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毁灭

    ——法国大革命，1789—1799

    [澳]彼得·麦克菲 著

    杨磊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中译本序

    导言

    地图

    第一章 拼凑起来的权力和特权：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

    第二章 知识界的骚动

    第三章 处置不当的危机，1785—1788年

    第四章 人民革命，1789年

    第五章 改造国家，1789—1790年

    第六章 革命的凯歌，1790年

    第七章 基督之家的解体：宗教分裂与国王出逃，1790—1791年

    第八章 恐惧和愤怒，1791—1792年，以及二次革命

    第九章 处在十字路口的共和派，1792—1793年

    第十章 自由还是灭亡：动乱时期的抉择，1793年

    第十一章 “恐怖直到和平为止”，1793年7月至10月

    第十二章 拯救美德共和国，1793年10月至1794年4月第十三章 恐怖、胜利和倒台，1794年4月至7月

    第十四章 解决纷争：热月政变，1794—1795年

    第十五章 社会中有资本的人，1795—1797年

    第十六章 伟大国家与其敌人，1797—1799年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意义

    大事年表

    革命历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献给基特中译本序

    我非常有幸能为中国读者写下这份序言。我在这本书中想要

    强调两点。第一点，与很多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一样，我

    写这本书受到了19世纪政治家、理论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1805—1859)的启发。他的家庭生活遭到大革命的重创，尽管

    如此，他还是承认了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

    命》(1856年)这部经典著作。由于他患上肺结核而早逝，这部

    著作并未完成。1831年，年仅26岁的托克维尔曾经到“新世

    界”游历，出版了早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

    卷本，1835年，1840年)。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中央权力的连续性，从路易十四(1638—1715)到1799年通过军事政变夺权的拿破仑

    ·波拿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一以贯之。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初

    期，国民公会试图通过民主和地方机构来使决策去集权化，1792

    年革命战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家们再一次将权力集中。在托克维尔

    看来，大革命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机构，这

    些机构既包括由贵族主导的传统团体也包括全国各地封建制、领

    主制的残余。大革命试图用基于人民主权和自由的新体制来取代

    古老的封建制度。但是法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社会的发展建

    立在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之上，法国人民仍然依赖中央权威。

    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起源于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这三个传统的等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上层贵族主宰了法国社会的方方

    面面，包括教会在内，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越来越不履行他们的义

    务(法国谚语有云：“位高则任重”)。大多数贵族对于1789年

    前必要的财政和社会改革根深蒂固的敌视源于两个长期因素。首

    先，正如托克维尔总结的那样，君主制国家决策的压力由于治理

    和保护殖民帝国的支出而进一步加剧，进而损害了贵族特权。其

    次，贵族面临着比他们人数更多、更富有、更具批判精神的资产

    阶级的挑战，农民对于贵族的财产、等级和社会地位也越来越感

    到不满。

    法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在18世纪80年代处于危机之中。王权及

    其贵族精英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来自社会的批评空前

    尖锐和深刻。领主体制及其繁多的特权日益成为一种收入来源而

    不是社会秩序的支柱。托克维尔认为，到了18世纪80年代，领主

    几乎很少出现在社区之中，农民交纳的封建租税与从领主那里获

    得的贫困救济、保护和帮助已经不再对等。尽管托克维尔出身贵

    族，但他明白贵族制度已经“失效了”，因为理论上贵族特权的

    合法性已经不再合理了。一个日益富有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追求自身利益，而且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阶

    级中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个人，深受启蒙运动抽象概念的影响。到

    了18世纪80年代，阶级分化已经完成，产生了大革命时期的社会

    对立。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论中，他对整个西半球的根本性变

    化充满了信心，但也担心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

    我们时代的国家无法阻止人类的境况走向平等，但是平等的原则究竟带给我们的是自由还是奴役，文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痛苦，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20年后，他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在结论中写到法

    国大革命实际上带给法国人的是奴役、野蛮和痛苦，但是这个悲

    观的结论来源于他个人从1848年开始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敌

    视。

    很少有人在提及托克维尔的卓越思想时将他的个人经历考虑

    在内，人们经常将他描述成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但是他一直

    处在国家动荡和痛苦的旋涡之中。他于1805年出生在一个显赫的

    诺曼贵族家族，他的祖先曾经参加过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和对英

    格兰的征服。他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等级深受大革命的创伤。他的

    父亲埃尔韦是托克维尔伯爵，曾经担任路易十六卫队的军官，他

    的母亲路易丝·玛德莱娜·勒佩勒捷·德罗桑博是法国著名政治

    家沃邦和拉穆瓦尼翁的亲戚。他们在1793年结婚。第二年差点被

    送上断头台。路易丝的祖父拉穆瓦尼翁(路易十六的首相和最终

    判决的辩护律师)和双亲都被判死刑，她的大姐和姐夫也同样丧

    命。

    虽然托克维尔的家族在大革命中遭遇悲惨，但在七月王朝

    (1830—1848)和第二共和国(1848—1851)时期，托克维尔本

    人试图将有限的选举和立宪君主制融入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他曾

    经担任议会代表和部长，在波拿巴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

    依靠军队夺权后，他放弃了从政。他从此以后全身心投入《旧制

    度与大革命》的写作中。他的杰作深受他1848年后两次短暂的从

    政经历的影响：他对1848年6月的内战感到恐惧，随后被路易·拿破仑的政变排斥出政坛之外。因此，他认为1789年后革命变化

    的暴力打碎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他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阶级分化和冲突。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自己家族的命运

    之上思考他所处的时代的变迁。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阐释法国大革命的特

    殊途径。在全球化的21世纪，我们更加重视法国大革命的全球意

    义及其国际影响。历史学家曾经认为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动

    乱，但是现在我们不仅意识到了大西洋和北美在法国大革命起源

    上的意义，还进一步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在西欧之外的影响，尤其

    是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地中海地区。革命战争的确是“第一次总

    体战”。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在内战和外国干预中诞生。但是这些革命最终取

    得胜利的代价都是数不清的生命。

    而与所有大革命一样，这同样是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革命

    的成果不仅体现在首都之中，还体现在拥有97%的全法国人口的

    乡村和城镇之中。各地对于革命的态度来源于特殊的社会、经济

    和文化状况。各地的人民无论欢迎还是反对变革，都不能拒绝变

    革。与托克维尔和几乎所有之前的大革命研究不同的是，我不仅

    试图将大革命置于全国和国际的背景下来理解，还试图将其置于

    每个社区的每个家庭之中来理解。革命给人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却影响了所有人。革命对于日常生活的冲击远比托克维尔的描述

    更加复杂和深刻。例如，我在书中强调了继承法的改革和临时废

    除砍伐树木与开垦荒地禁令的影响。

    现当代的每一次大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

    国革命和20世纪的中国革命——都具有其独特性，它们都是特殊的社会、历史和危机的产物。但是所有的大革命都带来了巨大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也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国内和国际冲

    突。所有的大革命对于每个亲历者来说都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生

    活的剧变。我试图在这本书中抓住的就是法国人鲜活而厚重的经

    历。导言

    1789年之后，法国革命者试图在人民主权、国家统一、人人

    平等的原则基础上重新塑造他们的世界。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之前的国家是一个由绝对王权统治、存在根深蒂固的特权和

    地方豁免权的庞大而多元的王国。在法国和其他国家都有人试图

    用武力摧毁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宗教信仰

    和权威的威胁。

    当时人们在如何评价大革命成就的问题上出现了两极分化。

    虽然革命期间的一切都变化无常，而且在实践中和理念上都存在

    反对革命过激化的强大力量，但革命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不可

    磨灭的、持久的印象——公民可能因此获得解放。1798年，年届

    74岁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总结道：

    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当中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它揭示

    了人性深处追寻道德进步的可能性，这为此前所有政治人物

    所虔信。即使我们必须回到旧制度，自由的这些最初形态作

    为一种哲学上的证明，仍不会失去其价值。[1]

    克雷基侯爵夫人维克图瓦·德芙拉·德泰塞比康德年长20

    岁。与康德相反，她对同时期她在身边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尖酸刻

    薄的描述：在城镇中你只能看到无礼、邪恶的人。你只能以一种粗

    俗的、苛求的、轻蔑的口吻进行交谈。每张面孔都充满了阴

    险狡诈，甚至儿童都有仇视、堕落的行为。可以说每个人心

    中都充满着仇恨。嫉妒从未被满足，悲惨随处可见。这就是

    对发动一场革命的惩罚。[2]

    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赞同1789年5月至

    10月的大革命行动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他们

    在以下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为什么后来被称作“旧制度”的政

    权会在如此广泛的支持下被推翻，为什么革命会走向恐怖，革命

    的影响是什么。1789年事件造成的影响是如此复杂、剧烈和重

    要，以至于关于这些事件的起源、过程的反思和争论不可能完

    结。法国大革命仍然令人着迷、使人困惑、发人深省。事实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以及东南欧政权的垮台以及“阿拉

    伯之春”这两股革命大潮重新激发了我们对于18世纪末那场改变

    世界的剧变的兴趣。[3]

    法国大革命的戏剧性、成功、悲剧，以及那些试图阻止和颠

    覆它的举动，在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都是学者们关注的主

    题。[4]拿破仑·波拿巴在1799年11月掌权之后，第一代法国大

    革命的历史学家们就开始从他们的视角来叙述这些年发生的事

    情，以及他们对革命起源和革命变革影响的评判。一个表面上看

    起来稳定的政权是为什么、如何在1789年倒台的？为什么革命过

    后稳定一个新秩序会如此艰难？革命期间的政治动荡在根本上阻

    碍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吗？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甚至是

    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还是一段旷日持久的暴力动荡以及令数百万人丧命的战争冲突？本书意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和所有重要的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中有许多英雄主义、恐

    怖、公民牺牲以及屠杀的插曲。毛泽东在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

    动时，写下了著名论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

    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

    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

    毛泽东当时34岁，1792年的法国革命家马克西米利安·罗伯

    斯庇尔同样也是34岁，他在同年11月回答政敌讽刺他手上沾着鲜

    血时说道：“公民们，你们想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1792

    年8月，巴黎市民推翻了路易十六并且屠杀了他的数百个守卫，罗伯斯庇尔坚持为这些爱国者[6]辩护道：“在如此大规模的起

    义中，犯下几桩明显的罪行或者微不足道的轻罪是在所难免的，他们的死是对他们效忠国王的惩罚。”[7]

    以往的法国大革命通史写作给人的感觉是革命只是巴黎人的

    功劳，他们将革命强加到顽固封闭、一直敌视革命的乡村。巴黎

    制造了革命，外省反抗革命。[8]与此相反，本书认为只有在研

    究巴黎的政府与在乡村、城市、城镇的人民之间如何协商、对抗

    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国大革命。本书的读者在了解巴黎

    政治斗争的历史的同时，也会在书中看到很多城镇和乡村的普通

    人如何参与、反抗和经历革命带来的改变。

    巴黎的确是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是18世纪80年代居住在巴黎的65万人口只占法国2 800万总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法国是由乡

    村和小城镇构成的国度。在大革命期间统治法国的人物几乎都出

    身于外省，他们在浩如烟海的通信集中表达了选民传达给他们的

    国家建设理念。本书将研究1789年到1799年间法国在立法、文化

    和社会上的变革经历如何挑战、转变了外省社会对于权力和权威

    的想象。农村和小城镇的人是如何接受、适应或拒绝来自巴黎的

    改变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

    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视觉文化和口语文化上的疾风骤雨，法

    国大革命产生了大量视觉上的表现物，它们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

    事，或者攻击、嘲弄某个人的敌人。大革命还产生大量昙花一现

    的事物，诸如政治俱乐部的入会卡、卡通，或者革命时代被称

    为“指券”的银行券。当然，大革命还计划用大量纪念性建筑来

    纪念革命的成就，但是这些计划在动乱、战争和贫困的状态中从

    来没有得到落实。这场塑造了当代法国的大革命，几乎没有留下

    实物的遗迹。[9]

    在确认一些留存至今的建筑遗迹时，我主要接受了伯纳德·

    理查德的帮助，他向我分享了他在纪念大革命的实物遗迹领域的

    广博知识，比如说在圣朱利安德萨吕村的巴士底狱的砖石。在过

    去的多年中，我从与多位友善的历史学家的交谈中直接获益，他

    们有大卫·安德列斯、米歇尔·比亚尔、史蒂芬·克雷、伊安·

    科勒、苏珊娜·德珊、阿兰·福斯特、保罗·汉森、林恩·亨

    特、柯林·琼斯、彼得·琼斯、埃尔韦·洛伊维尔、玛丽莎·林

    顿、让-克莱蒙·马丁、约翰·梅里曼、诺埃尔·普莱克、蒂莫

    西·塔科特、查理·沃顿以及我的多位学生。耶鲁大学出版社的

    希瑟·麦卡卢姆和瑞秋·朗斯代尔以及他们的读者提供了鼓励和洞见；理查德·梅森和萨曼莎·克罗斯在版面编辑和设计上展示

    了专业的水准。米拉·阿德勒-吉莉帮助我找到了本书中的重要

    插图，格拉文·莱斯制作了精美的地图。此外还要感谢朱丽叶·

    弗莱斯、基特·麦克菲、杰瑞米·特奥以及奥罗尔·穆尔肯斯提

    供的帮助。最重要的，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伴侣夏洛特·艾伦对草

    稿进行的认真细致、充满洞见的审阅。

    在过去的225年中，数百位历史学家深入探究了法国大革命

    的各个问题，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法国大革

    命作为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历史学家们可能因为论点的不同

    而产生差异，但正是他们高水平的研究和作品使得大革命研究成

    为历史研究王冠上的宝石。法国档案管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优质

    的服务，他们妥善地保管了丰富的档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

    深表感激。当南锡档案馆由于装修而关闭时，工作人员特意准许

    我在里面查阅资料。

    经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是我自

    己在大卫·安德列斯主编的《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手册》中执笔的

    章节基础上写作而成的。经过布莱克维尔出版社的允许，本书第

    17章的部分内容是在我编著的《法国大革命读本》一书中的第27

    章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1] Michel Biard and Pascal Dupuy,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Dynamique et ruptures, 1787-

    1804, 2nd ed. Paris: Armand Colin, 2008, p. 21.

    [2] Comte de Courchamps, Souvenirs de la marquise de Créquy de 1710 à 1803, 10 vols.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65, vol. 9, pp. 144–45.

    [3] Recent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are charted and discussed in a special issue of FHS,32(2009). Two recent collections bring together current scholarship: David Andress (ed.), The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eter

    McPhee (ed.), A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3.

    [4] There are many survey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Revolution, including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r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an Forrest,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wynne Lewis,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Deb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eter J. Davies,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d, most recently and successfully, Paul R. Hanson, Contes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lden, MA,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5] 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vol. 1,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p. 28.

    [6] 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爱国者”指忠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人。与

    之相对的通常为那些忠于前现代、封建制度意义上的君主的人，即“保王派”。(本书的脚

    注均为译者注。)

    [7]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Ivry: SéR, 2000–07, vol. 9, pp. 77–78,86–91.

    [8] This assumption underpins, for example, D. M. G. Sutherl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The Quest for a Civic Order, Oxford: Blackwell, 2003, p. 387; Richard Cobb,Reactio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25.

    [9] Rolf Reichardt and Hubertus Kohle, Visualising the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the

    Pictorial Arts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ranslated by Corinne Atwood and Felicity

    Baker,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8; Annie Jourdan, Les Monuments de la Révolution, 1770–

    1804: une histoire de représentation, Paris: Champion; Geneva: Slatkine, 1997; Richard Taws,The Politics of the Provisional: Art and Ephemera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hiladelphia,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地图地图1 18世纪法国省区图地图2 革命时期的巴黎地图3 法国省区图，1800年地图4 战势图，1793—1794年第一章

    拼凑起来的权力和特权：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

    1775年6月，路易十六前往兰斯举行加冕礼，他所乘坐的这

    辆崭新的马车重达1.5吨，至少耗资5万里弗，这个数字相当于大

    部分教区教士年俸的70倍。按照“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Rex

    Christianissimus)[1] [2]

    版画上所描绘的那样，马车车厢四周装

    饰着代表波旁家族的百合花，代表法国与那瓦尔国王的纹章，以

    及一些纯金的小雕像。香槟省总督波旁公爵向路易十六呈交了兰

    斯城的钥匙。路易十六身着紫色天鹅绒和貂裘，在大教堂中接受

    涂油礼，所用的圣油是法兰克人第一位国王克洛维于496年在兰

    斯受洗时就曾经使用过的。路易十六宣誓保护教会、消灭异端；

    接着大主教叮嘱他要向穷人布施，为富人树立一个榜样，同时要

    维护和平。随后20岁的国王在19岁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陪同

    下，向2 400名患有瘰疬病(是一种发病于颈部淋巴腺体的结核

    病)的人张开手，这些人专门赶来希望通过“国王的触摸”来祛除

    这种被称为“国王的罪恶”的病。

    历经八个世纪，波旁王朝已经编织出除了俄国之外的欧洲最

    大的王国。这个国家是由各式各样的特权拼凑而成的，随处可见

    层累而成的历史和传统。从国王的臣民所说的语言到管理臣民的

    法律和法庭，从地方行政管理到教会体制，从各级税收到各种度

    量衡，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带有历经八个世纪的国家形成的印记以及与新并入的省份之间的妥协。特权带有地方性。不仅某

    些城镇和省份享有诸如在税收水平上的特权地位，而且教会和贵

    族在整个王国境内共同享有的特权决定了他们如何缴纳税收和接

    受司法审判，并且反过来他们又决定其他人如何缴纳税收和接受

    司法审判。

    生活在18世纪法国的居民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即他们当中

    有97%的人既是天主教徒也是“蒙上帝恩典的、法国与那瓦尔的国

    王”路易十六的臣民。坐落在凡尔赛的宫殿令人叹为观止，其中

    的700间房屋和宫殿前575米宽的花园大部分都是在路易十四统治

    下的1710年完成的，这座宫殿象征着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的力量

    ——为了臣民的幸福只对上帝负责的国王。他的继承者路易十五

    以及路易十六继续着这种展示王权的举动。

    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社会中，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植

    根于他们所在的某一省份或地区。尽管路易十六的先祖弗朗索瓦

    一世在1539年颁布的《维莱-科特雷法令》中规定所有的教会记录

    和司法行政文件都必须用法语书写，现实情况是只有一小部分臣

    民在日常生活中说国王能够听懂的那种法语。在国家的大部分地

    方，法语只是那些从事行政、商业和某些职业的人的日常用语。

    教士在使用拉丁语的同时也使用法语，然而他们在布道的时候用

    的却是地方口音或地方语言。朗格多克省的几百万人说的是奥克

    语的变种，东北部人口说的是佛兰德语，洛林人说的是德语。靠

    近西班牙边境的一小部分人说的是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在

    布列塔尼省大约有100万人说凯尔特语。当阿尔贝神父从阿尔卑

    斯山南方的昂布兰向西穿越奥弗涅省时，他发现：我完全听不懂路上遇到的农民说什么。我对他们说法

    语，用我的家乡口音来向他们说法语，我甚至试图对他们说

    拉丁语，但是无一成功。最后，当我费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让

    他们听懂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跟我说一种我根本无法理解的

    语言。[3]

    即使在法国北方，说法语地方方言的人，或者带有轻蔑意味

    地说，说法语带有口音的人也随着地区不同而变化。

    法国最明显的特征是多样性以及地方差异性。从地形上来

    说，法国囊括从欧洲最高的山峰——海拔4 800米的勃朗峰和海拔

    3 000米的比利牛斯山——到宽阔平坦的巴黎盆地平原，以及崎岖

    不平的中央高原。从南部密集的村庄和小城镇(或市镇)到西部

    零落的小村庄和分散的农场，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居民有着多样化

    的农业种植习惯。在地形、建筑和特产上体现的地区差异性今天

    深受游客的喜爱，在当时则体现得更加明显和复杂。1789年之后

    的十年间的戏剧性变化就是在这种多样性背景下上演的。

    今天居住在法国的人口较18世纪相比已经增长了一倍多。但

    是18世纪80年代的乡村已经显得十分拥挤，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

    之中的大部分人口都在土地上耕作，依靠土地上的直接产出生

    活。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是今天的十倍。只有五分之一的人

    口居住在2 000人以上的城镇中。大部分人居住在4万个农村公社

    或教区之中，这些地方的平均人口在600人左右。[4]

    正是这些农村人口支撑着18世纪法国权威和特权的三根支

    柱：国王、天主教会(或王国内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第二等

    级”)。王国内的税收，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以及由领主征收的封建租税加在一起，根据各地区的差异，占了农民总收入的

    15%到40%。但是当时与之前相比，有更多的人在土地上维持生

    计。尽管歉收的威胁一直存在，但在1750年之后出现的一系列丰

    收打破了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持平的状况：人口从大约2 450万增

    长到了80年代的2 800万。[5]

    大多数法国乡村的显著特征是维持生计的混合农业：在这套

    体制下，家庭劳动试图培育多种农作物和牲畜作为食物与衣物的

    来源。只有在靠近大城市的富裕地区，例如靠近巴黎的布里和鲍

    斯，才能让拥有大量农场的地主和佃户将所有的生产集中在小麦

    等单一农作物上。大多数公社经济成分复杂，既有供应当地城市

    中心的市场化农业，也有满足当地人生存需要的基础农业。

    两个在王国南北两端的公社是这种复杂性的典型。巴黎东北

    部32千米有一个叫蒙努古尔的小村庄(人口280人)，领主夏瑟

    博·德·博蒙的大部分地产都用来生产供应城市的谷物。蒙努古尔

    的农民还从事栗树加工业，在村庄的南部生产酒桶和木桩；其他

    人为鲁昂和巴黎的新建筑提供石料。增补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活

    动的是生存经济，在小块土地上种植葡萄、蔬菜、果树(苹果、梨、李子、樱桃)和核桃树，在森林中采集栗子和蘑菇，从牛羊

    身上获取奶制品和肉类。正像法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居住在

    这里的人从事多种贸易，例如，皮埃尔·瓦尔在蒙努古尔当地经营

    一家小酒馆，出售散装酒，同时他也是村里的石匠。[6]

    在朗格多克省靠近地中海海岸的地区，贝济耶以北21千米的

    村庄加比扬，情况与此完全不同。实际上，大部分加比扬的村民

    无法与他们在蒙努古尔的同胞交流，因为像大多数朗格多克人一样，他们日常说奥克语。加比扬是一个庞大(有770名居民)并

    且重要的村庄，常年有淡泉水供应，自从988年以来领主一直都

    是贝济耶主教。他在此地居留时间很短，但却从这个公社征收大

    量封建租税，包括每年100瑟提耶(1瑟提耶约等于85升)大麦、28瑟提耶小麦、880瓶橄榄油、18只鸡、4磅蜂蜡、4只鹧鸪和1只

    兔子。考虑到加比扬以前是山区和海岸交界处的市场，村民还需

    要向主教交纳1磅胡椒、2盎司肉豆蔻和2盎司丁香。蒙努古尔通

    过它的种植业、木材加工业以及采石业与更广阔的市场联系在一

    起，加比扬的现金经济则基于大量葡萄园和放牧在环绕村庄的多

    石丘陵上的1 000只羊所生产的羊毛。20个羊毛纺织工人为来自北

    部纺织城镇贝达里约的商人工作。[7]

    作家尼古拉·雷斯蒂夫·德·拉布列多纳1734年出生于勃艮第省

    和香槟省交界的一个名叫萨西的村庄，他以自身经历描述了乡村

    世界。雷斯蒂夫来到巴黎，由于《堕落的乡巴佬》(1775)一书

    中的下流故事而变得声名狼藉，他后来在《我父亲的一生》

    (1779)中写下了他对萨西的回忆。他回忆了他的亲戚玛格丽特

    与戈万的幸福婚姻，在他看来，戈万是一个“爱开玩笑、体形匀

    称、自负、熟知当地段子的乡巴佬”：

    玛格丽特拥有价值120里弗的耕地，戈万有价值600里弗

    的土地，一些是耕地，一些种植葡萄，一些土地分散在草原

    上；每种类型的土地都分为六部分，六块种植小麦，六块种

    植燕麦或大麦，六块休耕……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她纺织七

    到八只羊的羊毛，十二只鸡下鸡蛋，还有牛奶和从牛奶中得

    到的黄油和奶酪，她把这些拿去卖钱……戈万也是一名织

    工，他的妻子还有一些仆人工作；她的收入一定非常可观。仅用“农民”(paysan)一词不足以表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在大革命时期乡村人民各种各样的举动揭示了这种复杂性。[8]

    农

    民大约构成了“第三等级”或“普通人”的五分之四，但是他们在全

    国范围内只拥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像在巴黎周围的法兰西岛

    这样的大规模农业区，从事农业的人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但是

    在大多数地区，大部分人都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块土地的承租人

    以及收益分成的佃农，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依靠从事一门手工业

    或者打零工谋生。在所有的乡村社会中还有一小部分农民经常被

    称作乡村贵族(Coqs de Village)，他们是大片土地的承租人或

    所有者。大的村庄还有一小部分人是教士、工匠、纺织工人，他

    们不是农民但通常拥有一些土地，例如那些由教士照管的菜园。

    纺织工业的核心也位于法国乡村，农妇通过业余时间的劳动与地

    方城镇联系在一起，她们的产品包括米约的羊皮手套，圣埃蒂安

    的缎带，勒皮的花边，埃尔伯夫和鲁昂的棉布，亚眠、阿布维尔

    和贝达里约的羊毛制品，以及里昂和尼姆的丝绸。

    在城镇和乡村中为满足日常需要而进行的辛苦劳作是整个社

    会秩序的基石。在乡村世界中，家庭采取各种复杂的手段来维系

    自身生存，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在不适宜生长的或贫瘠的土地上

    种植谷物的现象，低产出在意料之中。像加比扬这样的南方村

    庄，干燥的石质土不像诺曼底肥沃湿润的土壤那样适宜生长谷

    物。但是，在两个地方都留出大量可耕种的土地种植谷物，用来

    满足当地需要以及封建租税和什一税的要求。因此，大多数乡村

    公社限制“剩余农产品”交易流向城市。对于靠近市镇的大部分农

    民来说，定期集市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进行当地集体文化仪式的场

    合，而不是交换产品的场所。尽管每个地方城市和省份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与制度，它们都

    是通过“团体”(corporations)组织起来，成为王国的一部分。个

    别职业、城镇、省份，尤其是教会和贵族，都享有团体“权

    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都是与凡尔赛的王权长期协商的结

    果。在理论上，法国社会展现了一种中世纪模式，三个等级分别

    负责祈祷、战斗以及工作(对于99%的第三等级来说)。王权很

    久以前就承认了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地位，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

    成员享有独立司法权和免税特权。教会只需向国家缴纳一笔自愿

    捐赠(don gratuit)，经过全体教士大会的决定，通常不会超过其

    2.5亿里弗年收入的5%。但是，在整个18世纪，王权不得不尽力

    满足日益增长的战争开销和统治费用，成功地向贵族财产开征了

    一系列税收——人头税(capitation)、十分之一税(dixième)、二十分之一税(vingtième)。到了18世纪80年代，这些普遍税的

    收入已经超过了对财产进行征收的主要直接税——军役税

    (taille)。[9]

    但是税率根据地区和社会等级而产生变化，例如在

    朗格多克，贵族地主现在要缴纳相当于年收入8%到15%的直接

    税，这个比例与一些地区的普通人相同。但是在总体上，普通人

    的纳税比例更高；除直接税以外，在其他各种税收的比例上也是

    如此。[10]

    乡村社会消费了大量产出以至于城镇和城市面临周期性的食

    物短缺问题，并且反过来限制了乡村对于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尽

    管只有20%的法国人居住在城市，法国城市和城镇在数量与规模

    上在欧洲范围内都引人瞩目。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有8座(显然巴

    黎是最大的，大约有65万人，然后是里昂的14.5万人，接着是马

    赛、波尔多、南特、里尔、鲁昂和图卢兹)，还有70个人口在1万人到4万人之间的城市。这些城市和城镇都有一些大规模的制

    造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由个体手工业主导，主要满足城市自身

    人口和邻近腹地的需求，这些城市还具有行政、司法、宗教、维

    持治安等功能。它们是各省的首府。只有四十分之一的人居住在

    巴黎，首都凡尔赛与王国其余部分的交流通常都是缓慢的、不确

    定的。

    法国的疆域和地形一直以来都限制了政令、法律的传达以及

    商品的流通，这种情况即使在1765年改善道路之后也没有得到改

    变。道路改善后法国所有的城市与凡尔赛之间的行程都在10天以

    内。从巴黎坐马车前往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467千米的路程以

    每天90多千米的速度要走5天。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或南特需要5

    天，到波尔多要6天，到图卢兹或马赛要8天。[11]

    巴黎是复杂道路交通网的中心，塞纳河也是河流的汇集处

    (约讷河、奥布河和马恩河)，随之而来的是，每年有1.414亿加

    仑的酒、40万只羊、18.5万头牛以及4万头猪运到巴黎。但是各种

    粮食作物，尤其是小麦，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像很多

    城市一样，巴黎四周环绕着城墙，对进入城市的货物征收入市

    税。在城墙之内，每个“郊区”(faubourg)都各有特色，流动人

    口与其贸易相结合。例如，在城市东部延伸开来的圣安东郊区，劳动者从事纺织业、建筑业以及家具贸易。一些人取得了成功。

    1733年，达穆瓦家族的族长在青年时期从附近的博韦来到这个郊

    区，他和他的后代迅速成为马车制造业的佼佼者，他们随后投入

    房地产业，到了1790年他们的财富估计有25万里弗。[12]

    在巴黎的西郊，由于富裕阶层选择远离城中拥挤的中世纪街区居住，建筑业得以蓬勃发展。但是，大部分巴黎人仍继续居住

    在靠近塞纳河的中心地区拥挤的街道上，人们在租住的房屋中呈

    垂直隔离状态：通常，富有的资产阶级或贵族与他们的家庭仆人

    一起居住在地面商店和作坊之上的一、二层，工匠和穷人住在顶

    楼和阁楼。巴黎的职业结构是法国主要城市的典型代表。尽管出

    现了大量大规模工业——在圣安东郊区，雷韦永的墙纸工厂雇用

    了350人，桑泰尔的啤酒酿造厂有800名工人——城市工业还是以

    个体熟练的手工制作为主。

    在技术行业中，师傅控制着工匠的入会权，一名工匠要想合

    格入选，必须在外省本行业的中心完成环法之旅后上交一件个人

    代表作。4万名行会师傅和女能手享有他们的团体特权，他们积

    极参与到路易十六时期巴黎蓬勃发展的消费文化当中。熟练工人

    想要被认可，既要看他们的手艺，也要看他们是师傅还是工人。

    时人将巴黎的劳动人民称为“普通人”(menu peuple)——他们并

    不是产业工人阶级。尽管如此，工人们与他们的师傅之间的矛盾

    在那些难以获得师傅资格的行业中非常突出，例如建筑业和印刷

    业；在某些行业中，引进新机器威胁到了工匠和学徒的手艺。在

    印刷业，经常会发生劳务纠纷，合格的工匠强烈反对雇用那些还

    没有完成学徒期的工人。1776年，有熟练技艺的劳动阶层十分看

    好财政总监杜尔哥废除行会的前景，看到了自己建立作坊的机

    会，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随后在1781年，政府推行了工作证

    制度，上面记录了工人的一举一动，强化师傅权力的代价是工人

    们的不满。[13]

    正如在乡村社会中那样，天主教会渗入了巴黎的大街小巷：

    这里有140座男、女修道院以及1 200名教区教士。教会拥有城市四分之一的财产。法国教区教士的数量在18世纪减少了一半，这

    种趋势在1750年之后持续加速，但是在巴黎52个教区内，每750

    人当中仍有一名教区教士。然而，世俗化的加剧使得教会文化丧

    失了活力，到18世纪80年代，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巴黎人会定期

    参加圣餐礼。一个原因是教会忽视了迅速发展的新郊区：城东的

    圣玛格丽特大教堂最成功时拥有3 000名信徒，这个数量只是这个

    教区4.2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14]

    环绕着巴黎原来核心地带的郊区在1785年到1787年被总包税

    局纳入了新的税收体系之内，不断增加的税收和物价上涨引发了

    广泛的不满。在城墙外的“边缘”聚集了很多刚刚来到大都会的穷

    人，他们在巴黎和农村之间勉强维持生计，因为乡村就在附近。

    18世纪70年代，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获得了奖学金，他从北

    部城镇阿拉斯来到王国内最好的中学，索邦[15]

    对面的路易大王

    中学，他和他的同学在师傅的照管之下，每周有一天半的集体出

    行。巴黎城内被认为充满着诱惑和危险，因此很多次出行都选择

    巴黎城南附近的乡村：在那里，规矩教会这些男孩避免做“任何

    引发骚乱或抱怨的事，例如追逐打闹，闯入葡萄园，践踏麦田

    等”。[16]

    城市工人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公开的。像巴黎、里昂和马赛这

    样的大城市，最主要的特征是拥挤不堪的老市中心，大部分家庭

    在那里只拥有一到两间房间——与饮食和娱乐相关的日常活动都

    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从事技术行业的男性通过手工业行会团结

    起来，虽然不合法但是得到了容忍，行会保障了日常的工作和工

    资，并且在每天14至16小时的工作日之余提供了娱乐场所。此外

    还有属于女性的空间，劳动妇女在这里解决家庭纠纷以及关于房租和食物价格的问题，例如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市场，妇女占有57

    个摊位中的48个。[17]

    不幸的是，城市中还有2.5万名妓女，她们

    是城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十分之一人口的一分子。

    法国内陆省份的中心城市则更具典型性，例如北方阿图瓦省

    的首府阿拉斯，该省是在1659年与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和约》

    之后并入法国的。[18]

    整个阿拉斯城市的人口大约只有22 500

    人，但是它是各种活动的中心。尽管这座城市十分紧凑——只需

    步行15分钟就可以穿过——众多小型街区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

    画面：富裕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家族所在的教区；被污染的斯卡尔

    普河支流沿岸，坐落着拥挤的穷人街区；军队的“堡垒”；还有一

    个独立的地区，在那里聚集着王室行政机构、教会和司法机构等

    宏伟建筑。在阿拉斯的周围，贵族拥有大约30%的土地，主教辖

    区、大教堂分教区以及修道院拥有另外的20%。这个省份通过粮

    食生产和纺织业而繁荣兴盛，阿拉斯是这片长久繁荣地区的中

    心，是王国内最大的谷物交易市场所在地。

    这座教堂林立、遍布哥特式钟塔的城市主宰着富饶的腹地，它有一座大教堂、十一个教区教堂、圣瓦斯特大修道院(每年租

    金收入约为55.5万里弗)，以及十一个女修道院和七座寺庙。总

    之，整个城市4%的人口是宗教人士：教士、修女和僧侣在公共场

    合随处可见。[19]

    此外还有50个大贵族家族的成员居住在阿拉

    斯，他们从乡下地产和他们领地上的封建租税中获得财富，然后

    在城市中消费。贵族、成功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以及商人家庭兴

    建了富丽堂皇的房屋，这些房屋在1915年的轰炸中被毁，经过仔

    细的修复后，它们让今天的阿拉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佛兰德-巴洛

    克式的建筑风貌。法国东北部，在大型铸铁厂和煤矿周围兴起了许多小型工业

    中心，例如勒克鲁索(勃艮第)、尼德布隆(阿尔萨斯)以及雇

    用了4 000名工人的昂赞(佛兰德斯)。1787年，路易十六加封巴

    伐利亚移民克里斯托弗·菲利普·奥贝尔康普夫为贵族，他在凡尔

    赛附近的茹伊建立了一家印花布厂，雇用了超过1 000名工人。这

    些新兴工业十分罕见。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与加勒比海殖民地

    繁荣的殖民地贸易发展出了更具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造船业和殖

    民地货物加工业，波尔多的人口从1750年的6.7万人增加到了1790

    年的11.1万人。(图2)波尔多及其腹地是一种蓬勃的二元经济的

    典型代表。在沿海港口(例如波尔多、勒阿弗尔、南特和马

    赛)，大的河流港口(鲁昂、巴黎、里昂)及其腹地，经济在海

    外贸易、奢侈品消费以及专业化农业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以历史

    悠久的农业生产——周期性地方集市为基础的“内向型”经济与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商人和大金融家对于他们的成功信心十足。1789年，300

    个商人家族主宰着拥有12万人口的马赛经济。他们是这座城市文

    化生活和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1775年

    说道：“我所谈论的商人，他们的地位远不及最古老的贵族或者

    最高贵的贵族，在我看来，他们的德行、才能、进取心以及他们

    的财富对于国家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20]

    但是，大部分中

    产阶级家庭以更加传统的方式获取财富和地位，例如从事司法行

    业、为王室行政管理服务的行业和投资地产。“资产阶

    级”(bourgeois，本意是“居住在城市的人”)一词可以用来贬低虚

    荣的中产阶级，但是它还具有美德和地位的意义。要成为一

    名“居住在巴黎的人”，并且从细微但有名望的特权和豁免权中获益，一个人必须居住在这座城市，在这里纳税，并且不能直接从

    事农业。“资产阶级”这个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那些依靠投资或

    财产生活的人，而不是依靠体力劳动或从事贸易的人。[21]

    贵族在王室行政中占据着最尊贵的职位，但是低级职位由中

    产阶级充任。凡尔赛的行政机构规模非常小，只有670名雇员，但是王室政府在外省城市和城镇有一整套网络，在法庭、公共工

    程以及政府之中雇用了上千人。对于拥有多种赢利手段的资产阶

    级来说，最能吸引他们、最受尊敬的方式就是投资回报低但是稳

    定的政府债券，或是投资土地和庄园产业。尤其是后者，给了他

    们提升社会地位的期望，甚至有了同贵族通婚的可能。到了18世

    纪80年代，在西部曼恩省勒芒市周围的乡村，有多达五分之一的

    领主有资产阶级背景。在资产阶级可选择的诸多途径之中，最炙

    手可热的目标是7万个可买卖官职，国家出售这些职位来获取收

    入，多达4 200个职位的持有者可以成为贵族。其中最吸引人的职

    位是857名“国王秘书”，他们没有任何具体工作，但是购买这一

    官职就可以成为贵族。但是，尽管最富裕的资产阶级都一心想成

    为贵族，第二等级用追溯贵族身份(recherches de noblesse)的方

    法与这些暴发户(parvenus)划清了界限。[22]

    城市和乡村相互依赖。在地方城市，资产阶级在乡村拥有大

    量地产，他们从租佃的农民那里收取租金；而对于年轻的乡村妇

    女来说，为资产阶级家庭进行家政服务是她们工作的主要来源。

    不幸的女孩沦落风尘或者流落在救济机构。城市和乡村还有一个

    重要的联系，像里昂和巴黎这样的城市中，劳动妇女会把她们的

    婴儿送去乡村让奶妈喂养，经常会持续数年。婴儿在乡村存活的

    机会更大，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婴儿在奶妈喂养的过程中死去。[23]

    另外一种形式的劳动力交换涉及数以万计的高原

    地区男性，他们季节性地在冬天漫长的“毫无收成的季节”来到城

    市寻找工作，停留的时间甚至有数年之久。男人离开后留下了一

    个“母系”社会，妇女喂养牲畜，制造纺织品。

    法国城市与乡村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是食物供应，尤其是谷

    物。这个纽带经常被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相互冲突的需要破坏。即

    使在正常年月，城市工人也要把一半工资花费在购买又大又重的

    面包上。由于物价在饥荒年月上涨，需要廉价丰富的面包的城市

    居民和乡村中贫困人口的关系也会因此而紧张，地方商人试图将

    乡村的谷物运到城市市场高价出售，这威胁到了乡村贫困人口的

    生存。在1765年至1789年间，有22年发生了食物骚乱，城市街区

    的妇女试图利用“平民税”(taxation populaire)将物价维持在正常

    水平，在乡村，农民们团结在一起阻止稀缺的资源被运往市

    场。[24]

    18世纪的法国存在大规模的贫困，绝大部分人很难抵抗歉

    收。高出生率(4.5%)几乎与高死亡率(3.5%)持平。男女结婚

    晚：男子通常在26岁至29岁之间结婚，女子在24岁至27岁结婚。

    尤其在信仰虔诚的区域，夫妻不会通过体外射精的方式避孕，育

    龄妇女经常每隔20个月就会怀孕一次。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

    方，高达一半的儿童在5岁之前死于婴幼儿疾病和营养不良。例

    如在加比扬，18世纪80年代有253人死亡，其中有134人是年龄低

    于5岁的儿童。老年人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在1783年村庄里有

    三名80到90岁的人以及两名90岁以上的人下葬，活过婴幼儿时期

    的人平均期望的寿命只有50岁。[25]教士无处不在。全国的教士总共有169 500人，占人口比例的

    0.6%。他们按照使命分成“正式”教士(僧侣和修女)和“世俗”教

    士(牧师和助理牧师)，在修道院的正式教士有81 500人，而59

    500名世俗教士的任务是满足底层社会的精神需要。[26]

    教会财富

    大部分来源于在收获时对农产品征收的什一税(通常为8%至

    10%)，加上各级教会和教堂大量的地产，每年的收入估计有1.5

    亿里弗。主教辖区根据这些收入支付教区教士的年俸，教士还可

    以从主持婚礼、为逝去的灵魂进行弥撒等特殊服务中收取费用。

    1786年牧师和助理牧师的最低年俸分别为750里弗和300里弗，这

    个收入让他们比教区内大部分人都过得舒适。此外，第一等级拥

    有全法国6%至10%的土地，在北部的康布雷齐更高达40%，第一

    等级征收的收成税和地租加在一起每年有1.3亿里弗。教会还是城

    市财产的主要所有者，例如，教会在安茹西部城市昂热拥有四分

    之三的地产，像其他地方一样，教会是当地人民主要的工作来

    源，这个城市3.4万名居民满足着600名教士的需要：仆人、书记

    员、木匠、厨师和清洁工都依赖于教士，律师的诉讼中有53%的

    案件涉及教会，起诉的对象是那些在乡村中不缴纳什一税的人和

    不支付教会庞大产业租金的人。[27]

    很多男性修道院到18世纪80年代都衰落了：神职人员的招录

    一直在稳步下降，路易十五关闭了超过450座修道院(它们加起

    来才有509名僧侣和修女)。女性修会则日益繁荣，在巴约的慈

    善修女会通过制造饰带为数百位贫困妇女提供了食物和住处。在

    整个法国乡村，教区的教士是社区的核心：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慰

    藉和鼓励，在人需要的时候指点迷津，他们是布施善举的人，是

    雇主，还是外界新闻的来源。在冬季月份里，教区教士提供基础的教育，但是大概只有十

    分之一的男性和五十分之一的女性能够阅读《圣经》。从布列塔

    尼的圣马洛到日内瓦这条线以北，超过50%的人，有的地区可达

    90%的男性至少可以签署自己的婚姻证明。大约有40%的女性可

    以签字。在占王国三分之二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只有20%至40%

    的男性以及10%至30%的女性可以签字。与此相对，在巴黎每1

    200人就有一所初等学校，几乎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实际上都能阅

    读。[28]

    深受神学影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不相信世俗的乐趣，他们相

    信教会的权威，相信放纵会使他们在死后遭受惩罚。伊夫·米歇尔

    ·马歇是西部一个虔诚的教区神父，他宣称“当所有肉体上不洁

    的、不正当的行为是由于个人意志做出的时候，这说明这个人本

    性邪恶并且在道德上有罪，因此会被逐出上帝的王国”。一旦被

    放逐，罪人毫无疑问将会面临惩罚，正如参与过256个传教团

    体、经验丰富的布里戴纳神父所说的那样：

    严酷的饥荒、血腥的战争、洪水、火灾……剧烈的牙

    痛，被献祭羔羊的痛苦，癫痫症的痉挛，高烧，骨折，殉教

    者承受过的所有折磨：锋利的剑，铁刷子，狮子和老虎的牙

    齿，拷问架，车轮，十字架，烧红的烙铁，滚烫的油，铅

    水……

    然而，尽管97%的法国人名义上都是天主教徒，各个等级无

    论在宗教层面(宗教活动的外在仪式，例如参加复活节的弥撒)

    还是在精神层面(个人内心赋予这些仪式的重要性)在全国范围内都各不相同。当然，历史学家难以得知精神层面的状况，但

    是，越来越多的怀孕新娘(整个世纪为6%至10%)以及从事教职

    人数的减少(新招收的教士数量在1749年至1789年间下降了

    23%)至少可以证明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信仰上的消退。[29]

    天主教在西部最为强盛，在布列塔尼、比利牛斯山沿线、中

    央高原南部这些地区，教会经常从完美融入他们社区和文化的当

    地家庭的男孩中招录教士。这些地区农场稀疏、村庄散落，偏远

    的农场和村庄的居民在参加周日弥撒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归属感。

    在弥撒结束之后，教区居民和教士在由牧师主持的小型政教合一

    的团体中决定当地所有事务。在任何地方，教区居民中最虔诚的

    多是老年人、妇女或农民。

    直到1788年，想要做礼拜的新教徒必须至少在公开场合上放

    弃自己的信仰。在东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央高原大约有70万名新教

    徒。人们对于宗教战争和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后的迫害记忆

    犹新：塞文山区的蒙特维尔港是1700年新教卡米扎尔派起义的核

    心地带，那里的一座军营和一个天主教的领主(马耳他骑士团骑

    士)，时刻提醒着那里的人民要受他们的管制。[30]

    或许是由于

    巴黎这座城市混乱的宗教历史的缘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达

    成了广泛的和解。在1787年11月，路易十六签署了《宽容法

    令》，很大程度上是前任政府大臣纪尧姆-克雷蒂安·德·拉穆瓦尼

    翁·德·马尔泽尔布和来自尼姆的新教教士让-保尔·拉博·圣埃蒂安

    努力的结果，这项法令恢复了新教徒公开进行宗教仪式的权利并

    且恢复了他们的司法身份和公民身份，包括在结婚时无须改宗天

    主教的权利。但是犹太人不享有这项自由，天主教仍然是国

    教。[31]像新教徒一样，犹太社区在地理上与天主教社会相隔离，他

    们总共有4万人，在波尔多、巴约讷、阿维尼翁附近的孔塔-弗内

    森地区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等地保留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在西南

    部，西班牙裔犹太人是西班牙难民的后代，他们一直享受着王室

    承认的具体“权利”并且对他们被接纳的程度引以为傲。在法国东

    部的德裔犹太人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在1770年之后犹太人在当

    地首府南锡的“特权”已经扩展。1788年，他们被允许建造一个带

    有公墓和医院的犹太教堂。南锡40个犹太大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都

    是穷人，但是像贝尔和瑟夫贝尔这样的家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斯

    特拉斯堡都非常富裕。尽管他们在城镇中居住了很长时间，反犹

    太运动还是会时不时地爆发。在1788年2月的南锡，瑟夫贝尔的

    谷物商店被抢劫，其他犹太人的家园也遭到了袭击。[32]

    宗教团体的领袖(经常吃空饷)、主教和大主教这些最诱人

    的职位都由贵族把持。然而在18世纪上半叶有九名普通人成为主

    教，在此之后只有博韦神父一位非贵族人士被任命为主教，这位

    杰出的布道者在1773年成为王国内最小、最偏远的塞内主教辖区

    的主教。虽然大主教和主教由于贵族出身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

    在财富和地位上差异很大，最极端的例子是担任斯特拉斯堡大主

    教的红衣主教罗昂的年俸是45万里弗，而阿尔卑斯的阿普特主教

    的年俸只有2万里弗。[33]

    在司法、财政和职业上，任何形式的特权的最顶端都由前两

    个等级的贵族精英掌握。古老的、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处于权力

    的顶峰，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权威，这种权威通过服饰、住

    所和奢侈品的铺张炫耀式消费体现出来。精英的人数很少，贵族

    家族不超过2.5万个，贵族人数不超过12.5万人，大约占人口的0.4%。作为一个等级，贵族享有多种团体财富和权力：财政和领

    主特权，通过徽章来显示身份，独享担任一系列官职的权

    利。[34]

    地方贵族保持地位和财富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让儿子进

    入一所军事院校，成为一名军官。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通过1781

    年的《塞居尔法令》得到了巩固，军官的祖上必须是四代贵族。

    211名中将中只有16人出身平民，全部军官超过90%都是贵

    族。[35]

    像其他等级一样，贵族内部存在明显的分化。例如，在巴黎

    有大约6 000名贵族聚集在圣端诺累郊区、圣日耳曼区、马莱区和

    圣路易岛。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年收入为200万里弗，另

    一位近亲孔蒂亲王年收入400万。巴黎还有100个贵族家庭收入在

    5万至30万里弗之间，300到400个家庭收入在1万至5万里弗之

    间。[36]

    相对而言，依靠乡村地产生活的最贫穷的外省贵族(被

    戏称为“燕隼”)与巴黎的精英、上千名凡尔赛的廷臣(大贵

    族)、高等法院的法官、资深的行政官员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

    这些外省贵族的家世通常要比那些因为行政服务而受封贵族的人

    (穿袍贵族)[37]

    和购买贵族头衔的人高得多。

    在贵族精英当中，社会关系通过错综复杂的等级地位和特权

    而进一步分化。例如，有的贵族能在宫廷中出席正式场合，有的

    贵族获准能坐在王后面前的脚凳上，有的贵族甚至可以与王后同

    坐一辆马车。这些并不是空洞的符号：王后最宠爱的波利尼亚克

    公爵夫人每年可以获得43.8万里弗的年金和俸禄。有时候远不止

    如此。罗昂-盖梅内亲王和亲王夫人分别担任王室大总管和王室子

    女总管，与红衣主教罗昂是近亲，他们在1783年破产时宣布亏空

    3 300万里弗。甚至对于次一级的贵族而言，要维持与家族身份相符的体

    面，开销也非常高昂：宫廷家族索尔·塔瓦纳每年在服装和其他饰

    品上花费2万里弗，相当于这位公爵在勃艮第财产收入的三分之

    一。最有名的一位贵族，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哥尔由于先天

    腿部残疾不能从军而成了教士，仅仅十年过后，他在1789年1月

    被任命为主教。他描述贵族是“层层相互鄙视”的。[38]

    但是，所

    有贵族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一直热衷于地位和等级，从中获得物质

    上的特权、身份和肥缺。

    绝大部分贵族将他们的财富大量投到占有财产上，尤其是乡

    村地产。第二等级大约直接占有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对其

    余的大部分土地行使领主“权利”，领主权利是中世纪社会等级概

    念的遗留，所有的土地都有领主(“不存在没有领主的土地”)，领主反过来有保障村社平安兴旺的义务。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

    一项是对领地范围内所有土地上的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收成税(通

    常是实物地租或租佃税)，通常的税率在十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之间，但是在法国中部的部分地区达到了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经

    常还有其他举足轻重的特权，例如对村庄烤炉、葡萄汁和橄榄油

    压榨机以及磨坊的垄断；土地交易要收费，甚至结婚都要收费；

    在收获季节，村社要在领主的土地上义务劳动。据估计，上述捐

    税在奥弗涅省的鲁埃格地区占到了贵族收入的70%，实物地租占

    到了农民产出的四分之一，而在南部相邻的洛拉盖地区实物地租

    只占8%。[39]

    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义务和特权与变动的社

    会现实、各个等级内部财富地位的两极分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

    协调。我们不能根据社会等级来理解18世纪的法国，不能指望每个等级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相比之下，“弹性的稳态”是对

    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最好的解释，有一整套复杂的特权、豁免权和惩戒性措施防止冲突。国王的权威在维护稳定上至关重

    要。

    国王治理法国的机构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先前的都是约定俗成

    的，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根据中世纪的萨利克法(Salic Law)，王位继承人必须是天主教徒，王位只能传给长子。作为最高的行

    政权威，国王任命大臣、外交官和高级官员，有权宣战和停战。

    但是在现实中，国王要精心操控而不是乾纲独断。重要的制约力

    量之一，是负责登记国王法令的高等法院[40]

    ，它们不断增长的

    权力超出了审查法令上司法错误的常规目标；此时，它们坚称自

    己拥有“谏诤权”，可以保护臣民免受特权和传统权利的侵犯。

    统治18世纪法国的精英——路易十六和他的宫廷，以及掌握

    土地财富、行政管理、教会和司法的贵族精英——通过消除相互

    之间的矛盾而团结在一起。特权等级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基于相互

    依赖和妥协：这种权力平衡很不稳定。自从路易十四在1682年颁

    布《法国教士法令》，国王成了高卢教会的首领，这意味着高卢

    教会在宗教权威和组织机构上脱离罗马实行自治，反过来国王要

    依靠教会来宣扬王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作为回报，天主教会垄

    断着公众信仰和道德准则。同样，作为对忠诚、顺从的贵族的回

    报，国王承诺贵族在教会、军队、司法和行政等各个体制中担任

    首脑。雅克·内克是日内瓦的银行家，他在1777至1781年担任财政

    总监，在1788年担任首相，他是路易十六唯一一个非贵族大臣。

    国王权威的象征是威严的，但是它的官僚机构在维护公共秩

    序、施行外交政策和管控贸易上都规模偏小、能力有限。只有六名国王任命的大臣，他们中的三人负责外交事务、战争和海军，其他三位主管财政、司法和王室事务。大部分的征税工作被“转

    让”给私人的总包税局(fermiers généraux)，而不是由国家的收

    税员承担。这些包税人是王国内仅次于军队的最大雇主，他们3

    万名雇员中的三分之二组成了一支准军事化力量，普遍令人厌恶

    和恐惧。最有名的包税商之一是安托万·拉瓦锡，他一方面在从事

    着费力不讨好的收税工作，一方面在私人实验室同年轻的妻子玛

    丽安娜研究化学，同时他还在卢瓦尔河边靠近布洛瓦的弗雷西纳

    的私人地产上进行农业改良。[41]

    数个世纪以来，王权的统治实际上在新并入的领土上都充满

    着妥协，王权在各个方面都要尊重39个省份及其贵族和教士精英

    的特殊传统和特权(地图1)。为了行政管理，这些省份被划分

    成36个财政区(généralités)，国王在这里任命督办官。它们在大

    小和自治权上的显著差异反映了它们并入法国日期和待遇上的区

    别。还有一些地区被兼并，新近兼并的有洛林(以南锡为中心，1766年并入)、科西嘉(巴斯蒂亚，1768年)、加斯科涅(欧

    什，1776年)、拉布尔(巴约讷，1784年)和贝阿恩(波城，1784年)。国王的督办官在各省行使的权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一

    些财政区是著名的三级会议省[42]

    (例如阿图瓦、布列塔尼、朗

    格多克和勃艮第)，它们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例如它们有权对本

    省人口分摊税负。而其余的省份，也就是直辖省(例如诺曼底和

    奥弗涅)，则没有这项特权。

    宗教的边界反映了教会的历史。136个主教辖区和18个大主

    教辖区在规模和财富上都各不相同，从巴黎机构众多的大主教辖

    区到“乡村主教辖区”，小辖区是此前的几个世纪里政治协商的结果，尤其是在教皇在14世纪流亡阿维尼翁时期所在的南部地区。

    一些南方的大教堂——例如尔约、圣帕普勒、瓦布尔和塞内——

    坐落之处无非是大一点的村庄。王国内甚至还有大面积的飞地

    ——阿维尼翁和周边的孔塔-弗内森——从教皇流亡阿维尼翁时起

    就一直隶属于教皇。

    同样，王国内高等法庭，包括13个高等法院和4个最高委员

    会，它们的权限也各不相同。巴黎高等法院在超过一半的领土上

    行使着权力，而阿拉斯和佩皮尼昂的最高委员会只在很小的地方

    拥有司法权。在同一省份之内，王权的行政中心、主教辖区中心

    和司法中心经常设立在不同的城市。18世纪法国的司法系统最为

    复杂，不仅前两个特权等级的成员在大多数案件上享有独立司法

    权，王国内的司法系统还受到历史和习惯的影响。自古以来，南

    方实行成文法或罗马法，而北方实行习惯法，南北各方内部又存

    在着数十种地方法律。

    法庭判决取决于审判对象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居住

    地。对于普通人——尤其是对穷人——的惩罚是严厉的，旨在杀

    一儆百。例如在1783年，一名被免除圣职的嘉布遣会僧侣被指控

    性侵了一名男孩并且捅了受害人17刀，他“在车轮上捆着被打

    残”(用铁棍打断他的四肢)，然后被活活烧死。在1778年，两

    名来自奥弗涅的乞丐因为武力威胁受害人在车轮上被打残。在

    1773至1790年间的图卢兹重罪法庭上，有19%的案件最后判为公

    开处决(在1783年达到了31%)，同等数量案件的被告被判终身

    在军舰上做划船的苦役。[43]

    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人对于复杂的法律条文对他们工作产生

    的不便感到不满。王国内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各种各样的货币系统、度量衡以及国内关税壁垒进一步阻碍了贸易和手工业。贵族

    自行征收过路费，对河流和运河运输也征收通行税。1664年北方

    大部分地区组建了一个关税同盟，但是在北方和国内其他地区之

    间仍有收费站。边境省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收费站却非常

    少：东部省份与普鲁士进行贸易要比同巴黎进行贸易容易得多。

    历代法国国王为了确保新并入省份的服从不得不做出妥协，这一点在王国内复杂的税收制度上非常明显。针对财产征收的主

    要直接税军役税在各个省的税率各不相同，一些城市可以一次性

    赎买这项税收。主要的间接税盐税从每72公升食盐收税60里弗到

    同等重量收1里弗10苏。这些差价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当时有妇

    女假装孕妇从盐税最低的布列塔尼向东部高盐税的地区走私食

    盐，在秘密交易中获利。仅在靠近昂热的一个地区，1780年至

    1784年间就有大约3 500名男性、妇女和儿童因为走私食盐而坐

    牢，还有更多的人不是逃避了抓捕就是被无罪释放。[44]

    法国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权威的力量确保了相对的服从

    和稳定。小城镇和村庄的人们居住在一个由贵族和教会主导的世

    界里，贵族和主教们在精神上、司法上和物质上的权力通过共同

    体日常的生活得到强化，教会标记着时间和季节，领主因为控制

    着共用的烤炉和榨油机而受到尊重。同样，几个世纪以来，特权

    等级还通过建造城堡、教堂这些物理景观来树立他们的威严，像

    他们的先辈一样重新唤起普通人劳作的义务和对更高等级的服

    从。

    尽管到了18世纪80年代很少有领主居住在他们的乡村领地

    上，他们更喜欢居住在巴黎或其他大城市，他们继续享有一系列

    复杂的特权来加强对共同体的统治，在教区教堂中保留坐席，公开携带武器，或者在18世纪70、80年代任命村庄官员。我们不知

    道，他们所坚持的顺从是否是对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的真心认

    可。不过，农民憎恨这些精英成员的事例倒是不在少数。

    矛盾的是，尽管法国看起来是最稳定的王国，但叛乱实际上

    经常发生，最常见的形式是食物骚乱和对特权者的出格行为的不

    满。这是王国体制内部的反抗，抗议民众对体制曾经的运行方式

    怀有理想化的信念，从而反抗对这种信念构成威胁的事物。比

    如，1775年在法国北部的“面粉战争”是1789年前最大规模的骚

    乱，叛乱者宣称要“以国王的名义”将面包的价格降低到传统的每

    磅2苏，他们心照不宣地认为国王服务于人民的福祉就是对上帝

    负责。

    但是，有证据表明在一些地区反抗的目的发生了改变。例

    如，在朗格多克的低地地区，年轻人尤其经常挑战领主、教士和

    当地官员的权威，他们宣布用“共和精神”来反抗这些权威。在卡

    尔卡松东南部的一个村庄，一名日工在领主走过时向其他人评论

    道：“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马上就可以收拾了这位年轻的狗崽

    子领主。”随后他继续对一名铁匠说道：“如果你做到了我做的一

    切，你不仅不用当他们从面前经过时摘下帽子，而且你根本不必

    把他们当作领主，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在他们面

    前摘下帽子，他们是人渣、贼、小狗崽子。”教士、贵族和当地

    守法居民所描述的“放荡者”和“煽动者”几乎都是年轻农民，他们

    参与的事件当中有四分之三都与他们拒绝做出“服从的姿态”相

    关。[45]

    地方上的精英阶层成员非常确信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1776年，即将任满48年的卡尔卡松主教阿尔芒·巴赞·德·伯宗警告他在凡尔赛的上级说：

    一段时间以来，叛乱的风气和对长辈的不尊重已经变得

    难以忍受……一旦人们开始相信他们是自由的，没有什么措

    施可以补救；“自由”这个词甚至在最偏远的山区都成了畅

    通无阻的通行证……我希望姑息此种风气将不会导致政府终

    尝苦果。[46]

    主教的悲叹，仅仅是一位老人在感慨世风日下呢，还是他明

    确认为“自由”的精神已经侵蚀了顺从呢？

    [1] Rex Christianissimus为拉丁文，直译为基督教国王，法语中表述为“Roi très-

    chrétien”，意为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这个称号源自法国与天主教的特殊关系，法兰克王

    国是第一个被罗马教廷承认的蛮族王国，公元496年，国王克洛维受洗，成为教会的保护

    人。法国因此被称为“天主教的长女”，国王在加冕时经常会被授予这一称号，从查理七世

    以后这一称号成为历代法国国王的封号。

    [2] Ambrogio A. Caiani, Louis XVI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21–22. The panels were burned in 1794, although one

    survived to be found in Switzerland in the 1990s.

    [3] Fernand Braudel, The Identity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Sian Reynolds, vol. 1, London:

    Collins, 1988, pp. 91–97; Graham Robb, The Discovery of France, London: Picador, 2007;

    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s 1, 2 and 6, pp. 488–91.

    [4] The best detailed overview of France in the 1780s is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Expert summaries are in William Doyl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 1; and the

    contributions to Doyl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ncien Régim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 P. M. Jones,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8, ch. 2.

    [6] Maurice Denise and Robert Bréant, Menucourt. Un village du Vexin fran.a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799, Menucourt: Mairie de Menucourt, 1989.

    [7] Peter McPhee, Une communauté languedocienne dans l’histoire: Gabian 1760–1960,N.mes: Lacour, 2001, ch. 1.

    [8] On rural France in general, see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4; Jones,Peasantry, ch. 1. Case studies of contrasting regions include Liana Vardi, The Land and the

    Loom: Peasants and Profit in Northern France, 1680–1800,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D. M. G. Sutherland, The Chouans: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Counter- Revolution in Upper Brittany, 1770–17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9] Michael Kwass, Privilege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3–68.

    [10] Robert Forster,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85–88; Robert

    Forster, The House of Saulx- Tavanes: Versailles and Burgundy, 1700–18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40–41; Kwass, Privilege and Politics, ch. 2.

    [11] Jo.l Cornette (ed.), Atla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481–2005, Paris: Belin, 2012, pp.

    304–05.

    [12] On Paris, see Richard Mowery Andrews, ‘Paris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1789–1796’,in Gene Brucker (ed.),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vol. 2,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1979, pp. 56–112; Daniel Roche, The People of Paris: An Essay i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Marie Ev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David Garrioch, Neighbourhood and Community in Paris,1740–17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rlette Farge, Fragile Lives:

    Violence,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Paris, translated by Carol Shelt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 indispensable contemporary source is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12 vols, Amsterdam: n.p., 1784–87; a selection is

    Mercier, Panorama of Paris: Selections from Tableau de Paris, translated by Helen Simpson and

    Jeremy D. Popki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David Garrioch,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66 and ch. 3.

    [14]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p. 42–43, 159, 298 and ch. 6.[15] 巴黎大学的别称。

    [16]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 Hervé Leuwers, Robespierre, Paris: Fayard, 2014, ch. 1.

    [17]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 39.

    [18] Alain Nolibos, Arras: de Nemetucam à la communauté urbaine, Lille: La Voix du

    Nord, 2003, pp. 86–101; McPhee, Robespierre, ch. 1.

    [19] Augustin Deramecourt, Le Clergé du diocèse d’Arras, Boulogne et Saint- Omer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789–1802), 4 vols, Paris: Bray et Retaux; Arras: Imprimerie du Pas-de-

    Calais, 1884–86, vol. 1, especially pp. 50–55, 148–54, 452–53, 482–86.

    [20]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p. 159, 167.

    [21]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p. 103–08, 121, 309–10.

    [22]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2.

    [23] George D. Sussman, Selling Mothers’ Milk: The Wet- Nursing Business in France,1715–1914,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chs 2–4.

    [24] Among the important studies of the grain trade are Steven Kaplan, Provisioning Paris:

    Merchants and Millers in the Grain and Flour Trad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Cynthia Bouton,The Flour War: Gender, Class, and Community

    in late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 Judith Miller, Mastering the Market: The State and the Grain Trade in Northern France,1700–186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 McPhee, Gabian, ch. 1.

    [26] For the Churc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ee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1; and the outstanding survey by John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vol. 1,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7] Olwen Hufton, ‘Women in Revolution, 1789–1796’, PP, 53 (1971), pp. 90–108; John

    McManners, French Ecclesiastical Society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A Study of Ang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0;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ch. 4.

    [28] Cornette (ed.), Atla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p. 356–57. This ‘line’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Louis Maggiolo in the 1870s.

    [29] Ralph Gibson, A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Catholicism, 1789–1914,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89, pp. 24, 27.

    [30] Patrice L. R. Higonnet, Pont- de- Montvert: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s in a French

    Village, 1700–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cManners, Church and

    Society, ch. 46.

    [31] David Garrioch, The Huguenots of Paris and the Coming of Religious Freedom, 1685–

    17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2] Christian P.ster, Histoire de Nancy, vol. 3, Paris: éditions du Palais Royal; Nancy:

    éditions Berger-Levrault, 1974, pp. 320–28; Julie Kalman, Rethinking Antisemit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2.

    [33] Nigel Asto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 Basingstoke: Macmillan,2000, pp. 14–15.

    [34] A .ne overview is Jay M. Smith, ‘Nobility’, in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ch. 3.

    See also Smith, Nobility Reimagined: The Patriotic N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Rafe Blaufarb, The Politics of Fiscal

    Privilege in Provence, 1530s–1830s,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2.

    [35] Alan Forrest,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0, p. 36; Rafe Blaufarb, 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Careers, Talent, Merit,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36] Garrioch,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p. 87 and ch. 4.

    [37] 与穿袍贵族相对的是“佩剑贵族”，下文中将有提及。佩剑贵族的贵族头衔来自久

    远的历史，他们自认为是最高贵的一类贵族。

    [38] Forster, House of Saulx- Tavanes, p. 126;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 407.

    [39] Robert Forster, ‘The Survival of the Nobil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37

    (1967), pp. 71–86.

    [40] 法国旧制度中的高等法院是一种省级司法机构，全国共13个。其中，巴黎高等法

    院是最重要的一个，辖区包括法国中、北、西部大片地区。(下文还会提及旧制度中平行

    于高等法院的另一机构，即最高委员会，设于较新近获得的省。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有4个

    最高委员会。)高等法院在法国大革命前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41]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p. 71–79, 313.[42] 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是指在行政上保留了由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的

    三级会议的省份，这些省份大多是通过联姻、兼并的方式纳入法国的，在税收、司法和行

    政上享有地区特权，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与直辖省(pays d’élection)相对。

    [43] Iain A. Cameron, Crime and Repression in the Auvergne and the Guyenne, 1720–

    17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54–75; Nicole Castan, ‘Summary

    Justice’, in Robert Forster (ed.), Deviants and the Abandoned in French Socie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11–56; Richard Mowery Andrews, Law, Magistracy

    and Crime in Old Regime Paris, 1735–1789, vol. 1, The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4] Olwen Hufton, ‘Women and the Family Econom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FHS, 9 (1975), pp. 1–22;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7, pp. 287–99; Schama,Citizens, p. 75.

    [45] Peter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France: Peasant, Lords, and

    Murder in the Corbières, 1780–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 37.

    [46] McPhee,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p. 36–39; Olwen Hufton, ‘Attitudes towards

    Authori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Languedoc’, SH, 3 (1978), pp. 281–302; Georges Fournier,Démocratie et vie municipale en Languedoc du milieu du XVIII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2

    vols, Toulouse: Les Amis des Archives, 1994; Nicole Castan, Les Criminels du Languedoc: les

    exigences d’ordre et les voies du ressentiment dans une société pré- Révolutionnaire (1750–

    1790), Toulous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Le Mirail, 1980. Bazin de Bezons, born in 1701, was

    Archbishop of Carcassonne from 1730 to 1778.第二章

    知识界的骚动

    1780年，律师夏尔·多米尼克·德·维塞利·德波瓦-瓦莱在自家

    房顶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避雷针，他的家乡圣奥梅尔是靠近英吉

    利海峡的一个小城镇，位于阿图瓦省的北部。他建造避雷针是为

    了表达他的“启蒙”观念，以此来鄙视那些相信闪电是上帝的愤怒

    的人。一份报道说：

    这个精妙的装置由一个镀金的剑刃和一根16尺长的铁棍

    组成，剑刃固定在铁棍之上，在两者的交会处有一个地球形

    状的风向标，上面装饰着发射出的闪电标志，指向不同的方

    向；铁棍的底部插入一个锡制的烟囱里，烟囱的底部有一块

    打着几个孔的锡制金属板，最后用一根57寸长的锡制导管顺

    着邻近房屋的围墙延伸到地下……

    这个塔型装置引起了邻居们的警觉，以至于他们向法庭求得

    一纸判决要求将它拆除。维塞利拒绝执行，邻居们则向他投掷石

    块、大喊和咒骂。当地法院重申了法庭的命令。[1]

    维塞利拒绝妥协：他向省府阿拉斯的最高法庭阿图瓦委员会

    上诉，并且请弗朗索瓦·比萨尔为他辩护。比萨尔是一名激情澎湃

    的业余科学家，被当地人戏称为“晴雨表”。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将摘要发给了一位年轻有为的朋友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

    尔，罗伯斯庇尔在巴黎学习12年后于1781年返回阿拉斯成为一名

    律师。1783年6月，时年25岁的罗伯斯庇尔凭借比萨尔已有的成

    果，用“启蒙将战胜蒙昧”的论述使得案件出现了逆转。(图3)

    他向委员会辩称，“先生们，你们必须保卫科学”：

    你们将要保卫一项令人无比尊敬的、崇高的发明：整个

    欧洲都关注着这个案件，你们的决定将会四海皆知……巴

    黎、伦敦、柏林、斯德哥尔摩、都灵、圣彼得堡都会在阿拉

    斯做出决定后的第一时间得知你们关于科学进步的智慧与热

    情。[2]

    罗伯斯庇尔成功的辩护，令他鼓起勇气将一份法庭陈述的抄

    本寄给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从1776年就以新美利坚合

    众国特使的身份居住在巴黎，他关于电的实验一直名声在外。罗

    伯斯庇尔在1783年10月1日的信中写道，他所捍卫的正是富兰克

    林的发现，“渴望在我所在省份中，为根除阻碍进步的偏见出一

    份力”，希望此举可以赢得“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的认可”。

    1783年8月27日，富兰克林十分兴奋地在马尔斯校场(现在

    埃菲尔铁塔的所在地)目睹了世界上第一次热气球飞行。接下来

    的一周，他沉浸在9月3日成功签署《巴黎和约》的喜悦中，和约

    正式结束了美国独立战争，承认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富兰克

    林于1785年7月启程回国之前，罗伯斯庇尔只是法国众多受教育

    的精英中富兰克林的崇拜者之一。[3]

    富兰克林受到盛情款待，不仅仅因为他打败了法国的老对手英国并且是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勇敢人民的代表，另一原因正如

    罗伯斯庇尔所认为的那样，富兰克林是一名科学家和“进步人

    士”。进步人士的目标是理性和“启蒙”，他们的“文人共和

    国”(republic of letters)由任何地区没有偏见的人组成。想要“启

    蒙”意味着共享一套关于个人和个人与权威关系的共同语言：合

    法的政治权威建立在公众的认可之上，个人自由是“权利”而不

    是“特权”。

    当时受教育者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跨大西洋的“文人共和

    国”之内，他们之间的信念纽带如伏尔泰在《共和主义者的理

    念》中准确表述的那样：“共同体内的人”足以“自治”而不是忍

    受“专制”。实际上，“文人共和国”的范围不仅仅是从意大利到苏

    格兰到费城，有的通信人还来自拉丁美洲、东欧和东南欧以及南

    亚。[4] [5]

    但是它的中心是法国，新哲学的主题与它挑战的社会

    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关联。18世纪下半叶活跃的知识界就是这个

    社会的产物：批判性写作的主要、共同的批判对象是绝对主义王

    权和神权统治。德尼·狄德罗在1771年说道：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我们的时代精神是自由。

    对于迷信的第一次攻击是猛烈的、不受约束的。一旦人们敢

    于以任何方式攻击宗教这个最令人敬畏的障碍，没有什么可

    以阻挡这一攻势。从他们向神圣的权威展露威胁的那一刻开

    始，他们在下一刻就成功地将自己置于世俗权威的对立面。

    控制和压抑人性的绳索由两股绳组成：如果不切断当中的一

    条，另一条就不会解开。[6]从1751年到1772年，狄德罗和他的同事让·达朗贝尔一起忙于

    编写《百科全书》，这部“关于艺术、科学和贸易的通用词典”最

    终有28卷，包含71 818个词条和3 129幅插图。它的贡献者中有著

    名的伏尔泰、卢梭、杜尔哥、霍尔巴赫、魁奈，不过博学的新教

    徒路易·德·若古撰写了四分之一的词条(年迈的若古出生于1704

    年，曾经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丢失了花费20年写成的六卷医学词典

    的手稿)。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评论道，“人们思想上已经

    发生的革命”将改变世界，他在1762年9月26日写给情人苏菲·沃兰

    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情感：

    哲学和日常生活的区别是，在哲学中没有什么是未经证

    明就被接受的，它从不认可模棱两可的概念，它质疑什么是

    确定、模棱两可、不确定的界限。不久，这部作品无疑会在

    人们的思想中促成一场革命，我相信暴君、压迫者、宗教狂

    热者和不宽容者会失败。我们将服务于人性。[7]

    公共生活的解放必将释放经济上的创造力：对杜尔哥和魁奈

    这样的“重农主义者”来说，世俗的进步在于解除对进取精神的束

    缚，允许自由开拓进取和商业自由(laissez-faire, laissez-

    passer)。通过消除经济自由的障碍——例如行会对行业准入的

    限制、国内关卡、谷物贸易上的限制——以及鼓励农业改良和圈

    地，创造的经济财富会为国民自由和普遍人性的进步打下基

    础。[8]

    资本主义在工业、巴黎腹地的农业以及所有的殖民地贸易上

    的扩张尽管有限但却令人瞩目，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行为和价值在形式上都与绝对主义的制度根基——一个由团体特权、土地

    财富以及宣称是贵族和教会权威统治构成的等级社会——格格不

    入。事实上，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密不可分，“消费革命”伴随着

    更大的繁荣。法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资产阶级)的人数从

    1700年的大约70万增长到了1780年的230万左右。即使在小资产

    阶级内部——小店主、工匠师傅、低级官员——一个独特的“消

    费文化”也正在蓬勃发展，体现在对写字台、镜子、钟表和雨伞

    的喜好上。[9]

    如果此时时装、奢侈品这些用来彰显身份上的差异

    的东西可以用钱买到，贵族如何继续向普通人显示他们的遥不可

    及？

    在人们的认识中，构成“贵族”本身的“美德”发生了意义上转

    变。除了用来表示生而高贵、特权和义务，美德还更加宽泛地被

    用来指公民和道德上出众的人。在商业飞速发展的18世纪末期，贵族和其他人争论是否要废除剥夺贵族身份的法律[10]

    ，在平民

    的眼中，允许贵族从事贸易会重新体现贵族的“实用性”。[11]

    这些价值上的变化在当时的杂志上非常明显。在1750年之后

    的数十年间，报刊产业有了显著的增长。法国期刊的数量从1745

    年的15种增长到了18世纪80年代的82种，大约共售出7万份，每

    份都有很多人阅读。但是这些期刊的受众局限于受教育的精英阶

    层：《莱顿公报》是最重要的期刊之一，由新教徒在尼德兰发

    行，4 200名订阅者，每年订阅费36里弗，远超出劳动阶层的经济

    能力。18世纪80年代，健康杂志和其他期刊致力于改善卫生和健

    康，倡导打扫街道和改善空气循环的计划：戴着假发的廷臣汗水

    与香水混合的异味与城市穷人和农民的“恶臭”同样令人难以忍

    受。人们对于身体抱有更敏感的关注，其视野涵盖了从重视清洁到反对酷刑的广阔领域。“公共意见”、“公民”和“国家”等术语在

    政治评论上的运用不断增加，在广泛流传的期刊《欧洲信使》中

    有明显体现，它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滨海布洛涅城印刷，将伦敦

    报纸上关于英国议会辩论的专栏翻译成法文。[12]

    启蒙在拥有图书的渴望上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在

    1700年，巴黎的资产清单表明，有13%的劳动阶层拥有图书，法

    官为32%，佩剑贵族为26%；到了18世纪下半叶，这个比例分别

    为35%、58%和53%。在圣马塞尔郊区，富裕的皮革商尼古拉·布

    耶罗在1734年去世时，留下了73本书，全部都是关于宗教的；与

    他相比，另一个在1792年去世的皮革商人让·奥弗雷，虽然财富少

    了些，但是留下了500本书，包括历史著作、拉丁文经典以及大

    量地图和小册子。这不仅说明这两个人的阅读爱好不同，还证明

    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兴趣正在发生改变，对于他们来说启蒙

    是“一种生活方式”。[13]

    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欧洲精英对哲学、科学和旅行充满

    兴趣的伟大年代。位于瑞士边境的纳沙泰尔印刷协会，既发行正

    版也生产盗版的畅销旅行书籍，仅在法国就卖出了8.7万册。[14]

    一些四海为家的旅行者、收藏家和学者自诩为“世界公民”，梦想

    着有朝一日人类能在一个仁爱的政府之下联合在一起。更多的人

    受求知欲望的驱使，认为知识没有地理和文化上的束缚。他们对

    新的发现津津乐道，无论是库克船长和布干维尔岛的传说，还是

    富雅·德·圣丰和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对于奥弗涅火山的严肃

    研究。[15]

    以前从来没有卖出过这么多图书。难怪旧权威会因为

    这些书产生困扰，火山告诉人们地球比教会认定的更古老，而参

    加13世纪的十字军也不能证明永久享有税收豁免权的合法性。在受教育者的论述中，对权威最具侵蚀性的是假设人类

    的“权利”是普遍的、天生的。特权等级所看重的“权利”——在公

    共场合携带武器，免除通常的义务，向农民征税——一直被国王

    认可。相反，像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这样被称为“启蒙思想

    家”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认为，人类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容

    争辩的。意大利法学家塞萨雷·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惩罚》

    (1764年)中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对于酷刑的愤怒，酷刑不仅伤害

    个人的身体，还侵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尊严。[16]

    如果个人与生俱来地拥有权利和情感能力，那么通过参与政

    治文化就能在“公共领域”里行使这些权利和能力。这不仅意味着

    个人有权了解公共事件，甚至对其施加影响，而且在观点能得到

    表达和争论的一切“空间”里都有权参与。共济会是一例，它不同

    于封闭的特权世界中贵族化的王室学院，共济会的集会更加开

    放，倡导自由思考——这种资产阶级男性社交形式在1760年之后

    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几任教皇下令禁止共济会活动(这并没

    有阻止400名法国教士加入)，但在18世纪80年代共济会的600处

    分会中仍有大约21万名会员。共济会并不公开介入政治，但是主

    张兄弟般的情谊，呼吁从受教育的、辛勤的人当中根据才能来选

    拔官员。[17]

    共济会的扩张从一个方面表明，资产阶级文化在贵族精英的

    规则之外得到了显著发展。即使在由贵族主宰的35个著名王室学

    院，也会讨论宗教自由、贫穷和司法改革这样根本性的问

    题。[18]

    当然，这些空间是男性化的，但是也有女性可以参与的

    思想空间：尤其是巴黎和其他城市的沙龙，女性无论在沙龙的创

    建还是在其运作中都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个空间是女性化的、“自由思考”的。[19]

    启蒙社会的口号之一是“实用性”，不仅用它来评定消费品是

    否有用，判断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良是否有效，还用来批评特权等

    级来源于传统的主张。从世袭特权、官职买卖、贸易垄断到整齐

    划一的花园、虚华浮夸的宫廷、书籍的审查，这一切都被视作对

    理性、朴素和自由的诅咒。“实用性”话语强大的一面是将有益的

    乃至“爱国的”商业与贵族式的奢侈做比较。1788年，杰出的农学

    家让-巴普蒂斯特·鲁吉耶·德·拉贝热里将耕作者和贵族相比较，耕

    作者“永远有用，永远善良，永远诚实，永远仁慈，永远热爱他

    的国家、他的国王”，贵族却被金钱和奢侈腐化。收税员之子埃

    曼纽埃尔·西耶斯在1788年已经成了沙特尔大教堂的教士，他在

    《论特权》中同样认为贵族已经被腐化，“因为他们自我优越的

    偏见使得他们在花销上挥霍无度”。[20]

    18世纪最轰动的戏剧是

    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1784年的首批73场演出就吸引

    了9.7万人观看。戏剧的高潮是费加罗谴责他的雇主阿拉玛卫华伯

    爵：

    因为你是一名大贵族，你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贵族、财富、头衔、职位，所有这些令你引以为豪的东西!你为了

    这些做了什么？你只是从娘胎里出来用了一点力气。除此以

    外你非常普通。[21]

    尽管矛头指向了社会的支柱——传统的贵族、教会(尤其是

    上层教士和静修教士)，甚至国王本身——特权等级的成员却被

    这些新奇的观念吸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成了思想上的佼佼者。例如，在阿图瓦省，费迪南·杜布瓦·德·福瑟是省内最有名的

    贵族，他非常热衷启蒙的讨论，作为阿拉斯王室学院的院长，他

    在1785年后的5年时间里给王国境内的1 200名通信人写下不少于

    21 000封信。当受他庇护的罗伯斯庇尔在1786年当选为学院的主

    管时，德·福瑟用了近两小时时间向他博学的受庇护人讲述了婚外

    情出生的孩子所遭受的法律歧视，或许还戏谑地暗示他本人就是

    他父母未婚先孕的产物。[22]

    吉拉丹侯爵是一名军官，他每年有

    10万里弗的租税收入，在巴黎东北部的埃墨农维尔有800公顷土

    地，他在那里建造一个“天然的”或称“英式的”花园，花园保留了

    自然的轮廓，种植当地的植物(仿建了一个烧炭人的小屋供农夫

    使用)，与凡尔赛严格几何形状的花园形成了鲜明对比。侯爵欢

    迎让-雅克·卢梭来到他的庄园，这位启蒙思想家在1778年去世时

    被埋葬在庄园中一个“白杨树小岛”上，风景保留了理想的自然风

    貌。[23]

    启蒙不是一次统一的思想变革，仅凭它不能动摇王权的根

    基；天主教会也并不总是王权的代言人。一些最著名的启蒙思想

    家也曾经接受过教士的训练：马布利、孔狄亚克、雷纳尔、杜尔

    哥。最为突出的是，新教徒和詹森主义的政治自由观念与对教会

    等级的挑战长久以来产生了宗教上的影响。詹森主义在17世纪佛

    兰德理论家科纳留斯·詹森的著作基础上形成，它是天主教的一个

    分支，一方面强调原罪、人性堕落和放纵的危险，另一方面它坚

    持法国全体教士大会高于教皇，而且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颠覆

    了现有的宗教秩序。[24]

    尽管詹森主义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

    打压，但它的观点还是在“里歇派”那里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人追

    随17世纪的教会法学者里歇，他认为基督不仅任命了十二使徒为“主教”，还在《路加福音》中指定72名门徒为“教士”。

    在政治和社会变革方面，“启蒙”是一个包含不同观点的概括

    性术语。启蒙思想家不是革命家。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受限于他

    们所见的大众的无知和迷信：大多数思想家认为开明君主统治是

    确保公众生活自由的最佳方式。同样，尽管他们排斥他们所宣称

    的“迷信”，但大多数思想家都承认教会教士在维护公共秩序和道

    德方面的社会价值。

    卢梭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的人，他发自内心地主张民主，相

    信品德高尚的公民可以通过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代议制政府和

    为公民着想的立法者来塑造。总之，卢梭坚持认为欧洲已经由于

    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走向了毁灭。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

    最强有力地阐述了这种不公：

    最大的不公平存在于生活方式上，一些人懒惰至极，其

    他人劳累过度……有钱人过于精细的食物让他们热量过度，消化不良，另一方面，穷人不卫生的食物还经常腐败变质，难以果腹……数不清的痛苦和焦虑与生活的各种状态密切相

    关……有关键的证据表明，人类大多数的苦难都是我们咎由

    自取。[25]

    卢梭在1762年出版《爱弥儿》(或名《论教育》)以及《社

    会契约论》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的解决办法：一个完全平等的社

    会，通过反复灌输公民美德来塑造一个受“公意”驱使的公民社

    会：因此，社会契约是所有公民社会的基础，可以用这种形

    式组织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个人财产、身体、生命和所

    有共同权利置于公意的最高领导之下，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

    每一个成员视作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6]

    18世纪晚期的人们想要阅读什么书？出版既是一种经济行为

    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它的历史最能揭示18世纪70、80年代的文化

    转变。理论和法律这些流行的常见书籍受到了旅行、绯闻、庭审

    案件和历史类书籍的挑战。当时没有畅销榜，国王和教会的审查

    员控制着“合法”书籍的生产，地下非法书籍的交易一样反映了大

    众阅读的需要。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从瑞士走私到法国的廉价

    盗版《百科全书》在1776年至1789年间大约卖出了2.5万套。尽管

    当局容忍了包括《百科全书》和《圣经》在内的图书廉价版本的

    交易，地下交易的禁书最能反映真实情况：印刷工人、书商、书

    贩、赶骡车的运书人，这些人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他们冒着被

    监禁的危险来从大众的需求中获利。[27]

    排在纳沙泰尔印刷协会销售榜首的书是路易-塞巴斯蒂昂·梅

    锡耶的《2440年》，这本书在1771年初版发行后至少再版了25

    次。这是一部乌托邦小说，描述了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妓女和乞

    丐的巴黎；因为普遍和平，所以没有常备军，没有奴隶制，甚至

    没有贸易，因为理想中的法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最大胆

    的畅想是，这是一个由平民统治的社会，它抹去了关于路易十四

    的记忆，并且摧毁了巴士底狱的城堡。这是一个没有高级教士、僧侣和牧师的未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仁慈的牧师管理的富有

    卢梭式美德的宗教。[28]瑞士的印刷品满足了各个阶层的城市读者，哲学和色情的混

    合引起了社会轰动：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最佳

    作品与《修道院的维纳斯》《风尘女子》之类的色情小说争夺着

    读者。在拉伯雷和莫里哀的国度，尖锐的情色讽刺并不新奇，真

    正新奇的是它的广泛传播。1779年的剧作《夏洛和托瓦内特的爱

    情》[29]

    一开始就描写王后自慰以及她与她小叔的事，并且嘲弄

    国王：

    世人皆知，可怜的陛下

    多次饱受非议……

    因为完全无能

    满足不了托瓦内特

    我们确信了这个不幸

    他的那根“火柴棍”

    没有稻草粗

    总是又软又弯……

    这些书和小册子中大逆不道的腔调同样出现在流行歌曲中。

    一名负责管理图书交易的书记官请求他的上级实行更加严厉的审

    查：“我们看到，街头娱乐大众的歌曲教会了人们自由散漫。最

    卑劣的乌合之众忘了自己是第三等级，不再尊重高贵的贵

    族。”[30]

    这些下流出版物和歌曲还充满了道德说教的语气，嘲弄了教会、贵族、王室家族的堕落和性无能，质疑这些天生统治者的隐

    秘手段和统治的合法性。1770年，15岁的王子和他14岁的奥地利

    新娘举行了王室婚礼，到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后，当初人们对于

    两人结合的喜悦已经转变成对国王性无能的下流讽刺。1776年

    春，一首歌令巴黎人捧腹大笑：

    在他的鼻息之下所有人暗自问：

    国王能做到吗？还是他不能？

    可怜的王后好绝望。

    有人说他不能起来，其他人说他无法进去，他是一个横笛。

    1778年公主的出生引发了进一步的讥讽。《夏洛和托瓦内特

    的爱情》暗示国王的弟弟阿图瓦(“夏洛”)才是生父，因为王

    后“最伟大的丈夫在性方面不行”。1781年10月一名男性继承人的

    诞生再次引发公众的质疑：

    如果国王是所有人的父王，王后就是我们的母后；

    欢呼吧，兄弟们，让我们欢呼

    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31]即使在图卢兹、贝藏松、特鲁瓦这样由特权等级全面掌控的

    外省城市，《百科全书》和下流文学也很有市场。

    公众对于王权的态度在不断变化，当代人都在谈论一种叫

    作“公共舆论”的新空间。[32]

    巴黎的劳动人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

    到公共辩论之中，他们不是受思想家著作自上而下的影响，而是

    对肆意妄为的王权和垂死挣扎的特权做出回应。雅克-路易·梅内

    特拉是这些劳动者的一员，他在后来回忆了在大革命之前作为玻

    璃工学徒的生活，他处于一群叛逆的学徒之中，与同行团体其他

    兄弟一起喜欢下流的恶作剧、艳遇和仪式化的暴力行为。但是，梅内特拉还宣称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新爱

    洛绮丝》，甚至见过作者。[33]

    卢梭并不是唯一批评奢侈和特权

    的人，尤其是在巴黎，涌现出很多小的宗教和世俗团体打着自我

    牺牲和公民美德的旗号，强烈反对财富和个人主义。[34]

    当中产阶级的男孩和少部分女孩上学时，他们通过主教和理

    论家雅克-贝尼涅·博絮哀和弗朗索瓦·费内隆的作品接受教会史教

    育。但是课表中有很多古典著作：男孩们专注于古典罗马史和拉

    丁语，以至于比最近的法国史还熟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是一份关键文本，告诉学生骄傲、嫉妒、放荡和贪婪是智慧、公

    正、自制、知识、纪律和谦虚的对立面，会有损国家的美德。此

    外，最近被译成法语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成为拓

    展历史学习兴趣的最好文本。但是主导整个课程的依然是拉丁

    语，连哲学也是用拉丁文讲授的。从贺拉斯、维吉尔、西塞罗的

    文章以及像塔西佗、李维、萨鲁斯特等作家的摘要中，学生们学

    习古老的历史和政治，尤其是共和国晚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罗

    马。[35]公民美德在古典著作中被描述成爱国、热爱自由、朴素、勤

    勉、自我牺牲、勇气、正直和公正，与作者们身边所看到的奢

    侈、贪婪、阴谋和腐败等丑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塞罗控诉喀

    提林的阴谋的演讲是一份关键文本，西塞罗在反对喀提林贵族集

    团在公元前1世纪夺权的密谋中处置果断、毫不妥协。马克西米

    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同学卡米耶·德穆兰后来回忆道：“无论多少次

    我想起西塞罗，我的双眼都噙满泪水。”西塞罗的演讲强调了密

    谋者的不道德举动和他们用性与金钱贿赂来达成目的的行为：

    所有的外事已经平息，唯独内战还在。唯一针对我们的

    阴谋在我们内部，危险在内部，敌人在内部……因为斗争的

    一方是质朴，另一方是放纵；一方是纯洁，另一方是不洁；

    一方是诚实，另一方是欺诈；一方是荣誉，另一方是卑鄙；

    一方是克制，另一方是贪欲…… [36]

    罪恶与美德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处于阴谋威胁下的美德，都

    刻在了马克西米利安和许多其他学生的脑海中。

    “道德”和“美德”的话语还应用到了艺术和建筑领域。《论绘

    画》(1782年)的作者批评了社会精英的堕落和常规的绘画，劝

    告艺术批评家从事“符合道德和政治的批评”。从公众对于雅克-路

    易·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的认可来看，它堪称道德艺术的榜

    样，画中颂扬的为国而战的举动被认为是高尚的。《巴黎新闻》

    的批评家认为这幅画“用卢梭的表述来说，其中某种深刻的东西

    吸引着观者，让人觉得自己穿越到了罗马共和国早期”。[37]

    画的

    主旨在接受古典教育的中产阶级中产生了共鸣。在1787年的巴黎沙龙中，1785年接替本杰明·富兰克林任美国驻法大使的托马斯·

    杰斐逊发现，“大卫画的《苏格拉底之死》是最好的，无与伦比

    的”。[38]

    贵族让-巴普蒂斯特·梅锡耶-杜帕蒂颇受像罗伯斯庇尔这样富

    有改革精神的年轻人的仰慕。梅锡耶-杜帕蒂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

    院长，以抨击司法错误闻名。他最著名的案件是在1777年为七名

    1769年被梅斯高等法院判死刑或服划船苦役的被告人辩护。或许

    追随者们不知道，梅锡耶-杜帕蒂出身拉罗谢尔的一个富商家庭，通过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累积财富，以8.4万里弗的价格购买了

    波尔多高等法院总法官的职位。[39]

    启蒙思想推崇的自由仅适用于欧洲人：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从伏尔泰到爱尔维修，都认为种植园奴隶制对于很多次等民族来

    说是合理的。但是也有不同看法。1772年，雷纳尔神父在阿姆斯

    特丹出版了十卷本的《欧洲人在两个印度殖民和贸易的哲学和政

    治史》。参与写作的人包括霍尔巴赫和狄德罗这样的著名启蒙作

    家。这本书最初在法国被禁止和焚毁，直到1780年才在法国公开

    发行。

    18世纪，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是法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也

    是欧洲帝国全球冲突的焦点。对于法国统治者来说，英国是在帝

    国竞争中最主要的对手。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的《巴黎

    条约》急剧削减了法国的殖民地权利：原来的北美殖民帝国包括

    加拿大和俄亥俄河谷沿岸广袤富饶的土地，现在已经“山河破

    碎”。在印度，法国只留下了包括本地治里在内的五个商站；在

    加勒比，法国保留了圣卢西亚、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最重要的西圣多明各。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法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加勒比

    帝国：魁北克是可以放弃的，但是圣多明各不能。

    尽管法国丧失了大量殖民地，但法国主要港口的经济持续增

    长，三角贸易连接了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和非洲的大西洋沿岸

    大型港口，交易着奴隶、葡萄酒与烈酒、糖、咖啡、棉花和染

    料。[40]

    贸易的分支之一是大量奴隶船的建造，为的是从非洲西

    海岸向加勒比海殖民地运送奴隶。在圣多明各，31 000名白人根

    据《黑人法典》[41]

    统治着465 500名奴隶，法典虽然禁止“虐

    待”奴隶，但是否认奴隶具有任何法定权利，奴隶的子女是奴隶

    主的财产。圣多明各是殖民地王冠上的明珠，18世纪70年代海外

    殖民地输入法国的货物有40%产自圣多明各，它产出的糖比牙买

    加还多。18世纪80年代，圣多明各的奴隶人口是法国70万殖民地

    奴隶中最多的。正是到这时奴隶贸易达到了顶点：1790年有5.4万

    名非洲人被贩卖到法国殖民地。[42]

    几乎所有的加勒比海殖民地

    的奴隶都来自西非，塞内加尔的戈雷岛和圣路易是主要的贸易据

    点。在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其他加勒比海地区也有奴隶，此外

    在印度洋的波旁岛(留尼汪)、法兰西岛(毛里求斯)也有奴

    隶。[43]

    从1716年到1789年，法国大西洋港口的殖民地贸易额增长了

    四倍。波尔多的贸易额每年增长高达4%，支撑起了大型造船业、制绳、烟草、糖和玻璃制造业：整个城市的人口在一个世纪之内

    翻倍，达到了11万人。[44]

    奴隶贸易是增长的关键。1785年有143

    条船从法国港口出发专门从事奴隶贸易：从南特出发的有48条，从拉罗谢尔和勒阿弗尔出发的有37条，此外还有从波尔多、马赛、圣马洛和敦刻尔克出发的船只。从1707年开始的一个世纪

    内，这些奴隶船进行了超过3 300次航行，平均每艘奴隶船的每吨

    货物得到国家40里弗的补贴：国库资助占奴隶贩子收益的一

    半。[45]

    法国超过五分之二的奴隶贸易集中在南特，像波尔多一样，这里商人阶级在这个世纪内繁荣兴盛。在18世纪80年代，港口进

    出口运输的20%至25%都与奴隶贸易有关。南特有大约9万名居

    民，其中有大约400个经商家族。奴隶贸易每年的净收益为贸易

    额的10%，在18世纪80年代收益达到了顶峰。在波尔多和南特的

    市中心，宏伟的新古典风格的股票交易所被建立起来，展示着对

    实业精神之美德的信心。18世纪20年代起南特开始建立的“门户

    社区”在80年代最终完成：费多岛上建成了100个商业精英家族富

    丽堂皇的房屋，通过河流隔离了脏乱的平民社区。尤其是在南

    特，非洲人随处可见，大商人选择一些黑人当仆人而不是把他们

    送到种植园；城市中还有其他非洲人充当工匠和劳动者。[46]

    在当时的人看来，1780年的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最稳定

    的王国，不论那些政治丑闻怎样激起了精英们的遐想。但是古往

    今来任何政府都有暴力反叛的威胁。法国中产阶级子女所接受的

    古典教育中就充满了这类例子。希腊和罗马的先例以及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为叛乱发动者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框架，比如奥利弗·克伦

    威尔的名字成了军人掌权的象征。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靠

    近法国本土的例子，科西嘉在1755年宣称建立宪政共和国。热那

    亚在1767年向法国出售了科西嘉最后一些热那亚城堡，法国在

    1769年镇压了科西嘉人的反抗。科西嘉的例子在法国改革者的脑

    海中历历在目，而反抗的领导人帕斯卡尔·保利流亡宿敌英国，在伦敦非常受欢迎。

    但是七年战争的结果才是最具冲击性的。从一个更加广阔的

    视角来看，英法在北美的对抗是欧洲大国——法国、英国、西班

    牙、葡萄牙——在全球争夺商业霸权的典型事例，各方都投入巨

    额战争经费来扩展和保护商业霸权。[47]

    例如，通常一艘装备74

    门大炮的海军战列舰需要用2 800棵百年橡树来建造，法国在18世

    纪80年代建造了47艘这样的战列舰(还有37艘护卫舰)。[48]

    战

    争令法国损失惨重。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80年代的收益是支

    出的三倍，而法属东印度公司的收支则勉强持平。[49]

    1763年法国在印度、加拿大、加勒比地区遭到英国的羞辱，法国在1779年后成功介入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一雪前耻。罗

    尚博伯爵和拉法耶特侯爵率领下的8 000名远征军，在1781年促使

    康华里将军于约克镇投降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783年9月3

    日，英国、新独立的美国和法国在巴黎和凡尔赛签署了最终的和

    约。(图4)

    美国1787年宪法在各州是否保留奴隶制上达成了历史性的妥

    协，推动了反对奴隶制团体的建立：夏普和克拉克森于1787年在

    伦敦建立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团体，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和埃蒂安·

    克拉维耶尔1788年在巴黎成立了黑人之友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但是，美国独立战争提供的最重要的借鉴，是其新

    国家宪法中蕴含的共和革命。制宪者认为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是

    自由的保障，英国议会式的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衡同样可

    以在美国通过选举普通人担任总统、参议员、代表实现。换句话

    说，普通人可以自治，通过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可以进一步保卫他们的自由。布里索是新美利坚合众国的积极拥护

    者，同时也是黑人之友会的活跃分子。他写道：“自由宪法统治

    之下的人民天生勇敢坚定，他们喜爱一切善良高雅的事，他们对

    此坚定不移，反对变化无常的时尚。”[50]

    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一定程度上洗刷了1763年在北美失地

    的耻辱。但是殖民地的胜利造成了知识界的骚动，引发知识群体

    激烈批判国内的社会与政治，而且战争令王室政府耗费了逾10亿

    里弗资金，超过了国家年收入的两倍。王室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增

    加税收一方面削减开支，最高权威已经失去了公共舆论的尊重，这时候公开的丑闻无疑雪上加霜。

    [1] Maximilien Robespierre,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11 vols. Paris: SéR,1912–2007, vol. 2, pp. 129–224; Jessica Riskin, Science in the Age of Sensibility: The

    Sentimental Empiricist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ch. 5; Marie-Hélène Huet, Mourning Glory: The Wil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pp. 10–21.

    [2] Peter McPhee, Robespierre: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4–35;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11, pp. 11–15. Within a year,however, Vissery had died and the municipality demolished his contraption: Riskin, Science in

    the Age of Sensibility, p. 186.

    [3] Robespierre, Oeuvres, vol. 3, p. 29; McPhee, Robespierre, pp. 34–35. The signi.cance of

    Frankli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has been strongly restated by Annie Jourdan, La

    Révolution, une exception fran.aise?, Paris: Flammarion, 2004, part 2, ch. 4; and David Andress,1789: The Threshold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Little, Brown, 2008, ch. 1.

    [4] An extensive survey is Jonathan I. Israel,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1750–17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Lucid

    summar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are by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rt 3.[5] “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也译为“书信共和国”。这个文人共同体在思想

    上认同启蒙主义，而在通信上得益于新兴的国际邮递服务。因此，文中也把这个共同体的

    成员称为“通信人”。

    [6] Translated from Denis Diderot, Oeuvres complètes, 20 vols, Paris: Garnier, 1875–77,vol. 20, p. 28.

    [7] Diderot, Lettres à Sophie Volland,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9, pp. 138–41.

    [8] Liana Vardi, The Physiocrats and the World of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9] Clare Haru Crowston, Credit, Fashion, Sex: Economies of Regard in Old Regime

    France,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William H. Sewell Jr.,‘Connecting Capitalism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Parisian Promenade and the Origins of

    Civic Equ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1 (2014), pp. 5–46;

    Colin 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ed: 1789 and Social Change’, in Colin Lucas (ed.),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ch. 4; and ‘The Great Chain of

    Buying: Medical Advertisement,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HR, 101 (1996), pp. 13–40.

    [10]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享受其身份地位和经济特权的同时，也受限不得从事

    不符合贵族身份的行当(例如经商)，否则会被剥夺贵族身份。

    [11] Marisa Linton, The Politics of Virtue in Enlightenment Fr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Jay M. Smith, Nobility Reimagined: The Patriotic N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fied’; Jones, ‘The Great Chain of Buying’;

    Charles Walton, Polic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ulture of Calumn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s 1–3;

    Will Slauter, ‘A Trojan Horse in Parliament: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Charles Walton (ed.), Into Print: Limits and Legac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Darnt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1; Arlette Farge, Subversive Words: Public Opin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translated by Rosemary Morris, Oxford: Polity Press, 1994.

    [13] David Garrioch,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 1690–1830, Princeton,NJ: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8;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 199.

    [14] Simon Burrows and Mark Curran, ‘How Swiss was the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Neuchatel? A Digital Case Study of French Book Trade Networks’,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1 (2012), see http:journalofdigitalhumanities.org1-3how-swiss-was-the-stn-by-

    simonburrows-and-mark-curran; Simon Burrows, ‘Books, Philosophy, Enlightenment’, in David

    Andres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 5.

    [15] Mary Ashburn Miller, A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Violence and Natur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Imagination, 1789–1794,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 Lynn Hunt, 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Paul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The Age of Spectacular Capital Punishment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 8.

    [17] Kenneth Loiselle, Freemasonry and Male Friendship in Enlightenment France,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Margaret Jacob, Living the Enlightenment: Freemasonr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 Jeremy L. Caradonna, Enlightenment in Practice: Academic Prize Contests and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France, 1670–179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 On the ‘spaces’ of public life, see Thomas E. Crow,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 Century Pari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Joan B.

    Landes,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1; Jack Censer and Jeremy Popkin (eds),Press and Politics in Pre-

    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cob, Living the Enlightenment, 1991; and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3.

    [20] John Shovl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rtue: Luxury, Patriot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7–78 and

    chs 4–5.

    [21] Julian Swann and Jo.l Félix (eds), The Crisi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France from

    Old Regime to Revoluti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19.

    [22] McPhee, Robespierre, pp. 42–43.

    [23] Sophie de Bohm, Prisonnière sous la Terreur. Mémoires d’une captive en 1793, Paris:Cosmopole, 2001, pp. 6–7; R. B. Rose, Tribunes and Amazons: Men and Women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89–1871, Sydney: Macleay Press, 1998, ch. 7.

    [24]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h. 11; Dale K. Van Kley,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 1560–1791, New Haven, CT,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Jean-Jacques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1755), 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1762), translated by G. D. H. Cole,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1913, pp. 166–67. See Jean Bloch, Rousseauism and Educ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95.

    [26] Jean-Jacques Rousseau, émile, or On Education (1762),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p. 460.

    [27] A vigorous debate around Robert Darnton’s conclusions centres on the digital resource

    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1769–1794, which suggests much less

    ‘innovation’ in readers’ tastes. See Simon Burrows, ‘French Banned Book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1770–1789’, in David Andress (ed.), Experienc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3, pp. 19–46; Robert Darnton, Reviews in History, review of 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1769–1794 (review no. 1355, 2012): http:www.

    history.ac.ukreviewsreview1355. Date accessed: 7 August 2014.

    [28]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5, ch. 4. On Mercier, see Geneviève Boucher, écrire le temps:

    les tableaux urbains de Louis- Sébastien Mercier, Montreal: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2014.

    [29] 夏洛和托瓦内特暗指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夏尔·菲利普和王后玛丽·安托瓦

    内特。

    [30] Robert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0;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 671.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e successfully explored in the 1989 .lm version of Choderlos

    de Laclos’ 1782 novel Dangerous Liaisons, and in the 1996 .lm Ridicule.

    [31] Antoine de Baecque, The Body Politic: Corporeal Metaphor in Revolutionary France,1770–1800,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1–51. A discussion of the sexual incompatibility of the king and queen is by Simone Bertière,Les Reines de France au temps des Bourbons, vol. 4. Marie- Antoinette, l’insoumise, Paris:

    éditions de Fallois, 2002.[32] David Garrioch, The Making of Revolutionary Par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69 and ch. 7.

    [33] Jacques-Louis Ménétra, Journal of My Life,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pp. 342–46, ch. 20.

    [34] Charly Coleman, The Virtues of Abandon: An Anti- Individualist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 R. R. Palmer, The Schoo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llege of Louis- le- Grand and its Director, Jean- Fran.ois Champagne, 1762–1814,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6–18, 27–29; McPhee, Robespierre, ch. 2.

    [36] ‘Second Oration against Lucius Catalina: ‘Addressed to the People’, M. Tullius Cicero:

    The Orations of Marcus Tullius C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