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接触

    ——全球大型传染病探秘之旅

    [美] 大卫·奎曼 著

    刘颖 译

    中信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接触 (美)大卫·奎曼著；刘颖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书名原文：Spillover:Animal Infec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Pandemic

    ISBN 978–7–5086–4298–7

    I. ①致… II.①大… ②刘… III. ①传染病防治 IV. ①R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3382号

    Spillover:Animal Infec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Pandemic

    Copyright ? 2012 by David Quamm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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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接触

    著 者：[美] 大卫·奎曼

    译 者：刘 颖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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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 App：http:m.feishu8.com(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再次献给我永远的贝琪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马者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

    人。

    ——《启示录6：8》目录

    第一章 亨德拉病毒和马

    第二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

    第三章 疟疾

    第四章 SARS病毒的传播

    第五章 Q热、鹦鹉热和莱姆病

    第六章 毒性增强

    第七章 空中的宿主

    第八章 艾滋病的传播

    第九章 所有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行为第一章

    亨德拉病毒和马

    1

    如今被人们称之为亨德拉(Hendra)的病毒并不是可怕的新病毒中

    出现最早的，也不是最厉害的一种。和其他病毒相比，它的影响相对较

    小。开始的时候，它所导致的死亡数量不大且一直没有增长；所传播的

    范围仅限于很小的区域，后来也没有大范围地传播。1994年，这种病毒

    第一次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附近。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例病例，其中一例致命。不，等等，更正一下：人患该病的例子只有两例，其中

    一例不治。还有10多匹马也相继发病死去，它们的情况只是整个事件的

    一部分。动物患病和人类患病的例子在我们看来是事出同源。

    如果不是住在澳大利亚东部，你可能感觉不到亨德拉病毒的首次出

    现有什么可怕，也不认为它有什么值得报道的。这场疫情和地震、战

    争、海啸和校园枪击案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它非常奇特，让人感到

    不可思议。现在，随着疾病专家和澳大利亚人对亨德拉病毒的了解加

    深，它不再那么不可思议了，但是这种病毒仍然显得非常奇特。这种病

    毒的暴发有很多矛盾之处：这种病不常见，零星有感染病例，但是从大

    的方面看又非常有代表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成为研究地球上某种

    新的致命病毒出现的开始——1981年以来，这些新出现的病毒已经导致

    3 000万人死亡，也反映了一种现象——人畜共患病(zoonosis)。

    人畜共患病是指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这种疾病的数量比人们想

    象的要多。艾滋病(AIDS)就是其中一种。流感(Influenza)包括一系列疾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畜共患病。将这类疾病放在一起看待好像

    更能够证实达尔文所揭示的一个道理，这是他所揭示的真理中最黑暗、为众人所知但是又不断为人所遗忘的一个，即人类也是动物，和其他动

    物物种在起源和繁衍、疾病和健康方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孤立地

    看这种病毒——对刚刚听说这类病毒的人来说，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这些

    相对少见的病例，是个很好的警示，提醒人们要重视自身的健康，因为

    瘟疫——和万事万物一样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事出有因的。

    2

    1994年9月，一场来势汹汹的疾病在布里斯班北部郊区暴发，感染

    了那里的马匹。这些马都是良种赛马，饲养条件优越，个个膘肥体壮，专门为了参加赛马比赛。暴发疾病的地方叫亨德拉。这里古老、宁静，到处都是赛马场、赛马的人群和用挡雨板搭成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后院

    改造成了马厩、售报亭和咖啡店。报亭出售报纸，而咖啡店的名字都非

    常普通，比如就叫阿彬饮品店。第一例生病的是匹红棕色、名叫戏剧侠

    的母马，它刚刚从赛马场退下来，并处于怀孕晚期，也就是说这匹马一

    切正常。戏剧侠在距亨德拉东南部数英里远的一个牧场，开始表现出不

    正常，这里的草地疏于管理，水草并不丰美，赛马不比赛的时候就送到

    这里休息。如果它没有发病的话，将作为种母马并在这儿待到临产。此

    时，戏剧侠的病看起来并无大碍。它只是精神不太好，它的训练师认为

    它会好起来的。这位训练师是个身材不高，非常精明的男人，叫维克·

    瑞尔(Vic Rail)。他有一种魅力，让人感到不怒而威，一头棕色的头

    发向后梳着。在当地的驯马界，他因为训练严格而出名。有一种说法，说他是个“强硬但是非常可爱的家伙”。有些人不喜欢他，但是大家都承

    认他对马匹了如指掌。

    当时，瑞尔的女朋友丽萨·西蒙斯(Lisa Symons)开着一辆拖车来

    接戏剧侠。这匹母马，好像因脚疼而懒得动。它的嘴唇、眼睑和下巴周围都有水肿。回到瑞尔位于亨德拉的简陋马厩后，戏剧侠出了很多汗，还是很懒散。为了给它增加营养，保住小马，瑞尔想把搓碎的胡萝卜和

    糖蜜强行给它喂下，可它就是不吃。之后，维克·瑞尔将手和胳膊擦洗

    干净。现在看来，也许瑞尔当时把手和胳膊洗得还不够干净。

    那天是1994年9月7日，星期三。瑞尔给兽医彼得·瑞德(Peter

    Reid)打电话，让他过来给这匹母马看看病。瑞德是个高个子的男人，冷静而专业。戏剧侠待在马厩中自己的马房里，地上铺着沙子，它旁边

    的马房中还有多匹瑞尔的马。瑞德医生看到它的鼻子和眼睛里并没有分

    泌物，也没有痛苦的表现，但是相对于从前的强壮来讲，它此时显得苍

    白无力。“情绪低落”，他用这个词来概括戏剧侠的状态。用兽医学的专

    业术语来讲，这是指身体而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马的体温偏高，心跳

    很快。瑞德注意到了它面部的水肿。他把手伸到母马的嘴里检查它的牙

    床，他注意到马的嘴里有没有嚼碎而未下咽的胡萝卜屑，他给它注射了

    抗生素和止痛剂后就回家了。第二天凌晨四点后，瑞德接到电话被告知

    戏剧侠快死了。

    等瑞德冲回到马厩去看时，马已经死了。它死得特别快而且很痛

    苦。随着病情加重，它变得非常烦躁，趁门开着冲出马厩冲到前院。它

    摔倒了好几次，腿上露出了骨头，又站起来，又摔倒。为了保护它，牧

    场的工人把它按在地上。它绝望地挣扎着站起来，冲进砖堆当中，又被

    瑞尔和牧场的工人一起按倒在地。它死之前，瑞尔从它的鼻孔中擦出泡

    沫状的分泌物想帮助它呼吸。彼得·瑞德检查了尸体，注意到它的鼻孔

    处还有泡沫状分泌物的痕迹。戏剧侠的尸体没有进行解剖，因为维克·

    瑞尔虽然想知道死亡的原因却花不起尸体解剖的费用，而且当时没有人

    预见到会有疾病暴发，也没有意识到尸体解剖的重要性。它的尸体被普

    通拖车悄无声息地运到了布里斯班专门掩埋马匹尸体的垃圾场。

    这匹马死因不明。是被毒蛇咬了？还是在那片繁茂的草地吃了有毒

    的草？一周后，与其同住在一个马厩的其他马匹也相继发病，这些猜测也就不攻自破了。马匹生病的情况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它们生病的原因既不是蛇咬所致，也不是因为食用有毒饲料，而是传染

    病。

    其他染病的马匹有发烧、呼吸困难、面部水肿、眼睛充血、痉挛和

    行动迟缓等症状。有些马从鼻孔和口腔里喷出泡沫状血液。有些马匹有

    面部水肿的现象。瑞德发现一匹马在水桶边疯狂地清洗嘴巴。另一匹马

    发疯似的用头使劲地撞水泥墙壁。尽管瑞德和其他人拼尽全力，接下来

    的几天里，还是有12匹马相继死去，有的痛苦地死去，有的被实施了安

    乐死。瑞德后来说，“这种疾病在马群中的传播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

    信”，但是发病初期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病”。肯定是某种疾病感

    染了马群。这场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仅12小时内就有7匹马或疼痛而死

    或被实施了安乐死。12小时内，7匹马相继死去——这简直是屠杀，即

    使对于经验丰富的兽医来说也是前所未闻的。其中一匹叫蓝天魅影的母

    马死前近乎绝望地挣扎、喘息，以至于瑞德都无法靠近对它进行安乐

    死。另一匹5岁的马[1]

    ，原本由瑞尔的牧场送去北部的另一个牧场，因

    为到达牧场的时候发病很快就被扑杀。那个牧场的兽医对这匹马进行了

    尸检，发现它的身体器官当中有出血的迹象。与此同时，在亨德拉，瑞

    尔牧场旁边的一个马厩也有一匹马表现出了类似的临床症状，并被实施

    了安乐死。

    这是人为的破坏吗？这种病是如何在马群中传播或者说如何让这么

    多马同时染病的？可能是饲料当中含有有毒的污染物。也可能是有人恶

    意投毒所致。瑞德在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外来的病毒，比方说使

    非洲马匹染病的非洲马瘟病毒(AHS)，这种病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通过蠓的叮咬传播。AHS病毒可以感染骡子、驴、斑马和马，但是在

    澳大利亚还没有相关报道，而且这种病不会由一匹马传染给另一匹马。

    再说，昆士兰州9月份的天气还很凉爽，能够传播疾病的蠓还不会出来

    咬人。可见，这不是AHS病毒所导致的。也许是其他微生物引起的疾

    病？瑞德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厉害的病毒。”他的话比较含蓄，后来他回忆说：“这是一段给人留下伤痛的时光。”他继续用现有的保守疗

    法给马匹治病——由于没有确诊，他使用了抗生素、输液和抗休克药

    物。

    与此同时，维克·瑞尔生病了，同时发病的还有牧场的一个工人。

    开始他们俩的症状有点像感冒，重感冒。后来，瑞尔住进了医院，病情

    不断加重，住进重症监护室一周后不治而亡。他死于器官衰竭和呼吸困

    难。尸检表明他的肺部充满血液、其他液体(通过电子显微镜检查)和

    某种病毒。发病的牧场工人叫瑞·尤文(Ray Unwin)，是个乐观的人，他独自回家养病，后来退烧并活了下来。彼得·瑞德曾经帮忙清理马匹

    气管中泡沫状的血液，却没有染病。几年后，我在亨德拉附近寻访和打

    电话寻找证人时，找到他和尤文，他们向我讲述了这段经历。

    比方说，当我在阿彬饮品店问起瑞·尤文时，有人告诉我他可能在

    鲍勃·布莱德肖(Bob Bradshaw)牧场。我顺着他们的指引来到布莱德

    肖牧场。路上有个人，后来我得知他就是瑞·尤文，他手里提着桶，桶

    里装着粮食。如今，他已是一个中年人，梳着红色的马尾辫，眼里透露

    出一股疲惫和忧伤。受到陌生人的关注，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已经

    受够了医生、公共卫生官员和当地记者的关注了。我们坐下来聊天时，他说自己不是个爱发牢骚的人，但是从那次生病后他的健康状况就大不

    如前了。

    随着马匹死亡数量不断增加，昆士兰州政府也介入到这件事情当

    中，他们从负责全州的牲畜、野生动物与农业的农业和畜牧业部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DPI)抽调兽医和其他人员为牧民提

    供帮助，还从昆士兰州卫生部门抽调了官员到现场监察。农业和畜牧业

    部的兽医开始验尸——也就是解剖马匹，寻找线索，选定的地点就在维

    克·瑞尔的小院里。很快，小院里就到处是马头、马腿，血和其他液体

    顺着排水沟流走，怀疑已感染的器官和组织被装在袋子里带走。瑞尔的

    邻居，养马人彼得·赫尔波特(Peter Hurlbert)在厨房里一边给我沏速溶咖啡，一边回忆起当时邻居家那种阴森、让人感叹的场面。水开了，赫

    尔波特正好谈到农业和畜牧业部用的垃圾车。“这些街道垃圾车开来

    时，到处都是马腿和马头——要加糖吗？”

    不用，谢谢，我说，我喜欢黑咖啡。

    “……马腿、马头和马肠子，所有东西都一股脑地倒在这些垃圾车

    里了。真是太恐怖了。”他说，当天下午，这个消息就传开了，电视台

    派了摄像师和记者前来报道。“啊，兄弟，当时的场面真是太血腥

    了。”警察也到了，在瑞尔的牧场附近拉起了警戒线，看起来好像犯罪

    现场。这场屠杀是瑞尔的竞争对手蓄意制造的吗？赛马业，像任何一个

    行业一样有自己的软肋，也许比很多行业的软肋还要多。甚至有人问彼

    得·赫尔波特，瑞尔是否毒杀了自己的马匹和他自己。

    在警方考虑是否有人蓄意破坏或者保险欺诈的可能性的同时，卫生

    官员也有他们所担忧的问题。他们担心可能是汉坦病毒(hantavirus)，这种病毒实际上是一组病毒，病毒学家对它们早有了解，不过直到最近

    它在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等地暴发后才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一年

    前，也就是1993年，汉坦病毒组中的一种突然暴发，导致美国西南部地

    区四角地带的10人死亡。澳大利亚对侵入其境内的外部病毒如此警惕也

    是情有可原的，如果真的是汉坦病毒，那么就比非洲马瘟更糟糕了(不

    包括马匹)。农业和畜牧业部的兽医将死马的血液和组织取样、打包、冰冻之后送到坐落在墨尔本南部小镇吉隆(Geelong)的澳大利亚动物

    健康实验室(Australian Animal Health Laboratory)。这个实验室戒备森

    严，缩写是AAHL，发音像“啊哦”。一群微生物学家和兽医对样本进行

    了一系列检测，希望通过培养发现某种微生物，进而确定其是否为导致

    马匹发病的病原体。

    他们真的找到了一种病毒，但不是汉坦病毒，也不是AHS病毒。这

    是一种新型病毒，AAHL的微生物学家们之前没有见过。从它的大小和

    形状来看，和副黏病毒(paramyxovirus)非常相似。这种新型病毒和这个病毒家族中已为人知的病毒有所不同，每个粒子都有两个碱基对。其

    他AAHL的研究人员将这种病毒的一段基因排序，将这段排序后的基因

    输入一个巨大的病毒数据库中，发现这种新型病毒和副黏病毒家族中的

    一科病毒有着微弱的联系。这正好证实了微生物学家的视觉判断。麻疹

    病毒(morbilliviruses)，包括感染动物的牛瘟病毒(rinderpest

    virus)、犬瘟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只感染人类以外的动物)

    和感染人类的麻疹(measles)被归入该类病毒。这种在亨德拉发现的病

    毒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马类麻疹病毒(equine morbillivirus，EMV)，简单地说即为马类麻疹。

    几乎同时，AAHL的研究人员检测了尸检时从维克·瑞尔的肾脏细胞

    中取出的样本，从中也检测出一种病毒，和从马身上发现的病毒一模一

    样。这就证实了这种马科麻疹病毒不仅仅感染马科动物。后来，随着这

    种病毒的独特性不断为人所知，人们不再使用EMV这个名字，取而代

    之的是以病毒发生地的名字来称呼它：亨德拉病毒。

    发现这种新病毒只是揭示亨德拉病毒奥秘的第一步，还谈不上在更

    广阔的视野下去理解这种病毒。第二步是找到病毒的藏身之所。在没有

    危害马匹和人类的生命安全时，它在哪儿？第三步是找出一系列问题的

    答案：病毒是如何从藏身之处出来危害动物和人类的，为什么会在这个

    地方出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

    在亨德拉一家咖啡馆初次会面后，彼得·瑞德开车带着我向亨德拉

    东南方向出发，渡过布里斯班河(Brisbane River)，来到戏剧侠生病的

    地方。这个地方叫峡谷山(Cannon Hill)，从前是被城市环绕的牧场，现在是M1公路边一个新兴的郊区。在原来的牧场上，整洁的街道两边

    盖着住宅。从前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一条街的尽头有个转盘，叫作风

    琴转盘(Calliope Circuit)，转盘中间有一棵莫顿湾无花果树，戏剧侠

    的尸骨就埋在这棵大树下，不再受到澳大利亚东部亚热带骄阳的炙烤。

    “就是这儿，”瑞德说，“这就是那个记载着血腥的树。”他的意思是，这里就是蝙蝠聚集的地方。

    3

    传染疾病就在我们的身边，在神奇的生态系统中，它就像自然的黏

    合物，将不同的生物个体和不同的生物物种紧紧联系到一起。生态系统

    是生物学家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生物的捕食、竞争、分解和光合作用。捕食者通常是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从外界捕

    食猎物。病原体(pathogen)相对来说体型较小，从内部获得食物。虽

    然一般情况下，传染疾病看起来很可怕，实际上这和狮子吃牛羚和斑

    马、猫头鹰吃老鼠一样，非常自然。

    但是不同寻常的情况时有发生。

    正如捕食者有自己捕食的物种，有自己喜欢的猎物一样，病原体也

    是如此。就像狮子偶尔也会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行为，比如捕猎牛而不

    是牛羚，伤害人而不去捕杀斑马一样，病原体偶尔也会改变攻击对象。

    偶然事件、变异时有发生。环境会变，需求和机遇也会变。当病原体从

    某种动物身上感染人并作为感染源寄居在人的身体当中，有时使人染病

    或者死亡时，就导致了人畜共患病的发生。

    人畜共患病，是个比较专业的词语，很多人可能感到比较陌生，但

    是借助这样的词汇，可以将猪流感(swine flu)、禽流感(bird flu)、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等疾病和其他全球范围流行的传染病区别

    开来。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医学和公共卫生运动可以战胜一些可

    怕的疾病，比如天花(smallpox)和小儿麻痹症(polio)，但是却没有

    办法战胜其他一些可怕的疾病，如登革热(dengue)和黄热病(yellow

    fever)。这也揭示了AIDS起源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注定要在21世纪

    经常使用的词语。埃博拉病毒(Ebola)、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以及

    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都是人畜共患病。西班

    牙流感的病原体来自一种野生水鸟，在传染了家禽家畜(怀疑是中国南

    方的一只鸭子和美国艾奥瓦州的一头母猪)后，导致5 000万人死亡，之后其杀伤力逐渐减弱，最终销声匿迹。所有的人类流感都是人畜共患

    病。比如猴痘(monkeypox)、牛结核病(bovine tuberculosis)、莱姆

    病(Lyme disease)、西尼罗河热(West Nile fever)、马尔堡病

    (Marburg virus disease)、狂犬病(rabies)、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炭疽病(anthrax)、拉沙热

    (Lassa fever)、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目镜幼虫病

    (ocular larva migrans)、恙虫病(scrub typhus)、玻利维亚出血热

    (Bolivian hemorrhagic fever)，以及夸赛纳森林病(Kyasanur forest

    disease)。还有一种新的传染病毒：立百病毒(Nipah)。这种病导致

    马来西亚很多猪和养猪户死亡。每一个病例都反映出了病原体从其他动

    物传染给人的过程。艾滋病也是人畜共患病，最早在西非和中非通过一

    系列偶然的事件传染给人，现在这种病在人和人之间传染，传染的人数

    高达数百万。这种跨物种之间的病毒传播很普遍，一点也不稀奇。大约

    60%已知的传染疾病或者通过常规渠道传播或者最近才在人畜之间传

    播。有些这样的传染病，如为人所熟知的狂犬病，传染范围广、死亡率

    高，虽然全世界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努力想要消除和控制这些疾

    病，对它们的传染机制有了比较清楚和科学的了解，但是它们仍然对人

    类有致命的杀伤力，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有些病毒刚刚出现，无

    法解释为何它们会偶尔发生，在某个地方使几个人死亡(如亨德拉病

    毒)或者几百人死亡(如埃博拉病毒)，然后就消失数年不再出现。

    举个反例，天花就不是人畜共患病，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在自

    然条件下只传染人类。(实验室条件下是另外一回事，在实验室条件

    下，天花病毒有时可以感染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或者是其他物种，但

    这主要是为了进行疫苗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消灭天花的行动能够在1980年取得成功。能够成功消灭天花的原因在于天花病毒在人体(或者实验室条件下严密观察的动

    物)以外的地方没有藏身之处，不能寄居和繁殖。脊髓灰质炎

    (poliomyelitis)这种由病毒引起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将近1 000年了，然

    而，由于卫生条件的提高和孩子接触病毒的时间推后等原因，在20世纪

    上半叶，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反而成为了让人谈之色变的传染

    病。在美国，小儿麻痹症对人类的影响在1952年达到顶点，一次暴发就

    夺走了3 000多个生命，其中多数是孩子，还有21 000人留下瘫痪的残

    疾。那之后不久，乔纳斯·赛克(Jonas Salk)和阿尔伯特·赛宾(Albert

    Sabin)以及病毒学家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Hilary Koprowski)(关于

    此人颇有争议的职业生涯，稍后详述)研制出的疫苗推广开来，最终在

    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消灭了脊髓灰质炎。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

    一些相关机构发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旨在彻底消除小儿麻痹症，这项运动至今已将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减少了99%。美洲国家、欧洲和

    澳大利亚都宣称已经在本国境内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据2011年的最

    新报告，只有五个国家还存在少量偶发的小儿麻痹症的病例，这五个国

    家是：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国。和其他花费巨

    大的全球性卫生运动不同，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原因何在？因为给几百万人注射疫苗的费用低，操作简便而且长期有

    效。因为除了感染人类，小儿麻痹病毒根本无处藏身，这种疾病不是人

    畜共患病。

    而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却有藏身之处，因此它们非常复杂，给人类

    带来麻烦，也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猴痘和天花类似，是由一种与天花病毒有着密切关系的病毒引起

    的，对生活在中非和西非的人们构成了持续的威胁。猴痘和天花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区别：它能感染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这种疾病也因此得

    名)和其他哺乳动物，如老鼠、田鼠、松鼠、兔子和美国草原狗。黄热

    病能够感染猴子和人类，病毒能在受害者之间传播，有时也能由猴子传

    染给人类。如果被某种蚊子叮咬，这种疾病就会在某个物种之内或者物种之间传播了，情况也会变得更复杂。这样的结果之一就是黄热病可能

    会一直存在——除非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杀死非洲和南美热带地区的所有

    蚊子和猴子。莱姆病的传播媒介是一种病毒，藏在一种白爪老鼠和其他

    小型哺乳动物身上。当然，这些病原体并不是有意识地隐藏起来的。过

    去它们一直寄居在这些地方，通过传播得以生存和繁殖，按照达尔文的

    自然选择理论，进化使这些偶然事件成为生物生存下去的策略。

    最不显眼的策略就是潜伏在贮存宿主(reservoir host)体内。贮存

    宿主[有些科学家更愿意用“自然宿主”(natural host)这个说法]，是长

    期携带病原体的活体，但是没有发病的反应，或者发病的反应很小。当

    疾病在两次暴发间隙消失的时候(正如1994年亨德拉病毒那样)，病原

    体肯定藏在了什么地方，是不是？也许它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但是

    很可能不是这样。也许它只是在这个地区消失了，当风和命运把它从别

    的地方带回来时，它又重新出现。或者，它还在亨德拉地区附近，在某

    个贮存宿主体内。也许是啮齿目动物？也许是鸟？也许是蝴蝶？也许是

    蝙蝠？在生物物种丰富、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地方，寄居在某个贮存宿

    主体内而不被发现，可能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如果生态条件恰好相

    反，也为病毒提供了寄居的有利条件，因为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也可能导

    致疾病滋生。正如摇晃树的时候肯定会有东西掉落。

    几乎所有的人畜共患病都是由以下6种病原体中的1种感染所致，即

    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一群体型较小但是比较复杂的生物，如

    变形虫，其之前被错误地认为是原生动物)，以及蛋白感染素和蠕虫。

    疯牛病(mad cow disease)就是由蛋白感染素引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

    变异后引起其他分子变异，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

    他早期著名的小说《猫的摇篮》(Cat’s Cradle)描述的被感染后的叫九

    重冰(ice-nine)[2]

    的水那样。非洲昏睡病(sleeping sickness)是被一

    种叫作布锥虫(Trypanosoma brucei)的原生生物感染后所致。这种原

    生生物寄居在采采蝇(tsetse flies)身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哺乳动

    物、家畜和人之间传播。炭疽病毒能够在土壤中潜伏数年，一旦条件适宜，可以通过放牧的牲畜感染人类。弓蛔虫病(Toxocariasis)是一种弓

    形蠕虫(roundworms)引起的危害不大的人畜共患病，这种病可以由狗

    传染给人。幸运的是，像狗一样，你也可以将这种蠕虫排出。

    病毒引起的问题最多。它们进化得非常迅速，不会受到抗生素的影

    响，难以捉摸，也有多种危害，有非常高的致死率。和其他生物或者准

    生物相比，它们非常简单。埃博拉病毒、西尼罗河病毒、马尔堡病毒、SARS病毒，猴痘、狂犬病毒、马秋波病毒(Machupo)、登革热、黄

    热病毒、立百病毒、亨德拉病毒、汉坦病毒(在韩国被首次发现)、基

    孔肯雅病(Chikungunya)、胡宁(Junin)、博尔纳病毒(Borna)、流

    感和HIV(包括引起艾滋病的主要病毒HIV-1，以及传播不怎么广泛的

    HIV-2)都是病毒引起的。病毒所引起的疾病还有很多。在亚洲，“猴泡

    沫病毒”(simian foamy virus，SFV)通过集会(如佛教和印度教的寺

    庙)的方式感染猴子和人类，因为在这些地方，人和被驯化的恒河猴能

    够近距离接触。进入寺庙朝拜的各国游客只要给猴子喂食，就可能感染

    SFV。有些游客回国时带走的不仅仅是照片和美好的回忆。著名的病毒

    学家斯蒂文·S·摩尔斯(Steven S. Morse)说：“病毒不会移动，但是很

    多病毒都到过世界各地。”它们不会跑，不会走，不会游泳，不会爬，但是它们可以依附载体“移动”到各个地方。

    4

    将亨德拉病毒分离出来，成为在AAHL这样严格保密的实验室里工

    作的病毒学家需要面临的工作。“分离出来”是指捕捉到这种病毒并且在

    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出更多的病毒。分离出来的病毒是病毒中被捉住的活

    体细胞，这样的细胞一旦扩散出去是有风险的，但是对现在的研究非常

    有用。病毒的粒子非常微小，只有将其杀死才能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所以分离出来的病毒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观察到。先从感染的动物或者

    人的身上提取一小块组织、一滴血或者其他提取物，希望能够从中得到病毒。像添加酵母一样，将接种体加入到有活体细胞的营养液中。接下

    来就是孵化、等待和观察。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发现。如果足够幸运

    的话，会有所发现。如果病毒开始大量繁殖，并对病毒培养液中的细胞

    造成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伤害，试验就成功了。理想的状态下，可能会

    形成瘟疫，或在培养液中形成大的斑点，每个斑点都代表病毒在此造成

    了损害。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经验，以及昂贵、精密的仪器和小心谨慎

    地避免感染(这可能会造成假象)或者偶然导致的病毒扩散(病毒扩散

    可能会感染你，危及同事或者造成城镇里人们的恐慌)。在实验室工作

    的病毒学家不是吊儿郎当的人。他们不会出现在酒吧，手舞足蹈地夸大

    他们可能遇到的危险。他们通常都专注，爱好整洁，非常安静，有点像

    核工程师。

    在自然环境下和在实验室条件下发现病毒的寄居之地是截然不同

    的。这是项户外工作，面临着不可控的风险，有点像寻找北美洲灰熊的

    住所。在野外寻找病毒的人非常细心、谨慎，其谨慎程度仅次于实验室

    的专家，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马虎不得。他们的工作环境是自然界，更加

    嘈杂、混乱，有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如果怀疑某种新的病毒是人畜共

    患病毒(绝大多数新病毒是人畜共患病毒)，科学家就要深入森林、沼

    泽、田地、废旧的建筑、下水道、洞穴或者养马的牧场去寻找。寻找病

    毒的人得是个有野外工作经验的生物学家，受过人类医学、兽医学、生

    态学，或者综合这三个学科的高级培训——通过捕捉和观察动物他能够

    发现问题，并痴迷于寻找问题的答案。所有的这些特质，一个叫修姆·

    菲尔德(Hume Field)的人都有，他三十多岁，又高又瘦，说话轻声细

    语，那时正在研究亨德拉病毒。

    菲尔德在昆士兰州海边的一个县城中长大，从凯恩斯到罗克汉普顿

    (Rockhampton)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小时候，他热爱自然，经常爬

    树、在灌木丛中旅行、放假的时候到叔叔的牧场上玩耍。他父亲是一名

    警探，好像预示了他儿子后来成为病毒探索者的身份。他在昆士兰州东

    南部的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获得了兽医学本科学位，成为学校旁边一个动物庇护所的志愿者，帮助受伤的野生动物恢复

    健康。1976年毕业后，他在布里斯班从事兽医工作数年，后来成为巡诊

    全州的兽医(澳大利亚人称之为“临时工”)。那段时间，他医治了很多

    生病的马匹，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野生动物，而

    不是家畜和宠物。20世纪90年代初，菲尔德回到昆士兰大学攻读生态学

    的博士学位。

    他的研究重点是野生动物保护，所以需要参与一个项目来完成博士

    论文。因为野猫(家猫在野外的环境下也具有了野性)对澳大利亚当地

    的野生动物造成巨大的伤害，它能够杀死小型的有袋动物和鸟，并且成

    为疾病的源头。菲尔德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野猫及其造成的影响。维

    克·瑞尔的马厩中暴发疾病时，他正在从事这项研究，抓到猫后给它们

    带上无线电项圈追踪它们的住处。菲尔德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是农业和畜

    牧业部的科学家，他问菲尔德是否愿意去参与其他的研究项目。他们部

    门需要有人研究这个新出现的疾病的生态方面的情况。很久以后，当我

    到布里斯班农业和畜牧业部下属的动物研究所(Animal Research

    Institute)拜访他的时候，菲尔德告诉我：“于是，我把研究野猫的事抛

    在一边，开始寻找亨德拉病毒在野生动物中的贮存宿主。”

    通过回顾指标病例(index case)，他开始了寻找亨德拉病毒的过程

    ——回顾第一匹感染的马匹，以及它的病史和发病地点。这匹马就是戏

    剧侠，在峡谷山的牧场发病的那匹怀孕的母马。他仅有的线索就是这种

    病毒属于副黏病毒，一种昆士兰州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几年前曾经在啮齿

    类动物(rodent)身上发现过的新的副黏病毒。菲尔德在牧场上建起了

    一个捕捉系统(trapping regime)，旨在抓住每个小型和中型的脊椎动

    物(vertebrate)，比如啮齿类动物，负鼠(possums)，袋狸

    (bandicoots)，爬行动物(reptiles)，两栖动物(amphibians)，鸟和

    古怪的野猫。然后从每个动物身上提取血样，并且将啮齿类动物作为重

    点怀疑对象。血样送到DPI的实验室进行筛查以便测定是否含有亨德拉

    病毒的抗体(antibody)。筛查抗体和分离病毒，就像脚印和鞋子的区别一样，是两个截然不

    同的过程。抗体是宿主的免疫系统产生的来对抗生物入侵者的分子。它

    们和入侵宿主的病毒或细菌或其他微生物形状相似，与其融合并且使其

    失去作用。它们的这种特性和杀死入侵微生物后仍然留在血液当中的事

    实，使其成为现在或者过去宿主感染病毒的宝贵证据。这也正是修姆·

    菲尔德希望找到的证据。但是在峡谷山抓到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没有发现

    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其余的动物身上也没有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让菲尔德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他找的地方不对，或者找对了地方，但

    是方法不对或者找的时机不对。他想，也许时间不对才是关键。戏剧侠

    是9月份得病的，半年过去了，他是在3月、4月和5月寻找病毒。他怀

    疑“可能病毒或者宿主的出现是季节性的”，现在的季节也许不对。菲尔

    德筛查了瑞尔的马厩附近的猫、狗和老鼠，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抗

    体。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病毒是季节性出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病毒

    出现然后消失的时间跨度比较短。比方说，大量的蝙蝠夜间在峡谷山的

    马场上觅食后回到位于其他地方的栖息地休息，整个白天都不出来。彼

    得·瑞德听峡谷山的一位居民说过，夜晚那几个小时里，“密集的狐蝠聚

    集在一起就像夜空中的繁星”。据此，瑞德向AAHL建议说应该关注这

    里的蝙蝠，但是很明显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在水库附近追捕蝙蝠

    的修姆·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工作陷入了僵局，直到1995年10月，菲尔

    德和他的同事在此事上还是毫无进展时，一个不幸的事件给他们提供了

    新的线索。

    一位叫马克·普莱斯顿(Mark Preston)的年轻甘蔗种植户突然发

    病，他住在马克雷镇(Mackay)附近，距布里斯班北部大约600英里。

    他妻子把他送到医院。普莱斯顿的症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因为一年多

    一点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出现了两次问题。1994年8月，他得了一种怪

    病，当时被诊断为脑膜炎(meningitis)且病因不明——其症状为头

    疼、呕吐、脖子僵硬——后来恢复了健康。或者说看起来是恢复了健

    康。脑膜炎是指头部或脊髓(spinal cord)部位的黏膜(membrane)发

    炎，可能是由微生物、病毒或者是药物反应引起的，也可能突然发病，不知不觉就痊愈。普莱斯顿又回到农场辛勤地耕作。这个农场为他们夫

    妇共有。他妻子叫玛格丽特(Margaret)，是一名兽医，主要给甘蔗和

    马匹治病。

    马克·普莱斯顿这次的病是不是以前病因不明的脑膜炎复发了？入

    院后，他被诊断为严重脑炎(encephalitis)——也就是大脑黏膜发炎，病因仍然不明。药物控制住了病情的发展，但是医生们在脑电图仪

    (electroencephalograph)上看到情况不妙。后来的医疗报告称“他持续

    高烧且没有恢复意识”，“入院25天后不治而亡”。

    普莱斯顿最后一次发病时提取的血清中亨德拉抗体测试为阳性。一

    年之前他第一次发病时，血清样本被储存起来，这次测试，发现也是同

    样的结果。第一次发病时他的免疫系统打败了亨德拉病毒。对他大脑组

    织的尸检和其他检测都证实了亨德拉病毒的存在。很明显，亨德拉病毒

    攻击过他一次，败下阵来，在其体内潜伏一年后又重新攻击，并致其死

    亡。这是病毒全新的攻击方法，让人听后毛骨悚然。

    他是在哪儿被传染上这种病的？调查人员发现，1994年8月，普莱

    斯顿的农场曾死了两匹马。两匹马突然得了重病后，马克·普莱斯顿帮

    助妻子照顾过这两匹马，在他妻子对马进行尸检时也曾经从旁协助。玛

    格丽特·普莱斯顿从两匹马身上提取并保存下来的样本中的亨德拉病毒

    检测也呈阳性。尽管自己也曾接触过亨德拉病毒，玛格丽特·普莱斯顿

    却没有发病——和彼得·瑞德一样，维克·瑞尔的牧场马匹死后数周，他

    也接触过这种病毒，却没有发病。这两位兽医的安然无恙让人不得不思

    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新型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畜的。普莱斯顿发病的地

    方和这种病第一次暴发的地方距离这么遥远，这个情况使专家们开始思

    考和担忧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病毒传播多远了？以第一次疾病暴发的

    地点为圆心，以亨德拉到马克雷的距离为半径画圆，所覆盖的地区作为

    疾病可能传播的区域，大概涉及1 000万人，多达澳大利亚人口的一

    半。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这种病毒传播得多远了？由感染疾病专家

    约瑟夫·麦考马克(Joseph McCormack)率领的研究小组进驻了维克·瑞

    尔去世的布里斯班医院，进行了更大范围的研究。他们筛查了昆士兰州

    5 000匹马的血清和298份人体血清，这些人都和亨德拉病毒的案例有过

    某种程度的联系。所有的马匹和人的血清中亨德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

    性。可以推测，这些抗体呈阴性的样本让卫生部门的官员一筹莫展，也

    加深了科学家们脸上的疑惑。麦考马克的研究小组总结说：“这种疾病

    需要通过密切接触才能从马传染给人类。”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只说“需

    要密切接触”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玛格丽特·普莱斯顿安然无恙而她丈夫却

    染病而亡。事实是：密切接触、运气不佳或者其他一两个因素才能使人

    感染这种疾病，然而没有人知道其他因素是什么。

    马克·普莱斯顿的案例给修姆·菲尔德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地图上

    的第二个疾病暴发点和疾病暴发的第二个时间点。1994年8月在马克雷

    发现亨德拉病毒；1994年9月在峡谷山牧场和瑞尔的马厩中发现亨德拉

    病毒。菲尔德动身去了马克雷，用上了他以前用过的方法：捕捉动物，抽取血样，将血清送回实验室检查是否存在抗体。又是一次无功之举。

    他还从各种受伤或者体力不支的野生动物，或者捕获后还未放归野外的

    动物身上提取样本。这些喂养受伤的野生动物的人，是一群善良的人，平时不是以养殖为生，在澳大利亚被称为野生动物的“守护者”。人们通

    常根据他们喂养的动物将他们进行分类：袋鼠守护者、鸟类守护者、负

    鼠守护者和蝙蝠守护者。多年从事兽医工作使修姆·菲尔德对这些人有

    所了解，大学期间作为动物救护所的志愿者时，他也曾经是其中一员。

    现在他从这些守护者喂养的动物身上也提取了血样。

    可恶，还是没有发现亨德拉病毒的踪影!

    1996年1月，由于寻找亨德拉病毒贮存宿主的工作陷入僵局，菲尔

    德参加了由其在DPI工作的导师发起，由相关官员和研究者参加的一次

    病毒研讨会。他们哪里做得不对？他们如何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亨德拉病毒下一次会在哪儿暴发？昆士兰州的赛马业面临着损失数

    百万美元的危险，人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这已经不单纯是医学上的难

    题，更是执政部门和公共关系部门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会上人们提

    出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路：使用生物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很明

    显，贮存宿主(或者说宿主)，不管它(或它们)是哪种生物，肯定生

    活在马克雷和峡谷山——至少每年有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生活在这两个

    地方，这段时间包括8月和9月。这就将矛头指向了那些在昆士兰州分布

    非常广泛或者在这个州活动范围非常广泛的动物。参加会议的这些人

    (根据基因学方面的一些证据，发现没有病毒物种的固定在某一地点的

    倾向——也就是说，病毒在移动和融合)更倾向于两种可能性中的后一

    种：这种病毒的贮存宿主移动性强，可以沿着昆士兰州的海岸移动数百

    英里的距离。这种想法将怀疑的对象锁定在鸟类和蝙蝠身上。

    当时，菲尔德和他的同事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排除了鸟类是病毒宿主

    的可能性。第一，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副黏病毒可以通过鸟类传染人

    类。第二，鉴于这种病毒传染人类和马匹，哺乳类动物更可能是这种病

    毒的贮存宿主。宿主之间的相似性极大地增加了病原体在两者之间传播

    的可能性。蝙蝠是哺乳动物，也能移动。更重要的是，尽管当时澳大利

    亚没有狂犬病，但是众所周知，蝙蝠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可怕病毒即狂犬

    病的宿主。(很快就会发现蝙蝠–病毒–人类之间的联系还有很多，包括

    在澳大利亚发现这三者间更多的联系；1996年，这种联系还不是非常明

    显。)菲尔德从这次会议上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命令：观察蝙蝠。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抓住会飞的蝙蝠或者在巢穴抓住蝙蝠可不

    像在草地上抓住啮齿类动物或者负鼠那么简单。昆士兰当地最著名、飞

    的最远的蝙蝠就是狐蝠，它们分属于四个不同的种类，每一种都是体型

    巨大、以水果为生的蝙蝠，翼展能够达到3英尺多。狐蝠通常生活在红

    树林(mangroves)中、白千层植物(paperbark)沼泽里或者热带雨林

    中巨大的树枝上。抓到它们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由于准备不足，菲

    尔德首先找到了野生动物守护者。他们手中有捕获的蝙蝠。在罗克汉普顿靠近马克雷的海岸的一个动物庇护所里，他发现受伤的动物中有黑狐

    蝠，即食果蝠(Pteropus alecto)。成功了!从黑狐蝠身上提取的血样表

    明其亨德拉病毒抗体呈阳性。

    但是，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修姆·菲尔德这样追求完美的科学家

    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表明黑狐蝠可能感染了亨德拉病毒，但不一定

    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贮存宿主之一——更不要说就是感染马匹的病毒的

    贮存宿主了。他和同事们继续寻找。几周之内，在其他三种狐蝠身上也

    发现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灰头狐蝠(gray-headed flying fox)、眼镜狐

    蝠(spectacled flying fox)和体型较小的红色狐蝠(red flying fox)。

    DPI的团队也检测了十几年前从狐蝠身上采集的旧的样本。这一次，样

    本中再次检测出亨德拉病毒的痕迹。这次发现表明在亨德拉病毒传染维

    克·瑞尔的马匹之前蝙蝠早已携带了这种病毒。1996年9月，瑞尔的农场

    暴发亨德拉病毒后两年，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被金属篱笆缠住了。

    它所怀的双胞胎胚胎流产后，被实施了安乐死。不仅它的亨德拉病

    毒抗体测试呈阳性，它也使科学家第一次从蝙蝠体内分离出了亨德拉病

    毒。在它的尿液样本中发现了活的亨德拉病毒，后经证实和在马匹和人

    类体内发现的亨德拉病毒一模一样。因此，即使是在注重审慎的科学范

    围内，这也足以说明狐蝠是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主的可能性非常大。

    菲尔德和他的同事观察越久，发现的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证据就更

    多。经过了对蝙蝠的初步调查，大概15%的狐蝠体内亨德拉病毒抗体呈

    阳性。样本个体的抗体呈阳性的百分比，即表明蝙蝠或过去或现在有过

    感染的历史的百分比，也叫血清阳性率(seroprevalence)。根据取样，可以推测整个蝙蝠群体中感染的百分比。随着团队对更多的蝙蝠进行检

    测，血清阳性率的数字在不断上升。两年内，他们总共从1 043只狐蝠

    身上取样，菲尔德和同事们报告亨德拉病毒的血清阳性率为47%。简单

    地说：在澳大利亚东部天空中飞行的几乎一半的大型蝙蝠都是或者曾经

    是这种病毒的携带者。看起来有点像亨德拉病毒从天而降。科学家们将这些发现发表在《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以及《柳叶刀》(The Lancet)等杂志的同时，这些

    信息也见诸报端。其中一条新闻的标题是“蝙蝠病毒引恐慌，赛马行业

    有危机”。在犯罪现场才会看到的警戒线和瑞尔的农场上肢解的马匹成

    为电视工作者争相追逐报道的焦点，而且他们对此的兴趣一直没有减

    退。其中一些报道客观、准确，但并非所有的报道都是如此。有些报道

    让人们心存不安，人们开始焦虑起来。确定狐蝠为亨德拉病毒的贮存宿

    主后，加上蝙蝠中的高血清阳性率，使这些本来就让人们印象不佳的动

    物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蝙蝠在人们心中的认可度从来

    就不高，现在在澳大利亚，蝙蝠的认可度就更低了。

    一个晴朗的周六，在亨德拉赛马场，一位著名的驯马师利用比赛间

    隙，在赛道上告诉我他对此事的看法。亨德拉病毒!这个人一提到这种

    病毒就大叫起来。他们不能放任这种病毒的传播!“他们”是指政府部

    门。他们应该消灭蝙蝠!就是这些蝙蝠才导致了这场疾病的暴发!它们

    倒挂着睡觉将屎拉在自己身上!(真是如此吗？从生物学上看不太可

    能。)它们将屎拉到人身上!事情应该反过来——人们应该将屎拉到它

    们身上!它们有什么用处？将它们都消灭光!为什么还没这么做？因为

    那些绿色环保者不容许这么做!他咆哮着说。我们是马师协会的会员，马师协会是马师的职业组织，我和彼得·瑞德一起成为该协会的会员。

    政府应该保护人的安全!应该保护像我们的朋友彼得这样的兽医!这位

    驯马师激动地说，愤愤不平。这位驯马师是澳大利亚赛马界的一位传奇

    式的人物，身材不高，高傲、精悍、头发花白，留着背头。我是他俱乐

    部的客人，对他心存敬意——或者说，我应当让气氛稍稍轻松一些。

    [出于公平起见，他没有过多地谈及另外一名感染该病的人，一位叫本·

    坎宁(Ben Cunneen)的昆士兰州的兽医，他在为病马治疗的时候患上

    了亨德拉病而去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疾病对养马人的生命威胁和对

    澳大利亚整个赛马行业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当我礼貌地表示要引用他

    录音中的话时，他的说法显得有所缓和但是主要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所说的“绿色环保者”很显然包括蝙蝠守护者。随着证据不断增

    加，有些不是非常坚定的绿色环保者、蝙蝠守护者也逐渐焦虑起来。他

    们主要有两个担心之处，且这两点很难平衡：这种病毒会使蝙蝠更加不

    为人所接受，导致消灭蝙蝠的呼声(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驯马师)高

    涨；他们自己在从事喂养蝙蝠这项善举的过程中也会被感染上这种病

    毒。第二种担忧刚刚出现。这肯定会使某些人重新审视自己曾经做出过

    的要照顾动物的承诺。毕竟，他们是蝙蝠爱好者而不是病毒爱好者。病

    毒也算是野生动物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能不是。几位动物守护者要

    求筛查体内是否有亨德拉病毒的抗体，这使得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这项调查由昆士兰大学的一位年轻的流行病学专家琳达·赛尔维(Linda

    Selvey)迅速地组织和领导起来。

    赛尔维深入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野生动物守护员当中，最终有128名

    蝙蝠守护者愿意或者希望接受测试。她和团队成员一起采集血样，并请

    每一位参加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这些调查问卷显示这128人当中的很

    多人都和狐蝠有过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喂狐蝠、护理它们、经常被蝙

    蝠抓伤或咬伤。有一位守护员的手曾经被感染了亨德拉病毒的蝙蝠咬过

    一个很深的伤口。赛尔维的调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就是这128名蝙

    蝠守护者中抗体呈阳性、即感染病毒的比率为0。尽管长年累月喂养蝙

    蝠，尽管有各种抓伤和咬伤，尽管抱过狐蝠或者接触到了口水和血液，没有一个人免疫系统表现出感染了亨德拉病毒。

    赛尔维的报告是1996年10月出炉的，当时她还是一名在校的研究

    生。后来她成为昆士兰州卫生厅传染疾病处的处长。再后来，我们在布

    里斯班一间嘈杂的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她：“这些蝙蝠守护员究

    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赛尔维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些人，我想可以说是一群对动

    物充满感情的人。”男人和女人都有吗？她说：“主要是女性。”也许没

    有孩子的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激情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吧。通常他们在自己的家里对动物进行护理，往往需要准备一个舒服的大笼子，这样蝙蝠就可以在无需照料的时候在这里休息了。蝙蝠和人类有这样亲

    密的关系，蝙蝠的病毒感染率又如此之高，赛尔维的研究中竟然没有发

    现一例守护员被感染的病例，我觉得不可思议。128名守护员中一例抗

    体呈阳性的都没有吗？我问她，这样的事实让你如何看待这种病毒的性

    质呢？

    她说“需要某种放大器”，她指的这种“放大器”正是马。

    5

    先说说口蹄疫(foot-and-mouth disease，以下简称FMD)吧。每个

    人都听说过此病。每个人都看过《赫德》(Hud)这部影片[3]。但是很

    多人不知道，至少不是非常准确地知道，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导致患

    口蹄疫病的病毒属于小核糖核酸病毒(picornaviruses)，和引起小儿麻

    痹、普通感冒的病毒同属一种。人类感染FMD病毒的机会非常小，造成

    的危害也不过就是在手、脚或者嘴唇上起皮疹。这种病最经常、最重要

    的表现就是感染偶蹄类(cloven-hoofed)家畜，如牛、绵羊、山羊和

    猪。(偶蹄类的野生动物中的鹿、麋鹿和羚羊也极易感染此病。)此病

    主要的临床症状就是发烧、跛脚，嘴里、脚上长出小水泡。正在哺乳的

    雌性动物，乳头上有时也会长出水泡，如果水泡破裂，就会形成溃烂，对母兽和幼仔都会造成影响。这种病死亡率相对较低，但是发病率(即

    这种病在一个群体当中的发生率)较高，也就是说这种疾病的传染性非

    常强。患病的家畜不能制成肉制品上市，导致生产率降低，这对于利润

    相对较小的大规模的家畜养殖业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疾病的快速传播

    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为避免病毒进一步传播，染病的

    牲畜必须被杀死。没有人愿意买可能携带病毒的牲畜，外贸出口大幅度

    削减。牛、羊和猪变得一钱不值——甚至比一钱不值更麻烦，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据官方的一份报告，“从经济角度来讲，这是世界上动

    物界最重要的传染病，FMD在美国的暴发导致了贸易和市场上高达270

    亿美元的损失”。这种病毒通过直接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动物粪便和

    乳汁传播，甚至还能通过气溶胶(aerosol)传播。一场温暖的微风就可

    以将这种疾病从一个农场传播到另一个农场。

    FMD的影响因不同动物物种而异。羊被感染后通常不会表现出特别

    的症状。牛的症状比较明显，可以通过直接接触将病毒从一头牛传染给

    另一头牛(口鼻接触传播)或者通过哺乳在母子间传播(母牛传染给小

    牛)。猪的表现比较特别：猪的排泄物中的病毒比其他家畜排泄物中的

    病毒多得多，而且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呼吸将病毒大量地传播出

    去。猪通过打喷嚏、打呼噜、喘息、打嗝和咳嗽将病毒传播到空气中。

    曾有实验研究表明，猪的气息中携带的FMD病毒是感染后的牛或羊的气

    息中病毒数的30倍。一旦这种病毒传播到空气中，可以扩散数英里远。

    这也是为什么猪被认为是这种病毒的扩大宿主(amplifier host)。

    扩大宿主是指病毒或者其他病原体在其体内复制和新生大量病毒的

    物种。由于扩大宿主的生理机能，或者免疫系统，或者和这种病毒接触

    的历史，或是一些谁也不了解的原因，使病毒能够在宿主身上大量繁

    殖。扩大宿主成为贮存宿主和一些不幸的原本不易感染这种疾病的动物

    之间的媒介，这些动物需要更大量的病毒或者更加密切的接触才能得上

    这种疾病。可以用“临界值原理”来理解这个现象。扩大宿主感染的临界

    值相对比较低，却能够繁殖出大量的病毒，其繁殖出的病毒数量之大足

    可以跨过其他动物相对较高的感染门槛。

    并不是每一种人畜共患病的病原体都需要扩大宿主才可以感染人

    类，但是很明显，有些疾病要想传染给人类必须通过扩大宿主。究竟哪

    些疾病传染给人类的时候需要扩大宿主，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疾病

    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同时，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假设的工具。琳达

    ·赛尔维和我在谈及亨德拉病毒、使用“扩大宿主”这个词时，没有提到FMD的感染机制，但是我知道她提到马时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马会成为亨德拉病毒的扩大宿主？为什么不

    是袋鼠、袋熊、考拉或者长鼻袋鼠？如果马起到了扩大宿主的作用，那

    么一个明显的事实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并不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

    物，而是属于外来物种，大约200多年前由欧洲定居者带到澳大利亚。

    分子进化学家解读的基因证据表明，亨德拉病毒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病

    毒。和麻疹病毒这个远亲不同，这种病毒已经在澳大利亚潜伏很久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蝙蝠也是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古老动

    物；昆士兰州的化石记载表明小型蝙蝠已经在这儿生活了5 500万年之

    久，而狐蝠大约是在2 000万年的中新世早期在这个地区进化。人类的

    出现是最近的事情，大约只有10 000多年的历史。更准确地讲，从澳大

    利亚土著人的祖先在这片土地开辟家园、乘坐简陋的木舟取道东南亚经

    南海和努沙登加拉群岛(Lesser Sunda)到达澳大利亚西北部这片陆地

    时，人类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这至少是40 000年前，也可能比

    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所以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4个因素当中的3

    个因素——狐蝠、亨德拉病毒和人——可能从更新世时代(Pleistocene

    era)就已经共同生活在澳大利亚了。然而，直到1788年1月，马才抵达

    了澳大利亚这片土地。

    和其他接下来的事相比，这只是一个小的变化。这些最早到达的马

    匹乘坐第一舰队的船只，在亚瑟·菲利普船长(Captain Arthur Phillip)

    的带领下来到澳大利亚，这位从英国来的船长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南

    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建立一个罪犯的流放地。在大西洋上航

    行了5个月后，菲利普在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附近的一个荷兰

    人定居点停了下来，装备物资和牲畜，以便从非洲继续向东进发。他绕

    过范迪门斯地(Van Diemen’s Land)，即现在的塔斯马尼亚

    (Tasmania)，沿着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朝北继续航行。其实，詹姆斯

    ·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早已到达过这里，“发现”了这片土

    地，但是菲利普的队伍是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在距现在悉尼很近的一处天然良港中，他的小舟将736名犯人，74头猪，29只羊，19只山

    羊，5只兔子和9匹马送到岸上。这9匹马中有2匹种马，4匹母马和3匹小

    马。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化石或者史实方面的记载表明澳大利亚有马科

    动物。也没有亨德拉病毒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当中暴发的说法(至少没有

    为世界所知的说法)。

    1788年1月27日，亨德拉病毒暴发所需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凑到了一

    起——病毒、贮存宿主、扩大宿主和易感的人类。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

    的疑问。在亚瑟·菲利普船长将马带到这片大陆到维克·瑞尔牧场的马发

    病中间，有206年的时间。为什么病毒潜伏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才会出现

    呢？还是这种病毒早已出现或者经常出现，只是从来没有人确定其究竟

    为何种病毒？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究竟有多少例感染亨德拉病毒的患者

    被误诊为被蛇咬伤？

    科学家们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正在

    探究。

    6

    1994年亨德拉病毒只是厄运之鼓中的一个重音。在过去的50年里，鼓点越来越响，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传播得越来越快。这种现代才出

    现的人畜共患病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选定一个时间点显得有些刻意，但是1959到1963年之间在玻利维亚

    人聚居的村庄中马秋波病毒的暴发，可能是现代人畜共患病的开始。开

    始，这种病毒并不叫马秋波，当然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毒。马秋波是

    灌溉玻利维亚低地东北部的一条小河的名字。这种疾病的第一例病人是

    当地的一个农夫，发了高烧但并不致命，病来去匆匆，几乎没有引起人

    们的注意。这时是1959年比较潮湿的季节。接下来三年，在同一地区发生了更多的这种病例，病情更加严重。症状包括发烧、发冷、恶心、呕

    吐、身体疼痛、鼻子流血和牙龈流血，被人称为爱尔蒂弗黑人(El Tifu

    Negro)(因呕吐物和粪便的颜色而得名)。截至1961年末，已有235人

    感染此病，死亡率达40%。直到人们将该病毒分离出来，找到其贮存宿

    主以及通过预防的措施阻断了其传播方式，才拯救了此病的患者。捕鼠

    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科学工作是在困难的野外条件下，由美

    国人和玻利维亚人组成的团队完成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位年轻的科学

    家，名叫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他开诚布公地说，他为病毒的

    危险之美所吸引。他找到了病毒，但也几乎因此而丧命。之后，位于亚

    特兰大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派出

    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小分队：约翰逊和同事去的时候发明了自己的方法和

    工具。在巴拿马的一家医院退烧痊愈后，卡尔·约翰逊在寻找新出现的

    病原体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将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引起人们关注和焦虑的病原体列成一张单

    子，其中不仅包括马秋波病毒、还有马尔堡病(1967)、拉沙热

    (1969)、埃博拉病毒(1976，卡尔·约翰逊在此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HIV-1(1981推断出这种病毒的存在，1983年最早分离出这种病

    毒)、HIV-2(1986)、无名病毒(Sin Nombre)(1993)、亨德拉病

    毒(1994)、禽流感(avian flu)(1997)、立百病毒(1998)、西尼

    罗河(1999)和SARS(2003)，还有发生在2009年的让人非常恐慌但

    是反季节发生的猪流感。这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比维克·瑞尔的那匹可

    怜的母马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让人为之激动。

    人们也许会说这些疾病是一系列可怕但是却毫不相关的事件——由

    某种神秘的原因引起，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一个个独立的事件。马秋波、HIV、SARS和其他疾病可以看成是“上帝的行为”，是和地震、火山喷发

    和流星陨落一样的自然灾难，让人悲恸但是不能避免。这是一种消极忍

    耐的看法，也是看待问题的正确方法。别弄错，这些疾病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且一个接一个地暴发。这些

    疾病也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的行为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

    果，反映了我们的星球上的两种危机。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医学危

    机。当这两种危机相遇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古怪、可怕的新型疾病

    的出现，疾病来源无法预料，引起进行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们深深的焦虑

    和不祥的预感。这些疾病是如何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为什么最近这些

    年越来越频繁地传染给人类？简而言之：人类导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破

    坏使动物病原体和人类有了更多接触，与此同时，人类科技和行为又将

    这些病原体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局面由三个因素造成。

    第一个因素：人类的活动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

    (“解体”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词语)。对此我们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伐

    木、修路、砍伐森林获得耕地、打猎和捕杀野生动物(非洲人这么做

    时，我们称之为“野生动物肉类交易”，有负面的意味；在美国这仅仅

    是“游戏”而已)，砍伐森林作为牧场、开采矿物、人类定居、郊区扩

    张、化学污染、营养物质流入大海、掠夺式地获取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气候变化、或者国际市场上出口的产品需要上述资源，和其他对自然资

    源的“开发”——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生态系统弄得支离破碎。这样

    的做法由来已久。很长时间以来，人类一直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这些活

    动。但是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口，人类手中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其聚

    集起来的影响就非常严峻了。热带雨林不是唯一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但是却是物种最丰富最具层次性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生

    活着数百万计的生物，很多还不为人所知，不能被划分进某个物种，或

    者人们能够认出却知之甚少。

    第二个因素：这些数百万计不为人知的物种包括病毒、细菌、真

    菌、原生生物和其他有机体，其中很多都是寄生物。很多病毒学专业的

    学生现在经常提“病毒王国”这个词，这个巨大“王国”中的有机体的数量

    足以让任何一个物种群体相形见绌。比方说，很多病毒生活在非洲中部

    的森林，寄生于某种细菌、动物、真菌、原生物或者植物。它们受到生态系统关系的制约，不能大量繁殖，不能任意扩张自己的地盘。埃博

    拉、马尔堡、拉沙热、猴痘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只不过是这些众多病毒

    中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病毒尚未发现，很多病毒寄居的宿主

    生物也没有被发现。病毒只能在某种其他有机体的活细胞中才能复制。

    一般来讲，它们只寄居在某种动物或者植物身上，和宿主有着亲密、古

    老而且(并不总是如此)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良性的依附关

    系。它们不能独立生存，不会引起混乱。可能偶尔杀死几只猴子或鸟，但是这些尸体很快就被森林分解掉了。人类几乎没有注意到。

    第三个因素：现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传播到

    更广的范围。当地的树木被砍伐、动物被屠宰之后，细菌就像拆房子时

    扬起的灰尘一样四处飞散。寄生的微生物失去了宿主，只能重新争夺栖

    息之所，它们只有两个选择——找到新宿主，一个新的种类的宿主或许

    就此消亡。并不是它们特别要针对人类，而是因为人类太多了，冒冒失

    失地侵占了微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疾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曾强调：“如果从饥饿的病毒或者细菌的角度来

    看这个世界，人类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食物来源，人口高达几十

    亿。而在不久以前，人口数只有现在的一半。在25年或者27年的时间

    里，人口数翻了一番。这使得其成为了所有有机体进化自身之后理想的

    攻击目标。”病毒，特别是基因由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脱氧核糖核

    酸(DNA)构成的病毒，更容易发生变异——因此变异的程度更高，速

    度更快。

    所有的这些因素不仅导致了新的感染和疾病的暴发，也催生了新的

    瘟疫和流行病。这些病毒中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最大、最臭名昭著的就是

    科学家称之为M属HIV-1的病毒。正是这种HIV病毒(12种HIV病毒当中

    的一种)，引起了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暴发。自从30年前发现这种

    疾病，已经导致3 000万人死亡。目前至少有3 400万人感染了这种疾

    病。尽管这种疾病威力巨大，很多人对于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得这种曾经

    藏身于非洲森林深处、感染黑猩猩却伤害不大的疾病传播到了人类并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发现艾滋病的真实和完整的经过，它最早并不是

    1981年在美国的同性恋当中发现，也不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非洲的几

    个大城市中发现，而是比这还要早上半个世纪，在喀麦隆东南部一条叫

    作桑加(Sangha)的热带河流的发源处发现的。在过去几年里，了解这

    些惊人发现，并对艾滋病的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的人就更少了。这些

    发现后来会得到人们应有的认识(见第八章)。现在，我就想强调一

    点，即使现在提到的人畜共患病只涉及艾滋病，也足以引起人们的重

    视。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人类被感染疾病揭示的内容远远不止如此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瘟疫、流感)、现在(疟疾、流

    感)和将来感染人类的流行病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疾病。

    无需多言，将来可能出现的疾病将成为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们高

    度关注的问题。没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由其他物种传

    染的奇怪的微生物只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艾滋病这样一种疾病。有些对

    此深有了解、悲观的人士甚至说下一个疾病大暴发是不可避免的。(如

    果你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学家，可能会认为下一次大灾难指的是能将

    圣弗朗西斯科抛到大海中的大地震，但是在我们交谈的这个语境中，下

    一次大灾难指的是流行病的大规模暴发。)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是由病

    毒引起的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源于热带雨林或者中国南方的市场

    吗？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会导致3 000到4 000万人死亡吗？现在这个概念

    还并不明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情况就是疾病大暴发。HIV-1

    和下一个疾病大暴发之间的主要差异可能是HIV-1致人死亡的时间长。

    很多新病毒致人死亡的速度更快。

    我使用“出现”(emergence)这个词非常频繁，就像日常用语一

    样，也许这个词已经真的成为了日常用语。在专家的眼里，它们就是日

    常用语。甚至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会每月出版一份《新出现传染病》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在此

    对“出现”这个词进行准确的界定非常有用。有些科学文献中出现过

    对“出现”的几种界定。我比较赞同的一种界定是“一种感染病，选择新的宿主后发病率不断增加”。当然，其中的关键词是“感染”、“增

    加”和“新宿主”。以此类推，重新出现的疾病就是“在目前流行病原理

    下，很长时间内病毒发生变化，在已有宿主中发生率增加”。肺结核

    (Tuberculosis)就是重新出现的一种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在非洲，因为

    肺结核杆菌(TB bacterium)找到了新的机会：感染免疫系统失去功能

    的艾滋病的患者。只要条件适宜，埃及伊蚊可以继续携带病毒。黄热病

    就可以由感染的猴子传染给未感染的人，重新在人类中出现。登革热，依靠蚊子叮咬传播，将当地猴子作为宿主，“二战”后在东南亚重新出

    现，部分原因在于城市化速度加快、人们出行范围扩大、松懈的污水处

    理管理、没有有效控制蚊子和其他原因。

    “出现”和“接触”(spillover)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概

    念。疾病生态学家使用“接触”这个词(经济学家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说

    明病原体从一种宿主传染另一个宿主的瞬间。这是一个集中的过程。

    1994年9月，亨德拉病毒(从蝙蝠)传播给戏剧侠，又(从马匹)传播

    给维克·瑞尔。出现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艾滋病出现在20世纪后

    期。(抑或是20世纪早期？后面我会回答这个问题。)一种病毒到达新

    宿主物种，并迅速繁殖，进行传播，这就是从“接触”病毒到病毒“出

    现”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说，严格意义上说，亨德拉病毒没有在人类

    中间出现，还没有，不能算是在人类当中出现。人类仅仅是个可能的宿

    主罢了。

    并不是出现的所有疾病都是人畜共患病，但是绝大部分是人畜共患

    病。如果不是来自另一个物种，病原体究竟是在哪儿出现的呢？有些新

    的病原体确实看起来不需要贮存宿主的庇护，像是从周围的环境中产生

    的。举个例子：现在被称为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的细

    菌，1976年首次出现在费城一家宾馆空调系统的制冷塔中，导致军团病

    肺炎(Legionnaire’s Disease)的暴发，造成34人丧命。但是这一案例远

    不及人畜共患病那样典型。感染一种活体生物的微生物很有可能感染另

    一种活体生物。这一点得到了近些年来几项总结性的研究中统计数字的证明。2005年，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两位科学家发

    表了一项总结性研究的成果，他们研究了1 407种已经发现的人类病原

    体，并发现其中人畜共患病占58%。在所有1 407种病毒中，只有177种

    是出现或者重新出现的病毒。出现的病原体当中有34是人畜共患病

    毒。换句话说：告诉我一种奇怪的新型疾病，我就能告诉你一种人畜共

    患病毒。

    由伦敦动物协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凯特·E·琼斯

    (Kate E. Jones)带领的另一队科学家也进行了一项类似研究，并将其

    研究成果于2008年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这组科学家总结

    了1940年到2004年间出现的300多例感染疾病(他们简称为EID)，研究

    了疾病变化的初始和模式。虽然琼斯和同事们研究的案例和爱丁堡大学

    的研究者们的案例不同，但是得出的人畜共患病毒的比例(60.3%)与

    爱丁堡大学科学家得出的比例大致相同。与家畜不同，“71.8%的人畜共

    患EID是由野生动物作为宿主的病原体引起的”。他们引用了马来西亚的

    立百病毒和中国南方的SARS病毒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野生动物

    而不是家畜相关的疾病暴发的事件在不断增加。这些作者总结说，“来

    自野生动物的人畜共患病毒代表了所有EID对全球卫生构成的不断增加

    的严重威胁”，“我们的发现凸显了卫生监测和确认野生动物身上潜在的

    新型人畜共患病原体作为预测EID的预测措施的必要性”。这种说法非常

    有道理：让我们密切关注野生动物。人类包围、追捕、杀死、食用野生

    动物的时候，也传染了它们身上的病毒。这听起来好像确实可行。凸显

    监控和预测的必要性也是为了凸显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让人们更加清楚

    地认识到对病毒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例如：为什么母马戏剧侠是在那片牧场发病的？是因为她在无花果

    树下乘凉吗，吃了有蝙蝠尿的草吗？戏剧侠是如何将这种病毒传染给瑞

    尔马厩中的其他马的？为什么瑞尔和瑞·尤文被感染，而那位尽职尽责

    的兽医彼得·瑞德却没有？为什么马克·普莱斯顿染病，而玛格丽特·普莱

    斯顿却没有？在亨德拉和马克雷，疾病分别暴发于1994年的8月和9月，为什么时间上如此接近而距离却如此遥远？为什么那些蝙蝠守护员成年

    累月地喂养那些狐蝠却都没有感染？

    在当地关于亨德拉病毒的这些谜团只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细微表现形

    式。凯特·琼斯和她的团队、爱丁堡的研究者、修姆·菲尔德和世界各地

    很多的研究者都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心存疑惑。为什么这些奇怪的新型疾

    病出现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以这样的方式传播开来，而不是出现在

    其他地方，通过其他方式传播或者在其他时间传播？这些疾病是不是现

    在比过去发生得更加频繁？如果是这样，人类是如何招致这些疾病的？

    在下一个灾难性的传染病再一次袭击人类之前，我们能够逆转或者缓和

    这种趋势吗？如果人类能够逆转或者缓和这种趋势，能否不要将这种可

    怕的惩罚转移到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身上？这种机

    制非常复杂，可能性很多。科学找到解决方法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们需

    要快点找到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的方法：下次出现的会是哪种来源不

    明、影响未知的病毒？

    7

    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旅途中，我在凯恩斯稍做停留，那是距布里斯班

    北部大约1 000英里的一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小镇，我要和一位年

    轻的兽医做一次交流。我不想交代是如何找到她的，因为她不想公开自

    己的身份让名字见诸纸上。但是她同意和我见面聊聊她和亨德拉病毒打

    交道的经历。虽然这段经历非常短暂，她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医

    生和病人。当时，除了在马厩工作的工人瑞·尤文，她是澳大利亚唯一

    已知的亨德拉病毒感染者和幸存者。我们的谈话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小型

    兽医诊所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她26岁，非常热情，碧蓝的眼睛，黑色的头发盘成一个髻。她戴着

    银耳环，穿着短裤和一件红色短袖衬衫，上边印着诊所的标志。我做笔记的时候，有一只温顺的柯利犬陪在我们身边，亲热地蹭着我的手。这

    位兽医讲述了2004年10月的那个夜晚，她出门为患病的马匹看病的事。

    当时，马的主人显得非常焦虑，因为这匹10岁的马，看起来“很不对

    劲”。

    她还清楚记得这匹马叫布朗尼(Brownie)，生活在凯恩斯南边大

    约20英里处，小马尔格雷夫(Little Mulgrave)的一个家庭农场里。那

    个夜晚，这件事情的所有细节她都历历在目。布朗尼是一匹良种夸特

    马，它不是赛马，而是这个家庭的宠物。这家有一个10多岁的女儿，布

    朗尼是她的最爱。晚上8点以前，这匹马看起来一切正常，突然就显得

    有点不对劲。家里人怀疑它得了疝气，吃坏了肚子——也许它吃了某种

    有毒的植物。夜里11点，他们打电话求助，请到了这位当晚值班的年轻

    兽医。她跳进汽车，到达农场的时候，布朗尼已经奄奄一息，喘息声很

    重，发烧，倒地不起。她告诉我，“我发现马的心率和体温都高得不得

    了”，“马的鼻子里还有红色的血样泡沫”。匆匆看了这匹马一眼，趁马

    发出鼾声，她来到马的身边。当时“很多血状红色的黏液溅到了我的胳

    膊上”。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和她妈妈因为试图安抚布朗尼已经浑身是

    血。现在它只能勉强将头抬起。这位非常有爱心的兽医告诉她们，这匹

    马已经垂死了，她清楚知道自己的职责，于是说：“我想让它安乐

    死。”她跑回车上拿安乐死溶液和工具。但她回来的时候，布朗尼已经

    死了。它最后一下痛苦地喘息时，从鼻子和嘴里喷出了更多红色泡沫。

    我问，当时你戴手套了吗？

    没有。做动物尸检时规定戴手套，但是诊治活的动物的时候不必。

    谈话很快转到下一个话题。“我当时穿的衣服和现在穿的一模一样。

    鞋、短袜、蓝色短裤和短袖衫。”

    戴口罩了吗？

    没有。“在实验室里，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很容易。但如果是午夜12点，下着瓢泼大雨，在一片暗夜中只能依靠车灯才能对动物实施手

    术，旁边还有一群歇斯底里的动物主人，采取防护措施往往不是那么容

    易。还有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种什么病。”她的意思是在处置

    布朗尼的情况时，不知道面对的究竟是何种情况。“我根本没有想到这

    是传染病。”她在这些观点上处处为自己辩解，因为有人质疑她处置病

    畜时操作过程是否规范，有人怀疑她失职并对此进行了调查。她被免于

    责罚——她投诉之前没有得到警示——但是这样的做法对她的事业不

    利。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原因。她有话要说，但是她

    不想过多影响自己的生活。

    布朗尼死了几分钟后，她已经换好靴子、长裤，长达肩膀的手套，开始了尸检。马的主人想知道布朗尼是否吃了某种毒草，这种草是否会

    对其他的马匹构成威胁。这位兽医将布朗尼的肚子切开，发现肠子正

    常。没有肠扭转或者堵塞，不是疝气。这个过程中，“有腹部的液体溅

    到了我的腿上”。她解释说，给马做尸检的时候身上不可能不溅到东

    西。接下来，她开始通过稍稍切开第四和第五肋骨之间的部位检查胸

    部。她怀疑如果不是疝气的话，很可能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这种直觉很

    快就得到了证实。“心脏扩张程度很大。肺部充满了血液，在胸部空腔

    里充满了液体。我能做出的结论就是这匹马死于充血性心脏衰竭。我无

    法判断这种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她提出要从马匹身上取样送到实验室

    检测，但是遭到了马主人的拒绝。要知道的已经都知道了，花钱已经不

    少了，布朗尼已经够可怜的了，他们将尸体用推土机掩埋了。

    我问，这个农场附近有蝙蝠吗？

    “到处都有蝙蝠。”她的意思是，昆士兰州北部到处都是蝙蝠，不止

    是在小马尔格雷夫。“如果从这后面出去，能看见几百只蝙蝠。”凯恩斯

    和周围的地区都是这样：温暖的气候、大量的水果树、有很多以水果为

    生的蝙蝠。但是接下来的种种问题和布朗尼密切接触蝙蝠，而导致其死

    亡毫无关系。“除了说是偶然因素，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匹马感染了疾病。”这匹马被深埋在地面10英尺以下，没有留下任何血液或者组

    织的样本，如果不是后来的发现，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它感染了疾病。

    进行完尸检，这位兽医将手和胳膊洗净，将腿擦干净，回家用优碘

    洗了澡。她备有很多优碘，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而形成的职业习

    惯。处理完这个棘手情况，度过这样一个不太特殊的夜晚之后，她将身

    上洗得干干净净后，才上床睡觉。这件事过去9或10天后，她开始头

    痛、身体不适。医生怀疑是流感，或者感冒，或者可能是扁桃体炎

    (tonsillitis)。她说“我的扁桃体炎很重”。医生给她开了些抗生素就让

    她回家了。

    她一周没有上班，有流感或者支气管炎(bronchitis)的症状，身体

    非常虚弱：轻度肺炎、喉咙痛、剧烈咳嗽、肌肉无力、身体疲劳。曾经

    有一位资深的兽医问她是否考虑过医治的那匹马可能传染给她亨德拉病

    毒。来到地处热带的凯恩斯之前，这位年轻的兽医在墨尔本兽医学校

    (在澳大利亚南部，气候宜人)接受培训的时候根本没有听说过亨德拉

    病毒。这种疾病刚刚出现，界定不清，在墨尔本地区根本没有引起人们

    的重视。作为贮存宿主的四种蝙蝠当中只有两种生活在如此偏南的地

    域，以至于引起了关注。现在她到医院接受血样检测，过一段时间再接

    受一次血样检测，是的：她已有了亨德拉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出来的

    时候，她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了。她被感染了病毒，但是战胜了它。

    这件事过去一年后我见到她的时候，她除了稍感担忧之外，一切良

    好。她很清楚马克·普莱斯顿感染这种疾病的事——在对马进行尸检时

    感染，后来恢复健康——不无感叹地说也许这种病毒永远地离开了她的

    身体。州政府的健康官员一直在追踪她的情况；如果她感到头痛、眩晕

    或者有疾病发作的迹象，神经刺痛、或者开始咳嗽或者打喷嚏，都要告

    知他们。她说：“现在我还要经常去传染疾病控制专家那看病。”“我要

    定期接受农业和畜牧业部的专家对我进行检查。”根据血液检测，他们

    将其抗体水平制成表格，她的抗体水平不是非常稳定，忽高忽低。最近，抗体水平又有所反弹。这是疾病反弹的征兆，还是只是反映了她强

    健的获得性免疫能力？

    她告诉我，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病毒出现的时

    间太短，他们无法告诉我其是否会对我今后的健康状况构成威胁。”7年

    或者1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呢？疾病复发的可能性有多大？马克·普莱斯

    顿康复后一年突然去世。瑞·尤文说他的健康状况仍然“欠佳”。凯恩斯

    的这位年轻的兽医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想知道，以她现在的情况，接下

    来会发生什么？

    [1]马：即阉割后的马。——编者注

    [2]九重冰：在《猫的摇篮》一书中，库尔特·冯内古特描述的九重冰的概念大为风行。那是

    一种远比水更稳定的液状物，在室温之下能以固态方式呈现。——编者注

    [3]《赫德》又名《原野铁汉》，1986年的一部电影。描写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上了年纪

    的农场主和他的儿子赫德之间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明显分歧，表现了美国具有反抗精神的现代青

    年的观念和生活状况。分歧的高潮是赫德的父亲从墨西哥购买了一批便宜的牛，而这些牛正患

    有口蹄疫。——编者注第二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

    8

    维克·瑞尔马厩事件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疫情，地点在中非。

    在加蓬东北部的伊温多(Ivindo)河上游，刚果共和国边境附近，有一

    个叫作马依布2村(Mayibout 2)的地方，是在马依布村上游仅1英里远

    的一处附属居住地。1996年2月初，马依布2村的18个人参与屠宰和食用

    一只黑猩猩后，就突发疾病。

    症状包括高烧、头痛、呕吐、眼部充血、牙龈出血、打嗝、肌肉疼

    痛、咽喉痛和血性腹泻。村长决定将18人全部送到下游区中心马科库

    (Makokou)镇上的医院中接受治疗。从马依布2村到马科库，乌鸦飞

    的话，不到50英里，但乘独木舟沿伊温多河蜿蜒而下却要花7个小时，小舟沿河岸边森林中的藤枝蔓壁蜿蜒穿梭。其中4名患者在到达时已生

    命垂危，两天内便死亡了。4具尸体又被送回马依布2村，按传统仪式进

    行下葬，对这种不明原因夺去人生命的疾病，人们没有采取任何特殊预

    防措施。另一位病人从医院逃了出来，跌跌撞撞回到村子里，还是死

    了。很快，第二批感染者相继发病，他们是第一批病人的亲人和朋友，在照顾病人时染病，还有一些人因为处理第一批病人的尸体而染病。最

    终，31人病倒，21人死亡，死亡率几乎达68%。

    一组医学研究者收集了上述事实和数据，研究者中有加蓬人还有法

    国人，疫情暴发时他们就到达了马依布2村。有一个精力充沛的法国人

    叫埃里克·M·勒罗伊(Eric M. Leroy)，在巴黎受过培训，他在加蓬东南部一个中等城市弗朗斯维尔(Franceville)的国际医学研究中心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s Médicales de Franceville，CIRMF)

    做驻地病毒学家。勒罗伊和同事们从一些病人的样本中发现了埃博拉病

    毒的证据，并推断被杀死的黑猩猩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们写道，“黑

    猩猩的感染病例可以成为18例人类感染病例的指示病例”。他们在调查

    中也发现黑猩猩不是被村里的猎人杀死的，而是在森林中找到的，当时

    黑猩猩已经死了。

    四年后，我与十来个当地人一起在伊温多河上游附近的一个篝火旁

    坐谈。他们都是一次长途陆地跋涉的森林向导员，其中多数是班图人

    (Bantus)，绝大多数来自加蓬东北部的村庄。我加入征途前，他们已

    经走了好几周了。他们的工作包括背着沉重的背包穿越丛林并每晚为生

    物学家搭建简单的宿营帐篷。这位生物学家是麦克·费伊(Mike Fay)，正是他强烈的使命感驱动着整个事业的前进。即使按照热带实地考察生

    物学家的标准来看，费伊也非同寻常：他身体结实、顽强、不羁、有强

    烈的自然保护意识。他的事业，自称为万千样带(Megatransect)，是

    一项长达2 000英里、穿越中非野外现存森林区的徒步生物调查。沿途

    他每走一步都会记录数据，记下大象粪堆、猎豹行踪、猩猩足迹和植物

    鉴定等，还有用左手草草地在黄色防水笔记本上记下的成千上万的小符

    号。而同时，其他人员在他身后一字排开，背着他的电脑、卫星电话、特殊仪器、备用电池，还有足够他自己和所有人用的帐篷、食物和医疗

    用品。

    费伊到达加蓬东北部这边时，已经走了有290天了。他和一队熟悉

    野外森林环境的俾格米人(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数民族)一起穿过了刚果

    共和国，但这些人在加蓬边境被拒绝入境。所以费伊不得不在加蓬重新

    组建一个团队，大部分成员都是从伊温多河上游的各个金矿中招来的工

    人。他要求的那些工作，在森林中开辟道路和搬运行李，尽管艰难并且

    障碍重重，比起在赤道泥土中挖金子，显然还是个更好的选择。有一个

    人，既是厨师又是搬运工，每晚营火前，他会炒很多的米饭或麸麸(用木薯粉制成的主食，像可食用的纸浆一般)，用些混合的褐色酱汁点缀

    当配料。这种酱汁的成分包括番茄汁、干鱼、罐头沙丁鱼、花生酱、冷

    冻干牛肉和辣椒(pili-pili)，所有这些都是能混在一起的，由着厨师的

    兴致进行组合。没有人抱怨。大家总感觉饿。在丛林中筋疲力尽地跋涉

    了一天之后，比这样一大份食物更糟的就是食物的分量不够大。我受

    《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之命，加入这群人当中，主要的

    任务就是追随费伊的足迹，写出描述其工作和旅行的系列故事。我会在

    一个地方和他待上十天，另一个地方再陪他两周，然后溜回美国，让我

    的脚恢复恢复(我们穿的是水凉鞋)，然后写出一期连载故事。

    每次我重新加入费伊和他的团队，发现根据地点的偏远程度和需要

    补给的紧急程度不同，集合点的后勤安排都会不同。他从未在曲折的征

    途上偏离过。找不找得到他，取决于我。有时，我与费伊信任的后勤人

    员——一个名叫西原智(Tomo Nishihara)的日本生态学家一起，通过

    坐丛林飞机或乘装有电机的独木舟到达他所在的区域。我和西原智挤到

    轻舟里，旁边装满费伊下一程所需要的东西：装有新鲜麸麸、米饭和干

    鱼的袋子、沙丁鱼箱子、油和花生酱、辣椒和5号电池。但独木舟并不

    总能把我们送到费伊和他的队员挨饿、受冻等待补给的地方。这种情况

    下，和准备穿越一个叫明克比(Minkebe)的大森林屏障的旅行者一

    起，我和西原智坐在一架贝尔412直升机中呼啸着冲向蓝天。这架直升

    机是从加蓬军队高价租来的，是13座的大型机。在其他地方坚不可摧的

    森林林冠，在这里却时不时被几个高大的山头所打断。这些山头几百英

    尺高，耸于万物之上，如埃尔卡皮坦山(El Capitan)林立于绿色大地

    的雾霭之中一般。其中一座孤山之顶便是费伊指引我们着陆的地方，位

    于马依布2村正西40英里处。

    那一天对组员们来说是相对轻松的一天，不用过沼泽、没有会划破

    皮肤的植被丛、没有因费伊拍近景而被激怒了要攻击人的大象。他们临

    时露宿下来，等待直升机的到来。现在补给到达了目的地，甚至还带了

    啤酒来!营火四周的气氛顿时轻松、友善起来。我很快了解到其中两名成员——东尼·M·波什(Thony M’Both)和索非亚诺·安托克(Sophiano

    Etouck)就来自马依布2村。埃博拉病毒肆虐于村庄时，他们就在现

    场。

    东尼性格外向，身材消瘦，比索非亚诺更健谈，也愿意谈论这件

    事。索非亚诺体形健壮，眉头紧锁，留着山羊胡子，着急了讲话会结

    巴，在东尼用法语讲述时，他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据东尼所述，索非

    亚诺眼睁睁看着他的兄弟和其多数家人因为此病而死去。

    因为刚刚认识这两人，我当晚不好追问更多信息。两天后，费伊的

    团队开始了徒步旅行的下一程，穿过明克比森林，离开这些孤山向南前

    进。因为在没有任何道路的丛林里徒步行走，我们忙于应对体能上的挑

    战，无暇他顾，夜幕来临时已筋疲力尽(尤其是他们，比我更辛苦)。

    但是，大约半程过后，经历了一周艰难的行进和同甘共苦，东尼放松了

    很多，给我讲述了更多。他的讲述和弗朗斯维尔的国际医学研究中心人

    员所报道的情况大致相同，只是在一些数字和细节上有些小的出入。但

    他的角度更感性化。

    东尼把它叫作瘟疫(l’épidémie)。这事发生在1996年，他说，对

    的，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法国士兵乘坐橡皮艇来到马依布2村，在附

    近扎营下来。谁也不清楚那些士兵是否有确切的目标——重建旧跑道，或者只是在那里自娱自乐？他们开了枪。东尼猜，也许他们也拥有某种

    化学武器。他提到这些细节，是因为他想这些法国士兵可能与瘟疫有

    关。一天，村子里几个男孩带着狗出外打猎。目标猎物本来是豪猪，但

    却找到了一只黑猩猩，不是狗猎杀的，不是。黑猩猩被发现时已经死

    了，被孩子们带了回去。东尼说，黑猩猩已经腐烂了，肚子变质，胀了

    起来。没关系，人们很高兴，想吃肉了。他们屠宰了黑猩猩，然后把肉

    吃掉了。很快，两天之内，接触过黑猩猩肉的每个人都开始生病。

    他们的症状是腹泻。有些坐摩托艇去了下游马科库的医院。但是燃

    料不足，无法把每个病人都送到医院。发病者太多，摩托艇不够用。11人在马科库死去，另外18人死在村子里。东尼说，很快有专业医生从弗

    朗斯维尔过来，是的，穿着白套装，戴着头盔，但却没救活一个人。索

    非亚诺失去了6个家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一个侄女，就死在他的臂弯

    中。但索非亚诺自己没有被感染。我也没有，东尼说。疫病的起因不

    明，只有些暗中的谣言。东尼怀疑那些法国士兵用化学武器杀死了黑猩

    猩，不小心把肉落下了，导致村民中毒。无论如何，幸存下来的村民吸

    取了教训。他说，直到今天，马依布2村再没有人吃黑猩猩了。

    我问到了那些打猎的男孩们。他们，所有男孩，都死了，东尼说。

    但是狗没有死。以前见过这样的疾病或这种瘟疫吗？“没有，”东尼回

    答，“从来没见过。”

    我打听说，他们是怎么弄熟大猩猩的？东尼答道，就用普通的非洲

    酱汁，他好像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我想象着大猩猩肘子放了花生肉

    酱，配上辣椒，用勺舀到麸麸上。

    除了炖猩猩，另外一个鲜明的细节徘徊在我的脑海中。这个细节是

    以前和东尼聊天时他提到的。东尼告诉我，在村庄陷入混乱和恐慌中

    时，他和索非亚诺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13只大猩猩堆在森林中，全部

    死亡。

    13只大猩猩？我没有问到过死去的野生动物，这是他主动提供的信

    息。当然传闻可能也会含糊、不准确，有时纯粹是假的，也不都可靠，即使是亲眼见证。要说13只死猩猩，可能实际上是12只，或15只，或很

    多只，多到痛苦万分的人无法数清。有些人就要死去，记忆也就不会那

    么清楚了。要说我看见了，可能实际如此，也可能没那么真实。我的朋

    友看见了，他是个很亲近的朋友，我相信他，如同相信我的眼睛。或可

    能是：我是从特别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对我来说，东尼的证词似乎属

    于第一认识论范畴：可靠，但可能不够精确。我相信他看到了死去的大

    猩猩，大概13只，如果不是成堆，就是成群；他甚至可能真数过。在凌

    乱的叶子当中散布着13具大猩猩尸体的景象，耸人听闻，但却似乎合理。后来的证据显示大猩猩极易感染埃博拉病毒。

    科学数据则是另一码事儿，与逸闻非常不同。科学数据不会掺入诗

    意的夸张和矛盾情绪，而是可以量化到很细小的可靠信息。将数据一丝

    不苟地收集起来，严格分类，就会浮现出科学意义。这也是为什么麦克

    ·费伊要带着他的黄色笔记本穿越中非：寻找众多细微数据中可能呈现

    出的大规律。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森林中前行，但距离最近的道路仍然需一个多

    星期的路程。这里是大猩猩绝佳的栖息地，结构良好、它们喜爱的植食

    丰富，而且几乎未有人类涉足：没有小路、没有营地、没有猎人的迹

    象。应该是有许多大猩猩的。在不久以前，曾经一度是有过的：16年

    前，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两位科学家对加蓬的类人猿数量做过统计，当

    时结果显示在明克比森林中有约4 171只大猩猩。但是，我们几周来在

    丛林开路前进以来，从未见到过一只大猩猩。没有大猩猩或大猩猩的迹

    象是非常奇怪的，怪到费伊都觉得刺激。这正是他的方法论所意图阐明

    的那种规律，无论正反。在他探究整个万千样带过程中，在笔记本上记

    下所见到的每一个大猩猩窝、每一坨大猩猩粪便、每一条被大猩猩牙齿

    啃过的根茎，同样也记录下了大象粪便、猎豹踪迹和其他动物的类似迹

    象。我们的明克比之行结束时，他将自己的数据进行了部分汇总。他躲

    在帐篷里，花费好几小时的时间，在电脑上对比着最近的观察收获。做

    完后，他才出现。

    过去的14天里，费伊告诉我，我们沿路看到了997坨大象粪便，没

    有一坨是大猩猩的粪便。我们看到了几百万的大型草本植物的茎，包括

    几种竹芋科的富含营养的植物，大猩猩吃它们像吃芹菜一样狼吞虎咽。

    但就他目前所观察到的，没有一根植物的茎上留下过大猩猩的牙印。我

    们没听到一声大猩猩捶胸的拍打声，没见到一个大猩猩窝。就像是夜间

    那只狗的古怪情形——一种无声的杂种狗，用反面证据向夏洛克·福尔

    摩斯雄辩地说明哪里不对。明克比大猩猩曾经数量众多，现在已经消失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推断就是某种东西消灭了它们。

    9

    马依布2村的疫情传播并非单独的个例，而是整个中非疾病暴发规

    律的一部分。这种规律至今仍是个谜，也是争论的焦点。这种疾病以前

    被称为埃博拉出血热，现在就简单地被称为埃博拉病毒疾病。从1976年

    (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持续到现在，从非洲大陆的一侧

    (科特迪瓦)传播到非洲大陆的另一侧(苏丹和乌干达)。在这些病毒

    暴发中出现的4种主要的病毒统称为埃博拉病毒。从小范围来看，在加

    蓬一个国家内部，埃博拉病的暴发就非常密集：两年内3次，且3次暴发

    的地点非常接近。马依布2村就在这一系列疾病暴发的中间时段。

    1994年12月，病毒暴发于伊温多河上游的金矿里，正是麦克·费伊

    后来雇佣加蓬成员的地方。这些营地在马依布2村上游25英里处。至少

    32人发病，表现出埃博拉病毒疾病所常见的症状(高烧、头痛、呕吐、腹泻和些许出血)。尽管有个病人说他杀了一只闯入营地且行为奇怪的

    黑猩猩，但疾病暴发的真正源头很难查明。或许那黑猩猩感染了病毒，无意地传染给了饥饿的人类。另一种说法是，第一例患者碰到一只死大

    猩猩，把部分肉带回到了营地，与人分享了。他死了，触碰了肉的其他

    人也未能幸免。大约同时，出现了一些关于黑猩猩和大猩猩死于森林的

    报道。更普遍的传闻是，矿工(和他们的家人——营地基本上都在村

    庄)的出现和对食物、住宿和燃料的需求，引起了林冠层的混乱，打扰

    了其中居住的生物。

    1994年的受害者们从金矿营地沿河向下被转送到马科库总医院(如

    从马依布2村运送患者的路线一样)。然后，出现了很多继发病例，集

    中在医院周围和村庄附近。其中一个村庄里有位巫医(nganga)，一种

    传统治疗师。他的房子可能是个病毒传播地，某个金矿营的病发受害者来向他寻找民间药材，而恰好一个当地人也来找医生看其他不太严重的

    病，却不幸被传染。可能病毒就是通过医师双手传播的。不论怎样，这

    一波病毒传播结束时，49例确诊，29例死亡，死亡率近60%。

    一年后，病毒暴发于马依布2村，这是该病第二波的暴发。之后8个

    月，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又对第三次暴发做出了应对措

    施，地点在加蓬中部博韦(Booué)镇附近。

    博韦的疫情很可能在之前3个月已经开始了，即1996年7月，当时在

    博韦北部约40英里处的一个叫SHM的伐木场中有个猎人死去了。回顾起

    来，经判断，猎人的致命症状与埃博拉病毒疾病相匹配，但他的情况当

    时并没有引起警觉。6周后，另一个猎人在同一伐木场莫名其妙地死

    去。接着，第三例发生。给伐木场供应的是什么样的肉？可能是一些野

    生物种的肉，如猴子、小羚羊、野猪、豪猪，也许甚至有猩猩(尽管是

    违法的)。而且，同样也有关于黑猩猩死在森林里的报道，是倒毙的，而非被击毙的。早期的病例似乎彼此互不相干，好像每个猎人都是从野

    外感染的病毒。后来，第三个猎人扩大了问题，除了成为病毒受害害，自身也成了病毒传播者。

    他在博韦的医院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躲避医疗人员，离开了医

    院，到附近一个村庄向另外一个巫医求医。尽管巫医尽心，但他还是死

    了，接着巫医和他的侄子也相继去世。小范围疾病暴发开始。整个10月

    和接下来的几个月，博韦镇上和周边地区出现更多病例，即人与人间的

    传播更多。几个病人被转送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Libreville)的医院，却死在那里。一位给其中一个病人做过手术的加蓬医生，事后自己发

    病，由于对本国的医疗水平没有信心，他飞往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进行治疗。那医生似乎活了下来，但照顾他的一名南

    非护士病发并死亡。这样，埃博拉病毒便从中非被带到了整个非洲大

    陆。第三次暴发的最终统计显示，包括博韦、利伯维尔和约翰内斯堡在

    内的地区里，有60例感染，其中45例致命。这次的死亡率，我们可以自己在脑子里算一下。

    在众多的病例和细节中，有一些共同之处值得注意：暴发地点的森

    林遭到破坏、死亡的猩猩和死人、继发病例与医院接触或传统巫医相

    关、60%~75%的高死亡率。对任何传染性疾病(狂犬病除外)来讲，60%都是极高的死亡率了；可能比得上中世纪法国黑死病最严重时的死

    亡率了。

    1996年以来，在马依布2村周边，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其他暴发潮

    中，人和猩猩都受到了感染。一个受灾严重的地区在蒙比利河

    (Mambili River)沿岸，就在刚果西北交界的加蓬边境。这是又一个森

    林密布的地区，包括几个村庄、一个国家公园和近期刚建起的自然保护

    区，叫罗西大猩猩保护区(Lossi Gorilla Sanctuary)。2000年3月，我与

    麦克·费伊在明克比孤山会合的四个月前，我们也到过这个地区。与明

    克比的空旷相比，我们看到的蒙比利流域上大猩猩数量众多。但两年

    后，2002年，一组罗西的研究者开始发现大猩猩尸体，其中一些埃博拉

    病毒检测呈阳性。(抗体检测呈阳性不如发现活体病毒这样的证据更具

    说服力，但是也有提示意义。)几个月里，他们所研究的90%的大猩猩

    个体(143只中的130只)消失了。有多少猩猩跑掉了？多少只猩猩死亡

    了？根据确认死亡数和消失数以及整个研究区域总数进行了推断后，研

    究者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埃博拉病毒暴发

    致5 000只大猩猩死亡”。

    10

    2006年，我回到了蒙比利河，这次是与威廉·比利·卡雷什[William

    B. (Billy)Karesh] 带领的团队一起。他当时是人畜共患病权威机构

    ——纽约的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

    的实地兽医学项目负责人。比利·卡雷什是一名兽医也是人畜共患病方面的专家。他还是徒步实地研究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

    (Charleston)长大，师从马林·帕金斯(Marlin Perkins)，一位通常穿

    着蓝色医师服工装、戴着广告帽、留着胡子的老师。卡雷什是个典型的

    经验主义者，说话轻声细语，口型变化不大，避免直截了当的表达，好

    像会损害他的牙齿一样。通常他面带一丝狡猾的笑容，表明对世间奇景

    和各种人类荒唐事的戏谑。但他去蒙比利河的任务中却没有丝毫玩笑的

    成分。他要向大猩猩射击——不是用子弹，而是用麻醉飞镖。目的是抽

    取血液样本，检测其中的埃博拉病毒抗体。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莫巴·贝的湿地群(Moba Bai)，距离蒙比

    利河上游东岸很近，是离罗西保护区不远的一片天然空地。贝(bai)

    在非洲法语中意思是湿地草甸，通常有盐渍地(salt-lick)，周围森林

    环绕，像是个秘密花园。除了莫巴·贝，周围还有其他3或4个这样的群

    落。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于此类湿地中，由于辽阔天空

    下生长着钠含量丰富的莎草和紫菀，这里通常浸满水，阳光充足。我们

    乘坐一只由外部40马力驱动的超载的独木舟，沿蒙比利河逆流而上，到

    达了莫巴。

    船上载了我们11人，还有一大堆工具。有一个气动冰箱、两个液氮

    冷冻容器(用于存储样本)、包装仔细的注射器、针头、药水瓶和工

    具，还有橡胶手套、防护服、帐篷，以及防水布、大米、麸麸、罐头金

    枪鱼、豆子罐头、几箱劣质红酒、很多瓶装水、两三张折叠桌和七把堆

    叠式白色塑料椅。有了这些工具和奢侈的供给，我们从莫巴跨河建起一

    个实地考察营。团队成员包括一位叫普洛斯波·贝罗(Prosper Balo)的

    追踪专家，野生生物兽医、森林向导和一位厨师。普洛斯波在疫情暴发

    前和暴发时在罗西工作过。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搜索着湿地群，这里到

    处充满多汁的植物，之前因每日来觅食和休息的几十只大猩猩而闻名。

    在埃博拉病毒发作前，比利·卡雷什来过这里两次，搜寻关于大猩

    猩健康的基线资料。1999年之行中，他一天在这儿看到了62只大猩猩。2000年，他回来，试图麻醉几只大猩猩。他告诉我：“每天每个湿地都

    至少有一个家庭组。”他不想过多干扰，只麻醉了4只，给它们称了体

    重，检查了有明显症状的疾病(如雅司病，一种皮肤细菌感染)、并采

    集了血液样本。4只猩猩的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这次不同

    了。他想要采集2002年群体死亡幸存下来的大猩猩的血清。所以我们开

    始的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几天过去了，依我们所见，没有幸存的大猩

    猩。

    总归发现了几只宝贵的大猩猩——用大猩猩麻醉镖很难采集足够的

    数据(麻醉镖总是种危险的方法，对投镖者和中镖者都有一定风险)。

    我们在莫巴的观察持续了一周多。每天早上我们穿过河流，静静地从一

    个湿地走到另一个湿地，用厚厚的植被把自己隐蔽起来，缓缓移动，耐

    心地等待猩猩出现。一只大猩猩也没有出现。我们经常在雨中守候。晴

    天时，我会看看书或在地上打盹。卡雷什站着，随时准备好气步枪，镖

    上淬满了氯胺酮(tilletamine)和唑拉西泮(zolazepam)，都是麻醉大

    猩猩的常用药。或者，我们远足穿过森林，紧紧跟着普洛斯波·贝罗寻

    找大猩猩踪迹，仍旧一无所获。

    第二天早上，沿着一条松软的小径通往湿地群的途中，我们看到了

    猎豹、大象、水牛和黑猩猩的踪迹，但就是没有大猩猩的影子。第三

    天，依旧没有大猩猩的踪影。卡雷什说：“我觉得它们都死了，埃博拉

    传到过这里。”他推断，只有一小部分幸运的大猩猩没被感染或抵抗力

    够强而存活了下来。然后，他再次说：“那些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

    可能的话，它们会携带抗体。第四天，卡雷什和贝罗与我们其他人分

    开，他们通过捶胸声和吼叫声定位到一只离群发狂的雄性大猩猩，在浓

    密的矮树丛中爬到距离它10码的位置。突然间，这只大猩猩站在了他们

    面前，只有头部可见。“我很有可能杀了它，”卡雷什后来说，“射穿

    它。”他的意思是从它两眼之间射击，而非从侧面来安全射倒它。卡雷

    什举起了自己的枪。大猩猩又发出一声咆哮，随后跑了。我笔记中的第六天有这样一条：“没有，没有，连大猩猩都没

    有。”第七天，我们的最后机会，贝罗和卡雷什在沼泽密布的森林中跟

    踪了另外一对动物几个小时，却连好好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莫巴·贝

    周围，大猩猩现在已经变得极为稀少，而少数的离群者也非常害怕和胆

    怯。同时，雨继续下，帐篷上布满湿泥，河水涨起。

    我们不在森林中时，会在帐篷里与卡雷什和其他三位同组野生生物

    学会的非洲兽医聊天。一位兽医叫阿兰·奥德扎伊(Alain Ondzie)，刚

    果人，瘦高、腼腆，在古巴接受的培训，讲流利的西班牙语、法语和几

    种中非语。每当他被取笑或打趣时，就会轻轻低下头，并快乐地咯咯

    笑，很可爱。奥德扎伊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国内任何地方的黑猩猩或大猩

    猩的死亡报告，这需要尽快赶到现场，采集样本，检测埃博拉病毒。他

    给我描述了完成这个任务所用的工具和流程，他到达现场时尸体已经无

    一例外地腐烂，假定(除非证明是别的情况)是被埃博拉病毒侵害的。

    他的工作服是一套带通气罩的防护服，橡胶靴、挡泥裙和三双手套，手

    腕处以管道胶带封口。取样时切第一个切口是有危险的，因为尸体可能

    胀满气体，会爆炸。在任何情况下，要给死亡的猩猩盖上排气昆虫——

    蚂蚁、小苍蝇，甚至蜜蜂。奥德扎伊说了一个情况，当三只蜜蜂从尸体

    跑到他的胳膊上去时，钻进通气罩，直达他的肉体，开始叮他，而他还

    在忙着取样。埃博拉病毒能通过蜜蜂叮咬进行传播吗？没人知道。

    你害怕这工作吗？我问奥德扎伊。不怕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

    个呢？我问道。“你为什么热爱这项工作？”(他显然喜欢。)“好问

    题，”他说，习惯性地轻轻点头和咯咯傻笑。然后严肃地补充道：因为

    我可以学有所用，能继续学习，还可以拯救生命。

    团队中另一成员是帕特丽夏(翠西)里德[Patricia (Trish)Reed]，15年前以生物学家的身份来到非洲，研究拉沙热和HIV，被弗朗斯维尔

    国际医学研究中心聘用，在埃塞俄比亚有过一些实地经验，然后从波士

    顿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兽医学院获得兽医学博士学位。她回到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研究一种猴子病毒，当时野生生物学会的实地

    兽医因飞机在偏僻的刚果跑道上失事而丧生。卡雷什聘请了里德，替代

    死去的女士。

    里德告诉我，她的工作范围包括一系列威胁大猩猩健康的传染病，埃博拉病毒只是其中最异类的一种。其他的主要是更为常见的人类疾

    病，因为和人类基因相近，大猩猩更易感染肺结核(TB)、小儿麻痹

    症(poliomyelitis)、麻疹(measles)、肺炎(pneumonia)、水痘

    (chicken pox)，等等。只要有带病毒的人类在森林中行走、咳嗽、打

    喷嚏和排便，大猩猩就可能感染这样的疾病。任何这种反向接触性感染

    ——从人类到非人类，都被称作人类传染病(anthroponosis)。比如，著名的山地大猩猩，因向它们示好的生态旅游者们携带的麻疹之类的人

    类传染病毒而受到威胁。[山地大猩猩是东部大猩猩种类中严重濒危的

    亚种群，仅活动于卢旺达维龙加火山群 (Virunga Volcanoes)的陡峭山

    腰上和邻边低地里。中非森林中的西部大猩猩，是纯低地品种，数量更

    多，但面临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除了栖息地因伐木活动而遭破坏，大猩猩本身遭到猎杀，供应本地人食用或以丛林肉售往市场，传染性疾

    病也会将西部大猩猩从现在相对较多的数量(总数大约100 000只)，推向如山地大猩猩般只有少量孤立群体艰难存活的境地，或导致局部灭

    绝。

    但是，比起栖息着山地大猩猩的维龙加山腰，中非的森林还相对广

    阔；而且西部大猩猩的家园领地，不舒适、几乎难以穿越，因此很少到

    生态旅游者。所以，麻疹和肺结核并非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我要

    说，毫无疑问，”里德说，对西部品种而言，“埃博拉是最大的威胁。”

    她解释道，埃博拉病毒对大猩猩造成如此严重困难的原因，不仅仅

    是病毒的横行肆虐，而且也包括数据太过缺乏。“我们不知道以前是否

    有过这样的病毒。不清楚它们是否幸免于此。但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如

    何传播到大猩猩群体中的，要知道它在哪里。”任何关于哪里的问题都有两个维度。埃博拉病毒在中非分布多广？它潜伏在哪些宿主物种中？

    第八天，我们打好包，重新给小船装载，沿蒙比利河下游离开，数

    据库中没增加一份新血样。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决定其相关性

    的因素：大猩猩极为稀少。狗又开始在夜间表现怪异。比利·卡雷什近

    距离看到了一只大猩猩，但却无法掷镖过去。在普洛斯波·贝罗对动物

    足迹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下，卡雷什跟踪了另外两只大猩猩。其他的，以

    前常出没于这些湿地的几十只大猩猩，要么分散到未知地区，要么

    就……死了？总之，大猩猩曾经在这一带大量出没，但现在没了。

    病毒似乎也没了。但我们知道，它只是潜伏起来了。

    11

    病毒藏在哪儿？近80年里，埃博拉的宿主身份一直被认为是传染病

    世界中最黑暗的未解之谜。这个谜，和解开谜团的努力，可以追溯到

    1976年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发作。

    那一年病毒在非洲暴发了两次，相互独立，但几乎同时发生：一次

    在扎伊尔[4]

    北部(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次在苏丹西南部，两地

    相隔300英里。虽然苏丹疫情发生得稍早一些，但扎伊尔的更广为人

    知，部分原因是，附近有条小水路，埃博拉河，最终该病毒也以此河命

    名。

    扎伊尔疫情暴发的中心是本巴区(Bumba Zone)内的扬布库

    (Yambuku)村里的一家小天主教会医院。9月中旬时，一位扎伊尔的

    医生汇报了24个备受关注的新病例——不是通常的疟疾，而是更可怕、更充血的症状，以吐血、出鼻血和便血为特征。到医生向扎伊尔首都金

    沙萨(Kinshasa)当局致电汇报预警时，已有14个病人死亡，其他人也处于病危之中。10月初，扬布库教会医院已经关闭了，残酷的现实原因

    使多数医院人员都死了。几周之后，一支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国际响

    应团队，应扎伊尔卫生部指示，聚集到这里，对这种未知疾病进行紧急

    研究，并就如何控制给出意见。这个团队，成员来自法国、比利时、加

    拿大、扎伊尔、南非和美国，其中9名来自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这

    些人被称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成员，负责人是卡

    尔·约翰逊，他也是当时1963年在玻利维亚致力于马秋波病毒研究的美

    国医生及病毒学家。他自己也勉强从该病毒感染中脱险。尽管事情已经

    过去了13年，他仍旧充满热情、十分专注，没有因为与死神擦肩而过或

    职业的挑战而显得漫不经心，他担任疾病防治中心特殊病原体处的负责

    人。

    马秋波危机的解除，要归功于他对生态次元的专注，即病毒在没有

    侵袭玻利维亚村民时在哪里生存？那个例子中，宿主的问题是有迹可寻

    的，答案很快就找到了：一种本地老鼠将马秋波病毒带进了人类住所和

    粮仓中。把这种鼠捕捉处理后，疫情也被有效遏止。现在，在1976年10

    月和11月令人绝望和昏沉的日子里，在北部扎伊尔，又遭遇了另一种隐

    形未知杀手。随着死亡数字上升到几百人，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腾

    出时间像研究马秋波病毒时一样思考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这东西从哪里

    来的？

    那时，他们知道病原体是一种病毒。隔离知识被迅速应用在运送到

    包括疾病防治中心在内的海外实验室的临床样本当中。(约翰逊，在飞

    到扎伊尔之前，亲自指导着疾病防治中心的隔离工作。)他们清楚这个

    病毒与马尔堡病毒相似，马尔堡是9年前发现的另一种致死性病毒，电

    子显微图显示二者同样呈纤维丝状，且扭扭曲曲，如痛苦的绦虫一样。

    但实验室测试也揭示出埃博拉与马尔堡有明显区别，这是一种新的病

    毒。最终，这两种蠕虫病毒——埃博拉和马尔堡，被划分为同一新属：

    线状病毒(filoviruses)。约翰逊的团队也知道，新的埃博拉病毒一定寄居在人类以外的某些

    活动物中，在该物种体内存在时制造的混乱较少，维持着持续的生存环

    境。但宿主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紧急，比如怎样断开人与人传播、如何

    拯救病患者的生命、怎么制止病毒暴发。“只做了些很有限的生态调

    查，”团队后来汇报说，且调查结果全都是否定的。除了人类，别处都

    没有见过埃博拉病毒的迹象。但是回顾起来，这些否定的数据还是有用

    的，至少记录了早期研究者们寻找过哪些地方。他们研究了从感染埃博

    拉病毒的村庄里收集来的818只臭虫，却没发现任何病毒存在的证据。

    考虑过蚊子，也没有结果。他们从10头猪和1头牛身上抽了血，都证明

    并无埃博拉病毒。抓了123只啮齿类动物，包括69只本地鼠、30只老鼠

    和8只松鼠，没有1只是病毒携带者。检查了6只猴子、2只小羚羊和7只

    未知品种的蝙蝠的内脏，也没有发现埃博拉病毒。

    国际委员会成员因他们的调查结果而受挫。“过去30年里，世界上

    都没有发生过比这更紧张刺激或更具潜在暴发性的新型急性病毒瘟

    疫，”他们的报告警示道。他们注意到，88%的病例死亡率，是有记录

    以来第二高的，仅次于狂犬病(这基本算是致命疾病的本位标准：在症

    状表现出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几乎为100%)。委员会向扎

    伊尔当局提出6条紧急建议，其中包括本地采取的卫生措施和全国范围

    内的疫情监控。但埃博拉宿主的识别并未被提及。那算是科学事务，比

    向蒙博托总统(President Mobutu)提出的行动任务稍微抽象些。这个问

    题的解决需要等待。

    等待在继续。

    扬布库事件过去后三年了，卡尔·约翰逊和其他委员会成员仍然在

    思考宿主的问题。他们决定再次尝试。由于缺乏支持寻找埃博拉栖身之

    地的专项考察资金，他们将这工作放在扎伊尔猴痘持续研究项目当中，该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组织。虽然没有埃博拉那么棘手，猴痘也是

    种严重的疾病，也是由生活在贮存宿主或者宿主身上的病毒引起的，但是当时也没有确定这种病毒的宿主究竟是什么。所以，做一个联合研究

    似乎顺理成章，且经济节约，用两套分析工具来筛选收集来的同一组物

    种。实地考察组再次从村庄和本巴区周围森林以及扎伊尔北部和喀麦隆

    东南部地区收集动物样本。这次，他们自己抓到的和猎到的，加上付钱

    请村民收集来的，一共有1 500多只动物，共117种。有猴子、大鼠、老

    鼠、蝙蝠、猫鼬、松鼠、穿山甲、鼩鼱、豪猪、小羚羊、鸟类、乌龟和

    蛇等。从每种动物身上抽血，然后剪下点肝、肾和脾。所有这些样本，在独立的小瓶中深度冷冻，运回到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样本组织中

    的活病毒能生存吗？血清中能检测出任何埃博拉抗体吗？约翰逊和他的

    合著者在《传染病杂志》(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

    坦白说明，该答案是否定的：“未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证据。”

    让埃博拉宿主的探寻工作尤其困难、极难聚集的一个因素，就是该

    病毒在人口中瞬息变化的特性。有时完全消失好几年。这对公共卫生来

    说是福音，但对科学来讲算是限制。病毒生态学家可以在任何地方、任

    何物种、任何的非洲森林中寻找埃博拉，这犹如大海捞针。在空间和时

    间上最有希望的搜寻目标是有人死于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地点和时期。中

    间安宁的时期里，没有人因该病而死亡，不管怎样，没有谁的死亡引起

    医学权威的关注。

    1976年扬布库暴发后，1977年到1979年间，扎伊尔和苏丹又发生了

    几次小规模疫情，之后15年里，埃博拉病毒就几乎没在非洲任何地方再

    出现过。20世纪80年代，似乎有些零星的病例，也是后来才确定的，但

    暴发时不明显，没有任何确诊的暴发引起紧急响应；在那些小例子中，一系列的感染病例似乎都自生自灭了。自灭是与高致命性和中等传染性

    疾病相关的一个专门概念。意思是一些人死亡，又一些人感染，其中一

    部分死亡，但其他人康复，病原不再继续扩散。在世界卫生组织、疾病

    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机构召集突击队之前，病发事件就自我了结了。然

    后，一定间隙后，再次回归——在马依布2村和加蓬其他地方暴发，一

    个叫基奎特(Kikwit)的地方，疫情发生更令人担忧。扎伊尔的基奎特，位于金沙萨东部约300英里处。它与扬布库、马

    依布2村和博韦外的伐木场有个至关紧要的区别：这是个有20万人口的

    城市。有几家医院，有着与更广阔世界相连的途径，这是其他疫情发生

    地所没有的。但相似的是，基奎特也被森林围绕。

    基奎特第一例确诊的是一位在森林里或附近工作的42岁男性，他可

    能也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森林。他在该市东南5英里的地方，开垦了几片

    林地，种上了玉米和木薯，用木材做木炭。他是怎么得到木材供应的，怎么给花园晒太阳的？大概靠砍树做到的。这个人在1995年1月6日生

    病，一周后死于出血热。

    那时，他直接传染了至少三个家人，都非常致命。接下来几周里，疾病继续传播到更广的交际圈，导致10多人死去。一些接触者明显是把

    病毒带到了基奎特总医院(Kikwit General Hospital)，也带进了城市妇

    产医院，在那里感染了一位实验室化验员。而该化验员又将这种疾病带

    回基奎特总医院。这位实验室化验员在基奎特总医院接受治疗时又感染

    了几位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怀疑是与伤寒有关的内脏穿孔，于是打开了他的腹腔)，还有两位帮忙照顾他的意大利修女。化验员死

    亡，修女死亡，当地官员猜测这是流行性痢疾(epidemic dysentery)，而这样的误判使得病毒进一步传播到基奎特其他医院的病人和工作人员

    中。

    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是痢疾的假设。卫生部一位医生认为更像是一

    种病毒性出血热；而且这更接近事实的猜测迅速得到确认。5月9号亚特

    兰大疾病防治中心收到了血液样本，检测确定是埃博拉病毒。7月暴发

    接近尾声时，基奎特已经有200多人死亡，其中有60名医护工作者。判

    断错误(如当成溃疡性胃肠道出血)时，给埃博拉病人做腹部手术是非

    常危险的。

    同时，另一个国际团队开始寻找宿主，7月初在基奎特集合。团队

    成员来自疾病防治中心、扎伊尔大学、马里兰的美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前生化武器实验室，现专注于疾病研究和生化防护)，和

    一位丹麦的害虫侵扰实验室的成员，据推测他对啮齿类动物了解颇多。

    他们在接触性传染看似有迹可寻的地点开始工作，即城市东南部第一位

    受害者——那不幸的42岁男性的木炭坑和庄稼地。接下来的3个月里，从该地点和其他地方，他们捕获和网罗了上千只动物。多数都是小哺乳

    动物和鸟类，加上一小部分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所有的陷阱都设在森

    林内部或城市外沿热带草原中。在基奎特境内，该团队在一个耶稣圣心

    布道所中网到了蝙蝠。他们杀死了每个被捉到的动物，抽了血，解剖了

    脾脏(有时也解剖其他器官，如肝脏或肾脏)，进行冷藏。他们也从一

    些狗、牛和宠物猴身上抽血。整个成果包括3 066份血样和2 730个脾

    脏，都被送往疾病防治中心进行分析。用辐射将所有病毒杀死后，会对

    血样进行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应用当时可使用的最好的分子方法。脾

    脏被送到生物安全4级(简称BSL-4)实验室，这是卡尔·约翰逊早期工

    作以来的一种新型设施(他也是先驱设计者之一)，有多重密封、负

    压、精密过滤器和太空服，供实验室工作人员使用。太空服可以产生密

    闭空间，防止处理埃博拉过程中意外感染(理论上)。没人知道这些扎

    伊尔脾脏是否带有病毒，但必须要当作有病毒来对待，以防万一。实验

    室人员从脾脏材料上切下碎粒，加入到细胞培养物，试着培植出病毒

    群。

    没有一个成功。细胞培养物快活如常，丝毫未受病毒坯的影响。抗

    体检测也没有积极成果。再一次，埃博拉病毒接触性传染，引起一场浩

    劫，然后消失，除了病人和死人身上，别处没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佐罗

    (Zorro)[5]

    、沼泽狐(Swamp Fox)、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6]

    ：危险、隐秘、不见踪影。

    基奎特大团队这三个月的努力并不应该算作彻底失败；一项设计良

    好的研究就算是结果不佳也能产生众多可能性。但却说明又一种尝试不

    可行。也许基奎特团队去得太晚了，木炭制造者生病后5个月才到。也许是湿季到干季的交替引起了宿主物种(不管是哪一种)大量迁徙、藏

    匿或减少。也许病毒本身减少到最小数量，残存稀少，结束时节里在宿

    主体内也无法检测到。基奎特团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最终报

    告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角度，除了不包含埃博拉病毒的长串儿动物

    名，就是对指引研究的三个关键假设的清晰陈述。

    第一，他们猜想(基于早期研究)宿主物种是哺乳动物。第二，他

    们发现埃博拉病毒疾病在非洲的暴发总与森林有关。(甚至基奎特城市

    的传染也是由在外面森林里的制木炭者开始的。)因此，似乎可以假设

    宿主是生活在森林中的物种。第三，他们也发现埃博拉暴发是不定时的

    ——有时一个疫情与下一个之间能隔上几年。这些间隔说明人类从宿主

    身上感染病毒是小概率事件。接触性传播的小概率进而暗示了两种可能

    性：要么是宿主本身就是稀有动物，要么就是宿主动物与人类接触很

    少。

    除此之外，基奎特团队无法做出其他评论。他们1999年出版了论文

    (属于整个埃博拉系列报道，是《传染病杂志》的特别补充)，权威地

    记载了这次实验没有结果的结论。23年之后，宿主依然未被发现。

    12

    “我们要知道它在哪里，”翠西·里德说，她提到了关于埃博拉病毒

    在空间上存在的两个谜团。第一个谜团是生态学的：它隐藏在什么活体

    生物当中？也就是关于病毒的宿主问题。第二个谜团是地理学的：埃博

    拉病毒在非洲地域上的分布是什么样的？第二个谜团只有等宿主被识别

    出来，追踪到它的分布后，才能解决。其间，唯一能反映埃博拉下落

    的，就是地图标记的人类传染分布点。

    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地图。如前所述，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出现，引发了扬布库的重大疫情和西南苏丹的稍小一些的危机，但仍导致151

    人丧生。苏丹暴发中心在一个离扎伊尔边境很近的小镇上，在扬布库东

    北500英里处。病毒始于一个棉花厂的员工，厂房的椽子里栖息着蝙

    蝠，地上蹿着老鼠。它的死亡率比扎伊尔低，“只有”53%，后来的实验

    分析显示苏丹病毒与扎伊尔的病毒基因上有区别，被归为另外一种病

    毒。经过细致的术语分类，这种病毒后来被称为埃博拉–苏丹型。官方

    的学名为苏丹病毒，没有“埃博拉”这样的后缀，但是也暗示了这是一种

    危险，非常具有杀伤力的病毒。卡尔·约翰逊在扬布库发现的那种病毒

    一直被称为埃博拉病毒，属于埃博拉–扎伊尔型。这种说法可能让人感

    到很费解但是确实非常准确，及时地更新病毒的分类对理清事情的思路

    非常重要。后来，总共有5种确认的埃博拉病毒。

    1977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在扎伊尔西北的坦达拉(Tandala)村

    教会医院死于出血热。她死后，被采了血样，未经冷冻送到疾病防治中

    心，查出了埃博拉病毒，没有用细胞培养物，只对活豚鼠进行了接种，然后发现病毒在它们器官内进行繁殖。(现代针对流行病毒进行的实地

    考察的早期，采用临时方法来弥补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恶劣实地条件下

    保持冷冻活病毒的困难。)卡尔·约翰逊再次成为实验室小组的一名成

    员；似乎是他在一年前东边200英里第一次暴发时所做工作的合理延

    续。但死于坦达拉的9岁小姑娘是个孤立病例。她家人和朋友未被感

    染。关于她如何感染，连个假设都没有。后来约翰逊与人合著的另一篇

    报告中，只是暗示性地描述了女孩的生活环境：“与自然接触密切，村

    庄位于浓密雨林的空地上或大草原河流沿岸。”她接触了死亡大猩猩，在落满灰尘的小屋里呼吸了啮齿类动物的尿臊气，还是嘴唇触碰了有问

    题的森林花朵？

    两年后，苏丹病毒也再次出现，感染了同一棉花厂的一个工人，那

    个棉花厂正是这种病毒最初出现的地方。工人被安排住院，在那里感染

    了另外一个病人，当病毒在医院停止交叉传播时，已有22人死亡。死亡

    率虽然低于埃博拉病毒，但也很高(65%)。苏丹病毒的致命性似乎没那么强。

    又过了十来年，线形病毒再次现形，但以一个新的类型在意想不到

    的地方发生：弗吉尼亚的雷斯顿(Reston，Virginia)。

    如果你读过《高危地带》(The Hot Zone，又译《埃博拉浩

    劫》)，就知道这个事情。该书是理查德·普林斯顿(Richard Preston)

    的畅销书，内容是关于1989年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在被人抓到的亚洲猴子

    中发作，地点在雷斯顿郊区的动物检疫实验室，隔着波多马克河

    (Potomac)，在华盛顿特区的正对面。线形病毒专家就普林斯顿的书

    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毫无疑问，它比任何杂志文章或报纸故事更让埃博

    拉臭名昭著，更让公众对其产生恐惧。一位专家告诉我这本书还带来了

    一阵为病毒学家“捐款的热潮”，这些病毒学家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研究

    这些病毒所带来的风险。如果这种病毒在弗吉尼亚办公园区里的一座普

    通建筑里，可以屠杀关在笼子里的灵长动物，那难道不能去其他任何地

    方，害死其他任何人吗？

    讨论中的实验室被称为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Reston Primate

    Quarantine Unit)，属黑泽尔顿研究产品公司(Hazelton Research

    Products)所有，该公司是康宁公司旗下一个分支机构。那些不幸的猴

    子是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也称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是医学研究中常用的动物。它们是从菲律宾空运过来

    的。很显然，它们来时携带着埃博拉病毒，这种致命的偷渡者，就像天

    花病毒通过帆船船员传播而来一样。有两只猕猴一到达目的地便死了，经过如此紧张的长途颠簸，死亡也很正常。但接下来的几周里，就在那

    楼里，死了更多，那可就不正常了。最终，紧张情势触发警报，感染源

    被确认为埃博拉病毒——具体哪种埃博拉病毒，还未有确定的信息。美

    国军方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派来一支队伍，像穿着防护服的SWAT队伍，杀掉了所有剩下的猕猴。接着，他们封锁雷斯顿灵长动物检疫区，用甲

    醛气进行消毒。读普林斯顿的书，可以看到瘆人的细节。专家们很焦虑，因为这个埃博拉病毒亚种似乎能以空气播散飞沫的形式从猴子到猴

    子进行传播；所以，该楼里的一点泄漏就可能让病毒飘荡进华盛顿的交

    通大流中。它对人类和对猕猴一样致命吗？这样，后来检疫区几名员工

    的抗体检测呈阳性，但让人能够松一口气的是那些人没有表现出症状。

    实验证明病毒与埃博拉病毒相似，但是，像苏丹菌株一样，却区别不

    小，足可以分为另一个种类。于是就有了雷斯顿病毒。

    这个命名有点误导，因为雷斯顿病毒似乎更像是源自菲律宾，而非

    弗吉尼亚郊区。后续调查是在吕宋岛(the island of Luzon)上离马尼拉

    (Manila)不远的猴子出口行展开的，在那里发现大量暴死的动物，多

    数都感染了雷斯顿病毒，外加12人带有该病毒抗体。但那12个受感染的

    人都没有发病。于是，好消息是，源自1989年美国恐慌和吕宋回顾调查

    的雷斯顿病毒，似乎不会引起人类发病，只传染猴子。坏消息是，没人

    知道原因。

    除雷斯顿病毒在地域上异常外，野外的埃博拉病毒还主要是一种非

    洲现象。但其下一次出现是在1992年11月，在非洲地图上的埃博拉病毒

    暴发地点中又添了一个新点。西非科特迪瓦(象牙海岸)的一个森林避

    难所中的黑猩猩开始死去。避难所，塔伊国家公园(Ta? National

    Park)，位于科特迪瓦与利比里亚边界沿线，覆盖非洲该地区最后残存

    的原始雨林之一。其中有丰富的物种，包括几千只黑猩猩。

    那些黑猩猩的一个群体已经被瑞士生物学家克里斯多弗·布伊希

    (Christophe Boesch)跟踪和研究了13年。1992年疫情期间，布伊希和

    同事们发现黑猩猩数量上的锐减——有些死了，有些失踪，但那些科学

    家们并没有探索原因。1994年后期，很短时间里，又出现了8具尸体，而且其他动物消失。其中两具腐烂不太严重的尸体被解剖，由在塔伊的

    研究者们进行检验。其中有些被证明充满了类似埃博拉病毒的病毒，但

    当时还没那么明显。验尸过程中，一位34岁的瑞士女兽医，当时还是一

    名研究生，戴手套，没穿防护服，没戴面具，结果被感染了。怎么感染的？没有重大的明显接触，解剖刀没有误切，也没有针刺事故。也许她

    的皮肤轻微划伤破损，沾了黑猩猩血？或脸上被溅到了液滴？8天后，这名女士开始发抖。

    她吃了疟疾药。没用。然后她被移送到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

    (Abidjan)的一个诊所里，在那里还是被按疟疾治疗的。她继续高烧

    不退。第五天，开始呕吐和腹泻，还有全身皮疹。第七天时，她被抬上

    一架救护飞机，送往瑞士。现在她戴着面具，到场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有

    防护。但没人知道她得病的原因。登革热、汉坦病毒和伤寒都考虑了，疟疾还未被排除。(埃博拉不在首先考虑范围之内，因为科特迪瓦还没

    见过这种病毒。)她在瑞士医院中，住在一个负压双门隔离间内，进行

    了一大串恶性疾病检查，包括拉沙热、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基孔肯

    雅病、黄热病、马尔堡病，现在，对，还有埃博拉病毒疾病。最后的可

    能性检测是由三种特别的化验物进行的：埃博拉病毒、苏丹病毒、雷斯

    顿病毒的检测物。没有阳性结果。那些检测物的抗体没有识别出她血液

    里的病毒，不知是什么。

    实验室侦察还在继续，设计一个覆盖面更广的检测物——针对整个

    埃博拉种群的综合性检测。把该检测物加入她的血清中，就呈阳性了，这证明起码有一种埃博拉病毒抗体存在。因此，该瑞士女性是被定性为

    泰国森林病毒的第一例受害者。她所检验的那只黑猩猩成了第二例受害

    者，于尸体组织送检后被确诊。

    和黑猩猩不同，她幸存下来了。一周后，她出院了。瘦了13磅，头

    发后来掉光了，但其他方面都还可以。除了成为首例泰国森林病患者，这名瑞士女兽医还有另一个特征：她是非洲大陆以外地区感染埃博拉病

    毒的第一人。当然没有理由假定她也是最后一人。

    13通过接触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情况贯穿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分

    散而不定时，给实地考察研究制造了不小的困难，但又频繁到让一些科

    学家不断关注和让一些公共卫生官员担忧。1995年科特迪瓦事件后，就

    是在基奎特又发现了埃博拉病毒，这点你已有所了解。之后6个月，你

    也能回想起来，马依布2村又开始一轮新暴发。关于马依布2村我没提到

    的是，虽然村庄在加蓬，但病毒种类属于最早于扎伊尔发现的埃博拉病

    毒，似乎它也是所有埃博拉病毒中分布最广泛的，是四种之中最为致命

    的。博韦附近的伐木场里的也是埃博拉病毒。

    也是在同一年，也就是1996年，雷斯顿病毒再次通过另一批菲律宾

    猕猴被运送到了美国。这批与第一次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市得病的猴

    子出自同一家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出口行，但这批是送到了得州艾利丝

    (Alice)的一家商业检疫机构，邻近科珀斯克里斯蒂市(Corpus

    Christi)。一只动物死亡，检测雷斯顿病毒抗体呈阳性，关在同一屋里

    的其他49只都被进行了安乐死处理，以防万一。(多数在死后病毒抗体

    检测结果为阴性。)协助卸载和处理猴子的10名员工也都被隔离了，他

    们检测结果也为阴性，但当然都没有被进行安乐死处理。

    乌干达成为该病毒的下一个非洲轨迹点，2000年8月古鲁(Gulu)

    北部小镇周边开始了苏丹病毒的暴发。你会觉得乌干达北部与当时的苏

    丹南部接壤，所以苏丹病毒能够穿越或感染两个国家的人也是不足为奇

    的。怎么穿越？怎么横跨？通过个体的活动，还是未知宿主物种的集体

    分布。这是个非常有针对性的例子，说明解决宿主谜团的重要性：如果

    知道哪种动物身上有哪种病毒，而且知道那种动物生活在哪里——或者

    反过来说，这种动物不在哪里生活，就能了解病毒下次会蔓延到哪里，或不太可能在哪里出现。这些有助于提高警觉，提前防范。如果宿主是

    生活在西南苏丹森林里的啮齿类动物，而不是生活在尼日尔沙漠里，那

    尼日尔牧羊人就可以放心了。他们还有别的事情担忧。

    不幸的是，在乌干达，2000年的接触性传染使得苏丹病毒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医院传到另一个医院，从国家的北边传到西

    南边，导致共224人丧生。

    这个死亡率还是“只有”53%，和1976年第一次在苏丹暴发一样。这

    准确的巧合似乎反映了苏丹病毒和埃博拉病毒之间的毒性有着明显的不

    同。而这不同，可能反映了埃博拉针对人类进化为第二批宿主所做出的

    调整(尽管随机事件也可能算得上一种解释)。在一次暴发中，死亡率

    的大小有许多因素，包括饮食、经济条件、公共卫生和暴发地能得到的

    医疗护理。病毒本来的凶残性很难与这些环境因素分离的。但是能推断

    的是埃博拉病毒似乎是听说过的四种埃博拉中最恶毒的，至少从其对人

    类的影响方面来看是这样的。泰国森林病毒根本就不能和埃博拉病毒相

    提并论，更何况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只感染了一例人类(如果算上后来

    没有确诊的一例也可以说是两例)，而且只导致了一人死亡。泰国森林

    病毒可能不易传播，致死率或许不及埃博拉病毒，但是只通过一个病

    例，并不能够证明患病人数增加可能出现的结果，这就像是不能通过一

    片面包证明整个面包的情况。而且，泰国森林病毒可能容易传播，且致

    死率低——只能感染人但是并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没有人为了排除这

    种可能性而仔细检查科特迪瓦的民众。

    进化在使泰国森林病毒(或任何病毒)对人类毒性变小过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是从死亡率的简单对比中就能轻易推断出

    来的。单纯的致命性可能与病毒再生的成功率和长期存活是无关的，而

    这正是定义进化的方法。记着，人体不是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栖息处。宿

    主才是。

    和其他动物传染病相似，埃博拉病毒可能已经适应了平静地生活在

    宿主(或者很多宿主)体内，稳定而非大量地繁殖，对该物种产生很小

    的或不产生伤害。病毒被散播到人体内，遇到了一个新环境，全新的条

    件，经常引发致命性破坏。人可以通过直接的体液接触或者和病毒的其

    他来源接触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埃博拉病毒的传染，至少到目前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相继出现多个病例相隔较远、间隔时间很长的情

    况。一些科学家用“终端宿主”和“贮存宿主”这个概念相区别，用以描述

    人类在埃博拉病毒的生活和冒险中的角色，与寄生宿主相区别。这终端

    宿主意味着：当暴发得到遏制和终结，病毒就进入死胡同终端了，不会

    留下后代。当然，散播出去的并不是病毒的全部，只是病毒血统，孤注

    一掷——但消失了，失败。这是进化上的失败。它没有强硬到变成人类

    地方性疾病。没有引发大范围疫情。根据已有经验，埃博拉病毒就符合

    这个模式。细心谨慎的医疗程序(如屏障护理，使用隔离病房、医用手

    套、隔离服、面具和一次性针头和注射器)可以阻止病毒蔓延。有时

    候，更简单的方法也能在当地遏止接触性散播。过去很可能经常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建议：如果你的丈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给他食物、水、爱，或许加上祈祷，但要保持距离，耐心等待，希望一切都好——

    如果他离去，不要用手清理他的遗体。最好退出来，给他飞吻，然后烧

    掉小屋。

    终端宿主的理论是传统观点，可以应用到常规事件过程中，但是还

    要考虑到另一个角度。人畜共患病，从定义上讲，关乎的不只是常规事

    件，其后果的影响也会非同寻常。每次传播就像彩票，由病原体购买，买入方却是一种新的、更为宏大的存在。要超越终端，机会还是渺茫

    的。去没去过的地方，扮演没演过的角色。有时赌徒也能大捞一笔，想

    想HIV。

    14

    2007年底，出现了第五种埃博拉病毒，但这一次发生在乌干达西

    部。

    2007年11月5日，乌干达卫生部收到一份报告，本迪布焦

    (Bundibugyo)发现20例离奇死亡者。本迪布焦是乌干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是新名字，1997年以前是扎伊尔)山区边境上的一个偏远地

    区。一种未知病毒急性感染，要了20人的性命，情况非常突然，其他人

    也有危险。是像引起斑疹伤寒的立克次体属细菌吗？也有可能是埃博拉

    病毒，但起初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病人中很少有出血的。迅速

    收集血样，飞送到亚特兰大的疾病防治中心，在那里进行检测，检测物

    既有能检测所有埃博拉病毒种类的综合性检测物，也有能分别针对四个

    已知的埃博拉病毒种类进行的检测物。虽然四个单独种类检测是阴性

    的，但综合检测中却呈现了一些阳性结果。因此，在11月28日，疾病防

    治中心通知了乌干达官员：是埃博拉病毒，没错，但不是以前见过的亚

    种。

    在进一步的实验中，确认了新型埃博拉病毒与前四种在基因上至少

    有32%的区别。这种病毒被命名为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很快，疾病防

    治中心实地考察队到达乌干达来帮助应对暴发的疫情。通常情况下，他

    们在和国内卫生权威人士一起完成三个主要任务：照顾病人、努力防止

    进一步传染和调查疾病性质。最终的统计是116人感染，其中39人死

    亡。

    也和往常一样，科学团队后来发表一篇学术文章，宣布发现新的埃

    博拉病毒。文章的第一作者是乔纳森·S·汤纳(Jonathan S. Towner)，一

    位疾病防治中心的分子病原体学家，有寻找宿主的实地经验。除了指导

    实验室工作，他还去了乌干达，与反应团队一起做了些工作。在汤纳的

    论文中，除了复杂的分子方法论技术性描述和本迪布焦情况的详细发现

    之外，还有个非常有趣的表述，关于五种埃博拉病毒：“每一种病毒的

    基因组之间都至少有30%~40%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程度大到可能反映

    出它们所在生态区位的差别和进化历史的不同。”汤纳和合著者似乎建

    议不同种埃博拉病毒之间的关键差别——包括致命性的差别，可能与宿

    主体内的生存环境及方式和曾经的生存环境及方式有关。

    本迪布焦事件给许多乌干达人留下了心病，而且他们的心病也是有道理的：乌干达现在遗憾地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承受过两种不同埃

    博拉病毒侵袭的国家(2000年古鲁发现的苏丹埃博拉病毒和2007年发现

    的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也是唯一一个在同一年暴发了埃博拉病毒疾

    病和由另外一种线形病毒引起的马尔堡病毒传染病的国家。[令人毛骨

    悚然的马尔堡接触性传染，于2007年6月发生在一个叫基塔卡(Kitaka)

    的金矿当中，这部分故事到时我也会讲到。]一个国家的运气这样差，也难怪在2007年后期，乌干达民众间流传着谣言、故事和焦虑，也使得

    对真正埃博拉病毒的追踪更为艰难。

    一位孕妇，表现出出血热的症状，产下孩子后离世了。留给祖母照

    顾的孩子很快也离开了人世。很悲伤，但却不罕见；在农村恶劣的条件

    下，婴儿经常死亡。更引人关注的是孩子的祖母也死了。据报告说，一

    只猿猴(黑猩猩或大猩猩？)咬了一只家养羊，感染了它；羊被及时屠

    宰，一个13岁的小男孩剥它的皮，然后小男孩全家生病。不对，是吃了

    一只死猴子。不对，是吃了蝙蝠。多数的传言都不够确凿，但它们的流

    传和主题反映了人们对人畜共患病的广泛和直觉性理解：人类和其他物

    种的关系，无论野生还是家养的，一定或多或少是疾病祸水的根源。在

    12月初，后来又在2008年1月，都有关于国家边远区域出现疑似动物

    (猴子和猪)死亡的报告。其中一个报告也有狗被垂死的猴子咬了之后

    就死去的情况。狂犬病？埃博拉？卫生部派人去收集标本并进行调查。

    一个月后我去坎帕拉(Kampala，乌干达首都)拜访卫生服务理事

    山姆·奥克威尔(Sam Okware)博士时，他说：“然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疫

    情——恐惧。”奥克威尔博士同时也担任国家埃博拉病毒特别小组主

    席。“这是最难控制的，”他说，“这个新疫情是恐慌。”

    他解释道，这些都是偏远的地区。村庄、群落、小镇，森林环绕。

    人们主要靠野生动物为生。本迪布焦的疫情暴发时，人们都不愿和该地

    区的居民接触；经济停滞；外界不接受他们的钱币，怕携带病菌；主要

    城镇的人口流失；银行关门。当病人恢复(如果幸运到能恢复的话)，从医院回到家中，“他们又被回避，房子也被烧了”。奥克威尔博士是位

    瘦瘦的中年男子，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讲到乌干达受重创那年时，他

    长长的双手在空中挥舞示意。本迪布焦事件，据他所说，比起受到的关

    注而言，其实更为“隐伏”，在卫生官员们费力地理解问题时，它还在不

    断加剧。还有五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他开始一一列出：(1)为什么

    每家只有一半的人数受感染？(2)相比其他种类的埃博拉病毒，为什

    么这次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如此少？(3)为什么这个病毒在本迪布焦地

    区分布如此不均，有些村庄有，而有些没有？(4)这些感染是通过性

    接触传播的吗？说完这四个，他顿了顿，一时想不起第五个未解决的问

    题了。

    “宿主？”我启发道。是，对的，他说：“宿主是什么？”

    2007年，乌干达的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完成了我们现今所知的埃

    博拉病毒分类和分布情况的全部轮廓。四种埃博拉病毒分布在中非的不

    同地区，在宿主体内出现，感染到人类身上，引发疾病(以及无数大猩

    猩和黑猩猩的死亡)，主要发生在六个国家：苏丹、加蓬、乌干达、科

    特迪瓦、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五种埃博拉病毒似乎是菲律

    宾地方性的，多次通过感染的猕猴传播到美国。但它是如何到达菲律宾

    的呢？埃博拉病毒起源于赤道非洲吗？它能一下猛然跃到菲律宾，而在

    中间地带留下什么痕迹吗？按蝙蝠飞行来算，西南苏丹到马尼拉几乎有

    7 000英里。但没有哪只蝙蝠可以不歇息，一下子飞那么远的。是不是

    真正的埃博拉病毒比我们推断的分布更广？科学家们是不是应该从印

    度、泰国和越南寻找呢？或者，是不是雷斯顿病毒到达菲律宾的方式与

    泰国森林病毒到达瑞士和约翰内斯堡一样，乘飞机去的？

    如果从生物地理学(研究各种生物生活在地球上哪个地区的学科)

    和种系发生学(进化族系的研究)角度来看，有个特征很明显：当前对

    埃博拉病毒的科学了解，在黑暗的背景上，投射了多束针孔状的细光。15

    埃博拉席卷过村庄时，人们(幸存的、丧亲的、受到惊吓但幸免于

    感染的)对这个现象有自己的理解，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恶魔巫术作祟。

    可以粗略涵盖不同民族和语系群体中的信念和实践，也经常用来解释成

    人猝死的原因的一个词是：巫术(sorcery)。

    举一个例子，加蓬东北部伊温多河上游的梅可卡(Mékouka)村，是1994年暴发开始时的金矿营之一。三年后，一位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巴里·休利特(Barry Hewlett)，去村里向村民们了解他们对疫情的看法

    和反应。许多当地人用他们巴可拉(Bakola)语的一个词回答他，说埃

    博拉是“ezanga”，意思是一种吸血术或恶巫术。他希望详细描述下，于

    是一位村民解释“ezanga”是“指跟坏人很像的魔鬼，引发人类疾病”，是

    积累物质而不分享的报应。(这似乎不怎么适用于那个伊温多河上游的

    猎人，他在1994年死亡之前与人分享了大猩猩肉。)ezanga甚至可以通

    过某种方式召唤来对准某个受害者，如扮演巫婆。人们若妒忌某个聚敛

    了巨大财富或权力的邻居或熟人，可以派ezanga去侵蚀那个人的内脏，把他折磨至死。他们告诉休利特，这就是为什么掘金矿工和伐木场员工

    是埃博拉高危人群的原因。他们受人妒忌和厌恨，因为他们没有分享自

    己的财富。

    疫情结束几个月后，巴里·休利特对梅可卡做了回顾性调查。他仍

    然对这个课题很热衷，很关心这个被更多临床研究和应对方法所忽略的

    重要方面，于是在2000年年底乌干达古鲁疫情还在继续时就赶到了现

    场。他发现那里主要的族群，阿乔利(Acholi)人，也有意将埃博拉病

    毒引起的疾病划归为超自然力量。他们相信一种叫“gemo”的邪恶灵魂，有时会像一阵风般扫过，引发一波波离奇的疾病和死亡。埃博拉不是他

    们遇到的最早的gemo。休利特了解到，阿乔利人之前已经感染过麻疹

    和天花了，也是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的。多数人似乎认为这样的恶魔探访本来就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但几位长者告诉休利特，对自然诸神

    不敬会引来gemo。

    一旦认定了是gemo，不是社区里突发的小病情，按阿乔利人的文

    化传统，要下令进行一项特别行动计划，其中有些对控制传染性疾病非

    常得当，无论你是相信恶魔还是病毒。这些行动包括将每个病人隔离于

    自己住所之外的房间里；依靠感染幸存者(如果有的话)来照顾病人；

    限制将受感染病人从一个村庄向其他村庄转移；戒绝性关系；禁止食用

    腐烂或熏制的肉类；暂停普通的埋葬仪式，因为其中有一项是开棺，然

    后每位悼念者列队对死者进行最后的“爱的抚摸”。跳舞也被禁止。这样

    的传统阿乔利限制行为(加上乌干达卫生部干预和疾病防治中心、无国

    界医生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可能帮助古鲁疫情在进一步恶化

    之前受到抑制。

    “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学到好多，”巴里·休利特有一天在加蓬告

    诉我，“学习他们长时间以来是如何应对各种传染病的。”他说，现代社

    会已经丢失了那种古老但历经痛苦后获得的文化知识的积淀。而我们依

    靠的是疾病研究的科学家们。分子生物学和传染病学是很有用，但其他

    传统知识也是很有用的。“让我们听听这里的人们说什么，查明发生了

    什么。他们已经有长期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了。”

    休利特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专职教授，有20

    年的中非实地考察经验。在利伯维尔的一个国际埃博拉病毒会议上遇见

    他之前，我们都分别去过受该病毒困扰的另一个村庄——刚果共和国的

    牧博莫(Mbomo)，位于奥扎拉国家公园的西边。牧博莫离蒙比利河和

    莫巴·贝不远，就是那些我看到比利·卡雷什试图麻醉大猩猩的地方。牧

    博莫的暴发开始于2002年12月，很可能就是处理受感染大猩猩或羚羊的

    猎人携带的，传播到了至少另外两个村庄。我和休利特在牧博莫的体验

    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是在暴发时来到村庄的。他开始询问打听时，油

    脂还在锅里冒烟呢。休利特了解到，之前有一个病人被从村庄诊所里拉了出来，因为他

    家人不相信医生的埃博拉病毒的诊断，更愿意指望传统治疗方法。在没

    有医护人员照顾，传统方法也未能见效后，该病人死去，于是事态才严

    峻起来。传统治疗师宣布这个人是受巫术毒害，作恶者是他的哥哥，一

    个在附近村子工作的成功人士。哥哥过去是个老师，后来“升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