喜欢和赞

    赏”)，而忽略掉那些和自己不相吻合的部分(“你表面上看起来循规蹈

    矩、具有自律精神，但内心却常常充满焦虑和不安”)。愿意相信占星

    术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上面的描述完全符合自己某一天的具体情况，而千

    百次地选择忽视(或寻找理由百般辩解)占星术其实只是模棱两可、语

    焉不详的一堆废话而已。这就是所谓的“确认偏误”。

    我们再以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沃森(Peter Wason)早期所做的一次

    实验为例。沃森向受试者展示了3个不同的数字(例如2–4–6)，要求他

    们猜测这些数字可能是按什么规律排列的。然后，他让这些受试者创建

    一组新的数字，并告诉他们这组数字组合情况是否符合先前那3个数字的排列规律。一般受试者可能会给出“4–6–8”，如果得到肯定，他会继

    续给出“8–10–12”，如果再次得到肯定，受试者可能就会得出结论，认

    为先前3个数字的排列规律大致可以概括为“一组连续的3个偶数，后面

    的每个数字都比前面一个多2”。然而，大多数受试者没有考虑到还可能

    存在不符合这个排列规律的情况。比如，1–3–5或1–3–4是否也算符合规

    律的数字串？几乎没有任何受试者问到这个问题。因此，几乎没有任何

    人猜到真正的规律其实很简单，就是“任何3位升序排列的数字”。推而

    广之，这就意味着人们往往只在意寻找事例来证实自己的理论，而不关

    心是否还有效果更佳的替代方案。

    在后来的另一项不太仁慈的研究中，两组观众都先看了一个孩子参

    加学校考试的录像带。实验安排让其中一组观众相信这个孩子来自特权

    阶层，而另一组观众则以为这个孩子出身贫寒。那些以为孩子出身富裕

    的观众在报告时认为他表现不错，优于年级平均水平；而那些以为孩子

    出身贫寒的观众则觉得他的表现低于年级平均水平。

    “确认偏误”可能会伴随背景关联记忆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由于我们

    提取记忆时不是(像计算机那样)系统地搜索所有相关的数据，而只是

    找出相匹配的内容，这就造成我们除了注意那些与我们先前信念一致的

    事物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了。在你回忆辛普森谋杀审判案时，如果

    你先前就倾向于认定他有罪，那你就更容易记住那些指向他犯罪的证据

    (他的动机、DNA证据，以及找不到其他可能的嫌犯)，而想不起那些

    让人心生疑虑的证据(差劲的警方工作，以及大小不合适的手套)。

    当然，要对一件事情考虑周详，我们得斟酌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但

    除非逼着我们往前再迈一步，故意强迫自己考量别的替代方案——但这

    些绝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想法，相反我们更倾向于回忆那些与

    已被认可的观点相一致的证据，而非其他与之相悖的证据。并且，由于

    我们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与我们的信念相吻合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

    错误的，它们也很难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除。当然，在这方面，科学家也一样。科学的目标是以兼顾均衡的方法

    去求证。但科学家也是人，是人就难免会注意那些与自己理论相一致的

    证据。翻开任何一篇过去的科学文章，你就会发现其中不仅有众多的天

    才人物，也有一些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根本就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包括

    持地球扁平论的家伙以及炼金术士等。虽然历史对那些持有此类荒谬言

    辞的科学家并不仁慈，但一个现实主义者会认识到，对一个如此依赖背

    景关联性记忆的物种而言，出现这样的错误总是在所难免的。

    1913年，埃莉诺·波特(Eleanor Porter)写的《波丽安娜》

    (Pollyanna )成为整个20世纪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其主角是一个小

    女孩，她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能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女孩的名字波丽安娜演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带上了两层截然不同的

    含义：作为褒义词，它可以用来描述从不泄气的乐天派；作为贬义词，它指的是那些超出了合理现实范畴的盲目乐观者。波丽安娜虽然只是一

    个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有着她的影子，即喜欢

    用积极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而不管这样的心态是否符合现实情况。比

    如：将军以及总统们会为不可能取得的胜利而战；科学家们在已有充分

    证据挑战自己笃信的理论的情况下，仍可能长时间抱着先前的信念不肯

    放手。

    再来思考下面这个由席瓦·康达(Ziva Kunda)在生前所做的实验。

    一组受试者来到了实验室，他们被告知将进行一场小比赛。在比赛之

    前，他们得先观察别的某个人，而这个人要么加入他们这组(一半被试

    者被如此告知)，要么就加入对方那组(这是剩下的那一半被试者所听

    到的说法)。这些受试者不知道，其实这场游戏是在一个受控环境中展

    开的。他们正在观察的那人开始上场，他在游戏中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表

    演，把每个问题都答对了。这时，研究者们想知道是否每位受试者都对

    他刚才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得到的完全就是一个波丽安娜

    式的结果：那些以为这个完美的游戏者将成为自己队员的受试者对他印

    象深刻，认为这个家伙一定很了不起；而那些以为这个完美游戏者将成为自己对手的受试者，把他的良好表现归结为运气好，而不认为是他的

    技术好。同样的对象，不同的解释：两组受试者都观察到有人在游戏中

    表现杰出，但他们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完全取决于被观察者可能在自己

    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实验者让一群学生观看一段三人谈话的录

    像，然后要求他们对谈话小组中三人的可爱程度进行评判。受试者在观

    看录像之前已被告知：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和录像中随机挑选的一个对

    话人物出去约会。毫无疑问的是，受试者往往会对自己被告知要约会的

    那个人给出最高的评价——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信念(在此例中是关于

    某人的可爱程度)是多么轻易地就被我们希望相信的东西给影响了。用

    我儿时就很喜欢的哈利·尼尔森(Harry Nilsson)的音乐作品《观点》

    (The Point )中的歌词来表达就是：“看见的都是你想看见的，听到的

    都是你想听到的。懂了吗？”

    与自己不愿相信的事物相比，我们常常在未经详察的情况下就接受

    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这一偏向被称为“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这在某种程度上和“确认偏误”正好相反。“确认偏误”是自

    动趋向于注意到那些和我们的信念相符的数据，而“动机性推理”则与之

    形成互补，即对于那些我们不太喜欢的观点，我们往往会对其进行比对

    我们喜欢的观点更加严格的审查。例如，康达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受试者

    (其中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阅读一篇声称咖啡因对女性健康有害

    的文章。其结果与我们先前认为的信念以及推理受动机影响的观点相

    符：咖啡因摄入量高的妇女比咖啡因摄入量低的妇女对这一结论更容易

    产生怀疑；与此同时，受试者中的男性认为自己不具有这方面的危险，就没有表现出上述不同。

    同样的事例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实际上最早的关于动机性推理

    的科学研究之一并非发生在实验室里，而是于1964年完全发生在现实生

    活中的一场实地调查，该调查是在美国卫生总署关于吸烟和肺癌之间关

    系的报告发表后立即展开的。美国卫生总署的结论——“吸烟可能导致肺癌”——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新闻，但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被媒

    体广为报道。于是，两位颇有干劲儿的科学家站了出来，对人们进行采

    访，请他们对卫生总署的结论发表评论。果不其然，吸烟者信服这个结

    论的比例低于不吸烟的人，而后者相当认可卫生总署发表的这份报告。

    同时，吸烟者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荒唐可笑的反驳理由，如“许多吸烟

    者都长寿”(完全无视当时公布的统计数据)，“很多东西都是有害

    的”(比如红鲱鱼)，“吸烟总比胡吃海喝强”(又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

    法)，或者“吸烟总比得神经病好”(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任何科学根

    据)。

    事实是，我们生来就不适合公平公正地进行推理思维，即使名牌大

    学的高材生也往往受制于这个弱点。例如，一个著名的实验是让斯坦福

    大学的学生们来评价一系列对死刑必要性展开的研究。一些学生此前就

    有赞同死刑的观点，另一些则反对采取死刑。学生们很容易就在挑战其

    信念的研究中找到了漏洞，但对于那些与他们自己观点一致的研究结

    论，他们又往往漏掉其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把对信念的污染、确认偏误和动机性推理放在一起考虑，你就会看

    到一个几乎可以相信任何事物的物种。在历史上，我们这个物种曾相信

    各种千奇百怪的无稽之谈，包括地球扁平论(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相反

    证据)、鬼魂、巫术、占星术、动物灵性、自我鞭笞以及放血的好处。

    谢天谢地，绝大多数这样的荒诞信念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了。但仍然有人

    把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花在读心术和降神会上。即使我自己，有时从

    梯子下面走过时也会犹豫一番 [9]。或者，再举一个政治方面的例子。

    在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大约18个月之后，尽管已经找到了相反证

    据，但当初投票支持布什总统采取军事行动的美国人当中，仍有58%选

    择继续相信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布什总统本人。据报道，他有一条私人专

    线，能和全知全能的上帝直接交流沟通。这条传闻对于他能当选倒是件好事。2007年2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63%的美国人不愿把选票投给一个对上帝没有信仰的候选人。

    然而，在像山姆·哈里斯(《信仰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这样的批

    评家看来，这类事情简直荒唐透顶：

    要想知道我们当前的文化中带有多少……非理性成分……只要

    在公众讨论时，把凡是出现“上帝”的地方都替换成你喜欢的某位

    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的名字。想象一下，布什总统在全美性

    的早餐祷告中做出这样的陈述：“在一切生命和所有历史背后，都

    体现出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坚定目的，而这些都是公平公正的众神

    之主宙斯一手安排的。”再设想一下，他在国会演讲中说出了这样

    的句子：“自由与恐惧、正义与残暴永远不能共存于世，太阳神阿

    波罗绝不会在它们中间采取中立。”

    宗教尤其具有左右人们思想的力量，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它

    是抱着宁信其有的态度。此外，宗教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只要

    自己努力工作就一定会得到回报。这样的信仰让人们对小到自身、大至

    宇宙的事情都有了一种目标感和归属感。毫无疑问，人们对信念的渴望

    增强了他们产生信念的能力。但上述说法都无法解释为何人们在明显缺

    乏证据时仍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10]

    为此，我们必须回到这样一个

    事实，即进化赋予了我们欺骗自己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接受自己愿意相

    信的内容。(如果我们祈祷之后就有好事发生，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一现

    象；如果我们祈祷之后没有如愿以偿，我们也不会在意其中的不灵验之

    处。)如果没有动机性推理和确认偏误的存在，这个世界将和现在的情

    况大不一样。

    我们在关于吸烟者的研究中，发现有失偏颇的推理思维至少能带来

    一个好处：这样能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自尊。(当然不只吸烟者才出现这

    种情况，我发现有些科学家做的事情也和吸烟者差不多，他们也会对挑

    战其理论信仰的研究成果拼命找碴儿。)当然，问题的麻烦在于：自我欺骗会让我们一路付出很多代价。当

    我们用动机性推理欺骗自己时，我们就可能继续坚持一些错误甚至虚妄

    的想法。这些做法将导致社会摩擦(当我们突然摒弃他人的观点时)，引发自我毁灭(当吸烟者无视吸烟的危害时)以及科学错误(当科学家

    拒绝认可那些挑战其信仰理论的数据资料时)。

    如果人们大权在握，却醉心于动机性推理，对自身明显的错误也视

    而不见，那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这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军事史

    上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1944年春季，希特勒没有听从军衔稍低的将军

    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甚有先见之明的建议，而是按照首席

    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的建议，选择保

    卫加莱而不是诺曼底。冯·伦德施泰特的错误意见源于他对自己计划的

    过度自信，结果让希特勒付出了丢掉法国，甚至可能牺牲整个西部战线

    的代价。 [11]

    动机性推理存在的最初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不是由进

    化惯性引起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远见卓识造成的。尽管进化赋予

    了我们审慎推理的能力，但它不能保证我们能明智地运用这一天赋才

    能：没有什么可以强迫我们做到公平无私，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见把强大

    的推理能力和自我欺骗的危险诱惑放在一起时必然产生的那些危险。结

    果，通过让我们用清醒的自我意识来控制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审慎推

    理能力，进化放任我们随心所欲——其效果好坏暂且不论——偏向我们

    所希望的任何方向。

    即便没有什么风险涉及其中，我们已经或自认为知道的东西，往往

    都会进一步干扰我们进行推理并形成信念的能力。以典型的三段论逻辑

    为例：一个正式的演绎推理由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和一个结论组

    成，就像十四行诗那样具有严谨的形式特征：

    所有人终有一死，苏格拉底身为人类中的一员，因此，苏格拉底也必有一死。

    我们任何人都能看懂这种形式逻辑。我们理解这种抽象的演绎形式

    并意识到自己可以自由地将它推而广之：

    所有A都是B。

    C是一个A。

    所以，C是B。

    嘿，瞧——一种形成信念的新方法出现了：把你所知道的(小前提

    和大前提)代入到推理模式中(所有X都是Y，Q是一个X，所以Q是一

    个Y)，然后演绎出新的信念。这个模式的妙处在于只要保证前提为

    真，按照这个逻辑规则，就能保证得到的结论正确。

    这样一来，好坏参半。好消息是：人类完全能够胜任这样的演绎推

    理。而坏消息则是：如果没有经过大量培训，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做得

    很好。如果逻辑推理能力是自然选择的产物，那它也是进化后期才出现

    的，充满有待解决的严重缺陷。

    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下面这个三段论命题，它和前面的那个三段论

    命题相比，存在一个虽然细微但却重要的区别。

    所有生物都需要水。

    玫瑰花需要水。

    所以，玫瑰花是生物。

    这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吗？请仔细研究其中的逻辑，而不是纠结于它

    的结论。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玫瑰花是生物。问题是这个论证的逻辑是否健全，即它的结论是否随其前提自然而出，就像黑夜紧随白昼而出一

    样，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该论证是严谨有效的。

    但看仔细了：所有生物需要水这种说法并没有排除有些非生物也需要水

    这种可能性。比如，我的车用蓄电池就需要水。

    我只要简单地改变一下这个论证中的某些单词，它缺乏逻辑性的弊

    端就变得很清楚了：

    前提1：所有昆虫都需要氧气。

    前提2：老鼠需要氧气。

    结论：所以，老鼠是昆虫。

    真正具有高度理性的人应当立刻就觉察出关于玫瑰花和关于老鼠的

    论证所遵照的推理形式是完全一样的(所有X都需要Y，Z需要Y，所以

    Z是X)，因此他应当立刻摒弃这种包含谬误的推理模式。但我们大多

    数人需要把这两个三段论并排摆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看出其中的

    问题所在。生活中的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我们由于偏爱先前的信念而放

    弃了对当前的命题进行仔细分析，没有检查它是否合乎逻辑性。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一个设计臻于完美的系统中，信念和推理过程

    (其结果很快会变成新的信念)应当是分开的，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

    的鸿沟和界限，这样我们就能区分哪些内容证据确凿，哪些内容是仅仅

    依靠推理得出的。但恰恰相反，在人类大脑的发展过程中，进化走上了

    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早在人类能进行形式完整清晰的逻辑推理(如

    三段论)之前，像鱼类和长颈鹿之类的动物很可能可以自动进行不正规

    的简单推理，并且这样的简单推理不需要太多的反思和考虑。比如，它

    们会这样考虑：既然苹果好吃，那梨子多半也很好吃。猴子或大猩猩在

    进行这类推理的时候，甚至都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推理这档子事

    儿。人们之所以容易把自己所知的信息和自己仅仅通过推理获得的内容

    搞混，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太模糊了，太多的推理内容无须通过某种单独的反思过程就会自动转化成信念。

    人类所具有的编撰逻辑推理规则的能力——认识到如果P，则Q；

    现在是P，所以Q是符合逻辑的，反之则P不符合逻辑——这种能力大概

    是在进化的后期才形成的，并可能是在智人出现之后才有的。因为到那

    个时候，信念和推理已经如此充分地交织在一起，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思

    考之中已经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区分了。这样发展的结果就差不多相当

    于制造了一个“克鲁机”：一个原本完美健全的审慎推理系统，却被种种

    偏见和前在信念给蒙蔽、玷污了。

    对大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人们使用两种不同的神经回路来评估

    三段论，其中一个与逻辑和空间推理(双侧顶叶)联系得更紧密，另一

    个则和前在信念(额颞叶型)的关系更加密切。前者(逻辑和空间)需

    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后者则可以自动发生。所以，实现逻辑正确就具

    有了难度。

    实际上，真正借助逻辑进行清晰的推理——这种行为本身——很可

    能根本就算不上进化的产物。如果人类真的可以凭借形式逻辑做到理性

    思维，那这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而是因为我们足够聪

    明，掌握了逻辑规则(并且如前所述那样，认识到了它的效力)。虽然

    所有正常的人类都能掌握语言，但借助形式逻辑形成信念并对其进行推

    理检验可能更大程度上属于文化而非进化的产物。虽然进化给这种能力

    提供了产生的前提，但它并不能保证这种能力就能正确发挥作用。形式

    推理如果真的存在，似乎也主要存在于有语言文字的文明当中，而鲜见

    于尚无文字的文明中。举个例子，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

    (Alexander Luria)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来到中亚的山区，请那里的原

    住民考虑如下的三段论逻辑：“生活在西伯利亚某个城镇的熊都是白色

    的。你的邻居到那儿去了一趟，并看见了一头熊。请问，那头熊是什么

    颜色？”但那些原住民就是弄不明白他提的问题。他们典型的回答基本

    是这样的：“我怎么知道？教授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一下这个邻居呢？”后

    来，在20世纪进行的更多研究，基本证实了这种思维模式。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的人们，通常只能根据他们已经知道的事实来回答演绎推

    理中涉及的询问，他们显然不能理解实验者们探究的抽象逻辑关系。但

    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们学不会形式逻辑——一般来说，至少孩子们还是能学会的——不过这也确实说明掌握抽象逻辑关系不是

    像习得语言那样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这反过来又表明对信念进行

    推理的形式工具至少是一边进化一边习得的，并非(像人类天赋理性的

    支持者们所假设的那样)属于人类的标准配置。

    一旦认定某件事情为真(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通常会编造

    新的理由来相信它。以我几年前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为例。有一半的受试

    者读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一个人优秀的消防能力与他进行冒险能

    力测试时所得的高分呈正相关关系；而剩下的另一半受试者读到的内容

    则恰好相反，说的是一个人优秀的消防能力与他的冒险能力呈负相关关

    系，即喜欢冒险的人将成为蹩脚的消防队员。接下来，我把两组受试者

    分开。我要求一些受试者对他们刚才所读的内容进行反思，记下他们阅

    读的报告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探索其中的原因。对于另一部分

    人，我则只是让他们忙于解决一系列的几何难题，其难度和他们参加智

    力测试时所遇到的那些题目差不多。

    随后，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通常做法，我对受试者们进行干

    扰：“注意啦，头条新闻——你们在前面实验中读到的研究报告是骗人

    的。这些据称研究消防的科学家们其实是在捏造数据。现在，我想知道

    你们的真实想法——在消防能力和喜欢冒险之间真的存在什么关联

    吗？”

    即使我告诉人们先前的研究报告就是一堆垃圾之后，那些在二次分

    组中对研究报告进行了反思(并自己提供了解读原因)的人们仍然会继

    续相信他们刚才所读的内容。简言之，只要你提供了一点机会，让人们

    自己去找理由相信某个事情，他们就会把握这样的机会，真的开始对此

    事信以为真——哪怕他们当初形成这种信念的证据后来被证明完全不足

    为凭，也避免不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理性的人，如果确实存在，应当只相信真实的东西，总是能从正确的前提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非理性之

    人，由于是进化造就的“克鲁机”作品，常常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是先有

    结论，再找各种理由去证明它。

    在我看来，信念乃是由三种基本成分拼凑而成的：记忆能力(信念

    如果只是来来去去，不在脑海中形成任何长久印象，则将毫无价值可

    言)、推理能力(如前所述，从过去的事实根据中得出新的结论)以及

    感知能力(在三者之中显得至关重要)。

    从表面看来，人们或许以为感知和信念各自独立，二者之间没有多

    大联系。感知是我们看到、听到、尝到、闻到或感觉到的内容，而信念

    则是我们知道或自认为知道的内容。但从进化史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异

    并不像它们最初表现得那么大。产生信念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亲眼看到。

    看到我妻子养的金毛猎犬阿瑞在摇尾巴，我就相信它很高兴；看到信件

    从取信口掉下来，我就知道来信到了。或者，这一切正如奇科·马克斯

    (Chico Marx)说的那样：“你选择相信谁呢？是我，还是你自己的眼

    睛？”

    然而，当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没有目睹的东西时，麻烦就出来了。在

    现代社会，我们相信的绝大多数东西都不是可以直接或者轻易观察得到

    的。我们可以间接形成新信念的能力——非经直接体验，而是通过朋

    友、老师或媒体渠道——是人类得以创造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技术的关

    键所在。我的狗狗阿瑞掌握的所有知识，基本上只能是通过“尝试–失

    败–再尝试”这种不断试错的模式积累起来的。而我主要通过书籍、杂志

    以及互联网进行学习。我也许会对自己读到的内容产生一些怀疑。[新

    闻调查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获取新闻方面，当真拥有一

    个消息灵通的匿名渠道？电影评论家安东尼·莱恩(Anthony Lane)真的

    观看过《疯狂店员II》(Clerks II )？]不过总体而言，不管这样做是

    好是坏，我还是倾向于信任我读到的内容，并且我拥有的大部分知识都

    是通过媒体获得的。阿瑞(同样不管这样做的效果怎样)只能知道它所

    看到、听到、尝到、闻到或感觉到的东西。以对幸福的研究而在当今世界闻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

    (Daniel Gilbert)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时候，曾对17世纪哲学家巴鲁

    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提出的一个理论进行了验证。斯

    宾诺莎主张“所有信息(最初是)在理解过程中被认可……错误的信

    息……(只是在后来才会)被摒弃”。为了对斯宾诺莎的这一假说进行

    检验，吉尔伯特让受试者阅读真假混杂的两种命题——只是有时会简短

    地插进一些旨在让读者分心的话语进行干扰(要求受试者在听到这种干

    扰信息的时候就按下按钮)。正如斯宾诺莎预料的那样，这样的干扰增

    加了受试者相信假命题的可能性。 [12]

    其他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人们在

    受到干扰或感到时间紧迫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虚假信息。在其他条件一致

    的情况下，我们会自动相信自己所接触的观点——除非我们有机会可以

    对它们进行一个适当的评价。

    顺序上的差异(是按“听闻–认可–评价”的顺序还是“听闻–评价–认

    可”)最初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其产生的效果却大不一样。下

    面，我们以伊拉·格拉斯(Ira Glass)主持的每周广播《这种美国生活》

    (This American Life )中所描述的一种情况为例。一个终身政治活动家

    成了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主席的候选人，却被指控收藏了大量的儿童色

    情制品。虽然指控他的是一个属于共和党的州议员，而且也没有提出任

    何证据，但被指控者还是只能被迫下台，这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彻底毁

    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最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但先前造成的损失再也

    无法挽回——我们的法律体系是以“疑罪从无”的原则制定的，但我们的

    心理却不是。

    其实，每个合格的律师凭直觉都知道，只要询问一些具有可能性的

    问题，就能增加让人信以为真的概率。(“你从12岁起就养成了看色情

    杂志的习惯了，是吗？”“反对!这与本案无关!”)实验证据也证实了

    这一点：仅仅是听到一些关于某事的问话——而不必是陈述性语句，通

    常就足以诱导我们产生某种信念。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如此经常地不加辨别就全盘接受自己所听到的内

    容呢？这是因为信念是从最初用于感知的系统进化过来的。在感知系统

    中，我们目睹的很多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或者至少在电视和像

    Photoshop之类的图像处理软件出现之前是这样一种情况)。相信自己

    目睹的，通常不会有什么危险。信念以同样的方式周而复始地循环工

    作：我们要么直接通过自己的感官，要么是在更常见的情况下，间接地

    通过语言和交流收集到一些信息。不管是用哪种方式收集的信息，我们

    往往都会立即相信，即使我们会考虑其真实性，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这种在信念问题上“先接受再提问”的方式所带来的麻烦在于：我们

    用语言所描述的世界远没有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真实可信。如果有

    某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并且像鸭子一样嘎嘎地叫，我们就有理由认定

    它是一只鸭子。但如果一个身穿风衣的家伙说他可以卖一只鸭子给我

    们，这样的故事则另当别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融合了博客文章、焦点

    团体、公关专家的多元时代，语言不一定就是真相的可靠来源。在理想

    世界中，感知的基本逻辑(收集信息、假定为真、如有时间再进行评

    价)应当把顺序颠倒过来，形成种种明确清晰、可通过语言进行传播的

    信念。但事实往往正好相反，进化采取了一条偷懒的途径，把信念建立

    在了因不断发展而逐层覆盖的技术层面上，这样带来的后果可就糟糕

    了。我们几乎不假思索就相信我们耳闻目睹的一切东西，就是这方面的

    例子之一。

    尤奇·贝拉(Yogi Berra)曾说：棒球比赛中有90%都是处于半疯癫

    状态的。而我要说，我们信以为真的内容中有90%都是存在问题的。我

    们的信念被记忆玩弄的小把戏所欺骗，被情感所蒙蔽，被那些原本该完

    全分开的变幻无常的知觉系统所左右。更别提直到现在，即21世纪初

    期，其逻辑和推理系统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酝酿孵化。

    字典上把相信这种行为定义为“认为某事是真实的”和“持某事存在

    的观点，尤其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信念是指我们知道的是真

    实的，还是我们希望它是真实的？虽然其中的差异常常令我们人类成员难以分辨，但显然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出生起源。

    生物的进化常常是被迫采取行动而非三思而后行。智人在历史上甚

    至从未进化出一种恰当的系统——这种系统不但不受我们一厢情愿的想

    法的干扰，而且既能保存我们已有知识的具体内容，又能记录这些知识

    的获取方式。

    [1] 动物通常表现得仿佛它们也有信念一样，但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其中的真相尚有争议。我

    感兴趣的是我们人类能够清楚表达出来的那种信念，比如“下雨天最好带把伞”或“欲速则不

    达”之类的说法。这些代代相传的凝结着传统智慧的谚语表达不一定正确(如果你认可“别久情

    深”，那又如何解释“眼不见，心不烦”)，但却有别于感觉运动系统中无法言传且难以捉摸的那

    些“信念”。比如，我们的运动感觉系统仿佛知道用多大的力量就可以抬腿踏上路沿，然而我们

    只要不是物理学家，就很难说出其中到底需要多大的力量。我强烈怀疑许多动物也具有这种内

    在信念，但我认为继续讨论的前提是：像人类这样可以清楚表达、判断和思考的信念应当仅限

    于几种稀有的物种。

    [2] 由于受记忆启动(memory priming)效应的影响，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爱冒险的”。

    [3] 没有人能向我解释清楚，原来的问题到底是问非洲有多少国家加入了联合国，还是问联

    合国中有多少国家位于非洲。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倒也没什么关系：即使我们不能确切地

    知道问题是什么，也足以说明其中“锚定”产生的强大作用。

    [4] 阿提拉是在哪一年被击溃的？公元451年。

    [5] 如果你清楚锚定与调整的过程，就会明白为何在金融谈判当中，一般首先开价要比还价

    占更大的优势。如同一项研究所展示的那样，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为何超市在进行汤罐促销

    时，如果规定每位顾客限购12个会比规定每位顾客限购4个能卖出更多产品。

    [6] 2006年3月，在亚利桑那州的斯尔拉维斯塔市(Sierra Vista)，已去世9天的鲍勃·卡桑

    (Bob Kasun)，仍以接近3∶1的巨大优势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7] 对照组里的爱国者们：认为响应政府号召参战才是爱国之举的人们。——译者注

    [8] 用十字架来代替榔头：以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译者注

    [9] 在英语国家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迷信，认为人们从梯子下走过会不吉利。

    [10] 一些(幸好不是全部)拒绝进化论而信仰神创论的人，表现得急于采用任何可能的证

    据来进一步证实他们的观点。例如，一个宗教新闻网站就以最近发现的人类DNA比想象的更多

    变来“揭穿进化的真相”。其理由如下(逐字抄录)：倘若人类之间的个体差异(至少)达到10

    倍左右(高于预期)，那人类和黑猩猩之间4个百分点的基因组差异，就意味着每个人类个体和每个黑猩猩个体之间的差异会高达数百倍。这么大的差异就足以推翻关于进化论的任何合理辩

    护……科学家发现得越多，《圣经》就越是得到了证明。如果基因变异比较少的话，那他们的

    逻辑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照着上帝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的DNA相同就毫不

    为奇。”不过，在上面引用的这段话中，其推理的前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人类居然存在大量

    的基因变异)和它那极度违背科学常识的结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逻辑关系。

    [11] 为什么冯·伦德施泰特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因为他太相信自己的作战计划——一个精

    心设计但最终毫无意义的防守加莱的计划。就希特勒这方面而言，他太信任冯·伦德施泰特了，以至于在盟军登陆诺曼底的那天早上，他居然还在睡大觉。看来，隆美尔担心诺曼底可能被袭

    击的想法显然没有影响他。

    [12] 反之则不然：打断人们对真命题的考虑并不能使他们的怀疑有所增加，这正好说明无

    论人们有无机会对自己听到的内容进行恰当的评价，他们是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听到的是真实

    情况。第4章

    选择

    人们有时表现得仿佛拥有两个自我：一个希望自己肺部健康、长命百岁，另一个却染上烟瘾、喜欢吞云吐雾；一个希望通过阅读

    亚当·斯密(关于道德情操)的著作来一点一滴地提升自我，另一

    个则宁愿坐在电视机前百无聊赖地观看老旧影片。这两个自我一直

    在不停地争夺对我们的控制大权。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热播的电视节目《偷拍镜头》

    (Candid Camera )[YouTube网站的先驱，一种类似于《美国家庭滑

    稽录像集锦》(America’s Funniest Home Videos )的真人秀节目]中，心理学家沃尔特·米契尔(Walter Mischel)给4岁大的幼儿们提供了一个

    选择：他们要么现在就可以吃一块棉花糖，要么就等他回来之后得到两

    块棉花糖。然后，他就狠心地把这些小家伙独自扔在那里，只给他们每

    人留下了一块棉花糖，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什么时候回来。但现场发生

    的一切情况都会被一个隐蔽的摄像机偷偷录下。结果发现，有几个孩子

    在他刚一离开就吃掉了身边那块极为诱人的棉花糖。然而大多数孩子还

    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奖励，于是他们选择继续等待，只是等待的过程非常

    辛苦。由于房间里没有其他可以玩的东西，孩子们承受的煎熬就全都暴

    露在监控之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注意力从身边那块美味的棉

    花糖上移开：有的自言自语，有的上蹿下跳，有的用手蒙住眼睛，有的

    则干脆把两手坐在屁股底下——其实这些方法，不少大人在必要时，为

    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会采用。即便如此，对将近一半的孩子来说，要在米契尔回来前等上15或20分钟，还是显得太过漫长。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过了15分钟之后放弃等待才符合情理：(1)

    这些孩子的确非常饿了，只有现在就吃棉花糖才能缓解他们身上真实存

    在的饥饿感；(2)这些孩子对于适当克制自己就能获得更大的报酬根

    本就没有概念，所以再等20分钟就可以获得两块棉花糖作为奖励的诱

    惑，简直就不值得他们去费心思量。除这两种极小的可能性之外，孩子

    们放弃等待可谓是彻头彻尾的不理智行为。

    当然，并不是只有这些初学走路的孩子们才抵制不住面前的诱惑。

    十几岁的青少年经常在高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