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 [美]安妮特·拉鲁

    出版信息

    作者：[美]安妮特·拉鲁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

    原作名：Unequal Childhoods：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译者：张旭

    出版年：2009-12

    页数：324

    定价：30.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日常生活批判系列

    ISBN：9787301165294

    目录

    起始章

    第一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

    第一部分 组织日常生活

    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加勒特·塔林格

    第四章 孩子的节拍：泰雷克·泰勒

    第五章 孩子的玩耍是孩子的事情：卡蒂·布林德尔

    第二部分 语言的运用

    第六章 发展孩子的能力：亚历山大·威廉斯

    第七章 语言作为社交生活的渠道：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第三部分 家庭和教育机构

    第八章 存在于团体机构范围内的协作培养：斯泰西·马歇尔

    第九章 跑偏了的协作培养：梅勒妮·汉德隆

    第十章 让教育工作者带路：温迪·德赖弗

    第十一章 遭皮带毒打，又害怕“上学”：小比利·扬内利

    第十二章 社会地位的力量和局限性

    附录一 研究方法：实地调研中持久的两难境地

    附录二 理论：理解布迪厄的著作第一章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一个晚春的下午，一个四年级的白人孩子一边笑着一边喊着在自家

    后院的游泳池里击水嬉戏。这个孩子名叫加勒特·塔林格(Garrett

    Tallinger)，他的家坐落在市郊，是一座有四间卧室的小楼。和大多数

    傍晚一样，在快速吃过晚饭之后，他的父亲就开车带他去参加足球训

    练。踢足球只是加勒特参与的众多活动之一。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场所还

    有一场棒球比赛。这两个男孩的父母还是有一些傍晚的时光，能够放松

    下来，慢慢去品味一杯葡萄酒的。但今晚却不是这样一个夜晚。当他们

    匆忙换下工作装并帮孩子准备好去训练的时候，塔林格先生和他的太太

    又紧张又忙乱。

    距此只有十分钟之遥，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威廉斯(Alexander

    Williams)的黑人孩子也上四年级，他正从学校的家庭招待会

    [1]

    出来，坐在自家的轿车里，走在回家的半路。他的母亲正开着他家米黄色皮革

    装潢的丰田雷克萨斯。当时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9：00。威廉斯女士

    下班后已经很累了，而且第二天还有一个日程很满很忙的星期四在等待

    着她。她得在清晨4：45就起床出差到另一个城市去，一直到当晚9：00

    才能回来。星期六早上8：15她还要开车带亚历山大到他的钢琴老师家

    去上课，课后，他们还要去唱诗班排练，然后再去参加足球比赛。当他

    们在黑暗中开车前行时，亚历山大的母亲轻声地和儿子谈着话，问他问

    题，并引他讲出自己的观点。

    家长和孩子之间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像

    很多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威廉斯女士和她的丈夫认为他们自己是

    在“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在以一种协作的方式培养他的才干。由母亲

    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

    产阶级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更多其他的体验经历，中

    产阶级家长参与了一个协作培养(concertedcultivation)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

    感在(教育)机构的场景里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孩子在这

    个环境场景里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讲

    话。

    从这里驱车仅二十分钟，在一个蓝领的工人居住区里，还有再稍远

    一点的一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住房区里，孩子的童年看起来很不

    相同。扬内利先生(Mr. Yanelli)，一位白人父亲，开车到课后加时班去接他的儿子小比利(LittleBilly)。小比利也在上小学四年级。他们回

    到家后，小比利先看电视，然后再到街上骑车玩耍，与此同时扬内利先

    生则在喝啤酒。其他时候的晚上，小比利则和他爸爸坐在屋外的路边打

    牌。比利母亲的工作是帮人打扫房间，她下午5：30左右下班回家。她

    做好晚饭，然后全家都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大家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扬内利女士每天都打电话和“整个一大家子”联络。有很多个

    晚上小比利的叔叔都会过来串门，有时还会把小比利最小的表弟带来一

    起玩。春天的时候，小比利在一个当地的棒球队打棒球。同每周至少参

    加四次各种活动的加勒特和亚历山大不同，对于小比利来说，棒球是他

    整个学年中唯一的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这条街的下边，一个名叫温迪·

    德赖弗(Wendy Driver)的白人女孩也是工人出身，她也是和她的表姐

    妹们—起渡过傍晚的时光，一起挤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一边吃爆米花一

    边看录像。

    更远一些地方，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一个名叫哈罗德·麦卡利斯特

    (HaroldMcAlister)的黑人男孩正在外面玩耍。他住在那个由政府为低

    收入者建造的住房区里，也在上四年级。那个晚上，他的两个表兄弟也

    在那里，他们常常来找哈罗德玩。整整一个下午，他们都在找一个篮

    球，可是却没有找到，因此也没有办法打篮球。之后他们干脆就坐下来

    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现在，他们又跑出去在黄昏下用装满永的气球打

    闹。哈罗德试图把他的邻居拉蒂法小姐(Miss Latifa)给浇湿了。人们

    坐在这排单元房外的白色塑料草坪座椅上。音乐和电视的声音在敞开的

    门窗间飘来荡去。

    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身边的成年人都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经济上

    的艰难困窘使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他们

    要挣钱糊口，要安排住房，克服住处附近的不安全环境，带孩子去看医

    生(常常要久久地等那些根本就不会来的公共汽车)，给孩子洗衣服，还要催孩子按时睡觉并帮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准备好上学。但是，与中产

    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

    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与

    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不同，这些母亲和父亲并不把焦点放在协作培养

    上。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

    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

    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

    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成年

    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更多的控制权。大

    多数孩子都和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地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2]。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仍然需要与像学校这样在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机构配合互动；而这些

    社会中心机构又都坚决果断地推崇以协作培养的方式教养孩子的策略。

    对于工人出身的家庭和贫困家庭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和教

    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如果家长采用了协作培养的策

    略，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比利·扬内利、温迪·

    德赖弗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就在自己历经教

    育制度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

    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是它也是片不平等的土地。父

    母的社会地位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

    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这本书就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

    教育方式的。(译者按：在美国，“阶级”主要指以经济水平为基础的社

    会地位，而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含义；因此，这里延用原作者的措辞方

    式，即，“阶级”与“社会地位”大致可以对等互换。)通过对中产阶级

    (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会谈，这本书展示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已经渗透到了组成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后面的几章里，我将汇报一些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是通过对十二个家

    庭在其子女处于9-10岁之间时进行的深入观察研究而得到的。我认为，家庭生活的各个关键要素紧密结合，整合成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

    [3]。换言之，各类不同家庭的不同之处看起来会聚合成各种有意义的模

    式。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时刻，中产阶级的父母倾向于采用这样一种教养

    孩子的文化逻辑：他们注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相比之下，工人阶级

    和贫困的父母则趋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在成就自然成长

    的逻辑中，孩子体验到长时间的闲暇时光、自发的嬉戏、成人和孩子之

    间分明的界限和每天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尽管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

    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常常拥有更“像孩子”(该拥有)的生

    活，他们因没有成年人的干预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对自己长长的闲暇

    时光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虽然中产阶级的孩子漏失了与亲戚之间的联

    络以及自己的闲暇时间，但是他们看起来却(至少是在潜能上)获得了

    在(教育及其他)机构中重要的优势。从协作培养的经历中，他们学到

    了各种对将来进入工薪世界可能会大有好处的宝贵技能。在我的研究

    中，虽然中产阶级的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的确显示出了一些重大的不同

    之处，但是，最重要的差距并不是发生在同种社会地位内部，而是像我

    即将展示的那样，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正是这种不同阶级地位

    之间的差别(和这些差别是如何以行动在家庭生活与抚养孩子中表现出

    来的)，促成了影响到孩子在与身外世界发生联系时对自己的看法。

    文化技能库

    工作对象为儿童的专业人士，例如教师、医生和咨询员，通常都能

    在如何抚养孩子上达成一致看法。当然了，他们有时也会就针对某个孩

    子或家庭在实地操作中该如何去实践教养孩子的标准而产生一些分歧。

    比如说，老师们也许会对家长是否要停下来纠正孩子在阅读时不正确的

    发音而产生分歧。心理咨询员们也许会对一位母亲是否给了她的孩子过

    多的保护而产生分歧。但是，对于通过正确地教育子女来促进孩子身心

    发展的主要原则，专业人士之间却极少会存在任何分歧

    [4]。这些原则

    标准包括与孩子交谈的重要性，发展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在他们的求

    学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与此相似，家庭教育的指导方针所强调

    的主要是同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以及教他们要通过协商而不是武力来

    解决问题。由于这些指导方针早已深入人心，又由于这些方针都聚焦在

    一套家长应该如何养育孩子的行为规范上，它们就组成了一套关于怎样

    培养孩子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能库(dominant set of cultural

    repertoires)。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渗透了这种在抚养孩子的主要原

    则上为专业人士普遍赞同的文化技能库。如此这般，一小部分专家就塑

    造了众多家长在教育孩子当中的行为方式。

    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专业人员针对教养孩子的最佳方法

    所给出的建议发生了颇为规律的变化——由从前强烈推崇的牛奶喂养、严厉管教和使用体罚(并对父母娇惯孩子作出了严重的警告)，到现在

    同样强烈推崇建议的母乳喂养、对孩子表示爱和温暖，以及使用讲道理

    和交涉协商的管控机制来教育孩子。中产阶级家长的言行在方方面面都

    显得比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转变得要更快也更彻底

    [5]。当专业

    人员的建议从牛奶喂养转向母乳喂养，从严加管教转向温暖怜爱，从责

    打体罚转向冷静反省，正是中产阶级的家长们最及时地响应了这些建议 [6]。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的中产阶级孩子还不得不去面对“财

    富衰减”的前景

    [7]。中产阶级父母为孩子将来的安身立命感到焦虑，因

    此他们就越来越坚决地让孩子抓住机会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只要这

    些活动能为孩子今后事业发达带来好处。

    那些遵从专业人士提出的标准并参与到协作培养模式中的中产阶级

    家长都会有意设法去激励孩子的发展，培养孩子的认知技能和社交技

    巧。在当前特定的经济挑战和养育孩子的艰辛重压下，工人阶级和经济

    贫困的家庭则需要不断地挣扎在承担孩子的衣食住行及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上。但是他们却在通过有组织的业余活动对孩子进行写作培养这

    方面大有欠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庭中，支持孩子的自然成长被看

    做一项成就

    [8]。

    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哲学和方法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呢？简单来说，它们导致了父母向孩子传输差别优势(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ial advantages)。在这项调研中，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谈话交流要

    远远多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而也正是谈话交流导致中产阶级的孩子

    能更好地发展其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拥有更大的词汇量、在有权威的

    人面前更安适自如及对抽象概念更加熟悉。重要的是，不同家庭环境下

    成长的孩子，在与学校等机构中和家里的权威人士的交流互动中，也养

    成发展了不同的技能。像加勒特·塔林格和亚历山大·威廉斯这样的中产

    阶级孩子，当他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学会了和成年人握手并在互动

    中注视着成年人的眼睛。在有关工作面试的调研中，调研人员们发现，求职者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给雇主留下好印象。因此，研究人员都

    强调眼神对视交流、握手坚定稳健和在面试中表现出对雇主应答自如是

    十分重要的。然而，在像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贫困家庭中，家庭

    成员在聊天时并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而且，正如伊莱贾·安德森

    (Elijah Anderson)所指出的，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附近，过久地注视别

    人的眼睛可能是很危险的

    [9]。麦卡利斯特家代代相传的社交能力是有

    价值的，但是，这些躲避危险的能力(例如，在求职面试中)就有可能

    没有加勒特·塔林格和亚历山大·威廉斯学到的能力那么有价值。

    在本项调研中，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孩子还都表现出了一种逐渐生

    成中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优越感。他们的言行显然都透着自己有权追求

    自己的个人偏好，也有权积极主动地管控自己在各种公共机构场景中参

    与的互动。他们看起来在这些场合下都舒适自如；他们很坦率地分享信

    息并要求得到别人的关注。虽然总是会有比较外向的孩子也总是会有比

    较内向的孩子，但是，中产阶级孩子都会去做的事情，就是转化互动并

    使其对他们有利。亚历山大·威廉斯知道怎样让医生倾听他(对自己因

    使用了新除臭剂而在腋下长出了肿块)的担忧。他的母亲明确地训练并

    鼓励他对医生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同样的，一位名叫斯泰西·马歇

    尔(Stacey Marshall)的中产阶级黑人女孩也是如此：她的母亲教她

    说，体操老师的教学应该配合她的个人学习风格。就这样，中产阶级的

    孩子在“(社会的)游戏规则”中得到了各种训练，而这些规则都是支配

    与公共机构的各种代表形式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法则。然而，这些孩子

    对其他很多重要的社会技巧都不熟悉，比如说，在长长的周末和暑假安

    排自己的业余时间，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发表长篇大论，或是以

    一种服从的、不过分炫耀的方式和成年人相处，等等。中产阶级的孩子还(在模仿中和直接的训练中)学会了如何让各种规章制度有利于他们

    并为他们服务。在此，家里面大力强调的论证和商谈也对孩子将来在各

    类公共机构中的商谈提供了潜在的优势。除此之外，那些有权威的人对

    这样的互动也作出了正面的反响。甚至在四年级，中产阶级的孩子就俨

    然开始代表自己的利益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向老师和医生提出各种

    特殊要求，让对方调整措施来迎合他们的需求。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各种公共机构的场合下与

    他人互动时则表现出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sense of contraint)。

    他们很少有可能去改变同他人的互动来为自己所用。和他们的父母一

    样，他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权威人士的举措(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在暗地

    里进行反抗)。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有时候并不了解他们的孩子在学

    校的状况(比如，他们有时不知道孩子没有完成家庭作业)。而在另一

    些时候，他们还会因为觉得学校的规定毫无道理而对其置之不理。比如

    说，温迪·德赖弗的妈妈告诉她对纠缠她的男孩子要“拳脚相见”，比利·

    扬内利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子在操场上“殴打了”另一个男孩而感到骄傲，尽管比利因此而被学校停学，家长们还会在要求“校方”对他们的忧虑作

    出反响这类事上遇到各种困难。扬内利女士在发牢骚说她“恨”校方的时

    候，她也在无形中教育了儿子在面对一个重要的公共机构时只能表现出

    无能为力和失意挫败。像斯泰西·马歇尔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则学会了

    向专业人士提出各种要求，当他们成功地将各种规则为自己所用时，他

    们也就为自己的未来增长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即，个体继承

    下来的各种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在他们行走于各种公共机构之时被转化

    为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

    [10]。然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在面对公

    共机构时，通常则无法让各种规则为自己服务，也因而无法为成人后的

    生活获得资本。因为有这些合法化的模式，依照协作培养的逻辑教养出

    来的孩子就能以一种逐渐生成的优越感的形式获得各种优势，而依照自

    然成长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则倾向于发展出一种逐渐生成的局促感 [11]。

    社会阶层和个人主义

    美国的公共舆论大都把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归因于这个人作为个体

    所具有的品质。像“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了”(I Did it My Way)这

    样的歌曲、个人传记、电视节目和杂志上的文章都赞美个人的力量。最

    具代表性的就是，个人取得的成果是与个人的努力和天赋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具有好强的“A型”人格、工作努力、或是有领导才能。这

    些在文化上的信念为美国人对不平等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框架。

    实际上，与承认社会地位的力量相比，美国人能更轻松地承认个人

    的积极主动性。研究表明，美国人大都相信他们的成就来自于他们个人

    的努力。只有少于五分之一的人看到“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或阶级地

    位对‘在生活中获得成功’是极其重要的”

    [12]。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

    相信他们能凭自己的力量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换言之，美国人相信

    这样的美国梦：“我们从小到大都相信的这个美国梦，虽然简单但却十

    分强大——如果你努力工作并遵循规则办事，你就应该会得到一个机会

    来实现自己，让上帝给你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

    [13]

    每一个个体都要

    对自己生活的结果负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表达了他们对这种美国式

    意识形态的信念，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

    然而，毋庸置疑，社会的确是有阶级和阶层之分的。就如同我在下

    一章里将要展示的，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均匀地

    分配的，比如说，对财富的占有；拥有一份令人感兴趣、薪水丰厚又颇

    具复杂性的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座家宅。而且，这些资源还

    是代代相传的；预测一个孩子是否有一天能从高校顺利毕业的最好方法

    就是看一看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否有大学文凭。当然了，诸如此类的关联

    并不是绝对的：约有三分之二的社会成员会重现他们父母的受教育水

    平，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则会另谋他路。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分布极其不均的社会里，换言之，我们生活在

    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在下一章中我将向读者展示，很多通

    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在如何从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抽象出最好的理论上达成

    一致。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家庭是否“享有独特的、能界定其生活轨迹

    的经历”

    [14]

    这一点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在经

    济社会地位上并没有一个清晰连贯且持续恒常的体验模式。在本书中我

    将证明，事实上存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它确有因不同家庭

    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特征的倾向。我把这些相互交错的各种

    实例看做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以一种杂乱但仍然可以辨认的方式集合

    在一起。与很多人不同，我的看法是，社会地位的确对塑造家庭生活的

    日常节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调研本身

    带领孩子度过一天的学习和生活真的是件很繁重的劳作，尤其是对于孩子的父母来说更是如此。当我开始着手进行这项调研时，我就对了

    解这个劳作的过程十分感兴趣。我选择了观察整个家庭，而不是仅仅观

    察孩子或家长，这是因为我希望能捕捉到一些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相互作

    用。与此同时，我的研究方法也就意味着要走出家宅的四壁来了解父母

    和孩子是怎样与孩子生活中的其他成年人磋商行事的。

    这本书基于密切透彻的“自然主义”观察法，对十二个有9-10岁孩子

    的家庭(六个白人家庭，五个黑人家庭，一个混血家庭)进行了调研。

    这十二个家庭是一项更大的调研的一部分，整个大项目包括了从中产阶

    级、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中取样的88个孩子

    [15]。(关于调研方法的细

    节，参见附录一，研究方法论。)我最初见到这些孩子们，还是在探访

    他们所在的几个三年级班的时候；我当时一共访问了两个小学，一个是

    市内的下里士满(Lower Richmond)小学，另一个是郊外的斯旺

    (Swan)小学(下一章将对这两座学校进行详细介绍)。在白人和黑

    人研究助理的帮助下，我首先访谈了所有孩子的母亲们，而后又和很多

    孩子的父亲们做了访谈。为了更好地了解专业人员对家长所持有的期

    望，我还访谈了孩子们的任课教师和学校里的其他工作人员。

    从这群孩子里，我和我的研究助理们挑选了十二个家庭来作进一步

    的密切观察

    [16]。对于每一个家庭，我们通常是在一个月的期间内到他

    们的家中及附近地区进行二十次访察。在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履行每日例

    行的琐事时，在他们参加学校活动时，在他们参与教会仪式及活动、有

    组织的游戏和竞赛、亲戚来访、还有看医生的时候，我们都跟随着他们

    进行追踪观察。大多数访察都会持续三个小时，有时候，取决于活动本

    身的性质(例如，一个在外市的葬礼，一次所有亲戚都参加的特别活

    动，或者一次很长的购物旅行)，我们也曾逗留过更长的时间。在大多

    数情况下，我们还在每个孩子家里都安排了一次过夜的访察。我们常常

    随身带着录音机，尤其是在这些家庭对我们都习以为常之后。

    当我们把自己介绍给每个家庭时，我们告诉他们，就像一项著名的

    研究里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被当成“家里的宠物狗”

    [17]。我们希望家

    长们能忽略我们的存在，但同时又允许我们跟着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存在还是有了些许更主动的特性。不过，在最初的一些纷扰之

    后，我们通常都会融入背景里，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定下自己的步调。

    在他们家里，我们和孩子一起坐在地上，出游时，我们也坚持坐在他们

    私家车的后排。在室外，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打球或者在他们和小伙伴玩

    耍时也跟他们在一起。中产阶级的孩子往往要花很长时间等待成年人来

    接他们去各种活动。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等待。正如我在附录一里面所

    说，凭经验所得的规则就是，如果小孩子没有在当下就面临危险，就不

    要批评或是干预。我们鼓励他们不要担心没有招待我们，我们告诉孩子们在我们面前要自然放松，如果他们通常会骂脏字，那么他们就还在我

    们面前也骂脏字；我们还要他们对我们放下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对待“客

    人”的规矩。

    当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时，当我们坐在车的后排和他们一起去参

    加足球比赛时，当我们看着孩子们换上睡衣或是和他们一起坐在教堂里

    时，我们的存在无疑改变了当时那个空间里的互动。但是，过了一段时

    间之后，我们就看到他们已经适应了我们的存在(例如，随着他们对我

    们变得习以为常，大声吼叫和脏话骂人开始增多)。尤其是在最初的适

    应期过后，很多家庭都报告说，如果非要说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变化的

    话，这些变化也是很小的。

    孩子们都觉得参加这个项目让他们感到很愉快。他们汇报说，这件

    事让他们感到很“特别”。每每看到实地调研的工作人员来到自己家中，他们看上去都显得非常高兴；有时候，他们还不愿意让工作人员离开。

    有时候，有些家长也说他们“很开心”。这项调研明显给工人阶级和贫困

    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欣喜，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很少和自己的大家

    庭、邻居及老师以外的成年人打交道。在中产阶级家庭里，孩子们则会

    定期和家庭成员及学校环境以外的成年人进行互动。

    恒久的两难境地

    一次我参加了这样一个研讨会，其间一位黑人人类学家驳斥另一位

    学者的论述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这是从一个白人的视角来看的。”顺

    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其结论就是一个人是否是某个种族或民族的成员塑

    造了这个人的知性轨迹。因而，有些人便相信，作为一个白人女性，我

    就不应该去研究黑人家庭。反之亦然，他们也反对黑人研究助理去访察

    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他们断言，让同性恋者去研究同性恋者、让女性

    去研究女性才是更理想的，甚至是必须如此的。有些人担心局外人会生

    出很多误解。还有人声称，让白人研究人员在黑人家庭里作研究是件不

    合理的事。

    对于这些争议，实在是没有简单的应对之计。这项调研的设计是从

    当地的环境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参见附录一)。而更概括地说，我和那

    天晚上研讨会上的那位年轻女子之间存在着哲学观点上的不同。我质疑

    那个所谓的“白人的视角”是否存在

    [18]。按照她的批判逻辑，就意味着

    (占优势地位的)种族和民族不应该去研究任何涉及劣势群体的社会问

    题。这种逻辑并不能打动我，也无法让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方法。(这种逻辑还会造成另一个不公正的后果，就是迫使

    每一位黑人社会学家都只去研究美国黑人，而不是有自由去研究他们感

    兴趣的任何人群。)再者说，眼前的“人群”总是纷繁多变的。那如果是

    同一个民族中不同性别的人群呢：阻挡我们去理解他们的壁垒是否同样

    高不可攀？在一系列重叠反射的镜子里，这样的张力是否意味着你唯一

    真正能“跨越障碍”去研究的人就是你自己呢？这本书的观点是，局外人

    有可能越过人群界限来研究其他群体。我们在本书中向读者报告了一项

    运用人种学方法研究身处各种社会场所的儿童的调研：其中既有男孩又

    有女孩，既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也有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既有

    白人孩子也有黑人孩子。此外，科研小组的成员也是由各种不同的种族

    和民族(以及不同的社会地位背景)组成的；这一点，就像附录一所

    示，也影响到了我们在访察中所获悉的东西。

    有些审稿人担心，在当前美国紧张的种族关系下，这本书里所描述

    的行为模式会巩固人们对某些群体的负面形象所固有的偏见。他们担心

    调研结果会被人脱离原有的环境以滥用自肥，尤其是那些政治上的保守

    派。初期的一些看稿人还鼓励我不要报出那些有可能会加固人们对劣势

    群体(比如，贫困黑人家庭)负面印象的结果。虽然事实上原稿中就已

    经包括了对贫困白人家庭及黑人家庭的描写，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

    完全缓解这些担忧。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大部分读者都将是中产阶级的

    读者，或者是正在向中产阶级靠拢的大学生，尽管他们来自工人阶级或

    贫困家庭。作为读者，他们会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作为家长或未来家长

    的生活为基准来评判什么才是恰当的。这个文化和历史框架可能会成为

    他们解读调研讨论的基础。事实上，一些(中产阶级的)看稿人在阅读

    初期的几稿时就感到，一个孩子整天看电视的话，他的生活就会变得

    很“无聊”，而且这样对孩子“很不好”。但是，这样的解读是深植于某种

    对童年特有的设想上的——这一设想包含了发展潜力和协作培养。而读

    者在其信念上的这种历史性和文化性，往往会通过在各种文化和历史之

    间进行强烈对比而被削弱。

    [19]

    总之，这些担心都围绕着读者是否会把自己的文化信念投射到书中

    的素材上。这种投射模式会使人很难“看到”其他教养孩子的理念也有其

    合理性。其结果就是，虽然我花了很大力气去汇报家庭生活的复杂性，但有时候，在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指出中产阶级儿童教养理念的弊

    端时，我却不能用同等的篇幅来指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在教育方法中

    的弊端。尽管如此，这次调研的结果仍然有可能被扭曲或是被用来宣扬

    那些我嗤之以鼻的政治立场。但是，因为害怕调研结果被歪曲(尤其是

    那些对增援“缺陷论”的担忧)而不公布真实的发现，这看起来也是错误

    的。因而，虽然有人力劝我那样做，但我仍然没有因着这条标准而删漏数据。

    本书的组织结构

    下一章将描述调研中大多数孩子所在的两所小学以及这一年中我们

    所访察的所有其他地方。其中，对如何了解不平等存在的原因，我们还

    将进行简短的讨论。接下来，本书为每一个家庭都专设了一章，并由此

    分三方面来突出社会地位在孩子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常生

    活的组织，语言的运用，以及家庭和社会(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在

    第一部分里，我将通过着眼于作为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加勒特·塔林格

    家来揭示中产阶级孩子的生活：他们为了参加各种有组织的业余活动而

    在忙碌的作息时间下奔波(第三章)。虽然塔林格一家比很多家庭都富

    裕很多，但是其他中产阶级的家庭也一次次地不断涌现出相同的生活模

    式。相比之下，像泰雷克·泰勒(Tyrec Taylor，一个工人阶级黑人男

    孩)这样的孩子却有很多时间在户外和小朋友们玩耍(第四章)。即使

    在那时，就如同贫苦白人女孩卡蒂·布林德尔(Katie Brindle)的情况所

    显示出的那样，这些孩子的母亲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安排孩子度过一

    天的生活(第五章)。与塔林格家不同，泰雷克·泰勒和卡蒂·市林德尔

    两家的孩子们在一个与成年人分离开来的圈子里玩耍。

    在第二部分，我将展示这些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差别是如何与语言的

    使用交织在一起的：中产阶级家庭强调以理服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

    则强调服从指挥。我将以两个孩子为例来阐明这一发现：一个孩子是中

    产阶级黑人男孩亚历山大·威廉斯(第六章)，另一个孩子则是贫苦出

    身的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第七章)。

    [20]

    第三部分将展现不同的家长在监控和干预孩子的学校教育上有怎样

    的不同。第八章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斯泰西·马歇尔的中产阶级黑人女

    孩，她妈妈对她在家庭之外的生活不断地仔细检查并加以调解。这种家

    长频繁干预孩子生活的行为实例，同时也出现在一个叫梅勒妮·汉德隆

    (Melanie Handlon)中产阶级白人女孩的身上(第九章)，虽然相形之

    下她妈妈的监控行为并不那么成功，她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和冲

    突，尤其是在与家庭作业有关的事情上。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家长相

    比，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则依赖于专业人士的领

    导。有时候，由于教育工作者期待家长们遵循协作培养的策略，其结果

    就会出现很多困难，温迪·德赖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升到了四年级

    却在阅读方面仍然跟不上(第十章)。另一些时候，工人阶级的家长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又沮丧失意，因为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恰当的行为规范

    (比如说，在操场上自我防御或是为严明纪律而责打孩子)会遭到毁誉

    贬低，更有甚者，还会被看做是虐待儿童的表现。比利·扬内利的案例

    正好说明了这种紧张的张力(第十一章)。

    在综述性的第十二章中，我重新回顾了社会地位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一宽泛的问题。我将指出，在很多重要方面，社会地位并不会塑造我

    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在保持整洁、遵守秩序和有幽默感等方面。但总

    的来说，我也相信，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随着孩子逐渐步入更广阔的天

    地，阶级地位的确塑造着家庭教育的逻辑策略，同时也塑造了符合这些

    策略的价值观。附录一提供了一个“圈内人”的角度，以便读者认识调研

    中出现的问题和两难境地。

    总之，我认为，在关于应该怎样教养孩子的问题上，不假思索地全

    盘接受占支配地位的官方教育机构(比如，学校或社会公益服务中介)

    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公共机构场景之外，两种教养孩子的

    逻辑各有千秋。比如说，协作培养让家长们疲于奔命，让孩子筋疲力

    尽，而强调个性发展有时则会损害家庭群体观念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孩

    子和父母争论，对父母的无能大发牢骚，还蔑视父母作出的决定。在历

    史上其他时期，一个对医生吆五喝六的10岁孩子会因这类无礼和不恰当

    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而且，也并不是说表现出逐渐形成中的优越感的孩

    子，在本质上就比那些表现出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的孩子更有价值或更

    令人满意。在一个不像美国这样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会更强调

    群体的重要，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所表现出的那种局促感还可能

    被认为是健康和恰当的。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里，工人阶级和贫

    困家庭的教育策略却通常都会受到贬低，而且还被看做是毫无帮助甚至

    是对孩子今后的人生机遇有害的。中产阶级孩子自然积累的受益有可能

    是很重大的，但是这些无形的受益并不为他们自己和他人所见。用句俗

    话来说，中产阶级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像棒球第三垒这样好的位

    置，却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就应该有权享受到难得的三垒安打”。本书通

    过研究孩子和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乐趣、机会和挑战，将会把这些看不

    见的无形的损益都呈现在大家眼前。

    [1] 在描述社会群体时，社科工作者经常为选用恰当的词语而担忧，他们尤其担心自己的描述会

    加深人们固有的负面印象。我发现，现有用以描述种族和民族群体的术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我探访的家庭都一致把自己描述为“黑人”。一些审读者强烈建议“黑人”应该大写，为了对

    他们的建议表示认可，我也遵从了这一约定俗成的常规，虽然这样就显得和小写的“白人”十分不对称。总之，在本书中，“黑人”、“美国黑人”和“非裔美国人”这三个词可以随意互换，“白

    人”指的则是非西班牙语裔的亚群体(译者按：在美国，“西班牙语裔”大多特指南美讲西班牙语

    的人之后裔，例如，墨西哥人，而不是西班牙人，他们仍然认为从欧洲来的西班牙人是白

    人)。

    [2] 一些审阅者对“成就自然成长”这一短语表达了担忧，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短语对父母照顾子女

    付出的辛劳没有给予充分强调。他们正确地指出，那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本人很可能并不会

    这样形容自己照顾孩子的过程。这些担忧十分重要。正如我在行文中所强调的(尤其是在第五

    章描写卡蒂?布林德尔时)，各个阶层的家长，尤其是母亲，的确都在照顾孩子上付出了极大的

    辛劳。但是，贫困家长和工人阶级家长没有那么多资源来达成这些要求。我和助研们调研的这

    些家长与中产阶级家长的教子方法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把安排孩子的闲暇时光看做是自己的责

    任，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坚决果断地干预孩子在学校的经历。相反，这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

    长处理日常琐事，给孩子定下界限和规定，然后，在这些限定的范围内，允许孩子设计自己的

    生活。我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成就自然成长”这一术语的。

    [3] 我定义的儿童教养环境包括日常生活例行，即日常生活的特性，或日常生活的“惯习”。我注

    意的焦点在两种环境上：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在这本书中，我主要使用“儿童教养”这个

    概念，但是有时我也会用到社会化这个术语。很多社会学家都对儿童教养这个概念提出了强烈

    的批判，他们指出，它(很不确切地)暗示着孩子们只是消极的接受者而非积极的执行体，而

    且还暗示着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而非共同互动的。例如，可以参见：William

    Corsaro的Socrology of Childhood；Barrie Thorne 的 Gender Play；和 Glen Elder的文章“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 Theory”。然而，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给现有的术语重新注入活

    力，从而更精深地了解各种社会过程。与其他选择相比，“儿童教养”和“社会化”这两个术语要

    更简短，行话的味道也没有那么重。因此，我使用了这两个术语。

    [4] 对专业人士作用的讨论见Eliot Freidson的Professronal Powers；Magali Sarfatti Larson的

    TheRise of Professionalism；还有，Amitai Etzioni所著的作品集The Simi-Prolfessionals and Their

    Organizatrons虽然已经相当古老但仍然很有价值。当然，专业标准总会受到挑战，并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我并不是说就没有人会去反抗或挑战专业标准。但在最普遍的水平上，专业人士基本上一致同意，家长应该常与孩子多多交谈，读书给孩子听，并在医疗保健上扮演积极主动、果断自信的角色。

    [5] 在她1996年出版的著作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中，Sharon Hays研究了中产

    阶级母亲和工人阶级母亲对待儿童教养的态度。她发现，所有的母亲对孩子都会进行“无微不至

    的照管”，虽然在惩戒孩子这方面这些母亲之间存在着差异(中产阶级母亲更倾向于使用讲道理

    的方式，工人阶级母亲更倾向于使用体罚)。我的研究重点在于行为上的差别，而不是态度上

    的差异。如果我研究态度，那我看到的差异就会比较少；例如，所有的女性都想成为好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然而，我发现的则是，家长在实行其“做个好家长”这一理

    念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6] 见Urie Bronfenbrenner的文章“Socialization and Soaal Clas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7] Katherine Newman的Declining Fortunes，以及Donald Barlett和James B.Steele的American：

    What Went Wrongr另见Michael Hout和Claude Fischer的文章“A Century of Inequality”。

    [8] 一些审阅者担心，与“自然”相对的概念会是“不自然”，但这并不是“自然成长”这一术语在此

    所表达的意义。相反，在这里与之相对的词是“受过培养的”、“人工的”、“人工培育的”或“打造

    出来的”。这种在儿童教养上的对比是一个不能过分延伸的启发式手段，因为正如社会学家所展

    示的，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建立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不同，家庭生活

    也有着急剧的变化。参见Plulippe Aries的Centurres of Childhoodi Herbert Gutman的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750-1925；和Nancy Scheper-Hughes的Death without Weeping。

    [9] Elijah Anderson.Code of the Street；尤其是第二章。

    [10] 对布迪厄著作更深远的讨论，请见理论附录；另见David Swartz，Culture and Power。

    [11] 我并没有研究美国社会中所有类型的家庭，既没有研究极其富有的精英家庭，也没有研究

    在另一个极端的无家可归的家庭。此外，我的取样是有目的性的。因此，我无法说出是否还有

    与其他文化逻辑相对应的其他形式的儿童教养方法。尽管如此，在根据有代表性的全国范围的

    数据而做的量化研究中，其数据也支持我遵循的模式。孩子时间利用方式与家长的社会地位的

    关系特别见Sandra Hofferth和John Sandberg的文章“Changes in American Cluldren's Time.1981-

    1997”。在全国性的调查中家长对孩子说话的模式比较不易捕捉到，但是，Melvin Kohn和CarmiSchooler特别在其著作Work and Personality中展现了家长的儿童教养价值观。Duane Alwin对家

    长愿望的研究大致与此处汇报的结果一致，见Duane Alwin的文章“Trends in Parental Soaalization

    Values”。在家长对公共机构的干预方面，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不同社会地位的家长参与孩子在

    校教育的程度也不同，见美国教育部的The Conditron of Education，2001，第175页。

    [12] 在本书中，除非特别说明，所有的统计数字都是1993-1995年的，数据即是在此期间收集

    的。同样，除非特别说明，所有资金都以(未调整的)美元形式在1994年到l995年到位的。此

    处报告的数字来自Everett Ladd的Thking about Amenca，第21- 22页。

    [13] 此处引文来自比尔?克林顿总统1993年对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做的演讲，引自

    Jennifer Hochschild的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第18页。

    [14] Paul Kingston，The Classless Society，第2页。

    [15] 如我在研究方法附录中所详细解释的，在此个案取样中，家庭结构与阶级地位相互交织在

    了一起。我们观察的所有中产阶级黑人和白人孩子都与他们的亲生父母住在一起。相比之下，虽然一些穷人的孩子经常与他们的父亲保持联系，但是在这次深度观察中，没有任何一个黑人

    或白人的孩子家里住着亲生父亲。工人阶级家庭介于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之间。这种模式引发

    了很多问题：例如，协作培养的模式是否会依父母双亲的婚姻状况而定。我们的取样范围不能

    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16] 如我在附录一中所解释，12个孩子中的3个来自这两所学校之外。

    [17] Arlie Hochschrld，Te Second Shift.

    [18] 此处我的问题是，美国白人及黑人所持的观点十分多样化。“白人的观点”这种说法看起来

    并不确切。这并不是说白人不因为自己的种族而体验到各种优势。他们的确因为自己是白人而

    得到很多好处。白人从种族歧视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包括他们更能得到房贷和找到工作，以

    及因为住在种族隔离的区域而使其房产更容易得到较高的市场价。在大街上与他人互动时，白

    人和其他种族也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在一条忙碌的街道上更容易打到出租车，这一点也有很多

    记载。因此，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社会里存在多少种族歧视。相反，问题在于，一个来

    自主导人群的人如果对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种族差异感兴趣的话，他在多大程度上会“看不到”或“理解不了”这个现象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参见Douglas Massey、Nancy Denton，American

    Apartherdl Kathleen Neckerman和Joleen Kirschenmann的文章“HiringStrategies，Tacial Bias，and

    Inner-City Workers”Elijah Anderson，Streetwise。最后，关于“白人特征”和白人通过自己特权地

    位得到的优势这方面也有大量的文献，其中可以参见Phil Cohen的文章“Laboring under

    Whiteness”。

    [19] 参见Julia Wrigley在Linda A Pollock的文集Forgotten Children中的文章“Do Young Children

    Ne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第二章 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

    每个人都在各种公共机构中扮演着自我、演绎着自我，而一个人作为个体的生活，如果

    不以其所在的公共机构为参照，就不能被充分地了解。

    ——赖特·米尔斯

    这本书中所描述的这些家庭，都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了

    他们的生活。他们并没有去建造自己开车经过的那些道路，没有去解雇

    自己孩子所在学校的老师，没有下命令说哪些公园需要受到更好的保

    养，没有决定市政工作人员该以什么样的速度去清扫路上的积雪，没有

    去定下自己所在街道的房价，也没有去安排自己所在校区和邻里的种

    族、民族或社会地位的构成成分。他们也没有去决定自己所在地区是否

    有薪水高的好工作，没有去决定全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没有去操纵美

    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然而这些元素却侵入到这些家庭的生活，虽然

    有些家庭受到的冲击比其他家庭要小一些。一种对这些背景环境的构想

    就是，每个人作为个体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中开展自

    己的生活。

    对社会结构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是这些定义大都强调固定的互动模

    式，而这些固定的互动模式又常常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存在。其中最关键

    的基本成分是团体(或者在一个常见的定义中是“一群以对彼此共有的

    期望为基础而进行互动的人”)

    [1]。每一个个体都在自己所隶属的(几

    个)团体中拥有多种由社会定义的位置，即地位。个体的行为是由各种

    规范(为具体情境所制定的规则或指导方针)来指引的。随着时间推

    移，其中一些规则系统——通过在官僚机构、法律程序和官僚规章中编

    码——接合成公共机构

    [2]。举例来说，婚姻、家庭、军队、企业、政

    党和种族隔离制度都是公共机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

    斯强调公共机构的重要性说：“大部分人类生活都是由在特定的一些公

    共机构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组成的。要了解个体的自我演绎，就必

    须了解他曾经和当前所演角色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而要了解这些角

    色，我们就必须去了解他们身为其中一员的那些公共机构。”

    [3]

    个体与

    任何一种公共机构之间互动的机会并不是随意的：有社会精英背景的家

    庭趋向于参与到为社会精英服务的公共机构中，而贫困家庭则倾向于参

    与到为穷人服务的公共机构中。有些公共机构——像动物园、欢庆游

    行、某些商店、有时候还加上公共交通——都是“强大的均衡器”，能够把各种各样不同的家庭拉到一起。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诸如此类的混

    杂却是相对少见的。

    简而言之，孩子们是在一个宽泛而分层的社会系统里成长的。在这

    一章中，我将通过描写一些关键方面来勾画出参加本次调研的孩子及其

    家庭所在的社会结构环境。我把视野集中在两所目标学校：位于城区的

    下里士满小学和郊外的斯旺小学，我将分别描述这两个教育机构及其周

    围的社区。我还将讨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社科人员是如何解释我们社会

    中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的。

    下里士满小学及其周边社区

    下里士满小学招收学前班至五年级的学生。学校校园坐落在东北部

    一个大城市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看起来令人难以亲近：教学楼共有三

    层，并被一道高高的网链状的栅栏团团围住。教学楼很老了，里面的墙

    壁已经变成一种脏脏的米色，窗户也很少。墙上斑斑点点尽是油漆，以

    覆盖住经常出现的涂鸦乱画。学校的两侧和后院是沥青的操场和一个小

    篮球场，前院有一些树木和一小片草地，但是孩子们不能在课间的时候

    在这里玩耍。学前班有自己单独的操场，同样是一色的沥青地，但是周

    围有由孩子们画的壁画，看上去要更愉悦一些。学校大门外面有一个保

    安坐在办公桌后面。总的来讲，据一位教师说，下里士满小学是“一个

    很好的地方”。她注意到，这个学区的其他小学在校园里会有好多啤酒

    瓶子和碎玻璃碴子，比起那些学校来，[这里]“很安全；当你走进来的时

    候会发现前面很漂亮，有草地还有树木，还有一个停车场，教学楼也比

    较干净”。

    下里士满小学周围邻近的住宅区把不同种族的居民隔离了开来。很

    多学生都来自开车十分钟以外的贫困黑人住宅工程区。而学校本身则坐

    落在一个主要由白人工人阶级住户组成的住宅区里，这里的大多数住宅

    都是小型廉价的房子。(描述性的社会和人口分布数据请参见表C2。)

    这里还有一些公寓楼，其中有一部分是租给符合政府补助标准的(“住

    房法案第8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在这些公寓楼里，不同的种族混杂居

    住。下里士满小学约有一半的在校生是黑人孩子，另一半是白人孩子。

    有不到5%的学生是亚裔人或西班牙语族裔。大多数执教人员都是白

    人，包括校长，但是也有黑人教员，其中包括我听课的三年级老师、校

    内的心理顾问、掌管阅读资源的老师和音乐老师。大多数非教职员工均

    为非裔美国人，比如秘书、保安、清洁管理员和校车司机。大部分学生都符合免费午餐的标准(译者按：此处表明学生大都来自低收入家

    庭)。

    离学校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有一个小购物区，里面有几个加油

    站、一个比萨饼店、一个冰激凌店(只在较暖的月份里营业)，一个从

    早上7：00开到晚上11：00的便利店和一个五金店。和其他市内的街区

    不同，这里的商业用房和居住用房都租了出去并有人使用，在这里并没

    有什么被遗弃的建筑。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工人阶级居民区，有狭窄的

    街道、老旧但保养得很好的红砖二层楼房，还有足够多的商业消费者和

    雇员，以至于停车位经常短缺。在单调的混凝土路面和建筑之间，也有

    足够多的树木和鲜花来打破沉闷并标记出四季的更迭。建筑物都密集地

    挤在一起。大型商厦非常少见：超级市场只是零星可见，而且也没有像

    焦点(Target)和沃尔玛这样的打折优惠店。居民们必须驾车到郊区才

    能有机会买到价格便宜的货物。

    下里士满小学周围的交通十分忙乱。市内的公交巴士每小时有数次

    呼啸着在路上往返穿梭，小卧车飞速驶过十字路口。车喇叭时时高声作

    响。与地广人稀的地方相比，密集的住房和稀少的停车场使得邻里之间

    的接触更加频繁。许多与养车相关的活动都发生在大街上，从洗车或修

    车到铲去车旁的积雪都是如此，和全国大多数市区中心一样，这里的犯

    罪行为也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公共建筑上涂鸦破坏、入室行窃和小偷小

    摸。(在大街上或当地的小店里)持枪抢劫则相对比较少见，但是其频

    繁程度也已足以破坏掉当地居民的安全感。

    多年以来，下里士满小学在家长、孩子和教育工作者的心目中的形

    象一直都很不错。伯恩斯坦女士(Ms. Bernstein)是该校一位四年级老

    师，她说，与市内其他小学的艰苦环境相比，下里士满小学是一个“柔

    滑可爱的奶油泡泡”。在校方提供的条件的基础上，下里士满小学为学

    生提供了各种有价值的资源：一个计算机房和一个专教电脑的老师，还

    有专门教美术、音乐和体育的老师。学校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由专

    门基金支持的以科技为重点的科教计划。学校主办的课外活动包括一个

    唱诗班和一个乐队，这两者都会在校内、区里和地方社区进行表演

    [4]。下里士满小学每年还会组织一场受人欢迎的春季教育集市。

    尽管如此，这所学校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从缺乏像纸张和美工原

    料这样的教学用品，到教师短缺，到能损害学生受教育的繁冗的行政机

    制。虽然大家都公认在市区的学校里教书要比在郊区教书更具挑战性，但是教师们的薪水(以及每个学生的花销)却要比在郊区学校里少很

    多。而且也不是总能找到合格的教师。下里士满小学的一些学生就对教

    师短缺有很切身的体会：例如，三年级的一个班就曾在一整个学年里有

    过一系列不同的替补老师。据学区规定，班级的名册要到新学年开始好几个星期后才能最后定下来，因而，像到十月中旬那么晚的时间，一个

    孩子还有可能会再分配给一个新的老师(学区为了对付教员安置和预算

    问题，有时会打破原有的班级并进行重新组合)。区里强加给学校的官

    僚政策还制造了其他很多困难。一位教师解释说，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

    请求就可能需要很多笨重耗时的繁文缛节：

    一个孩子的祖母打电话来说[一个校外课后班]需要一些信息。而我却没有权力把任何学生

    的书面信息给任何人，除非我有孩子父母在[需求该信息的机关提供的]正式公函纸上签字的应

    允书。而且学校的顾问和校长也必须在上面签字，[5]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也常常对学区的教学指导方针感到迷惑和失望。

    比如说，一个学生要被推荐去参加全天特殊教育，就首先需要两次先遣

    推荐(每一次都要在不求助于全天特殊教育干预的情况下，并在使用普

    通教育方法努力改善后还无济于事的时候才可进行推荐)，然后才可以

    正式审核一个孩子是否需要特殊教育。由于每一个阶段都至少需要60

    天，而每一学年又只有180天，以至于有时整个一学年都消磨过去了也

    不见得能等到一个明确的决定。就像我在本书后面所展现的，诸如此类

    的官僚构造带来的结果有时候就是，当他们在学习上存在的问题也无法

    得到对症解决时，孩子们就“被体制给抛弃”了。

    在调研进行中的那一年，一些地方政客就曾公开批评这个学区没有

    做好学校教育。即使在像下里士满小学这样在这个学区很有成就的学

    校，也有大约一半的学生没有达到所在年级的阅读水平标准，四年级组

    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比该年级应有的水平低至少两个年级。区里在提高

    考试成绩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财政预算却十分有限，而且每年

    都不够。和郊区的学校不同，市内的学校没有富有的家长联合会为它们

    吃小灶补充资金。在下里士满小学，很少有家长参与家长联合会；每次

    开会都只有三四个人参加(通常只有头目们到场)。教师之间的人际关

    系也潜伏着另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在通常还很热情的氛围里潜伏着严

    重的紧张关系。一些黑人教师觉得白人教师对某些黑人孩子不公平。一

    位三年级黑人老师气愤地控诉说：

    有一些教学人员——有些孩子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一些名声不好的黑人孩子做了某些

    事情以后……[被]开除学籍。一些白人孩子会犯很严重的错误，而他们所受的处罚却只是在放

    学后被留堂、请家长或是停学检查。虽然白人领导和白人教师大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其他黑

    人教师却都重述了同样的担忧和困扰。

    有时候，下里士满小学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严重威胁安全的

    行为很少见。

    [6]

    但是，每个星期，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拳脚之争却是屡

    见不鲜。老师们估计，至少有一半孩子在生活上有严重问题，通常涉及没有自理能力或缺失的家长。学校的心理顾问定期与儿童保护机构合作

    以帮助那些在她看来被忽视需要照看的或是受到虐待的孩子(例如，那

    些没有穿大衣就来上学的孩子)。仅仅在一个班级里，通常就有好几个

    孩子存在“严重的问题”。在蒂尔先生(Mr. Tier)的四年级里，就有很

    多这样的白人孩子。莉萨的妈妈不要她了，她现在“和她的父亲一起

    住，而这个当爸爸的总是喜欢过量饮酒”。托马斯的妈妈有一天突然就

    消失了，虽然她最终还是出现了，但她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儿子取得联

    系。还有坦妮莎，她甚至没有老师希望每个孩子都有的最基本的学习用

    具(比如书包)。另一个叫托娅的学生，经常扰乱课堂，她“总是在和

    别人打架……但是她的妈妈……[不但不呵责她，反而过来花时间]向我

    解释为什么这些都不是托娅的错”。朱利叶斯来自一个“有很长的吸毒和

    暴力历史”的家庭。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们还注意到，这些学生在生活

    上的问题，除了在感情上令他们苦恼之外，还扰乱了全班的学习进度。

    老师们一致希望他们的学生每天都“干净整洁”地来校上课，并要“为学

    习功课做好准备”。用一位四年级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还希望家长

    能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在家庭作业上签字，帮孩子做课业项目”，并且还要“抱有积极的态度”。

    还是有一些家长可以实现老师们提出的这些期望的。有不少黑人和

    白人家长都有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些家长正在积极地谋求在社会上更好

    地立足。蒂尔先生的班上有三名黑人学生——艾赛亚的妈妈不要他了，但他爸爸却在一心一意地照看他，莫雷尔的妈妈已经“回去读大学以成

    为一名小学教师”；还有丹尼艾尔，她的妈妈在“乔的牛排店”工作。有

    很多白人孩子的家长也是如此，包括那些被蒂尔先生称作“呈上升趋

    势”的父母。

    总之，下里士满小学有很多值得肯定的方面，尤其是和学区里的其

    他学校比起来。尽管如此，这所学校也与其他市内的学校一样，存在很

    多实质性的局限性，比如说教师短缺、教师工资偏低、学习用品缺乏和

    繁冗的官僚制度。家长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学校教育的主

    要力量。学生们来自种族之间互不杂居的居住区，在这些居住区里，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市场的压力限制了大型商店存在的可行

    性，这里的住宅很小而且都挤在一起，交通很混乱，犯罪率通常也让人

    担忧。因此与像斯旺这样的郊区学校相比，下里士满小学就要显得逊色

    许多。

    斯旺小学及其周围环境

    和下里士满小学相同，斯旺小学也招收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学生。

    该校坐落在下里士满小学所在的东北部某大城市边缘的一个郊区小镇。

    与很多其他的郊区学校一样，斯旺小学是平铺而伸展着的。学校里只有

    单层的建筑，都在校园的各处延展开来。每一间教室都有一整扇墙排满

    了大窗户。虽然所有的窗户都可以打开，但是在秋天和春天的时候(冷

    气不开放)教室里仍然会很闷热。教学楼外面是一片宽广的草地，缓缓

    地沿着小山坡舒展开去，面积之大，足可以让孩子们同时进行好几项运

    动而互不干扰。和下里士满小学不同，斯旺小学的操场上有一套功能繁

    多做工精细的秋千和横木，横木下面还有微微发红的碎木屑以便在孩子

    们不小心摔下来时起到保护作用。斯旺小学周围并没有篱墙，整个学校

    看上去显得开阔而有吸引力。

    斯旺小学所在的居民区里都是单层的独门独院的中产阶级家宅。每

    座房子前面都有一大长条绿色的草坪。这里的房价比下里士满地区的房

    价要高出两倍(详细数据请参见表C2)

    [7]。除了有活动的时候家长们

    的私家车会挤满校园之外，这里的土地显得十分充足。学校的校园和周

    围临近的住宅区都有大片大片美化得很好的绿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树

    木、开花的灌木和各种花卉，每当季节变换，大自然的存在简直无法抗

    拒。秋天的时候，深橘色的落叶铺满了大地，春天一来，当高处粉色

    的、白色的山茱萸猛然盛开的时候，地上则成了水仙花的海洋。

    斯旺小学及其周边地区没有可以徒步到达的商店。当地的商业区位

    于一条主干道的两侧；商店都是巨型的，并且在大型停车场的后面，离

    主路本身还有一段距离。购物的人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零售商，包括好

    几个折扣店。比起城里的店来这里的货品更齐全，价钱也更低。因为商

    店太大了，每家在从一个商店到几街区远的另一个商店时，常常要开车

    前往。孩子们参加各种活动需要车接车送，而且连到小朋友家去玩也不

    例外(但也有一些孩子能得到家长允许骑车到小朋友家去玩)。虽然这

    个市郊的生活都很依赖于私人汽车，但是这里几乎从不堵车；而且比起

    城里人来，这里的居民开车的时候更加安详舒缓。道路的状况也比下里

    士满附近的明显要好得多。市郊公路上坑洼不平的地方要少得多，扫雪

    也更为及时，常常能在暴风雪过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统统扫清。因此，一月份的时候，当下里士满小学的停车场一连几天都盖着危险的冰层

    时，斯旺小学的停车场却完全没有冰雪覆盖。

    在访谈当中，市郊的一些成年人提到，他们认为市区非常之“危

    险”，还说他们会尽量避免进城。尽管家长们都为犯罪行为而焦虑，尽

    管他们都担心孩子的安全，这里的家庭却通常会把像自行车、棒球手套

    或球棒这样值钱的物品扔在院子里不管。入室行窃和小偷小摸很少在斯旺小学周围的地区出现，在居民区内持枪抢劫几乎是闻所未闻。总的来

    说，这里的人并不像城里人那样担心各种犯罪行为。

    斯旺小学周围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白人，但是也有一些黑人家庭、黑人学生几乎占到在校生总数的10%(另有不到5%的亚裔和西班牙语裔

    学生)。“多元文化”的主题在校内占支配地位，学校的拼布壁挂、海

    报、集会活动和课程都致力于这一主题。尽管学校密切注意提倡多元文

    化，但是这里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象征性的，因为和下里士满小

    学不同，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学生、教员、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都是白

    人。

    家长们和学区主管们对斯旺小学及其所在学区都评价极好。返校日

    的晚上，副主任着重讲述了斯旺小学的这种极为显著的“特别好感”，并

    强调，学区十分注重听取家长的心声。他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在座的家

    长，还鼓励他们给他打电话。比起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斯旺小学的老

    师们有更多的教学用品，他们有复印机，还有充足的纸张和美术用品。

    推介孩子接受特殊教育并不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多官僚的繁文缛节。

    家长仍然必须(通过在许可表上签字来)正式同意让孩子参加学习困难

    的测试，但是书面审核工作通常只需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就可以

    处理好。在斯旺小学，大多数四年级的孩子，包括那些成绩差的，都达

    到了四年级的学习能力标准，在阅读方面，很多学生都超过了四年级标

    准两到三年。虽然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都提供电脑训练课、美术

    课、合唱团和体育课，但是斯旺小学在课程性质、教学用品和教育内容

    方法上都更精工。比如说，在下里士满小学，学生们用冰棒的木棒做美

    工。而在斯旺小学，孩子们用白色的方布和黑色的墨水来做写有日文字

    的标幅。下里士满小学的合唱团对所有来参加排练的学生开放，孩子们

    在当地的养老院表演。斯旺小学的合唱团是“选拔”出来的，孩子们必须

    通过试音才能得到席位。得力于一次大型的募捐活动，斯旺小学的合唱

    团乘专车到中西部地区参赛演出；而且在音乐老师的安排下，孩子们还

    在该学年内参观了一个录音棚。最后，斯旺小学的家长参与度也远远高

    于下里士满小学。这两个学校在规模上不相上下，但是，斯旺小学的家

    教联会(即家庭教师联合会)却比下里士满小学的参与者多十倍，而且

    郊区的这个组织在集资(和消费)上都比城里的家教联会多得多。比如

    说，斯旺小学的家教联会每年要花费3000美元左右为学校提供增补集

    会。他们赞助了“住校艺术家”及木偶表演、话剧和其他的专业表演。他

    们还为年度的学校信息集市提供帮助，斯旺小学的信息集市比下里士满

    小学的要精致得多。

    即便如此，斯旺小学的家长和老师们还是有怨言，虽然他们要抱怨

    的问题与下里士满小学面临的困难有所不同。在斯旺小学，经济方面的安全感不是问题。这里的孩子大都生活在父母双方都有正式工作的家

    庭，很多家长都是像律师、社会工作者、会计师、经理、教师和保险公

    司主管这样的专业人员。很多孩子的母亲在外面做专职工作。学校里有

    些老师担心孩子们在家里会因为父母“太忙了”而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内

    特尔斯女士(Ms. Nettles)注意到，在新学年刚刚开始的前几个星期，她班里的二十六名学生中就有十个没有做家庭作业；她评论说：

    我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七年了，这种现象已经愈演愈烈。家庭生活出现了很多变化，很多

    家庭都变成了双职工家庭还有单亲家庭。家长回到家里，显然会因为劳累而不愿再去督促孩

    子去做[家庭作业]。

    家长还经常会对孩子的成绩及能力估计过高。比如说，他们说自己的孩

    子觉得功课太容易“太没劲”了，而从老师的角度看，这些孩子并没有熟

    练掌握课业内容。而且，家长们还会过于仓促地对老师进行批评责备。

    教三年级的内特尔斯女士汇报说，—个高材生的母亲听说她女儿的成绩

    受到了高声批评，感到十分愤慨：

    一天，她到学校来[抱怨]我把克洛伊的低分86分在班里[高声地]读了出来，她说我让克洛

    伊很难堪——因为克洛伊不可能得86分。

    这位老师觉得孩子的母亲对自己女儿的成绩没有正确的评价：

    克洛伊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在加减法的预测中，她才得了58分。她妈妈却

    告诉我她觉得这些太简单了没意思。“克洛伊早都学过这些了，她已经算得很好了”。当我把

    她得了58分的卷子给她妈妈看的时候，她简直是震惊得不得了。

    家长们严密地注视着老师们的教学工作而且总会毫不犹豫地替孩子说

    话。一位三年级老师报告说：“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家教联会的影响。[校

    长]自己也说过，家教联会总是带来很多麻烦。你知道，那个联会是个

    组织很严密的小团体。”家长们浓厚的优越感在老师们眼里显而易见，正像这位斯旺小学教员在下面所解释的那样：

    这些家长们，他们当中有好多人都好自我中心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是

    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把自己这种自我中心的东西传给了他们的孩子。简直就像是，“你欠我

    的。现在你得替我做点儿什么才能补偿给我呢？”……或者，“你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你欠我

    一个说法。”有时你简直觉得自己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家长和教师之间不时发生冲突。比如，合唱团的老师觉得那些在孩子们

    表演时还在后排聊天的家长十分无礼。她在节目单的内侧为前来观看演

    出的家长加入了几条有关观众文明举止的建议，但是由于家长对此怨声载道，校长就把这些建议都删掉了。一些起初资格考试成绩并不符合天

    才班标准(斯旺小学的分数线是智商为125)的孩子，他们的家长还会

    私底下另请他人为孩子再测试一次，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如果孩子在

    私人测试中得分符合了标准，家长就会坚持让孩子加入到天才班。为了

    减少各种矛盾的发生，校长(家长们觉得他有时候太护着学校老师了)

    会事先采取行动，给家长们打预防针，比如说，致信给家长并请他们在

    下一学年的班级分配问题上尊重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判断力：

    你知道，校长的确在信中告诉了家长，所有的因素都会被考虑进去的，但是恳请各位家

    长在下一年的分班问题上尊重他和他的教员们的判断力。因为那些让孩子进入天才班的要

    求，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真的会是这样的。

    斯旺小学的学生家长与下里士满小学的相比，其参与程度之高令人瞩

    目；可是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的家长们却抱怨说，为各种活动征集足够的

    志愿服务员总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学校的活动有很多，比如，“和爸

    爸一起吃多纳圈”、每年一度的三年级学生和妈妈一起吃午餐、家长们

    组织的谢师午宴，以及全校的春季信息集市

    [8]。

    由此可见，斯旺小学的日常生活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家长埋怨老

    师，老师也在埋怨家长。为学校的众多活动征集志愿者是一件很辛苦的

    工作。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这个学校享有很多下里士满小学无法得到

    的社会结构资源。教师工资更高，没有教员短缺问题，教学用具十分充

    足，而且老师们还可以复印教学资料。尽管斯旺小学在自有资源上已经

    超过了下里士满小学，家教联会还是进一步为学校增加了更充足的资

    金。该联会集资数千美元，使学校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专业水平的美术班

    和音乐班。

    总之，这两所研究对象小学在关键的结构资源上存在着重大的差

    别，包括物质设备上、教学用具上，以及后续资金及家长的贡献与志愿

    参与上。

    [9]

    如果社会地位不起紧要作用的话，这些差别就会是无规律

    地随机分布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家长的平均社会

    地位较高的社区，都拥有声誉要好得多得多的公立中小学系统。

    [10]

    已确立的职业惯例和教育机构制定的标准

    虽然这两所学校之间有很大差别，但是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美

    国的小学有很多一致的成分，比如说，包括教学日的组织安排都很相

    近。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老师们看起来都对什么是恰当理想的童年经历拥有类似的看法。大体上他们都同意，家庭应该在促进孩子的教

    育发展上担当起恰当的角色。这些前提并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对自己个

    人信念的一种表述，而更是他们对一整套已受到教育界普遍赞同的文化

    惯行的一种附和。

    [11]

    (译者按：惯行，即“惯常行为”，这里

    的“practice”一词在本书中并非指与“理论”相对的“实践”，而是指“按照

    惯例习惯去行事”。)

    总的来说，老师们都支持协作培养的惯行，强调通过有组织的活动

    来发展孩子的能力、通过说理和阅读增大孩子的词汇量，并鼓励家长积

    极参与学校教育和家庭以外的各种文教机构组织的活动。教育工作者每

    天都会有选择性地对孩子提出表扬，在闲聊中对他们父母的教育方式或

    褒或贬，并遵从那些学校和区里制定的编有特定教法的成规。教师们在

    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会遵从协作培养的规范。正如我下面要展示的，在有限的取样里，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教育工作者在这一点上保

    持着惊人的一致。

    重视培养孩子

    教育工作者对家长们为培养孩子的技能才干而在课外作出的努力都

    相当支持。在访谈中，两个学校的老师们都汇报说，他们认为孩子参加

    有组织的活动对其成长很有帮助：

    他们都需要一些动手动脑的活动。我认为参加这些活动是好的，因为上手操作的活动可

    以刺激心智的发展。音乐课可以帮助孩子集中精力。我认为参加校外活动是件很好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你让他们接触得越多就越好——说不准将来

    这群孩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剧作家呢。就算不是为了将来的工作着想，他们现在也很喜欢参加

    这些活动。他们只需去了解并且去谈论那些各种各样的才能和职业就可以了。

    在这两所学校里，学生的校外活动常规性地涌入校内生活中。内特尔斯

    女士要求她的学生写班级日志。校外活动就是其中一个常常出现的主

    题，正如10月11日的实地记录所述：

    班里的五个男孩子写的全部都是有关足球比赛的内容。其中一个说：“比赛之后我气恼极

    了，因为我们输了。”另外四个女孩中有两个写了与足球比赛有关的事。

    在下里士满小学，正当孩子们排好队准备休息时，温迪·德赖弗向

    她的三年级老师格林女士骄傲地描述了她的舞蹈表演会。她还带来了自

    己得的奖杯给格林女士和班里的同学看。比起那些像让孩子在院子里玩球或是看电视等等的随意玩耍，成年人更重视像体育竞赛和舞蹈表演会

    这样有组织的活动。当孩子们主动告诉老师他们看了某个电视节目或是

    和表亲的孩子玩了什么游戏时，老师们并没有对他们表示那么高度的兴

    趣或赞许，而如果孩子们告诉老师他们参加了一个有组织的活动，老师

    则会对他们大加赞赏。

    老师们也以身作则，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给他们安排了满

    满当当的日程表来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斯坦顿

    女士让自己的一个女儿在离斯旺小学很近的一所市郊小学的四年级班上

    学。她女儿要参加的各种活动就和本项调研中其他中产阶级孩子的十分

    相似：每周常规的活动有美术班，舞蹈班，音乐班，主日学校，教会青

    年唱诗班，还有马术班。另一位三年级老师说，她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

    上天主教讲习班(基督教义团会——译者按：CCD为Confraternity of

    Christian Doctrine)，童子军，少小联盟，钢琴课和游泳队。老师们通

    过自己在家庭中的言行，展现了他们对协作培养这一教养逻辑的信奉与

    投入。

    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会抱怨协作培养削弱了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体

    验：孩子的日程安排得太满，而且孩子们由于太累了或是有活动要请假

    而不能顾及到学业。一位斯旺小学的老师感叹道：

    足球经常抢占家庭作业的地位……有时候他们要在周末到其他地方去比赛。孩子们踢足

    球，晚睡，然后就很疲惫。我喜欢让他们参加体育运动，但是当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我认

    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课外活动的地位。

    你没有办法同家长们作无谓的斗争。孩子是他们的，他们可以让这些活动影响孩子的学

    习。汤米·丹尼尔斯今年就请假跟着家人度假三次，每次都有足足一个星期。然后她[他的妈

    妈]居然还为他的数学成绩担心!嘿，让他每天都来上学就对了。

    老师们还支持家长努力发展孩子的词汇量。他们都鼓励家长为孩子

    读故事，带孩子去图书馆，给孩子买书，确保孩子在家里看课外书。下

    里士满小学教四年级的伯恩斯坦女士给她的学生留的一项家庭作业，就

    是每天晚上至少要读十分钟的书。斯坦顿女士同样在教四年级，她在给

    孩子父母列单建议孩子的圣诞节礼物时，都在其中包括了图书。在斯旺

    小学，内特尔斯女士有一个公告牌，她在上面列出了学生近期必读的课

    外读物。

    相比之下，老师们并没有直接对家长强调和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

    (他们并没有指定家长必须对孩子采取说理的教育方法)。即便这样，仍有众多迹象表明，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的教师们都强烈建议要用

    语言来和孩子讲道理，而不是对孩子下达命令。在课堂上的互动中，这

    些教师和全国各地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一样，常常对孩子使用讲道理的方

    法，尤其是在讲课文时更是如此。老师们在以文句的方式回答孩子的提问时

    [12]

    ，努力去通过常规性的互动来发展孩子们的说理能力。而且，老师们大都(虽然不是一律)支持家长把“叫出去暂停”作为一种惩罚方

    式。

    教育机构中的干预

    老师们希望家长参与孩子的在校教育，尤其希望家长能督促孩子写

    作业。在斯旺小学，学生必须每天都让家长在作业上签名。老师认为，父母不出席家长会就是不重视孩子的学业——虽然在下里士满小学家长

    会都是临时匆忙通知的，也没有在时间安排上听取家长的意见。在强调

    家长要配合学校教育孩子这方面，这些教师的言行反映了教育界的一贯

    做法。

    [13]

    即便如此，老师们仍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孩子父母的参

    与方式，正如下面这位下里士满小学的四年级老师所说：

    一个不支持学校工作的家长就会和老师对着干。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家长的敌对行为

    让老师简直无法做工作。如果你要管教孩子，而孩子的父母不支持你或者不支持学校的立

    场，孩子就会和你发生争执，拼命和你作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不需要听你的话，我不

    需要按你说的去做。”

    斯旺小学一位三年级的老师在表达自己的忧虑时所说的话，和上面那位

    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惊人的相似：

    [家长们]现在总有这样一种态度，他们怀疑得太多了。孩子们耳濡目染着这一切，因此他

    们也把这种态度带到教室里来。虽然这样的孩子并不太多，但你的确总能马上感到这种态度

    的存在。一些孩子的确如此……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

    虽然老师们希望家长能在琐事上给予正面的和恭顺的支持，但是他们同

    时也更特别希望家长能按他们的要求多多督促孩子的学习。让伯恩斯坦

    女士感到失望的是，真正给孩子读故事书的家长竟然如此之少：

    [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他们都说希望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他们总是这

    么说，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该怎样去实现这些希望……他们就是想要……就是想

    要。但是他们有没有坐下来给孩子读过书？不过他们的愿望确实是好的。

    两所学校的老师都认为，家长应该在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方面起到领导

    性的作用。他们抱怨说，家长对待孩子的问题不够“严肃认真”，也没有

    主动就此类问题与老师联络。简短来说，老师们希望从家长那里得到自相矛盾的行为：遵从和支持老师的决定，同时又要在孩子出现问题时果

    断地承担起领导性的角色。

    不仅如此，在法律上，当一个家庭违反了所在州的儿童教养标准，教育工作者还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一些在历史上较早时期全社会都很

    普遍的儿童教养惯行(例如，痛打孩子)，在当今则被认为是不妥当

    的。无论老师们自己有什么看法，比如说，如果孩子因被父母责打而带

    着身上鲜红的伤痕来到学校，老师都必须依法把孩子交给有关部门。在

    后面的几章里我将向读者展示，这一法律上的要求把本项调研中的工人

    阶级和贫困家庭置于了一种不利的地位：比起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来，校方的官员更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干预他们教养孩子的行为。

    总之，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在这些情况下都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的局

    面。一方面，各个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存在深刻的差别。另一方面，各

    个教育机构在文化技能库方面则接受并推崇同样的标准。因此，老师们

    都强调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培养孩子的才能，强调由父母来发展孩子

    的词汇量的重要性，强调父母积极和正面地配合参与学校教育的重要

    性。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标准更照顾中产阶级的文化惯行，而对工

    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则很不利。这种模式使得中产阶级的孩子和他们的家

    长能够更安逸地，有时甚至是更容易地实现他们的心愿。

    不平等

    下里士满小学和斯旺小学在日常教学和生活方面的差别，是在更广

    大的社会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的不平等的一部分。整个人口中相对少数的

    人以及如学校这样的公共机构占有比其他人和其他机构要多得多的资

    产。比如说，各个家庭之间在关键性资源上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孩子家

    长的收入和财富、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的质量都存在着显著差别。如

    果说不平等在美国并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那么，这些令人垂涎的资源

    就会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

    在收入和财富方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仅占10%的富人家庭就占有

    了近80%的(除了自家住房之外的)不动产、超过90%的有价证券、约

    60%的银行存款。

    [14]

    一项广泛应用的收入不平等指标就是儿童贫困

    率，该指标严重依赖于社会政策。(比起大多数西欧国家来，美国有更

    多的贫困儿童。)

    [15]

    在美国，有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儿童大约是白人贫困儿童的两倍

    [16]。在20世纪末的

    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更加严重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17]

    虽然如此，在调研期间，有七分之一的黑人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上

    [18]。

    受教育程度也十分不平衡。在美国，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成年人读

    完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与其他年龄组相比，20岁年龄组有更多的人持有

    学士学位。有高于10%的高中生辍学。

    [19]

    即使在年轻人中间，虽然现

    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但是大多数人(从三分之一到四

    分之三的人)显然都毕不了业。

    [20]

    虽然有些研究表明，如果把家长的

    社会地位也考虑在内，黑人青年比白人更愿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总体来

    说，黑人孩子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差得很远。

    [21]

    在高等教育内部也存在

    着相当大的阶层差别，从社区学院到精英级的综合大学，差别很大。学

    生越从更好的大学毕业，就越会得到更丰厚的报酬。

    [22]

    此外，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一直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薪水高

    的“好工作”越来越少，养老金锐减，医疗保险越来越差，晋级机会非常

    少，而且工作也缺乏稳定性。

    [23]

    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这些似乎各不

    相干的线索——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工作和薪金多少——都十分紧密

    地交织在了一起。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家长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社会

    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很多学术研究都表明，父母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其子女的人生机

    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在上学前班之前，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

    子更有可能会在学习技能上表现出他们已经做好了“教育准备”，像熟记

    字母表、认识各种颜色、能从一数到二十、会写自己的名字(译者按：

    此处所指的名字不含姓氏)。

    [24]

    学校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助，在

    学年当中孩子学习成绩上的这种差距会缩小很多(但是在暑假中又会被

    拉大)。在他们的整个学业中，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一直比母亲受

    教育程度不高的孩子成绩好。当这些年轻人为升入大学而参加学术能力

    测验和学术评估测试时，这一差距也是大得惊人：(相对于500分的总

    平均分来说)父母高中肄业的孩子和父母有研究生学位的孩子之间平均

    相差150分。

    [25]

    依照父母的社会结构位置，孩子在学校里其他方面的

    表现也存在着差别。

    [26]

    很多研究都论证了教育成功在决定事业成功上

    所起到的紧要作用。父母的社会地位能够预示孩子的在校教育成功与

    否，进而也能预言他们最终的人生际遇。

    [27]

    如何去理解不平等

    在美国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开放型的。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才干来为自

    己开拓生活道路。所有的孩子都被看做是拥有近乎平等的人生机遇。或

    者，如果孩子们的人生机遇看上去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也会被看做是

    天赋、主动性、抱负和勤勉程度上的差别。这种观点直接回绝了本书的

    主题，即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

    验和人生成就。与本书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每个人在自己一生中所

    取得的成绩如何，只应由他们自己来担当。

    一些社会学家则持有第二种观点，他们承认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形式

    的重大的不平等。他们很适时地注意到家长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历，收入和其他因素上的种种差别。但是这些社会学家，比如像保罗·金斯

    顿(Paul Kingston)就在他的《无阶级的社会》(The Classless

    Society)一书中辩论说，这类不平等最好被理解为一连串互不关联的局

    部社会模式。换言之，这些学者采取了一种等级渐次(gradational)

    法。他们认为把社会差别按程度分层是有帮助的。采用更强硬的说法来

    表达就是，他们认为旗帜分明地去定义社会地位的类别，在理解家庭

    中“有界定人生之重大意义的体验”时毫无用处。另外，金斯顿等人还不

    相信这些渐次出现的差别会聚合成一个跨层次的有序的整体。相反，他

    们只看到了偶然割裂的局部模式和到处任意出现的结果，但却看不到清

    晰确定又涵盖全局的整体社会模式。

    [28]

    那些加入金斯顿这一研究方法

    阵营的人都强调，在某个经济范围内地位相似的人看来，“阶级意

    识”或“阶级认同感”是不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学者声

    称：“阶级共通的方面，即阶级亚文化和周边环境，早已经消失了。”

    [29]

    这些社会学家根本就不相信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清晰可辨

    的、明确的差别。

    然而，这些主张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援引的调研都只是破碎不

    全的和太过特殊的。社科人员在评估事物间共有的联系时，汇集多项调

    研并把它们整合成了一个互不相配的、七拼八凑起来的解释。在这里我

    们需要思路不是那么狭窄的调查研究。具体来说，为了确定社会地位是

    怎样在儿童的生活中起到重大的作用的并且也为了认可那些生活中根本

    不受社会地位影响的领域，我们就必须有从大处着眼来调查社会生活的

    学术研究。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幅更具整体性的图景来精确地反映出

    家庭和阶级之间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之间既有能够相互渗透的，又有

    不能相互渗透的。而且，这样的学术研究既需要概念理论方向上的指

    导，又要有切合实际的期望值以允许具体调研有发生偏差的可能性。

    在本项调研中，我和我的助理们追踪并深入研究了一小部分家庭，以便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根据已收集到的数据，我揭示了如下的

    主张：以本阶级的成员资格来定义的在社会中处于同等经济地位的人，他们在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上与处于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存在着明显差

    别，这些差别与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遵从于一个已经很完善的西欧

    哲学传统，我为本项调研提供了一种范畴分析法，把各个家庭按社会类

    别分成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

    [30]

    (关于本项调研中的这些类

    别是如何定义的，详见表C1，附录三)。我认为这种方法比美国学者通

    常采用的等级渐次分析更有价值。

    [31]

    此外我还将展示，家庭生活中的

    阶级差别表现在很多截然不同又十分独特的领域之间，而社会学家们通

    常并未把这些领域放在一起来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描述了两种教育模式：中产阶级家庭的协作

    培养和工人阶级与贫困家庭的成就自然成长。表1提供了一个关于本书

    主要论点的总纲。它暗示我们，协作培养必须强调让孩子参加有组织的

    活动，在家中发展孩子的语言和说理能力，并对孩子的学校教育主动进

    行干预。与此相对，成就自然成长描述了一种松弛的儿童教养形势：孩

    子们经常和亲戚的小孩“约在一起打发时间”一起玩耍，父母给孩子下达

    清楚的指令并且没有多少可商议的余地，在家庭以外的公共机构里，家

    长给孩子们更多的自主权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这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揭

    开日常生活中社会地位可以传送优势的机理。在讨论这些重要问题的时

    候，我一直深受已故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及其作品的指引(对其理论思

    想的简短说明，参见附录二)。

    [32]

    尽管孩子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生活经历存在着很多差别，他们生活中

    的一些重要方面却不会因阶级不同而有区别，这些相同之处包括看最喜

    欢的电视节目、在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吃快餐，对某个特别的娃娃或

    是玩具人物模型感兴趣，以及急切地盼望万圣节和家中重要节日的到

    来。正如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所展现的，所有的家长(无论其社会地位

    如何)都要面对很多繁重的任务，比如叫孩子起床、帮孩子穿衣服、做

    饭给孩子吃、送他们上学，而且还要在孩子生病时带他们去看医生和照

    顾他们。因此，有些经历是所有的家庭在生活中所共有的。然而，社会

    地位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步调和节奏。在下一章中，我将通过

    审视加勒特·塔林格的生活来研究中产阶级的家长如何通过有组织的闲

    暇活动来努力发展孩子的才能，并由此展现家长的这种努力是怎样造成

    一种狂乱的家庭生活的。

    第一部分 组织日常生活

    在儿童的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在很多生活细节上看到社会地位的

    差别。

    在我们的调研中，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生

    活节奏就十分不同。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生活非常紧张忙乱。家长们

    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活动之间奔忙。在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中，家长更

    是常常要同时安排调整每个孩子的活动，尽量减少时间冲突。在这样的

    家庭中，衣食住行，孩子的课外活动，以及其他方面花销的财源都很充

    足。当然了，有些家长经常感到钱不够花。有时候他们不能像自己希望

    的那样去享受高消费的假期。但是，就像我所说明的那样，这些家庭每

    年都会常规性地花上成百上千美元来增益孩子的各种活动。

    因为孩子们要参加很多活动，又因为这些活动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

    重要性，孩子的活动就决定了全家的时间安排。一个孩子参加活动，其

    他的兄弟姐妹都要跟着去，有时是出于自愿，有时则并非自愿。成年人

    的闲暇时间都被孩子的活动所吞噬。孩子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和大人在一

    起或是按照大人的吩咐去做事。虽然他们也会有闲散的自由活动时间，但是这些时间通常都是夹在有组织活动的缝隙里。在生活的安排组织方

    面，孩子的兴趣爱好和各种活动被看做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与中产阶级大为不

    同。在这些家庭中，我们能体会到很多在中产阶级家庭中体会不到的经

    济拮据。尤其是在贫困家庭中，仅仅为了满足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就要付

    出很大的辛劳——母亲们尽量节省以使食物可以坚持到她们有钱买菜的

    时候；她们长时间地等待着根本就不会来的公共汽车，把孩子们的脏衣

    服拿到公共洗衣房去洗，叫小孩子起床、吃饭、穿衣并准备好去上学；

    她们还要监督孩子每天的日常生活。孩子们也了解家里经济的拮据。钱

    的问题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

    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但是孩子们却生活得更加闲散，而且更重

    要的是，生活节奏也要更加缓慢。孩子们在外面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

    他们经常和自己表亲的孩子一起玩。有些孩子会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但

    是他们这方面的活动远远比中产阶级孩子的要少得多。另一些时候，孩

    子们很想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但是由于经济拮据再加上交通不便，他们无法或很少能够去参加。当孩子想在家长面前崭露头角表现自己的才艺

    时，当他们想不拘形式地在家中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时，成年人却常

    常并不重视他们的兴趣爱好。而且，由于他们没有坐在车里由家长带着

    到处去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或是参加大人指导下条理分明的活动，工

    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反而有了更多独立于成年人的自主权。工人阶

    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很长的自由活动时间来同亲戚及邻居家的小孩一

    起玩，他们还会创造出好多自娱自乐的方法来。在这些自发的活动中，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界限更加鲜明。

    总之，这些家庭在很多方面都因社会地位不同而存在着差别：在孩

    子参加的有组织活动的数量上、在家庭生活的节奏上、在家境方面、在

    自由玩耍的时间方面，在大人是否对孩子的活动感兴趣方面，在孩子的

    活动是否支配大人的生活方面，以及在孩子能独立于成年人而自由支配

    课余时间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当然了，除了社会地位之外，其他一些方面也很重要。性别上的差异尤为突出。男孩子和女孩子喜欢

    的活动很不一样。女孩子的活动比男孩子的更偏静少动。女孩子也不会

    跑到离家太远的地方去玩。种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那些把不

    同种族隔离开来的居民区，孩子们自发形成的小圈子也是按种族来划分

    的(虽然种族并没有影响到孩子们会参与多少活动)。

    本书第一部分把我们带入三个家庭的生活中来阐述这些问题。首

    先，我们将仔细审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来展示一个名叫加勒特·塔林格

    的白人男孩的生活。(虽然该章中所选取的是一个白人男孩，但在某种

    层面上可以说这一选择是任意的。把我们所观察的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孩

    子，包括中产阶级黑人男孩和女孩，放在这一章中都很合适。)然后我

    要揭示出中产阶级孩子的生活和工人阶级及贫困儿童的生活之间存在着

    重要的差别。我还要讨论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差别，并强调男孩

    子的经历和女孩子的经历之间也存在着差别。我尤其要把加勒特的生活

    和其他两个孩子进行比较：一个是名叫泰雷克·泰勒的工人阶级黑人男

    孩，另一个是叫做卡蒂·布林德尔的贫困白人女孩。每一章都提供了每

    个孩子的基本信息，同时每一章也都尽力突出了社会地位差别中一些特

    有的维度。具体来说，第四章描绘了(泰雷克·泰勒的)自在少忙的生

    活，其中的重点就是不拘形式的自发游戏及为数极少的有组织的活动；

    第五章讨论了经济拮据的问题和不重视孩子的活动这个问题(卡蒂·布

    林德尔)。第四、五两章都突出了孩子对大人的独立性。这三章只提供

    了对这三个入选家庭的深层写照，附录三中的表格则提供了我们访问的

    这十二家的活动日程以及我们采访的88个孩子的家庭摘要。

    [1] William Kornblum，Sociology：The Central Question，第72页。

    [2] Jepperson把公共机构定义为“一种已经达到了某种状态或得到了某种特性的社会秩序或模

    式……换言之，在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再生产中，公共机构是那些因为有相对自行起始的社会过

    程而存留下来的社会模式。”Ronald L Jepperson的文章“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第145页。

    [3] 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第161页。

    [4] 下里士满小学的老师们还与一个在当地住房援助项目里的课后辅导班合作，针对课堂教学协

    调课后辅导内容，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学校正式出资开展的活动。

    [5] 本书中大多数引用当事人的话都来自采访或观察录音。有时候，沿袭传统的人种学研究，节

    选的引文来自我和研究助理在观察后马上写下来的实地笔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在确定

    自己能一字不错地记住对话时才加上引号。因此，有些从实地笔录中摘取的话语并没有放在引

    号里。(在实地观察的时候，我自己不带笔记本也不允许其他人带，我们只是与他们一起“待

    着”。)在编辑引文的时候，为了阅读的流畅，我删除了那些对分析数据并不重要的口头禅和磕

    巴重复，如，“嗯”、“你知道”和“就像”等等。省略号代表某词语有删减(有几例是语序有轻微

    变动)。最后，我和研究助理都在实地笔录中给参加调研的家庭成员起了不同的绰号(例

    如，“塔林格先生”、“塔先生”和“唐”)。我并没有更改实地笔录，而是保留了这几种不同的叫

    法。 实地笔录中的中括号是我插入的文字，通常是为了澄清事情，比如当用名字代替人称代词

    的时候，或者在写书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旁注。小括号是研究助理用来表述旁注的，这些是在做

    实地笔录的当下加上去的。

    [6] 比如，在一次拼写测验中，一个三年级孩子造了一个句子，在句子里他说他想杀死他的老

    师。这件事非同寻常，也在楼道里激起了很多议论。

    [7] 在1990年的普查中，与下里士满地区的7.5万美元相比，斯旺的平均房价为16.05万美元。比

    起很多市区的房价来，这个地理位置的房价并不高，到现在为止也是如此。

    [8] 有组织的活动中志愿服务的家长也有类似的抱怨。一位管理当地童子军的父亲就因为有很多

    家长都“把孩子撂下然后就去忙自己的差事”而感到沮丧。[9] 在学校生活上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与斯旺小学不同，下里士满小学更强调秩序和控制孩子

    的行为。例如，在下里士满小学，老师要讲很多话才能让孩子们整齐地排好一队，而在斯旺小

    学则不需要。(在下里士满小学，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别排成两队，斯旺小学的男女生则一起只

    排一队。)下里士满小学的执勤老师在操场上嚷的次数比斯旺小学的多。下里士满小学的打架

    斗殴行为也更多。然而，这些日常惯行上的差别却不能淹没老师们力行的文化技能库中的重

    点，也不能淹没他们所设想的对孩子来说最恰当的文化技能。在这方面，以及通过自己的个人

    生活体验，教育工作者们都支持对孩子的天赋进行协作培养，尤其是要发展他们的说理技能。

    [10] 参见Jean Anyon的Ghetto Schooling，和Jonathon Kozol的Savage Inequalities。另见美国教育

    部的The Condition of Educatron，2001。

    [11] 至于这些信念是如何形成、如何传输、如何受到反诘、又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这些都

    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囤。尽管如此，很明显，专业人士的标准是由众多股力量塑造而成的，包括

    教师们受到的职业培训(即，师范类的课程)，从国家教师组织发表的图书和文章中得到的信

    息，从学区的在职培训及其资料中获得的信息，以及从与其他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闲谈中得到的

    信息。

    [12] 特别参见Shirley Brice Heath，Warys with Words。

    [13] 见Joyce Epstein和MavisG Sanders的文章“Connecting Home，School，and Community”，及

    Annette Lareau，Home Advantage。

    [14] 在本书中，除非特别声明，所有的统计数字都取自1993-1995年(通常为1995年)，为数据

    收集时期的统计。William Kornblum，Socrology：The Central Questions，第159页。

    [15] 学者们预测童年时期生活贫困会给今后的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包括身体素质较差，在

    标准化考试中得分较低，学习成绩欠佳，心理健康较差等问题。参见Greg J

    Duncan’JeanneBrooks-Gunn等人，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

    贫困率综述可以参见Rainwater和Smeeding 的文章“Doing Poorly”。

    [16] 参见Greg J Duncan. Jeanne Brooks-Gunn等人，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在1997年

    官方统计的所有孩子中有20%是贫困儿童，贫困白人儿童占16%，黑人儿童占37%；6岁以下的黑人儿童有40%在贫困线以下。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John Schmitt，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998-1999，第281页。

    [17] 例如，在1989-1997年间，全国最顶尖5%的富人其财产增长了9%，而最下层10%的穷人其

    财产则下降了6%。参见Mishel等人，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rca，第264页，另见Michael Hout

    和Cloude S Fischer的文章“ACentury oflnequality”。

    [18] 参见Dalton Conley，Berng Black，Livingm the Red和Melvin Oliver、Thomas Shapiro，Black

    WealthWhit Weahth。

    [19] 1995年的高中辍学率为白人9%，黑人12%，到90年代末白人的比例有轻微的下降，黑人的

    比例则有轻微的提高。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2001，第142页。

    [20] 在1995年，25-29岁的青年人中有28%获得了学士学位；到200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33%。白

    人高中毕业生最终拿到学士学位的人数比例(1995年为31%，2001年为36%)与最终得到学士

    学位的黑人高中毕业生的人数比例(1995年为18%，2001年为21%)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参见

    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1995，第245-249页，The Condrtion ofEducation，2001，第142、150-151页。

    [21] 参见Dalton Conley，Being Black， Living in the Red，及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hon，2001。

    [22] 参见Derek Bok、William G. Brown.The Shape of the River。

    [23] 参见Donald Barlett、JamesB Steele，America：What Went Wrong？以及Ame Kalleberg，BarbaraFReskin和Ken Hudson的文章“Bad Jobs in America1”。

    [24] 例如，高中肄业生的孩子中只有51%的人能正确地用名称辨认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等

    颜色，高中毕业生的孩子中则有78%的人都能正确识别颜色，对家长上过大学的孩子来说是

    92%，对家长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是95%。对于能认识所有26个字母来说，统计数字分别为：

    9%，19%，29%和42%。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ion of Educahon，1995，第182页。

    [25] 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rhtion of Educahon，1995和Entwhistle等人，Children.Schools，and Inequality。父母受教育程度同等的孩子中，白人学生的考试成绩大都高于黑人学生。另外

    也可参见Christopher Jencks和Meredith Philips编纂的文集The Black-Whrte Test Score Gap。

    [26] 1995年，有61%的高中毕业生到大学注册；有27%的高中辍学生注册，父母是高中毕业生的

    注册率为47%，父母是大学毕业生的注册率为88%。参见美国教育部，The Conditron of

    Educarion，2001，第147页。

    [27] 如Paul Kingston所说(私人通信)，家长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级别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对

    等。有很多人都在走下坡路。而且，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

    此，社会阶级地位仍然是预测儿童教育成功事和人生成败的最重要手段。对此论断的详细解说

    见Paul Kingston，The Classless Society和Christopher Jencks等人，Inequality与Who Gets

    Ahead？。

    [28] 因此，Kingston并不否认不平等的存在：“毫无疑问，社会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美国人

    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却在其The Classless Society一书中断言，(在像家庭生活或儿童教养

    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习惯与个人所在经济群体的不同并不相关：“我的主题是，有相同经济地位

    的人群——通常被称作‘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拥有相同的独特而重大的生活经

    历。”(第1页)

    [29] Jan Pakulski和Malcolm Waters，The Death of Class，第4页。

    [30] 这一传统的范例可以参见Paul Willis，Leanring to Labour和Basil Bernstein，Clas，Codes，and Corrtrol。

    [31] 当然，人们通常的确只把自己看成是中产阶级，然而，我并不是要断言人们对阶级的意识

    力十分强大。

    [32] 我使用了布迪厄的很多理论，尤其是他在优势传输方面的论证。虽然有些人批评他的社会

    再生产模式过于宿命化，但是如果仔细研读他的理论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布迪厄在人生轨迹

    的延伸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布迪厄理论模式尤为清晰的描写，可以参见Marlis

    Buchman，The Scrrpt of Life)。尽管如此，我与布迪厄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仍然是有分歧的。如同

    Elliot Weininger在他的文章“Class and Causation in Bourdieu”中指出的，布迪厄对阶级构造的构想是分级渐进的(而不是类析式的)。而且，布迪厄对同一阶级中的派系有深度的兴趣，而在

    这本书里，空间(和取样大小)不允许我对此作出发挥。第三章 协作培养的忙碌节拍：加勒特·塔林格

    (五月的一个星期三，唐·塔林格从单位回来时，已经是大约晚上10：00了。)唐信步走

    到电话旁边，站在月历前，想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当他发现第二天除了“玛丽”[调研人员]之

    外再没有其他安排时，唐[无声地]紧握双拳把两臂放在胸前，做了一个举重运动员庆祝胜利的

    姿势。(他在摆出这个姿势的时候还微微一笑。)

    有一个能得闲的晚上就让塔林格先生如此之高兴，可见他家里的时

    间安排有多么的忙乱。他的这种反映突出了协作培养把大人的空余时间

    控制到了何种程度。唐·塔林格和他太太路易丝都做全职工作，而且还

    要出公差。他们的三个孩子，加勒特(四年级)、斯宾塞(二年级)和

    萨姆(学龄前)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平时的任何一个晚上或是周

    末的任意一天，都会有活动要参加，有时候是一个孩子有活动，有时候

    是两个孩子，有时候是三个孩子都有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常常是在不同

    的时间和这个城市的不同地点。这一家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有组织的

    体育活动。塔林格家的圣诞贺卡上，三个孩子的照片恰好捕捉到他们给

    了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至关重要的地位。照片上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加勒特、斯宾塞和萨姆都穿着自己的足球制服——闪着光泽的蓝白相配

    的短裤和运动衫——每个孩子都把一只脚放在自己的足球上。他们都笑

    得很开怀。

    这一章的焦点是中产阶级的塔林格一家如何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一家忙碌的日程安排并不是很特别的，我们发现这种中产阶级家庭日

    程安排的规律总是再三地重复出现，虽然其中也会有些许的变通，但是

    这一模式却是不变的。

    [1]

    塔林格家以及与他们家境相似的家庭都坚守

    着自己教养孩子的方法，即要把每个孩子都当做不同的个体来发展教

    育，这一教育法则有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在全家同乐的时间上和整个家庭

    的需求上作出牺牲。中产阶级的家长通过鼓励孩子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在足球、棒球和钢琴课上，给予了孩子在学校教育中无法取得的东西。

    这些热衷体育运动的年轻人和崭露头角的音乐家们，得到了很多能帮助

    他们日后在公共机构界游刃有余的技巧和素质。他们学会了把自己看做

    是很特别的个体，有权利从大人那里得到某些服务。他们还得到了一套

    很宝贵的白领工作技能，包括如何按轻重缓急安排日程、如何安排旅行

    路线、如何与陌生人握手，以及如何在团队中运转劳作。然而，与此同

    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相比，我们所观察的这些中产阶级孩子对他们的兄弟姐妹都更倾向于竞争和敌对，而且他们和自己家族中的

    亲戚之间也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孩子参加的活动

    越多，他们和自己家里人面对面互动的机会就越少。在塔林格家，除了

    一起吃饭以外(而这也只是一天一次)，家长和孩子们都很少同时待在

    一个房间里。由于塔林格夫妇都工作，为了能把三个孩子送到不同的活

    动地点，他们需要分担运送孩子的责任。他们俩更有可能是每个人分别

    开车送一个(或两个)孩子去参加一项活动，而不是全家一起去观看某

    个孩子的训练或比赛。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孩子们大都并不和父母在

    一起。他们都在足球场或篮球场上奔跑，而对塔林格家的孩子来说，他

    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更是加大了三兄弟间的距离。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

    队里踢过球。

    塔林格家的房子是一座40年前建造的白色二层小楼，有四间卧室和

    三个卫生间(译者按：和很多中国亚洲人不同，很多中产阶级的美国

    人认为购买有一定历史背景的房子能体现出房主的品位)。房子坐落在

    东北部某主要城市的市郊，在一条死胡同的底部，环境十分幽静(译者

    按：美国人认为死胡同底部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个位置的房价也偏

    高)。周围的房子都保养得很好，其中很多座都价值25万美元。房子里

    有一扇面向街道的大型落地窗，窗外是一片宽阔的绿色草坪。前院中间

    有一棵大树，树的一根枝干上用白色的粗绳子吊着一个秋千。在通向车

    库的沥青车道附近有两根杆子，一根撑起一个篮球筐，另一根则支起一

    个饰有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会标的小黑板。在这两根杆子的正后方，伸展

    着一张2.1米长的黑色细孔拦网，以防没有投准的球掉到邻居家的灌木

    丛里。一扇木门通向由篱笆隔开的很大的后院和游泳池。总而言之，这

    是一座很典型的市郊寓所。

    房子里面有硬木的地板、贴了墙纸的房间和各种各样的宠物(一条

    名叫法利的狗、一只名叫伊凡的乌龟和各种颜色的金鱼)。客厅里铺有

    厚厚的地毯，上面放着一架小型钢琴，还有与钢琴颜色很搭配的家具

    (包括古香古色的桌子和一张凹背扶手靠椅)。但是，最热闹的地方应

    该要数厨房、私室(电视机的所在地)、或者鸟瞰后院和游泳池并用纱

    窗网罩住的晒台。房子会定时请专人来打扫，但是孩子们也会帮着整理

    床铺、喂宠物、把报纸和铁罐及瓶子都收好放在每周有人来取的资源回

    收桶里。塔林格先生掌管户外的事务，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人打电话

    来修剪草坪。他还掌管清洗游泳池及煤气烤架。当夫人出公差时，他就

    自己一个人管孩子，这也促使他比其他父亲更多参与对孩子的管理和教

    育。

    塔林格夫妇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高尔夫球。他们是某精英私人乡

    间俱乐部的成员并经常去参加活动。他们两个人都40岁了，结婚有十二年。他们自称是“再婚者”，他们相识的时候，各自都曾结过婚又离了婚

    (当时各自都没有孩子)。塔林格女士整洁健康，留着时髦的金色短

    发。她给人一种平静沉着的感觉。

    她经常穿得很时髦，就像那天从单位回来，[她]穿着一件黑白间织的鱼鼓纹羊毛裙，刚好

    齐膝，上身穿着一件樱红色的短款羊毛夹克。她还穿着白色的长筒袜和黑色的高跟鞋。

    塔林格先生高高的个子(刚刚过1.8米)，宽宽的肩膀，头上略带红色

    的金发已经开始有些稀疏。他喜欢穿昂贵的西装去上班，周末的时候则

    喜欢穿高尔夫球衣和长款卡其布短裤。他喜欢说带着冷嘲又透着机敏的

    话，话里还略带几分反语的讥讽。比如说，当别人问他“最近好

    吗？”时，他常常会挂上一丝最轻浅的微笑答道：“极好无比。”

    塔林格夫妇俩拥有同一所常春藤大学的学士学位，他们俩当时都曾

    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现在他们又都是公司的顾问(塔林格先生是做筹款

    的，塔林格女士是做人事的)。他们两个人每年的收入共有17.5万美

    元；直到调研快要结束时，他们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夫妇都有足

    够多的弹性工时来应付孩子的学校活动，但是他们经常会在晚上和周末

    工作。在调研过程中，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出公差。塔林格先生每周有三

    天要在公差途中度过，而且每次下班回来经常都已经是晚上9：30了。

    塔林格女士则尽量避免在外面干通宵。因此，她每月都有四、五天要很

    早就起床(早上4：30)坐飞机到外州去，然后又要在晚饭后才能回

    来。他们安排最小的儿子参加了一个离家有五分钟的全托，两个稍微大

    点的儿子则参加课后辅导班。

    塔林格家的三个儿子中，大儿子加勒特10岁，二儿子斯宾塞7岁，三儿子萨姆4岁。萨姆是一个看起来很结实的金发学前男孩。他一笑起

    来咯咯的，声音尖细。斯宾塞上二年级，是个开朗健谈的孩子。上四年

    级的加勒特是调研的“对象”，他又高又瘦，金色的头发，一脸严肃的表

    情。塔林格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儿子的：

    他很害羞也很安静，你初次和他见面时觉得他不是很外向。但是他有特别强烈的取悦他

    人的欲望，所以他特别听话。然而他又十分好强。他喜欢赢，但是他又很好管。

    和总是说个不停的斯宾塞不同，加勒特讲话多少是有选择性的。他能自

    己一声不响地玩球，也能在看电视时不对广告或节目作任何评论。但

    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家长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活泼多了。他会编

    出一些用来解闷的小游戏。比如说，有一天晚上8：00左右，在一场棒

    球赛后，他一边等玉米面豆卷一边对着镜子向自己做鬼脸。他还好几次

    屏住呼吸，看自己能坚持多久。他的脸憋得通红，可是家里其他人却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评论。

    在观察和面谈中我们发现，加勒特既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又

    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在一次家长会上，加勒特的老师说他“成绩和能

    力都不错，正好相当”。在人际互动方面，他泰然自若又成熟老到。与

    成年人会面时，他会直视着他们的眼睛和他们握手，而且通常都显得十

    分自如。作为一个运动员，他技艺精湛，就像这则现场记录所展现的他

    在州际精英队练足球时的表现：

    这些小男孩现在分成了两队，他们开始混战起来。加勒特防守得很严，任何人都别想从

    他前面过去。冷静地攻击是他的球风。他看起来并不会去威胁或是去压倒其他队员，然而他

    的形象却映射出一种至高的控制力。

    加勒特和他父母一样喜欢运动。他卧室的衣橱里塞满了各种奖杯，尤其

    是足球奖杯。他还有很多从球队交流活动中得来的足球袖章。在学校

    里，加勒特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大家都认为他是班里最棒的运动健将。

    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和其他的男孩子(有时候也有个别的女孩子)一起

    拿着足球冲到草地上，相互传踢，一直到课间休息结束为止。

    加勒特的朋友们都是白人，他所接触到的其他人也都是白人，不管

    是在家里、在学校、或是在运动场上。来家里看小孩的十几岁的少年都

    是白人，定期来割草的工人也是白人。加勒特所在学校的两个四年级班

    里，有三名黑人学生和一名亚裔学生；该校全体学生中90%都是白人。

    加勒特的钢琴教师是白人，参加钢琴汇演的所有孩子都是白人。他的游

    泳队里所有人都是白人。实际上，陪同塔林格一家去乡间俱乐部(练游

    泳)的调研人员在游泳池边上只看到了白人孩子、白人家长和白人俱乐

    部职员(除了一名黑人游泳教练)。加勒特的全白人游泳队有时候会和

    有黑人孩子的队进行比赛。

    组织日常生活：发展加勒特的能力

    在塔林格一家人中，大儿子的日程安排决定了全家的步调。塔林格

    夫妇常常只有很有限的时间奔波于工作和孩子的活动之间。他们匆匆忙

    忙赶回家，风风火火地察看一遍信件，准备餐点，换下工作时穿的套

    装，确保孩子穿好符合活动要求的着装并带齐用具，找到车钥匙，把狗

    放到外面，把孩子和活动器具装到车里，锁上门，然后匆匆开走。除了

    一些小的变动之外，这一生活模式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加勒特的活动最

    多。因此，他的活动也就决定了家长什么时候必须要在什么地点，同时也决定了包括萨姆在内的每个人什么时候吃什么样的饭，甚至决定了一

    家人如何制定度假计划。

    就像表2(见下页)中加勒特五月份的活动安排所示，加勒特要参

    加棒球、森林足球队(一个私人足球俱乐部)、州际足球(一个明星精

    英队，由从各个足球俱乐部挑选出的男孩子组成)、游泳队的训练、钢

    琴课和萨克斯管练习。只有萨克斯管课在学校进行，其他所有活动都是

    校外活动，加勒特的父母需要在他同意后帮他报名。表中并未包括斯宾

    塞的活动，也未反映出家长自己的事务。5月23日的这一周，当加勒特

    有他一贯参加的棒球、足球和游泳队活动时，塔林格先生自己还在周一

    晚上会为一场比赛作裁判，而且斯宾塞在周二也有棒球赛、还有周四的

    俱乐部童子军会。周末的时候，全家开车四个小时去参加一场外州的足

    球比赛。他们要出去三整天：周五、周六和周日，然后在周一早上才能

    回来。加勒特周二有游泳队的训练、足球预选赛，还有州际足球训练。

    周三有游泳队训练(他能自己骑自行车去)，还有棒球比赛。周四，在

    加勒特有游泳训练和森林足

    球的同时，斯宾塞下午5：45有棒球比赛。而后，周六的时候斯宾塞还

    有一场棒球比赛(在早上9：15)，加勒特有两场足球比赛，一场在早

    上10：15，另一场在下午3：00。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

    都只围着体育活动打转——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像塔林格家这

    样忙碌。尽管如此，本项调研中的很多中产阶级孩子都有同样忙乱繁多

    的活动。中产阶级孩子还比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活动

    (见表C4，附录三)。参加活动的种类有一定的性别差异，男孩子比女

    孩子有更多的体育活动(见表C5、C6，附录三)。

    塔林格夫妇在五月份都要到外州出差。在5月9日的这个星期里，塔

    林格先生被安排到西海岸去办事，乘早班飞机回来。他的飞机定在周三

    的午夜，周四早上到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还要去上班。当晚，他带

    加勒特去参加足球训练。5月23日这周，塔林格女士周二在外面过夜，周三晚上10：00前一点点才到家。第二天是5月26日，塔林格女士要赶

    早上6：30的飞机到外州去，晚上8：00回到家里。后面的一个星期塔林

    格女士还要如此，周三出差，周四很晚才到家，第二天又要到外州去。

    光是这些活动的数量就足以增加各个活动之间发生撞车和时间冲突

    的几率。因此，所有的活动——包括萨姆要外出——都必须事先预定：

    路易丝取回信件。她站在门廊上喊着：“萨姆，这个是你的!”她打开信封，萨姆急忙跑

    到她身边。她把卡片(一张生日派对的邀请卡)交给萨姆，萨姆看到邀请卡正面那个像恐龙

    的动物，高兴地笑了。

    4岁的萨姆已经知道家里的行事历有多么重要了。他知道如果他的两个

    哥哥有活动，那他就有可能无法接受这个生日派对的邀请了：

    [路易丝]说：“我知道我们11号得去一个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早上在家，你就能去这个派

    对。”……路易丝走到行事历前，翻到六月份，看了一下。萨姆脸上略带着一丝忧虑，充满期

    待地问：“我能去吗？”路易丝说：“你运气不错啊，我们那天早上在家。”

    可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姆比他的两个哥哥有更多的自治权，萨

    姆的生活更少被提前定好的不连贯的活动所占据。加勒特和斯宾塞都没

    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归自己组织定义。预定好的活动在他们生活中占

    有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于他们用自己参加的活动来确定那一天是星期

    几(包括晚上的时间)。加勒特和斯宾塞还把(像足球、训练、游泳和

    钢琴这样的活动)时间分成活动前、活动中或活动后。而且，和我们观

    察的其他中产阶级孩子一样，他们两个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仅仅是在等待

    下一个活动的到来。他们所参加的大多数活动——包括上学——都需要

    由大人来车接车送，其中大部分活动的起止时间也都是由大人安排的。

    像加勒特参加的棒球赛等体育活动都是由成年人组织安排的，像我们看到的工人阶级和穷人孩子玩的那种由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自发形成的垒球

    或棒球游戏在加勒特的生活中极其少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当然了，也不是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由成年人决定的。塔林格家

    的孩子有时也会乘校车回家，给自己找点零食，然后在父母回家前看上

    半小时电视，所有这些都不是在家长看护下做的。加勒特、斯宾塞和萨

    姆也会在外面自由玩耍。在预先安排好的活动之前和之后的时间里，他

    们三个经常在院子里(用一个网球拍)玩棒球，或者骑自行车。有时

    候，他们的父母也会到后院加入他们的游戏中。但是，塔林格家的孩子

    却不会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整天在外面玩。塔林格一家的左邻右舍本就

    没有多少小孩子，而且也没有与这些男孩年龄相仿的其他男孩子。有时

    候，也会有小朋友骑车来找他们玩，但是，想互相找着玩的孩子通常都

    会由父母开车送到“玩伴约会”的地点。

    塔林格一家既喜欢运动类的游戏又喜欢言语机智的问答游戏(类似

    脑筋急转弯)。有一天晚上吃饭前，孩子们就玩起了猜谜语，还把调研

    人员也弄了进来。

    斯宾塞一边笑着一边缠着我，和我猜了一连串的谜语。他先问我：“玛丽，如果一只公鸡

    在鸡篷的顶上下了一个蛋，你说，这个蛋会从哪边掉下来？”我笑着想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假

    装怀疑的口气说：“嗯，让我想想，我觉得公鸡不会下蛋啊。”

    一家人还会边吃饭边讲笑话。一次斯宾塞提醒他妈妈在参观美术馆的回

    执表上签字。加勒特为了显示自己有知识，考验了一下斯宾塞到底对凡

    ·高了解多少。而这又给了塔林格先生一个灵感，来插入他自己的机智

    应答：

    加勒特考斯宾塞说：“你知道凡·高做了什么(不一般的)事情吗？”斯宾塞说：“我知道，他把自己的耳朵割了下来，还把它寄给了一个朋友。”唐低声地咯咯笑了几下，说：“所以你

    可以说，他传送了‘耳听邮件’!”每个人都被他的双关语逗笑了。(译者按：“耳听电邮”是一

    种苹果电脑专用的用手机查电邮的共享软件，使用苹果电脑而不是微软公司的电脑是欧美有

    钱人的特点。)

    塔林格女士也喜欢和孩子们玩，正如下面这个实例中所表现出来的：

    加勒特在自己的卧室里和妈妈站得很近，互相对视着，胡乱搞笑。他双眼直视着她，然

    后举起双手，和他妈妈掌心相对。路易丝很配合地陪他玩，没有推开他。他们玩了三次，一

    边玩一边笑。

    这个游戏进而演变成了一个“坚持瞪眼”的游戏：

    [加勒特]说：“瞪着我。坚持瞪下去？看谁先眨眼？”她说：“好吧。”他们站在那里，双手相对，使劲儿瞪着对方。路易丝先眨了眼并把目光移开了；他们俩都笑了。他说：“还想玩

    吗？”她就又和他玩。他们大约相持对视了十五秒钟，然后她又把目光移开了。他安静地笑

    了，但是很开心很满足，她也笑了。

    恬静的时光也是会出现的。比如一个早晨，加勒特还很困没有完全

    醒来，他在通往父母卧室的走廊上用胳膊环抱着他爸爸，紧贴着他站

    着。身着蓝白双色浴衣的塔林格先生也把胳膊搭在儿子的肩膀上。他们

    俩就这样安宁地相拥着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然而，一家人之间自由玩耍和恬静的瞬间通常都是很有限很次要

    的。有组织的活动仍然是塔林格家孩子生活的中心。这些活动深入到了

    家庭生活的核心。钢琴、足球、棒球和篮球成了家庭成员谈话的焦点，孩子们和父母、和前来做客的成年人以及亲友都会谈论这些话题。对于

    像加勒特这样天性并不健谈的孩子来说，与有组织的活动相关的交流可

    能会很简短。比如说，州际足球队的第一次训练之后，塔林格先生和加

    勒特在回家途中在车里“讨论”了有关新赛季的情况：

    唐：那个，莫尼教练怎么样？好吗？

    加勒特：挺好的。

    唐：他和你们谈过(球技)吗？还是他只是给你们操练？

    加勒特：只是操练。

    唐：他说过有关决定位置的事情吗？

    加勒特：没有。

    除了塔林格先生问的那个没有团队精神的“贪功小猪”是谁之外，这次在

    回家路上的交流总共十五分钟，全都是由典型的父子一问一答组成的。

    加勒特能够和他的父母以热诚亲密的方式交流，但是这样的对话并

    不经常出现。更多的都是像上面描述的和塔林格先生之间的对话那样，或是像下面描述的和塔林格女士的对话那样。这里请注意，虽然加勒特

    和妈妈之间的感情联系显然很好，但是他们所谈论的话题却是和加勒特

    参加的活动有关。

    (路易丝坐在加勒特的床边，她把手放在他的胸前。那天晚上斯宾塞为了给调研人员腾

    出一间卧室，就来他哥哥的房间里过夜。屋里熄了灯，很黑，只有走廊里的灯光隐隐照进

    来。路易丝和加勒特正在讨论当晚早些时候加勒特在春季音乐会上表演的歌曲。)

    妈妈：啊，你知道吗？我把“从远方”(From a Distance)和你今晚唱的“从我的角

    度”(From Where I Stand)给弄混了。我以为你唱的是贝特·米德勒(Better Midler)的“从远

    方”呢。

    加勒特：“从远方”是怎么唱的？

    妈妈(开始唱)：从远方——(忽然停下来，笑了一笑，又开始唱然后又停了下来，记

    不起来了)——我记不起来了。你知道你妈记性不好!

    斯宾塞(取笑地)：从远方，太遥远了，我记不起来歌词了。

    妈妈：这歌儿很好听的呢。

    协作培养：为爱孩子而加倍付出的努力

    孩子们参加的各种活动给父母带来了十分繁重的工作。家长为孩子

    们填报名表、开支票、安排与其他家庭合用汽车接送孩子、洗制服、开

    车送孩子去参加活动，还要做点心和饮料给孩子们吃喝。在塔林格家，这些任务都依哪个孩子要做什么而定，常常总是双倍的。单是帮助孩子

    准备好去参加活动——拿好所有的器具、把孩子组织好、往车上装东西

    ——就够令人疲惫的。

    对于成年人来说，除了要花力气准备之外，还要花力气看孩子们的

    活动。五月的一天，塔林格先生头天半夜才出差回来，眼睛熬得红红

    的，转天的早上一直在工作，下午才眯了两小时觉。当晚天寒料峭，他

    又带孩子去练足球了。在训练中，塔林格先生起身出去不看了。他解释

    说，要到旁边的小卖部去买一杯咖啡：

    晚上7：05的时候，唐说他要去买杯咖啡喝。他问汤姆(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否要他给

    捎一杯。汤姆摇了摇头。唐问我想不想要。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和他一起去(主要是因为我太

    冷了)。在去小卖部的路上，唐说：“我并不是真的想喝咖啡。我只是觉得太没劲了。以前他

    的每次训练每次比赛我都去看，但是现在他参加得太多了，我也并不是每次都全看下去。可

    是这是他的第一次训练。”

    塔林格先生特别渴望训练早点结束：

    我们回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休息。唐说：“结束了？我们不会这么幸运吧？”

    孩子们参加的众多活动能让家长的耐心及时间都丧失殆尽。例如，在暑假刚刚开始的一个六月的下午，塔林格先生下班回来，要带加勒特

    去参加足球比赛。加勒特还没有准备好，而他那种懒洋洋不想好好准备

    的样子也让他爸爸很是心烦：

    唐说：“把你的东西准备好——你得去参加足球比赛了!”加勒特穿着白色的短护腿和长

    长的绿色球衣进入私室里，他是16号。他坐在和电视机斜对角的扶手椅上，慵懒无力地看着

    世界杯。他慢慢地心不在焉地穿上护胫，再穿上长袜。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视屏幕。唐走

    了进来：“快去拿你的其他东西。”加勒特说他找不到短裤了。唐说：“你是不是放在抽屉里

    了？”加勒特点了点头……他起身去找短裤，几分钟后却又回到了私室。我问他：“找到了

    吗？”加勒特摇摇头。唐在家里的其他地方翻找着，然后又走了进来，对加勒特说：“哎，加

    勒特，你是不是也该穿上鞋子了呢？”(唐离开了一下又很快回来了)：“加勒特，我们必须

    得走了!我们迟到了!”他的口气简短而唐突。接着他走了进来看到加勒特正坐在那里，就一

    言不发地把那条绿色光面短裤抛到了他的大腿上。

    类似这种忙乱翻找一条绿色光面短裤的事情在塔林格家是很常见

    的。最典型的解决办法就是家长最终找到了不见的东西，同时还要催促

    孩子加快动作。比起今天狂乱的时间安排来，明天的日程压力只高不

    低，这一点同样是事实：

    唐(描述他们星期六的安排)：明天真会忙疯的。我们有一场足球比赛，然后有一场棒

    球比赛，然后还有一场足球比赛。

    每隔几天，塔林格一家的活动日程就会出现冲突，这样一来也就更是加

    重了他们为协作培养而不懈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比如，加勒特一人参加

    了好几个足球队——“最好”的巡游赛队即私人森林足球俱乐部，镇区足

    球队，以及州际足球队。5月22日星期天，加勒特和他在足球队里的一

    个小朋友坐在车里等着家长送他们到州际足球队参加第一次训练。塔林

    特先生和小朋友的爸爸(比尔)则在讨论一次近在咫尺的时间冲突：

    唐又说：“我发现足球训练和预选之间有冲突。”比尔说：“州际的那个看起来更紧迫，因

    为他们还没有太多的机会一起合作过。”唐说：“是呀，可是如果不去参加预选的话，就不能

    加入那个队了。”比尔说：“可不是嘛。我得[和预选的教练]谈谈这事。”他停顿了一下，转身

    走下台阶，然后又回过头说：“也许(戏谑地眨了一下眼)我们能被特免呢。”他哈哈笑了起

    来，唐也笑了。

    有时候，塔林格夫妇通过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来解决潜在的时间冲

    突。但是，他们显然很不情愿进行这样的调整，正像塔林格先生所

    说：“足球总是有种傲慢的感觉。我是说，他们就认定你会有时间，你

    能随时放下工作，把孩子拖到球场上去比赛。可是如果你的工作是计工

    时的，那怎么办呢？”另一些时候，加勒特为了参加一个活动就必须放

    弃另一个。比如说，学校音乐会的那天晚上，他只去参加了游泳训练，而没有能够参加足球比赛。父亲节的那天，加勒特不能到乡村俱乐部去

    参加父子特别高尔夫联赛，因为——他解释说——那天“我有两场足球

    比赛和一场棒球赛”。斯宾塞倒是参加了父子高尔父球赛。所以，就连

    像父亲节这样特别的日子，一家人也要分头行动。

    在像塔林格这样的家庭里，知道活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

    不能减少这些冲突给他们带来的紧张和受挫感。最后一刻的变动有时会

    使全家日程的综合结构功亏一篑，无论这些变动是和孩子的活动时间有

    关，还是和学期起始日期的调整有关，或是和塔林格夫妇各自(或二

    人)仓促既定的工作会议有关。比如，5月18日星期三这天，加勒特得

    到通知说，州际足球比赛定在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星期天。当时父母都不

    在家，一个高中生正在他家看着他们。塔林格先生下班回到家中已是晚上9：30，塔林格女士十分钟后才到家，并开始准备送看孩子的高中生

    回家。当时他们都站在厨房里，塔林格先生把足球赛的时间告诉了他夫

    人：

    唐对路易丝说：“他22号有场比赛。“他把足球时间表拿给她看。路易丝说：“这个可没有

    写在我们的日程安排上。”唐听起来一副很烦的样子，说：“我知道，球赛时间变了。”路易丝

    走到厨房的综合时间表前，那个综合时间表就挂在电话旁边的墙上。她说：“新时间是在几

    点？”唐没有再去看那张纸，只是应了一句：“4：00。”路易丝说：“那他可以去。”我从来没有

    听到唐如此沮丧烦闷过，他对看孩子的高中生说：“他在同一天有两场足球赛，一场棒球赛，还有一个毕业派对。”路易丝(看着活动地点)说：“离得都太远了啊。”

    像这样的时间冲突加剧了家长所承担的“无形的劳作”，他们要照顾

    孩子的饮食，收拾房间，还要协调时间表上各种不同事务的最后期限。

    随着职业女性人数的不断增长，家长尤其是母亲身上的强大压力也日趋

    增加。阿利·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已经将这一现象用术语“第

    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来表示。她和其他学者还指出，虽然现在男

    性为家庭和子女所做的贡献有所增加，但是他们仍然把自己的力量集中

    在户外劳作上(例如，割草、刷漆或是修房子)。塔林格先生是一位很

    有参与精神的父亲，他经常和孩子们在外面玩球。但是，和很多家庭一

    样，当塔林格女士在家的时候，她在做饭、穿衣和协调孩子生活等方面

    都起着主导作用。塔林格先生只是她的帮手。

    另一方面，女性在家里做的事情仍然是在室内而且主要是有时间期

    限的(例如，做饭、帮孩子准备好到幼儿园或学校去、哄孩子上床睡

    觉)。虽然研究人员已经记载了“无形家庭劳作”的很多方面，但是现有

    的论文并没有去调查孩子的活动是如何影响那些做“第二轮班”的家长

    的。和孩子的饮食起居不同，孩子参加的有组织的活动通常有严格的起

    始时间。家长们得按时去接送孩子。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孩子的安全着

    想，家长也都会尽量遵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活动刚一结束，家长们在一两分钟之内就都到了。定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这些随

    意制定的最后期限，让人在感情上和身体上都可能会吃不消。

    塔林格夫妇对家庭生活步调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比如说，有天下

    午5：40的时候，塔林格先生从外面匆忙地开进了车道。他从车上跳下

    来，从身上搜出钥匙，他打开房子的前门，然后几乎马上就严厉地告诉

    孩子们他们应该去做作业。塔林格女士6：00左右到家，她看起来比她

    丈夫要放松得多。即使她的压力显然很大，在孩子们向她提出很多问题

    或是在看到最终期限降临的时候，塔林格女士和孩子们独处的时候也不

    像塔林格先生那样紧张。

    而且，家庭生活中的压力在塔林格夫妇身上并不是平均分担的。虽

    然塔林格先生很积极地参与孩子的生活，但是他每周都要出两到三天的公差。塔林格女士做全职的时候，她也还是要在家务方面承担更主导的

    角色，像看管孩子、给孩子做饭、帮孩子打理日常事务等工作她都要

    做。尽管如此，塔林格先生仍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父亲，他会在塔林

    格女士出差的时候积极地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当家庭利益面临冲突时，也是塔林格女士在自己的事业上作出调

    整。在调研快要结束的时候，塔林格女士决定辞职。她要在离家近的地

    方找份工作，这样她就可以为了孩子经常在家“坚守阵地”了。最终她选

    择了做一家极少有出差要求的非营利性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她把这个

    决定描述成“把我的事业暂时搁置起来”。

    虽然如此，在家务的某些方面，塔林格先生比起其他中产阶级的父

    亲为家里作的贡献来还是要多得多。当他夫人早上开会或是出差的时

    候，他总会很胜任地把孩子打理好送上学校。有天早上塔林格女士很早

    就要去上班，他就留在了家里送孩子上学并参加了“和爸爸一起吃多纳

    圈”的活动，而这个多纳圈活动就是由家教联会组织的。现在孩子们正

    在地下室玩呢。他们把枕垫塞在衣服里，让自己看上去更像冰球的守门

    员：

    突然，[唐]从楼上半带愤怒地往楼下喊了一嗓子，“斯宾塞——你喂伊凡和法利了吗？加

    勒特，你喂鱼了吗？”斯宾塞说：“我喂伊凡了。”两个孩子都快速地向楼梯跑去，他们上楼的

    时候胸前还塞着枕垫。他们正往上走的时候，[唐]往下喊道：“给法利喂点食。还有加勒特

    ——喂鱼。”我跟着他们上了楼。加勒特到私室去喂鱼了。

    喂好鱼后，加勒特走进了厨房(那个鼓鼓的枕垫还塞在他的衣服里)，站在桌子旁边。他爸爸在整理文件，全新的音响系统正在大声地播放

    着。塔林格先生(并不理会那个塞在儿子胸前的枕垫)开始很严肃地提

    醒加勒特：

    [唐]说：“你要坐校车去上学，对吧？”加勒特说：“是呀。”“……校车什么时候来？……

    你有家门钥匙吗？”加勒特一边点头一边检查书包，看自已有没有带钥匙。[唐]点点头，说：“别误了车。”

    在这一次互动中，塔林格先生在设法提醒孩子们完成各种任务时看上去

    很匆忙也很不耐烦。萨姆和斯宾塞一边在前门等爸爸开车带他们去学

    校，一边抱怨个没完没了。他们的爸爸穿过走廊，停下来斥责萨姆。他

    命令道：“萨姆!住口!”

    在我们所观察的其他家庭中，在照顾孩子方面，那些父亲们都没有

    塔林格先生这样在行，也没有他这么高的参与程度。但是，就连他自己

    也不认为他在家里照顾孩子有他在单位的工作那么繁重。当父母二人都

    在家的时候，大多数家务就都由塔林格女士承担了。钢琴汇演那天，是她找到并熨好了孩子们的裤子，是她安排好了汇演所需的小吃(草莓和

    栗子松饼)。是她给孩子们的老师买了圣诞及年末礼物，又是她给老师

    们写了贺词，感谢老师们在一年当中所付出的努力。重要的是，这种性

    别分工的模式符合孩子和学校教职人员的期望：学校要求母亲而不是父

    亲在回执许可上签字并帮助孩子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

    一个受到悉心培养的童年：加勒特的视角

    加勒特并不是一个特别外露的孩子，但是显然他很喜欢自己参加的

    各种活动，尤其是和体育运动有关的活动。他认为，没有这些活动，他

    的生活将会很“没劲”。和下一章中的工人阶级男孩泰雷克·泰勒不同，加勒特不会为要去训练或比赛而抱怨。如果他不得不错过一场比赛的

    话，他看起来显得十分失望。在一次面谈中，加勒特汇报说，他尤其喜

    欢竞技比赛。比如，像篮球，他说他喜欢“防守……把其他球员推来撞

    去”。森林足球巡游队和州际足球队在他心里排名很高，因为这两个队

    的队员技术好，“球场更大，得分更高”。相比之下，体育课的足球“踢

    一会儿就变得很没劲了”。当调研人员问他是否会感到很累的时候，加

    勒特承认说，当他一天里有两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还有三个其他活动

    的时候，的确会“很累”，但是跟着他就说道：“其实也并不是很多

    啦。”接着他想了一下，又改口道：“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但是对我爸

    来说可能就比较累了，[因为]他得带我到处跑，还得在大热天里看我比

    赛……他得接我又得送我。”

    对于不同寻常的足球活动，像到外州去参加联赛，加勒特总是热切

    地期待着。在周末旅行前的那个星期三晚上，他上床钻进被子里，他的

    妈妈正和他道晚安，加勒特兴奋地说：“还有两天我们就走了!”同样

    的，加勒特在得到那套装饰着“精选”字样的州际足球队球衣时也十分兴

    奋。训练结束后，他和爸爸一坐到车里，他就马上开始研究起自己的新

    球衣。

    唐和加勒特系上了安全带。加勒特马上打开口袋看里面的东西。他把一件上面印有“精

    选”字样的绿色尼龙球衣拿了出来。加勒特说：“我想我会穿这件(去比赛)的。”唐说：“这

    就是比赛时候穿的。“加勒特看起来特别喜欢这件夹克。然后他又往袋子(一个棕色的纸袋

    子)里面看了看，说里面还有两件短裤、一条裤子(其实是一条亮绿色的短裤)和两双袜

    子。加勒特大声地列举着袋子里的每一样物品，听起来特别兴奋。

    一回到家，他就马上把这套球衣给妈妈和兄弟们看。像这样明显地表达他对所参加活动的喜爱与热衷是真诚的，但对加勒特来说又是有选

    择性的。比如说，虽然加勒特进入了明星棒球队，但他却说：“我并不

    [像]发现自己入选了州际和森林巡回赛队那么兴奋。”但是他又解释

    说：“棒球就像是我的第四种运动”，排在两个足球队和篮球之后。加勒

    特参加的活动太多了，所以每个活动本身反而显得不怎么重要。例如，他在学校的春季音乐会上表演萨克斯管三重奏，但是这个活动对他来讲

    却了无趣味。而在我们所观察的工人阶级家庭中，像音乐会这样的学校

    活动能让他们谈论好久又好不期待。同样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

    子认为值得兴奋的事情——像吃比萨饼、面包店烤的面包、或是和大家

    族中的亲戚开派对——对加勒特来说都没有吸引力。

    有的时候，加勒特也会很疲累很烦躁：

    加勒特心情不好……布赖恩的爸爸晚上8：20开车把他送回家。他进了家门，却没有和任

    何人打招呼。我评论他新理的头发时，他也没有说什么。他看起来很安静，很疏远。整个晚

    上他基本上什么都没说。唐晚上9：30到家。唐进屋[对看孩子的人]说：“嗨，弗兰基。很高兴

    见到你。”弗兰基站起身来和唐握手。唐然后说：“嗨，加勒特。”加勒特没有回答。唐

    说：“嗨，加勒特。”加勒特看了唐一眼说：“嗨。”唐问：“加勒特，你还好吗？”加勒特回答

    道：“还行。”唐转身进了厨房。

    我们观察到其他中产阶级的孩子也有同样疲累的时候。亚历山大·威廉

    斯，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男孩，也在从课后辅导班到周五晚间唱诗班的路

    上显得很疲倦；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个名叫斯泰西·马歇尔的中产阶

    级黑人女孩在电吹风的下面睡着了。而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

    中，我们却没有看到类似的现象。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大人们评

    论说这些小孩子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一个受到悉心培养的童年：斯宾塞和萨姆的视角

    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是以每一个孩子的活动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生活的方式塑造了所有家庭成员的经历，包括并没有参与某项

    具体活动的兄弟姐妹的安排。斯宾塞和萨姆——尤其是萨姆——要花很

    长的空闲时间辗转在去加勒特的活动的路上，还要在一旁看着这些活动

    (或者只是在那里等着活动结束)。萨姆的很多个下午都是跟着他两个

    哥哥的日程安排团团转。他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待上一小会儿，就要坐车

    由家长带着去看加勒特的某一个活动。一旦到了活动现场，他通常会到

    处闲逛，向大人要零食，然后等着比赛或者训练结束。不足为奇，在活

    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他的兴趣和耐心就都已被消磨殆尽。萨姆每周抱怨哭闹四五次是常有的事(这种行为在他饿了或是累了时会变得更

    加突出)。

    然而，就像他妈妈所说的那样，有时候他的烦躁会升级到一种让

    他“崩溃”的程度。他会大声嚎哭而且经常打断别人，如果他不喜欢周围

    发生的事情，他有时候还会乱蹬乱踢，又哭又叫。比如，加勒特参加学

    校音乐会的那天晚上，萨姆才过了半个小时就坐不住了。一开始他通过

    拒绝安静地坐着来考验他妈妈的耐心；然后他又伸长双腿把脚放在前排

    椅子的靠背上，差点就踢到前面的人：

    他妈妈一把抓住他胳膊的前段(看起来很生气)说：“注意你的脚——你差点儿没踢到

    她!坐好了!”他坐了几秒钟然后又开始动脚。她又抓住了他的胳膊低声说：“坐好!”

    每个月萨姆都要“崩溃”几次。塔林格先生会采取比较直接的方法，告诉

    萨姆“住口”。塔林格女士则通常会对萨姆的爆发采取温和忍让的态度，她还鼓励萨姆的哥哥们多从萨姆的角度感受一下(但其成功率却是有限

    的)。

    萨姆才4岁，所以除了幼儿园之外他没有太多其他活动。而斯宾塞

    则有一个包括钢琴、幼童军和棒球在内的活动日程。尽管如此，他也还

    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作一个不情愿的观众。斯宾塞不像萨姆那样，他不

    会“崩溃”，但是他的确会与父母交流自己的无奈。例如，他爸爸知

    道“他确实为我们都必须去看加勒特的比赛而感到恼火”。实际上，看加

    勒特参加活动是斯宾塞生活的主要部分。在学校组织的和爸爸一起吃多

    纳圈的活动中，斯宾塞领着他父亲到自己的画前看他画了些什么。斯宾

    塞在讲解自己的画时告诉父亲说，画里有一些孩子在操场上训练，站在

    一旁观看的就是他和他的家人。这幅画的题目叫做“观看足球”。塔林格

    先生亲切地用手抚摸着儿子的头，评论说：“我们的确老是在看足球。”

    与观看相对的，当然就是踢球了。在这方面，斯宾塞还是得适应加

    勒特定下的标准。虽然斯宾塞也参加棒球和足球，但与他哥哥相比，他

    看起来对体育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也没有那么有天赋。从他父母的角

    度来看，这个就很成问题。有好几次，塔林格夫妇都(分别)提到过他

    们为斯宾塞对体育运动不怎么感兴趣而担心。

    唐：我们和斯宾塞没少费劲，因为他不喜欢运动。我们觉得他在这方面特别一般。路易

    丝和我都这么想。但是然后我们又问自己：“我们能做点什么？”我主张到外面去玩传球。我

    通常不会想到外面收集蜘蛛或是做斯宾塞喜欢的那些事情。他喜欢自然科学。我一般不会去

    想那些东西。

    调研人员：这可不容易。

    唐：我们在体育运动方面很有天赋。

    调研人员：斯宾塞会和加勒特竞争吗？

    唐：他知道他竞争不过他哥哥。加勒特要强得多。

    斯宾塞好像自己也知道他父母为他没有加勒特那样喜欢运动而担

    心，正如下面这段笔记所示：

    唐(好像刚刚想到这点似的)以一种疑问(但是又很热情)的语气对斯宾塞说：“斯宾

    塞，你想加入游泳队吗？”斯宾塞看起来有点儿紧张，咬了一下嘴唇，回答说：“不想。”小作

    停顿之后他爸爸带着一种接纳的口吻说：“好吧。”(话里也带着一丝失望。)斯宾塞[到厨房]

    去找书包，他爸爸又站到了他身边。斯宾塞说：“我也想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划水。”他

    爸爸说：“那就是他们要教你的啊，他们会教你怎么划水。”

    父子之间的整个互动过程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至少对斯宾塞

    来说，这是很紧张的一分钟。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斯宾塞在体育方面稍见逊色，这也影响到他和加勒特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他会故意去找他哥哥不擅长的东西。比如，一天下午，加勒特和

    一位调研人员正在车道上玩投篮，斯宾塞评论说：

    “加勒特篮球打得不怎么好。真的不怎么好。”加勒特很快反驳斯宾塞说：“噢，是嘛？我

    比你打得好。”斯宾塞不理睬加勒特，他看上去并没有被加勒特的话吓倒。斯宾塞继续

    说：“我是说，他并不擅长篮球。他不是最好的篮球手。”加勒特看起来好像是被斯宾塞的话

    给惹恼了，他镇定地自卫说：“噢，是嘛？因为我打得不好所以才有[X个]反弹球，所以才比

    体育课上任何人都多。”斯宾塞实事求是地声明说：“我是说篮球并不是你最擅长的项目。”

    斯宾塞还会定期炫耀自己作为天才班学生的身份。加勒特虽然已经试考

    过两次了，但他还是没有到达智商为125的分数线(他得了119分)。当

    斯宾塞考入天才班的时候，加勒特特别伤心，泪流满面。对加勒特来

    说，他也会抓住机会突出自己高超的技能。比如，在一次钢琴课上，他

    故意弹起了斯宾塞将要在汇演中弹奏的曲子，而且他知道自己比弟弟弹

    得好，也知道斯宾塞能听到他在弹：

    加勒特：我能弹……

    钢琴老师：别弹了。(加勒特继续弹。)别弹这首曲子。他弹不了这么快，你别给他捣

    乱了。(加勒特继续弹着，还咧着嘴笑着。)你把他的方寸都搅乱了。(加勒特还在弹

    着。)我不想让你再弹了。(加勒特这才停下来。)

    虽然兄弟两个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竞争，但是斯宾塞和加勒特之间的

    关系经常还是很友好的。加勒特也会帮忙的：

    加勒特拿出一个练习本，低头看着上面的一道数学题……斯宾塞说：“加勒特，我不明白

    这道题该怎么做。”加特勒轻声说：“来，我来帮你看看。”这是一道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