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

    作者：肖索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ISBN：9787520132817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

    吴小英

    肖索未的博士学位论文书稿终于行将付梓了，而这距离当年

    她在美国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已经过去了整整九

    年；距离她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进行的长达一年多的田野调查

    ，也已过去了十多年之久。其间她几易其稿，几番打磨，也常困

    窘于无声的发表之碍，然初心不改，可谓十年磨一剑，终于捧出

    今日之作，着实可喜可贺。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手法与

    学术理念上的日臻成熟和独到见解，也不难看出她对于变迁中的

    中国社会与性别、家庭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很荣

    幸能为肖索未的这部著作写序，虽然这非我所长，但作为性别与

    家庭领域的研究者，我想简单谈一下这本书对另类主题的呈现及

    其背后的意涵。

    “包二奶”或者婚外包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中国人甚至西

    方汉学家来说都不陌生，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大家庭的

    神话以及各类三妻四妾的传说故事，从而被视为父权制家庭的习

    俗符号与现代翻版之一；而在当代社会中因它常常出没于富人、明星这些非普通阶层的私生活故事里，又使得人们自然而然视之为权力和资源密集化的象征，所不同的只是由传统公开的制度设

    计变成现代隐秘的市场流行。但将这种以往只能在街谈巷议中隐

    约出现或者作为文学影视作品戏剧冲突之一虚拟呈现的议题，真

    正搬到学术研究的现实公共舞台，至今仍是讳莫如深的事，因为

    它在具有天然的八卦性和隐私性的同时，也与道德、欲望、权力

    、面子等严肃的命题息息相关。这一点从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寻访

    被访者的艰难，到十年来发表相关学术成果时频频遭遇的闪烁其

    词，就可以看出究竟。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最终得以出版，无

    论对于作者还是出版社来说，都是一件值得祝贺与庆幸的事。

    打破包养关系“钱色交易”的解释套路

    如前所述，这个看似古老的议题研究很容易落入一种“新瓶

    装旧酒”的游戏。事实上主流文化，尤其是媒体和网络中，披露

    的对于婚外包养的认知和舆论评判，大多停留于“钱色交易”的层

    次，即简单化地将包养理解为有钱男性打包购买年轻女性长期性

    服务的一种方式，强调的是男女当事者之间基于经济利益和身体

    资源的一种跨阶层交换逻辑。因而对被包养者处境的想象，跳不

    出两种类型：一种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类型，类似书中的广州

    本地姑娘Lucy的故事，通过这种以身相许的方式换取超越本阶层

    的时尚生活，以此维系一定的社会位置并获得虚荣的满足；另一

    种是身处绝境的打工妹受害者类型，类似书中的外地打工妹阿英

    的故事，由于在城市底层遭遇的不利生存处境或者不友好的制度环境而选择进入包养关系。而关于包养者的想象，不外乎将年轻

    漂亮女人作为自己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或者成功的标配，以此获得

    在男人世界中炫耀的资本，因而大众文化对于包养关系的想象甚

    至常常流于“老牛吃嫩草”的画面，早期港台商人在内地的“包二奶”故事也多半迎合了这样的叙事。

    本书的精彩之处，首先就在于打破了这样一种单一预设。书

    中所讲述的“二奶”故事无论从年龄、阶层、情感类型、关系模式

    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主流的想象，给我们呈现了更加丰富、立体

    并源于日常生活逻辑的画面。在人们熟知的那类典型的包养模式

    中，包养双方更像是一种相对长期、稳定的类情人关系，彼此年

    龄悬殊、阶层分明、分工明确，“二奶”在其中扮演着身体管理和

    亲密互动的角色，并满足对方在社交场合中的男性气质塑造。但

    如作者所言，当你发现在城中村还有许多住在没有空调的破房子

    里、长着冻疮给男人洗衣服的“二奶”时，或许你会瞬间有“三观”

    被颠覆的感觉——这些以外来打工妹为主的“二奶”选择这种不时

    得东躲西藏、老是担心“今天不知明天事”的半地下生活，究竟图

    的是什么？在这种“非典型”的包养模式中，包养者有得意的小老

    板，也有失意的工薪阶层男性，甚至不乏漂泊无定的打工者。肖

    索未惊讶地发现，这里呈现的恰恰是中国家庭“正常”夫妻间常见

    的那种男外女内、夫唱妇随、两情相悦搭帮过日子的画风，“二

    奶”在其中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情感的满足或婚姻的替代感。这种模式似乎更接近于后来媒体解读的所

    谓中下阶层的“临时夫妻”或者底层农民工的“临时家庭”。

    无论界定为包养关系还是临时家庭，这些故事提示我们，除

    了归因于社会变迁造成的结构性问题给不同人带来的不同境遇之

    外，还需要进一步检讨这个时代的婚姻本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市场化以来除了女人的物化和男人的购买之外，性别关

    系所呈现出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样态，是否表明家庭和亲密关系的

    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改写或拓展？由于道德和法律上的不

    正当性，婚外包养一向被视为不能见光的非正常生活，“二奶”长

    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秩序和规范的破坏者而为主流社会所不齿，属

    于被污名化的异类人群，不仅在包养关系中常常处于弱势一方，而且在公众舆论或者研究视野中也始终以一个暧昧而缺席的整体

    出现。作为包养关系的当事者一方，“二奶”甚至从未成为引人关

    注的研究对象，而是被掩盖在人们对现代婚姻和家庭的脆弱性的

    唏嘘和骂名之下，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肖索未的研究试图

    突破这样一种道德化的戒律和刻板的工具性解释套路，将受访者

    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考察交织着利益、情感和伦理的个体

    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结构文化之间的勾连”。她认为，从主

    流标准看来不道德的行为，其背后依旧包含着自身的一套伦理逻

    辑以及符合具体社会情境的伦理判断。

    在亲密关系的另类实验中挖掘家庭的真义本书通过不同类型的“二奶”故事的讲述，呈现了她们如何在

    婚外包养这种另类的亲密关系实践中完成了自己的伦理建构。有

    趣的是，一心想要打破传统解释套路的作者，最后发现结果呈现

    的却是另一种套路：肖索未在书中称之为一种“类家庭”的特质。

    也就是说，这些被认为“另类”的亲密关系无论动机、过程或类型

    多么不同，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超出所谓“正常”家庭亲密关系的

    特别之处。相反，作者发现它们恰恰高度遵循着主流婚恋文化的

    性别逻辑：例如，男的通常承担挣面包者角色，女的则担负照料

    者角色；男性的经济供给被建构为一种爱的表达和责任担当，而

    女性在关系中则更被强调和要求“性忠贞”；等等。因此可以说，这些被归入婚外包养的关系模式，由于缺乏合法的制度性保护，恰好提供了观察和检验作为理想家庭模式的纯粹亲密关系的一个

    另类实验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者可以推到更早的阶段，全球范围

    内有关家庭的脆弱性或者危机的讨论就不绝于耳。有人归之于科

    技的进步和网络信息时代的变革，有人归之于第二次人口转换带

    来的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冲击，也有人归之于女权主义的兴起和

    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危机。不管怎样，21世纪以来，风险社会带

    给现代人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并日益渗透在人们对

    于家庭这一古老制度左顾右盼的纠结态度中。尤其对于处在所谓

    “压缩的现代性”中的东亚社会来说，一方面在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家庭已经变得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国家与个体

    对于家庭的依赖感似乎有增无减。在这种状态下，关于现代核心

    家庭的神话在应对变动的社会方面似乎显得力不从心，而游离于

    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个体空举着自主的旗号，却面临着不知将自己

    安顿于何处的无家可归感。近十年来国内家庭研究就是在这种背

    景下大热的，家庭问题甚至时常登上主流公共话题的头条或者动

    辄成为决策者工具篮里一个重新被激活或启用的道具。然而现有

    的家庭研究显然已经有点追不上变幻莫测、丰富多元的家庭实践

    形态，家庭的功能、模式、关系到底发生了何种意义上的变迁，家庭对于一个处在转型社会风险中的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学者们还在为中国社会是否可以判定为一个个体化社会、中

    国城乡是否已经出现个体化家庭而争论不休时，各种各样的家庭

    或者类家庭的形式已在社会各个角落悄然生长，而肖索未关于时

    下“包二奶”现象呈现出的高度“去家庭化”特征和个体欲望导向，已从“另类”关系情境的角度给出了一种答案。它不仅丰富了人们

    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想象，也为进一步反思和挖掘家庭的真义提

    供了新的路径和启示。其中最经典的问题，就是家庭和婚姻中的

    工具性与情感性关系的讨论。

    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就在于它从来不仅是纯粹的私人亲

    密关系模式，而且本身也是道德、宗教、文化、权力等的载体。

    因而家庭的政治性也正体现在它是饱含价值取向的，例如，中产阶级式的、基于个体主义的浪漫爱情为基础的核心家庭理念成为

    主流的家庭意识形态，个体情感被置于几乎正义的位置，而工具

    性的交换逻辑被视为婚姻神圣性的捣乱分子，这也是商业化的性

    或者去情感化的婚姻交换具有天然不正义的原因，以至于作者在

    田野调查中发现，浪漫爱情或者情感话语在包养关系中甚至比在

    合法家庭的夫妻之间更占有核心位置。同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避

    开了“二奶”这个称呼，并努力澄清自己跟“小姐”之间的区别，通

    过强调自己进入包养关系的情感性与“真心”来完成“去污名化”的

    过程。然而本书另一处特别精彩的地方，正在于作者并没有将二

    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通过细致的田野观察和深入的民族志研

    究，指出婚外包养中包含了工具化和情感化两条并行不悖的逻辑

    线索，揭示出工具性与情感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叉与平衡对于稳

    定的包养关系所起到的重要的机制作用。肖索未引进了泽利泽的

    “关系管理”概念作为框架，考察这种亲密关系实践中人们如何在

    金钱与情感、欲望与责任之间协商并划定自己的关系边界和关系

    逻辑。这个框架同样适用于主流所谓“正常”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

    梳理，它模糊了“另类”与“正常”之间的界限，引发人们重新思考

    婚姻制度与亲密关系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困境。

    穿越于日常和专业之间的故事叙述方式

    除了“另类”的议题和“非典型”的解释套路给家庭研究带来的

    启发之外，本书在研究方法以及故事叙述的逻辑上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走进“二奶”这个对普通人来说陌生而又神秘的群体的日常

    生活世界，不仅需要在研究方法和田野资料的收集手段上颇费心

    思，同时也面临着研究伦理上的挑战。在既有的伦理框架下，“

    二奶”们与其他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拥有所谓“正常”生活的人们之间

    被划分成“他们”和“我们”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

    上，肖索未找到了自己进入田野的突破口。她没有像一般调查记

    者那样采用“卧底”的方式接近被研究对象，而是向对方明示自己

    的研究者身份，并努力打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既有界限，让

    自己从身处其中的“局外人”变成某种程度上身处其外的“内部人”。她借助熟人中介的牵线与被访者所在的圈子“混”在一起，利用

    与“二奶”们同属一个年龄段的优势与她们打成一片，积累了难得

    的信任，形成了女孩间独有的沟通方式。由此获得的参与观察和

    感受体验，成为本研究除访谈之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实际上也

    是帮助理解被访者的叙事逻辑或者叙事背后真实意图的一个最好

    的途径。

    与此同时，肖索未尽力对整个研究过程以及与被研究对象之

    间的关系采取一种自省的态度，例如检讨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

    自我悬置”以及“道德疏离”，反省自身的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了对不

    同境况的“二奶”的分类、分析与评判，以及追溯这些结果中所暗

    含的各种成见的来源，等等。这些反省将研究者不断带回到被研

    究者的生活世界，从而更可能从被访者的境遇出发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女性主义方法论中反复强调的反身性原则，同时

    也代表了一种希望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控制或等级关系

    的研究伦理。在这种反身性框架下，作为被访者的“二奶”们走出

    了人们给她们划定的网格，从“他们”的世界走到“我们”的世界，成为我们身边一个个在变迁社会中寻找自我发展空间和安逸生活

    的普通姑娘，与那些在公司打拼的城市白领或者在地下室蜗居的

    “北漂”大学生并无二致。

    在田野资料的处理方面，与社会学中一般的质性研究深描不

    同，作者没有用引号和编码将访谈对话的文本与研究者的叙述分

    割开，或者让被访者的声音嵌入在研究者设定的整体结构中，时

    不时以佐证者的面貌露个头；同时也跟人类学民族志中常见的资

    料铺陈方式不同，并非让故事本身自主地向前流淌，研究者只是

    躲在故事深处静观的内部人。对于作者来说，前者过于强调研究

    者的“自我悬置”，那种结构清晰的“论点主导、材料佐证”的写法

    有可能把研究对象“扁平化”；而后者往往又可能让研究者深陷被

    访者的世界中，导致被故事材料牵着走，难以形成对于研究对象

    和问题的整体把握和独立判断。因此女性主义强调好的研究就要

    让研究者成为“身处其中的局外人”(outsider within)，并让自己

    随时穿越在日常化与专业化之间，这种分寸和定位并不容易拿捏

    ，但是可以通过独特的故事叙述方式来实现。

    肖索未在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这些故事可谓精彩纷呈，“二奶”们在不同的讲述中呈现的爱与满足、欲望与挣扎、焦灼与麻木、得意与无奈等各种情绪，个个都可以成为流行电视剧的脚本。然

    而如何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呈现出一套别有特色的完整叙述，并非易事。作者从伯克利读博期间的导师之一、写出脍炙人口的

    学术畅销书《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 ，1989)的阿莉·霍克希

    尔德(Arlie Hochschild)教授那里得到启发，即不明白告知研究

    者的发现，而是让读者自己从故事中去体会。因而故事不仅仅是

    材料本身，也成为呈现作者观点的主角，这样也可以避免出现研

    究者对田野故事“用力过猛”而过度解读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田

    野中被访者的许多“金句”，成了本书一些重要章节的标题，比如“

    一半被钱感动，一半被人感动”、“今天不知明天事”、“借人家的

    老公用一下”、“女人嘛，总是要找个对自己好的”等。这些说法如

    同穿着彩色外衣的导游，引领着读者步入曲径通幽的“二奶”故事

    景区。与此同时，你也会发现，通往景区的路也就那么几条，尽

    管沿路景色奇特、不乏美丽和感动，但有时容易迷路，因为出口

    只能靠自己去寻找。也就是说，这类以故事为主角的学术著作虽

    然极具可读性和开放性，却对故事的讲述者和倾听者都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或者说，它是故事讲述者寻找同道倾听者的一种方式。

    结合社会学界近些年来有关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不间断争论，可以发现圈内似乎从未摆脱关于本土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焦虑。如今，一方面大数据的冲击波让许多量化

    爱好者找到了新的兴奋点；另一方面口述史、田野民族志等人类

    学和文化、历史研究方法的植入也助力质性研究拓展了新的说服

    技巧。学界从大结构、大事件、大人物转向小人物、小情境和日

    常生活的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讲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流行起来的，尤其对于各种少数人群的“另类”生活或者与私

    领域相关的研究，往往更青睐讲故事的方法，只是苦于每每在效

    度上遭到质疑，好听、动人却不易说服人。当故事成为一本学术

    专著的主角，研究者本身就退居被研究者和故事的身后，这中间

    的关系该如何定位和厘清？还有，由于故事本身散落在每个不同

    被访者千差万别的生活情境中，是否会因此导致以故事叙述为主

    体的著作书写的碎片化和无序化？本书的故事叙述并非以被访者

    的口吻进行，而是以研究者为第一人称、被访者为第三人称的写

    法，因此作者穿梭于日常与专业两个世界的话语之间，这样一种

    处理方式既有助于读者解读被访者的故事并理解作者的意图，也

    给作者自身关于故事叙述和文本写作的随时反思提供了可能。本

    书的故事讲述方式并不见得完美无瑕，然而作者这种“非主流”的

    尝试，相信对于社会学中正在兴起的日常生活研究，是个方法论

    上的有益探索。

    本书的缺憾之一是作为当事者的男性受访者不多，他们的田

    野缺席多少减弱了研究中故事的相互印证和观点的多视角分析的力度。这或许可以归于对于男性包养者来说，面对一个年轻的女

    性访问者，想要打开这个常被认为“可做不可说”的话题侃侃而谈

    有多尴尬；或许也可以说明，亲密关系在男性受访者的世界中本

    就被视为远不及在女性的世界中那么重要或值得言说。正因如此

    ，本书以“二奶”为主体讲述的故事和她们发出的另类声音，在某

    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再现的政治”的意涵。全书虽然从头到尾未

    出现“女性主义”这个词，但从作者贯穿始终对研究过程的伦理关

    怀、对研究者自身的反思精神和对研究情境性的强调，都体现了

    女性主义方法论本身的价值追求。

    当我在写这篇序的时候，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

    族》正在中国各大影院火爆上映。影片讲述了日本底层社会几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阴差阳错组成的一个家庭以偷盗为生并且彼此

    扶持呵护、共同躲避主流社会追逃的温情而又不乏纠结的故事。

    导演试图通过“去血缘关系”这个隐秘的控制条件，探讨并重新界

    定在变革的时代里家庭与家人的含义和界限，以及这种共同体和

    情感关系的生成对既有的家庭和社会规范引发的思考。本书所讲

    述的“包二奶”故事也是主流社会和文化眼里的“越轨”行为，作者

    以文字而非影像的方式表达了对转型时代私人生活的处境和多元

    选择以及相关联的道德震荡的类似关切，只不过其重点更多放在

    两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维度上，因而更具有从不同面向揭开家

    庭这个千百年来温情脉脉的面纱、探索其背后蠢蠢欲动的性别关系复杂世界的意义。相信这本姗姗来迟的著作带给读者的绝不仅

    仅是好看或猎奇的故事，而且是一场跟随讲述者一起探寻关于家

    庭为何、家庭中的个人为何的愉快的智力旅行。

    吴小英

    2018年8月于北京导论

    2006年9月，我刚从国内结束婚外包养的调查回到加州湾区

    ，被天涯论坛上一则热帖吸引。一个月前有人发帖提到了被称为

    “全球华人包二奶第一案”的纪然冰案，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1993年8月18日，台湾富商彭增吉从大陆转道香港到美国洛

    杉矶，探望来自青岛的情人纪然冰和五个月大的私生子纪启威。

    彭增吉到达纪然冰住处后，发现公寓大门紧锁。他在门口徘徊八

    小时后﹐于晚上十一点推门入内﹐发现纪然冰倒在血泊之中，纪

    启威则被闷死在婴儿床上。

    警方调查发现，纪然冰手臂上有一咬痕，上面残留的唾液与

    彭增吉的台湾发妻林黎云的DNA完全吻合，而案发时林黎云正在

    美国，住在离纪宅仅三英里的家中。警方于1994年1月8日将林黎

    云逮捕。在逮捕时，彭增吉夫妇用中文进行了一段十分钟的对话

    ，林黎云承认到过纪然冰住处，并曾与纪然冰发生肢体冲突。对

    话被警方暗藏的录音机录下，成为起诉林黎云的重要证据。

    经过长时间的听证和审理以及一审流审，加州Santa Anna高

    等法院于1996年判决，林黎云犯有一级谋杀纪启威和二级谋杀纪

    然冰的罪行，终身监禁并不得保释。林黎云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于1999年裁定警方在侦办此案中存在违宪取证，彭增

    吉与林黎云的对话录音不得作为呈堂证据，二审结果被撤销。在

    2001年的三审中，辩方聘请的刑事检测专家李昌钰依据现场警方

    报告和证据，认为现场还有第三者作案，把凶嫌指向男性，而辩

    方律师则认定凶手是彭增吉，因怕与纪然冰继续交往影响自己在

    大陆的事业而下此毒手。三个月的激烈舌战，陪审团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案件再次流审。最终，检辩双方达成协议，林黎云接受

    检方提出的认罪条件，承认对纪然冰和纪启威犯下了两项气愤杀

    人罪，获刑十一年。由于林黎云已服刑七年半，在狱中表现良好

    ，刑期减免三分之一，当时刑期已满，由移民局强制递解出境，在狱中办完手续后离开美国，返回台湾。 [1]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闻纪然冰案。几年前，我就从在加州华

    人报纸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说过纪然冰案，因为案情扑朔迷离、过程曲折反转，又涉及海峡两岸，当时在美国(尤其是南加州)

    的华人社群里引发了极大关注和争议。一派谴责纪然冰贪图钱财

    ，勾引彭增吉，道德败坏，林黎云为保护家庭而除害，其情可怜。一些来自台湾的太太甚至自发组成“后援会”，到法庭举牌支持

    林黎云。另一派则认为纪然冰与彭增吉两相情愿，即便有错，罪

    不至死。一些来自大陆的华人则担心道德绑架影响司法公正，也

    结社发文，竭力呼吁“要严惩杀人凶手”。

    在案件发生的1990年代初，正值大陆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高峰，数以万计的港商和台商告别妻儿，只身来到大陆

    经商建厂。也正是在这群人中，最早曝出了“包二奶”的现象。一

    些港商和台商，与大陆女性发展情人关系，甚至组建另外一个家。这引起媒体，尤其是港台媒体的关注。之后，出现在媒体报道

    中的“包二奶”的男人从老板、有钱人，拓展到了在大陆工作的普

    通白领甚至工人阶层(涂俏，2004；Tam，1996，2001，2005；

    Shen，2005)。

    根据香港社工界和法律界的专家估算，截至1995年，约有30

    0000名香港男性已在大陆的不同地区组建了另一个家，主要集中

    在珠三角地区以及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Tam，1996)。关注香

    港男人包养问题的人类学家谭少薇也曾估算，到1990年末，每六

    个在大陆工作的香港男人中，就有一个在大陆有情妇或二奶(Ta

    m，2001)。2009年6月28日，香港前保良局总理林依丽在港发起

    了一场反“包二奶”大游行。尽管游行当日突降暴雨，仍有60多位

    原配妻子拉起写着“一夫一妻制名存实亡”、“包二奶是社会问题，政府不能忽视”的横幅，从香港中环遮打花园一路呐喊前行至特

    首办公室。 [2]

    时隔十几年，纪然冰案再上天涯。原帖发表一个月间，已有

    了400多楼的跟帖，之后几年也持续有人回复，一直到书稿修订

    的2016年底，跟帖数量已达2500多条。 [3]

    这次参与争论的主角

    是远隔重洋的大陆网友们，与加州的华人社群多少夹杂着政治身份的讨论不同，他们更聚焦于案件中的“是非对错”。

    在发帖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是“道德派”：是二奶就该死，破坏

    别人家庭，纪然冰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也有帖子认为包二奶的

    男人更可恶，是罪魁祸首，彭增吉更该死。这其中谁是始作俑者

    ，谁先追的谁，成为道德审判和问责的重点，是网友们热议和考

    据的关键细节。

    与“道德派”紧密相关的是“利益论”，纪然冰之所以可恶，不

    仅在于她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而且因为她看重的是男人的钱，还

    要通过生孩子来争夺财产。这也成为纪然冰案件中一部分人理解

    和同情林黎云的重要原因——抢我男人是可忍，抢我孩子的财产

    孰不可忍。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感情说”。有一些跟帖则举证纪然冰跟彭

    增吉是有感情的，并不是为了钱，真爱无罪，死得可怜。甚至一

    部分网友还质问，既然丈夫已经移情别恋，原配林黎云为何不选

    择离婚，而采取这样残暴的手段报复。在“道德派”、“利益论”和“

    感情说”的强大声势下，零星散落着一部分主张“法律理性”的帖子

    ，指出二奶有错，但错不致死，而原配谋杀实乃罪大恶极。

    纪然冰案的天涯大讨论，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起场面惨烈、案情曲折的“双尸”案，而且因为它点燃了某种社会情绪，触痛着

    人们内心敏感的神经——婚外情的诱惑与威胁，婚姻四面楚歌。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包二奶”不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也成为官方和法律无法回避的公共议题。2003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新收录了“包二奶”和“包养”两个

    词条。其中，“包养”的定义比较具体：把生活资料或生活费用等

    全部承担下来，特指为婚外异性(多为女性)提供房屋、金钱等

    ，并与之长期保持性关系 [4]；而“包二奶”则是其派生概念，指“

    在外包养情妇” [5]。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之

    前，法律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核心

    议题包括是否应该将禁止“包二奶”明确写入婚姻法以及如何惩治

    婚外性关系，尤其是如何扼制富人包养二奶的现象，不少人呼吁

    严惩“第三者”或者将婚外性关系明确定罪。很大程度上由于难以

    用清晰的法律术语界定“包二奶”，最后修订完成的《婚姻法》采

    取了折中路线，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明确写入法律条文。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修正)》第四十六条规

    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

    赔偿。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官员的包养行为，通常与腐败联系在一起。“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

    包二奶有关”等说法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情妇举报官员的新

    闻屡见不鲜，民间甚至开始流传“反腐靠二奶”之类的顺口溜。20

    04年修订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加强了对党员私

    生活的要求，新增加的第一百五十条明确规定：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然而，天涯大讨论也折射出人们对于包养关系的一种复杂的

    甚至有点暧昧的态度。从正统婚姻道德角度来说，婚外情就是错

    误的，违背了婚姻忠贞的基本原则；而如果婚外情关系又涉及经

    济利益，比如包养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供养，就变得罪加

    一等，因其不仅违背情感和性的道德，而且在经济上损害家庭的

    整体利益。也正因存在经济关系，婚外包养通常容易被视为“钱

    色交易”，从而构成对经济依附者的人格贬损。但是，如果当事

    人之间有感情呢，似乎又有商榷的余地，甚至有“真爱至上”之说

    使之免于人格的贬低，并能够减轻来自主流道德的谴责。包养关

    系中的双方是否真爱也许外人无从得知，但围绕着包养关系所展

    开的(个体的)情感、性、金钱、欲望与家庭利益和责任之间的

    道德纷争则耐人寻味，这也将是本书展开探讨的一个重点。研究视野里的“婚外包养”

    与沸沸扬扬的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不同，对婚外包养的学术

    研究寥寥无几。研究者主要来自港台地区，侧重关注两个迁移群

    体，即从台湾和香港来大陆的有钱男性和从大陆农村进城务工的

    打工妹。比如，Graeme Lang和Josephine Smart(2002)从人口学

    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解释婚外包养现象出现的原因。他们指出，人口流动为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和寻求向上流动机会的农村

    女性提供了相遇的机会。对来到大陆的香港男人而言，他们背井

    离乡，无法从妻子那里获得各种家庭照料及性需求的满足，因此

    选择在大陆包养二奶以便获得这些服务。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女

    性而言，她们在城市中缺乏机会，从而将婚姻视为获得较好生活

    的跳板，但由于许多中国城市男性并不想迎娶农村女性，她们因

    此选择成为逗留在大陆的香港男人的二奶。

    沈秀华和谭少薇对这一简单化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

    忽视这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沈秀华通过研究台商同大陆女性的

    外遇案例后指出：在日常话语中，台湾和大陆女性被赋予了截然

    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女性特质，台湾妻子被归类为“发妻”(first wiv

    es)，承担着一名主妇和家庭的主要照看者的传统责任；相反，中国大陆女性则被归类为“情妇”(mistresses)，被斥为是台湾家

    庭的破坏者；“情妇”一词也暗示出，这些女性对于男性只具有性和娱乐的功能。这种文化设定进而促成了某种“跨越台湾海峡的

    家庭劳动的国际分工”(Shen，2005)。

    谭少薇对香港男人在中国大陆的婚外包养行为的研究也指出

    ，媒体、社工和原配妻子在自身话语中将“我们(香港女人)”和“

    她们(大陆女人)”对立起来的现象其实是将男性包养描述为一

    场不同女性群体间的战争，它免除了男性外遇的责任，同时使他

    们的通奸行为正当化(Tam，2005)。谭少薇对1990年代的香港

    媒体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后，尖锐地指出媒体对香港男人同大陆女

    人的外遇事件进行高调的报道，这些报道往往暗中指责原配妻子

    们无法保持对丈夫的吸引力，并大肆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即男人

    天生就是花心的(Tam，1996)。

    这些研究为理解婚外包养现象提供了重要洞见，比如婚外包

    养现象与人口迁移、社会阶层之间的交织关系，以及亲密关系背

    后的性别结构和文化机制。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包养关系

    的内部差异。研究者主要关注港台男人在大陆的包养情况，并未

    将笔触伸向大陆男人。他们重点关注了跨国商业精英男性的包养

    行为，而较少讨论劳工阶层男性的包养现象。更为关键的是，很

    大程度上由于研究者主要来自港台，其身份的特殊性阻碍了他们

    对那些成为“二奶”的大陆女性的研究，我们在这些研究中听不到

    包养关系的另一方——“二奶”的声音。 [6]

    因而，在这些研究中

    ，对婚外包养关系的理解往往隐含着“钱色交易”的预设，即男人包养二奶，是为了性和情欲，而女人则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来源

    或向上流动的机会。

    国内学者对婚外包养现象的研究更为零星，也倾向于将婚外

    包养等同于“钱色交易”。潘绥铭在1990年代后期对于国内的“性产

    业”的研究中记录了少量的“包二奶”的案例。他认为“包二奶”属于

    广义的男性购买性服务行为……是以“包娼”为基础的、模仿纳妾

    的、新的购买性服务的形式，“双方结成了一种共同生活的、相

    对长期的关系”，虽然不排除而且往往寻求双方共同生活，但是“

    仍然以性交为目标和首要目标”(潘绥铭，1999：183～184)。

    潘绥铭从性产业入手讨论婚外包养，接触的案例也基本都是小姐

    变为“二奶”的案例，不难理解他把“包养”直接归为性产业的一种。但这也让人疑惑：如果包养只是一种长期的“钱色交易”，那么

    人们为何不进入其他的交易形式，偏偏选择这一种呢？在我的研

    究中，不少受访女性没有从事性产业的经历，而且坚决把自己和

    “小姐”区分开来，用她们的话说“不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也有男人表示自己不愿养“二奶”，找个情人倒是可以，他笑言

    ：“一个老婆管着就已经够烦的了，还要个二奶？!”那么，做“小

    姐”和当“二奶”、找“情人”和包“二奶”到底有什么不同？仅仅是经

    济和利益考量吗？还是背后有复杂而微妙、富含伦理判断的亲密

    关系逻辑？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更多样的婚外包养案例进行研究，细致考察包养关系中主体的经验和视角，他们进入特定亲密关系

    的轨迹以及对自己行为的理解。本书将突破利益交换的工具性解

    释框架，而将受访者置于他们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考察交织着利

    益、情感和伦理的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结构文化之间的

    勾连。本书试图呈现的恰恰是，在包养这样从主流标准看来“不

    道德”的行为背后，依旧包含当事人的伦理判断，而这些伦理判

    断既生成于当下社会的道德文化提供的可能性，也受制于他们所

    处的具体社会情境。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将引入道德人类

    学的新近讨论。道德人类学的伦理转向

    近二十年来，人类学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道德研究，一个重

    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理论欠缺对道德维度的关注，从而限于某种“

    工具主义”的窠臼。道德被权力、品味、声望、竞争等内容所遮

    蔽，具有丰富道德内涵的实践沦为了某种工具主义。正如Michael

    Lambek指出的，由于缺乏对道德的系统研究，导致“社会理论几

    乎只是从权力、规范、利益、欲望等因素来讨论推动行动发生的

    力量或动机”，社会行动“在这种解释里变得要么是过于机械、要

    么是工于心计，要么是太过自觉、要么是纯粹功利，但从来不是

    严肃的、复杂的、明智审慎的、热情激昂的，甚至是没有矛盾的”(Lambek，2010b：40，转引自李荣荣，2017)。不同于将道德

    宽泛地视为“社会认可的习俗的方便称谓”(Benedict，1934)，亦不满足依循涂尔干传统将道德讨论局限于社会性或集体性的规

    范与义务(涂尔干，2002)，新近研究从社会行动出发对道德进

    行研究和讨论，将关注点投向日常伦理以及道德主体的反思与判

    断，即道德人类学的“伦理转向”(李荣荣，2017)。

    道德人类学的伦理转向受到福柯的深远影响。福柯将广义的

    道德领域分为道德准则与伦理体系。前者是指施加于人们身上并

    决定行为是被允许还是被禁止、是被赋予积极价值还是消极价值

    的道德准则或法规，而伦理则指向“你与你自身应该有的那种关系”，“决定了个人应该如何把自己构建成为自身行动的道德主体”

    (Foucault，2000：263)。福柯认为，在道德准则给定的情况下

    ，对于一种确定的行为类型而言还存在着不同的为人行事的方式

    ，这与伦理所涵盖的四个主要方面相关，即：自我或自我行为的

    哪个方面与道德行为相关？引导人们承认其道德义务的方式是什

    么？人们改变塑造自我的各种“道德努力”是什么？成为道德主体

    的目的是什么？(福柯，2002：140～145)。福柯指出，对伦理

    的认识必须考虑到它是“有意识的自由实践”或“自由采取的深思熟

    虑的形式”(Foucault，2000：284)。单纯遵循规范并不能保证

    个体成为道德主体，而将自身对象化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思考

    是“接受或拒绝规则的基础，它确立了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并将人类塑造为知情主体、裁决主体以及伦理主体”(Foucault，2000：200)。

    哲学家Bernard Williams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也对道德人类学

    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指出，相对于围绕着义务而展开的道德体系

    ，伦理蕴含更丰富的内容，关乎“某种生活方式”而非“现在或接下

    来我应该做什么”的具体问题；伦理回答的是前者难以回答的“一

    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苏格拉底问题(Williams，1986) [7]。We

    bb Keane进一步阐释，指出虽然道德与伦理都涉及个人对他人的

    义务，以及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但二者在如何描述社会关系

    上存在差异。道德义务是某种可以自己一个人沉思的事物，与之相反，伦理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人一起度过的；这是一种在

    长时段内随情景变化而展开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某个转瞬即逝的

    事件。总之，道德围绕着义务而展开，而伦理则关乎整体生活，二者的区分凸显了伦理的社会性(Keane，2016)。

    从研究路径和方法而言，伦理转向体现为研究焦点从集体转

    向个体、从社会转向经验(Fassin，2014)。道德不再单纯作为

    社会强加于个体身上的规范与义务，而是包含着作为道德主体的

    个体有意识的思考、选择或判断。研究侧重于通过对日常行动的

    理解来跳出规范或义务的解释框架，关注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

    会情境中个体的行动和实践，承认伦理的冲突性与复杂性、互动

    性与整体生活关照(Laidlaw，1995，Lambek，2010a)。比如，Michael Lambek对日常伦理研究进行了深入的阐释。Lambek强调

    亚里士多德以行动为中心的伦理学，以判断为起点，在实践领域

    讨论日常伦理，承认并揭示人的行动与意图的复杂性甚至不连贯

    性。他指出，首先，伦理——简单而言即人们对是非善恶的判断

    和思考——是人的境况的一部分，内在于人的言行之中；其次，“日常”意味着伦理相对说来是心照不宣的，植根于默契而非规则

    、实践而非知识，人们践行伦理，但往往不会刻意关注它；最后

    ，强调人的有限性，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不确定的、不一致的甚

    至痛苦的、难以言说的、难以原谅的种种经验。 [8]

    总之，日常

    伦理研究不是去发现或客体化某种特定美德，而是观察行进中的实践及其地方性解释(Lambek，2010a，转引自李荣荣，2017：2

    9～30)。亲密关系与伦理实践

    就本书关注的婚外包养关系而言，我将聚焦以下两个方面的

    讨论。

    (一)亲密关系的伦理维度

    正如道德人类学所批评的，现有社会理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

    往往陷入机械化或工具化的倾向。这种工具化的倾向在对婚外包

    养的解释里尤其明显，公共认知乃至大部分的研究往往难以跳脱

    “钱色交易”或“权色交易”的基本预设。本书将努力跳脱这种简单

    化的理解，通过考察人们进入、维系(乃至在一些案例中中止)

    包养关系的过程以及他们的解释，剖析个体行为中利益、情感、伦理的纠葛，以及“做有利的事情”、“做想做的事情”和“做对的事

    情”之间的复杂关系。

    深入思考亲密关系的逻辑，需要突破一些固化的文化认知，更多地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Vi

    vianna Zelizer关于亲密关系的论述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Zelizer

    提出“关联的生活”(connected life)的视角，以纠正西方社会科

    学中普遍的将金钱与亲密关系对立的分析思路。她指出，各种亲

    密的社会关系常常是与金钱交换共存的，比如父母出钱让保姆照

    看他们的孩子，父母给孩子零用钱、资助孩子上大学，结婚时朋友和亲戚给礼金，移居外地或国外的人给家里人汇钱(Zelizer，2

    007)。在《亲密关系的购买》(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2007)一书中，Zelizer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多种多样，每一

    种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权利、责任等，人们会努力进行区分和界

    定，避免混淆。比如，订婚不同于恋爱，恋爱不同于约会。除了

    使用表明关系的一些符号、仪式和命名，人们还会采用特定的金

    钱交换形式，并使这种金钱交换形式与他们对交换双方间关系的

    定义相一致。比如，送聘礼就是用来区分明媒正娶和纳妾或短期

    情人关系，以便确立婚内财产、继承和子女的合法地位等权利的

    一种手段(Comaroff and Roberts，1981)。

    因此，亲密关系中道德界限的划定，不是基于亲密关系中是

    否涉及经济或金钱交换的事实，而是基于这种交换形式是否与特

    定的关系相符。正因如此，人们会进行Zelizer所说的关系管理(r

    elational work)，包括建立和维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在时代变迁

    之时重塑某些关系、将这些关系同其他关系区别开，以及在特定

    时候结束关系。关系管理还包括在各种关系、交易、媒介和限界

    间创造有效的组合。通过关系管理，人们区分出不同种类的社会

    关系，为每一种关系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交易和媒介，并通过命

    名、符号和实践来标示这一组合(Zelizer，2007)。

    “关系管理”可被视为人们在亲密关系中伦理实践的一个方面。在分析包养关系案例时，我将借鉴关系管理的思路，描绘人们如何定位自己的关系、区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关系，如何理解

    特定关系里的经济与情感，如何发展合适的互动形式，等等。我

    还将呈现不同包养案例中差异性的关系定位和关系逻辑，并展现

    关系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变动性及冲突性。

    (二)亲密关系的道德与伦理

    尽管不少学者指出，从术语上对“道德”和“伦理”进行严格区

    分既无必要又不可能 [9]

    ，然而，本书从便于分析的角度对这两

    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使用。我将道德侧重为社会性的规范、义务、规则、禁令等，而伦理则更多聚焦个人行动中对“什么是对的或

    好的”的判断以及形塑道德主体的努力。对于伦理和道德的关系

    ，Joel Robbins(2004)的总结颇有启发，他认为道德领域从根本

    上来说是由有意识采取的行动所组成的，在该领域中，通过文化

    建构，使得行动者能够察觉文化价值的指令性力量，又能明确意

    识到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些力量。

    伦理解释和行动事实上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由严格的

    文化强制发展而来的各种实践形式(通常被认为作用于无意识或

    者完全自然化的层面)，另一端则是根植于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

    实践形式。行动者更多是被鼓励而非被强制去实现这些道德价值

    (Faubion，2001)。作为伦理主体的行动者必须感受到道德价值

    的指令性力量，并以受到鼓励的方式去认可这些力量，这意味着伦理领域就不可能是完全由文化强制所主宰的。与此同时，行动

    者必须在行动决策中定位这些价值，即便只是做表面文章，那么

    ，这也意味着伦理场域不可能只由自我利益所决定(Robbins，20

    04)。

    Jarrett Zigon关于“道德停顿”的论述进一步阐释了道德与伦理

    之间的互动。Zigon认为，道德可以从制度、公开话语以及身体

    化的道德性情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认识。所谓道德的制度性

    层面，指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宣称的道德，虽然它对

    个体具有真切实在的影响，但并不是每位个体成员都严格遵从，并且每个社会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制度性道德。作为公开话语的道

    德与制度性道德关系密切，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作为话语的道德

    是对未由官方机构直接表述的道德信念、概念的公开表述，它更

    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对话互动的结果。作为身体化性情的道

    德，则是伴随着个体的人生轨迹而形成的一种不假思索、未经反

    思的日常存在方式(Zigon，2007，2008，2010)。 [10]

    Zigon指出，所谓伦理正是针对道德，尤其是对身体化的道

    德性情的有意识的反思。此时，人们会针对自身进行各种伦理实

    践，目的是使自身在别人和自己眼中变成道德上较为得当、较能

    被接受的人。“道德停顿”指的就是人们停下来反思、并以自身为

    对象有意识地进行实践的伦理时刻。“道德停顿”是对日常性的打

    破，往往发生在某一事件或他人闯入日常生活的时候，突来的挑战迫使个人思考什么样的回应才在道德上得当。置身“道德停顿”

    的个人，从道德的上述三个层面中汲取各种资源来改变自身，以

    便回归往往不假思索、未经反思的日常道德性情——但是个人的

    道德性情在此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注意的是，“道德停顿”

    也是具有一定自由与创造性的时刻，在这个过程中，道德的三个

    层面发挥的作用是提供资源，而非决定个人如何进行伦理实践(

    Zigon，2010)。 [11]

    由于婚外包养关系备受主流道德质疑甚至谴责，处于这些关

    系中的人们因而更有可能(或者说不得不)进入“道德停顿”时刻

    (包括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更有意识地反思自身和所处的关系

    ，汲取各种道德资源，进行伦理解释和实践，从而使自己成为自

    己和别人眼中在道德上能被接受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婚

    外包养关系的研究，不仅仅能够阐释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伦理反

    思与实践，而且一定程度上能够洞察社会文化层面亲密关系道德

    的复杂性。

    本书从婚外包养中个体的讲述、解释和行动出发，将尝试探

    讨当下中国社会关于婚姻家庭、亲密关系中复杂甚至是冲突的道

    德论述。比如，从关于纪然冰案的天涯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

    ，婚姻忠诚是当下中国社会定义两性关系首要的制度性道德，并

    在公开话语层面占据优势，然而在该层面上也存在其他的道德原

    则，比如“真爱至上”。与此同时，从个体的亲密关系实践出发，我还将论述这些关于婚姻家庭和亲密关系的不同的道德准则如何

    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被鼓励和激发；个体更具“生活整体性”的伦

    理判断与其他行为意图的交织关联，及其背后的阶层和性别意涵。而这些论述，必须嵌入市场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阶

    层与性别关系的重构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市场转型期的阶层与性别重构

    中国市场改革40年，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经济不平等的

    加剧，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经济资源在社会分层中的

    重要性日益显现，取代了集体化时代以政治身份为主的分层标准；不同社会群体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变，比如商人、企业家作为“

    新富”阶层崛起，而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工人群体陨落；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无法获得城市的身份和相应福利(陈

    映芳，2005；李强，2004；陆学艺，2002，2010；潘毅，2005；

    孙立平，2004；王春光，200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值

    得探究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体验、感受和应对变动的社会结构和

    阶层关系？

    学者指出，阶层作为一种“活出来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其意涵正是在社会实践和互动中生产出来，阶层的边界也是

    在这个过程中被划分、协商、调整甚至挑战(蓝佩嘉，2014；Be

    ttie，2000；West and Fenstermaker，1995)。不少研究者注意到

    ，消费主义积极参与到转型期中国的阶层重构中去，消费欲望在

    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共话语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王宁

    ，2012)。消费文化重新建构着关于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的

    想象。在市场改革中崛起的经济精英们，将自己定位为全球资本

    主义空间中老练的“公民—消费者”(Pun，2003)，通过奢侈品、出国旅游、昂贵的休闲娱乐等消费行为，建构高档、有品位的

    生活方式，成为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Wang，1999；Wank，200

    0；Wang，2005)。低收入群体也不遗余力地按照新标准进行消

    费。消费为那些在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中对自身位置缺乏安全感的

    群体(如农民工)，提供了一种融入城市文化、获得现代身份的

    感受，与此同时也生产出其“低阶层”性(Yan，2000；Schein，20

    01；Hanser，2004；余晓敏、潘毅，2008)。

    日常生活中阶层的表达与协商，往往与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平

    等紧密交织(Barber，2008；Bettie，2000)。比如，对服务业的

    一系列研究，生动地呈现了顾客的阶层身份和社会地位如何通过

    服务者性别化的身体表演得以标识和展现(何明洁，2009；Hans

    er，2005；Otis，2008)。正如Amy Hanser所指出的，在市场改

    革时期的中国，性别化的表演有效地传达了新富消费者的社会地

    位，与此同时又巧妙地掩饰了其阶层特质，而这恰恰与“性别”在

    市场改革时期被视为人的“本性”高调登场有关(Hanser，2005)。正因如此，女色消费成为新兴的商业群体管理和调整阶层身份

    的重要方式。郑田田的研究表明，在夜店情色消费过程中展现的

    “酷男气质”——责任感、理性、可信赖性和自控力——成为商业

    精英男性群体进行成员选择和结盟的重要手段(Zheng，2006，2

    009)。张跃红则指出，企业家试图在“毫无男子气概”和“过分大

    男子主义”之间建构一种新的男性特质。在市场改革时期，政府官员控制了企业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造成后者的“去势化”，因

    此通过在生意交际场合给官员们的女色消费埋单，企业家一定程

    度上控制了这些官员，补偿了企业家的“去势”，并重新界定他们

    的男性气质(Zhang，2001)。

    在这背后不能忽视的是，在市场改革时期中国性别意识形态

    出现的巨大转型，其特征之一就是带着本质主义色彩的、强调两

    性之间“自然差异”的性别观念的兴起(罗丽莎，2006；王政，19

    97；Barlow，1994)。罗丽莎指出，这些新出现的充满性意涵的

    性别关系在市场改革时期被描绘成对自然法则的回归。在这一被

    罗丽莎称为“后社会主义寓言”的论述中，计划经济时代的性别中

    立被视为“非自然的”和“可笑的”，那么，对性别和性行为的自然

    化理解便与一切非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象——尤其是一个富足的市

    场化消费社会和中国的“新的”、现代化的未来——有力地结合在

    了一起。

    吴小英对市场转型期性别话语的分析指出，当下的性别话语

    以个体主义为基础、以提倡“素质”和“欲望”的“市场话语”为主导

    ，它与维护父权制基础的、主张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话语相

    结盟，并高度渗透到国家话语之中。女性素质分化成两部分：一

    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二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

    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前者获得了国家话语的强力动员

    和支持；后者借着传统性别话语的助力，在全球化的消费时尚中获得公众包括女性自身的认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素质和能力

    说，并没有将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不平等作为考虑的因素。男女

    之间性别分工和差异被“自然化”，女性的身体、外貌和角色在消

    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效率和

    机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资源，这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化

    的消费时尚。女性的素质往往被简化成了身体的市场价位，通过

    身体和角色资源比通过个体的能力资源更容易使女性在市场上获

    得高价位(吴小英，2009)。

    关于男性气质的主流表述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是性和

    欲望的显性化。诚如罗丽莎所言，当释放和彰显被压抑的个体欲

    望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性和情欲作为最本质的人性

    获得了表述的合法性(罗丽莎，2006；Zhang，2007)，而男性

    的性欲、情欲又因与传统性别规范暗合，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接纳

    和鼓励。其次，是财富的核心地位。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理想

    男性越来越多地指向那些拥有充沛购买力的形象(雷金庆，2012)。赚钱和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是男性化个体素质的一种重要表

    现，这种能力可极大地增加其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

    徐安琪，2000；Farrer，2002；Osburg，2013)。与此同时，随

    着“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和家庭角色的回归，官方话语和

    主流媒体都将男性气概与男人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地位相挂钩，强

    调“养家人”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权威(Yang，2010)。本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婚外包养关系。我将

    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个人故事，深入描绘处于不同性别、阶层和城

    乡迁移中的人们的选择、经历、感受与解释，探讨人们在亲密关

    系实践中如何应对利益、情感和伦理的复杂关系。我试图阐述两

    个主要观点。

    首先，通过亲密关系进行的欲望实践和展示，成为阶层分化

    的一种“自然化”的符号边界。市场转型中崛起的新贵阶层，正是

    以能够更大限度地实现欲望而标示的，甚至以其逾越主流道德的

    可能性来构建起整个阶层的优越性。而欲望被理解为“人之本性”

    ，巧妙掩盖了其所隐含的阶层特质，因为相比于财富、权势等外

    在的标准，欲望的实践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自内心的需求

    和渴望”。这里，我借鉴了罗丽莎关于“欲望”的宽泛定义，涵盖一

    系列宽泛的期待、需求和渴望；作为欲望主体，个体通过性、物

    质和情感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而运转(Rofel，2007：13-14)。但不同于将欲望视为个体内在的、非理性的、带着某种(自

    我)解放色彩的，甚至颠覆社会规范的特质(丁瑜，2016；裴谕

    新，2013；Tsang＆Ho，2007)，我力图凸显欲望的文化生产性

    和社会嵌入性。

    其次，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亲密关系成为人们寻求某种有

    尊严的生活的重要途径。借鉴查尔斯·泰勒(2005)的观点，我将

    尊严视为与个人认同和社会承认相结合的概念，在本书中具体呈现为人性化存在、自我价值感和社会承认与联结。我试图说明，在关于金钱、性和情感的形形色色的欲望的“表层故事”背后，是

    关于个体如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的“深层故事”，而这正是许多人

    在婚外包养这种非道德的亲密关系里伦理实践的支点。

    上述观点将在结论部分展开阐述。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进入

    田野，认识并感受一下我的受访者们生活的世界。田野调查

    本书中的资料主要来自我于2005～2007年在广州和宁波两地

    进行的田野调查。主要的田野调查工作于2005年9月至2006年5月

    在广州完成；我于2006年2月和6～8月在宁波进行了3个月左右的

    补充调查，之后又于2007年6～8月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回访。

    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和宁波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是市场经济

    改革的排头兵和受益者。跻身于1984年首批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

    之列，广州和宁波享受了优惠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资，激励

    民营企业，发展进出口贸易。随着经济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外来

    劳动者涌入这两个地区。在我开始田野调查的2005年，广州的总

    人口约为11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超过三分之一，进出口总额为

    534.88亿美元，人均年收入4.65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

    宁波的总人口约为773万，非户籍人口占28%，进出口总额为334.

    9亿美元，人均年收入3.16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 [12]

    婚外包养的情况在这两个地区并不罕见。以广东为例，在19

    92～1996年，广东省21个城市的妇联共收到20246份来自妻子的

    求助，她们的丈夫包养“二奶”或情妇(涂俏，2004)。1998年4

    月，广州市政法委出台了《广州市政法机关关于处理婚姻关系中

    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意见》，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包二奶”现

    象。然而，广州市妇联在1999年仍收到了1329份有关“二奶”问题的求助，在2000年则收到了1619份相关求助。 [13]

    在调查中，我对婚外包养的界定采取“社会生成”的方式，让

    知情人向我介绍他们认为的“二奶”或处于“包养关系”中的人物，让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渗透到我的研究中来。他们介绍的对象在

    一些方面有相似性：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负责

    “二奶”的基本支出，关系相对长期稳定。

    通过一年的田野调查，我共收集了19个婚外包养的案例，其

    中5个是过往案例(调研时双方已分手)，另外14个是正在进行

    中的案例(调研时关系仍继续)。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访谈到

    全部19个案例中的男女双方，尤其在获准访谈男方时遇到了一些

    困难。一些男性不愿意接受正式访问，但并不排斥甚至乐于在非

    正式的社交聚会中与我交谈，我从中获得了不少关于他们私人生

    活的信息。调研结束时，我正式访谈了19个案例中16名被包养的

    女性和4名男性，并对另外3名男性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的访谈。

    在4个案例中，我访谈了包养关系中的男女双方；在其余的15个

    案例中，我详细询问了被访者的男伴或女伴的背景信息，如年龄

    、受教育程度、职业、家乡和收入状况等。除了包养关系的当事

    人，我还访谈了一些受访者的朋友和亲属，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更

    多相关信息，同时还了解了他们的态度、感受和看法。这其中包

    含了十余名有过婚外情性关系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男性的

    视角。为了避免可能的冲突，我没有探访这些案例中男方的原配妻子，但访谈了3名因丈夫婚外情而离异的女性，其中1名是受访

    男性的前妻。

    与访谈相比，很多重要的资料来自参与观察。我大量参与到

    大多数调查对象的生活中：一起去做头发、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将、泡吧、唱卡拉OK，像女朋友一样闲聊八卦；我去他们

    的家中拜访，和他们一起外出旅游，在一些关系亲近的受访者家

    中留宿。和他们“混”在一起帮助我更好地融入、看见和理解他们

    的生活以及他们眼中重要的人和事。附录“‘混’在亲密与道德的边

    缘”里详细地记录了我的田野调查过程及反思。

    受到各种局限，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比如我

    没有打入官员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学生群体。19个案

    例中的“二奶”们，主要分为四类：生活在广州城中村的外地打工

    妹，年轻时尚的广州本地女孩，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外地姑娘们，以及在广州郊区的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年龄最小的18

    岁，最大的38岁，没有人上过大学；8个是广州本地人，受教育

    程度大多是高中或初中，另外11个是外地女性，大多在初中或小

    学就辍学了。她们的男伴年龄跨度在35岁至六十几岁，17人来自

    中国大陆，2人来自香港，其中3人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3人是

    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总经理、设计师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12人拥有(过)中小型企业或经商(比如承包建筑工程，开办卷

    烟厂、夜总会、网吧或从事珠宝、手工艺品贸易等)，但其中3人在调研时生意已破产，依靠打零工谋生(比如工地工长、仓库

    管理员等) [14]

    ，还有4人长期从事广义上的工人阶层的工作(

    比如工长、销售员或出租车司机等)。他们的关系维持了10个月

    到数年不等。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对，在我开始调研时，已将近9

    年；调查结束时，他们仍在一起。大多数的受访者都将身处的亲

    密关系视为一种暂时或过渡性的权宜之计，不少女性有过打胎经

    历，避免搞出孩子“麻烦大了”，但有两个女性在调研时已生育孩

    子，另有两人处于怀孕或备孕期。在15个案例中，二奶跟原配妻

    子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有的甚至只相距几公里。

    “二奶”一词在社会语境中带着明显的贬义色彩。我的受访者

    们通常都不会自称“二奶”或把女伴称为“二奶”，他们在讲述中更

    常用的是“女朋友”、“男朋友”、“朋友”、“(我)男人”等称呼。

    不少受访者清楚地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身处的亲密关系，他们

    喜欢用“我跟人家不一样”这样的说法来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我将

    此视为一种“去污名化”的努力。因此，在本书中，在讲述他们的

    故事时，我尽量保留他们自己的说法。在分析部分，为了方便陈

    述，我使用“二奶”、“包养”之类的词语。为了保护受访者，我在

    书中一律采用了化名，并对可被指认的信息(比如具体地名)做

    了处理。一些受访者喜欢别人称呼他们的英文名字，我也使用英

    文化名来替代。章节概述

    本书将婚外包养嵌入市场改革之后的社会不平等、阶层重构

    以及性别与亲密关系变迁的背景中进行分析，着重讨论亲密关系

    如何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方式，尽管“欲望”

    和“尊严”对不同群体而言有着不同指向，背后渗透着阶层、性别

    、城乡的交织关系。

    在第一章中，我将探讨“包二奶”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密切关联。我将展示成为二奶的女性在家里家外所进行的各种类型的性别

    劳动，帮助男伴建构理想的男性认同和男性形象，进而分析包养

    行为对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的不同意涵。

    从第二章开始，我将转向那些成为二奶的女性的世界，讲述

    她们的人生故事。我将她们还原成具体复杂、有血有肉的人，将

    她们的亲密关系选择和经验嵌入具体的生活世界之中。我将展现

    ，二奶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水平、进入包养关系的轨迹、与男伴的互动

    、可依赖的社会关系等，这背后有着深刻的阶层与城乡的烙印，也与她们对关系的界定和管理密不可分。

    第二章我将从广州本地女孩Lucy的故事开始讲起，由此展开

    对身处包养关系中的广州本地女性的分析。我将阐释消费文化、当地性别文化和社会网络如何交织形塑她们的亲密关系轨迹、认知与策略，而亲密关系又如何帮助她们在社会变革中维系群体身

    份、规避向下流动。在第三章，我将讲述打工妹阿英的故事，透

    视在城乡、阶层和性别多重权力不平等交织下的农村进城女性，如何通过亲密关系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第四章中阿芳的故事则

    聚焦于女性从农村来到城市所要付出的情感和社会代价，而包养

    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临时避风港。第五章通过阿

    润和阿媛的故事讨论女性在主流婚姻理想与“好男人太少”的现实

    之间的挣扎，将与已婚男性的同居关系视为一种临时的婚姻替代。第六章则以李雅和阿萍的故事来呈现一些打算或者已经生育孩

    子的二奶的情况，她们在生育决定背后的考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关

    系的变化。

    在第七章，我将转回男人们，听他们对自己的婚外亲密关系

    的讲述与解释，并由此展开讨论婚外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

    “合理性”问题，尤其是市场转型以后个体欲望与家庭责任之间的

    张力及其背后的性别意涵。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我将集中探讨在前面几章中所讨论的性

    别、城乡、阶层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阐述亲密关系

    如何成为转型期中国人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途径。

    [1] 关于纪然冰命案的详情，可参阅吴琦幸《纪然冰命案二

    十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2] 甄静慧：《香港特色，“二奶”的天空》，《南风窗》2009

    年第16期，http：www.nfcmag.comarticle1586.html。

    [3] 关于“纪然冰命案”的天涯论坛讨论，参见http：bbs.tiany

    a.cnpost-funinfo-229696-1.shtml。

    [4] 《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第9页。

    [5] 《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第10页。

    [6] 比如，我曾与台湾学者沈秀华交流研究心得。她坦言，由于年龄和是台湾人的关系，她容易被视为和“原配妻子”是一伙

    的，因此不容易得到大陆年轻女性的信任。

    [7] 哲学家Bernard Williams在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

    hy 一书中从词源及词义发展出发，对道德和伦理概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最初这两个词的区分是拉丁语与希腊语之别，每个词

    都与性情或习俗相关。差异之一在于，道德所源起的拉丁语更多

    强调社会期待的意思，而伦理所源起的希腊语更多关注个体性格。不过，道德这个概念如今有了更独特的含义，……它强调特定

    的伦理概念，发展成为关于义务的特别概念，并有某些独特预设”(Williams，1986：7)。

    [8] Lambek指出，研究者在田野中普遍发现人们努力做他们

    认为对的(right)或是善的(good)事情，被他人评判，或者参

    与什么是善行的争论，而这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化约的伦理维度。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伦理的约束，其言行都会有伦理后果，评

    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接受或者拒绝他人的评价，关心他人和接

    受他人的关心，与此同时也察觉到自己并不能一以贯之(Lambek

    ，2010a：1)。

    [9] 学者指出，伦理和道德只是同一现象的两个维度，区分

    伦理和道德概念的要义不在于概念厘清或划清界限，而是在分析

    层面上将视线从某种普遍的、不受语境影响的、完全有约束力的

    规范与义务扩展至充盈着社会互动与复杂思考的生活世界(Kean

    e，2010；Labmek，2010a；李荣荣，2017)。

    [10] 不同于布迪厄所说的惯习，身体化的道德性情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受到制度或语言结构的影响，但更多是在人生

    轨迹中经由有意识的、有意向的伦理工作而形成的。此外，身体

    化的道德性情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经历了特定人生轨迹

    的产物，即每个人的道德性情都是不一样的(李荣荣，2017)。

    [11] 学者们对齐根的“道德停顿”的论述存在分歧，比如在伦

    理与道德、日常与反思之间设置二元对立，将日常道德性情视为

    一种没有反思的自在状态、伦理的目的是回归自在的日常道德性

    情等观点(Keane，2016；Laidlaw，2014；Mattingly，2012)，但不少学者也同意伦理反思在“道德停顿”时刻更为明显(Faubion

    ，2011)。[12] 相关数据出处：广州市统计局：《2005年广州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gzstats.gov.cntjgbqstjgb

    200812t20081215_416.html；宁波市统计局：《2005年宁波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tjj.ningbo.gov.cnread2006

    020721180.aspx；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

    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

    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0602t20060227_30019.html。

    [13] 张琬玲：《“三八”节前夕广州妇女座谈婚姻法修正案》

    ，《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1年3月6日。

    [14] 在这三个案例中，婚外亲密关系均开始于男方经商有钱

    时，有两对在男方生意破产后结束包养关系，而另一对则从原先

    松散的“情人关系”转为“包养关系”——男方生意失败后，离开汕

    头老家到广州打零工谋生，女伴辞去工作跟随男方到广州开始同

    居，在经济上由男方供养。该案例详情可见第七章第四节“阿毛

    ：‘毕竟男人嘛，关键是做事，这种事情现在也挺多的。’”。第一章

    阶层化男性气质的亲密建构

    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我去阿菲家拜访。阿菲住在广州城郊

    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中，是男友阿东半年前给她买的。我到

    的时候，她正在家中看肥皂剧，觉得无聊，她又拿出假睫毛来玩。阿菲告诉我，阿东刚走没多久，之前已经三天没来了，这次待

    了两个小时。我调侃道：“是不是小别胜新婚啊？”阿菲说：“我们

    没做什么，就聊聊天，他抱了我一会儿。”见我有些不信，阿菲

    笑着说：“我们好久没做了，他胃口(性欲)不是很大，现在身

    体也不行了，做不了几次，他要留着给他老婆。” [1]

    在阿东刚开

    始表现出不太有兴趣做爱的时候，阿菲还很担心他会不会甩了她

    ，好在阿东一直给她钱，供养她。“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阿菲

    欣慰地说。

    阿菲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二奶”。她是广州本地人，31岁，三年前和37岁的建筑公司老板阿东在一起后，就不再工作，由男

    方供养。然而，与“包二奶”是“钱色交易”的常识不同，在这个案

    例里，“性”并非最关键的因素。这在我调查的其他18个案例里也

    有类似情形：一些男性和他们的二奶没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个别案例中，包养双方完全没有性交行为。按照通常的理解，婚

    外包养主要为了图个“性福”，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没什么性需要

    的男性仍然继续包养二奶？

    本章将通过考察男性与二奶之间的互动，来探讨婚外包养对

    男性的意义。我将突破“性”的局限，将婚外包养置于市场经济改

    革时期“男性气质(masculinity)重塑”的背景中来考察。我试图

    说明，“性”是这个时期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要

    素；而且，“性”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行为”层面，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符号”层面。

    在本章的分析中，我将借鉴社会学家Jane Ward提出的“性别

    劳动”的概念，指的是为他人“赋予性别”(giving gender)而进行

    的各种情感和身体的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self-focus)

    以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Ward指出，所有的社会性

    别(男性、女性、跨性别、酷儿等)的身份建构都需要来自他人

    的承认、肯定和协助；然而，性别劳动往往与权力关系密切相关。某些社会性别身份，更“理所应当”地期待、要求他人为其提供

    性别劳动，也更能通过强制力量使其要求得以实现。这些性别身

    份通常表现为男性，尤其是当它与其他类型的权力形式(比如阶

    层和种族)结合之后。这是因为，为他人提供性别劳动往往被认

    为具有“女性化”倾向。成功的性别劳动往往需要暂时搁置甚至压

    抑自我，以对方的诉求为中心，生产出对方所希望的社会性别身份，因此，性别劳动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体(feminized subjects)来承担，甚至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或责任(Ward，2010)。

    借助性别劳动的概念，我们将看到二奶在家庭内外承担不同

    类型的家务、情感和身体劳动，以使她们的伴侣感到作为男人的

    尊严和地位。与此同时，我还将探讨性别和阶层在亲密关系中的

    运作，从而呈现包养行为对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的不同含义。打造尊严：工薪阶层男性气质的生产

    在市场改革的大潮中，城市的工人阶级经历着经济和符号意

    义上的双重剥夺。他们原先享有的工作保障和福利随着单位制的

    解体和转型消失殆尽的同时，他们也难以在新的市场中获取更多

    的经济资源。相应的，城市工人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身份群体”的

    自豪感和优越性(Lee，2000；Solinger，2004；Hanser，2006)。收入较低的男性没能在市场转型中把握机会创造财富，他们在

    经济上的不够成功通常被解读成(作为男人的)能力或素质不够

    ，这往往意味着在亲密关系中缺乏竞争力，进而威胁到他们的男

    性尊严。换言之，这些男性的阶级失势通常转化为男性气质的危

    机(Yang，2010)。

    国内外的研究指出，工薪阶层男性气质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传统性别分工，通过对家庭的供养和保护以建立其“一家之

    主”的男性地位(Lamont，2002；Yang，2010)。然而，完成“一

    家之主”的身份建构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实现，它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家庭成员的认可以及对“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共识，尤

    其需要妻子扮演合适的女性角色——能干体贴的“贤妻良母”。不

    幸的是，这往往与工薪阶层的家庭现实以及妻子对婚姻的期待背

    道而驰。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妹，使得部分男性有可能通

    过婚外亲密关系进行补偿。他们的二奶往往提供大量体贴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同时通过忍耐、顺从、迎和、鼓励等情感劳动，重

    新确认这些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帮助他们修补和提升男性的自

    我价值与尊严感。

    (一)实惠而体贴的家务劳动

    40岁的阿才是浙江人，供职于当地的一家汽车配件公司，和

    妻子共同抚育一儿一女。作为一名基层销售人员，他每月到广州

    出差10～15天。三年前，他在广州市郊认识了38岁的阿润，很快

    开始同居。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丈夫做生意失败后逃债失踪。阿润为了挣钱还债、供养儿子，经表妹介绍来广州打工。她起

    初在发廊做洗头工，兼做“小姐”，遇到阿才后，便不再工作。

    阿才负担每月350元的房租(一居室公寓)和他逗留广州期

    间两人的花销；他离开广州的时候则给阿润每月800元左右的生

    活费。阿润照顾他在广州期间的日常起居，租来的房子虽然简陋

    ，但被阿润收拾得干净整洁，换下的衣服她当天就亲手洗净晾干

    ，一日三餐总照着他的心意来做。阿才除了心血来潮做几道菜，其他家里的活儿不用沾。这其实与阿才在老家的情况很不同：妻

    子在公司做财务，赚得和他差不多，靠着两人的薪水，夫妻俩买

    了房子，供孩子们上学；因为心疼妻子在他出差期间又当爹又当

    妈，他回到老家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务。但在广州，他很享受阿

    润无微不至的照顾，回家往床上一躺，闻着饭菜飘香，心情愉悦。有时在做饭间歇，阿润还会进来给他揉肩搓背，给他解乏。阿

    才常说：“照顾人是阿润的强项。”

    在阿润看来，阿才心地善良，收入稳定，能养家，符合她“

    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理想，尤其和她的丈夫相比，简直是个

    理想伴侣。阿润感叹“自己的男人不争气”，只能“借别人的老公用

    一下”。所以，照顾阿才虽然辛苦，但她心甘情愿，花心思让对

    方感受自己的爱和感激。

    工薪阶层的二奶们绝大部分是打工妹，很多姿色平平甚至上

    了年纪，但都承担大量的家务和照料劳动。二奶们提供的家务劳

    动为阿才这样经常出差的男性提供了很多便利。从纯粹经济计算

    的角度来看，包养阿润这样的贤惠女子也是合算的。 [2]

    更重要

    的是，二奶们所提供的照料服务还包含了重要的情感意义。在共

    同居所里营造的“家”的氛围中，享受由“家庭成员”所准备的饭菜

    、收拾的房间和清洗的衣服，往往与纯粹购买商业服务的感觉不

    同。尽管并非所有的二奶都如阿润对阿才般情深意切，但她们都

    会留意男伴的需求和喜好，以在提供家务和照料时投其所好。在

    我的调查中，所有工薪阶层的二奶们都会学做她们男友最爱吃的

    饭菜。有些二奶甚至还会去学做有营养的可口饭菜，以此表明她

    们对男友的健康的关心和在意。

    这些个性化的、带着爱意的照料，对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往往

    是对他们作为养家人的承认和肯定。正如当过出租车司机的老王所言：

    每天都累得要死，腰酸背痛，碰到不识相的乘客，还不能吵

    ，跟他吵还要扣你钱。现在这社会赚点钱不容易，还不是为了老

    婆小孩。回到家老婆(要能)做一桌子菜等着你，再说两句体贴

    的话，心情就不一样，感觉就不怎么累了，觉得值得。

    然而，很多工薪阶层是双职工家庭，妻子的工作对家庭经济

    至关重要。在工作、家务双重负担下，妻子无暇时时照顾丈夫的

    需求，或者会就家务分工产生争吵。比如老王和妻子经常就管教

    儿子的问题发生争吵。在老王看来，自己赚钱回家就是尽到了丈

    夫的职责，照顾和教育儿子是女人的活儿；而妻子则认为老王应

    该多留在家里帮忙，尽到父亲的责任，而不是外出打麻将。另外

    一些家庭，妻子也曾因丈夫收入差而拒绝为其提供“爱的劳动”。

    对一些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包养便宜而贤惠的二奶可一定程度

    上更接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界定，二奶们给予的服务

    和照顾不仅再生产了工人阶层男性的劳动力，还再生产了他们的

    尊严感，完成其“养家人”的男性身份建构。

    (二)安抚男性尊严

    除却提供便利而体贴的照料，工薪阶层的二奶们还经常为男

    伴进行情绪安抚的工作，这首先是通过压抑控制自身的不满、不悦等情绪来实现的。比如，阿润如此描述和阿才的相处：

    他就是性格急躁一点，别的都没有什么。我就是忍得住，随

    和他。有一次，他说要十一点半吃饭，让我去煲汤，后来还没煲

    好，他就会说：“怎么还没煲好啊，怎么那么久啊？”他就不高

    兴，说十一点半要吃饭。我就随和他了，说：“老太婆了，不中

    用了。”后来他也就好了。如果顶的话也合不长的。

    这些常被描述为“温顺、善解人意”的女性美德，事实上包含

    了大量被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称为“情感管理”的工作——激

    发或压制情绪从而保持一种外部表情，以使对方产生合适的心理

    状态(Hochschild，1983)。Hochschild指出，看似自然的情绪反

    应往往都是通过主体积极管理的结果，当自发的情绪反应与当时

    情境的需求不相符时，就需要进行情感管理，从简单改变面部表

    情(“伪装情绪”)到极力调整内心感受(“深度表演”)。阿才的

    急躁易怒也令阿润心里不适，但阿润的策略是“忍”——不从情绪

    和言语中表露出内心的不满，甚至采取自嘲的方式消解他的烦躁

    情绪。这些情感管理工作使得对方的要求以及因要求未能如期实

    现而产生的情绪反应变得合理、正当。阿润的“忍”一方面符合传

    统的女性规范——女性通常被期待控制愤怒、不满等情绪以表现

    “温顺”；另一方面也是她维系这段关系的重要策略，她深知“顶是

    合不久”的。在经济依附和“无名无分”的双重弱势下，她通过帮助男性确认和提升在双方关系中的权威感以稳固自身地位。

    一些二奶还给予男伴肯定和鼓励，提升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

    感，这对于在社会和家庭中缺乏认可的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尤为重

    要。50岁的老王曾是出租汽车司机，后来在妻子方荔亲戚的帮助

    下调入宁波一家国营单位给领导开车，几年前又调入办公室做行

    政工作。三年多前，他和湖北女子小梅好上了，帮她在宁波租了

    房子。他如此评价他的两段关系：

    我每天上班很辛苦，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麻将，就是放松放

    松，跟朋友聚聚。但是方荔觉得这是赌博，坚决不同意，反应特

    别激烈。有一次我打牌回来，她把房门反锁了，不让我进去。你

    说有没有道理？她一天到晚把我跟她姐夫比，说人家开公司，赚

    钞票，我一点没上进心，一点不努力，就知道打麻将。(我)在

    家一点意思都没有，觉得很压抑。

    我和小梅就很谈得来。每次我去她那里，觉得很放松，很愉

    快。她对我很好，给我做饭，陪我聊天，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

    她知道我跟我老婆的事情，她也很同情我，觉得我是很好的男人

    ，应该有个幸福的婚姻……我跟她说过我不可能跟我老婆离婚的

    ，但是她也没说什么，照样对我很好。说实话，我蛮感动的。

    方荔发现了老王的私情并愤怒地砸了小梅的住所，两人结束

    了25年的婚姻。离婚后，老王发现，小梅对他不会娶她感到很难过，但她小心翼翼地掩藏起内心深处的感受。通过压抑自己的失

    望、不断支持老王，小梅让老王获得了一种作为“很好的男人”的

    自我价值感。

    方荔和小梅对老王和婚姻的期待是不同的。方荔比老王小两

    岁，是宁波本地人。两人于1980年代初结婚，婚后最初几年夫妻

    感情和睦。1990年代初两人上班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方荔换到

    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工作稳定但收入有限。她希望老王多赚钱

    ，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而自己主要照顾家里。在她的敦促下，老王考了驾照，开起了出租车，家庭经济状况有所起色，但与方

    荔姐妹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方荔的姐夫和妹夫之前几年先后下海

    ，生意红火。方荔希望老王多跟他们学习，但老王不爱去她娘家

    ，感觉“低人一等”；他更愿意与原来的同事和邻居们交往，打打

    麻将。在1990年代的宁波，麻将被认为是“赌博恶习”，方荔爱之

    深、责之切，希望帮老王“改邪归正”。在方荔看来，“因为他是我

    老公，我才去说他管他。眼看他染上坏习惯，随他去，那就不是

    自家人了”。

    小梅则是一名比老王小20岁的外地打工妹，上学的时候看过

    不少港台连续剧，也期望那样的爱情，但她的第一次婚姻却以失

    败告终——丈夫是老家人，恋爱时甜言蜜语，但结婚后找不到工

    作，游手好闲，最后还对她拳脚相向。来宁波后，小梅先后在洗

    衣店、餐馆和洗车房打工，生活辛苦。老王是他遇到的最好的男人——至少和她的前夫和其他的打工仔相比，老王有稳定的工作

    ，而且性格随和，会关心人。所以，她愿意像一个“贤妻”一样—

    —默默忍受、不抱怨、支持鼓励以帮助他建立良好的自我感觉，“活得像个男人”。彰显地位：商人阶层男性气质的演绎

    商人和企业家无疑是市场改革中崛起的新兴阶层。商人在传

    统中国社会地位不高，其精明算计的特质与传统提倡的男性气质

    的内涵并不吻合(雷金庆，2012)。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这个新

    兴的精英群体欲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地位的筹码，其中一个重

    要的方式是通过对女性身体、性和情感的消费(Osburg，2013；

    Zhang，2001)。与商业化的性消费相比，拥有情人则更能彰显

    男人魅力和社会地位，因为“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钱而能吸引

    到漂亮女人的能力无疑是对其男人味和社会地位的终极证明”(O

    sburg，2013)。

    我接触到的企业家和商人大多出生于普通家庭，教育水平不

    高，但在改革开放中把握商机积累财富，其中一部分人采取半合

    法的手段捞到“第一桶金”。在我调研期间，他们大多掌管或经营

    中小型企业。与工薪阶层男性将婚外包养作为男性尊严的个体化

    补偿行为不同，商人阶层的包养行为往往具有群体彰显的特质，这与充斥着情色消费的商业应酬文化紧密相连，使得他们的婚外

    亲密关系具有重要的公共面向。二奶们不仅在私人场合里进行性

    别劳动，也需要在特定的公开场合帮助男伴展现魅力，进而凸显

    其新贵身份。(一)符号化的家务劳动

    建筑公司老板阿东跟阿菲在一起已经三年有余。他的妻子和

    两个孩子住在几公里外。阿东给阿菲买了房子，每个月给她5000

    元到10000元不等的生活费，足够让阿菲在广州郊区过上舒适的

    生活。阿东很少在阿菲住处吃饭或留宿。他有很多的应酬，也不

    想被老婆抓包。阿菲平时要么跟阿东外出应酬，要么跟朋友们一

    起上餐馆吃，很少自己在家吃饭。虽然做得少，但阿菲很会做菜

    ，她说：“他要来吃的时候我没给他准备，要吵死了。”

    和阿菲一样，多数商业精英男性的二奶不需要从事大量的家

    务劳动。在商人和高级白领包养案例中，两个香港男性——一个

    珠宝商，一个设计师，他们来广州主要是为了谈生意和找乐子，而其余的大陆男性的两个“家”都在同一个城市。这些男性几乎每

    天都会在外应酬或娱乐，日常家务通常由他们的妻子或家里的保

    姆来承担。一些商人的二奶也请小时工来打扫房间。

    家务照料在商人的包养关系中没有太多实际的作用，但具有

    重要的符号意义。我在调研的过程中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二奶在和他人外出吃饭时匆匆赶回家，因为他们的男人临时决

    定回“家”吃饭；还有二奶会特意从自己的住所——没有电梯的8

    楼——跑下楼去为男伴买他随口提到想吃的点心。通过恰当甚至

    略带表演性的照料劳动，二奶给男人们传递出重要信息：他们的

    要求可被无条件满足。这不仅表达了她们对男伴的在意和关心，而且显示了他们在家中的重要性和至高地位。

    (二)多维度的情感劳动

    除了符号化的家务劳动，商人的二奶们也通过情感管理来帮

    助男伴完成他们所希望的男性形象。如果说工薪阶层的二奶以控

    制“失望”、“不满”等负面情绪来帮助男伴建构男性尊严的话，商

    人阶层的二奶则还需要承受更大的言语伤害和抑制“愤怒”来显示

    男伴的至高地位。许多商人的二奶告诉我，在两人关系稳定之后

    ，她们的男友就会肆意地冲她们发脾气。这些情绪发泄很多时候

    是一种“迁怒”——他们在工作、应酬以及家庭生活中遇到压力或

    者不顺心的事，经常会演变成在二奶处的“找茬”乃至“大发雷霆”

    ，并将二奶们的忍受当作一种理所当然，正如一个男性商人说：

    “不爱听，可以走啊。”与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的婚姻关系不同

    ，婚外包养关系对于男性的行为几乎没有社会约束，完全依赖于

    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牵制，只有在男性情感高度投入(比如关系初

    期或对二奶有强烈情感依赖)的少数情况下，男性才会对自己的

    行为有自发的约束。 [3]

    一次阿菲因为阿东久未过去看她，在电话里对他娇嗔抱怨，没想到阿东在电话那头吼道：“你个婊子，你以为你还是处女啊

    ，还说我对你不够好？!”阿菲听了很受伤，但并没有回击。她

    说：“我这个男人就是粗鲁。跟他吵没用啊，他更气啊，骂得更难听，还关水喉(停止供养)，费什么事呢？”

    Lucy也经常在访谈中抱怨男伴对她乱发脾气，她说道：

    我真的受不了他的脾气了。他一不高兴就骂我，说得很难听。我不是特别没钱的时候，我就顶回去；我要是特别没钱的时候

    呢，我就忍了，我虽然很生气，让他骂啊，有时候还要逗他，很

    惨的，就是那个低低死气(低声下气)。

    二奶们偶尔也利用男性心理和“情感承诺”来为自己博取筹码。比如一次Lucy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其间接到男友电话，对方

    要求她立刻回家，Lucy花了40分钟的时间跟他解释，哄他开心，但对方还是不依不饶，坚持“我就是不喜欢女朋友去酒吧，就是

    不喜欢女朋友在外面玩”。Lucy忍无可忍，说完“你不是说喜欢我

    吗？我就是这样啊”就挂了电话。几天后，男友打电话道歉，还

    承诺从香港给她带一套雅诗兰黛的化妆品。Lucy说：“男人很贱

    的，不能对他太好。”但这样的反击不总是成功，多数情况下，如果发生争执，都是Lucy主动去道歉求和，花更多心思讨好男友。

    除了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一些商

    人的二奶还需要从事各种“表现型”的情感展示——比如营造一种

    良好的谈话氛围——使得她们的男伴获得情感满足和良好感觉。

    阿英是一名香港珠宝商的二奶。在她看来，这段关系中最难应对的任务之一就是接男友的电话。她说：“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就说

    生意上的事情，我对他的生意没兴趣。他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只

    好在那边听，假装听得很认真，有时候说几句，说这个真有意思

    啊，他听着高兴点。”通过专注的聆听、赞赏的笑声和肯定性的

    评论，阿英不仅满足了男友想要交流和分享的情感需求，而且从

    她的反应中，男友能够感到自己是一个有趣而富有魅力的男人。

    通过压抑型和表现型的情感管理，二奶们让男人在与她们的

    相处中可以释放情绪压力、发号施令、获得魅力认可。正如一位

    男性受访者感叹：“她让我感觉像个皇帝。”不同于工薪阶层男性

    从二奶处获得的“好男人”的感觉，“皇帝”则意味着有资格享受别

    人提供的各种服务——他拥有地位和权力，可以下达命令并期待

    得到执行。

    (三)私人关系的外显

    除了在相对私人化的互动中，二奶们为商人们营造了某种地

    位感，她们还需要在特定的公共场合展现这种关系，以帮助男友

    在其社会圈子里获得“面子”。在新兴的商人和企业家圈子里，有

    魅力的漂亮女人常常被视为是有价值的男性战利品。在私人浪漫

    关系的光晕下，拥有值得艳羡的女伴一方面标志着男性个人欲望

    的满足，另一方面折射出男性的个人魅力和地位。

    比如，阿英的男友是个60多岁的香港珠宝商，他每月给23岁的阿英10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因为“老头”(阿英如此称呼他)

    性无能，他们从未成功做爱。阿英问老头，既然他没法做爱，为

    什么要找女朋友？他说，他所有的朋友都有二奶，为什么他不能

    有？他渴望向其他人表明，他是一个强壮的、富有的、有吸引力

    的成功男人，这一公共形象对他而言非常重要。

    许多商人和企业家的二奶为了维护男人的荣誉和地位，会进

    行大量的身体劳动(Lan，2003)，在陪伴男友出席的公共场合

    呈现“恰当”的女性身体。许多人会根据她们男友的要求改变自己

    的外表打扮。事实上，并非所有男性都想要他的二奶看起来更年

    轻或时髦。例如，我访谈的两个年轻的打工妹——一个十八九岁

    ，一个二十出头，她们的男友比她们大好几十岁。男友经常要求

    她们穿昂贵的套装，不许穿便宜、时髦的衣服，而且尽量少化浓

    妆。这样的装扮可以使她们看上去更成熟，免得被误认作祖父和

    孙女。这样的装扮也可以掩盖她们的农村身份，让她们看上去更

    有文化和品味，不会被人当成酒吧陪酒女。相反，对那些30岁左

    右的二奶们而言，“装嫩扮靓”则是她们的首要任务。这些女性会

    追逐最新的时尚，常常浓妆艳抹，甚至通过整容淡化年龄的痕迹。她们告诉我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持形象上的优势，没有男人会

    希望自己身边的女人“又老又丑”。

    商人们的二奶经常被要求陪同男友出席各种应酬活动。在这

    些男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中，对女色的消费构成男性缔结兄弟纽带的重要内容。这种应酬活动通常被建构成(有权势的)男人可以

    摆脱道德约束、满足一己私欲、寻找乐趣和刺激的场合，这与妻

    子的形象——去性化的贤妻良母和家庭的守护者——格格不入。

    所以，妻子的出现会被认为既玷污了家庭的清誉，又坏了男人的

    “性兴致”。而二奶，由于被视为私人欲望满足的对象，在这些活

    动中出现被认为是怡情的。

    在这些场合，二奶们要尽量使男友看起来很有吸引力。比如

    ，一天晚上，我跟随阿雪去她男友阿海开的夜总会。我们到的包

    厢里还有阿海的两个朋友和他们的女伴。不一会儿，阿海来到我

    们的包厢，阿雪迎上前去挽住他。阿海笑着对大家说：“(刚才)碰到几个老朋友。来来来，喝一杯。”阿雪从茶几上拿了一只

    空杯子，给他倒上啤酒。一个朋友递上一杯芝华士，说我们都喝

    芝华士，你喝啤酒不行。阿雪忙接过杯子说：“我男朋友胃不好

    ，喝不得啊!”朋友们听她护驾，对阿海说：“女朋友体贴啊，你

    不能喝，她来喝一杯吧？”阿海看了阿雪一眼，阿雪娇嗔道：“哎

    呀，你们不要为难我男朋友，为难我啦。”看大家不依不饶，她

    接过酒杯：“好吧，只能喝一杯哦。”喝过了酒，大家坐下。阿雪

    紧紧倚着阿海，轻抚着他的手，柔情地说：“怎么去这么久啊？

    有没有累啊？”身边的朋友打趣阿海说：“你女朋友想你了，等不

    及了。”大家一阵哄笑，阿雪害羞起来，轻搡边上的男生：“不许

    欺负我!”与陪酒的小姐相似，通过敬酒、言语调情、身体抚摸等表演，她们帮男伴建立起性感且有魅力的形象。但与陪酒女郎

    不同，二奶是某个男人的个人所有，进而消解商品化性消费带来

    的男性气质的廉价感，这也对二奶们的表演提出更高的要求，以

    显得更为自然真实。

    因此，对很多被商人包养的二奶而言，出席这种应酬活动往

    往具有强制性。比如2006年春节长假期间，阿东每天晚上都和朋

    友们聚在一起打麻将，每次都会带着阿菲。阿菲在那里会待到凌

    晨五六点，常常一天睡不到6个小时。有时阿东也会要她陪他去

    吃晚饭和唱卡拉OK，这些活动把阿菲弄得精疲力竭。一天，她

    跟阿东商量让她在家休息一晚，阿东同意了。到了晚上10点，阿

    菲已经躺在床上，突然接到电话——阿东在楼下的车里等她，他

    们要去酒吧。“我真不想去啊，头很晕啊。”阿菲跟我坦言。不过

    ，她仍然快速地起床、穿衣、化妆、下楼。

    与商人的二奶们费尽心思为给男人在公共场合“挣面子”不同

    ，工薪阶层包养二奶的行为则更具私密性，包养二奶通常是工薪

    男性个体化的、修补男性尊严的方式，而并未成为一种群体性的

    亚文化。一般而言，工薪阶层的男性不需要参与半制度化的、充

    斥着情色消费的社交应酬活动，他们的社交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

    位或者干脆排斥女性参与(比如喝酒、打牌)。二奶们很少被邀

    请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一些二奶甚至通过拒绝参加男人们的活

    动而使自己显得像个“贤妻良母”。小结

    在婚外包养关系中，二奶从事着巧妙而辛苦的家务、情感及

    身体劳动，帮助男伴确认其自我价值、男性尊严和权威。家庭的

    私人环境以及情人关系的亲密性容易使男性将二奶所承担的烦琐

    的、往往是强制的甚至有时是痛苦的劳动视为是自愿乃至非常乐

    意的；这一认知使男性进一步确信，女伴对其男性气质的肯定和

    赞赏是真实而自然的。

    二奶的性别劳动体现了亲密关系中微妙的权力关系。首先，二奶们给男伴提供的性别劳动远远多于从她们的男伴那里得到的

    ，这与社会的性别期待有关，也与她们对男伴的经济依附有关。

    其次，二奶和妻子不同，妻子有法律和社会承认所赋予的“地位”

    作为保护伞，一定程度上免于陷入烦琐的、不对等的，甚至痛苦

    的性别劳动中，然而二奶却会因为自身地位的不确定性而将取悦

    对方当作一种维系关系的策略。最后，二奶也与陪酒女等商业性

    情色服务者不同，陪酒女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她们的真实情感与逢

    场作戏的工作区分开——当她们在一个商业场合努力奉迎男性的

    时候，她们可以不用表演得那么真诚。在私人化的亲密关系中，二奶不仅主动承担肯定、保证和强化其伴侣男性气质的劳动，而

    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使得这些劳动显得真实自然甚至“不着痕

    迹”。二奶的劳动对男伴的意义，因后者的阶层地位的差异而有所

    不同。通过提供自愿而体贴的家务服务以及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

    ，工薪阶层的二奶不仅为男伴营造了一个温馨实用、极具“性价

    比”的家，而且为他们打造了“一家之主”的尊严和价值感。商人的

    二奶则需要进行大量的性别劳动，帮助男伴在公共场合表现出一

    种充满优越感和吸引力的男性形象。换言之，当男性的性别与商

    人阶层相结合时，二奶们为男伴制造性别的劳动往往不限于私人

    场所的私密互动，而要拓展到特定公共场合的公开呈现。

    男性气质的阶层差异与市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

    关。一方面，随着市场改革，商人阶层拥有了较强的经济能力，并试图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社会地位的诉求在男性欲望显

    性化和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性别话语的支持下，构成其男性气质的

    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拥有漂亮女人来彰显身份、权力和优势。

    另一方面，工薪阶层男性则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这个

    群体的男性气质的建构更多围绕他们的家庭角色，通过女伴对其

    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一家之主的身份的确认，生产出男人的尊

    严和价值感。

    这一章阐述了包养二奶对商人阶层及工人阶层男性的不同意

    义。那么，成为二奶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下面几个章节将

    深入探讨城市女性和农村打工妹这两类女性进入包养关系的历程

    、情感逻辑和应对策略。[1] 阿菲解释说阿东留着跟老婆做爱是为了避免被怀疑有外

    遇。

    [2] 粗略计算，阿才每月在广州出差的两周如果自己单过，那么每月外出吃饭和使用家政服务的支出是1200～1300元，差不

    多相当于阿才每月给阿润的生活费(800元)以及他逗留广州期

    间的花费(500元)。如果阿才想要一些他通常可以从阿润那里

    免费获得的服务，如按摩，他就要花更多的钱。

    [3] 在男性追求和关系确立初期，那些男性通常不会随意发

    作，反而会忍受女伴的小性子和脾气。在他们看来，能追求到“

    难搞定”的女性是他们男人味的表现，他们甚至享受这种调剂。第二章

    时尚的重要性：

    都市女性的“尊严经济”

    广州初夏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Lucy相约一起做头发。等我

    大汗淋漓地赶到美发店，Lucy已经等得快不耐烦了。我跟她解释

    说公交车不准点，她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教育”我：“我

    叫你打车的嘛。看你出这么多汗，很没样子，省这点小钱做什么

    呢？”我抱歉地笑笑，拉着她一起讨论发型。她准备将大波浪拉

    直，留了三个多月了，想换造型。她建议我烫成小卷——时下比

    较流行的发型。听到我在260元的韩国烫发水和150元的国产烫发

    水之间选了后者，Lucy立马对发型师说：“不要，给她用韩国的。”接着转过头来继续“教育”我：“你怎么会选那个(国产的烫发

    水)呢？没省多少钱，但是对你的头发不好。”我没有坚持，尽

    管对这两种烫发水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心存怀疑。但到埋单的时

    候，我只需要付国产烫发水的价钱，而Lucy分文未付。看我疑惑

    不解，Lucy向我解释，美发店老板是她的前男友，他们分手之后

    还是朋友。

    Lucy，26岁，广州本地人。3年前与一位香港已婚的建筑师在一起后便不再工作，由男友供养。她在广州的日子看起来光鲜

    惬意，她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门就打车；用雅诗兰黛

    和迪奥的化妆品，背LV包包，挂Gucci的手机链；每日与朋友们

    出入咖啡厅和酒吧，定期去香港购物，到各地旅游。

    Lucy是我访谈的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广州本地的年轻女性中的

    一个。和Lucy一样，她们大多时尚靓丽，跟着有钱的男人，过着

    高消费的生活，符合大众对于“二奶”的寻常想象。可是，很少有

    人询问，时尚消费对她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被男人供养”

    又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贪得无厌”又想“不劳而获”？

    社会学家指出，消费除了满足个体的需求之外，有着重要的

    社会和情感意义，对于消费行为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

    情境中。一些学者指出，消费往往是一种寻求竞争性身份地位的

    行为，比如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关于“炫耀性消费”的

    经典阐述中谈到，人们消费特定的物品是为了显示出“高人一等”

    的地位，从而获得他人的艳羡或重视(凡勃伦，2009)。消费不

    仅是一种“区隔人群”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建立人际纽带的途径。人们往往通过为他人购买和赠送商品来表达关心和爱意，从而

    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Zelizer，2007)。在消费主义日益兴盛的

    当今社会，情感的表达已经越来越被市场所主导，形成某种高度

    依赖于商品的“爱的物质文化”(Illouz，1997；Miller，1998)。

    一些新近的研究还指出，消费日益成为在社会群体中确立成员身份、获得认可和归属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人们购买特定的物

    品或服务，与其说是为了获得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不如说更多为

    了获得他人的承认和尊重，以享有社会交往的平等机会。比如，社会学家Allison Pugh通过对儿童消费文化的研究提出“尊严经济”

    (economy of dignity)的概念，意指确认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

    体活动并从中获得认可和归属感的社会意义系统。Pugh发现，流

    行的玩具和消费经验构成了儿童之间社会交往的重要话题，即儿

    童“尊严经济”的重要筹码，如果缺乏被群体认可的消费经验，就

    容易被排除在群体生活之外，难以获得同伴的认可和群体归属感

    (Pugh，2009)。

    在本章中，透过这些广州本地女性的经历，我将探讨在消费

    文化兴起、城乡流动和阶层变迁的背景下，时尚消费如何形塑了

    城市女性的社会生活，并与她们的身份认同、个体尊严和社会归

    属发生紧密的关联。与此同时，我还将展示女性的消费经验高度

    受制于当地的性别文化和实践。一方面，由于女性缺乏在市场获

    得物质资源的平等机会，她们的消费能力高度依赖亲密关系中男

    伴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男性对于女性的供养被建构成情感表

    达的重要方面，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满足女性的物质要求不仅是合

    理的，而且是荣耀的。下文将以Lucy的经历为例，描绘和分析一

    部分广州本地女性进入、维系(以及计划离开)包养关系的过程

    ，以期呈现在性别文化、消费主义和社会网络交织中都市女性的亲密关系经验和认知，以及蕴含于其中的矛盾与冲突。性别、消费文化与供养历史

    Lucy生长在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父母在她小学的时候离异

    ，她跟母亲和外祖母一起生活。18岁时，Lucy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比她大两岁，是做生意的，两人感情发展顺利，也有结婚打算。在交往的5年多里，Lucy不再工作了，由男友供养。后来男友

    生意失败，提出分手。“他觉得我会拖累他，”回想往事，Lucy依

    旧感到委屈，“那个时候他也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子。”

    分手后，Lucy去了深圳，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个饰品店，但生意很不好，不得不继续依靠朋友给她介绍的追求者所提供的

    经济支持来维持生活。直到半年后遇到她的现任男友，一个已婚

    的香港建筑师。“我不喜欢他，”Lucy坦言道，“但我需要有人照

    顾我。”关系确立后，Lucy关了店铺，回到广州，男友给的一个

    月10000块钱左右的生活费，够她基本的日常开销——租房、打

    车、和朋友外出吃饭、泡吧、喝咖啡。

    这三年间，Lucy也曾尝试找过一些工作，她有高中文化，学

    过一些平面设计，朋友给她介绍过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月薪在20

    00～2500元，但每份工作她都干不过一个月，用她朋友的话说：

    “一个月挣的还不够她逛街一次花的呢。”

    作为时尚美女，Lucy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Lucy说：“对女

    生来说，样子是最重要的。好的样子让你感觉很好。”对她而言，“美丽的女性形象”首先意味着拥有白皙的皮肤、精致的妆容和

    性感的身材，为此她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每天出门前化妆

    1～2个小时，每周做一次美容，每年至少换两三次发型；她还花

    了1万块钱隆鼻，并考虑去做个腹部抽脂手术。Susan Bordo在分

    析美国社会女性的身体政治中指出，受市场利益驱动的各种流行

    广告和商业形象已经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的“正常状态”，并通过

    建构与这些身体类型相关的女性主体性来发挥作用(Bordo，200

    3)。与此相似，在市场改革时期的中国，外貌被认为是“自然”

    的女性特质，构成了女性“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Rofel，1999)。美容产业的兴起极力向大众传达了这样一种文化信息：美丽的

    外表并不是那些天生丽质的人所独有的，相反，任何一个认真对

    待并尽力表现其女性魅力的人都可以获得。

    “美丽的女性形象”也是一种通过消费对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

    品位的展现。Lucy相信名牌，对此知之甚多。她相信使用名牌可

    以使人看起来更“高级”，也更“漂亮”。因此，对品牌和时尚的了

    如指掌和恰当使用也是她保持理想外表的关键。为了跟上最新的

    时尚动态，Lucy会定期(一般一个月一次)去香港逛街，并经常

    更新衣柜和化妆品。身体是Lucy需要进行投资的一项资产，以保

    持对男人的吸引力。她越是性感时尚，就越能获得男性的青睐和

    追求。 [1]

    更重要的是，时尚物品和生活方式是Lucy维系自己朋友圈子的重要手段。Lucy的闺蜜们是一群在广州土生土长(或小时候就

    随家人搬来广州)的女孩子。她们年轻漂亮，装扮新潮，在一起

    只说粤语。Lucy与她们相识很久，有几个一起长大，有几个是上

    学时候的朋友，还有几个通过彼此的朋友相识。她们中除了个别

    人自己做生意，大多依赖男友供养(有些是正牌男友，也有一些

    跟Lucy的情况类似)。Lucy告诉我，与闺蜜们相比，她算“过得

    很惨”了。她们中有人在二沙岛(广州最昂贵的居住区之一)拥

    有别墅，有人开雷克萨斯或奔驰，还有人把刚过季的普拉达(Pra

    da)手提包送给家里的保姆了。和女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最主要话

    题就是美容、新款的名牌包、衣服、化妆品以及男人。Lucy说：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她们会觉得你很没意思，懒得理你了。”Lu

    cy还记得一次一个朋友背了个当地品牌的手提包去聚会，被女伴

    们奚落“是不是刚从农村回来”。

    在Lucy生活的世界里，时尚消费维系她与朋友们的持续互动。对Lucy而言，使用品牌化妆品、奢侈品牌的包包以及接受各种

    昂贵的消费服务与其说是为了彰显“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不如

    说更多地是为了获得同伴的认可和接纳，维系在原有社会网络中

    的成员身份，避免被朋友圈子边缘化或排斥。 [2]

    在市场改革以

    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迁中，消费已经成为人群分化的重

    要标志。Lucy竭力避免因经济匮乏而无法维系原有的生活方式，因消费不足而与原有的社会网络脱节——这将使她陷入向下社会流动的危机体验。

    与Lucy相似，其他受访的广州本地女性进入包养关系，也多

    是长期由男性提供经济支持的一个延续。这些女性大多在20岁左

    右就没有固定工作，成为全职女友或全职太太。在恋爱关系或者

    婚姻破裂时，她们会短期从事诸如服务员之类的工作，但很快会

    进入另外一段关系，继续由男性供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已

    婚男性的亲密关系只是她们连续性的、由男伴供养的亲密关系中

    的一段，在尚未遇到有结婚指望的对象时“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

    计。

    在当地盛行的性别观念中，亲密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供养受

    到鼓励和推崇：男人供养女人不仅是自然的，甚至是合理的。受

    访女性身边的不少女性朋友、亲戚和熟人是靠男人养活的，不一

    定作为二奶，有些就是正牌的妻子或女朋友。比如阿雪的妹妹嫁

    了一个本地人，妹夫近年来生意越做越好，钱赚得越来越多；妹

    妹每天过着闲适的生活，喝茶、逛街、打麻将。对比妹妹的“好

    命”，阿雪说：“我的命不好，我的第一个(男人)是嗑药(即吸

    毒)的。”对于这些女性而言，被男人养着没什么问题，差别只

    是在于是否(有可能)结婚。

    一些受访者也曾幻想自己赚钱过上好日子，比如阿菲半自嘲

    地说：“我想找赚钱的工作，没学历啊。我想做生意，没钱投资

    啊。”这些广州本地女性没有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她们的原生家庭也不富裕。尽管与许多外地打工妹相比，她们可以依赖社会

    关系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但远远不够支持她们的消费水平，以

    维系原有社会地位和社交网络。与男人的游戏：有底线地讨价还价

    凭借男友每月给她的生活费，Lucy在广州的日子还不错，但

    如果她想要买奢侈品的话，这些钱是不够的。因此，Lucy需要想

    办法向男友讨要更多财物。她说：

    他很虚伪的，你接触多了就了解了，嘴巴上很好听的，但是

    不会去做的。他说：“我很爱你啊，我想给很多的钱你啊。但是

    ，我现在很穷啊，没钱啊，我没能力啊。”其实他有钱的，就是

    不想给，还装出可怜的样子。(怎么知道他有钱？)他过几天就

    给自己买东西了，什么(玩具)枪啊，衣服啊。

    Lucy从男友那里得到的金钱数额并不固定。她男友每次来找

    她的时候都会给她几千元，具体数额因Lucy的需求而定，因此，找到让男友觉得合理的理由很关键。相处三年来，Lucy发现，相

    比于购买奢侈品，男友更愿意为一些实际的需求埋单，如安装和

    更换家庭设施、支付医疗费用以及给家人购买生日礼物等。Lucy

    有时候会编些故事来向男友要钱，比如亲戚过生日或家里某个电

    器坏了。“但这种借口不能用多了，”她说，“他会怀疑的。”而节

    假日、生日以及周年纪念日则是Lucy向男友讨要贵重礼物——通

    常是她想要的奢侈品——的重要时机。

    对于男友口头表达的爱意，Lucy并不全然相信；甜言蜜语仅仅是为了得到她的忠诚，她借机向他提出各种物质方面的要求，以作为爱的证明。为了向男友表明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常常向

    对方展示女友们从男友处获赠的礼物，Lucy说道：“我跟他说贝

    贝生日的时候，她老公送了她一辆雷克萨斯。我说我知道你钱没

    那么多，你给我买个浪琴的手表好不好？”Lucy深谙“爱的物质文

    化”(Miller，1998)，通过强调礼物交换的情感意义和圈内行情

    ，Lucy促使男友用物质来“兑现”他的爱；对照那些更为富有的朋

    友的所得，她将自己的物质诉求表述得合情合理。

    不仅如此，Lucy还通过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挣得”物质回报。在婚外包养关系中，正如上一章里详细论述的，被包养的女性

    通常承担大量的情感劳动，忍受情绪暴力、压抑负面情绪或迎合

    对方需求，以使男友在家中感到放松、受到遵从以获得良好的自

    我感觉。然而，当Lucy期待得到一份昂贵的礼物时，她会付出额

    外的力气来讨好男友。例如，在她生日的前一个月，Lucy向我多

    次抱怨男友如何恶劣地对待她。她说：“要不是他答应给我买LV

    包包做生日礼物，我才不忍他呢!”

    与其他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女性(尤其外地打工妹)相比，Lu

    cy对自身感情的工具性使用最为纯熟。一次，我同Lucy一起吃火

    锅。席间，她向我列数了近期从男友处得到的昂贵礼物，神情小

    有得意。突然，她话锋一转，说道：“大家都有付出嘛，其实我

    付出的更多。他付出的是钱，我付出的是青春啊。虽然他管不到我，但是每个月要见两三次的，要陪他。”

    用这种公平交易的逻辑，Lucy试图告诉我，她所得的是对她

    所付出的合理回报。她不是不劳而获或靠色相骗取男人钱财的女

    人，而仅仅是亲密关系游戏中的一个诚实玩家。公平交易逻辑帮

    助Lucy合理化了她当下的亲密关系处境：男友从她这里获得身体

    和情感上的愉悦，她以此换得经济上的实利。在很大程度上，她

    有意识地商品化了身体和感情，将它们当作通过投资能够产生经

    济利益的“资本”。但这么做她也付出了代价，比如失去对情绪的

    掌控能力。Lucy说：“我以前脾气还可以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坏

    了，Betty她们也这么说，很容易着急，生气，都是被他害的。我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气啊，这里很难受(捂胸口)，闷得厉害，还

    要忍他。”

    尽管Lucy有意识地通过情感上的付出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但

    她拒绝一味隐忍受气，同时积极捍卫自己作为“女朋友”的情感底

    线和权利。当男友表现得过分粗鲁或不可理喻时，她会反击。比

    如，一天晚上，Lucy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大家玩得正高兴，男

    友打电话过来，得知Lucy在酒吧后，开始发脾气。Lucy下楼哄了

    他40多分钟，对方依旧不依不饶，Lucy决定不再忍受：

    他跟我说：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泡吧；我很不喜欢我的女

    朋友喝酒；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喝醉；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

    跟其他男仔玩。我说：这就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啊。他说：那说明我们两个不合适在一起。我说：是啊。他气得要命。后来我就

    跟他讲：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进去了，他们在等我了，就把电

    话给盖了。他气死了。

    “我不是他的佣人，”Lucy解释道，“他说他喜欢我，很爱我

    ，那他怎么会这么对我呢？”Lucy的爆发不仅在提醒她的男友，他在情感上要求过多、付出太少，而且再次强调了他们之间亲密

    关系的界限，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情感对等。虽然

    很多时候为了维持关系，Lucy不得不在事后为自己的“冲动”向男

    友道歉，但也有几次她的“反击”成功地帮助她掌握了主动权——

    包括那次在酒吧挂了男友电话。几天后，男友打电话向她道歉，而且表示要送她一盒高档化妆品以示歉意。成功的反击不仅帮Lu

    cy填补了情感赤字，还给她带来了物质利益，Lucy解释说：“男

    人很贱的，他们觉得太容易得到了，就没有兴趣了。”

    除此之外，Lucy还要求男友对她保持忠诚，不能约会其他女

    性，只要发现他有勾搭女生的蛛丝马迹，她就会抗议。一次，男

    友来广州找她。其间，一个深圳女人给他打了很多通电话，发了

    很多短信。Lucy怀疑两人有瓜葛，于是生气地对她男友说，如果

    他爱她，那就不要和其他女人通电话。尽管男友不情愿，但为了

    证明他的忠诚和体贴，还是照做了。

    在与我分享了击退潜在竞争者的经验后，Lucy接着说：“我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而生气，而是我觉得我配他多了，还要啃他(忍受他)，他还扣女(泡妞)。”Lucy将男友对她的忠诚视作自

    我价值的一种确认：作为年轻漂亮的都市女性，她在亲密关系市

    场中具有较高价值，爱和忠诚是亲密关系中地位较低的一方给予

    地位较高的一方的回报。与此同时，积极要求男友在情感和性关

    系上的忠诚，也是Lucy将自己所处的关系与交易性性关系区分开

    来的重要方式，帮助她维护自己在这段不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

    的亲密关系中的权利和地位。

    在受访的广州本地女性中，Lucy最善于在亲密关系中争取经

    济和情感“利益”，对待亲密关系也最“理性计算”。这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Lucy对男友的浪漫情感的投入是最少的。一般而言，在亲

    密关系中投入真情越少的二奶越有可能去讨价还价。冷漠和疏离

    使她们具备了某种有利条件，可以将这段关系视为一场公平交易

    的游戏。如果在情感上投入较多，则更容易在谈判中失去自己的

    底牌。比如，Lucy的朋友Jamie很喜欢她的男友，希望这段关系

    可以长久。Jamie对男友的话言听计从，包括很多在Lucy和其他

    朋友看来“过分”的要求。比如，Jamie在外和朋友聚会，男友打电

    话找她陪，Jamie就会抛下朋友们立马离开。男友有一次说她素颜

    不好看，Jamie之后就坚持在男友睡着后卸妆，在他醒来前化好妆。尽管Jamie会和男友就家用和礼物讨价还价，也会因男友同其他

    女人乱搞而争执，但与Lucy相比，她更容易妥协。Jamie的好友B

    etty这样评论：Jamie太在乎郑猛(Jamie的男友)了，什么都以他为中心。J

    amie是我见过的最顺从的女人了。他们两人吵架，明明是郑猛的

    错，Jamie还会过去跟他道歉。越是这样，郑猛越不把她当回事

    儿，对她越来越差。

    其他受访女性对男伴的情感依恋程度不尽相同，但都会采取

    各种议价策略，比如，每月的生活费，“特殊的日子”的礼物，男

    友陪伴她们的时间和情感付出。相较于包养关系中的外来打工妹

    ，这些城市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时表现得更为

    积极，也更富于策略。她们在亲密关系中所具有的谈判优势，很

    大一部分来自她们在城市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积极

    的谈判——包括争吵和冷战——有可能对亲密关系带来一定的破

    坏性和风险；而有能力进行谈判并占据主动和优势，则与这些女

    性所处的社会支持网络紧密相关。社会网络与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维系

    Lucy的男友通常一个月只过来两个周末，因此Lucy有大把的

    时间自己打发。她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睡到中午，在家随

    便吃个午饭，比如下碗方便面，然后打一圈电话，约上几个闺蜜

    一起购物或美容，之后去咖啡店小坐聊天。傍晚和朋友们相约晚

    饭，晚饭后，再和另一群朋友去酒吧或卡拉OK。

    在与闺蜜们的下午聚会中，她们分享最新的时尚资讯和美容

    小诀窍。比如，一个朋友告诉Lucy，用蓝色睫毛膏可以使眼睛看

    起来更明亮动人。如果有人刚去过日本或香港的话，会分享她们

    的斩获和了解到的最新潮流。她们还互相交流“如何对付男人”的

    经验和技巧，比如，如何保持对男人的吸引力，如何让男人出钱

    买她们想要的昂贵商品，男人的某些行为代表什么，等等。

    除了交流各种经验诀窍，Lucy还从女友们那里得到情感支持。比如，她和男友吵架、受气的时候，她会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

    寻求安慰。此外，她的不少女友——尤其是那些同样在经济上依

    赖男人的朋友——也往往需要对她们的男友付出情感劳动，忍气

    吞声或刻意讨好。她们聚在一起时，会纷纷抱怨她们的男友，为

    彼此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她们会用贬损的语言来称呼

    她们的男友，比如骂他“傻閪(hāi)”(类似于“白痴”)，抖搂男

    友的丑事，炫耀自己背着他“扣仔”(找其他男人)，以此宣示对男友的某种象征性胜利。通过这种“集体泄愤”的仪式，Lucy释放

    了她在情感上不对等的亲密关系中所遭受的某些苦痛和委屈。

    除了闺蜜圈，Lucy在广州还有很多朋友和熟人，其中大部分

    是广州本地人。她每天出入各种咖啡馆、餐厅、酒吧和夜总会，进一步拓展了她的社交圈。这些外围的关系圈并不清楚她的“二

    奶”身份，但为她的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当她与男友吵架后，男友暂时中断经济供给时，她可以向朋友们借钱或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工作来维持生活。 [3]

    其他六位广州本地女性也都有类似的支持网络。和Lucy一样

    ，她们通常都有一群闺蜜和从小建立起来的社交圈子，这是她们

    获得物质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住在广州市郊的四位离异女性

    在十几岁时便成了朋友，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相互支持。

    在我调研期间，这四位女性都由已婚男人供养。她们几乎每天待

    在一起，搓麻将、购物、吃饭、泡吧、去KTV唱歌，还一起外出

    旅游。阿菲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阿雪，讨论当天的

    安排。当她为同男友的关系感到烦恼时，她也会打电话给其他三

    人寻求抚慰。她说：“跟她们说也没什么用，但心里感觉好点。”

    这些住在广州市郊的女人们，也都受益于一个由亲戚和熟人

    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阿婉是这四个二奶中经济来源最不稳定的

    一个。她的男友是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工头，由于只有在工程结

    束后才能拿钱，有时他会没钱给阿婉。在缺钱的时候，阿婉就请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工作，在男友拿到钱后，她再把工作辞掉。我

    在广州的那一年中，阿婉做过两份临时工，每份工作她都没干满

    两个月。第一份工作是在她朋友开的夜总会里当部长，第二份则

    是她阿姨介绍的，在一家服装店做收银员。

    广州本地女性身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给她们带来了应急的物质

    资源以及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帮助她们度过亲密关系中的“不

    稳定期”。这些女性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也使她们——至少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在某个时刻决定是否中断这段关系。“将来的那个人”

    一天晚上，我陪Lucy回公寓取她给我推荐的张小娴的书。Lu

    cy认为这位香港作家对两性关系有着深刻的洞见，对我的研究有

    启发。在开门前，她提醒我房间很乱，因为她已经有好几天没有

    打扫了。确实，她的公寓不算整洁，客厅的沙发上堆满了衣服，她把衣服推到一边，给我腾出坐的地方，然后快速清理了茶几上

    一个吃剩的面碗。“中午吃的，我懒得收拾，”她有些不好意思地

    解释道，“你是个女的，所以被你看见也没关系。”

    她给我拿来了张小娴的书，大声地朗读她最喜欢的一篇文章

    《将来的那个人》：

    想知道自己是否爱一个人，只要想象一下，当他年老，卧病

    在床的时候，你愿意照顾他吗？想到他老病的时候，你已经有些

    沮丧，那么，他绝不是能够跟你厮守的人……当你年老，病在床

    上的时候，你也愿意由他来照顾你吗？只要他在，你就放心了。

    那么，他是你寻觅的人。你只希望他是来探病的朋友，而不是夜

    里抱你上厕所的人呢，那么，你要找的人，不是他。在最软弱的

    时候，你会想念的那个人；在那个人最软弱的时候，你会怜惜的

    ，你们才是彼此将来的那个人。

    Lucy似乎就是用这篇文章的观点来检视她对男人的真实感受的。她向我袒露了之前有一位条件不错的追求者，而且单身，“

    我不喜欢他，就是拿他解闷的，一起玩。但是他要是生病了，我

    肯定马上就会逃开；如果我老了，我也不会愿意是他抱我去上厕

    所。所以我觉得自己肯定不喜欢他，后来就分手了”。

    然后，她向我展示了一套全新的SK-II化妆品，用精致的酒红

    色包装纸包着，这是上周在朋友的派对上遇到的一位男士送她的

    礼物。这位男士对她一见钟情，第二天就邀她出去吃饭，并在第

    一次约会后送了这份礼物给她。“你喜欢他吗？”我问她。“有一点

    ，”Lucy回答道，“他很成熟，也很大方，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

    是玩玩。”

    话还没说完，她的手机响了，是那位男士发来的短信，请她

    去做SPA!要不要去？Lucy犹豫了。她想要让这段关系升温，但

    又不希望这个男人认为她很贱。“太容易到手了，男人就不珍惜。”她感叹道。

    Lucy，26岁了，家人已经开始催促她快点结婚安定下来。她

    向家人隐瞒了她同香港男人的关系，只是告诉他们交了一个男朋

    友，但不够结婚对象的条件。为了安抚家人，也避免嫁不出去，Lucy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28岁之前结婚。过去的一年中，她

    在朋友的派对上遇到过不少追求者，但没有一个修成正果。

    除了朋友介绍，Lucy还上交友网站寻觅结婚对象。为了更有

    吸引力，她在注册时把年龄改小了两岁。作为一个漂亮女人，Lucy收到了很多男性的询问和关注，从中等收入的白领到自己开公

    司的老板。然而，Lucy却陷入了某种困境：她感到很难找到一个

    既认真对她又有良好经济基础的男人。对一些认真的追求者，Lu

    cy往往不满意他们的经济实力。讽刺的是，她对那些有钱的追求

    者常常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例如，Lucy如此评价她约会过的一个

    35岁、在广州开公司的男人：“条件这么好的男人怎么还单身呢？他肯定和我男朋友一样就是玩玩的。”她的包养经历让她对男

    人的意图疑虑重重。

    这些成为二奶的广州本地女性对于未来有着不同打算，但绝

    大多数都想找个好男人结婚。Jamie是唯一的例外。她希望男友离

    婚，然后娶她，尽管她不知道何时愿望能够实现。为了维持她的

    地位，她计划怀孕。她相信孩子可以稳固她同男友的关系；将来

    ，即使男友不再对她感兴趣，他还是会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其余

    五位广州本地女性和Lucy一样，都认为目前的关系只是权宜之计。尽管她们中大多对男友“有感情”，但并没有打算“跟定他”。阿

    菲和阿雪告诉我，她们正在考虑参加一种承诺100%成功的相亲活

    动，但过高的服务费——注册费1000元，之后每次相亲另收费—

    —让她们踌躇不定。除Lucy以外，其他的广州本地女性交往的都

    是广州本地男性，因此她们无法像Lucy那样自由地去约会潜在的

    结婚对象。但和Lucy一样，她们并没有完全被包养关系束缚住，而是利用丰富的夜生活和社会网络，结识新的异性，找寻结婚可能。知情的朋友告诉我，即使是痴情的Jamie，在和男友认识的头

    两年也曾不时约会其他男人。这正是大多数我访谈过的外地打工

    妹无法享有的优势。小结

    当消费日益成为社会生活、身份建构和阶层分化的核心要素

    ，包养关系为一部分中下层的城市女性提供了实践现代都市女性

    身份的机会，帮助她们继续原有的社会生活，维持其在特定社会

    网络中的成员身份，获得(对她们而言)有意义的社会群体的认

    可和归属感。市场改革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从一

    个收入分配较平等的国度转变为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

    快速变化的社会分化不仅是纸上的数字，更是人们生活中实实在

    在的体验，使得人们对自身地位产生了高度不确定和不安全感。

    对很多个体而言，跟上主流推崇的生活方式，维系与原有社会群

    体的连接，与其说是为了获得向上流动，不如说是为了避免遭遇

    向下流动的尴尬境地。

    对于缺乏市场机会的城市女性而言，亲密关系成为她们建构

    有意义的性别身份、维持社会阶层位置的重要途径。身体化、本

    质化取向的性别观念的兴起，将对男性的性吸引视为女性气质的

    核心成分，强化了异性恋亲密关系对女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当地性别文化对亲密关系中男性供养女性的推崇，为婚外包养关

    系提供了某种文化合法性；一些女性在难以找到合适结婚对象时

    将已婚男性的供养视为一种过渡性策略。

    对包养关系中的城市女性而言，男人给予她们的金钱和物质本身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男伴提供的共同居所代表了一种稳定

    关系的承诺，每月的供给是对她们的生活照顾，礼物则是表达爱

    意的重要符号。与此同时，她们也对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付

    出有所要求。尽管一些女性有更强烈的将包养关系工具化和去感

    情化的倾向，但她们无一例外地积极寻求经济供给与情感付出之

    间的相对平衡。而与资源丰富的本地社会网络的连接，也为她们

    在亲密关系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议价能力提供了可能。

    成为“二奶”不受法律保护，并备受主流道德舆论谴责。然而

    ，对于一些缺乏市场机会的城市女性而言，借助与已婚男性的亲

    密关系，她们能避免在巨大的社会结构变革中陷入更为难忍的生

    存体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落在人后，被熟悉的朋友逐

    渐抛弃，赤裸裸地向下流动，缺乏女性魅力，鲜有男人问津。

    [1] 得到男人们的喜爱和追求是其女性魅力的重要体现，帮

    助Lucy建构有价值的女性身份。与此同时，保持对男性的吸引力

    也有工具性的意义，便于建立亲密关系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

    [2] 我曾请求Lucy把她最有钱的两个女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她想了一会儿拒绝了我，说：“她们不爱说普通话，而且她们很

    年轻很骄傲的，肯定跟你聊不来。”在广州调研时，我的美国留

    学生身份承载了一定的文化资本，帮我突破了很多的壁垒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由于缺乏身体资本和时尚消费经验，我难以接触最“高端”的研究对象，这也从侧面说明时尚消费对于维系Lu

    cy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身份的重要性。

    [3] Lucy很少找家里要钱。作为离异家庭的孩子，她的父母

    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她感到自己不属于这两个家庭中的任何一个。她还表示，自己成年以后还依赖父母，是件羞耻的事儿，她不

    希望家人为她担心。第三章

    “一半被钱感动，一半被人感动”：

    亲密关系与向上流动

    沈家村是广州北部一个典型的“城中村”。2005年我调研的时

    候，村里已看不到农田，所有村民都成了靠租金过活的房东。村

    中已有80多栋公寓楼，还有不少正在建。这些公寓楼一般6～7层

    ，每层大约10套公寓。楼房的外墙贴着肉色瓷砖，楼与楼相互挨

    着，楼间距仅1米多，戏称“握手楼”。村民搬迁到了城里，或者

    自己住在顶楼，把下面的楼层租或卖给外地打工者。 [1]

    公寓楼

    的底层通常是十几平方米的单间，临街一面装上宽大的金属卷帘

    门，商住两用，当地叫作“档口”。那些位置好、临近主要街道的

    档口会被用来开小卖部、发廊和饭馆，而小巷里的档口则不少做

    成麻将或棋牌室，供邻居们休闲娱乐。

    阿英带着上幼儿园的女儿住在临街的档口。十几平方米的空

    间用个大衣柜隔成两半：后半部分是母女俩的日常起居场所，一

    张大床、一个写字台，侧面是灶台、可折叠餐桌和女儿看书画画

    的小桌子；前半部分白天搭起桌子让邻居们过来打牌打麻将，到

    了深夜租给住二楼的男人停他的面包车，一个月收150元。除此之外，她还干手工活、当小时工、做中介给人介绍房子。“为了

    赚钱我什么事都搞，”她说，“我看到路边的塑料瓶我也去捡，别

    人笑话我，我说，我不偷不抢靠自己。”不过这些收入都是小钱

    ，用她的话说，也就挣个吃饭钱，她最主要的收入来自她在村里

    的房产，每个月能收1150块的租金。

    33岁的阿英是村里有名的“厉害女人”，笑声爽朗，骂起人来

    也毫不含糊。她老家在西北农村，17岁从家里跑出来打工，目前

    是沈家村少数有自己房产的外地人。她在1997年花了7万元买了

    一套两室一厅，1999年又花了17万元买了档口和三个单间。买房

    子的钱有几万元是她打工和开发廊时攒下来的，有几万元是找亲

    戚朋友借的，但最主要的是跟一个香港“老头”(阿英如此称呼他)同居一年攒下的十多万元。不同于大部分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

    经历时回避“包养”一词，阿英坦率地将和“老头”在一起的过往叫

    作“包养” [2]。时隔多年，阿英谈起往事依旧心情复杂，她一方

    面“痛恨那段日子”；另一方面又“很感激”，“因为没有那个时候，就没有我的现在”。

    本章将以阿英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一部分进入包养关系的农

    村打工妹的经历，探讨亲密关系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嵌

    入其中的性别与城乡等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对女性命运的形塑。有

    学者指出，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3]

    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计划要求中国摆脱自给自足的状态，转而融入全球化的发展。因此，城市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都成

    为市场主导的现代化的中心。国家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城市

    ，农村在国家投资中所占的份额骤减(Chan，1994；Lee，2000；Yan，2003)。农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而且

    也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课堂的象征意义。当城市作为现

    代文明和现代礼仪的中心脱胎换骨之时，农村在公共话语中被塑

    造成为“落后的”、“传统的”，或如严海蓉所说的“幽灵般的他者”。农村生活难以提供农民建构正面而有意义的自我认同所需要的

    符号资源(Yan，2003)。

    同数百万进城打工的姐妹一样，我所访谈的农村进城女性希

    望通过乡城流动获得经济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向上流动。她们希

    望在城市打工挣钱以提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同时获得自主

    、冒险、自我发展以及有意义的现代身份(谭深，1997；Jacka＆

    Gaetano，2004；Jacka，2006)。在进入包养关系之前，她们都

    曾在城市打工，其中4人在工厂打工，其余5人在服务业工作，如

    在餐馆、理发店和卡拉OK厅当服务员。她们大多去过不同的城

    市，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她们中没有人能够与经济

    条件良好的城市单身男性发展出有结婚可能的恋爱关系，用她们

    的话说：“本地人不会娶外地人的。”她们在城市打工生活多年后

    ，大多难以在城市获得安稳的生活。然而，一些女性不甘心如此

    ，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阿英便是其中一个。走出大山的奋斗

    阿英从小喜欢看书，文章写得不错，深得语文老师的喜爱，但“英语和数学太差了”，没有希望考上大学，初中最后一学期便

    辍学在家放羊。那时她十七岁，在老家到了说婆家的年龄，但好

    强的阿英不想一直待在大山里。她说，“我有同学在外地(打工)，每个月四五十块钱，自己吃吃喝喝，打扮得很漂亮。我想，为什么他们能这样我不能，我也要赚钱，我要过得比他们好!”

    不久，家里给她介绍了个对象，男方愿意给她介绍县城里的

    工作，“冲那份工作”，阿英答应了，男方比他大两岁，看着也算

    顺眼，但两家在“先结婚还是先介绍工作”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男方家长要求先结婚再去工作，怕给介绍了城里的工作儿媳妇就

    跑了。女方家长要求先工作再结婚，怕对方介绍工作只是个幌子。阿英还记得母亲当时的话，“你不结婚你还有希望，你一结婚

    你就没希望了，他不让你上班你就不能上，结了婚你就不能离婚

    ，别人看笑话，爸爸妈妈也没脸啊”。婚事告吹后，阿英提出自

    己出去打工，家里反对，倔强的她偷偷地跑了出来。回忆当时的

    情形，她说：

    山里面的人没有文化，我怎么说也算(快)初中毕业，也是

    一个高文化的人了。那时候在学校我真的很喜欢看书，看了好多

    书，书上好多东西我都可以记下来，所以我想我不能一辈子埋没在大山里，我一定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人活一辈子不容易。

    揣着几百块钱离家出走后，阿英辗转去了新疆、甘肃和河南

    ，深深体会到“没钱的苦”：

    那个时候在新疆，一个馒头一毛四，我一天就五个馒头，没

    有别的。我住在那个旅馆没钱了，人家把我赶出来，坐在楼梯上

    ，我无路可去。有一个男的过来看我没饭吃，说带我去吃面，去

    吃牛肉面，我在家里没吃过，就跟他去了。但我后来感觉不对劲

    ，我就说不去了，坐在地上。他来拉我、打我，把我脸都打肿了

    ，后来因为我在那个招待所住了好几天，里面有人认识我，看到

    那个人打我，就把我拉过去，帮我把房费补了。

    第二次没钱，是我后来在(河南)上班(当餐厅服务员)的

    时候，老板发不出工资了，70块钱的工资他只给了5块钱。大姨

    妈来了，我拿收据垫着，结果粘在上面，拿不下来啊，很痛啊。

    自己拉尿，把它冲下来，也冲不下来，很痛啊，谁也体会不到这

    种感觉，我跟别人说都不相信。天冷了，冻得要死，没什么衣服

    穿，一个月干(活)下来也没一件衣服，真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

    么熬过去的，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现在把钱看得比较重

    ，别人都笑话我，我说管你的，我自己有钱，我不缺吃不缺穿……辛酸的日子也有甜蜜，她在河南当餐厅服务员的时候遇到了

    初恋——小食店老板小乐。在阿英眼里，小乐不仅高大英俊，“

    比周润发还要帅一点”，而且温柔体贴。阿英满脸笑意地说道：

    我跟他一起吃饭，他都会把鱼刺拨掉给我，看我穿的鞋子不

    好，他说你去买个鞋子吧，天冷了，你去买个衣服吧。他一次出

    去，给我买个大衣，一百多，他也舍得买。他要是包里有50块，绝对舍得花45块，只留一包烟钱。有什么好吃的，他也会给我留

    一点。

    两人情投意合，“说说话就觉得心里很舒服”。阿英为他两次

    打胎，第三次怀孕时，阿英拒绝打胎，小乐告诉她自己已经结婚

    ，妻子是当地有黑帮背景的一个女子，生了一个儿子。他爱阿英

    ，但他怕离婚后妻子报复家人。阿英痛苦而绝望，第三次打胎之

    后离开了河南。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参加了一家深圳公司的“公

    关小姐”招聘，到了深圳后她发现原来是做“小姐”。她与同行的几

    个女孩集体辞职，在其中一人老乡的帮助下到了广州。阿英在一

    家只有五个包房和一间大厅的卡拉OK厅当上了服务员，底薪800

    元，外加小费，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日子似乎有了盼头。有钱男人的“善意”与打工妹的“报恩”

    在广州工作几个月后，这个不施脂粉、爱笑、走路蹦蹦跳跳

    的23岁姑娘吸引了一个香港花甲商人的注意。“老头”(阿英这么

    称呼他)每周都过来找阿英，约她吃饭、喝茶，并给她从香港带

    各种礼物，从昂贵的首饰、手表、套装到日用洗发水、牙膏。他

    也经常带些小礼物送给阿英的女朋友——和她一起工作的小姐和

    服务员们。阿英一开始不好意思从老头那里收礼物，“觉得有点

    欠他的”，但女朋友们一直帮老头说好话，她们开导阿英：“他就

    是图你一个年轻，图你一个青春，这些人的钱不拿白不拿，你拿

    了自己存下来也好。”

    真正令阿英感动的是，老头好像乐于“付出”，每次过来见一

    见她，请她吃个饭，就走了，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一次，阿

    英拿到了1300元的提成，想着“我拿了他那么多东西，也该买个

    东西给他”，她花了280元买了一块玉送给老头。老头大为感动，感叹：“从来没有女孩子送东西给我，只有我送东西给女孩子。”

    老头看到阿英和其他13个打工妹挤在一间宿舍里，像个“猪

    圈”，提议给她租房子。阿英起先不愿意，老头劝说租房后阿英

    也可以接父母兄弟姐妹过来小住。阿英正犹豫着，担心租了房就

    意味着要跟着老头了，一个女朋友劝导她：“反正你又不是处女

    了，你怕什么？他只要给钱，他给钱少你就不用跟他睡了。”她主动帮阿英在广州市区找了一间两房一厅，月租2300元，第二天

    老头过来买了家具，花了一万多，并给了阿英的朋友1000元作为

    酬谢。

    当天晚上，阿英留下了老头，向他坦白了之前恋爱和堕胎的

    经历，表示如果对方不能接受的话她会马上离开。老头的反应很

    平静，阿英回忆道：

    他说，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个经历，不然你不会这么大

    了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广州。他马上就去拿了8000块给我，让我

    拿去给爸爸妈妈花，存起来也可以。他说我看你这个女孩子挺单

    纯的，我也想帮你，我年纪也这么大了，看你那么年轻活泼，笑

    得那么开心，跟你在一起我就感觉年轻一点，青春一点。他就是

    找这种感觉，他在家里也挺苦闷，跟现在老婆的感情也不怎么好。反正说得我很感动，我都掉眼泪了，那天晚上我就跟他睡了。

    虽然答应和老头在一起，但阿英心里很矛盾：

    那个晚上我也没睡着，好像他身上有一股味，很难闻，又很

    肥，我感觉很恶心，很后悔，但是已经花了人家这么多钱了，他

    又对我这么好，我就过意不去。我心里接受不了那个，心里想的

    还是我原来那个男朋友，他要是知道肯定接受不了的。那个晚上

    我心情很复杂。那时候男朋友想着也没有结果了，分手了。有一些出于感激，一些出于无奈，还有就是有钱拿，他在我身上花了

    那么多钱，碰也没碰我一下，好像很过意不去的感觉，但是又有

    点觉得不值得。那些女孩子说：你早晚要嫁人的，做一次跟做十

    次的感觉是一样的。拿了钱，以后回去找个年轻的、漂亮的。我

    当时就是想着赚几千块回家嫁人。

    老头喜欢阿英的单纯与可爱，阿英的活力让他重焕青春，而

    阿英的纯朴也让他享受“自愿给予”的满足感，阿英表示：“什么都

    是他自愿给我，我从来没有提过你给我多少钱啊，从来没有。”

    阿英也问过老头为什么选她，老头回答说：

    我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你并不出色，我跟你在一起就

    是觉得你很单纯，我没有什么负担，我很开心，你也没什么要求。我要找比你漂亮的女孩子，卡拉OK里都有，比你漂亮，比你气

    质好，比你有风情的，我什么样的找不到。她们不就是要钱吗，一千不行两千，我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我为什么要找你啊。就

    是觉得你很单纯你很可爱，跟你在一起我不用顾虑，我不用担心

    你偷我的东西，抢我的东西。 [4]

    两人在一起后不久，老头就不让阿英上班了，认为卡拉OK

    厅人杂环境不好。阿英觉得拿人家的手短，就辞掉了工作。老头

    一个星期过来一次，每次来都会给她几千块乃至上万块，平时也常打电话嘘寒问暖，让她买鱼买肉买好吃的，不要省钱。

    起初的两个月，阿英在家觉得无聊压抑，很不开心，后来慢

    慢想开了，“反正已经这样了”，她开始安排自己的时间，爱热闹

    的她经常叫上以前的女朋友一起吃饭、去公园玩或者在家打麻将

    ，吃喝门票都是阿英埋单。阿英说：“那个时候她们个个都挺羡

    慕我，让我给她们介绍。”但老头很不喜欢阿英跟卡拉OK厅的女

    孩子玩，担心她们把阿英带坏了。他让阿英有时间学点东西，以

    后也可以找体面的工作。阿英学了一阵电脑，但没坚持下去，之

    后又报了个美容班学习美容。回忆起那段日子，阿英依旧感慨：

    我被他感动了，我是一半被他的钱感动了，一半被他的人感

    动了。他一拿就是那么多钱，我说你怎么不怕我拿你的钱跑掉呢？他说你跑就跑了，就当我做个好事，你真的想回去了，就不要

    乱跑，你就拿着钱回去，不够我再拿两万给你，回去给你爸爸妈

    妈，或者找个男人嫁了都可以。他越是这样说，我越是心里面过

    意不去。

    其实到现在吧，我在心里还是感激他的，他真是一个好人。

    如果有一天他老了，他痴呆了，他残废了，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情愿去扶养他，因为好像他真的是帮了我，他也点(拨)了我

    很多东西，教了我很多东西，怎么做人啊，怎么帮助人啊，人情

    世故啊，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被困扰的亲密关系

    在阿英和她女友们的眼里，男人图的就是女人的身体。当接

    受了老头那么多的钱财，阿英无以回报，唯有献出自己的身体。

    然而在性生活方面，两人却不太和谐。阿英说：“试过几次，不

    行。后来好像例行公事一样，他回来睡个觉，他根本就是没有性

    功能，他根本做不了的，搂一下你抱一下你他就走了，反正钱照

    样给你。”阿英甚至问过老头：“你又没有这个功能，你为什么要

    花这个钱？”他的回答是找“心理平衡”，他的朋友个个都在广东养

    一个，他为什么不能养一个，“反正钱还不是赚来花的”。

    对老头的回答，阿英如此理解：“他就是找一种自我满足、自我骄傲那种感觉，做给别人看的——这个老头很有钱，很有本

    事，在广州找一个年轻漂亮的，(我)虽然不算漂亮，但是我的

    身材算好的。”但老头和她之间的关系却不止于身体感受或符号

    意义上的性满足，还夹杂着某种道德化的情感。阿英说：

    他觉得我家里很困难，想做个好人，想帮我一把……很复杂

    的感情吧，说不清。他也跟我说过：你好好找个人嫁吧，找好了

    带来给我看一下，我送家具给你，我送钱给你。我不愿意你学坏

    了，不愿意你跟她们一样，将来没有一个好归宿。他也会好像很

    善良地跟我说这些话。他的心里也很矛盾，他又想留在我身边，又想我过得好一点，又想我过正常的生活。阿英对老头的善意心存感激，在心里愿意把他当作一个“好

    心的长辈”。为了让老头满意，阿英也尽量顺着老头的心意来收

    拾家里，比如老头爱干净，阿英就趴在地上用毛巾擦地，床单床

    罩一个礼拜换一次。但在内心深处，阿英始终没有办法把他当作

    亲密爱人，这是再多钱也无法逾越的屏障。阿英回忆道：

    有一次他哄我叫他老公，我叫不出来。他拿5000块放在那里

    我叫不出来，他押10000块在那里我还是叫不出来，就是叫不出

    来，就是叫不出来。叫老头可以，不高兴的时候叫他老王八蛋，老公两个字就是叫不出来。

    渐渐地，跟老头身体上的亲热，即便只有搂搂抱抱也让阿英

    觉得难以忍受。她解释说：

    本来呢，也不是很喜欢他，他很肥啊，身上有股味啊，他要

    不回来打个电话也无所谓，他只要一回来，要跟他上床我就很反

    感。经常在一起，只要睡到床上我就要发火，很不耐烦这种感觉

    ，不耐烦伺候他，跟他吃饭说话都可以，我就是不愿意跟他睡在

    一个床上。

    阿英也担心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她很抗拒在公共场合与老头

    的亲昵举动，两人之间经常为此闹得不开心。比如，一起出门，老头想搂阿英的肩膀，阿英不让，老头生气，说阿英嫌他老不愿意跟他一起走。阿英跟我解释道：

    我也确实嫌他老，要是出了我住的这一片，他要揽就让他揽

    ，但是在这里，他老要搂着我，好像很招摇的样子，我就觉得很

    别扭啊，就怕熟人看到了不好，自己好像有点爱面子。房东啊，邻居啊，我怕人家看不起我。其实他们都知道，虽然表面谁也不

    说，背后闲话肯定很多，说我看上那老头的钱。我就觉得很别扭

    ，好像有种出卖自己的感觉。

    两人见面时开始出现频繁的不愉快，但阿英还得照顾老头的

    感受。阿英形容当时的情形：“我发火他就不吭声，生气，起来

    要走，我还要去送他。”阿英对老头的排斥也增加了老头的疑心。为了方便联系，老头给阿英买了BP机，但很快又不准她佩带，怕她用来“扣仔”，并开始各种试探，阿英如此描述：

    有一次他说我今天回家了，找不到你，我说你又不让我带cal

    l(BP)机，当然找不到我了。我那天和朋友出去玩了，晚上又给

    别人过生日。他说他回来了，家里乱七八糟的，他说你又带人回

    来了？我说没有，他说你绝对带人回来了，我今天回家找不到你

    ，脚印有大的有小的，我说去你妈的，你怀疑我那就算了。他挂

    电话我也挂电话。后来他跟我说没有回去是试我的，我就骂他神

    经病、混蛋。一来二去，阿英待在家里就心情烦躁，可每次和朋友外出又

    会引发老头的强烈不满。两人激烈地吵过几次，阿英搬离了老头

    租的公寓。几天后老头派人找到了她，不计前嫌地关心她，给她

    钱，阿英又搬回了那个公寓。为了留住阿英，老头提议跟阿英结

    婚——只要阿英怀孕了，他就和老婆分手，跟阿英结婚，给她买

    个楼，给孩子存上几十万元，保障她的后半辈子。面对这样的承

    诺，阿英也曾心动，但两人的性生活依旧不顺利，阿英一直没怀

    上孩子。老头提议阿英搬到离香港更近的深圳，他给阿英买个房

    子，专心陪她半年以便受孕，但阿英却动摇了。阿英解释说：

    他说女人怀孕了就没野心了。前半辈子我伺候他，后半辈子

    我就享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愿意去，我觉得成天待

    在家里像坐牢一样的。好像他时时都在监控你，不让你交朋友，不让你出去玩，什么也不让你做。待在家里很无聊，很闷的，到

    深圳我更没有朋友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相识之初基于恩情往来的信任

    与温柔也渐渐消耗殆尽，曾经表示关心的电话问候也变成充满疑

    心的查岗。阿英愤愤地说：

    他上午十点打个电话，十二点打个电话，下午三点又打了，五点钟打了，晚上十点钟又打了，老是不定时来查你在不在家……他老试你，拐弯抹角试你，有没有在外面怎么样……我就特别

    反感，反正你不放心我，你不信任我，我没有背叛你。我是喜欢

    交朋友，但是我没有跟别人上床，连搂一下抱一下也没有，但是

    他不信任我，我也很反感他。

    老头觉得阿英变了，而阿英对老头的反感也与日俱增。

    我真的不喜欢他，每次面对他，我在想我的男朋友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现在对着你这么个老头子，你还这么对我。你是有钱

    ，一开始我真的是被他的钱感动了，收买了，后来觉得，钱没那

    么重要，我年轻我可以去赚钱。那时候真的很生气，他给我钱让

    我去买房子，我都不愿意要，好像我都不需要那么多钱。好像有

    一两万块钱我就很知足了。我是女的，要那么多钱干吗，我可以

    嫁个老公，可以养家，我自己也可以赚钱。我不愿意依赖他，很

    没有安全感的，没有着落感，哪天你找了其他的女的，不要我了

    ，我还不是一个人？

    那时候我跟别人也没有关系。但在外面跟谁聊天都开心，回

    到家一面对他我就开心不起来了。那时候觉得有那个钱已经不重

    要了，我还是要那个自由。我不要钱我要自由，开心一点，那时

    候守了一个老头，我在想我半辈子守着一个老头我干什么？他的

    朋友我一个都没见过，全是听他说的，我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又一次，阿英和老头发生了激烈冲突，阿英再也压不住心头

    的怨恨与不满，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通：

    我说你老不死，你老王八蛋，他说我不会死的，我长命百岁

    ，我说你三年之内一定死的，你不死我到你那把你砍了，他说你

    找不到我，我说我找得到你，我知道你的地址，知道你的电话，我到你那把你砍了。

    老头挂断了电话。之后一个月两人没有任何联系。阿英回家

    待了两个月又回到广州。后来她拨过一次老头的电话，电话那头

    已是空号。未婚妈妈的骄傲与哀愁

    离开老头后，学过点美容的阿英经过朋友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