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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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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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是关于经济管理的书籍,主要讲述了人类实现富足可以从创新技术,慈善家以及10亿人这四个力量着手。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内容简介
实现生活富足是人类最大的挑战,本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奋起迎接这个挑战。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少数特权阶层的生活就与贫苦大众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传统观点认为,这种鸿沟是无法弥合的,但是事实是,它即将开始弥合,而且速度将会非常之快。在本书中,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有力地阐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无限计算能力、宽带网络、数字制造、纳米材料、合成生物等指数型增长的科学技术,指出这些技术将使人类在未来20年内获得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将要远远大于以往200年所取得的。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够满足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了,而且很快就能更进一步。富足时代已经触手可及了。戴曼迪斯和科特勒把人类的需要分成了水、食物、住所、能源、教育、医疗和自由等几大领域,然后介绍了几十位创新者和行业翘楚,他们分别在各领域里开拓创新。例如,迪恩?卡门的“弹弓”,可以把受污染的水、海水,甚至粪水净化成饮用水,每升所需成本不到1美分。
迪克森戴斯波米亚的“垂直农场”能够比传统农业节省80%的土地、90%的水、100%的农药和几乎100%的运输成本。对于弥漫于当今世界的悲观情绪,本书堪称一剂动人心魄的解毒灵药。两位作者阐述了4大力量:指数型增长的技术,“DIY”创新者、科技慈善家和崛起中的10亿人,是如何“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的。戴曼迪斯和科特勒描绘了这4大力量令人惊叹的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明确的变革目标,为政府、行业和企业家设定了战略路线图,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保持乐观心态的理由。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作者信息
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 全球商业太空探索的领军人,共创立了十几家商业太空探索公司,已将8位顾客送上了国际空间站。 X大奖创始人。戴曼迪斯创立了X大奖基金会,用X大奖的形式鼓励私人太空探索。此后,为了激励人们的创新活动,X大奖基金会在环保、汽车、健康等领域陆续设立了X大奖。 奇点大学执行主席。戴曼迪斯和库兹韦尔提出:要聚集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让他们学习最前沿的未来科学,去解决世界上最宏大的问题。因此,两人共同创立了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有“全球性”和“指数型”思维方式的人才。 斯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 l 流动基因组计划创始人之一、总裁,作家及优秀记者。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精彩内容
以前,手机的市场秩序是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制定的,苹果一出现,规则就改变了。以前运营商的通道能够控制内容的分发,苹果说不能这么玩,我来做个应用商店,什么东西放到用户的手机里,由我说了算,运营商因此被迫改革。中国有这样气魄的公司太少了;但是我在美国却看到一堆这样的小公司,只有10个人,甚至只有2个人,却一心想着要找到科技作为杠杆,改变游戏的规则,改变这个产业,进而改变这个世界。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截图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2014年4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
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
著者:(美)彼得?戴曼迪斯 史蒂夫?科特勒
字数:362000
电子书定价:47.99美元
Abundance: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
Copyright ?2012 by Peter H. Diamandis and Steven Kotler李嘉诚的这本案头书,讲些什么
2014年4月25日 16:16-周末?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煜全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未来趋势专家
吕林荫 解放日报记者
前不久,有媒体记者在采访李嘉诚时,拍摄了一张他在办
公室里工作的照片。
办公室一角,堆放着他近期正在翻阅的书籍,有中文书,也有大量英文书籍,其中一本叫《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
力量》。
李嘉诚的这本案头书,展开的是一段关于人类未来的畅
想。近日,本书中文版出版。 有许多事情没有发生,仅仅因为人们不相信那是可能做
到的
我注意到这本书,倒不是因为它是李嘉诚先生的案头书。
不过我猜测,李嘉诚先生注意到它,与书的作者戴曼迪斯有一
定关系。
戴曼迪斯是美国奇点大学创始人之一。他用设立奖金的办
法来鼓励人类的重大科学创新,这个奖项的名称叫“X大奖”。
在戴曼迪斯设立X大奖之前,几乎所有著名奖项犒赏的都是已
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诺贝尔奖。而X大奖独树一帜,它每次设
立一个目前人类社会尚未实现的目标,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实
现该目标的个人和民间团队可以捧走1000万美元甚至更多奖
金。
第一个“X大奖”授予了美国航天工程师伯特?鲁坦设计的私
人航天飞船“太空飞船1号”。此后,“X大奖”又开始寻找能够从
煤电厂排放物中捕获最多二氧化碳,并将之制成最有价值产品
的团队;谷歌公司资助的“月球X大奖”招募第一个把机器人送
上月球的私人团体,奖金3000万美元。虽然并不是每个大奖都
会被顺利领走,不过它确实推动了月球车和另外一些科技项目
的快速发展。
戴曼迪斯刚开始做这些事情时,也不断遭受质疑。不过他
坚信,有许多事情没有发生,仅仅是因为人们不相信那是可能
做到的。
实现“富足”的未来,有4个驱动因素
这个善于大胆设想未来的人,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富
足”的未来是一个金字塔,有三个层次。金字塔的底层是食
物、水和住所,第二层是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教育,最上层
则是健康和自由。在作者看来,这个“富足”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而要实现这个未来,他总结了4大力量或者称为驱动因
素。
第一是技术。作者谈到了能源问题,人们始终担心能源枯
竭的问题,而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结果是地球直接接受
太阳照射的能量,超过我们现在所有需求能量总和的5000倍以
上。也就是说,如果太阳能技术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能源问题
很可能迎刃而解。听说美国有个计划,到2050年,50%的能源
消耗被可再生能源替代,如果真的做到,人类的未来就很光明
了。
第二是DIY创新者。过去,新产品往往出现在大公司,比
如世界500强企业。现在很多个人都做得到,“X大奖”正是在鼓
励这样的创新者。
第三是科技慈善家。像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是用商业的原
则来指导的,他们做项目的方式特别简单明了。你说要扶贫,那你告诉我,要扶持多少人?多长时间能帮助他们脱离贫困?
能不能维持下去?然后我来考量行不行得通。这就是中国古人
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第四是崛起中的10亿人,指的是社会里最穷的那些人。最
典型的例子是格莱珉银行,就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在这么贫穷
的地方,本来人们认为提供银行服务是没有意义的;但那里的
银行不光赚了大钱,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商业信用都很好,没有多少坏账率,所以利润很高,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把上一代人未完成的那一环接
过来
作者讲得在理;但我对他的总结不太满意。如果让我来总
结,就是三条:人、科技和制度。当这三者或四条都具备时,“富足”就能实现了吗?我想,还需要一些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作者讲到的“Disruptive”,即“破坏性创新”中的“破坏性”。
什么是“破坏性”?就是由于“我”的出现,改变了市场规
则,在“我”的基础上重建市场秩序。
以前,手机的市场秩序是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制定
的,苹果一出现,规则就改变了。以前运营商的通道能够控制
内容的分发,苹果说不能这么玩,我来做个应用商店,什么东
西放到用户的手机里,由我说了算,运营商因此被迫改革。中
国有这样气魄的公司太少了;但是我在美国却看到一堆这样的
小公司,只有10个人,甚至只有2个人,却一心想着要找到科
技作为杠杆,改变游戏的规则,改变这个产业,进而改变这个
世界。
当初联想老总柳传志提出口号,不做“技工贸”,要做“贸工
技”,即先学贸易,再办工厂,最后搞技术研发。结果联想发
展起来了。过去30年里,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从“贸”走到
了“工”,但并没有真正走到“技”。未来30年,我们这一代人的
使命,是从柳传志那里把上一代人未完成的那一环接过来。如
果我们能把这一步走好了,中国的未来就一定非常美,“富
足”就真的能在我们国家实现了。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美]彼得?戴曼迪
斯、史蒂芬?科特勒著,贾拥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湛庐文化
策划出版)
李嘉诚怎样读书
谈到读书,李嘉诚曾说:“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这
对我都有用,今天有用,明天也有用。所以,很多大事来的时
候,我也能解决。”抗战期间,日军侵占香港,这段岁月是李嘉诚一生中最艰
难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子的他孤身留在香港赚钱,以维持在
家乡的母亲和弟妹的生活。这三年八个月,被他称为 “一生之
中最重要的岁月”。“我现在仅有的少少学问,都是在这期间得
来。当时工作清闲,同事们爱抱团打麻雀,而我捧一本《辞
海》,一本老师用的教本便自修起来,书看完卖掉再买旧
书。”
人家说读书是求学问,而李嘉诚笑言自己是“抢学问”,争
分夺秒地把古圣贤书一笔一笔抄写在旧报纸上,加深记忆。
李嘉诚习惯睡前看书,看到精彩处,会舍不得放下,继续
追看,直到把文章读完才肯关灯休息。他说:“自言到今天,没有一天不看书,除了小说,文、史、哲、科技、经济方面的
书都有读,我从不间断读新科技、新知识的书籍,不至因为不
了解新讯息而和时代潮流脱节。”
他读书的方法是每季度读一个专题,比如一季度攻读哲学
专题,二季度又专读佛学专题,三季度研读人文历史专题……
专题读书法既保证读书的深度,每个专题都能博采众家之长,又确保涉猎知识的广度。86岁的李嘉诚,从早年创业至今,一
直保持着两个习惯:一是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书。非专业书籍,他会抓重点看,如果跟公司的专业有关,就算再难看,他也会
把它看完;二是晚饭之后,一定要看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电
视,不仅要看,还要跟着大声说,因为“怕落伍”。前 言
黎明前的曙光
历史的视野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快速浏览一下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就足以
让任何人紧张万分。近来,各种形式的媒体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让人很难 忘记那些头条新闻所传达的信息。而且更糟糕的是,在
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塑造成的人类大脑,早就变得对所有潜在危险都特别
敏感。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探讨这种悲剧性的组合对人类的
感知能力造成的深层影响。确实,这种组合扼杀了人类接收好消息的能
力。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情况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挑战,因为我们想通过
《富足》这本书给读者传递一些好消息。本书的核心任务是,逐一考察
各种确凿的事实、科学、技术,以及正在迅速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趋势
和经济力量。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地以为一切将会一帆风顺,途中不会
碰到任何障碍。我们十分清楚,肯定会经历许多激烈动荡的时刻:经济
崩溃、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高谈阔论“富
足”这个概念似乎显得太不着边际、太不合时宜,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
荒谬。但是,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尽管有顺境,也有逆
境,但是人类毕竟一直走在前进的道路上。
20世纪,我们不仅见证了令人惊喜的进步,也目睹了无法言表的悲
剧。1918年,流行性感冒演变成了一场瘟疫,导致5 000万人奔赴黄
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夺走了6 000万人的生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世界各地还发生了无数次海啸、飓风、地震、火灾、水灾和蝗灾。
然而,尽管风雨飘摇,婴儿死亡率却在这个时期下降了90%以上,产妇
死亡率更是下降了99%。同一时期,从总体上说,人类的预期寿命也足
足增加了一倍。在过去的20年内,美国虽然经历了许多次巨大的经济动
荡,但是今天,即使是最贫穷的美国人也拥有电话、电视和抽水马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算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富豪,也不敢奢望这三件
奢侈品。事实上,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所有衡量指标都表明,生活品质
在20世纪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因此,尽管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肯定还会出现无数足以令人心碎的悲惨事件,尽管各种媒体上还会继续充斥着
令人惊恐不安的头条新闻,但是,全世界民众的生活水平仍然还会持续
改进。这就是本书将要阐明的核心观点。
为什么你应该关心
这是一本阐述如何提高全球民众生活水平的书。全球范围内,最迫
切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地方,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这就引出了第二个
问题:生活在发达国家的美国人,为什么应该关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呢?说到底,美国自己也正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难题。例如,无论是失业
率还是房屋止赎率,都在不断飙升。暂且撇开人道主义的因素不论,我
们是不是真的应该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个事业上——为迈向一个全球富
足时代而努力?
答案非常简单:是的,应该。人类早就挥别了小国寡民、老死不相
往来的时代。在今天的世界里,在“别处”发生的事情,也会对“这里”产
生影响。流行性疾病根本不会“尊重”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恐怖组织的活
动更是遍及全球,而人口“过剩”也是一个与所有人都有关系的问题。那
么,什么才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提
高全球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一个国家越富裕,民众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健康,那么这个国家内部出现暴力冲突、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概率就
越低,这个国家的社会动荡殃及邻近国家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在这种国
家内,由于政府稳定有力,即使发生了某种传染性疾病,也能够在它扩
展为全球性的传染病之前把它控制好、消灭掉。此外,还有一个额外的
好处就是,生活品质和人口增长率是直接相关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后,婴儿出生率便会下降。因此,我们要强调的要点是:在今天这
个“超链接化”的世界里,解决好任何一个地方的问题,也就等于解决了
所有地方的问题。
再者,人类所拥有的应对重大挑战的最重要工具,正是心灵。现
在,信息通信革命正迅速蔓延到全球。在未来的8年内,活跃在网络上
的人口将新增30亿,这些人都会参与全球对话,并为全球经济做出贡
献。在过去,我们是无法接触到他们的想法的;在未来,他们的想法将
会带来无数能够造福全人类的新发现、新产品和新发明。
两个心灵的结晶本书的两位作者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相识于2000年。当
时,科特勒为《智族》杂志(GQ)撰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X大奖。
戴曼迪斯非常赞赏科特勒的写作风格,便向科特勒提出了一个建议——
共同撰写一本有关“富足”概念的著作。戴曼迪斯在创办和管理X大奖基
金会(X Prize Foundation)、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的过程
中,以及在研究创新及指数型增长技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
富足的理念。而科特勒也早已有了类似的想法,在本书中,科特勒为读
者提供了他在神经科学、心理学、科技、教育、能源、环境等领域的独
特观点和专业知识。这本书是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同心协力
完成的,对于书中的所有思想和内容,两人都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
彼得·戴曼迪斯
史蒂芬·科特勒目录
前 言 黎明前的曙光
第一部分 观点
01 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02 建造富足金字塔
03 悲观源于我们的“认知偏差”
04 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第二部分 指数型发展的技术——实现富足的最重要力量
05 雷·库兹韦尔与奇点大学
06 奇点越来越近
第三部分 实现富足的另外3种力量
07 “DIY”创新者
08 科技慈善家
09 崛起中的10亿人
第四部分 建造金字塔底层
10 合作的工具
11 水
12 养活90亿人的3大对策第五部分 建造金字塔的中间层和顶层
13 能源
14 教育
15 健康
16 自由
第六部分 奔向富足
17 让创新与突破来得更猛烈些
18 风险与失败
19 下一条路在哪里
附录 1 各领域参考原始数据
1 水与卫生设施
2 食物与农业
3 卫生与医疗保健
4 能源
5 教育
6 民主
7 人口与城市化
8 信息通信技术
9 慈善事业
10 去物质化与去货币化11 指数型增长曲线
附录 2 技术指数型增长的危险
1 为什么说未来可能并不需要我们介入
2 生物恐怖主义
3 网络犯罪
4 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失业问题
5 势不可当
译者后记
赞 誉01 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只要拥有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那么无数曾经被认定为不可能的事情将来都有可能变
成现实:地球上90亿人喝上干净的水,住上自己负担得起的住房,个性化的教育,顶级
的医疗护理,用之不竭的无污染能源。如果真能如此的话,那将是一幅怎样的美景啊!铝的教训
加伊乌斯·普林尼·西塞留斯·塞坤杜斯(Gaius Plinius Cecilius
Secundus),常被人们称为老普林尼或大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
公元23年出生于意大利。老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初期的海军和陆军司令,后来又成了一名作家、博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他的著作当中,最著
名的是《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也译为《博物志》)。《自然
史》包罗万象,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总共有37卷。这部巨著的内
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中有1卷是关于宇宙学的,1卷是关于农业
的,1卷是关于魔术的,4卷是关于世界地理的,9卷是关于动植物的,还有9卷是关于医药的,最后几卷是关于矿物学的。在其中的第35卷
《地球卷》中,老普林尼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金匠向古罗马皇帝提比
略(Tiberius)进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餐盘的故事。
这个盘子真是一件令人目眩神迷的绝妙的东西,它是用一种全新的
金属制作而成的,质地很轻,闪闪发光,几乎与银一样亮。这个金匠声
称,制作盘子的金属是他从普通的黏土中提取出来的,当然,他采用了
一种神秘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只有上帝和他知道。金匠没有料到的是,这个皇帝是罗马最伟大的统帅之一,他是一个战争狂,征服了今天欧洲
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个过程中积聚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他同时也
是一位财务上的行家里手,因此他很清楚,如果人们突然之间都转而青
睐于这种闪闪发亮的新金属,而不再喜欢黄金,那么他的财富将会严重
缩水。“因此,”老普林尼在书中写道,“提比略并没有给这个金匠预期
的奖赏,而是下令将他斩首了。”
这种闪闪发亮的新金属就是铝。毫无疑问,这个金匠成了无头冤魂
是全世界的损失,直到差不多2 000年之后,铝才被再次发现,那已经
是19世纪早期了。在那个时候,铝仍然非常稀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
价值的金属。在拿破仑三世为暹罗国王举办的一个宴会上,只有贵宾才
有资格使用铝制餐具,而其他的宾客则只能使用黄金制作的餐具。
铝之所以如此珍贵、罕见,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化学提炼过程极为复
杂。从技术上讲,铝元素仅次于氧元素和硅元素,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
富的第三大元素。铝元素的总重量达到了整个地球重量的8.3%。今天,铝已经变得非常便宜了,它随处可见,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可以随用随弃的东西。但是,拿破仑三世的宴会却证明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由于铝是一种高度亲氧的元素,在自然界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纯金属铝。
铝元素通常都与其他元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铝氧化物和铝硅酸盐的
形式存在于一种叫做铝土矿的黏土状的矿物当中。
虽然铝土矿的含铝量达到了52%,但是,从中分解出纯铝却是一件
十分复杂而难度又极大的工作。不过,在1825—1845年间,汉斯·克里
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和弗里德里希·维勒(Friedrich
Wohler)发现,高温加热无水的氧化铝与钾汞齐,然后通过蒸馏作用除
去汞,留下的“残渣”就是纯铝。在1854年,亨利·圣–克莱尔·德维尔
(Henri Sainte-Claire Deville)首次实现了萃取铝的工业化生产,使生产
成本下降了90%。即便如此,在那时,铝仍然价格不菲,而且供货量极
少。
在1886年,美国化学家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和
法国人保罗·埃鲁(Paul Héroult)几乎同时独立地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突
破性地提炼铝的技术——电解法,从而改变了一切。霍尔–埃鲁电解法
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生产电解铝的方法,即利用电力把铝从铝土矿
中分解出来。突然之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大量获得这种廉价
的、轻便的、柔韧性极好的金属材料了。
在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倒霉的金匠被砍头这个情节之外,其实也没
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故事随处可见:原
本非常稀有的某种资源,一旦找到了某种革新的方法,就变得十分丰富
了。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事物的稀缺性是依赖于环境的。试想一下,假
如有一棵硕大无比的橘子树,树上挂满了橘子,当我把较低处的橘子都
摘光时,我就摘光了我所能够得着的地方的所有橘子,那么,受我目前
能力所限,橘子对我来说就变成一种稀缺资源了。但是,如果有人使用
了一种新的技术,发明了梯子,那么,突然之间我又能摘到更高处的橘
子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由此可见,技术是一种解放资源的机制,它
可以把过去相当稀缺的资源变得十分充裕。
在这里,不妨再展开说一下,让我们来看看那个经过精心规划的马
斯达尔城(Masdar)吧。如今它正在建设当中,由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
司(Abu Dhabi Future Energy Company)承建。这个新城紧邻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市,外围有炼油厂和飞机场,将会有5万居民入住,另外,还将会有4万人在那里工作。根据规划,马斯达尔城将达到零废
物、零碳排放的标准。在这个城市里,将不允许任何一辆汽车行驶,也
不允许燃烧任何矿物燃料。在欧佩克组织(OPEC)内,阿布扎比是第4
大石油生产地,它的石油储量占目前所探明的全球石油储量的10%。
《财富》杂志曾经把阿布扎比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
使这件事情变得十分有趣:石油大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愿意花上200亿
美元来建造全世界第一个后石油时代的城市。
2009年2月,我去阿布扎比进行了实地探访,发现它确实非常有意
思。到达那里不久,我就离开了我所入住的酒店,跳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斯达尔城的建筑工地。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时光之旅,我所入
住的酒店是酋长国宫殿酒店,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昂贵的酒店之一。
据我所知,极少数的人愿意花费11 500美元(有些人的预算跟我是很不
一样的),在这个酒店里包一个镀金的套房,住上一晚。而在1960年发
现石油之前,阿布扎比一直都只是一个由游牧者和潜水采珠人所组成的
城市。当出租车经过了一个上面写着“欢迎来到未来之城马斯达尔”的标
牌时,我才明白我已经来到了“未来之城”马斯达尔。我当时还在幻想,在全世界第一座后石油时代的城市里,我应该能够看到类似于在《星际
迷航》中看到的场景。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一片贫瘠的沙漠,上面停
着一些建筑拖车。
在参观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杰伊·威瑟斯彭(Jay Witherspoon),他
是整个工程的技术总监。威瑟斯彭向我介绍了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并解释了造成这些挑战的原因。他说,建造马斯达尔城是基于这样一个
理念,即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星球上”(One Planet Living,简称
OPL)。威瑟斯彭解释道,如果我要想理解“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真正
涵义,那么我必须明白以下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目前人类对地球
的自然资源的使用已经过度了,超出了资源更新能力的30%;第二个事
实是,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过上一般的欧洲人那样的生活,那就需
要3个地球来提供资源;第三个事实是,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希望像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那样生活,那么要满足我们的愿望,则需要5个地
球。“生活在同一星球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倡议,旨在缓解地球资源短缺
问题。
“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倡议是由百瑞诺发展集团(BioRegional
Development,又译为生命区域发展集团或生态区域发展集团)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起的,它由10个核心原则组成。这些原则涉及的范围
非常广泛,从保护本土文化到研发可持续发展的原材料都有,但是从根
本上说,它们的核心无非是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共享资源。
马斯达尔城项目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建设项目之一。在建中的这座
城市是为了后石油时代而设计的,在未来,石油将会短缺,水资源也将
极度缺乏。但是,资源的丰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对的,这正是铝的故事
给我们留下的教益。
即使有朝一日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了石油,但是,马斯达尔城仍然
将沐浴在明媚的阳光当中。阳光是非常充足的。现在已经测定,到达大
气层的太阳能总计高达174拍瓦(1拍瓦即1015瓦)——误差最多上下浮
动3.5%。在这些太阳能中,大约有一半到达了地球表面。目前,人类每
年消耗掉的能源大约为16太瓦(1太瓦即1012瓦,这是根据2008年的数
据计算出来的),然而,每年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能为这个数字的5
000多倍。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认为并不存在短缺问题,而只存在一个
如何利用的问题。
此外,就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而言,马斯达尔城坐落于波斯湾地区
——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而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水星球,地球表面有
70%的地方都覆盖着海洋。只不过这些海洋里的水,跟波斯湾里的水一
样,含盐量太高,不适合人类直接消费或者用来灌溉农作物。实际上,地球上的水,97.3%都是咸水,短缺的只是淡水。那么,未来的淡水又
从哪里来呢?道理是一样的,既然新的技术能够轻易地把铝从铝土矿中
分离出来,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为什么不能发现某种能够淡化海水
的新技术呢?那样的话,马斯达尔城又岂会缺水呢?
因此,要点在于:当我们从技术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时,真正短缺的
资源是很少的,真正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利用资源。可惜的是,占据主流
的观点仍然是: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威胁。
增长的极限
当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资源短缺便一直是许多人关注的一
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当代表述——许多时候它被称为“稀缺模
型”,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时候。在当时,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意识到,粮食产量是以线性形式增
长的,而人口却是以指数形式增长的。有鉴于此,马尔萨斯确信,总有
一天,人类将会无力养活自己。正如马尔萨斯所说:“人口增长的速度
必然远远高于地球所能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
自此以后,许许多多的思想家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到了20世纪60
年代初,社会上似乎出现了某种共识。1966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指出,“现在的人口过剩如同瘟疫一样,但是这种瘟
疫与欧洲中世纪的瘟疫或者那时流行的疾病是不一样的,那时人们对这
些瘟疫和疾病一无所知,而在今天,人口过剩问题是可以通过我们目前
所掌握的方法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解决的”。两年之后,斯坦福大学
的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Dr. Paul R. Ehrlich)出版了他的著作《人口爆
炸》(The Population Bomb),为人类的过度繁衍拉响了更大的一个警
报。不过,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并让人们相信人类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加
深的,则是于1968年召开的一个小型国际会议。
在那一年,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和意大利
实业家奥莱里欧·佩切伊(Aurelio Peccei)把许多当时世界上顶尖的、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家召集到了罗马的一幢小别墅里,召开了一次
会议。这个小团体很快就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闻名于世。
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聚在一起,不仅讨论了人类在短期内所面临的一些
难题,还探讨了人类的长远发展问题。
1972年,他们发表了作为那次讨论的结果的研究报告——《增长的
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迅速成了经典,一下
子就卖出了1 20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几乎所有阅读过它
的人都被吓到了。系统动力学的奠基者杰伊·弗瑞斯特(Jay Forrester)
还特地为罗马俱乐部开发了一个模型,可以用来对世界人口增长率与全
球资源消耗率进行对照分析研究。这个模型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复杂难
懂,但是,它所透露的信息却极易理解:地球上的资源快要用完了,人
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这个报告出版至今已经40多年了。虽然这个报告给出的许多可怕的
预言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就它的基本内容而言,时光流逝并没有冲淡
其重要性。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目力所及的地方找到各种证据,证
明其评估的准确性。14的哺乳类动物如今已经濒临灭绝了,而90%的大型鱼类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地球表面的含水土层正在慢慢地干涸,农
作物赖以生长的土壤也变得过于盐碱化了;石油也快耗尽了,铀的储藏
量也变少了;甚至作为肥料主要成分之一的磷也变得供应不足了。当你
在阅读这几行文字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因饥饿而死去;当你读完这一
段文字时,另一个人却因为过于干渴而与世长辞了(或者因为在口渴难
耐的情况下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死去)。
专家们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70亿了。如果这个趋势不出现根本性
的逆转,那么到2050年,人口将会接近100亿。然而,地球究竟可以供
多少人持续地生活下去?研究地球承载能力的科学家们各自的估计大相
径庭。激进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地球承载能力为20亿人;而执拗的悲观
主义者却认为,地球承载能力仅为3亿人。即使赞同那个最令人振奋的
预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尼娜·费多罗夫[Nina
Fedoroff]最近告诉记者的那样),我们也只能得出如下这个结论:“人
类需要做的是,降低全球的人口增长率,因为地球再也支撑不了更多的
人了。”
然而,有些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却会相当困难。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自上而下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其中最臭名昭著
的一个例子当然是纳粹德国所实施的所谓优生优育计划了。事实上,时
至今日,极个别国家仍然没有从类似的梦魇中醒来。在20世纪70年代中
期,印度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和输精管切除手
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自愿接受这类手术的,而且极
少数人还因为他们的“牺牲”精神获得了奖励,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则都是
被迫的。这项政策最终导致印度当时的执政党失去了政权,而且由此而
引发的论战,时至今日仍然未能平息。
留给人类的似乎只剩下唯一的一个选择了。既然你不能(或者不愿
意)使地球上的人口减少,那么你就必须尽你所能充分利用人们手头上
的一切资源,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利用水平。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
这一点呢?这早就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人
似乎把“生活在同一星球”组织所奉行的那些原则当成了唯一可行的出
路。但是,这个选择一直让我觉得有些困扰。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赞成应该追求更高的效率这个理念,说真的,谁又会反对高效率呢?如果能够
做到耗费得更少,得到的却更多,任何人都不会不喜欢。令我感到有些
不安的是,这种思路强调提高效率就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我一生中做过
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它们也应该是可行的。
我自己现在正管理着一家名为X大奖基金会的非营利性组织。它的
宗旨是:设计并组织各种各样以巨额奖金为大奖的竞赛,促使和鼓励人
们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而投身于各种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的研发活动
中去。在我去马斯达尔城实地探访前的一个月,我还主持了基金会一年
一度以“透视未来”(Visioneering)为主题的理事会会议。在与会者当
中,既有特立独行的发明家,如迪恩·卡门(Dean Kamen)和克雷格·文
特尔(Craig Venter);又有杰出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家,如拉里·佩奇
(Larry Page) 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有全球商业巨子,如
拉丹·塔塔(Ratan Tata)和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在会议
上,他们就如何在能源、生命科学、教育和全球发展等方面实现根本性
突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足以改
变世界的企业甚至行业,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解决了长期以
来被人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完成这种创举的。总而言之,他们这群
人所走过的成功之路表明:应对资源短缺威胁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每个人
都打破头去抢夺现有的资源这块“馅饼”,使得这块“馅饼”变得越来越
薄,而是尽力使这块“馅饼”变得更大。
实现富足的可能性
当然,制造更大的“馅饼”这种思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与
以往相比,我们现在再一次强调的这个思路已经出现了一些关键的不同
点。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用来介绍这些不同点的。这些不同之处可以
概括总结为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的能力已经开始赶上我们的野心
了,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在这个时代,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急剧的
转折期,从现在开始,科学技术将会极大地提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
个男人、女人与儿童的基本生活水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将有能
力为普通民众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只能提供给极少数富
人享用的那些商品和服务,任何一个需要得到它们、渴望得到它们的
人,都将能够享用它们。让每个人都生活在富足当中,这个目标实际上
几乎已经触手可及了。在如今这个充斥着悲观主义色彩的年代里,对于我们的这个宣言,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但是,不可否认,一些划时代的变革正在
悄悄地发生。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无线电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已经非常普
及,它们不但无处不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它们;而且还相当便
宜,几乎每个人都用得起。以非洲为例,他们根本不需要再重走我们西
方国家的老路,非洲的天际没有横七竖八的电话线,因为它跳过了固定
电话时代,直接进入了无线电话时代。在非洲,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一直
在成倍地上升:2000年的时候,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还只有2%,2009年
达到了28%,到2013年,达到70%以上。30年前,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受
教育的机会,也经常挨饿,如今他们却能够使用移动电话与别人联系,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今天一个马塞族勇士所佩带的手机的功能
比25年前的美国总统所使用的手机的功能还要完备。如果他使用的是智
能手机,那么他可以打开谷歌搜索引擎,他能够获得的信息将比15年前
的美国总统还要多。到2013年末,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畅游于万
维网中,获取海量信息,并且利用网络进行即时、廉价的交流互动。简
而言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信息极其丰富,通信手段也非常方便
快捷。
同样的道理,其他新的、划时代的技术的进步,如计算系统、网络
与传感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3D打印
技术、纳米技术、人机对接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也使生活于今天的绝
大多数人都能体验和享受过去只有富人才有机会拥有的生活。更让人欣
慰的是,这些技术其实并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因素。
还有另外三大力量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三大力量都因为技术
的进步而在成倍地壮大,而且每种力量都拥有能够为人类创造富足生活
的巨大潜力。在过去的50年里,一种名为“自己动手去做”(DIY)的革
命一直在酝酿中,但是,直到最近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变成了一种盛行
全世界的潮流。在当今这个世界,那些喜欢在家里摆弄技术创新的爱好
者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改装汽车、自
制计算机等小打小闹上了。如今这些“DIY”型创新者已经触及了过去被
认为是高度机密的领域,比如说,基因工程与机器人技术。更有甚者,现在有一些以“DIY”为宗旨的小团队成功地挺进了过去只有大型企业和
政府才能完成的一些项目,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伯特·鲁坦(Burt
Rutan)凭一己之力飞进了太空,这是连航空巨头们都觉得不可能成功
的事情,然而它却真的发生了。克雷格·文特尔在有关人类基因组序列的研究中,与强大的美国政府展开了竞赛,并一直占据上风。在这些特
立独行的创新者身上新发现的创造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力量中的第一
种力量。
第二大力量源于一类用途非常特别的资源——大量的资金。高科技
革命催生出了新一代富有的科技慈善家,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财富去解
决一些全球性的、与富足密切相关的技术挑战。比尔·盖茨正在向疟疾
宣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正在彻底颠覆教育体制;而
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和潘姆·奥米迪亚(Pam Omidyar)
则正竭尽全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电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言以蔽
之,我们的第二种力量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无可匹敌的科
技慈善家的善心。
最后一种力量则来自那些最穷的穷人。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
通民众,最终也都会被卷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洪流中,随时可能变成被我
称为“不断崛起的数十亿人”当中的一员。为了发挥他们的力量,要完成
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通信网络,而这就需要对互联网、小额贷款和无线通信技术进行整合,改善“穷人当中的穷人”的境况,使
他们变成一股新兴的市场力量。这三大力量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拥有无穷
的潜力。但是,如果把它们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再利用不断进步的技
术放大它们的力量,那些曾经被认定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今都有可能变成
现实。
那么,那些本来不可能、现在变成可能的事情都有哪些呢?
试想象一下吧。一个拥有90亿人口的地球上,人们都能喝上干净的
水、吃上有营养的食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负担得起的住房,都能接受
个性化的教育,都能享受顶级的医疗护理,都能使用无污染且取之不尽
的能源,那将是一幅怎样的美景!建立这样一个更美好的地球是人类面
临的最大的挑战。本书下面所叙述的故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这
样的生活。02 建造富足金字塔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这两个指标都很难用来定义富足,戴曼迪斯提出的关于富足的金
字塔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富足金字塔由三层构成:最底层是水、食物、住所,中间层包括丰富的能源、充分的受教育机会、便利的信息通信技术,最高层则是健康与
自由。富足的定义
富足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愿景,在开始阐述何为富足的生活之
前,必须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为了界定富足的含义,许多经济学家
都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即从贫困入手来给富足下定义,但是这
种方法可能有些取巧。美国政府在给贫困下定义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
指标,分别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标是用来度量那些收入
低于一定标准的人的收入的;相对贫困指标所衡量的则是个人在一定时
期内的经济收入与同一时期所有人的平均收入相比的相对水平。但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来定义富足,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因为富足是一个
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的愿景。
举例来说,在2008年,世界银行修改了国际贫困线(绝对贫困的衡
量尺度)的标准,从它长期以来的“一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调整为“一
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根据这个标准,如果某个人每星期工作6
天,一年工作52个星期,能够赚得390美元,就不算一个绝对贫困者。
但是,就在同一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本土的48个州(阿拉斯加与夏
威夷的数据略微有些不同)共有3 910万人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不
过,他们的年收入却可能“高达”10 400美元。很显然,不同国家、不同
组织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如何缩小这些差距是
一个难题,而如果你的兴趣在于为减少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设定一个统
一的目标,那么就必须克服这个难题。
相对贫困指标也有问题。如果不能用赚得的钱买到你所需要的东
西,那么,你的收入与你的邻居们相比,到底处于何种水平也就显得无
关紧要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是不是很容易
就可以获得?这种易获得性也是决定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
是,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却依不同的地区而定,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存
在着巨大的差异。今天,大多数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美国人都拥有电视
机、电话、电灯、自来水和室内排水管道系统。而大部分非洲居民却享
受不到这些基础设施。如果你能把生活于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穷人所享受
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全部平移到那些日平均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索马里
穷人身上,那么,这些索马里人马上就会变得“富可敌国”。这也就意味
着,现有的相对贫困指标无益于全球统一标准的制定。而且,这两个指标都很容易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还会
失去原来的意义。今天,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仅远远
领先于大部分非洲人,也远远高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富裕的美国人。如
今,99%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都能用上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
至少一台电冰箱;95%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
88%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拥有一部电话;71%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
国人拥有一辆汽车;70%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甚至还用上了空调。
初看起来,这些东西似乎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100年前,就连亨
利·福特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跻身于全
球最富行列当中的人,也只能享受到这些奢侈品当中极少的一部分。
富足金字塔模型
或许,定义富足更好的方法是从我们在这之前没有讨论过的一些东
西入手。我并没有谈到川普大厦(Trump Towers)、梅赛德斯–奔驰与
古驰。与其说富足意味着使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过上奢侈的生活,还
不如说它意味着要保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可能生活下去。而要做
到这一点,则需要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至少拥有基本生活资料——
甚至还要更多一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阻止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在全世界,每分钟都有7个人因饥饿而死亡、有3个人因饮用了受污染的
水而去世、有3个人死于空气污染、有两个人死于疟疾,而这些悲剧原
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能够提供食物救助、提供干净的水、净化
室内空气、消灭疟疾。从根本上说,一个富足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一切皆
有可能的世界: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
有事做,而不是整日为生计奔波,勉强度日。
虽然上面这些想法仍然显得太过模糊,但是,有了这些想法就已经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始了。为了进一步明确富足的含义,不妨先让我们
看一下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著名
的金字塔型需求层次理论。我们的想法也分层次,与这种金字塔型理论
有相似之处。在1937—1951年间,马斯洛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他是一
个很有进取心的人,在此期间,他还拜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和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为师,不断刻苦钻研。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把精力集
中于解决各种病态心理问题,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人的心理潜能。马斯洛
则不同,他认为本尼迪克特和韦特海默是两个非常“杰出的非凡人物”,因此他开始研究他们两个人的行为,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两
位变得如此成功、如此非凡的。
日复一日,马斯洛还研究了许多其他“达到了人类最高境界”的人的
行为特点。爱因斯坦、罗斯福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等人都成了马斯洛细心研究的对象。马斯洛希望在这些人身
上找到某种共同的心理特质,从他们的经历中发现有助于他们获得成功
的一般性的环境特点,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获得旁人无法企
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而其他芸芸众生则只能一生挣扎,却始终无
法突破。
为了阐明他的思想,马斯洛创立了他的“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这
种理论的图示呈金字塔状。在这个理论的金字塔里,包含了人类五个层
次的需求——在金字塔的最高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某个人想完全
发挥自己潜能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各层次的需求
是递进型的,只有在前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进入下一层次
的需求。正因为这个原因,像对空气、水、食物、温情、性和睡眠等生
理上的需求构成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紧接着的一层是对保障、安全、法
律、秩序和稳定等安全上的需求。在他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中间那一
层需求是对家庭、人际交往、感情和工作等的需求,这是爱与归属的需
求。再往上一层是对成功、地位、责任与名声等尊重的需求。而在金字
塔的最高层则是对个人发展与自我实现等“自我实现的需求”——只有在
这一层次上,一个人才真正实现了自我发展的目标和服务社会的宏愿。
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金字塔相比,富足金字塔稍显扁平,但
是,在构筑富足金字塔时,我们也有与他相类似的理由。这个金字塔分
为三层,最底层由水、食物、住所以及其他与基本生存问题相关的东西
构成;中间那一层则为丰富的能源、充分的教育机会、便利的信息通信
技术等能够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各种“催化剂”;最高层则是为健
康与自由保留的,健康与自由是促使任何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核心的
两个先决条件。
下面,就让我们更近距离地看一下这个富足金字塔吧。
底层:水、食物和住所在富足金字塔的最底层,创建全球富足意味着满足人类单纯的生理
需要,即提供足够的水、食物和住所。每个人每天都能喝上3~5升干净
的水,吃上2 000卡路里或更多营养均衡的食物,这也是生活于地球上
的每个人要保持最佳的身体状况每天所必需的水和食物。同时,还要确
保每个人都能通过个人饮食或服用其他补充剂的形式,吸收全面而均衡
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人体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举例来说,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一定量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A,就可以有
效地预防儿童失明症。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增加25升水,这是每天洗
澡、做饭和清洁必需的。目前还有8.37亿人生活在贫民窟里,根据联合
国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到20亿。因此,必须为
他们提供坚固耐用的住所,以防范恶劣的天气,在住所里还必须配备电
灯、通风设备以及卫生设施。
在发达国家,这似乎不算什么,因为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有机会拥
有这样的住所。但是,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翻天覆
地的变化。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入手,来讨论其中深
层次的原因。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巨大
挑战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点。恰恰相反,它们往往像一排排多米诺骨牌
一样聚集在一起。推倒其中一张,所有的骨牌都会倒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战胜了其中的一个挑战,那么就很可能连带着战胜其他的挑
战。这将构成一个正反馈的环路,带来极大的正收益。更可喜的是,这
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正反馈效应还将远远超越国界——这将为发展中国家
民众提供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同样也会提高发达国家民
众的生活质量。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更细致地讨论富足金字塔之前,为了让读者更
好地理解,我们先来深入探讨一下,为生活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提供
干净的水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至今仍有10亿人不能喝上安全的饮用水,还有
26亿人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设施的环境中。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住院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这些水要么沾染了致
病细菌,要么受到了有毒化学物质或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的统计,仅仅是这些污染物当中的一种——某种能导致腹泻的细
菌,就可以解释全球4.1%患者的致病原因;更严重的是,它每年还要夺去180万儿童的生命。现在,许多穷人都拥有了手机,但是他们却没有
干净卫生的厕所可用。当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拥有的水资源质量,还不
如古罗马人。
那么,如果顺利地解决了水的问题,又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根据
太平洋研究院(Pacific Institute)彼得·格雷克(Peter Gleick)的计算结
果,到2020年,估计将会有1.35亿人因为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没有
合格的卫生设施可用而死亡。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意义非常重大。首
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干净的饮用水能够拯救许多人的生命。而这也
意味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每年不再需要浪费掉5%的国内生产
总值了。因为水源过于肮脏,这些地区现在不得不花大量金钱用于卫生
保健和劳动力转移,更不用提因此导致的生产力损耗了。同时,人体如
果缺水,吸收其他营养成分的能力就会降低,因此提供干净的水也能帮
助那些正遭受饥饿和营养失衡折磨的人。只要水源得到了净化,一连串
的疾病以及疾病的传播媒介都将会从地球上消失;同样,许多与环境有
关的问题也可一并得到解决(为了烧水而被砍倒的树更少了,为了净化
水而被燃烧掉的矿物燃料也会更少)。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还仅仅只是
一个开始。
现在,在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个以往无可比拟
的优势,那就是信息。我们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关于人口增长
趋势、导致人口增长的动力以及人口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例如,我们都知道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同时我们还知道人口在不断地增
长,因此许多人都担心人类会不会走向一个大灾难。在有些人看来,人
口不断增长的趋势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经常拿这个“对人类生存的
严重威胁”来批评我提出的通过解决水资源问题这样的途径来实现全球
富足的观点,他们认为,我所倡导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其最
终结果只能导致全球人口的大爆炸,从而使我们面临的境况进一步恶
化。
从某种层面上讲,这种说法完全正确。如果目前正面临着缺水威胁
的8.84亿人突然之间都不缺水了,那么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定会活得更
长久,结果自然会出现一个人口峰值。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进化论的
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作为一个物种,智人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大约15万年了,然而直到1900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低于10%。由于父母到
了晚年的时候需要儿女的照顾,所以在那些婴儿死亡率非常高的地方,父母只有通过生育多个小孩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家庭,才能保证自己在晚
年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幸运的是,事情将会出现逆转,而且这是真
的。正如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他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就这个话题所
指出的那样:“为了减少人口,你所应该做的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是改
善人类的健康状况……这两者是完全相关的,当你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后,不出半代人的时间,世界的人口增长率就会下降。”
比尔·盖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过去这40多年来人们收集到
的大量人口数据中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举个例子,今天的摩洛哥是一
个年轻的国家,它有一半多的国民年龄都在25岁以下,其中15岁以下的
几乎占到13。摩洛哥之所以有那么多年轻小伙子,主要是最近一个历
史时期的发展结果,而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71年的
摩洛哥吧,那时,婴儿死亡率比较高,而人的平均寿命则比较低,每个
摩洛哥妇女平均生育7.8个小孩。但是,在水质、环境设施、卫生保健
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妇女权利也得到极大提高之后,这些年,摩
洛哥的婴儿出生率却呈现出了直线下降的趋势。现在每个妇女平均只生
育2.7个小孩,因此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到了1.6%以下——所有这些,都
是因为人们的寿命更长了,身体更健康了,生活也更自由了。
对此,“洗涮涮行动”组织(WASH Advocacy Initiative,这是一个致
力于解决全球水问题的组织)总裁约翰·奥德菲尔德(John Oldfield)是
这样解释的:“控制人口最好的方法是提高孩子的存活率、让女孩接受
教育、随时随地宣传避孕的知识和好处,而在这几点中,最重要的是提
高孩子的存活率。在某些社区,婴儿死亡率一直徘徊在13左右,这样
大多数父母就会选择多生育小孩,其家庭规模明显超过了预期。他们为
了传宗接代而生小孩,为了保险起见而生小孩,为了将来能给自己带来
好运气而生小孩,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最好
的‘计划生育’方法是,消灭天花、利用疫苗预防疾病、使人们免受腹泻
和疟疾的折磨。这或许是违反常识的,但确实是最有效的方法。疾病增
加,就会导致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上升,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婴儿的
出生率上升。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那么
婴儿的出生率也会降低。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水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全世界的饥饿问题会得到缓解,世界性的贫困会减轻,全球性的疾病负担会降低,迅猛的人口增长速度会
放慢,生态环境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孩子们将不再会被拉出课堂去
取水或者采集烧水用的木柴,由此教育水平也会得到提高。现在,许多
地方的妇女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重复去做诸如烧水、捡柴火等
单调的事情,所以只要为她们提供干净的水,那么她们各个方面的境况
——从家庭生活质量到家庭收入,都会好转(因为妈妈们现在有时间出
去找一份工作做了)。但是,最好的一个消息是,解决水的问题所引起
的上述一系列正向连锁反应仅仅是这类共生现象当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巨大挑战就像摆在面前的多米诺骨牌,只要找
到了任何一个解决挑战的方法,都会像推翻任何一张骨牌一样,引起一
连串积极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富足离我们很近,比许多人所认定
的要近得多的另一个原因。
中间层:能源、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
一旦我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进入富足金字塔的下一
个层次。这个层次是能源、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什么要把这三者并
列在一起呢?或者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有什么优势呢?因为这三者的
组合会给人类带来双重红利。从短期来看,它们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
准;从长期来看,它们会为我们铺就一条通往富足的道路,会带来人类
历史上两大最宝贵的资产:专业化和交易。能源为我们提供了手段,使
我们得以完成所要做的工作;教育能促进工人更专业化地工作;充分的
信息或交流不仅能促成进一步的专业化(主要是通过扩大教育机会),还能促使专家之间相互交流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使他们的技能得以推广
开来。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称
的“交易秩序”(又称“市场秩序”或“耦合秩序”):劳动分工的日益深
化,促成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扩张。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也
在他的杰作《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一书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
今天替你缝制了一件兽皮外衣,那么你明天也要替我缝制一件’这种做
法,不但好处有限,而且收益还是递减的。‘但是……让我来制作衣
服,而你就去寻找食物吧’,那么,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是递增的。事实
上,它还有一个极好的特性,即交换甚至不一定非得是公平的。要让以
物易物行得通,两个人不需要提供同等价值的东西。即使交易是不平等
的,也往往仍然能让双方都受益。”在这“三重奏”中,很显然,能源是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制胜法宝,那么,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才能让我们赢得这场比赛呢?就让我们从尼日
利亚开始说起吧。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在那里,一个中
等规模的家庭其成员通常有5个,而且全家人都只能挤在一个狭小的房
间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4盏电灯就能提供足够的照明了。通
常,一只60瓦的白炽灯就足以让我们在灯光下阅读了——但是在今天,同样的亮度我们只需要一只15瓦的灯泡就足够了,而在将来,当
LED(一种发光二极管)技术使用更广泛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将
会更少。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五口之家所需要的能源的情况吧。如果想要保存
适量的新鲜食品和药品,那么可能需要一个容积为453升的电冰箱,它
的能耗为150瓦;一个双头炉灶需要1 200瓦;两把用来通风、降温的电
扇,每把耗能100瓦;1~2台笔记本电脑,每台耗能45瓦,如果我们再
让自己挥霍一下的话,还拥有一台液晶电视机、一台DVD播放器以及一
台收音机,那么,每台电器耗能100瓦(虽然笔记本电脑完全可以取代
这些东西)。另外,再加上5个手机充电器,它们的总能耗为35瓦。这
样一来,一个典型家庭的总能耗大约为1.73千瓦。我们假设每户家庭都
按平均使用时间来使用这些电器,那么,每户家庭每天的最低用电量为
8.7千瓦时。而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能耗的14。(一个普通美
国家庭平均只有2.6个人,而每天消耗掉的能源总计为16.4千瓦时,或者
说,每个人每天平均为6.32千瓦时,这些还不包括为取暖而消耗掉的天
然气与汽油。)但是,这些能源却能给尼日利亚民众的生活带来根本性
的改善。
当然,生活上根本性的改善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双头电
炉灶虽然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家用电器,但是,它能为全球35亿人的生
活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些人原本需要通过燃烧木头、粪便与秸秆等生物
燃料来煮食物与照明。根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36%的上
呼吸道感染、22%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1.5%的癌症都是由于燃烧这
些生物燃料而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所引起的。这个简单电炉灶可以使全
球的疾病负担至少下降4%。
和水一样,电炉灶还是另一个能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东西。联合
国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在非洲,被砍伐的木材当中有90%都被
当作了能源。因此,为人们提供一个电炉灶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濒危的森林,而被保护下来的森林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更
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这里所说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环境为我们提供的免
费服务,具体包括:作物授粉、碳封存、气候调节、水净化、空气净
化、营养扩散、营养循环、废物处理、防洪、病虫害防治、疾病控制,等等。生态系统服务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是,生态系统每年为我们的环境提供的(免费)服务,其价值相当于36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等于全球所有经济体一年的总产值;第二个
原因是,至少在目前,仅仅依靠我们人类自己的能力,还无法提供上述
服务中的任何一种,这一点是我们花费了两亿美元建立起来的实验生物
圈2号已经清晰地表明了的。
但是,电炉灶的优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生态意义上。它还可以让
妇女们和孩子们从收集柴火这种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时间去工
作、去接受教育,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儿童的死亡率、提高妇女的地
位,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权益;因此,采用电炉灶后,还会使人口增长率
下降。单单一只简单的电炉灶就能带来如此巨大的积极变化,读者们不
妨请想想,如果上述提到过的所有家用电器都用起来,一个普通的尼日
利亚家庭每天耗电量真的达到了8.7千瓦时,可想而知,人类能够因此
而得到的好处将何等巨大!
另一个会引起深刻变化的因素是教育。我们必须让生活在这个星球
上的每位孩子都接受教育,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数学运算能力、生活
技能与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当然,有人或许会认为,只教给孩子们这些
东西,似乎太过于单薄了,但是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孩子们如果在小学
里掌握了这4个方面的基本技能,就能为他们日后实现自我完善奠定良
好的基础。而且很显然,这些技能也是实现富足的重要基础。再者,在
这里所说的自我完善的意思也与过去所认为的并不完全相同。如今,世
界上已经出现了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它是一个蕴藏丰富资料的宝库。
要想了解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掌握上述4大基本技能是最大的关键。
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显然,它也是有史以
来促进自我完善的最伟大的工具。
如今,我们之所以要着重强调个人的成长与个人责任,把这两者说
成是最关键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潮流当中。正如
肯·罗宾逊爵士(Sir Ken Robinson)等教育专家反复强调过的,目前,我们担心的并不是教室过于陈旧,而是学位的贬值。他说:“突然之间,学位变成了一文不名的东西,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如果你拥有
一个学位,就等同于你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找不到工
作,那只能是因为你不想工作。”
因此,教育问题具有双重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几
乎不存在任何基本的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即使存在着基
本的教育设施,它们的教育理念也是极其陈旧落后的。今天许多国家的
教育体系也是建立在同样落后的等级观念的基础上的:数学与科学学科
是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其次,艺术学科则排在最末位。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情况,是因为这种教育体系原本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值工
业革命时期,这种教育制度最能让人获得个人成功。但是如今,形势已
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技术文明日新月异,信息经济飞速发展,创新理
念成为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的资源。而现行的教育体系却完全无益于这种
资源的培育。
此外,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是围绕着学习事实性知识的需要而建立起
来的,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可以即时提供关于几乎任何一个事实的
可靠而有效的资料。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目前所学习的许多技
能,实际上是他们根本就用不着的。而被忽略掉的那些技能,恰好又是
他们所需要的。在教会孩子们如何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与好奇心的同时,再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是
保证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越来越快的技术变革的必需且最好的方法。
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即将到来的教育领域的技术变革。与目前所采
取的“一刀切”的教育体制完全不同,将来的教育体系是通过个人电脑
(或者像智能手机这样的个人计算设备)而得以实现的,因而它必定是
去中心化的、个性化的、完全交互式的。去中心化意味着学习不容易被
政府所垄断,也不太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动荡的影响;个性化意味着可以
根据个体的需要与他所偏爱的学习方式进行量体裁衣式的教学。去中心
化和个性化这两者都是教育领域的巨大改进,但是许多人认为,交互性
这个特点所带来的益处才是最大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与一
人一本协会(One Laptop Per Child,简称OLPC)的创办者尼古拉斯·尼
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解释的:“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到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再到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这些哲学家都一致赞成‘干中学’。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如果
你想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你就得更多地去实践。‘一人一本’计划强调的是让孩子们利用微软的工具去探索知识,并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想法
勇敢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给孩子们下学习指令。爱比责任更能征服孩
子。用笔记本电脑代替老师,指导孩子们根据个人兴趣构建自己的知识
体系,同时为孩子们提供相互分享和批评的工具,这样一来,孩子们就
会变成主动的学习者与老师了。”
富足金字塔中间层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信息通信技术。在本书前
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这个主题了,信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再怎么强调
也不为过。在肯尼亚,有一个名为卡致560(KAZI 560)的就业服务机
构,它就是利用移动电话让潜在的工人和潜在的雇主建立联系的。在成
立后的头7年里,卡致560就通过这个移动网络帮助大约6万肯尼亚人找
到了工作。在赞比亚,农民们没有银行账户,他们依靠移动电话去购买
种子和肥料,这使他们的收益大概提高了20%。在尼日尔,2005年的时
候,手机网络成了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食品分配系统,帮助人们有效地避
免了饥荒。2007年,著名的企业管理天才伊希斯·尼扬奥(Isis
Nyong’o,他当时是音乐电视网的高管,如今已经跳槽到了谷歌公司)
告诉BBC,移动电话对非洲的影响“完全不亚于一场民主革命”。
更重要的也许是,手机所引起的这种变化是一种“有机”的变化。移
动电话技术的传播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传统的“推销”。事实上,手机是
像病毒一样迅速地普及开来的,它的流行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完全不可
抗拒。借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话来说吧,是
观念发生了转变。一旦人们了解了这个科技产品,一旦这个科技产品的
价格下降到连普通人也差不多负担得起(之所以说“差不多负担得起”,是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人往往需要依靠小额信贷才能购买手
机),它的使用率就会成倍地增长——就像我们在尼日利亚所看到的那
样。
在2001年,1.34亿尼日利亚人当中,只有50万台固定电话。同年,尼日利亚政府开始鼓励在无线通信领域进行市场竞争,并且得到了市场
的积极反应。到了2007年,尼日利亚已经有了3 000万手机用户,很显
然这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要
记住,受益的不仅仅是尼日利亚人。2009年,诺基亚公司的盈利达到了
10亿美元,该公司表示,这些盈利主要是在非洲市场上实现的。也正因
为如此,到了2010年,当芬兰的这家跨国公司宣布第十亿部手机是在尼
日利亚卖出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人觉得惊奇。顶层:健康和自由
富足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它无所不包,并且关乎所有人。
富足意味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有鉴于此,富足金字塔的最顶端由以下两个概念组成:健康与自由,它
们对加强个人的能力有重要作用。现在就让我们从健康开始说起吧。
如果说个人很重要,那么个人的幸福安康尤其重要。因此,保护个
人的健康、维持良好的卫生保健制度就成了一个富足的世界的核心问
题。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无谓”地死去。因此,有一件事情是确信无
疑的:要建立一个富足的世界,首先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这种悲
剧不再发生。(之所以说这些不幸的人是“无谓地死去”的,是因为这些
人的死亡都由一些完全可以预防或已经能够轻易治愈的疾病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其他严重疾病的诱因之一,全世界每年大概
有200万人因此而丧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导致伤残调整寿命年下降的
所有因素当中,急性呼吸道感染位居第一。患急性呼吸道感染这种病风
险最高的人群是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感染通常没有得到及时确诊。例如肺炎,早在差
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就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疾病了,但是,在所有5
岁以下不幸夭折的儿童当中,病因可以归结为肺炎的仍然占到了19%以
上的比例。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疗肺炎并不需要什么稀罕的特效药物,它们不但廉价,而且唾手可得。这就意味着,主要是诊断和(或)用药
问题。
现在,要进行一次血液检测,必须有无菌器材与专业的医护人员。
很显然,采集一个血液样本并不需要抽取太多血,但是采集到的血液却
必须送到相应的实验室里去检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等待一次简
单的血液检测结果,病人往往必须等上数天时间,有时候甚至可能需要
等上好几个星期。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因为检测费用十分昂贵,而且还因为交通也非常不便,因此使得许多病人无法在发病后第一时间
去医院就诊。更不要说,会有多少人愿意在几周之后专程花时间前往医
院去了解检测结果或者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好消息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它叫做芯片实验室
(Lab-on-a-Chip,简称LOC),利用这种技术即有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芯片实验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便携
式的、手机大小的装置,允许医生、护士,甚至是由病人本人采集体液
样本(比如尿液、唾液或者一滴血),而且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出结果。
利用芯片实验室,一次就可以为数十人进行现场检测(当然,无法同时
为几百人进行现场检测)。“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领域的一位先
驱、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生物工程学与化学教授约翰·麦克戴
维特(John T. McDevitt)说,“它将会为还不曾拥有这种技术的发展中
国家的数十亿人带来健康保证。它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医疗
费用每年都以8%的速度在增长,全国经济总量当中的16.5%都用于卫生
保健事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运用像芯片实验室这样的
个性化的医疗技术,那么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因为过于高昂的医疗费
用而面临破产的危险。”
芯片实验室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拥有强大的采集数据的能力。而且,因为这些芯片全都连上了网络,它们所收集到的信息,比如猪流感的爆
发,可以立即上传到网络上,进行云计算,同时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深层
次的分析。“第一次,”麦克戴维特说,“我们将能获得大量全球性的医
疗数据。它将在阻止新的致命病毒与流行病毒的传播方面发挥出至关重
要的作用。”
更大的喜讯是,芯片实验室只是许多种类似技术当中的一种,还有
许多其他技术也正在开发当中。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发布的一
个报告声称:个性化医疗这一领域——在2001年之前还未出现这一行业
(人类基因组测序常常被当作这个行业诞生的标志),每年的增长速度
高达15%。这个报告预测到2015年,全球个性化医疗市场的规模将会达
到4 520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很快就会有办法、有途径、有动力来评估个人的健康,而这是以前从来不曾出现过的。
富足金字塔的最后一个元素是自由。实现自由似乎是最艰巨的一个
任务,当然,它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
亚·森(Amartya Sen)在他于199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
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指出,政治自由的推进必须与
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因为根据定义,富足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先决条件。幸运的是,在出
现某种突破性的新技术之后,总会浮现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自由的机会
——特别是出现了重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之后。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社会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
就曾经指出过,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通信工具的出现,将会对
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杰出
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预测到贾瑞德·科恩(Jared Cohen)在2009年6月所发
现的东西。
科恩是一个标准的年轻“Y世代”,他也是一个互联网专家。从哈佛
大学毕业后,科恩进入了奥巴马政府,在国务院工作,而且碰巧是在前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领导之下。2009年6月中旬,当伊朗选举结束
后,民众的抗议风起云涌。就是这个科恩,联系上了Twitter的创始人杰
克·多西(Jack Dorsey),并说服多西让他的公司更改了网站维护的时
间表,以保证伊朗人可以继续利用Twitter在网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
由于所有其他形式的通信都已经被封锁或者切断了,Twitter成了伊朗人
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这个渠道究竟有多重要?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威比奖
(Webby Awards)是互联网界的一项主要的国际奖项,在一次评选
中,所谓的Twitter革命不仅入选威比奖“10年来最重要的10个时刻”,而
且名列榜首(一起入围的还有2008年的总统选举、谷歌股票公开上市
等)。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Twitter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不可能挡
住子弹。但是,不管怎样,这场革命已经足以证明,信息技术确实是变
革的非常强大的推动力量。“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来扩大横向联系可以对
当前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分析师帕特里克·奎克(Patrick Quirk)在《外
交政策聚焦》杂志(Foreign Policy Focus)上写道,“这一代人加强了推
动民主变革的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基础。”
伊朗发生的故事仅仅是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例子。瑞典国际发展合
作署2009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极大地推
动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运动。这份报告还
说:“事实证明,使用并从战略高度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不仅可以促进经
济发展、缓解贫困,而且能够推动民主化——包括言论自由、信息的自
由流通和人权状况的改善。”
更大的挑战现在,对于富足这个概念,你应该有了一个初步了解了吧;对于我
们的最终目标,你也应该有基本概念了吧?我认为,在未来25年内,这
些目标应该都可以实现;而且我相信,在接下来的10年内,就可以看到
某种显著的变化。不过,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后,还
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一切是不是有点过于不着边际了?
到了2035年,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真的都能得到解决吗?这种话真的
可信吗?
这就是本书第一部分接下来几章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而本书的第
二至第五部分将专门讨论涉及这些变化的技术问题及几种力量(它们结
合起来会为我们带来富足);第六部分将探讨加快和协调这个过程的方
法。因此,在本书第一部分的余下几章中,我们将致力于探讨:什么大
多数人当听到有关富足的“许诺”时,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这样说是有一定理
由的。有些人觉得,如今我们已经深深地陷进了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泥
淖当中,根本不可能爬出来。在他们眼里,只有这个深坑,别无其他。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所设定的时间期限太短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里,不可能出现足以化解所有危机的技术进步。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
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在恶化:富人更富有了,穷人更贫穷了,而
且一些全球性的威胁——流行病、恐怖主义、不断攀升的地区冲突,也
愈演愈烈。所有这些担忧都很正常,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会为你
一一解答这些疑问。但是现在,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产生这些悲观情
绪的根源,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坏消
息,人们看不到任何积极的趋势。我们这样做显然是非常有益的,因为
很可能这种悲观情绪就是通往富足之路的最大的绊脚石。03 悲观源于我们的“认知偏差”
克服那些让大多数人不相信富足有实现可能的心理障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怀疑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让人们相信富足是有可能实现的,需要理解一
点,那就是:我们的信念是由大脑塑造的,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又是由信念塑造的。卡尼曼的经历
富足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但是却被我们压缩进了一个相当短暂
的时间期限之内。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人类可以重塑这
个世界,但是这个目标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完成。我们需
要面对很多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出现了相应技术就会迎刃而
解的。克服让大多数人不相信富足有实现可能的心理障碍是非常重要
的,例如怀疑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让人们相
信富足有可能实现,需要理解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信念是由大脑塑造
的,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又是由信念塑造的。因此,必须搞清楚,它们
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塑造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没有比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更适合的人选
了。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但是他的
童年却是在纳粹占领的巴黎度过的。1942年的一个下午,他在一个信仰
基督教的朋友家里玩,忘记了时间,超过了纳粹占领军强制规定的6点
钟宵禁的时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卡尼曼把他身穿的毛衣里外
翻了过来,把被迫缝在毛衣上标志着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的“大卫之
星”隐藏了起来,然后准备偷偷地溜回家。他还没走出多远,就碰到了
一个纳粹党卫军的士兵。那个士兵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朝他走来,他无
处可躲。卡尼曼确信,这个纳粹党卫军士兵很快就会发现他衣服上
的“大卫之星”,于是他加快了步伐,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甩开这个士
兵。最终,他被拦了下来。然而,这个士兵并没有逮捕他。正如他在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委员会提交的自传中所回忆的:“他招手示意我过
去,让我坐上了他的车,并且拥抱了我……他充满感情地用德语跟我说
话。当他把我放下车的时候,他打开了他的钱包,给我看了一张小男孩
的照片,并且给了我一些钱。回到家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我
妈妈是正确的:人性极其复杂,研究人性的趣味永无止境。”
卡尼曼永远也忘不了这次际遇。他和他的全部家人都幸运地挨过了
战争。战后,卡尼曼迁居到了以色列。由于对人类行为一直充满好奇,所以到了以色列之后,卡尼曼转而主修心理学。1954年,卡尼曼刚刚从
希伯来大学毕业,就立即被征召入伍。因为他的心理学背景,部队要求
他帮助评价从军官训练营出来的候选人。卡尼曼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研究人类的行为恰恰是他最感兴趣的工作。
以色列为这些准军官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测试。在测试中,全部
候选人都穿上中性的制服,他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去完成一系列艰巨
的任务。例如,其中一个任务是双手高举一根电线杆,在没有任何支撑
的情况下越过一堵两米多高的墙,电线杆既不能碰到地面也不能碰到
墙。“为情势所迫,”卡尼曼写道,“士兵们的本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暴露
出来,那么,我们就能确定谁将会成为一个好军官、谁将无法成为一个
好军官了。”
但是,测试的效果并没有设想的那么好。“麻烦在于,实际上,我
们什么都不能确定。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统计日’,在这一天,我们会
收到来自军官训练学校的反馈,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候选人潜力的评级
是否准确。事情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预测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
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些预测。但是,第二天还是会有另一批候选人被
带到障碍物前面,我们又得让他们面对那堵墙,然后,看着他们流露本
性。我强烈地感觉到,在统计信息与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洞察他人的感觉
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专门为这种感觉创造出了一个术
语:‘有效性错觉’(illusion of validity)。”
卡尼曼最初把“有效性错觉”描述为一种“你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别人
并且能够预测他们行为的一种感觉”,但是到了后来,它的内涵又被进
一步扩展为“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信念当作现实的一种倾向”。以色列人
确信电线杆测试能够揭示出士兵们的真实性格,因此他们不断地使用
它,尽管实际上士兵们后来的行为表现与测试结果毫无关系。是什么导
致人们产生这种错觉的?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它吸引?这两个问题成
了卡尼曼后来的研究重点: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得到的成果
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富足的看
法。
认知偏差
富足这个概念很难被人们接受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
不确定的世界中,而且让我们对不确定的事情做出决策绝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中,如果要做出选择,我们会评估所有
可能结果的概率与效用,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出预测。但是,人类不太可能得知所有的事实,也不可能知道所有事实的结果,而且即使我
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时间,没有脑力去分析所有的数据。事
实上,我们的决策往往是基于有限的、常常是不可靠的信息做出的,同
时还受到来自内部的限制(大脑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来自外部的限制
(必须做出决策时的时间限制)。因此,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解决问题,我们采用了一种“潜意识”层面的策略,这就是“启发式”(heuristics)。
启发式实际上是在认知问题上走捷径:它是一种省时节能的拇指法
则,允许我们简化决策过程。启发式适用于各个方面。在视觉感知的研
究中,我们常常利用清晰度这种启发式原则来帮助我们判断距离:我们
看得越清楚的物体,离我们越近。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我们判断某件事
情的可能性时,启发式也会起作用——比如说,在评估某个好莱坞明星
是不是可卡因成瘾者的概率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大脑要做的第一件
事情是检索已知的好莱坞吸毒者的资料库。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可得性
启发式(为了作比较,相似的范例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减少我们要
访问的信息量,这是完成我们评估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常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们的心智资源有限,这是一
个永远都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启发式就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
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
的决策。但是,卡尼曼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依赖于启发式会导致 “严
重的、系统性的错误”。
我们还要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很多时候,如果完全依赖于这种启发
式来判断A、B两者之间的距离,那么当在能见度比较差,而所判断的
对象的轮廓又比较模糊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高估两者之间的距离。反
之亦然。当能见度比较好,而所判断的对象的轮廓比较清晰的时候,我
们会倾向于低估两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来,”卡尼曼在他与希伯来大
学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4年合写的一篇
论文《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中这样写道,“依赖于清晰度来判断距
离的远近会导致一种惯常偏差(common bias)。”
自那之后,这种惯常偏差以及类似的惯常偏差都被统称为认知偏
差。认知偏差的一般定义是:“在特定环境下做出判断时出现的偏
差。”研究者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了许多有关这类偏差的资料。绝大多数资料都显示,这种惯常偏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念——使我们中的许
多人不敢相信富足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性。例如,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是一种寻找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证明自己先前所持观点是正确的信
息的倾向。在这样一种搜寻过程中,我们通常由于能力所限,找不到太
多的新证据,因而我们先前所持的观点往往无法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对富足所持的反对意见建立在“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
爬不出来”这个假设的基础上,那么,任何能够证明你的怀疑的信息都
被你记住了,而对于那些与这个假设相矛盾的资料,你可能直接就把它
们否定了。
关于证实偏差,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莎拉·佩林(Sarah Palin)
所声称的“死亡小组”。2009年和2010年,在对奥巴马政府所提议的医保
改革方案争论不休的那段时间,这个观念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尽管
这个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遭到了质疑。(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谎言,理应
受到谴责。)《纽约时报》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最近几周,不
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固执而虚假的谎言,它四处传播,迅速
升温,说根据奥巴马总统所提议的医保改革方案,政府将会组建一
个‘死亡小组’,来决定哪些病人可以继续享受治疗,允许他活下去。”很
显然,这里所说的“不知是什么地方”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证实偏差。
极右的共和党人早就已经不再信任奥巴马了,所以那些证明“死亡小
组”是个谎言的可靠消息都被他们当作了耳旁风。
证实偏差只不过是一连串偏差中的其中一种,它们都可能影响我们
对于富足的信念。例如消极偏差(negativity bias,即与积极的信息与经
历相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负面的信息与经历),肯定对我们正确认识
富足没有帮助。还有所谓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在做出决策
时,太过于依赖某一方面的信息。“当人们相信这个世界将要分崩离析
的时候,”卡尼曼说道,“往往就会出现锚定效应,19世纪末的时候,因
为马粪过多,伦敦渐渐变得不适宜人居了,于是人们变得十分恐慌,由
于锚定效应,他们想象不出任何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人想到
将会出现汽车。事实上,很快他们就会担心受污染的空气,而不再担心
肮脏的街道了。”
事实上,不同的认知偏差往往接踵而至,这当然会使得情况变得更
加糟糕。由于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消极偏差,所以如果你没有随大流,反而声称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那么你就会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怪胎。除此之外,我们同样也受到了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即别人
怎么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做的倾向)的影响,因此,即使你怀疑真的存在
着乐观的理由,这两种偏差结合起来,也会让你质疑自己的观点。
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甚至还
在各种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用来“克服”这些偏差的模式。在
这些模式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心理免疫系
统”(psychological immune system)。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毫无
希望了,那么,你继续奋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
绪,人类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心理免疫系统”,这是一组让我们保持极度
自信的认知偏差。在数以百计的研究当中,所有的研究者们都发现,人
类总是高估自己的魅力、智慧、职业道德、成功的机会(例如买彩票中
奖或晋升)、避免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例如破产或患上癌症)、对外部
事件的影响力、对他人的影响,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比同行高出不止一筹
——这种倾向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乌比冈
湖是作家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一方乐土,生活于那里
的所有小孩的智力水平“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当然,这个“心理免疫系
统”还有另外一面:当我们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时候,往往也就极度低估
了更广泛的世界。
在认知方面,人类天生就有既局部乐观又全局悲观的倾向,对于富
足目标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合作
者,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认
为,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正如锚定效应
所显示的一样,想象力与感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第二,都是控
制狂,都非常乐观,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如果我问你,为了在数学这门课上得到更高的分数,你将会做些什么?你就会想到,你需要更加努力地练习,少出门参加一些聚会,或许你还会想到要请一
个家庭教师,这一切你都能掌控。正因为这样,你的心理免疫系统会让
你觉得十分自信。但是,如果我问你,对于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你能做
些什么的时候,你能想象到的只有成群结队的处于饥饿状态中的孩童。
你根本就没有自己能够控制整个局面的感觉,这时你就完全没有了自
信,你想象当中的那些饥饿的孩童就成了你的‘锚’——它把所有其他的
可能性全都从你的脑海当中挤了出去。”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世界饥荒的控制,这种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正如我们将会在下面几章中看到的,由于技术
的进步(而且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如今的小型组织已经有能力
去做一些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了,这其中就包括了对抗饥荒。不
过,要想把所有阻碍这种进步的心理障碍的机制都搞清楚,我们首先必
须探讨一下大脑的结构及演化历史,因为归根到底,使我们产生悲观情
绪的是大脑。
负面新闻最爱上头条
每分每秒都有大量数据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为了处理这些信
息洪流,大脑不断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排序,试图从这些杂乱无章
的信息中梳理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对大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存更
重要。这些进入大脑的信息所遇到的第一个过滤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过滤器就是“杏仁核”。
杏仁核的外形呈杏仁状,负责诸如愤怒、仇恨和恐惧等原始情绪。
杏仁核是我们大脑内的预警系统,总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它的工作就
是在生活环境中寻找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生存的东西。一旦受到了某种
刺激,杏仁核就会变得过度警惕,然后我们就会绷紧神经,做出“或者
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此时,心跳会加速、神经会以更快的速度传输
信息、眼睛会睁大以便能够扩大视野,为了加快反应速度,血液会流向
肌肉,因而我们的皮肤会变冷。从认知层面上讲,识别系统会去搜索我
们的记忆,寻找类似的情况(以帮助识别威胁)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以
帮助减轻威胁)。但是,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旦启动,就几乎不可能停下
来,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现今,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着,在周围有数以百万计的新闻
媒体在竞争着,它们竞相争夺,总想占领我们的大脑。那么它们是如何
竞争的呢?它们争夺的正是杏仁核的注意。老式的报纸一直都是根
据“如果新闻的内容非常血腥,那么它就会出现在头版,就能引起人们
注意”这样的理念运营的,因此,在铺天盖地而来的众多信息当中,首
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这种充满着危险信号的信息,而我们自己也总是
随时准备着寻找这类具有威胁性的信息。我们正饲养着一个恶魔。你不
妨顺手拿起一份《华盛顿邮报》,比较一下其中刊载的正面故事与负面
故事,你就会发现超过90%的报道都偏向悲观。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好
消息并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坏消息却很“叫座”,这是因为杏仁核总是在寻找一些让人产生恐惧的东西。
这种倾向对我们的感知有直接影响。对此,休斯敦贝勒医学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经科专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的解释是,即使在平常情况下,注意力也是一种有限的资
源。“试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个短片,在镜头里,只有一个演员在
煎蛋卷。接下来,镜头切换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不过,仍然只有
一个演员在继续煎蛋卷。此时如果演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肯定会注
意到的,对吗?然而,实验表明,超过23的观众都没有注意到这一
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一种非常有限的
资源,一旦我们开始集中关注某一件事,通常就注意不到其他事情了。
当然,任何恐惧的反应都有扩大效应。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旦杏仁
核开始搜索坏消息,它就几乎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不断地去寻找坏消
息。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演化早期形成的预警系统是与必须即时做出反
应的环境相适应的,在那时候,人类面临的威胁就像隐藏于丛林中随时
可能跳出来的老虎一样,时时刻刻都可能变成现实,因此预警系统一直
处于警觉状态。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许多危险都是偶然性的,经济可能会急速下滑、恐怖袭击事件也可能会
突然发生。但是,杏仁核却不能辨别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差异。更糟
糕的是,这个预警系统天生就不会自动关闭,除非这种潜在的危险确实
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偶然性的危险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再加上
让我们无处躲藏的媒体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持续不断地恐吓我们、威胁
我们,这一切使得大脑确信:我们总是处于被围攻的状态。这真是一种
非常糟糕的状态,正如纽约大学的马克·西格尔博士(Marc Siegel)在他
的一本著作《假警报:恐惧流行的真实性》(False Alarm:The Truth
About the Epidemic of Fear)中所解释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远离真
相的东西了,西格尔写道: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工业化世界是永远也不可能让人感到更加安全的。虽然我们大
多数人确实都活得更长久了,平常的日子也过得更安宁了。但是,我们仍然总是处于恐
惧当中,时时刻刻戒备着,做着最坏的打算。在过去的100年里,实际上在生活的各个领
域,我们美国人所面临的风险都已经大幅下降了,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与1900年
相比, 200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60%。抗生素的使用也减少了美国人死于疾病感
染的可能性……对于什么样的水才是可饮用的、什么样的空气才是洁净的,公共卫生部
门都已经出台了健康标准。我们的生活垃圾也迅速被搬离了。我们生活于一个能够控制
气温、能够控制疾病的时代。但是,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加焦虑。虽然来自自然界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人的恐惧反应机制却依然故我,而且,它们绝大
部分时间都在运行着。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已经使得原来的适应性恐惧机
制变得不再适应了。
这一切给实现富足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障碍:第一,这很难让人们保
持乐观的心态,因为人类大脑的过滤机制天生就是倾向于悲观的;第
二,好消息完全被淹没了,因为媒体在最佳利益的驱使下,总是过分强
调坏消息;第三,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这种机制所带来的一个更高的代
价——不仅仅是人类的这些生存本能使我们轻易地就相信“我们所陷入
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而且它们还限制了我们爬出坑的渴
望。
不难发现,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至少有一部分基于同情和怜悯这
两种感情。现代科学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
类亲社会的行为根植于大脑中,与大脑是硬连线的。不过,在这个好消
息当中又附带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与这类亲社会的行为连线的是反
应更慢、最近才演化出来的前额叶皮质。但是,在演化历史上,杏仁核
出现得更早,反应速度也更快,而反应时间对生存至关重要。当灌木丛
中出现一只老虎时,没有太多时间供你思考,让你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处
理,因此需要大脑走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而前额叶皮质却没
有什么捷径可走。
在出现危险情况时,杏仁核就会把信息引导到前额叶皮质区。这就
是为什么你一看到地上有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就会往后跑,而根本没
有时间先去察看清楚,它到底是一根拐杖还是一条蛇。由于神经元的处
理速度存在着差异,一旦信息被我们的原始生存本能所接管,那么,我
们更新的、亲社会的本能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了。当恐惧感涌上心头
时,同情、怜悯、利他主义,甚至愤慨,都变得不再起作用了。举例来
说,一旦媒体让我们提高了警惕,相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太大
了,以至于根本无法逾越时,另外那些能够驱使我们想方设法去填补这
条鸿沟的情感就会被排除于我们的认知系统之外。
海量信息让人无所适从
在15万年前,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是在一个“局部性和线性的”生存
环境里进行演化的,但是,今天的生活环境却是“全局性和指数型的”。
人类的祖先所生活的局部性的环境里,大部分日常事务都发生在步行一天就可以到达的距离内。在他们的线性环境里,下一代人的生活与上一
代人的生活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变化速度极其缓慢,而且所有的
变化都是线性的。为了让读者对“线性的”变化与“指数型”变化两者之间
的区别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以“线
性的”方式从我在圣塔莫尼卡的家前门往外走30步(假设1步为1米),那么我只能走出30米;然而,如果我以“指数型”的方式走出30步(第一
步1米,第二步2米,第三步4米,第四步8米,第五步16米,第六步32
米……依此类推),那么到最后走出30步之后,我将会走到10亿米之外
的某个地方,或者更直观地说吧,如果我是绕着地球走的,那么实际上
我可以绕着地球走26圈了。
今天的“全局性与指数型的世界”已经与人类大脑演化成形时所能理
解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了。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巨大的数据流
吧。《纽约时报》一周所包含的信息量比一个17世纪的普通公民终其一
生所能遇到的信息量还要大。在现代社会里,信息量一直在以指数型的
速度在增长着。“从人类出现伊始到2003年,”谷歌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埃
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人类创造了5艾字节的信息。1艾字节
相当于10亿吉字节——或者说一个1后面跟上18个0。而现在,2010年,人类每两天就会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我们预计,到2013年,每10分
钟就可以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难怪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正在描述的这个全局性的世界却不得不
由一个专为局部性世界而演化出来的系统来解释。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前
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指数型变化时,心里实在没什么
底。“现在的情况是,每过18个月,科技的威力都会翻一倍,而科技产
品的价格则会减半。500年前,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凯文·凯利
(Kevin Kelly)在他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写道:“在当时,水车并不见得下一年会比上一年更便宜;锤
子的使用在下个10年也没有比这个10年变得更简单;铁的产量也没有大
幅增长;玉米的产量还是依赖于气候的变化,而不是逐年提高;每过12
个月,你并没有改良你的牛轭,所有的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一如你过
去时一样。”
大脑的局部、线性的神经元系统与全局、指数型的现实世界之间的
脱节造成了一种被我称之为“破坏性的收敛”(disruptive convergence)的结果。科技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迸发出来,并且实现了“超级大
联合”,但是,大脑却无法轻而易举地预测到如此快速的转变。而且,目前的管理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监管结构也不适应科技发展的步伐。
作为一个例子,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10
年里,像柯达、百视达(Blockbuster)、淘儿音乐城(Tower Records)
这样市值曾经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几
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也横空出世了许多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公
司。YouTube从创立之初到以16.5亿美元的价格被谷歌收购总共才经历
了18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高朋团购(Groupon)的价值在不到两年
的时间里就达到了60亿美元。人类有史以来,价值的创造从来没有如此
快速过。
而这也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富足是一个全局性的
愿景,它是建立在技术以指数型速度增长变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局
部性、线性的大脑却很可能看不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和巨大
的机会,也可能无法理解把握机会后获得成功的极高速度。事实上,我
们至今仍然会不时地陷入所谓“炒作周期”。当初次引进某项新技术时,我们总是会给予过高的期望,当然,如果它在短期内没有达到所宣扬的
那种效果,我们就会感到失望。但是,这类事情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
我们也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到,指数型增长的技术确实会带来根本性的
变革,而且这通常发生在大力炒作之后——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我们富
足愿景的根本基础的技术发展潜力,我们确实还存在着认识盲点。
邓巴数
大约20年前,牛津大学的演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
发现了另外一个与人类局部性、线性的视野相关的现象。邓巴感兴趣的
是,通常来说,每个人都与另外一些人保持积极的人际交往关系,那么
一个人的大脑在同一时期内能够处理的最高交往人数是多少呢?在对全
球数据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邓巴发现一个人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自组织”形成的群体的规模大概在150人左右。这也
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军方会在长期反复试错之后得出结论,150人是最
优的功能性战斗单元。同样,在对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的交往
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邓巴还发现,虽然某个人可能会有数以千计
所谓的“朋友”,但是,实际上,真正与他们积极互动的人其实只是其中
大约150人。这个数字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邓巴数(Dunbar’snumber),也是大脑所能处理的交往人数的最高上限。
虽然在当代社会,由于核心家庭已经取代了大家庭等原因,实际上
很少有人能够维持150人的人际交往网络,但是,大脑确实拥有记住这
么多人的能力,这种原始认知模式已经内化于大脑中了。因此我们会拿
大多数日常“接触”的人来填补这个缺口——即使这个日常“接触”的人其
实不过是在电视上偶尔看到的某个人物。在人类早期的生活当中,流言
蜚语里包含着许多对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这是因为,在一个由
150人组成的部落里,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对部落里的
每个人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在今天却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非常关心
发生在像Lady Gaga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她的为人处世会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是因为大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所了解的摇滚明
星与所认识的亲戚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大脑这个演化历史生成的“艺术品”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决定了:电视
对我们人类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会让我们“成瘾”。如果我们没有在电视
机前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话,我们本来或许可以让这个星球变得
更美好一些的。当然,“邓巴数”并不是我们沉迷于电视的唯一原因。在
本章中,我们并不打算详细描述任何一种大脑内部的神经处理过程。在
这里,我们只是强调指出,大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集成系统,因此在处
理信息时,这些神经处理过程总是协同工作的,但是,由此而产生
的“和声”却并不总是优美动听的。
由于大脑的杏仁核总是对悲观的信息反应更为快速,也由于媒体之
间一直在相互竞争,因此,在电视广播里总是充满着一些“末日般”的事
件。因为消极偏差与权威偏差(authority bias,指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
权威人物),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这些末日事故。又由于局部性、线性
的大脑(邓巴数只是这种性质的其中一个例证),我们会像对待朋友一
样地对待这些“权威”人物,从而又进一步导致了“圈内人偏差”(in-
group bias)。这里所谓的“圈内人偏差”是指,在生活环境中,我们会倾
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所信任的人。
一旦我们开始相信所预感到的末日事件将要发生,杏仁核就会处于
高度戒备状态,过滤掉大多数与此无关的其他信息。既然杏仁核未能捕
捉到其他方面的信息,那么证实偏差就一定会起作用。而且,在这种情
况下,证实偏差将偏向于确认那些明显具有破坏性的悲观预期。总而言之,“对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评估之后”,结果人们还是会确信,世界末日
即将到来,而且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由此,也就带出了最后一个担忧:我们真的掌握了真相吗?如果大
脑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感知现实的能力,那么,我们还能搞清楚实际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正处于灾
难之中,那么拥有上述这些偏差或许是一种可贵的资产。但是,这同样
也可能会使得事态变得更加奇怪。在本书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一系
列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那些事情实在让人惊异。请忘记“我们所陷入
的坑太深了,根本无法爬出来”的想法吧。就像很快会看到的那样,其
实这个坑真的没那么深,甚至,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坑呢!04 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人类对“坏消息”偏爱有加。实际上,这只是人们下意识的反应。衡量一件物品价值的最好
方法,就是得到它所必须花费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专
业化和相互合作,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到他人的进步。尽管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一直都很
大,但是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无病呻吟式的悲观
第2章概述了有关富足的艰巨的目标,但这只是对终极目标的惊鸿
一瞥,更重要的是,在到达终点之前,我们还要先完成一个漫长的旅
程。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还要先对起点进行精确
的评估。如果能够
剥离身上的悲观情绪和怀疑主义倾向,世界在我们眼里将会变成怎样一
个世界呢?它是不是在不经意间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呢?又有什么事情是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呢?
在过去的20年里,马特·里德利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50岁刚
刚出头的里德利精力非常充沛,他是一个高大清癯的英国人,留着一头
棕色的头发,总是面带温和的笑容。他是一位动物学家,毕业于牛津大
学,但是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写作——他是一个科普作
家,致力于写作关于行为的起源与演化方面的著作。近年来,最令他关
注的是人类所表露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对坏消息的“偏爱”。
“真是难以置信,”里德利写道,“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悲观,是
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人们的生活既奢华而又安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们
的祖先梦寐以求的,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每况愈下,他们总是把
事情看得很坏,紧紧抓住坏消息不放,就好像抓着一床舒适的毛毯一
样。”在设法搞清楚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到底是怎么产生时,像卡尼曼
一样,里德利也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即这是认知偏差与演化历史上形成
的心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他还正确地指出,作为一种偏差,损
失厌恶(指的这样一种倾向: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往往
认为损失是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对富足的负面影响最大。损失厌恶往
往让人们陷入困顿之中无法自拔。不愿意改变现状是一个坏习惯,人们
总是害怕,改变会让他们陷入比以前更糟糕的境地。但是这种偏差并不
是唯一的原因。“我想应该还有一个演化心理学方面的原因,”里德利指
出,“我们之所以总是感到悲观,可能是因为在更新世时代,人们一直
在担心如何设法避免被狮子吃掉。”
不管怎样,里德利认定,脱离现实的悲观想象弊大于利,他决定采
取行动,扭转这种情况。“现在对这种言论进行挑战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听到有人抱怨这个世界,我就会努力去
搜寻与他们的论调相反的论据,而且一次又一次,在对事实进行了细致
的梳理之后,我都发现是他们错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让人们转变观念,凡事都朝好的方面去
想,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多年以前,当里德利还是一名初出
茅庐的科学记者时,他就已经遇到过无数预言未来不容乐观的环保主义
者。但是,至少在15年前,他就开始注意到,这些专家关于“世界末
日”的预言是毫无根据的。
许多人都大张旗鼓地宣扬过酸雨的危害,这是想象与事实不相符的
第一个例证。酸雨曾经被人认为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环境威胁。矿物燃料
在燃烧过程当中会释放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质,而酸雨就是雨、雪等在形成和降落过程中,吸收并溶解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物质,形成了pH值低于5.6的酸性降水——酸雨也因此而得名。早在
1852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安格斯·史密斯(Robert Angus Smith)就在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酸雨,但是当时这一发现并没有引起公众的
广泛关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酸雨也一直是人类的科学好奇心的对
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才开始认为酸雨是一个大灾难。1982
年,加拿大环境部部长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对《时代周刊》所
说的一番话,恰好表达了许多悲观主义者的心声,他说:“酸雨是我们
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具破坏性的污染形式,它堪称潜伏在生物圈中的疟
疾。”
在那个时候,里德利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到了几十年之后的
今天,里德利已经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酸雨并没有导致树木
的枯萎,它从来都不曾导致过树木的枯萎——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关树木
出现了异常枯萎现象的证据,即使有些树木枯萎了也不是因为酸雨造成
的。曾经被认为会完全消失的森林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茂
了。”
可以肯定的是,是人类的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避免了这种灾
难。“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美国,正是因为这种担
忧,才迫使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修正《清洁空气法案》
(Clean Air Act)到强制汽车行业采用催化转换器等,促使二氧化硫的
排放量从1980年的2 600万吨减少到了2008年的1 140万吨;而同一时期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也从2 700万吨减少到了1 630万吨。尽管一些专家
还是认为当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太高了,但是事实是,人
们在1970年所预言的生态灾难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酸雨灾难预言落空了,这个事实激发出了里德利的好奇心。他开始
着手调查其他“世界末日”式的预言,并且发现了一种相似的模式。“对
饥荒与人口的预测都是极其错误的,”里德利说,“流行病从来都没有像
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糟糕过。再举个例子,‘年龄调整癌症发病率’不是上
升了,而是下降了。此外,我还注意到,指出这些事实的人总会受到严
厉的批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反驳。”
所有这一切又把里德利引向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这么多声称灾难
即将到来的消极预言都没有变成现实,那么,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糕这
种更一般的假设的准确性又会如何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里德利开
始研究各种全球性的趋势:经济发展趋势、科学技术进步趋势、人的预
期寿命变长的趋势(及其与卫生保健政策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趋
势,等等。这些研究的结果构成了他在2010年所出版的《理性乐观派》
一书的主要内容。《理性乐观派》一书致力于阐明:为什么拥有更健全
的哲学立场的是乐观主义者,而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正是乐观主义者
的哲学立场才使人类有机会走向更光明的未来。他这个令人振奋的观点
是建立在以下这个显而易见、但却时常被人们忽视的事实的基础之上
的:时间也是一种资源。是的,时间实际上一直是人类最珍贵的资源,它对人类如何取得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节省时间与延长寿命
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无论是谁,一天都只有24个小
时,但是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却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应该竭尽
全力管理好时间,应该努力节省时间、创造时间。在过去,仅仅为了满
足基本需要就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到了如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状况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在现在的马拉维,一个乡下农妇必须把
她35%的时间用于田间耕作(以获得糊口的粮食);33%的时间用于做
饭和打扫卫生;17%的时间用于获取干净的饮用水;5%的时间用于收集
柴火。这样在一天当中,她只剩下10%的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事实
上,就算她想去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以摆脱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也
不可能有时间。正因为如此,里德利感到,“致富”最好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节省时间”。“让我们忘了美元,忘了珍珠玛瑙,忘了黄
金吧,”他说,“真正能够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的,是要想得到它你所必
须花费的时间。”
那么,在历史上,为了节省时间,人类曾经尝试过哪些方法呢?人
类曾经试着通过奴役他人与动物的方法来节省时间,这就是奴隶制。这
种制度一直运作良好,直到有一天人类拥有了良心。人类也学会了利用
更多的自然元素来提高自身的力量,比如,火、风与水,然后又进一步
发展到利用天然气、石油与原子能。在这个过程中,每推进一步,都不
仅人类的力量变得更强大,而且也节省了更多时间。
在英国,人工照明在公元1300年比今天贵20 000倍。里德利计算了
各个历史时期工作一小时(按当时的平均工资)的收入能够换得的人工
照明,结果发现,随着历史的进步,我们节省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的工资刚好处于平均水平,那么,在今天要获得这些发光量(指18瓦节能灯
照明1个小时的发光量),你只需工作不到半秒钟就够了!假设你回到19世纪80年代,使
用煤油灯照明,那么你得工作15分钟才能换回相同数量的发光量;在同一时期,如果你
是使用蜡烛进行照明的,那么你得工作6个多小时才能换得相同数量的发光量。而在公元
前1750年的巴比伦,如果你使用芝麻油灯进行照明,那么要想获得同样数量的发光量,你得工作超过50个小时。
换句话说,从节省时间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你试着对今天的照明成
本与公元前1750年利用芝麻油进行照明的成本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两
者相差了350 000倍。这还只考虑了与工作相关的时间的节省而已。由
于现在使用的是电力,几乎不可能发生像撞翻了灯笼而导致谷仓起火或
者由于吸入了燃烧蜡烛所产生的烟雾而导致呼吸道感染等灾难或疾病,所以,我们在事实上还进一步节省了大量的隐性时间成本,因为检查身
体、重建生活环境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
运输工具的发展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运输工具的进步为我们
节省下来的时间甚至还要更多。数百万年以来,人类都只能靠自己的双
腿行走。6 000年前,我们驯服了马。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但是与飞机相比,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19世纪,乘坐公共马车从
波士顿去芝加哥需要花费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而且所需的费用也相当
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在今天,你只要花上两个小时和一天的工
资就足够了。另外,当你需要漂洋过海时,马就没什么用处了,而且早
期的班轮也无法保证远洋航行的效率。1947年,挪威的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驾驶木筏康提基号(Kon-Tiki)从秘鲁出发一
路航行到了夏威夷,历时101天。如果你乘坐波音747,那么只需花费15
个小时就够了——它可以为你节省100天的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以往,远洋航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可能要在这个历时100天的
旅途中经历许多磨难,最糟糕的是,甚至可能还会一命呜呼。
有待我们去发现的类似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节省时间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事实上,正如里德利所阐述的那
样,它们可能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几乎任何地方。里德利说:
现在,在生活于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当中,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苦难当中,他们严
重缺乏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现状甚至比石器时代最坏的情况还要糟糕。还有一些人的生
活比自己几个月前或数年前更差了。但是,与我们的祖先相比,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确实
已经好得多了:不仅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玩得更好,而且面对疾病时也有了更好的保
障,也更有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到老年。在过去的200年里,人们维持生活所需要或他们渴
望得到的几乎所有东西的可得性一直都在快速地提高(而在这之前的10 000年里,则只是
呈现出了一种无规律可循的改进趋势):更长的寿命、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更多
的私人时间、快速的交通、便捷的沟通工具,等等。当然,数以亿计的人至今仍然一贫
如洗、疾病缠身、物资匮乏,但是,即使把他们全部考虑进去,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比以
往任何一代人都获得了更多的卡路里、瓦特、流明小时(lumen-hours)、平方米、吉字
节、兆赫、光年、纳米、单位产量、单位汽油行驶里程、食物里程、航空里程,等等,当然,还有比以上任何东西更突出的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你对富足持反对意见是依赖于“我们所陷
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这种抗辩,那么,你可能需要寻找另
外一种抗辩方法了。如果这个针对富足的最常见的指控并没有像大多数
人所想象的那么有力,那么,其他比较常见的针对富足愿景的批评又将
如何呢?例如,有人强调,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这将威
胁到富足。
这也不是一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的情况吧。根据印度国家应
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在2010年8月1号发布的一个报告,印度历史上首次出
现了高收入家庭的数目 (4 670万)超过了低收入家庭的数目(4 100
万)的情况;而且,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地缩小。1995
年,印度只有450万中产阶级家庭;到了2009年,中产阶级家庭的数目
已经上升到了2 940万。更鼓舞人心的是,这一趋势还在加速。根据世
界银行的统计,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人数
已经减少了一半多,现在在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低于18%
了。确实,虽然目前仍然有数十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当中,但是,按照目前这个速度递减,里德利估计,到了2035年,世界上处于“绝对贫
困”中的人数将会降为零。
当然,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数字不会真的下降
到零,但是,绝对贫困人口并非是唯一值得考虑的衡量指标。我们还需
要考虑商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众所周知,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人
们的生活水平影响极大。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人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用来衡量某个社会所消费掉
的商品)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两倍。由于人口规模、人类的
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都受到消费水平的影响,所以很自然,这几个方面
的指标也得到了大幅改善。例如,与5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富裕
了10倍,婴儿的出生率则减少了13,人的寿命也延长了28年。同样
地,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尼日利亚人富裕了两倍,那里的婴儿
出生率也下降了25%,人的预期寿命则延长了9年。总之,根据联合国
的说法,在过去50年里贫困减少的程度比之前500年的还要大。
而且,还有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贫富差距不会再次重新
上升。“中下阶层的地位,一旦出现了加速提高的趋势,”著名经济学家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1960年出版的巨著《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写道,“那么获取厚利的主要途径,就不
再是通过迎合少数富人的口味,而是通过满足大众的需求实现的。这样
一来,那些最初会加大不平等的力量到后来却会有助于缩小不平等。”
而这正是当今在非洲所发生的故事:原先地位较低的各阶层正在加
速崛起,并且正在社会经济领域获得独立的地位。举例来说,手机的推
广使用促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而小额信贷的发展又反过来加快了手机
的推广速度,它们两者共同创造了更多内生于本阶层的机会(这也就意
味着直接依赖于富裕阶层的工作更少了),从而使本阶层的每个人的前
景都变得更加美好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除了经济政策之外,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力也
大大地促进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奴隶制都曾
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而且,随着宪政制度和选举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人权状况也
出现了类似的改善。诚然,在很多地方,宪政制度和选举民主的实现形
式与我们日常体验到的相去甚远,或者往往流于形式。但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文化模因不断地被传播、模仿,现在已经深入人
心了。一个全球性调查的结果表明,全世界超过80%的人都认为,民主
制是他们首选的政府组织形式。
也许最好的一个消息是由哈佛大学演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在分析全球的暴力模式时发现的。在他的论文《暴力
史:原来我们每天都在变好》(A History of Violence: We’re Getting
Nicer Every Day)中,平克这样写道:
把残酷当成娱乐,牺牲人的生命搞迷信,用奴隶制来节约劳动力,把征服当作政府
的使命,为获得土地而实行种族灭绝,拿严刑拷打作为常规惩罚,对行为不端或观念不
同者处以极刑,政治暗杀,战争掠夺,产生摩擦就进行屠杀,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历史上
的常见现象。但如今,这些现象在西方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他地方也不常见了,即
使发生也是很隐蔽的,一旦曝光就会遭到广泛谴责。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更长寿了,更富有了,更健康了,生活也更安全了。人类拥有了更丰富
的商品,更多的服务,更便利的交通,更海量的信息,更多的受教育机
会;医疗保健更有保障了;通信手段更多样化了;获得了更广泛的人
权、更自由的民主制度;居住的房子也更坚固耐用了,等等。但这还不
是事情的全部。与我们所讨论的已经取得的这些进步同样重要的是——
人类能够取得这些进步的原因。
累积性进步
人类喜欢分享知识、交换观念、交流信息。在《理性乐观派》一书
中,里德利把人类分享知识、交换观念、交流信息的过程比作“性”。这
个比喻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比
喻。“性”是一种交换遗传信息的过程,是一个使生物不断演化的“异花
授粉”过程。观念的传播和发展也类似。各种观念也要相遇、“交配”,并完成突变。不同的是,我们通常把这个过程叫做学习、科学、创新。
但是,不管采用了哪种术语,我们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也就
是牛顿在写下这句名言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
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交换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并非结束。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下一
步便是专业化了。如果你是某一个小镇里一个新入行的铁匠,被迫与其
他5个早已在那里立足的铁匠竞争,那么,要想取得成功,你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你只能拼命工作,不断完善你的技艺,成为同行中技术
最好的那个。但这个选择风险极大。你必须有足够好的锻造技术,你的
手艺必须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足以克服“裙带关系”对你的不利影响。因
为在这样一个小镇里,一个铁匠的大部分顾客都可能是他的亲朋好友。
对你来说,不幸的是,演化力量非常努力地精心构筑出来的这种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纽带可能对你并没有多大好处。但是,如果你开发出了一种
新的工艺,例如,假设你能锻造出更好一些的马蹄铁,或者掌握了一种
更快的钉马蹄铁的技艺,那么,你就可以激励人们去打破他们既定的社
会网络。
里德利认为,这个过程更进一步创造了一个正收益的反馈回
路:“专业化能够促进创新,因为它鼓励人们去投入时间创造出能够制
造工具的工具。专业化可以节省生产时间。繁荣的要旨就在于节省时
间,而节省的时间是与劳动分工深化的程度成正比的。消费者越多元
化,生产者越专业化,他们之间交流就越多,他们生活也就过得越好,而且这种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托尔·海尔达尔驾驶木筏从秘鲁航行到夏
威夷这个具体的例子吧。在今天,假设你也想感受一下同样的旅行过
程,你不必做与托尔·海尔达尔一样的事情,你不必徒步去森林,砍倒
树木,再花上数天时间用小火小心翼翼地去烧空树心,然后再花上数周
的时间把这颗空心树打磨成一艘适合于航行的小船;你也不必再花上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把这艘小船拖到岸边;你也不需要准备许多洁净的水或
鲜肉以及为保存这些肉所需要的盐。还有许许多多在航行去夏威夷之前
必须要做的其他事情,也都不用你自己操心了。确实,由于专业化,所
有这些中间环节都已经有人帮你做好了,你只需点击进入一个网站,然
后订一张船票就全部搞定了,结果你的生活质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合作体系,它能够储存、交换和改进我们的思
想。这个巨大的合作体系一直都是富足最大的发动机之一。如果祖辈有
了好点子,而孙辈又能对祖辈的好点子进行改进,那么这个发动机就开
始启动并运转了。专业化与交换所带来的累积性创新的累累硕果就是最
好的证据。“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如此高水准的生活,并不仅仅是
因为我们能够更廉价、更富有成效地制造出1800年时所能制造出来的商
品,”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写道,“更因为我们能够制造出许多在1800年时不曾出现过的全新商品。如果回到1800年,这其中的有些商品能够为当时的
人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有些商品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完
全想象不到的。”
人类现在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先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可以节省时间的选
择。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沙拉吧”,因为他们想象不出会出现
全球性运输网络,在我们的同一顿饭中,就包含了从俄勒冈州运来的绿
豆、从波兰运来的苹果和从越南运来的腰果。
“这就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特征,”里德利写道,“也是高水平生活
的核心定义:消费多样化、生产简单化。生产一样东西,消费很多东
西。反过来说,自给自足的园丁、自给自足的农民或者以狩猎采集为生
的自给自足的原始人,则是生产多样化、消费简单化。他不只生产一种
东西,而是很多东西——食物、住所、衣服、消遣设施,全都要他自己
来动手。又因为他只能消耗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消耗太
多其他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他吃不到大鸭梨,看不了昆汀·塔伦蒂诺
(Quentin Tarantino)的电影,穿不了莫罗·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的名牌高跟鞋。他只有他自己的品牌。”
但是,在所有这些消息中最好的一个是,专业化水平已经足够高
了,对于类型完全不同的商品,我们可以通过贸易途径获得。当人们
说,现代经济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们
已经搞清楚了怎样去交换信息。信息是最新、最耀眼的商品。“在物质
商品与物质交换的世界中,贸易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零和博弈,”创新
者迪恩·卡门说,“我手上有一块黄金,而你手上有一块手表,如果我们
进行交换,那么,我拥有了手表,而你获得了黄金;但是如果你有一种
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进行交换,那么我们都拥有了两种思想。这
是一个非零和博弈。”
历史数据传递出的好消息
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60岁出头,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喜
欢穿肘部打补丁的粗花呢上衣,总是精力过人。罗斯林是一位医生,长
期在非洲农村服务。他曾经花了数年时间,致力于追踪治疗一种被他命
名为绑腿病的疾病,这是一种流行于当地的瘫痪病,最终被他治愈了。
后来,罗斯林又参与创办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瑞典分部,并成了全世界最顶尖医学院之一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国际卫生
部的一名教授,他还参与编写了一本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卫生学
的教科书(它的目标是为全球65亿人提供体检标准)。
为了编写这本教科书,需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这使罗斯林有机
会接触联合国内部档案馆的资料,那里存储了大量的有关全球贫困率、生育率、平均寿命、财富分配、财富积累等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
是以晦涩难懂的电子表格的形式存储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使它们变
成了一些“掩盖真相”的数字。罗斯林不仅“窃取”了这些数据,还发现了
一种呈现它们的新方法,从而使这些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令人难以
置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大多数人一样,我第一次了解罗斯林的上述举动也是在一个非常
特殊的场合:2006年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市举行的TED大会。大会
上,罗斯林站在演讲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讲,题目就是著名的《你所见过
的最好的数据》。他的身后是与剧院电影屏幕一般大小的电子屏幕,屏
幕上显示的则是一张巨大的图表。图表的横坐标代表的是国家的生育
率,而纵轴显示的是国家的平均寿命。在这张图表上绘制了许多不同颜
色与大小的圆圈:颜色代表各大洲,圆圈代表各个国家。圆圈的大小与
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关,它在图表上的位置说明在给定的某一年平均
家庭规模与平均寿命两者的结合情况。当罗斯林开始讲演的时候,屏幕
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1962”字样,它横穿了整个电子屏幕。
“在1962年,”罗斯林指着屏幕的右上角说,“这里有一组国家——
工业化国家,它们的家庭规模较小,国民的寿命也比较长。”然后,他
又提醒听众把注意力转向左下角,他说:“这儿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
家庭规模比较大,相对来说,国民的寿命也比较短。”
罗斯林用他所绘制的这张图表以可视化的形式把1962年贫国与富国
之间的差异残酷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相当震撼人心。但这种差异并没有
持续下去。随着鼠标的点击,这张图表被激活了,数据不断地变化着。
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每过一秒钟变换一个年份。图表上
的圆点随着时间向前推进不断地在屏幕上跳跃着,来自联合国数据库的
数据驱动着这些圆点不断地发生移动。罗斯林的声音也与它们一起跳动
着。“你看看这儿,这是中国,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它移动到左边去
了。所有这些代表拉丁美洲国家的绿色的圆点都移向了家庭规模较小那边,所有用黄色表示的阿拉伯国家都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国民的寿命也
越来越长了。”时间越接近现在,进步迹象就越明显。到了2000年,除
了那些被内战与艾滋病病毒重创的非洲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在向右上
角聚集,它们正在走向一个更长寿、家庭规模更小的世界,一个更加美
好的世界。
罗斯林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的收入分配状况吧。”于是,又一张新的图表出现在了屏幕上。这张图表的横坐标是对人均GDP取对
数值,纵坐标的左边指的是儿童的存活率。时间再次指向了1962年。左
边最底下的是塞拉利昂,在这个国家,儿童的存活率只有70%,平均年
收入只有500美元;在正上方有一个最大的圆球,那代表中国,在1962
年,这也是一个经济上十分落后、国民健康状况极端糟糕的国家。罗斯
林再次点击他的鼠标,他的“图表预言家”又开始动起来了。在图表上,随着鼠标的点击,代表中国的圆球一直在向上移,然后又移到了右
边。“这是毛泽东,”他说,“把健康带给了中国,后来他去世了……而
邓小平则把富裕带给了中国。”
中国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遵循着这个
相同的模式,最终都会密密麻麻地聚集到右上角,当然在它的左边还会
拖着一条由一些小小的圆点组成的调皮捣蛋的尾巴。即使这个图形有这
样一条尾巴,它所显示的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在2010年一次更
新的演示活动当中,罗斯林是这样总结他的研究成果的:“尽管在今
天,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可能有200年之
巨,但是,存在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由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巨大差距已经在慢慢缩小了。如今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相互
融合的世界。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它伴随着援助、贸
易、绿色科技与和平走向未来。如果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那么
将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会完全坐落于那健康、富有的一角,这是完全有
可能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罗斯林是正确的,那么贫富
之间的差距最终都会成为人们的记忆;如果里德利是对的,那么我们现
在所陷入的这个坑其实并不太深。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阻碍富足实现的
麻烦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以至于无
法让我们避免现在所面临的灾难。但是,如果说到底,这个麻烦其实也
只不过是另一个表达问题或可视化呈现问题,那又会怎样呢?这就是说,问题其实并不在于目前的进展速度不够快,而是这种进展既无法用
里德利的理论来解释,也无法用罗斯林的动态图表来呈现。是的,正如
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类的线性大脑无法理解目
前指数型的发展速度。怎么办呢?05 雷·库兹韦尔与奇点大学
库兹韦尔是谷歌公司的工程总监,也是21世纪最伟大的未来学家。在摩尔定律的基础
上,库兹韦尔创立了库兹韦尔定律:所有信息技术都将以指数规律快速发展。戴曼迪斯
和库兹韦尔创立的奇点大学是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其核心课程都是围绕8个指数型增长
领域设置的。库兹韦尔是最好的预言家
如果你想要知道科技是否会以足够快的速度给全球带来一个富足的
时代,那么你需要知道如何去预测未来。当然,预测未来是一门古老的
技艺。举例来说,古罗马人会雇用肠卜师来为他们占卜(肠卜师是指受
过训练的能够通过查看被宰杀的绵羊的内脏来预测未来的人)。现在,在预测方面人类所做的已经比那时候好多了。实际上,就预测科技发展
的趋势而言,现在几乎已经达到科学的程度了。在这方面,或许没有人
比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做得更好了。
库兹韦尔出生于1948年,他一开始并没有想成为一名技术预言家,尽管他的童年跟大多数人的童年都不太一样。在他5岁的时候,他想成
为一名发明家,但又不想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发明家。他的父、母亲都
是世俗派犹太人,都是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从奥地利来到纽约的。在
成长历程中,库兹韦尔听到了很多故事,不仅仅是有关纳粹暴行的恐怖
故事,还有其他的好故事。他的外祖父喜欢谈论回到战后欧洲的第一次
旅行的故事,在那里他的外祖父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处理达·芬奇
的原创作品——他的外祖父总是用非常虔诚的语言来描述这次经历。从
这些传奇故事当中,库兹韦尔知道了人类的思想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达·芬奇的思想是超越人类局限性的创造力的象征。而希特勒的思想则
显示出了一种毁灭一切的力量。“因此从早年开始,”库兹韦尔说,“我
就把追求‘好思想’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体现出了我们人类
价值中最好的那部分。”
8岁的时候,库兹韦尔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的想法是对
的。那一年,他发现了一些有关小汤姆·斯威夫特(Tom Swift,Jr.)的
故事书。这套系列故事书的情节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斯威夫特发现了一
种可怕的情况,它将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命运,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地下实
验室冥思苦想。最后,他总能豁然开朗,找到一些非常出色的解决方
法,并且因此成了一位英雄。这些故事的寓意非常明确:思想再加上科
学技术,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难题。
从那以后不断努力,库兹韦尔最终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事实上,他创造了几十个奇迹:世界上第一台CCD平板扫描仪、世界上第一个文
本–语音合成系统、世界上第一台供盲人使用的阅读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总之,他现在拥有39项专利,另外还申请了63项专利申请
权、12个荣誉博士学位;他还入选了美国发明家名人堂(是的,在俄亥
俄州的阿克伦市确实有这样一个名人堂)。库兹韦尔还获得了美国国家
技术奖与久负盛名的由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总资金额为50万美元的莱梅
尔逊奖(Lemelson-MIT Prize),莱梅尔逊奖是颁发给那些“把他们的想
法转变为发明与创新,从而改善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人”的。
但是,雷·库兹韦尔之所以如此出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完成了许
多发明。或许,驱使他着手发明这些东西的原因才是他最大的贡献。不
过,这或许要多花点时间来解释。
摩尔定律:预知未来的一条曲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家们就开始猜测,技术变化的速度可能
隐藏着某种模式,如果能够揭开隐藏这种模式的面纱,那么人类就有可
能预测未来。试图预测未来的最早的官方行动之一,或许是1953年美国
空军所做的研究,他们追踪了自莱特兄弟以来的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加速
提高的过程。美国空军绘制了一幅“飞行速度提高图”,并将它外推至未
来,结果得出了这个在当时极其令人震惊的结论:去月球旅行应该很快
就可以实现了。
对此,凯文·凯利在他的《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进一步解释道:
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在1953年,世界上还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能够实现这种未来旅
行的技术。没有人知道人类怎么才能以那么快的速度旅行并生存下来。当时,即使是最
乐观、最大胆的梦想家也没有预测到,人类能够在众所周知的“2000年”到来之前就登上月
球。唯一告诉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画在那张纸上的那条曲线。但是那条曲线是对
的,只不过在政治上看却有点不准确。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时间恰好与曲线上所显示的时间相吻合。12年后美国向月球发射了一枚火箭。正如达米
安·布罗德里克(Damien Broderick)所解释的那样,“人类到达月球的时间大大提前了,比像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这样疯狂的太空旅行爱好者所预测的时间还要早上
13个世纪”。
美国空军给出了这个研究结论之后大约10年,一个名为戈登·摩尔
(Gordon Moore)的人总结出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很快就成了所有预
测技术发展趋势的规律中最著名的一个。在1965年的时候,英特尔公司
还未成立,仍然效力于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摩
尔撰写了一篇题为《让集成电路填满更多的组件》(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的论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摩尔指出,自从1958年发明了集成电路之后,在一个电脑芯片上的集成电路
元件数量每年都增加了一倍。他预测,这种趋势将会“至少再持续10
年”,他是对的。这种趋势确实又持续了10年,不过之后并没有停止,又再持续了10年,然后还有更多的10年……总之,在50年之后,摩尔给
出的这个预测的准确性仍然没有问题,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摩尔
定律”。现在,人们都在用摩尔定律预测半导体工业的发展趋势,来为
这个行业制订未来的规划。
摩尔定律指出,每隔18个月,在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
就会增加一倍,这实际上意味着,每过18个月,以同样价格可以买到运
行速度是原来两倍的电脑。在1975年间,摩尔对摩尔定律进行了修正,把时间修正为每两年增加一倍。但是,不管怎样,他所描述的这种增长
模式仍然是指数型的。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说到底,指数型增长只不过是简单地不断
翻番而已:1变成2、2变成4、4变成8……但是,由于大部分指数型增长
曲线都是从远小于1的地方开始的,所以早期的增长几乎让我们察觉不
到。如果你去看一张图表,数字从0.000 1翻倍到0.000 2、从0.000 2翻倍
到0.000 4、从0.000 4翻倍到0.000 8,那么在图上的这些点看起来几乎就
等于是零。实际上,按照这个速度,13次翻倍之后,数字仍然小于1。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条曲线看起来像是一根水平线。但是,再翻倍7次
之后,数字就会猛然增加到100。这就是爆炸性的增长,几乎就在一夜
之间,“从一块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指数型增长的力量就是如此强
大。但是人类的大脑是局部性、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指数型增长速度
会如此令人震惊的原因。
为了说清楚这种指数型增长在技术领域究竟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不
妨来看看一台名为“奥斯本”的便携式电脑的故事吧。“奥斯本”电脑公开
发布于1982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电脑。这个“坏小子”重大约13千
克,价格为2 500多美元。与之相比,2007年发布的第一台iPhone,重量
只有它的1100,成本只有它的110,而运行速度是它的150倍,内存容
量则是它的100 000倍。即使撇开它的软件应用程序与无线连接功能不
讲,你只是简单地按“单位重量单位计算能力的美元价格”来测算两者之
间的差距,iPhone都遥遥领先于早期的任何一台个人电脑,从性价比上
来看,iPhone是“奥斯本”便携式电脑的150 000倍。计算机在计算能力、运行速度、存储容量等方面的惊人提高,再加
上价格的下降、尺寸的缩小,构成了一种指数型的变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初,科学家们还在怀疑,这种指数型发展模式是不是真能成立。当
时,不论是从晶体管的大小来看,还是从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来看,这
种趋势都还不明朗。
而这就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讲讲库兹韦尔的故事的原因了。在20世纪
80年代,库兹韦尔意识到,任何在今天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的发明创
造,等到真正把它推上市场的那一天,就肯定已经过时了。因此,要想
获得真正的成功,他至少需要预测3~5年后的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设
计他的产品。因此库兹韦尔以一个初学者的角色开始研究技术发展趋
势。他描绘了自己总结的指数型增长曲线,试图搞清楚摩尔定律是否真
的具有普遍意义。
事实证明,摩尔定律真的具有普遍性。
谷歌人脑
库兹韦尔发现,遵循指数型增长模式的技术有数十种,例如,美国
电话网的扩展、一年内互联网通信数据的流量、单位价格磁性存储介质
的存储容量,这些都以指数型速度在增长。此外,不仅仅是这些信息类
技术的增长速度是指数型的,世界上其他一些与此无关的技术也在以指
数型的速度增长。就拿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来说吧,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
纪里,它的指数型增长速度一直保持不变。尽管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几
次不和谐的世界性的战争、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
库兹韦尔的第一本书《智能机器的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于1988年出版,他在书中利用指数型增长曲线图对未来做了
些不大不小的预测。现在,某些发明家和知识分子总是在对未知事项进
行各种各样的预测,但是事实证明,只有库兹韦尔的预测才有令人难以
置信的准确性。例如,他曾经预言苏联会解体,计算机能够战胜世界象
棋冠军,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在战争中使用电脑化的武器,自
动驾驶的汽车,而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预测到了万维网的出现。紧接
着,他在1999年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名为《灵魂机器的时代》。在这本
书中,库兹韦尔把他的预测蓝图进一步指向未来,分别就2009年、2019
年、2029年和2099年提出了一系列预测。由于他的大部分预测都是针对相当遥远的未来的,它们到底是否准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将
无从得知。但是,在他为2009年所做的108项预测当中,有89项已经成
真了,还有13项也十分接近现实。在未来主义文学的历史上,库兹韦尔
预言的准确性无与伦比。
在他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
中,库兹韦尔与一个10人研究小组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描绘出了数十种
指数型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他们还试图搞清楚这种发展速度将
会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是令人惊愕的,也颇具争议。不过,为
了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还得先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讨论一下未来的计
算能力。
今天一台普通低端电脑的运算速度大概是每秒1011次,或者说,每
秒1 000亿次。而科学家们则估计,把爷爷与奶奶的声音辨别出来或者
把马蹄声与雨滴声分辨出来的模式识别要求大脑大致以每秒1016次,即
每秒1亿亿次的速度进行计算。如果用这些数据作为基准,利用摩尔定
律进行预测,那么,一台普通的价值1 0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在不到15
年的时间里就可以达到人类大脑的计算水平。如果再向前“快进”23年,到那个时候,一台价值1 000美元的电脑在一秒钟内应该可以完成100亿
亿亿(1026)次计算,这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所有大脑计算能力的总
和。
不过,这种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值得争议的部分:更快速的电脑出
现后,将帮助我们发展出更先进的技术,于是人类将会开始把这些技术
嵌入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内。例如,利用神经义 ......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
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
著者:(美)彼得?戴曼迪斯 史蒂夫?科特勒
字数:362000
电子书定价:47.99美元
Abundance: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
Copyright ?2012 by Peter H. Diamandis and Steven Kotler李嘉诚的这本案头书,讲些什么
2014年4月25日 16:16-周末?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煜全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未来趋势专家
吕林荫 解放日报记者
前不久,有媒体记者在采访李嘉诚时,拍摄了一张他在办
公室里工作的照片。
办公室一角,堆放着他近期正在翻阅的书籍,有中文书,也有大量英文书籍,其中一本叫《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
力量》。
李嘉诚的这本案头书,展开的是一段关于人类未来的畅
想。近日,本书中文版出版。 有许多事情没有发生,仅仅因为人们不相信那是可能做
到的
我注意到这本书,倒不是因为它是李嘉诚先生的案头书。
不过我猜测,李嘉诚先生注意到它,与书的作者戴曼迪斯有一
定关系。
戴曼迪斯是美国奇点大学创始人之一。他用设立奖金的办
法来鼓励人类的重大科学创新,这个奖项的名称叫“X大奖”。
在戴曼迪斯设立X大奖之前,几乎所有著名奖项犒赏的都是已
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诺贝尔奖。而X大奖独树一帜,它每次设
立一个目前人类社会尚未实现的目标,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实
现该目标的个人和民间团队可以捧走1000万美元甚至更多奖
金。
第一个“X大奖”授予了美国航天工程师伯特?鲁坦设计的私
人航天飞船“太空飞船1号”。此后,“X大奖”又开始寻找能够从
煤电厂排放物中捕获最多二氧化碳,并将之制成最有价值产品
的团队;谷歌公司资助的“月球X大奖”招募第一个把机器人送
上月球的私人团体,奖金3000万美元。虽然并不是每个大奖都
会被顺利领走,不过它确实推动了月球车和另外一些科技项目
的快速发展。
戴曼迪斯刚开始做这些事情时,也不断遭受质疑。不过他
坚信,有许多事情没有发生,仅仅是因为人们不相信那是可能
做到的。
实现“富足”的未来,有4个驱动因素
这个善于大胆设想未来的人,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富
足”的未来是一个金字塔,有三个层次。金字塔的底层是食
物、水和住所,第二层是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和教育,最上层
则是健康和自由。在作者看来,这个“富足”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而要实现这个未来,他总结了4大力量或者称为驱动因
素。
第一是技术。作者谈到了能源问题,人们始终担心能源枯
竭的问题,而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结果是地球直接接受
太阳照射的能量,超过我们现在所有需求能量总和的5000倍以
上。也就是说,如果太阳能技术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能源问题
很可能迎刃而解。听说美国有个计划,到2050年,50%的能源
消耗被可再生能源替代,如果真的做到,人类的未来就很光明
了。
第二是DIY创新者。过去,新产品往往出现在大公司,比
如世界500强企业。现在很多个人都做得到,“X大奖”正是在鼓
励这样的创新者。
第三是科技慈善家。像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是用商业的原
则来指导的,他们做项目的方式特别简单明了。你说要扶贫,那你告诉我,要扶持多少人?多长时间能帮助他们脱离贫困?
能不能维持下去?然后我来考量行不行得通。这就是中国古人
说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第四是崛起中的10亿人,指的是社会里最穷的那些人。最
典型的例子是格莱珉银行,就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在这么贫穷
的地方,本来人们认为提供银行服务是没有意义的;但那里的
银行不光赚了大钱,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商业信用都很好,没有多少坏账率,所以利润很高,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把上一代人未完成的那一环接
过来
作者讲得在理;但我对他的总结不太满意。如果让我来总
结,就是三条:人、科技和制度。当这三者或四条都具备时,“富足”就能实现了吗?我想,还需要一些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作者讲到的“Disruptive”,即“破坏性创新”中的“破坏性”。
什么是“破坏性”?就是由于“我”的出现,改变了市场规
则,在“我”的基础上重建市场秩序。
以前,手机的市场秩序是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制定
的,苹果一出现,规则就改变了。以前运营商的通道能够控制
内容的分发,苹果说不能这么玩,我来做个应用商店,什么东
西放到用户的手机里,由我说了算,运营商因此被迫改革。中
国有这样气魄的公司太少了;但是我在美国却看到一堆这样的
小公司,只有10个人,甚至只有2个人,却一心想着要找到科
技作为杠杆,改变游戏的规则,改变这个产业,进而改变这个
世界。
当初联想老总柳传志提出口号,不做“技工贸”,要做“贸工
技”,即先学贸易,再办工厂,最后搞技术研发。结果联想发
展起来了。过去30年里,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从“贸”走到
了“工”,但并没有真正走到“技”。未来30年,我们这一代人的
使命,是从柳传志那里把上一代人未完成的那一环接过来。如
果我们能把这一步走好了,中国的未来就一定非常美,“富
足”就真的能在我们国家实现了。
(《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美]彼得?戴曼迪
斯、史蒂芬?科特勒著,贾拥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湛庐文化
策划出版)
李嘉诚怎样读书
谈到读书,李嘉诚曾说:“我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这
对我都有用,今天有用,明天也有用。所以,很多大事来的时
候,我也能解决。”抗战期间,日军侵占香港,这段岁月是李嘉诚一生中最艰
难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子的他孤身留在香港赚钱,以维持在
家乡的母亲和弟妹的生活。这三年八个月,被他称为 “一生之
中最重要的岁月”。“我现在仅有的少少学问,都是在这期间得
来。当时工作清闲,同事们爱抱团打麻雀,而我捧一本《辞
海》,一本老师用的教本便自修起来,书看完卖掉再买旧
书。”
人家说读书是求学问,而李嘉诚笑言自己是“抢学问”,争
分夺秒地把古圣贤书一笔一笔抄写在旧报纸上,加深记忆。
李嘉诚习惯睡前看书,看到精彩处,会舍不得放下,继续
追看,直到把文章读完才肯关灯休息。他说:“自言到今天,没有一天不看书,除了小说,文、史、哲、科技、经济方面的
书都有读,我从不间断读新科技、新知识的书籍,不至因为不
了解新讯息而和时代潮流脱节。”
他读书的方法是每季度读一个专题,比如一季度攻读哲学
专题,二季度又专读佛学专题,三季度研读人文历史专题……
专题读书法既保证读书的深度,每个专题都能博采众家之长,又确保涉猎知识的广度。86岁的李嘉诚,从早年创业至今,一
直保持着两个习惯:一是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书。非专业书籍,他会抓重点看,如果跟公司的专业有关,就算再难看,他也会
把它看完;二是晚饭之后,一定要看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电
视,不仅要看,还要跟着大声说,因为“怕落伍”。前 言
黎明前的曙光
历史的视野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快速浏览一下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就足以
让任何人紧张万分。近来,各种形式的媒体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让人很难 忘记那些头条新闻所传达的信息。而且更糟糕的是,在
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塑造成的人类大脑,早就变得对所有潜在危险都特别
敏感。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探讨这种悲剧性的组合对人类的
感知能力造成的深层影响。确实,这种组合扼杀了人类接收好消息的能
力。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情况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挑战,因为我们想通过
《富足》这本书给读者传递一些好消息。本书的核心任务是,逐一考察
各种确凿的事实、科学、技术,以及正在迅速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趋势
和经济力量。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地以为一切将会一帆风顺,途中不会
碰到任何障碍。我们十分清楚,肯定会经历许多激烈动荡的时刻:经济
崩溃、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高谈阔论“富
足”这个概念似乎显得太不着边际、太不合时宜,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
荒谬。但是,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尽管有顺境,也有逆
境,但是人类毕竟一直走在前进的道路上。
20世纪,我们不仅见证了令人惊喜的进步,也目睹了无法言表的悲
剧。1918年,流行性感冒演变成了一场瘟疫,导致5 000万人奔赴黄
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夺走了6 000万人的生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世界各地还发生了无数次海啸、飓风、地震、火灾、水灾和蝗灾。
然而,尽管风雨飘摇,婴儿死亡率却在这个时期下降了90%以上,产妇
死亡率更是下降了99%。同一时期,从总体上说,人类的预期寿命也足
足增加了一倍。在过去的20年内,美国虽然经历了许多次巨大的经济动
荡,但是今天,即使是最贫穷的美国人也拥有电话、电视和抽水马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算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富豪,也不敢奢望这三件
奢侈品。事实上,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所有衡量指标都表明,生活品质
在20世纪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因此,尽管在未来的前进道路上肯定还会出现无数足以令人心碎的悲惨事件,尽管各种媒体上还会继续充斥着
令人惊恐不安的头条新闻,但是,全世界民众的生活水平仍然还会持续
改进。这就是本书将要阐明的核心观点。
为什么你应该关心
这是一本阐述如何提高全球民众生活水平的书。全球范围内,最迫
切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地方,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这就引出了第二个
问题:生活在发达国家的美国人,为什么应该关心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呢?说到底,美国自己也正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难题。例如,无论是失业
率还是房屋止赎率,都在不断飙升。暂且撇开人道主义的因素不论,我
们是不是真的应该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个事业上——为迈向一个全球富
足时代而努力?
答案非常简单:是的,应该。人类早就挥别了小国寡民、老死不相
往来的时代。在今天的世界里,在“别处”发生的事情,也会对“这里”产
生影响。流行性疾病根本不会“尊重”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恐怖组织的活
动更是遍及全球,而人口“过剩”也是一个与所有人都有关系的问题。那
么,什么才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提
高全球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一个国家越富裕,民众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健康,那么这个国家内部出现暴力冲突、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概率就
越低,这个国家的社会动荡殃及邻近国家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在这种国
家内,由于政府稳定有力,即使发生了某种传染性疾病,也能够在它扩
展为全球性的传染病之前把它控制好、消灭掉。此外,还有一个额外的
好处就是,生活品质和人口增长率是直接相关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后,婴儿出生率便会下降。因此,我们要强调的要点是:在今天这
个“超链接化”的世界里,解决好任何一个地方的问题,也就等于解决了
所有地方的问题。
再者,人类所拥有的应对重大挑战的最重要工具,正是心灵。现
在,信息通信革命正迅速蔓延到全球。在未来的8年内,活跃在网络上
的人口将新增30亿,这些人都会参与全球对话,并为全球经济做出贡
献。在过去,我们是无法接触到他们的想法的;在未来,他们的想法将
会带来无数能够造福全人类的新发现、新产品和新发明。
两个心灵的结晶本书的两位作者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相识于2000年。当
时,科特勒为《智族》杂志(GQ)撰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X大奖。
戴曼迪斯非常赞赏科特勒的写作风格,便向科特勒提出了一个建议——
共同撰写一本有关“富足”概念的著作。戴曼迪斯在创办和管理X大奖基
金会(X Prize Foundation)、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的过程
中,以及在研究创新及指数型增长技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
富足的理念。而科特勒也早已有了类似的想法,在本书中,科特勒为读
者提供了他在神经科学、心理学、科技、教育、能源、环境等领域的独
特观点和专业知识。这本书是彼得·戴曼迪斯和史蒂芬·科特勒同心协力
完成的,对于书中的所有思想和内容,两人都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
彼得·戴曼迪斯
史蒂芬·科特勒目录
前 言 黎明前的曙光
第一部分 观点
01 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02 建造富足金字塔
03 悲观源于我们的“认知偏差”
04 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第二部分 指数型发展的技术——实现富足的最重要力量
05 雷·库兹韦尔与奇点大学
06 奇点越来越近
第三部分 实现富足的另外3种力量
07 “DIY”创新者
08 科技慈善家
09 崛起中的10亿人
第四部分 建造金字塔底层
10 合作的工具
11 水
12 养活90亿人的3大对策第五部分 建造金字塔的中间层和顶层
13 能源
14 教育
15 健康
16 自由
第六部分 奔向富足
17 让创新与突破来得更猛烈些
18 风险与失败
19 下一条路在哪里
附录 1 各领域参考原始数据
1 水与卫生设施
2 食物与农业
3 卫生与医疗保健
4 能源
5 教育
6 民主
7 人口与城市化
8 信息通信技术
9 慈善事业
10 去物质化与去货币化11 指数型增长曲线
附录 2 技术指数型增长的危险
1 为什么说未来可能并不需要我们介入
2 生物恐怖主义
3 网络犯罪
4 机器人、人工智能与失业问题
5 势不可当
译者后记
赞 誉01 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只要拥有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那么无数曾经被认定为不可能的事情将来都有可能变
成现实:地球上90亿人喝上干净的水,住上自己负担得起的住房,个性化的教育,顶级
的医疗护理,用之不竭的无污染能源。如果真能如此的话,那将是一幅怎样的美景啊!铝的教训
加伊乌斯·普林尼·西塞留斯·塞坤杜斯(Gaius Plinius Cecilius
Secundus),常被人们称为老普林尼或大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
公元23年出生于意大利。老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初期的海军和陆军司令,后来又成了一名作家、博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他的著作当中,最著
名的是《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也译为《博物志》)。《自然
史》包罗万象,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总共有37卷。这部巨著的内
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中有1卷是关于宇宙学的,1卷是关于农业
的,1卷是关于魔术的,4卷是关于世界地理的,9卷是关于动植物的,还有9卷是关于医药的,最后几卷是关于矿物学的。在其中的第35卷
《地球卷》中,老普林尼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金匠向古罗马皇帝提比
略(Tiberius)进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餐盘的故事。
这个盘子真是一件令人目眩神迷的绝妙的东西,它是用一种全新的
金属制作而成的,质地很轻,闪闪发光,几乎与银一样亮。这个金匠声
称,制作盘子的金属是他从普通的黏土中提取出来的,当然,他采用了
一种神秘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只有上帝和他知道。金匠没有料到的是,这个皇帝是罗马最伟大的统帅之一,他是一个战争狂,征服了今天欧洲
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个过程中积聚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他同时也
是一位财务上的行家里手,因此他很清楚,如果人们突然之间都转而青
睐于这种闪闪发亮的新金属,而不再喜欢黄金,那么他的财富将会严重
缩水。“因此,”老普林尼在书中写道,“提比略并没有给这个金匠预期
的奖赏,而是下令将他斩首了。”
这种闪闪发亮的新金属就是铝。毫无疑问,这个金匠成了无头冤魂
是全世界的损失,直到差不多2 000年之后,铝才被再次发现,那已经
是19世纪早期了。在那个时候,铝仍然非常稀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
价值的金属。在拿破仑三世为暹罗国王举办的一个宴会上,只有贵宾才
有资格使用铝制餐具,而其他的宾客则只能使用黄金制作的餐具。
铝之所以如此珍贵、罕见,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化学提炼过程极为复
杂。从技术上讲,铝元素仅次于氧元素和硅元素,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
富的第三大元素。铝元素的总重量达到了整个地球重量的8.3%。今天,铝已经变得非常便宜了,它随处可见,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可以随用随弃的东西。但是,拿破仑三世的宴会却证明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由于铝是一种高度亲氧的元素,在自然界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纯金属铝。
铝元素通常都与其他元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铝氧化物和铝硅酸盐的
形式存在于一种叫做铝土矿的黏土状的矿物当中。
虽然铝土矿的含铝量达到了52%,但是,从中分解出纯铝却是一件
十分复杂而难度又极大的工作。不过,在1825—1845年间,汉斯·克里
斯蒂安·奥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和弗里德里希·维勒(Friedrich
Wohler)发现,高温加热无水的氧化铝与钾汞齐,然后通过蒸馏作用除
去汞,留下的“残渣”就是纯铝。在1854年,亨利·圣–克莱尔·德维尔
(Henri Sainte-Claire Deville)首次实现了萃取铝的工业化生产,使生产
成本下降了90%。即便如此,在那时,铝仍然价格不菲,而且供货量极
少。
在1886年,美国化学家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和
法国人保罗·埃鲁(Paul Héroult)几乎同时独立地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突
破性地提炼铝的技术——电解法,从而改变了一切。霍尔–埃鲁电解法
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生产电解铝的方法,即利用电力把铝从铝土矿
中分解出来。突然之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大量获得这种廉价
的、轻便的、柔韧性极好的金属材料了。
在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倒霉的金匠被砍头这个情节之外,其实也没
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故事随处可见:原
本非常稀有的某种资源,一旦找到了某种革新的方法,就变得十分丰富
了。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事物的稀缺性是依赖于环境的。试想一下,假
如有一棵硕大无比的橘子树,树上挂满了橘子,当我把较低处的橘子都
摘光时,我就摘光了我所能够得着的地方的所有橘子,那么,受我目前
能力所限,橘子对我来说就变成一种稀缺资源了。但是,如果有人使用
了一种新的技术,发明了梯子,那么,突然之间我又能摘到更高处的橘
子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由此可见,技术是一种解放资源的机制,它
可以把过去相当稀缺的资源变得十分充裕。
在这里,不妨再展开说一下,让我们来看看那个经过精心规划的马
斯达尔城(Masdar)吧。如今它正在建设当中,由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
司(Abu Dhabi Future Energy Company)承建。这个新城紧邻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市,外围有炼油厂和飞机场,将会有5万居民入住,另外,还将会有4万人在那里工作。根据规划,马斯达尔城将达到零废
物、零碳排放的标准。在这个城市里,将不允许任何一辆汽车行驶,也
不允许燃烧任何矿物燃料。在欧佩克组织(OPEC)内,阿布扎比是第4
大石油生产地,它的石油储量占目前所探明的全球石油储量的10%。
《财富》杂志曾经把阿布扎比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
使这件事情变得十分有趣:石油大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愿意花上200亿
美元来建造全世界第一个后石油时代的城市。
2009年2月,我去阿布扎比进行了实地探访,发现它确实非常有意
思。到达那里不久,我就离开了我所入住的酒店,跳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斯达尔城的建筑工地。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时光之旅,我所入
住的酒店是酋长国宫殿酒店,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昂贵的酒店之一。
据我所知,极少数的人愿意花费11 500美元(有些人的预算跟我是很不
一样的),在这个酒店里包一个镀金的套房,住上一晚。而在1960年发
现石油之前,阿布扎比一直都只是一个由游牧者和潜水采珠人所组成的
城市。当出租车经过了一个上面写着“欢迎来到未来之城马斯达尔”的标
牌时,我才明白我已经来到了“未来之城”马斯达尔。我当时还在幻想,在全世界第一座后石油时代的城市里,我应该能够看到类似于在《星际
迷航》中看到的场景。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一片贫瘠的沙漠,上面停
着一些建筑拖车。
在参观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杰伊·威瑟斯彭(Jay Witherspoon),他
是整个工程的技术总监。威瑟斯彭向我介绍了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并解释了造成这些挑战的原因。他说,建造马斯达尔城是基于这样一个
理念,即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星球上”(One Planet Living,简称
OPL)。威瑟斯彭解释道,如果我要想理解“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真正
涵义,那么我必须明白以下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目前人类对地球
的自然资源的使用已经过度了,超出了资源更新能力的30%;第二个事
实是,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过上一般的欧洲人那样的生活,那就需
要3个地球来提供资源;第三个事实是,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希望像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那样生活,那么要满足我们的愿望,则需要5个地
球。“生活在同一星球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倡议,旨在缓解地球资源短缺
问题。
“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倡议是由百瑞诺发展集团(BioRegional
Development,又译为生命区域发展集团或生态区域发展集团)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起的,它由10个核心原则组成。这些原则涉及的范围
非常广泛,从保护本土文化到研发可持续发展的原材料都有,但是从根
本上说,它们的核心无非是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共享资源。
马斯达尔城项目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建设项目之一。在建中的这座
城市是为了后石油时代而设计的,在未来,石油将会短缺,水资源也将
极度缺乏。但是,资源的丰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对的,这正是铝的故事
给我们留下的教益。
即使有朝一日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了石油,但是,马斯达尔城仍然
将沐浴在明媚的阳光当中。阳光是非常充足的。现在已经测定,到达大
气层的太阳能总计高达174拍瓦(1拍瓦即1015瓦)——误差最多上下浮
动3.5%。在这些太阳能中,大约有一半到达了地球表面。目前,人类每
年消耗掉的能源大约为16太瓦(1太瓦即1012瓦,这是根据2008年的数
据计算出来的),然而,每年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能为这个数字的5
000多倍。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认为并不存在短缺问题,而只存在一个
如何利用的问题。
此外,就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而言,马斯达尔城坐落于波斯湾地区
——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而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水星球,地球表面有
70%的地方都覆盖着海洋。只不过这些海洋里的水,跟波斯湾里的水一
样,含盐量太高,不适合人类直接消费或者用来灌溉农作物。实际上,地球上的水,97.3%都是咸水,短缺的只是淡水。那么,未来的淡水又
从哪里来呢?道理是一样的,既然新的技术能够轻易地把铝从铝土矿中
分离出来,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为什么不能发现某种能够淡化海水
的新技术呢?那样的话,马斯达尔城又岂会缺水呢?
因此,要点在于:当我们从技术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时,真正短缺的
资源是很少的,真正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利用资源。可惜的是,占据主流
的观点仍然是: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威胁。
增长的极限
当人类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资源短缺便一直是许多人关注的一
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当代表述——许多时候它被称为“稀缺模
型”,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时候。在当时,英国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意识到,粮食产量是以线性形式增
长的,而人口却是以指数形式增长的。有鉴于此,马尔萨斯确信,总有
一天,人类将会无力养活自己。正如马尔萨斯所说:“人口增长的速度
必然远远高于地球所能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
自此以后,许许多多的思想家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到了20世纪60
年代初,社会上似乎出现了某种共识。1966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指出,“现在的人口过剩如同瘟疫一样,但是这种瘟
疫与欧洲中世纪的瘟疫或者那时流行的疾病是不一样的,那时人们对这
些瘟疫和疾病一无所知,而在今天,人口过剩问题是可以通过我们目前
所掌握的方法和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解决的”。两年之后,斯坦福大学
的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Dr. Paul R. Ehrlich)出版了他的著作《人口爆
炸》(The Population Bomb),为人类的过度繁衍拉响了更大的一个警
报。不过,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并让人们相信人类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加
深的,则是于1968年召开的一个小型国际会议。
在那一年,苏格兰科学家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和意大利
实业家奥莱里欧·佩切伊(Aurelio Peccei)把许多当时世界上顶尖的、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家召集到了罗马的一幢小别墅里,召开了一次
会议。这个小团体很快就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闻名于世。
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们聚在一起,不仅讨论了人类在短期内所面临的一些
难题,还探讨了人类的长远发展问题。
1972年,他们发表了作为那次讨论的结果的研究报告——《增长的
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迅速成了经典,一下
子就卖出了1 20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几乎所有阅读过它
的人都被吓到了。系统动力学的奠基者杰伊·弗瑞斯特(Jay Forrester)
还特地为罗马俱乐部开发了一个模型,可以用来对世界人口增长率与全
球资源消耗率进行对照分析研究。这个模型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复杂难
懂,但是,它所透露的信息却极易理解:地球上的资源快要用完了,人
类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这个报告出版至今已经40多年了。虽然这个报告给出的许多可怕的
预言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就它的基本内容而言,时光流逝并没有冲淡
其重要性。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目力所及的地方找到各种证据,证
明其评估的准确性。14的哺乳类动物如今已经濒临灭绝了,而90%的大型鱼类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地球表面的含水土层正在慢慢地干涸,农
作物赖以生长的土壤也变得过于盐碱化了;石油也快耗尽了,铀的储藏
量也变少了;甚至作为肥料主要成分之一的磷也变得供应不足了。当你
在阅读这几行文字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因饥饿而死去;当你读完这一
段文字时,另一个人却因为过于干渴而与世长辞了(或者因为在口渴难
耐的情况下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死去)。
专家们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70亿了。如果这个趋势不出现根本性
的逆转,那么到2050年,人口将会接近100亿。然而,地球究竟可以供
多少人持续地生活下去?研究地球承载能力的科学家们各自的估计大相
径庭。激进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地球承载能力为20亿人;而执拗的悲观
主义者却认为,地球承载能力仅为3亿人。即使赞同那个最令人振奋的
预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尼娜·费多罗夫[Nina
Fedoroff]最近告诉记者的那样),我们也只能得出如下这个结论:“人
类需要做的是,降低全球的人口增长率,因为地球再也支撑不了更多的
人了。”
然而,有些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却会相当困难。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自上而下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其中最臭名昭著
的一个例子当然是纳粹德国所实施的所谓优生优育计划了。事实上,时
至今日,极个别国家仍然没有从类似的梦魇中醒来。在20世纪70年代中
期,印度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和输精管切除手
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自愿接受这类手术的,而且极
少数人还因为他们的“牺牲”精神获得了奖励,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则都是
被迫的。这项政策最终导致印度当时的执政党失去了政权,而且由此而
引发的论战,时至今日仍然未能平息。
留给人类的似乎只剩下唯一的一个选择了。既然你不能(或者不愿
意)使地球上的人口减少,那么你就必须尽你所能充分利用人们手头上
的一切资源,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利用水平。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
这一点呢?这早就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人
似乎把“生活在同一星球”组织所奉行的那些原则当成了唯一可行的出
路。但是,这个选择一直让我觉得有些困扰。这并不是因为我不赞成应该追求更高的效率这个理念,说真的,谁又会反对高效率呢?如果能够
做到耗费得更少,得到的却更多,任何人都不会不喜欢。令我感到有些
不安的是,这种思路强调提高效率就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我一生中做过
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它们也应该是可行的。
我自己现在正管理着一家名为X大奖基金会的非营利性组织。它的
宗旨是:设计并组织各种各样以巨额奖金为大奖的竞赛,促使和鼓励人
们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而投身于各种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的研发活动
中去。在我去马斯达尔城实地探访前的一个月,我还主持了基金会一年
一度以“透视未来”(Visioneering)为主题的理事会会议。在与会者当
中,既有特立独行的发明家,如迪恩·卡门(Dean Kamen)和克雷格·文
特尔(Craig Venter);又有杰出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家,如拉里·佩奇
(Larry Page) 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有全球商业巨子,如
拉丹·塔塔(Ratan Tata)和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在会议
上,他们就如何在能源、生命科学、教育和全球发展等方面实现根本性
突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足以改
变世界的企业甚至行业,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解决了长期以
来被人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完成这种创举的。总而言之,他们这群
人所走过的成功之路表明:应对资源短缺威胁更好的办法并不是每个人
都打破头去抢夺现有的资源这块“馅饼”,使得这块“馅饼”变得越来越
薄,而是尽力使这块“馅饼”变得更大。
实现富足的可能性
当然,制造更大的“馅饼”这种思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与
以往相比,我们现在再一次强调的这个思路已经出现了一些关键的不同
点。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用来介绍这些不同点的。这些不同之处可以
概括总结为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的能力已经开始赶上我们的野心
了,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在这个时代,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急剧的
转折期,从现在开始,科学技术将会极大地提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
个男人、女人与儿童的基本生活水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将有能
力为普通民众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在过去只能提供给极少数富
人享用的那些商品和服务,任何一个需要得到它们、渴望得到它们的
人,都将能够享用它们。让每个人都生活在富足当中,这个目标实际上
几乎已经触手可及了。在如今这个充斥着悲观主义色彩的年代里,对于我们的这个宣言,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但是,不可否认,一些划时代的变革正在
悄悄地发生。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无线电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已经非常普
及,它们不但无处不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它们;而且还相当便
宜,几乎每个人都用得起。以非洲为例,他们根本不需要再重走我们西
方国家的老路,非洲的天际没有横七竖八的电话线,因为它跳过了固定
电话时代,直接进入了无线电话时代。在非洲,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一直
在成倍地上升:2000年的时候,移动电话的普及率还只有2%,2009年
达到了28%,到2013年,达到70%以上。30年前,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受
教育的机会,也经常挨饿,如今他们却能够使用移动电话与别人联系,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今天一个马塞族勇士所佩带的手机的功能
比25年前的美国总统所使用的手机的功能还要完备。如果他使用的是智
能手机,那么他可以打开谷歌搜索引擎,他能够获得的信息将比15年前
的美国总统还要多。到2013年末,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畅游于万
维网中,获取海量信息,并且利用网络进行即时、廉价的交流互动。简
而言之,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信息极其丰富,通信手段也非常方便
快捷。
同样的道理,其他新的、划时代的技术的进步,如计算系统、网络
与传感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3D打印
技术、纳米技术、人机对接技术、生物医学工程,也使生活于今天的绝
大多数人都能体验和享受过去只有富人才有机会拥有的生活。更让人欣
慰的是,这些技术其实并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因素。
还有另外三大力量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三大力量都因为技术
的进步而在成倍地壮大,而且每种力量都拥有能够为人类创造富足生活
的巨大潜力。在过去的50年里,一种名为“自己动手去做”(DIY)的革
命一直在酝酿中,但是,直到最近它才真正开花结果,变成了一种盛行
全世界的潮流。在当今这个世界,那些喜欢在家里摆弄技术创新的爱好
者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改装汽车、自
制计算机等小打小闹上了。如今这些“DIY”型创新者已经触及了过去被
认为是高度机密的领域,比如说,基因工程与机器人技术。更有甚者,现在有一些以“DIY”为宗旨的小团队成功地挺进了过去只有大型企业和
政府才能完成的一些项目,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伯特·鲁坦(Burt
Rutan)凭一己之力飞进了太空,这是连航空巨头们都觉得不可能成功
的事情,然而它却真的发生了。克雷格·文特尔在有关人类基因组序列的研究中,与强大的美国政府展开了竞赛,并一直占据上风。在这些特
立独行的创新者身上新发现的创造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力量中的第一
种力量。
第二大力量源于一类用途非常特别的资源——大量的资金。高科技
革命催生出了新一代富有的科技慈善家,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财富去解
决一些全球性的、与富足密切相关的技术挑战。比尔·盖茨正在向疟疾
宣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正在彻底颠覆教育体制;而
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和潘姆·奥米迪亚(Pam Omidyar)
则正竭尽全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电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言以蔽
之,我们的第二种力量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无可匹敌的科
技慈善家的善心。
最后一种力量则来自那些最穷的穷人。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
通民众,最终也都会被卷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洪流中,随时可能变成被我
称为“不断崛起的数十亿人”当中的一员。为了发挥他们的力量,要完成
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通信网络,而这就需要对互联网、小额贷款和无线通信技术进行整合,改善“穷人当中的穷人”的境况,使
他们变成一股新兴的市场力量。这三大力量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拥有无穷
的潜力。但是,如果把它们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再利用不断进步的技
术放大它们的力量,那些曾经被认定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今都有可能变成
现实。
那么,那些本来不可能、现在变成可能的事情都有哪些呢?
试想象一下吧。一个拥有90亿人口的地球上,人们都能喝上干净的
水、吃上有营养的食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负担得起的住房,都能接受
个性化的教育,都能享受顶级的医疗护理,都能使用无污染且取之不尽
的能源,那将是一幅怎样的美景!建立这样一个更美好的地球是人类面
临的最大的挑战。本书下面所叙述的故事就是,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这
样的生活。02 建造富足金字塔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这两个指标都很难用来定义富足,戴曼迪斯提出的关于富足的金
字塔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富足金字塔由三层构成:最底层是水、食物、住所,中间层包括丰富的能源、充分的受教育机会、便利的信息通信技术,最高层则是健康与
自由。富足的定义
富足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愿景,在开始阐述何为富足的生活之
前,必须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为了界定富足的含义,许多经济学家
都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即从贫困入手来给富足下定义,但是这
种方法可能有些取巧。美国政府在给贫困下定义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
指标,分别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标是用来度量那些收入
低于一定标准的人的收入的;相对贫困指标所衡量的则是个人在一定时
期内的经济收入与同一时期所有人的平均收入相比的相对水平。但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来定义富足,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因为富足是一个
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的愿景。
举例来说,在2008年,世界银行修改了国际贫困线(绝对贫困的衡
量尺度)的标准,从它长期以来的“一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调整为“一
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根据这个标准,如果某个人每星期工作6
天,一年工作52个星期,能够赚得390美元,就不算一个绝对贫困者。
但是,就在同一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本土的48个州(阿拉斯加与夏
威夷的数据略微有些不同)共有3 910万人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不
过,他们的年收入却可能“高达”10 400美元。很显然,不同国家、不同
组织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如何缩小这些差距是
一个难题,而如果你的兴趣在于为减少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设定一个统
一的目标,那么就必须克服这个难题。
相对贫困指标也有问题。如果不能用赚得的钱买到你所需要的东
西,那么,你的收入与你的邻居们相比,到底处于何种水平也就显得无
关紧要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是不是很容易
就可以获得?这种易获得性也是决定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
是,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却依不同的地区而定,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存
在着巨大的差异。今天,大多数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美国人都拥有电视
机、电话、电灯、自来水和室内排水管道系统。而大部分非洲居民却享
受不到这些基础设施。如果你能把生活于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穷人所享受
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全部平移到那些日平均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索马里
穷人身上,那么,这些索马里人马上就会变得“富可敌国”。这也就意味
着,现有的相对贫困指标无益于全球统一标准的制定。而且,这两个指标都很容易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还会
失去原来的意义。今天,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仅远远
领先于大部分非洲人,也远远高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富裕的美国人。如
今,99%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都能用上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
至少一台电冰箱;95%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
88%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拥有一部电话;71%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
国人拥有一辆汽车;70%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甚至还用上了空调。
初看起来,这些东西似乎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100年前,就连亨
利·福特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跻身于全
球最富行列当中的人,也只能享受到这些奢侈品当中极少的一部分。
富足金字塔模型
或许,定义富足更好的方法是从我们在这之前没有讨论过的一些东
西入手。我并没有谈到川普大厦(Trump Towers)、梅赛德斯–奔驰与
古驰。与其说富足意味着使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过上奢侈的生活,还
不如说它意味着要保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可能生活下去。而要做
到这一点,则需要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至少拥有基本生活资料——
甚至还要更多一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阻止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在全世界,每分钟都有7个人因饥饿而死亡、有3个人因饮用了受污染的
水而去世、有3个人死于空气污染、有两个人死于疟疾,而这些悲剧原
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能够提供食物救助、提供干净的水、净化
室内空气、消灭疟疾。从根本上说,一个富足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一切皆
有可能的世界: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
有事做,而不是整日为生计奔波,勉强度日。
虽然上面这些想法仍然显得太过模糊,但是,有了这些想法就已经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始了。为了进一步明确富足的含义,不妨先让我们
看一下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著名
的金字塔型需求层次理论。我们的想法也分层次,与这种金字塔型理论
有相似之处。在1937—1951年间,马斯洛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他是一
个很有进取心的人,在此期间,他还拜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和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为师,不断刻苦钻研。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把精力集
中于解决各种病态心理问题,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人的心理潜能。马斯洛
则不同,他认为本尼迪克特和韦特海默是两个非常“杰出的非凡人物”,因此他开始研究他们两个人的行为,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两
位变得如此成功、如此非凡的。
日复一日,马斯洛还研究了许多其他“达到了人类最高境界”的人的
行为特点。爱因斯坦、罗斯福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等人都成了马斯洛细心研究的对象。马斯洛希望在这些人身
上找到某种共同的心理特质,从他们的经历中发现有助于他们获得成功
的一般性的环境特点,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获得旁人无法企
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而其他芸芸众生则只能一生挣扎,却始终无
法突破。
为了阐明他的思想,马斯洛创立了他的“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这
种理论的图示呈金字塔状。在这个理论的金字塔里,包含了人类五个层
次的需求——在金字塔的最高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某个人想完全
发挥自己潜能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各层次的需求
是递进型的,只有在前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进入下一层次
的需求。正因为这个原因,像对空气、水、食物、温情、性和睡眠等生
理上的需求构成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紧接着的一层是对保障、安全、法
律、秩序和稳定等安全上的需求。在他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中间那一
层需求是对家庭、人际交往、感情和工作等的需求,这是爱与归属的需
求。再往上一层是对成功、地位、责任与名声等尊重的需求。而在金字
塔的最高层则是对个人发展与自我实现等“自我实现的需求”——只有在
这一层次上,一个人才真正实现了自我发展的目标和服务社会的宏愿。
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金字塔相比,富足金字塔稍显扁平,但
是,在构筑富足金字塔时,我们也有与他相类似的理由。这个金字塔分
为三层,最底层由水、食物、住所以及其他与基本生存问题相关的东西
构成;中间那一层则为丰富的能源、充分的教育机会、便利的信息通信
技术等能够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各种“催化剂”;最高层则是为健
康与自由保留的,健康与自由是促使任何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核心的
两个先决条件。
下面,就让我们更近距离地看一下这个富足金字塔吧。
底层:水、食物和住所在富足金字塔的最底层,创建全球富足意味着满足人类单纯的生理
需要,即提供足够的水、食物和住所。每个人每天都能喝上3~5升干净
的水,吃上2 000卡路里或更多营养均衡的食物,这也是生活于地球上
的每个人要保持最佳的身体状况每天所必需的水和食物。同时,还要确
保每个人都能通过个人饮食或服用其他补充剂的形式,吸收全面而均衡
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人体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举例来说,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一定量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A,就可以有
效地预防儿童失明症。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增加25升水,这是每天洗
澡、做饭和清洁必需的。目前还有8.37亿人生活在贫民窟里,根据联合
国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到20亿。因此,必须为
他们提供坚固耐用的住所,以防范恶劣的天气,在住所里还必须配备电
灯、通风设备以及卫生设施。
在发达国家,这似乎不算什么,因为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有机会拥
有这样的住所。但是,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翻天覆
地的变化。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入手,来讨论其中深
层次的原因。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巨大
挑战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点。恰恰相反,它们往往像一排排多米诺骨牌
一样聚集在一起。推倒其中一张,所有的骨牌都会倒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战胜了其中的一个挑战,那么就很可能连带着战胜其他的挑
战。这将构成一个正反馈的环路,带来极大的正收益。更可喜的是,这
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正反馈效应还将远远超越国界——这将为发展中国家
民众提供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同样也会提高发达国家民
众的生活质量。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更细致地讨论富足金字塔之前,为了让读者更
好地理解,我们先来深入探讨一下,为生活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提供
干净的水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至今仍有10亿人不能喝上安全的饮用水,还有
26亿人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设施的环境中。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住院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这些水要么沾染了致
病细菌,要么受到了有毒化学物质或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的统计,仅仅是这些污染物当中的一种——某种能导致腹泻的细
菌,就可以解释全球4.1%患者的致病原因;更严重的是,它每年还要夺去180万儿童的生命。现在,许多穷人都拥有了手机,但是他们却没有
干净卫生的厕所可用。当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拥有的水资源质量,还不
如古罗马人。
那么,如果顺利地解决了水的问题,又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根据
太平洋研究院(Pacific Institute)彼得·格雷克(Peter Gleick)的计算结
果,到2020年,估计将会有1.35亿人因为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没有
合格的卫生设施可用而死亡。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意义非常重大。首
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干净的饮用水能够拯救许多人的生命。而这也
意味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每年不再需要浪费掉5%的国内生产
总值了。因为水源过于肮脏,这些地区现在不得不花大量金钱用于卫生
保健和劳动力转移,更不用提因此导致的生产力损耗了。同时,人体如
果缺水,吸收其他营养成分的能力就会降低,因此提供干净的水也能帮
助那些正遭受饥饿和营养失衡折磨的人。只要水源得到了净化,一连串
的疾病以及疾病的传播媒介都将会从地球上消失;同样,许多与环境有
关的问题也可一并得到解决(为了烧水而被砍倒的树更少了,为了净化
水而被燃烧掉的矿物燃料也会更少)。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还仅仅只是
一个开始。
现在,在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个以往无可比拟
的优势,那就是信息。我们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关于人口增长
趋势、导致人口增长的动力以及人口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例如,我们都知道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同时我们还知道人口在不断地增
长,因此许多人都担心人类会不会走向一个大灾难。在有些人看来,人
口不断增长的趋势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经常拿这个“对人类生存的
严重威胁”来批评我提出的通过解决水资源问题这样的途径来实现全球
富足的观点,他们认为,我所倡导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其最
终结果只能导致全球人口的大爆炸,从而使我们面临的境况进一步恶
化。
从某种层面上讲,这种说法完全正确。如果目前正面临着缺水威胁
的8.84亿人突然之间都不缺水了,那么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定会活得更
长久,结果自然会出现一个人口峰值。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进化论的
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作为一个物种,智人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大约15万年了,然而直到1900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低于10%。由于父母到
了晚年的时候需要儿女的照顾,所以在那些婴儿死亡率非常高的地方,父母只有通过生育多个小孩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家庭,才能保证自己在晚
年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幸运的是,事情将会出现逆转,而且这是真
的。正如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他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就这个话题所
指出的那样:“为了减少人口,你所应该做的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是改
善人类的健康状况……这两者是完全相关的,当你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后,不出半代人的时间,世界的人口增长率就会下降。”
比尔·盖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过去这40多年来人们收集到
的大量人口数据中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举个例子,今天的摩洛哥是一
个年轻的国家,它有一半多的国民年龄都在25岁以下,其中15岁以下的
几乎占到13。摩洛哥之所以有那么多年轻小伙子,主要是最近一个历
史时期的发展结果,而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71年的
摩洛哥吧,那时,婴儿死亡率比较高,而人的平均寿命则比较低,每个
摩洛哥妇女平均生育7.8个小孩。但是,在水质、环境设施、卫生保健
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妇女权利也得到极大提高之后,这些年,摩
洛哥的婴儿出生率却呈现出了直线下降的趋势。现在每个妇女平均只生
育2.7个小孩,因此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到了1.6%以下——所有这些,都
是因为人们的寿命更长了,身体更健康了,生活也更自由了。
对此,“洗涮涮行动”组织(WASH Advocacy Initiative,这是一个致
力于解决全球水问题的组织)总裁约翰·奥德菲尔德(John Oldfield)是
这样解释的:“控制人口最好的方法是提高孩子的存活率、让女孩接受
教育、随时随地宣传避孕的知识和好处,而在这几点中,最重要的是提
高孩子的存活率。在某些社区,婴儿死亡率一直徘徊在13左右,这样
大多数父母就会选择多生育小孩,其家庭规模明显超过了预期。他们为
了传宗接代而生小孩,为了保险起见而生小孩,为了将来能给自己带来
好运气而生小孩,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最好
的‘计划生育’方法是,消灭天花、利用疫苗预防疾病、使人们免受腹泻
和疟疾的折磨。这或许是违反常识的,但确实是最有效的方法。疾病增
加,就会导致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上升,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婴儿的
出生率上升。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那么
婴儿的出生率也会降低。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水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全世界的饥饿问题会得到缓解,世界性的贫困会减轻,全球性的疾病负担会降低,迅猛的人口增长速度会
放慢,生态环境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孩子们将不再会被拉出课堂去
取水或者采集烧水用的木柴,由此教育水平也会得到提高。现在,许多
地方的妇女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重复去做诸如烧水、捡柴火等
单调的事情,所以只要为她们提供干净的水,那么她们各个方面的境况
——从家庭生活质量到家庭收入,都会好转(因为妈妈们现在有时间出
去找一份工作做了)。但是,最好的一个消息是,解决水的问题所引起
的上述一系列正向连锁反应仅仅是这类共生现象当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巨大挑战就像摆在面前的多米诺骨牌,只要找
到了任何一个解决挑战的方法,都会像推翻任何一张骨牌一样,引起一
连串积极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富足离我们很近,比许多人所认定
的要近得多的另一个原因。
中间层:能源、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
一旦我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进入富足金字塔的下一
个层次。这个层次是能源、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什么要把这三者并
列在一起呢?或者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有什么优势呢?因为这三者的
组合会给人类带来双重红利。从短期来看,它们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
准;从长期来看,它们会为我们铺就一条通往富足的道路,会带来人类
历史上两大最宝贵的资产:专业化和交易。能源为我们提供了手段,使
我们得以完成所要做的工作;教育能促进工人更专业化地工作;充分的
信息或交流不仅能促成进一步的专业化(主要是通过扩大教育机会),还能促使专家之间相互交流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使他们的技能得以推广
开来。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称
的“交易秩序”(又称“市场秩序”或“耦合秩序”):劳动分工的日益深
化,促成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扩张。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也
在他的杰作《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一书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
今天替你缝制了一件兽皮外衣,那么你明天也要替我缝制一件’这种做
法,不但好处有限,而且收益还是递减的。‘但是……让我来制作衣
服,而你就去寻找食物吧’,那么,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是递增的。事实
上,它还有一个极好的特性,即交换甚至不一定非得是公平的。要让以
物易物行得通,两个人不需要提供同等价值的东西。即使交易是不平等
的,也往往仍然能让双方都受益。”在这“三重奏”中,很显然,能源是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制胜法宝,那么,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才能让我们赢得这场比赛呢?就让我们从尼日
利亚开始说起吧。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在那里,一个中
等规模的家庭其成员通常有5个,而且全家人都只能挤在一个狭小的房
间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4盏电灯就能提供足够的照明了。通
常,一只60瓦的白炽灯就足以让我们在灯光下阅读了——但是在今天,同样的亮度我们只需要一只15瓦的灯泡就足够了,而在将来,当
LED(一种发光二极管)技术使用更广泛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将
会更少。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五口之家所需要的能源的情况吧。如果想要保存
适量的新鲜食品和药品,那么可能需要一个容积为453升的电冰箱,它
的能耗为150瓦;一个双头炉灶需要1 200瓦;两把用来通风、降温的电
扇,每把耗能100瓦;1~2台笔记本电脑,每台耗能45瓦,如果我们再
让自己挥霍一下的话,还拥有一台液晶电视机、一台DVD播放器以及一
台收音机,那么,每台电器耗能100瓦(虽然笔记本电脑完全可以取代
这些东西)。另外,再加上5个手机充电器,它们的总能耗为35瓦。这
样一来,一个典型家庭的总能耗大约为1.73千瓦。我们假设每户家庭都
按平均使用时间来使用这些电器,那么,每户家庭每天的最低用电量为
8.7千瓦时。而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能耗的14。(一个普通美
国家庭平均只有2.6个人,而每天消耗掉的能源总计为16.4千瓦时,或者
说,每个人每天平均为6.32千瓦时,这些还不包括为取暖而消耗掉的天
然气与汽油。)但是,这些能源却能给尼日利亚民众的生活带来根本性
的改善。
当然,生活上根本性的改善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双头电
炉灶虽然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家用电器,但是,它能为全球35亿人的生
活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些人原本需要通过燃烧木头、粪便与秸秆等生物
燃料来煮食物与照明。根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36%的上
呼吸道感染、22%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1.5%的癌症都是由于燃烧这
些生物燃料而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所引起的。这个简单电炉灶可以使全
球的疾病负担至少下降4%。
和水一样,电炉灶还是另一个能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东西。联合
国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在非洲,被砍伐的木材当中有90%都被
当作了能源。因此,为人们提供一个电炉灶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濒危的森林,而被保护下来的森林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更
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这里所说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环境为我们提供的免
费服务,具体包括:作物授粉、碳封存、气候调节、水净化、空气净
化、营养扩散、营养循环、废物处理、防洪、病虫害防治、疾病控制,等等。生态系统服务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是,生态系统每年为我们的环境提供的(免费)服务,其价值相当于36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等于全球所有经济体一年的总产值;第二个
原因是,至少在目前,仅仅依靠我们人类自己的能力,还无法提供上述
服务中的任何一种,这一点是我们花费了两亿美元建立起来的实验生物
圈2号已经清晰地表明了的。
但是,电炉灶的优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生态意义上。它还可以让
妇女们和孩子们从收集柴火这种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时间去工
作、去接受教育,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儿童的死亡率、提高妇女的地
位,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权益;因此,采用电炉灶后,还会使人口增长率
下降。单单一只简单的电炉灶就能带来如此巨大的积极变化,读者们不
妨请想想,如果上述提到过的所有家用电器都用起来,一个普通的尼日
利亚家庭每天耗电量真的达到了8.7千瓦时,可想而知,人类能够因此
而得到的好处将何等巨大!
另一个会引起深刻变化的因素是教育。我们必须让生活在这个星球
上的每位孩子都接受教育,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数学运算能力、生活
技能与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当然,有人或许会认为,只教给孩子们这些
东西,似乎太过于单薄了,但是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孩子们如果在小学
里掌握了这4个方面的基本技能,就能为他们日后实现自我完善奠定良
好的基础。而且很显然,这些技能也是实现富足的重要基础。再者,在
这里所说的自我完善的意思也与过去所认为的并不完全相同。如今,世
界上已经出现了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它是一个蕴藏丰富资料的宝库。
要想了解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掌握上述4大基本技能是最大的关键。
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显然,它也是有史以
来促进自我完善的最伟大的工具。
如今,我们之所以要着重强调个人的成长与个人责任,把这两者说
成是最关键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潮流当中。正如
肯·罗宾逊爵士(Sir Ken Robinson)等教育专家反复强调过的,目前,我们担心的并不是教室过于陈旧,而是学位的贬值。他说:“突然之间,学位变成了一文不名的东西,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如果你拥有
一个学位,就等同于你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找不到工
作,那只能是因为你不想工作。”
因此,教育问题具有双重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几
乎不存在任何基本的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即使存在着基
本的教育设施,它们的教育理念也是极其陈旧落后的。今天许多国家的
教育体系也是建立在同样落后的等级观念的基础上的:数学与科学学科
是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其次,艺术学科则排在最末位。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情况,是因为这种教育体系原本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值工
业革命时期,这种教育制度最能让人获得个人成功。但是如今,形势已
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技术文明日新月异,信息经济飞速发展,创新理
念成为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的资源。而现行的教育体系却完全无益于这种
资源的培育。
此外,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是围绕着学习事实性知识的需要而建立起
来的,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可以即时提供关于几乎任何一个事实的
可靠而有效的资料。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目前所学习的许多技
能,实际上是他们根本就用不着的。而被忽略掉的那些技能,恰好又是
他们所需要的。在教会孩子们如何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与好奇心的同时,再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是
保证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越来越快的技术变革的必需且最好的方法。
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即将到来的教育领域的技术变革。与目前所采
取的“一刀切”的教育体制完全不同,将来的教育体系是通过个人电脑
(或者像智能手机这样的个人计算设备)而得以实现的,因而它必定是
去中心化的、个性化的、完全交互式的。去中心化意味着学习不容易被
政府所垄断,也不太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动荡的影响;个性化意味着可以
根据个体的需要与他所偏爱的学习方式进行量体裁衣式的教学。去中心
化和个性化这两者都是教育领域的巨大改进,但是许多人认为,交互性
这个特点所带来的益处才是最大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与一
人一本协会(One Laptop Per Child,简称OLPC)的创办者尼古拉斯·尼
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解释的:“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到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再到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这些哲学家都一致赞成‘干中学’。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如果
你想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你就得更多地去实践。‘一人一本’计划强调的是让孩子们利用微软的工具去探索知识,并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想法
勇敢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给孩子们下学习指令。爱比责任更能征服孩
子。用笔记本电脑代替老师,指导孩子们根据个人兴趣构建自己的知识
体系,同时为孩子们提供相互分享和批评的工具,这样一来,孩子们就
会变成主动的学习者与老师了。”
富足金字塔中间层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信息通信技术。在本书前
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这个主题了,信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再怎么强调
也不为过。在肯尼亚,有一个名为卡致560(KAZI 560)的就业服务机
构,它就是利用移动电话让潜在的工人和潜在的雇主建立联系的。在成
立后的头7年里,卡致560就通过这个移动网络帮助大约6万肯尼亚人找
到了工作。在赞比亚,农民们没有银行账户,他们依靠移动电话去购买
种子和肥料,这使他们的收益大概提高了20%。在尼日尔,2005年的时
候,手机网络成了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食品分配系统,帮助人们有效地避
免了饥荒。2007年,著名的企业管理天才伊希斯·尼扬奥(Isis
Nyong’o,他当时是音乐电视网的高管,如今已经跳槽到了谷歌公司)
告诉BBC,移动电话对非洲的影响“完全不亚于一场民主革命”。
更重要的也许是,手机所引起的这种变化是一种“有机”的变化。移
动电话技术的传播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传统的“推销”。事实上,手机是
像病毒一样迅速地普及开来的,它的流行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完全不可
抗拒。借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话来说吧,是
观念发生了转变。一旦人们了解了这个科技产品,一旦这个科技产品的
价格下降到连普通人也差不多负担得起(之所以说“差不多负担得起”,是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人往往需要依靠小额信贷才能购买手
机),它的使用率就会成倍地增长——就像我们在尼日利亚所看到的那
样。
在2001年,1.34亿尼日利亚人当中,只有50万台固定电话。同年,尼日利亚政府开始鼓励在无线通信领域进行市场竞争,并且得到了市场
的积极反应。到了2007年,尼日利亚已经有了3 000万手机用户,很显
然这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要
记住,受益的不仅仅是尼日利亚人。2009年,诺基亚公司的盈利达到了
10亿美元,该公司表示,这些盈利主要是在非洲市场上实现的。也正因
为如此,到了2010年,当芬兰的这家跨国公司宣布第十亿部手机是在尼
日利亚卖出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人觉得惊奇。顶层:健康和自由
富足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它无所不包,并且关乎所有人。
富足意味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有鉴于此,富足金字塔的最顶端由以下两个概念组成:健康与自由,它
们对加强个人的能力有重要作用。现在就让我们从健康开始说起吧。
如果说个人很重要,那么个人的幸福安康尤其重要。因此,保护个
人的健康、维持良好的卫生保健制度就成了一个富足的世界的核心问
题。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无谓”地死去。因此,有一件事情是确信无
疑的:要建立一个富足的世界,首先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这种悲
剧不再发生。(之所以说这些不幸的人是“无谓地死去”的,是因为这些
人的死亡都由一些完全可以预防或已经能够轻易治愈的疾病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其他严重疾病的诱因之一,全世界每年大概
有200万人因此而丧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导致伤残调整寿命年下降的
所有因素当中,急性呼吸道感染位居第一。患急性呼吸道感染这种病风
险最高的人群是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感染通常没有得到及时确诊。例如肺炎,早在差
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就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疾病了,但是,在所有5
岁以下不幸夭折的儿童当中,病因可以归结为肺炎的仍然占到了19%以
上的比例。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疗肺炎并不需要什么稀罕的特效药物,它们不但廉价,而且唾手可得。这就意味着,主要是诊断和(或)用药
问题。
现在,要进行一次血液检测,必须有无菌器材与专业的医护人员。
很显然,采集一个血液样本并不需要抽取太多血,但是采集到的血液却
必须送到相应的实验室里去检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等待一次简
单的血液检测结果,病人往往必须等上数天时间,有时候甚至可能需要
等上好几个星期。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因为检测费用十分昂贵,而且还因为交通也非常不便,因此使得许多病人无法在发病后第一时间
去医院就诊。更不要说,会有多少人愿意在几周之后专程花时间前往医
院去了解检测结果或者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好消息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它叫做芯片实验室
(Lab-on-a-Chip,简称LOC),利用这种技术即有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芯片实验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便携
式的、手机大小的装置,允许医生、护士,甚至是由病人本人采集体液
样本(比如尿液、唾液或者一滴血),而且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出结果。
利用芯片实验室,一次就可以为数十人进行现场检测(当然,无法同时
为几百人进行现场检测)。“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领域的一位先
驱、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生物工程学与化学教授约翰·麦克戴
维特(John T. McDevitt)说,“它将会为还不曾拥有这种技术的发展中
国家的数十亿人带来健康保证。它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医疗
费用每年都以8%的速度在增长,全国经济总量当中的16.5%都用于卫生
保健事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运用像芯片实验室这样的
个性化的医疗技术,那么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因为过于高昂的医疗费
用而面临破产的危险。”
芯片实验室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拥有强大的采集数据的能力。而且,因为这些芯片全都连上了网络,它们所收集到的信息,比如猪流感的爆
发,可以立即上传到网络上,进行云计算,同时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深层
次的分析。“第一次,”麦克戴维特说,“我们将能获得大量全球性的医
疗数据。它将在阻止新的致命病毒与流行病毒的传播方面发挥出至关重
要的作用。”
更大的喜讯是,芯片实验室只是许多种类似技术当中的一种,还有
许多其他技术也正在开发当中。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发布的一
个报告声称:个性化医疗这一领域——在2001年之前还未出现这一行业
(人类基因组测序常常被当作这个行业诞生的标志),每年的增长速度
高达15%。这个报告预测到2015年,全球个性化医疗市场的规模将会达
到4 520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很快就会有办法、有途径、有动力来评估个人的健康,而这是以前从来不曾出现过的。
富足金字塔的最后一个元素是自由。实现自由似乎是最艰巨的一个
任务,当然,它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
亚·森(Amartya Sen)在他于199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
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指出,政治自由的推进必须与
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因为根据定义,富足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先决条件。幸运的是,在出
现某种突破性的新技术之后,总会浮现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自由的机会
——特别是出现了重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之后。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社会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
就曾经指出过,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通信工具的出现,将会对
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杰出
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预测到贾瑞德·科恩(Jared Cohen)在2009年6月所发
现的东西。
科恩是一个标准的年轻“Y世代”,他也是一个互联网专家。从哈佛
大学毕业后,科恩进入了奥巴马政府,在国务院工作,而且碰巧是在前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领导之下。2009年6月中旬,当伊朗选举结束
后,民众的抗议风起云涌。就是这个科恩,联系上了Twitter的创始人杰
克·多西(Jack Dorsey),并说服多西让他的公司更改了网站维护的时
间表,以保证伊朗人可以继续利用Twitter在网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
由于所有其他形式的通信都已经被封锁或者切断了,Twitter成了伊朗人
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这个渠道究竟有多重要?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威比奖
(Webby Awards)是互联网界的一项主要的国际奖项,在一次评选
中,所谓的Twitter革命不仅入选威比奖“10年来最重要的10个时刻”,而
且名列榜首(一起入围的还有2008年的总统选举、谷歌股票公开上市
等)。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Twitter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不可能挡
住子弹。但是,不管怎样,这场革命已经足以证明,信息技术确实是变
革的非常强大的推动力量。“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来扩大横向联系可以对
当前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分析师帕特里克·奎克(Patrick Quirk)在《外
交政策聚焦》杂志(Foreign Policy Focus)上写道,“这一代人加强了推
动民主变革的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基础。”
伊朗发生的故事仅仅是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例子。瑞典国际发展合
作署2009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极大地推
动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运动。这份报告还
说:“事实证明,使用并从战略高度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不仅可以促进经
济发展、缓解贫困,而且能够推动民主化——包括言论自由、信息的自
由流通和人权状况的改善。”
更大的挑战现在,对于富足这个概念,你应该有了一个初步了解了吧;对于我
们的最终目标,你也应该有基本概念了吧?我认为,在未来25年内,这
些目标应该都可以实现;而且我相信,在接下来的10年内,就可以看到
某种显著的变化。不过,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后,还
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一切是不是有点过于不着边际了?
到了2035年,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真的都能得到解决吗?这种话真的
可信吗?
这就是本书第一部分接下来几章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而本书的第
二至第五部分将专门讨论涉及这些变化的技术问题及几种力量(它们结
合起来会为我们带来富足);第六部分将探讨加快和协调这个过程的方
法。因此,在本书第一部分的余下几章中,我们将致力于探讨:什么大
多数人当听到有关富足的“许诺”时,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这样说是有一定理
由的。有些人觉得,如今我们已经深深地陷进了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泥
淖当中,根本不可能爬出来。在他们眼里,只有这个深坑,别无其他。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所设定的时间期限太短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里,不可能出现足以化解所有危机的技术进步。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
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在恶化:富人更富有了,穷人更贫穷了,而
且一些全球性的威胁——流行病、恐怖主义、不断攀升的地区冲突,也
愈演愈烈。所有这些担忧都很正常,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会为你
一一解答这些疑问。但是现在,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产生这些悲观情
绪的根源,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坏消
息,人们看不到任何积极的趋势。我们这样做显然是非常有益的,因为
很可能这种悲观情绪就是通往富足之路的最大的绊脚石。03 悲观源于我们的“认知偏差”
克服那些让大多数人不相信富足有实现可能的心理障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怀疑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让人们相信富足是有可能实现的,需要理解一
点,那就是:我们的信念是由大脑塑造的,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又是由信念塑造的。卡尼曼的经历
富足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但是却被我们压缩进了一个相当短暂
的时间期限之内。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人类可以重塑这
个世界,但是这个目标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完成。我们需
要面对很多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出现了相应技术就会迎刃而
解的。克服让大多数人不相信富足有实现可能的心理障碍是非常重要
的,例如怀疑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让人们相
信富足有可能实现,需要理解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信念是由大脑塑造
的,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又是由信念塑造的。因此,必须搞清楚,它们
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塑造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没有比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更适合的人选
了。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但是他的
童年却是在纳粹占领的巴黎度过的。1942年的一个下午,他在一个信仰
基督教的朋友家里玩,忘记了时间,超过了纳粹占领军强制规定的6点
钟宵禁的时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卡尼曼把他身穿的毛衣里外
翻了过来,把被迫缝在毛衣上标志着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的“大卫之
星”隐藏了起来,然后准备偷偷地溜回家。他还没走出多远,就碰到了
一个纳粹党卫军的士兵。那个士兵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朝他走来,他无
处可躲。卡尼曼确信,这个纳粹党卫军士兵很快就会发现他衣服上
的“大卫之星”,于是他加快了步伐,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甩开这个士
兵。最终,他被拦了下来。然而,这个士兵并没有逮捕他。正如他在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委员会提交的自传中所回忆的:“他招手示意我过
去,让我坐上了他的车,并且拥抱了我……他充满感情地用德语跟我说
话。当他把我放下车的时候,他打开了他的钱包,给我看了一张小男孩
的照片,并且给了我一些钱。回到家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我
妈妈是正确的:人性极其复杂,研究人性的趣味永无止境。”
卡尼曼永远也忘不了这次际遇。他和他的全部家人都幸运地挨过了
战争。战后,卡尼曼迁居到了以色列。由于对人类行为一直充满好奇,所以到了以色列之后,卡尼曼转而主修心理学。1954年,卡尼曼刚刚从
希伯来大学毕业,就立即被征召入伍。因为他的心理学背景,部队要求
他帮助评价从军官训练营出来的候选人。卡尼曼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研究人类的行为恰恰是他最感兴趣的工作。
以色列为这些准军官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测试。在测试中,全部
候选人都穿上中性的制服,他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去完成一系列艰巨
的任务。例如,其中一个任务是双手高举一根电线杆,在没有任何支撑
的情况下越过一堵两米多高的墙,电线杆既不能碰到地面也不能碰到
墙。“为情势所迫,”卡尼曼写道,“士兵们的本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暴露
出来,那么,我们就能确定谁将会成为一个好军官、谁将无法成为一个
好军官了。”
但是,测试的效果并没有设想的那么好。“麻烦在于,实际上,我
们什么都不能确定。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统计日’,在这一天,我们会
收到来自军官训练学校的反馈,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候选人潜力的评级
是否准确。事情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预测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
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些预测。但是,第二天还是会有另一批候选人被
带到障碍物前面,我们又得让他们面对那堵墙,然后,看着他们流露本
性。我强烈地感觉到,在统计信息与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洞察他人的感觉
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专门为这种感觉创造出了一个术
语:‘有效性错觉’(illusion of validity)。”
卡尼曼最初把“有效性错觉”描述为一种“你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别人
并且能够预测他们行为的一种感觉”,但是到了后来,它的内涵又被进
一步扩展为“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信念当作现实的一种倾向”。以色列人
确信电线杆测试能够揭示出士兵们的真实性格,因此他们不断地使用
它,尽管实际上士兵们后来的行为表现与测试结果毫无关系。是什么导
致人们产生这种错觉的?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它吸引?这两个问题成
了卡尼曼后来的研究重点: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得到的成果
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富足的看
法。
认知偏差
富足这个概念很难被人们接受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
不确定的世界中,而且让我们对不确定的事情做出决策绝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中,如果要做出选择,我们会评估所有
可能结果的概率与效用,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出预测。但是,人类不太可能得知所有的事实,也不可能知道所有事实的结果,而且即使我
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时间,没有脑力去分析所有的数据。事
实上,我们的决策往往是基于有限的、常常是不可靠的信息做出的,同
时还受到来自内部的限制(大脑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来自外部的限制
(必须做出决策时的时间限制)。因此,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解决问题,我们采用了一种“潜意识”层面的策略,这就是“启发式”(heuristics)。
启发式实际上是在认知问题上走捷径:它是一种省时节能的拇指法
则,允许我们简化决策过程。启发式适用于各个方面。在视觉感知的研
究中,我们常常利用清晰度这种启发式原则来帮助我们判断距离:我们
看得越清楚的物体,离我们越近。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我们判断某件事
情的可能性时,启发式也会起作用——比如说,在评估某个好莱坞明星
是不是可卡因成瘾者的概率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大脑要做的第一件
事情是检索已知的好莱坞吸毒者的资料库。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可得性
启发式(为了作比较,相似的范例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减少我们要
访问的信息量,这是完成我们评估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常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们的心智资源有限,这是一
个永远都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启发式就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
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
的决策。但是,卡尼曼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依赖于启发式会导致 “严
重的、系统性的错误”。
我们还要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很多时候,如果完全依赖于这种启发
式来判断A、B两者之间的距离,那么当在能见度比较差,而所判断的
对象的轮廓又比较模糊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高估两者之间的距离。反
之亦然。当能见度比较好,而所判断的对象的轮廓比较清晰的时候,我
们会倾向于低估两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来,”卡尼曼在他与希伯来大
学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4年合写的一篇
论文《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中这样写道,“依赖于清晰度来判断距
离的远近会导致一种惯常偏差(common bias)。”
自那之后,这种惯常偏差以及类似的惯常偏差都被统称为认知偏
差。认知偏差的一般定义是:“在特定环境下做出判断时出现的偏
差。”研究者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了许多有关这类偏差的资料。绝大多数资料都显示,这种惯常偏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念——使我们中的许
多人不敢相信富足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性。例如,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是一种寻找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证明自己先前所持观点是正确的信
息的倾向。在这样一种搜寻过程中,我们通常由于能力所限,找不到太
多的新证据,因而我们先前所持的观点往往无法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对富足所持的反对意见建立在“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
爬不出来”这个假设的基础上,那么,任何能够证明你的怀疑的信息都
被你记住了,而对于那些与这个假设相矛盾的资料,你可能直接就把它
们否定了。
关于证实偏差,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莎拉·佩林(Sarah Palin)
所声称的“死亡小组”。2009年和2010年,在对奥巴马政府所提议的医保
改革方案争论不休的那段时间,这个观念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尽管
这个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遭到了质疑。(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谎言,理应
受到谴责。)《纽约时报》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最近几周,不
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固执而虚假的谎言,它四处传播,迅速
升温,说根据奥巴马总统所提议的医保改革方案,政府将会组建一
个‘死亡小组’,来决定哪些病人可以继续享受治疗,允许他活下去。”很
显然,这里所说的“不知是什么地方”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证实偏差。
极右的共和党人早就已经不再信任奥巴马了,所以那些证明“死亡小
组”是个谎言的可靠消息都被他们当作了耳旁风。
证实偏差只不过是一连串偏差中的其中一种,它们都可能影响我们
对于富足的信念。例如消极偏差(negativity bias,即与积极的信息与经
历相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负面的信息与经历),肯定对我们正确认识
富足没有帮助。还有所谓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在做出决策
时,太过于依赖某一方面的信息。“当人们相信这个世界将要分崩离析
的时候,”卡尼曼说道,“往往就会出现锚定效应,19世纪末的时候,因
为马粪过多,伦敦渐渐变得不适宜人居了,于是人们变得十分恐慌,由
于锚定效应,他们想象不出任何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人想到
将会出现汽车。事实上,很快他们就会担心受污染的空气,而不再担心
肮脏的街道了。”
事实上,不同的认知偏差往往接踵而至,这当然会使得情况变得更
加糟糕。由于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消极偏差,所以如果你没有随大流,反而声称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那么你就会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怪胎。除此之外,我们同样也受到了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即别人
怎么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做的倾向)的影响,因此,即使你怀疑真的存在
着乐观的理由,这两种偏差结合起来,也会让你质疑自己的观点。
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甚至还
在各种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用来“克服”这些偏差的模式。在
这些模式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心理免疫系
统”(psychological immune system)。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毫无
希望了,那么,你继续奋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
绪,人类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心理免疫系统”,这是一组让我们保持极度
自信的认知偏差。在数以百计的研究当中,所有的研究者们都发现,人
类总是高估自己的魅力、智慧、职业道德、成功的机会(例如买彩票中
奖或晋升)、避免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例如破产或患上癌症)、对外部
事件的影响力、对他人的影响,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比同行高出不止一筹
——这种倾向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乌比冈
湖是作家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一方乐土,生活于那里
的所有小孩的智力水平“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当然,这个“心理免疫系
统”还有另外一面:当我们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时候,往往也就极度低估
了更广泛的世界。
在认知方面,人类天生就有既局部乐观又全局悲观的倾向,对于富
足目标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合作
者,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认
为,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正如锚定效应
所显示的一样,想象力与感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第二,都是控
制狂,都非常乐观,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如果我问你,为了在数学这门课上得到更高的分数,你将会做些什么?你就会想到,你需要更加努力地练习,少出门参加一些聚会,或许你还会想到要请一
个家庭教师,这一切你都能掌控。正因为这样,你的心理免疫系统会让
你觉得十分自信。但是,如果我问你,对于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你能做
些什么的时候,你能想象到的只有成群结队的处于饥饿状态中的孩童。
你根本就没有自己能够控制整个局面的感觉,这时你就完全没有了自
信,你想象当中的那些饥饿的孩童就成了你的‘锚’——它把所有其他的
可能性全都从你的脑海当中挤了出去。”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世界饥荒的控制,这种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正如我们将会在下面几章中看到的,由于技术
的进步(而且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如今的小型组织已经有能力
去做一些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了,这其中就包括了对抗饥荒。不
过,要想把所有阻碍这种进步的心理障碍的机制都搞清楚,我们首先必
须探讨一下大脑的结构及演化历史,因为归根到底,使我们产生悲观情
绪的是大脑。
负面新闻最爱上头条
每分每秒都有大量数据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为了处理这些信
息洪流,大脑不断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排序,试图从这些杂乱无章
的信息中梳理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对大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存更
重要。这些进入大脑的信息所遇到的第一个过滤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过滤器就是“杏仁核”。
杏仁核的外形呈杏仁状,负责诸如愤怒、仇恨和恐惧等原始情绪。
杏仁核是我们大脑内的预警系统,总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它的工作就
是在生活环境中寻找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生存的东西。一旦受到了某种
刺激,杏仁核就会变得过度警惕,然后我们就会绷紧神经,做出“或者
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此时,心跳会加速、神经会以更快的速度传输
信息、眼睛会睁大以便能够扩大视野,为了加快反应速度,血液会流向
肌肉,因而我们的皮肤会变冷。从认知层面上讲,识别系统会去搜索我
们的记忆,寻找类似的情况(以帮助识别威胁)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以
帮助减轻威胁)。但是,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旦启动,就几乎不可能停下
来,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现今,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着,在周围有数以百万计的新闻
媒体在竞争着,它们竞相争夺,总想占领我们的大脑。那么它们是如何
竞争的呢?它们争夺的正是杏仁核的注意。老式的报纸一直都是根
据“如果新闻的内容非常血腥,那么它就会出现在头版,就能引起人们
注意”这样的理念运营的,因此,在铺天盖地而来的众多信息当中,首
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这种充满着危险信号的信息,而我们自己也总是
随时准备着寻找这类具有威胁性的信息。我们正饲养着一个恶魔。你不
妨顺手拿起一份《华盛顿邮报》,比较一下其中刊载的正面故事与负面
故事,你就会发现超过90%的报道都偏向悲观。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好
消息并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坏消息却很“叫座”,这是因为杏仁核总是在寻找一些让人产生恐惧的东西。
这种倾向对我们的感知有直接影响。对此,休斯敦贝勒医学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经科专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的解释是,即使在平常情况下,注意力也是一种有限的资
源。“试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个短片,在镜头里,只有一个演员在
煎蛋卷。接下来,镜头切换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不过,仍然只有
一个演员在继续煎蛋卷。此时如果演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肯定会注
意到的,对吗?然而,实验表明,超过23的观众都没有注意到这一
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一种非常有限的
资源,一旦我们开始集中关注某一件事,通常就注意不到其他事情了。
当然,任何恐惧的反应都有扩大效应。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旦杏仁
核开始搜索坏消息,它就几乎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不断地去寻找坏消
息。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演化早期形成的预警系统是与必须即时做出反
应的环境相适应的,在那时候,人类面临的威胁就像隐藏于丛林中随时
可能跳出来的老虎一样,时时刻刻都可能变成现实,因此预警系统一直
处于警觉状态。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许多危险都是偶然性的,经济可能会急速下滑、恐怖袭击事件也可能会
突然发生。但是,杏仁核却不能辨别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差异。更糟
糕的是,这个预警系统天生就不会自动关闭,除非这种潜在的危险确实
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偶然性的危险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再加上
让我们无处躲藏的媒体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持续不断地恐吓我们、威胁
我们,这一切使得大脑确信:我们总是处于被围攻的状态。这真是一种
非常糟糕的状态,正如纽约大学的马克·西格尔博士(Marc Siegel)在他
的一本著作《假警报:恐惧流行的真实性》(False Alarm:The Truth
About the Epidemic of Fear)中所解释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远离真
相的东西了,西格尔写道: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工业化世界是永远也不可能让人感到更加安全的。虽然我们大
多数人确实都活得更长久了,平常的日子也过得更安宁了。但是,我们仍然总是处于恐
惧当中,时时刻刻戒备着,做着最坏的打算。在过去的100年里,实际上在生活的各个领
域,我们美国人所面临的风险都已经大幅下降了,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与1900年
相比, 200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60%。抗生素的使用也减少了美国人死于疾病感
染的可能性……对于什么样的水才是可饮用的、什么样的空气才是洁净的,公共卫生部
门都已经出台了健康标准。我们的生活垃圾也迅速被搬离了。我们生活于一个能够控制
气温、能够控制疾病的时代。但是,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加焦虑。虽然来自自然界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人的恐惧反应机制却依然故我,而且,它们绝大
部分时间都在运行着。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已经使得原来的适应性恐惧机
制变得不再适应了。
这一切给实现富足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障碍:第一,这很难让人们保
持乐观的心态,因为人类大脑的过滤机制天生就是倾向于悲观的;第
二,好消息完全被淹没了,因为媒体在最佳利益的驱使下,总是过分强
调坏消息;第三,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这种机制所带来的一个更高的代
价——不仅仅是人类的这些生存本能使我们轻易地就相信“我们所陷入
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而且它们还限制了我们爬出坑的渴
望。
不难发现,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至少有一部分基于同情和怜悯这
两种感情。现代科学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
类亲社会的行为根植于大脑中,与大脑是硬连线的。不过,在这个好消
息当中又附带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与这类亲社会的行为连线的是反
应更慢、最近才演化出来的前额叶皮质。但是,在演化历史上,杏仁核
出现得更早,反应速度也更快,而反应时间对生存至关重要。当灌木丛
中出现一只老虎时,没有太多时间供你思考,让你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处
理,因此需要大脑走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而前额叶皮质却没
有什么捷径可走。
在出现危险情况时,杏仁核就会把信息引导到前额叶皮质区。这就
是为什么你一看到地上有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就会往后跑,而根本没
有时间先去察看清楚,它到底是一根拐杖还是一条蛇。由于神经元的处
理速度存在着差异,一旦信息被我们的原始生存本能所接管,那么,我
们更新的、亲社会的本能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了。当恐惧感涌上心头
时,同情、怜悯、利他主义,甚至愤慨,都变得不再起作用了。举例来
说,一旦媒体让我们提高了警惕,相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太大
了,以至于根本无法逾越时,另外那些能够驱使我们想方设法去填补这
条鸿沟的情感就会被排除于我们的认知系统之外。
海量信息让人无所适从
在15万年前,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是在一个“局部性和线性的”生存
环境里进行演化的,但是,今天的生活环境却是“全局性和指数型的”。
人类的祖先所生活的局部性的环境里,大部分日常事务都发生在步行一天就可以到达的距离内。在他们的线性环境里,下一代人的生活与上一
代人的生活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变化速度极其缓慢,而且所有的
变化都是线性的。为了让读者对“线性的”变化与“指数型”变化两者之间
的区别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以“线
性的”方式从我在圣塔莫尼卡的家前门往外走30步(假设1步为1米),那么我只能走出30米;然而,如果我以“指数型”的方式走出30步(第一
步1米,第二步2米,第三步4米,第四步8米,第五步16米,第六步32
米……依此类推),那么到最后走出30步之后,我将会走到10亿米之外
的某个地方,或者更直观地说吧,如果我是绕着地球走的,那么实际上
我可以绕着地球走26圈了。
今天的“全局性与指数型的世界”已经与人类大脑演化成形时所能理
解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了。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巨大的数据流
吧。《纽约时报》一周所包含的信息量比一个17世纪的普通公民终其一
生所能遇到的信息量还要大。在现代社会里,信息量一直在以指数型的
速度在增长着。“从人类出现伊始到2003年,”谷歌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埃
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人类创造了5艾字节的信息。1艾字节
相当于10亿吉字节——或者说一个1后面跟上18个0。而现在,2010年,人类每两天就会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我们预计,到2013年,每10分
钟就可以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难怪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正在描述的这个全局性的世界却不得不
由一个专为局部性世界而演化出来的系统来解释。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前
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指数型变化时,心里实在没什么
底。“现在的情况是,每过18个月,科技的威力都会翻一倍,而科技产
品的价格则会减半。500年前,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凯文·凯利
(Kevin Kelly)在他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写道:“在当时,水车并不见得下一年会比上一年更便宜;锤
子的使用在下个10年也没有比这个10年变得更简单;铁的产量也没有大
幅增长;玉米的产量还是依赖于气候的变化,而不是逐年提高;每过12
个月,你并没有改良你的牛轭,所有的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一如你过
去时一样。”
大脑的局部、线性的神经元系统与全局、指数型的现实世界之间的
脱节造成了一种被我称之为“破坏性的收敛”(disruptive convergence)的结果。科技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迸发出来,并且实现了“超级大
联合”,但是,大脑却无法轻而易举地预测到如此快速的转变。而且,目前的管理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监管结构也不适应科技发展的步伐。
作为一个例子,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10
年里,像柯达、百视达(Blockbuster)、淘儿音乐城(Tower Records)
这样市值曾经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几
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也横空出世了许多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公
司。YouTube从创立之初到以16.5亿美元的价格被谷歌收购总共才经历
了18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高朋团购(Groupon)的价值在不到两年
的时间里就达到了60亿美元。人类有史以来,价值的创造从来没有如此
快速过。
而这也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富足是一个全局性的
愿景,它是建立在技术以指数型速度增长变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局
部性、线性的大脑却很可能看不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和巨大
的机会,也可能无法理解把握机会后获得成功的极高速度。事实上,我
们至今仍然会不时地陷入所谓“炒作周期”。当初次引进某项新技术时,我们总是会给予过高的期望,当然,如果它在短期内没有达到所宣扬的
那种效果,我们就会感到失望。但是,这类事情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
我们也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到,指数型增长的技术确实会带来根本性的
变革,而且这通常发生在大力炒作之后——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我们富
足愿景的根本基础的技术发展潜力,我们确实还存在着认识盲点。
邓巴数
大约20年前,牛津大学的演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
发现了另外一个与人类局部性、线性的视野相关的现象。邓巴感兴趣的
是,通常来说,每个人都与另外一些人保持积极的人际交往关系,那么
一个人的大脑在同一时期内能够处理的最高交往人数是多少呢?在对全
球数据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邓巴发现一个人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自组织”形成的群体的规模大概在150人左右。这也
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军方会在长期反复试错之后得出结论,150人是最
优的功能性战斗单元。同样,在对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的交往
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邓巴还发现,虽然某个人可能会有数以千计
所谓的“朋友”,但是,实际上,真正与他们积极互动的人其实只是其中
大约150人。这个数字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邓巴数(Dunbar’snumber),也是大脑所能处理的交往人数的最高上限。
虽然在当代社会,由于核心家庭已经取代了大家庭等原因,实际上
很少有人能够维持150人的人际交往网络,但是,大脑确实拥有记住这
么多人的能力,这种原始认知模式已经内化于大脑中了。因此我们会拿
大多数日常“接触”的人来填补这个缺口——即使这个日常“接触”的人其
实不过是在电视上偶尔看到的某个人物。在人类早期的生活当中,流言
蜚语里包含着许多对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这是因为,在一个由
150人组成的部落里,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对部落里的
每个人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在今天却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非常关心
发生在像Lady Gaga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她的为人处世会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是因为大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所了解的摇滚明
星与所认识的亲戚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大脑这个演化历史生成的“艺术品”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决定了:电视
对我们人类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会让我们“成瘾”。如果我们没有在电视
机前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话,我们本来或许可以让这个星球变得
更美好一些的。当然,“邓巴数”并不是我们沉迷于电视的唯一原因。在
本章中,我们并不打算详细描述任何一种大脑内部的神经处理过程。在
这里,我们只是强调指出,大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集成系统,因此在处
理信息时,这些神经处理过程总是协同工作的,但是,由此而产生
的“和声”却并不总是优美动听的。
由于大脑的杏仁核总是对悲观的信息反应更为快速,也由于媒体之
间一直在相互竞争,因此,在电视广播里总是充满着一些“末日般”的事
件。因为消极偏差与权威偏差(authority bias,指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
权威人物),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这些末日事故。又由于局部性、线性
的大脑(邓巴数只是这种性质的其中一个例证),我们会像对待朋友一
样地对待这些“权威”人物,从而又进一步导致了“圈内人偏差”(in-
group bias)。这里所谓的“圈内人偏差”是指,在生活环境中,我们会倾
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所信任的人。
一旦我们开始相信所预感到的末日事件将要发生,杏仁核就会处于
高度戒备状态,过滤掉大多数与此无关的其他信息。既然杏仁核未能捕
捉到其他方面的信息,那么证实偏差就一定会起作用。而且,在这种情
况下,证实偏差将偏向于确认那些明显具有破坏性的悲观预期。总而言之,“对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评估之后”,结果人们还是会确信,世界末日
即将到来,而且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由此,也就带出了最后一个担忧:我们真的掌握了真相吗?如果大
脑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感知现实的能力,那么,我们还能搞清楚实际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正处于灾
难之中,那么拥有上述这些偏差或许是一种可贵的资产。但是,这同样
也可能会使得事态变得更加奇怪。在本书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一系
列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那些事情实在让人惊异。请忘记“我们所陷入
的坑太深了,根本无法爬出来”的想法吧。就像很快会看到的那样,其
实这个坑真的没那么深,甚至,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坑呢!04 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人类对“坏消息”偏爱有加。实际上,这只是人们下意识的反应。衡量一件物品价值的最好
方法,就是得到它所必须花费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专
业化和相互合作,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到他人的进步。尽管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一直都很
大,但是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无病呻吟式的悲观
第2章概述了有关富足的艰巨的目标,但这只是对终极目标的惊鸿
一瞥,更重要的是,在到达终点之前,我们还要先完成一个漫长的旅
程。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还要先对起点进行精确
的评估。如果能够
剥离身上的悲观情绪和怀疑主义倾向,世界在我们眼里将会变成怎样一
个世界呢?它是不是在不经意间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呢?又有什么事情是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呢?
在过去的20年里,马特·里德利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50岁刚
刚出头的里德利精力非常充沛,他是一个高大清癯的英国人,留着一头
棕色的头发,总是面带温和的笑容。他是一位动物学家,毕业于牛津大
学,但是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写作——他是一个科普作
家,致力于写作关于行为的起源与演化方面的著作。近年来,最令他关
注的是人类所表露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对坏消息的“偏爱”。
“真是难以置信,”里德利写道,“这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悲观,是
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人们的生活既奢华而又安全,周围的一切都是他们
的祖先梦寐以求的,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每况愈下,他们总是把
事情看得很坏,紧紧抓住坏消息不放,就好像抓着一床舒适的毛毯一
样。”在设法搞清楚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到底是怎么产生时,像卡尼曼
一样,里德利也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即这是认知偏差与演化历史上形成
的心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他还正确地指出,作为一种偏差,损
失厌恶(指的这样一种倾向: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往往
认为损失是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对富足的负面影响最大。损失厌恶往
往让人们陷入困顿之中无法自拔。不愿意改变现状是一个坏习惯,人们
总是害怕,改变会让他们陷入比以前更糟糕的境地。但是这种偏差并不
是唯一的原因。“我想应该还有一个演化心理学方面的原因,”里德利指
出,“我们之所以总是感到悲观,可能是因为在更新世时代,人们一直
在担心如何设法避免被狮子吃掉。”
不管怎样,里德利认定,脱离现实的悲观想象弊大于利,他决定采
取行动,扭转这种情况。“现在对这种言论进行挑战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听到有人抱怨这个世界,我就会努力去
搜寻与他们的论调相反的论据,而且一次又一次,在对事实进行了细致
的梳理之后,我都发现是他们错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让人们转变观念,凡事都朝好的方面去
想,这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多年以前,当里德利还是一名初出
茅庐的科学记者时,他就已经遇到过无数预言未来不容乐观的环保主义
者。但是,至少在15年前,他就开始注意到,这些专家关于“世界末
日”的预言是毫无根据的。
许多人都大张旗鼓地宣扬过酸雨的危害,这是想象与事实不相符的
第一个例证。酸雨曾经被人认为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环境威胁。矿物燃料
在燃烧过程当中会释放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质,而酸雨就是雨、雪等在形成和降落过程中,吸收并溶解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等物质,形成了pH值低于5.6的酸性降水——酸雨也因此而得名。早在
1852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安格斯·史密斯(Robert Angus Smith)就在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酸雨,但是当时这一发现并没有引起公众的
广泛关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酸雨也一直是人类的科学好奇心的对
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才开始认为酸雨是一个大灾难。1982
年,加拿大环境部部长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对《时代周刊》所
说的一番话,恰好表达了许多悲观主义者的心声,他说:“酸雨是我们
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具破坏性的污染形式,它堪称潜伏在生物圈中的疟
疾。”
在那个时候,里德利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到了几十年之后的
今天,里德利已经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酸雨并没有导致树木
的枯萎,它从来都不曾导致过树木的枯萎——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关树木
出现了异常枯萎现象的证据,即使有些树木枯萎了也不是因为酸雨造成
的。曾经被认为会完全消失的森林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茂
了。”
可以肯定的是,是人类的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避免了这种灾
难。“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美国,正是因为这种担
忧,才迫使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修正《清洁空气法案》
(Clean Air Act)到强制汽车行业采用催化转换器等,促使二氧化硫的
排放量从1980年的2 600万吨减少到了2008年的1 140万吨;而同一时期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也从2 700万吨减少到了1 630万吨。尽管一些专家
还是认为当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太高了,但是事实是,人
们在1970年所预言的生态灾难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酸雨灾难预言落空了,这个事实激发出了里德利的好奇心。他开始
着手调查其他“世界末日”式的预言,并且发现了一种相似的模式。“对
饥荒与人口的预测都是极其错误的,”里德利说,“流行病从来都没有像
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糟糕过。再举个例子,‘年龄调整癌症发病率’不是上
升了,而是下降了。此外,我还注意到,指出这些事实的人总会受到严
厉的批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反驳。”
所有这一切又把里德利引向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这么多声称灾难
即将到来的消极预言都没有变成现实,那么,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糕这
种更一般的假设的准确性又会如何呢?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里德利开
始研究各种全球性的趋势:经济发展趋势、科学技术进步趋势、人的预
期寿命变长的趋势(及其与卫生保健政策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趋
势,等等。这些研究的结果构成了他在2010年所出版的《理性乐观派》
一书的主要内容。《理性乐观派》一书致力于阐明:为什么拥有更健全
的哲学立场的是乐观主义者,而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正是乐观主义者
的哲学立场才使人类有机会走向更光明的未来。他这个令人振奋的观点
是建立在以下这个显而易见、但却时常被人们忽视的事实的基础之上
的:时间也是一种资源。是的,时间实际上一直是人类最珍贵的资源,它对人类如何取得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节省时间与延长寿命
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无论是谁,一天都只有24个小
时,但是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却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应该竭尽
全力管理好时间,应该努力节省时间、创造时间。在过去,仅仅为了满
足基本需要就占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到了如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种状况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在现在的马拉维,一个乡下农妇必须把
她35%的时间用于田间耕作(以获得糊口的粮食);33%的时间用于做
饭和打扫卫生;17%的时间用于获取干净的饮用水;5%的时间用于收集
柴火。这样在一天当中,她只剩下10%的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事实
上,就算她想去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以摆脱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也
不可能有时间。正因为如此,里德利感到,“致富”最好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节省时间”。“让我们忘了美元,忘了珍珠玛瑙,忘了黄
金吧,”他说,“真正能够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的,是要想得到它你所必
须花费的时间。”
那么,在历史上,为了节省时间,人类曾经尝试过哪些方法呢?人
类曾经试着通过奴役他人与动物的方法来节省时间,这就是奴隶制。这
种制度一直运作良好,直到有一天人类拥有了良心。人类也学会了利用
更多的自然元素来提高自身的力量,比如,火、风与水,然后又进一步
发展到利用天然气、石油与原子能。在这个过程中,每推进一步,都不
仅人类的力量变得更强大,而且也节省了更多时间。
在英国,人工照明在公元1300年比今天贵20 000倍。里德利计算了
各个历史时期工作一小时(按当时的平均工资)的收入能够换得的人工
照明,结果发现,随着历史的进步,我们节省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的工资刚好处于平均水平,那么,在今天要获得这些发光量(指18瓦节能灯
照明1个小时的发光量),你只需工作不到半秒钟就够了!假设你回到19世纪80年代,使
用煤油灯照明,那么你得工作15分钟才能换回相同数量的发光量;在同一时期,如果你
是使用蜡烛进行照明的,那么你得工作6个多小时才能换得相同数量的发光量。而在公元
前1750年的巴比伦,如果你使用芝麻油灯进行照明,那么要想获得同样数量的发光量,你得工作超过50个小时。
换句话说,从节省时间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你试着对今天的照明成
本与公元前1750年利用芝麻油进行照明的成本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两
者相差了350 000倍。这还只考虑了与工作相关的时间的节省而已。由
于现在使用的是电力,几乎不可能发生像撞翻了灯笼而导致谷仓起火或
者由于吸入了燃烧蜡烛所产生的烟雾而导致呼吸道感染等灾难或疾病,所以,我们在事实上还进一步节省了大量的隐性时间成本,因为检查身
体、重建生活环境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
运输工具的发展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运输工具的进步为我们
节省下来的时间甚至还要更多。数百万年以来,人类都只能靠自己的双
腿行走。6 000年前,我们驯服了马。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但是与飞机相比,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19世纪,乘坐公共马车从
波士顿去芝加哥需要花费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而且所需的费用也相当
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在今天,你只要花上两个小时和一天的工
资就足够了。另外,当你需要漂洋过海时,马就没什么用处了,而且早
期的班轮也无法保证远洋航行的效率。1947年,挪威的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驾驶木筏康提基号(Kon-Tiki)从秘鲁出发一
路航行到了夏威夷,历时101天。如果你乘坐波音747,那么只需花费15
个小时就够了——它可以为你节省100天的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以往,远洋航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可能要在这个历时100天的
旅途中经历许多磨难,最糟糕的是,甚至可能还会一命呜呼。
有待我们去发现的类似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节省时间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事实上,正如里德利所阐述的那
样,它们可能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几乎任何地方。里德利说:
现在,在生活于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当中,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苦难当中,他们严
重缺乏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现状甚至比石器时代最坏的情况还要糟糕。还有一些人的生
活比自己几个月前或数年前更差了。但是,与我们的祖先相比,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确实
已经好得多了:不仅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玩得更好,而且面对疾病时也有了更好的保
障,也更有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到老年。在过去的200年里,人们维持生活所需要或他们渴
望得到的几乎所有东西的可得性一直都在快速地提高(而在这之前的10 000年里,则只是
呈现出了一种无规律可循的改进趋势):更长的寿命、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更多
的私人时间、快速的交通、便捷的沟通工具,等等。当然,数以亿计的人至今仍然一贫
如洗、疾病缠身、物资匮乏,但是,即使把他们全部考虑进去,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比以
往任何一代人都获得了更多的卡路里、瓦特、流明小时(lumen-hours)、平方米、吉字
节、兆赫、光年、纳米、单位产量、单位汽油行驶里程、食物里程、航空里程,等等,当然,还有比以上任何东西更突出的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你对富足持反对意见是依赖于“我们所陷
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这种抗辩,那么,你可能需要寻找另
外一种抗辩方法了。如果这个针对富足的最常见的指控并没有像大多数
人所想象的那么有力,那么,其他比较常见的针对富足愿景的批评又将
如何呢?例如,有人强调,世界上的贫富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这将威
胁到富足。
这也不是一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印度的情况吧。根据印度国家应
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在2010年8月1号发布的一个报告,印度历史上首次出
现了高收入家庭的数目 (4 670万)超过了低收入家庭的数目(4 100
万)的情况;而且,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地缩小。1995
年,印度只有450万中产阶级家庭;到了2009年,中产阶级家庭的数目
已经上升到了2 940万。更鼓舞人心的是,这一趋势还在加速。根据世
界银行的统计,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人数
已经减少了一半多,现在在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低于18%
了。确实,虽然目前仍然有数十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当中,但是,按照目前这个速度递减,里德利估计,到了2035年,世界上处于“绝对贫
困”中的人数将会降为零。
当然,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数字不会真的下降
到零,但是,绝对贫困人口并非是唯一值得考虑的衡量指标。我们还需
要考虑商品和服务的可得性,众所周知,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人
们的生活水平影响极大。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人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用来衡量某个社会所消费掉
的商品)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两倍。由于人口规模、人类的
健康水平与预期寿命都受到消费水平的影响,所以很自然,这几个方面
的指标也得到了大幅改善。例如,与5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富裕
了10倍,婴儿的出生率则减少了13,人的寿命也延长了28年。同样
地,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尼日利亚人富裕了两倍,那里的婴儿
出生率也下降了25%,人的预期寿命则延长了9年。总之,根据联合国
的说法,在过去50年里贫困减少的程度比之前500年的还要大。
而且,还有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贫富差距不会再次重新
上升。“中下阶层的地位,一旦出现了加速提高的趋势,”著名经济学家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1960年出版的巨著《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写道,“那么获取厚利的主要途径,就不
再是通过迎合少数富人的口味,而是通过满足大众的需求实现的。这样
一来,那些最初会加大不平等的力量到后来却会有助于缩小不平等。”
而这正是当今在非洲所发生的故事:原先地位较低的各阶层正在加
速崛起,并且正在社会经济领域获得独立的地位。举例来说,手机的推
广使用促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而小额信贷的发展又反过来加快了手机
的推广速度,它们两者共同创造了更多内生于本阶层的机会(这也就意
味着直接依赖于富裕阶层的工作更少了),从而使本阶层的每个人的前
景都变得更加美好了。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除了经济政策之外,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力也
大大地促进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奴隶制都曾
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而且,随着宪政制度和选举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人权状况也
出现了类似的改善。诚然,在很多地方,宪政制度和选举民主的实现形
式与我们日常体验到的相去甚远,或者往往流于形式。但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文化模因不断地被传播、模仿,现在已经深入人
心了。一个全球性调查的结果表明,全世界超过80%的人都认为,民主
制是他们首选的政府组织形式。
也许最好的一个消息是由哈佛大学演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在分析全球的暴力模式时发现的。在他的论文《暴力
史:原来我们每天都在变好》(A History of Violence: We’re Getting
Nicer Every Day)中,平克这样写道:
把残酷当成娱乐,牺牲人的生命搞迷信,用奴隶制来节约劳动力,把征服当作政府
的使命,为获得土地而实行种族灭绝,拿严刑拷打作为常规惩罚,对行为不端或观念不
同者处以极刑,政治暗杀,战争掠夺,产生摩擦就进行屠杀,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历史上
的常见现象。但如今,这些现象在西方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他地方也不常见了,即
使发生也是很隐蔽的,一旦曝光就会遭到广泛谴责。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更长寿了,更富有了,更健康了,生活也更安全了。人类拥有了更丰富
的商品,更多的服务,更便利的交通,更海量的信息,更多的受教育机
会;医疗保健更有保障了;通信手段更多样化了;获得了更广泛的人
权、更自由的民主制度;居住的房子也更坚固耐用了,等等。但这还不
是事情的全部。与我们所讨论的已经取得的这些进步同样重要的是——
人类能够取得这些进步的原因。
累积性进步
人类喜欢分享知识、交换观念、交流信息。在《理性乐观派》一书
中,里德利把人类分享知识、交换观念、交流信息的过程比作“性”。这
个比喻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比
喻。“性”是一种交换遗传信息的过程,是一个使生物不断演化的“异花
授粉”过程。观念的传播和发展也类似。各种观念也要相遇、“交配”,并完成突变。不同的是,我们通常把这个过程叫做学习、科学、创新。
但是,不管采用了哪种术语,我们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也就
是牛顿在写下这句名言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
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交换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并非结束。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下一
步便是专业化了。如果你是某一个小镇里一个新入行的铁匠,被迫与其
他5个早已在那里立足的铁匠竞争,那么,要想取得成功,你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你只能拼命工作,不断完善你的技艺,成为同行中技术
最好的那个。但这个选择风险极大。你必须有足够好的锻造技术,你的
手艺必须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足以克服“裙带关系”对你的不利影响。因
为在这样一个小镇里,一个铁匠的大部分顾客都可能是他的亲朋好友。
对你来说,不幸的是,演化力量非常努力地精心构筑出来的这种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纽带可能对你并没有多大好处。但是,如果你开发出了一种
新的工艺,例如,假设你能锻造出更好一些的马蹄铁,或者掌握了一种
更快的钉马蹄铁的技艺,那么,你就可以激励人们去打破他们既定的社
会网络。
里德利认为,这个过程更进一步创造了一个正收益的反馈回
路:“专业化能够促进创新,因为它鼓励人们去投入时间创造出能够制
造工具的工具。专业化可以节省生产时间。繁荣的要旨就在于节省时
间,而节省的时间是与劳动分工深化的程度成正比的。消费者越多元
化,生产者越专业化,他们之间交流就越多,他们生活也就过得越好,而且这种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托尔·海尔达尔驾驶木筏从秘鲁航行到夏
威夷这个具体的例子吧。在今天,假设你也想感受一下同样的旅行过
程,你不必做与托尔·海尔达尔一样的事情,你不必徒步去森林,砍倒
树木,再花上数天时间用小火小心翼翼地去烧空树心,然后再花上数周
的时间把这颗空心树打磨成一艘适合于航行的小船;你也不必再花上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把这艘小船拖到岸边;你也不需要准备许多洁净的水或
鲜肉以及为保存这些肉所需要的盐。还有许许多多在航行去夏威夷之前
必须要做的其他事情,也都不用你自己操心了。确实,由于专业化,所
有这些中间环节都已经有人帮你做好了,你只需点击进入一个网站,然
后订一张船票就全部搞定了,结果你的生活质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合作体系,它能够储存、交换和改进我们的思
想。这个巨大的合作体系一直都是富足最大的发动机之一。如果祖辈有
了好点子,而孙辈又能对祖辈的好点子进行改进,那么这个发动机就开
始启动并运转了。专业化与交换所带来的累积性创新的累累硕果就是最
好的证据。“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如此高水准的生活,并不仅仅是
因为我们能够更廉价、更富有成效地制造出1800年时所能制造出来的商
品,”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J.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写道,“更因为我们能够制造出许多在1800年时不曾出现过的全新商品。如果回到1800年,这其中的有些商品能够为当时的
人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而有些商品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完
全想象不到的。”
人类现在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先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可以节省时间的选
择。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沙拉吧”,因为他们想象不出会出现
全球性运输网络,在我们的同一顿饭中,就包含了从俄勒冈州运来的绿
豆、从波兰运来的苹果和从越南运来的腰果。
“这就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特征,”里德利写道,“也是高水平生活
的核心定义:消费多样化、生产简单化。生产一样东西,消费很多东
西。反过来说,自给自足的园丁、自给自足的农民或者以狩猎采集为生
的自给自足的原始人,则是生产多样化、消费简单化。他不只生产一种
东西,而是很多东西——食物、住所、衣服、消遣设施,全都要他自己
来动手。又因为他只能消耗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消耗太
多其他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他吃不到大鸭梨,看不了昆汀·塔伦蒂诺
(Quentin Tarantino)的电影,穿不了莫罗·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的名牌高跟鞋。他只有他自己的品牌。”
但是,在所有这些消息中最好的一个是,专业化水平已经足够高
了,对于类型完全不同的商品,我们可以通过贸易途径获得。当人们
说,现代经济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们
已经搞清楚了怎样去交换信息。信息是最新、最耀眼的商品。“在物质
商品与物质交换的世界中,贸易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零和博弈,”创新
者迪恩·卡门说,“我手上有一块黄金,而你手上有一块手表,如果我们
进行交换,那么,我拥有了手表,而你获得了黄金;但是如果你有一种
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进行交换,那么我们都拥有了两种思想。这
是一个非零和博弈。”
历史数据传递出的好消息
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60岁出头,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喜
欢穿肘部打补丁的粗花呢上衣,总是精力过人。罗斯林是一位医生,长
期在非洲农村服务。他曾经花了数年时间,致力于追踪治疗一种被他命
名为绑腿病的疾病,这是一种流行于当地的瘫痪病,最终被他治愈了。
后来,罗斯林又参与创办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瑞典分部,并成了全世界最顶尖医学院之一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国际卫生
部的一名教授,他还参与编写了一本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卫生学
的教科书(它的目标是为全球65亿人提供体检标准)。
为了编写这本教科书,需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这使罗斯林有机
会接触联合国内部档案馆的资料,那里存储了大量的有关全球贫困率、生育率、平均寿命、财富分配、财富积累等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
是以晦涩难懂的电子表格的形式存储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使它们变
成了一些“掩盖真相”的数字。罗斯林不仅“窃取”了这些数据,还发现了
一种呈现它们的新方法,从而使这些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令人难以
置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大多数人一样,我第一次了解罗斯林的上述举动也是在一个非常
特殊的场合:2006年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市举行的TED大会。大会
上,罗斯林站在演讲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讲,题目就是著名的《你所见过
的最好的数据》。他的身后是与剧院电影屏幕一般大小的电子屏幕,屏
幕上显示的则是一张巨大的图表。图表的横坐标代表的是国家的生育
率,而纵轴显示的是国家的平均寿命。在这张图表上绘制了许多不同颜
色与大小的圆圈:颜色代表各大洲,圆圈代表各个国家。圆圈的大小与
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关,它在图表上的位置说明在给定的某一年平均
家庭规模与平均寿命两者的结合情况。当罗斯林开始讲演的时候,屏幕
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1962”字样,它横穿了整个电子屏幕。
“在1962年,”罗斯林指着屏幕的右上角说,“这里有一组国家——
工业化国家,它们的家庭规模较小,国民的寿命也比较长。”然后,他
又提醒听众把注意力转向左下角,他说:“这儿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
家庭规模比较大,相对来说,国民的寿命也比较短。”
罗斯林用他所绘制的这张图表以可视化的形式把1962年贫国与富国
之间的差异残酷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相当震撼人心。但这种差异并没有
持续下去。随着鼠标的点击,这张图表被激活了,数据不断地变化着。
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每过一秒钟变换一个年份。图表上
的圆点随着时间向前推进不断地在屏幕上跳跃着,来自联合国数据库的
数据驱动着这些圆点不断地发生移动。罗斯林的声音也与它们一起跳动
着。“你看看这儿,这是中国,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它移动到左边去
了。所有这些代表拉丁美洲国家的绿色的圆点都移向了家庭规模较小那边,所有用黄色表示的阿拉伯国家都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国民的寿命也
越来越长了。”时间越接近现在,进步迹象就越明显。到了2000年,除
了那些被内战与艾滋病病毒重创的非洲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在向右上
角聚集,它们正在走向一个更长寿、家庭规模更小的世界,一个更加美
好的世界。
罗斯林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的收入分配状况吧。”于是,又一张新的图表出现在了屏幕上。这张图表的横坐标是对人均GDP取对
数值,纵坐标的左边指的是儿童的存活率。时间再次指向了1962年。左
边最底下的是塞拉利昂,在这个国家,儿童的存活率只有70%,平均年
收入只有500美元;在正上方有一个最大的圆球,那代表中国,在1962
年,这也是一个经济上十分落后、国民健康状况极端糟糕的国家。罗斯
林再次点击他的鼠标,他的“图表预言家”又开始动起来了。在图表上,随着鼠标的点击,代表中国的圆球一直在向上移,然后又移到了右
边。“这是毛泽东,”他说,“把健康带给了中国,后来他去世了……而
邓小平则把富裕带给了中国。”
中国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遵循着这个
相同的模式,最终都会密密麻麻地聚集到右上角,当然在它的左边还会
拖着一条由一些小小的圆点组成的调皮捣蛋的尾巴。即使这个图形有这
样一条尾巴,它所显示的贫富之间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在2010年一次更
新的演示活动当中,罗斯林是这样总结他的研究成果的:“尽管在今
天,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可能有200年之
巨,但是,存在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由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巨大差距已经在慢慢缩小了。如今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相互
融合的世界。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它伴随着援助、贸
易、绿色科技与和平走向未来。如果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那么
将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会完全坐落于那健康、富有的一角,这是完全有
可能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罗斯林是正确的,那么贫富
之间的差距最终都会成为人们的记忆;如果里德利是对的,那么我们现
在所陷入的这个坑其实并不太深。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阻碍富足实现的
麻烦就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今天技术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以至于无
法让我们避免现在所面临的灾难。但是,如果说到底,这个麻烦其实也
只不过是另一个表达问题或可视化呈现问题,那又会怎样呢?这就是说,问题其实并不在于目前的进展速度不够快,而是这种进展既无法用
里德利的理论来解释,也无法用罗斯林的动态图表来呈现。是的,正如
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类的线性大脑无法理解目
前指数型的发展速度。怎么办呢?05 雷·库兹韦尔与奇点大学
库兹韦尔是谷歌公司的工程总监,也是21世纪最伟大的未来学家。在摩尔定律的基础
上,库兹韦尔创立了库兹韦尔定律:所有信息技术都将以指数规律快速发展。戴曼迪斯
和库兹韦尔创立的奇点大学是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其核心课程都是围绕8个指数型增长
领域设置的。库兹韦尔是最好的预言家
如果你想要知道科技是否会以足够快的速度给全球带来一个富足的
时代,那么你需要知道如何去预测未来。当然,预测未来是一门古老的
技艺。举例来说,古罗马人会雇用肠卜师来为他们占卜(肠卜师是指受
过训练的能够通过查看被宰杀的绵羊的内脏来预测未来的人)。现在,在预测方面人类所做的已经比那时候好多了。实际上,就预测科技发展
的趋势而言,现在几乎已经达到科学的程度了。在这方面,或许没有人
比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做得更好了。
库兹韦尔出生于1948年,他一开始并没有想成为一名技术预言家,尽管他的童年跟大多数人的童年都不太一样。在他5岁的时候,他想成
为一名发明家,但又不想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发明家。他的父、母亲都
是世俗派犹太人,都是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从奥地利来到纽约的。在
成长历程中,库兹韦尔听到了很多故事,不仅仅是有关纳粹暴行的恐怖
故事,还有其他的好故事。他的外祖父喜欢谈论回到战后欧洲的第一次
旅行的故事,在那里他的外祖父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处理达·芬奇
的原创作品——他的外祖父总是用非常虔诚的语言来描述这次经历。从
这些传奇故事当中,库兹韦尔知道了人类的思想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达·芬奇的思想是超越人类局限性的创造力的象征。而希特勒的思想则
显示出了一种毁灭一切的力量。“因此从早年开始,”库兹韦尔说,“我
就把追求‘好思想’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们体现出了我们人类
价值中最好的那部分。”
8岁的时候,库兹韦尔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的想法是对
的。那一年,他发现了一些有关小汤姆·斯威夫特(Tom Swift,Jr.)的
故事书。这套系列故事书的情节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斯威夫特发现了一
种可怕的情况,它将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命运,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地下实
验室冥思苦想。最后,他总能豁然开朗,找到一些非常出色的解决方
法,并且因此成了一位英雄。这些故事的寓意非常明确:思想再加上科
学技术,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难题。
从那以后不断努力,库兹韦尔最终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事实上,他创造了几十个奇迹:世界上第一台CCD平板扫描仪、世界上第一个文
本–语音合成系统、世界上第一台供盲人使用的阅读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总之,他现在拥有39项专利,另外还申请了63项专利申请
权、12个荣誉博士学位;他还入选了美国发明家名人堂(是的,在俄亥
俄州的阿克伦市确实有这样一个名人堂)。库兹韦尔还获得了美国国家
技术奖与久负盛名的由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总资金额为50万美元的莱梅
尔逊奖(Lemelson-MIT Prize),莱梅尔逊奖是颁发给那些“把他们的想
法转变为发明与创新,从而改善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人”的。
但是,雷·库兹韦尔之所以如此出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完成了许
多发明。或许,驱使他着手发明这些东西的原因才是他最大的贡献。不
过,这或许要多花点时间来解释。
摩尔定律:预知未来的一条曲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家们就开始猜测,技术变化的速度可能
隐藏着某种模式,如果能够揭开隐藏这种模式的面纱,那么人类就有可
能预测未来。试图预测未来的最早的官方行动之一,或许是1953年美国
空军所做的研究,他们追踪了自莱特兄弟以来的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加速
提高的过程。美国空军绘制了一幅“飞行速度提高图”,并将它外推至未
来,结果得出了这个在当时极其令人震惊的结论:去月球旅行应该很快
就可以实现了。
对此,凯文·凯利在他的《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进一步解释道:
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在1953年,世界上还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能够实现这种未来旅
行的技术。没有人知道人类怎么才能以那么快的速度旅行并生存下来。当时,即使是最
乐观、最大胆的梦想家也没有预测到,人类能够在众所周知的“2000年”到来之前就登上月
球。唯一告诉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画在那张纸上的那条曲线。但是那条曲线是对
的,只不过在政治上看却有点不准确。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时间恰好与曲线上所显示的时间相吻合。12年后美国向月球发射了一枚火箭。正如达米
安·布罗德里克(Damien Broderick)所解释的那样,“人类到达月球的时间大大提前了,比像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这样疯狂的太空旅行爱好者所预测的时间还要早上
13个世纪”。
美国空军给出了这个研究结论之后大约10年,一个名为戈登·摩尔
(Gordon Moore)的人总结出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很快就成了所有预
测技术发展趋势的规律中最著名的一个。在1965年的时候,英特尔公司
还未成立,仍然效力于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摩
尔撰写了一篇题为《让集成电路填满更多的组件》(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的论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摩尔指出,自从1958年发明了集成电路之后,在一个电脑芯片上的集成电路
元件数量每年都增加了一倍。他预测,这种趋势将会“至少再持续10
年”,他是对的。这种趋势确实又持续了10年,不过之后并没有停止,又再持续了10年,然后还有更多的10年……总之,在50年之后,摩尔给
出的这个预测的准确性仍然没有问题,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摩尔
定律”。现在,人们都在用摩尔定律预测半导体工业的发展趋势,来为
这个行业制订未来的规划。
摩尔定律指出,每隔18个月,在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
就会增加一倍,这实际上意味着,每过18个月,以同样价格可以买到运
行速度是原来两倍的电脑。在1975年间,摩尔对摩尔定律进行了修正,把时间修正为每两年增加一倍。但是,不管怎样,他所描述的这种增长
模式仍然是指数型的。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说到底,指数型增长只不过是简单地不断
翻番而已:1变成2、2变成4、4变成8……但是,由于大部分指数型增长
曲线都是从远小于1的地方开始的,所以早期的增长几乎让我们察觉不
到。如果你去看一张图表,数字从0.000 1翻倍到0.000 2、从0.000 2翻倍
到0.000 4、从0.000 4翻倍到0.000 8,那么在图上的这些点看起来几乎就
等于是零。实际上,按照这个速度,13次翻倍之后,数字仍然小于1。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条曲线看起来像是一根水平线。但是,再翻倍7次
之后,数字就会猛然增加到100。这就是爆炸性的增长,几乎就在一夜
之间,“从一块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指数型增长的力量就是如此强
大。但是人类的大脑是局部性、线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指数型增长速度
会如此令人震惊的原因。
为了说清楚这种指数型增长在技术领域究竟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不
妨来看看一台名为“奥斯本”的便携式电脑的故事吧。“奥斯本”电脑公开
发布于1982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电脑。这个“坏小子”重大约13千
克,价格为2 500多美元。与之相比,2007年发布的第一台iPhone,重量
只有它的1100,成本只有它的110,而运行速度是它的150倍,内存容
量则是它的100 000倍。即使撇开它的软件应用程序与无线连接功能不
讲,你只是简单地按“单位重量单位计算能力的美元价格”来测算两者之
间的差距,iPhone都遥遥领先于早期的任何一台个人电脑,从性价比上
来看,iPhone是“奥斯本”便携式电脑的150 000倍。计算机在计算能力、运行速度、存储容量等方面的惊人提高,再加
上价格的下降、尺寸的缩小,构成了一种指数型的变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初,科学家们还在怀疑,这种指数型发展模式是不是真能成立。当
时,不论是从晶体管的大小来看,还是从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来看,这
种趋势都还不明朗。
而这就是我们要回过头来讲讲库兹韦尔的故事的原因了。在20世纪
80年代,库兹韦尔意识到,任何在今天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的发明创
造,等到真正把它推上市场的那一天,就肯定已经过时了。因此,要想
获得真正的成功,他至少需要预测3~5年后的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设
计他的产品。因此库兹韦尔以一个初学者的角色开始研究技术发展趋
势。他描绘了自己总结的指数型增长曲线,试图搞清楚摩尔定律是否真
的具有普遍意义。
事实证明,摩尔定律真的具有普遍性。
谷歌人脑
库兹韦尔发现,遵循指数型增长模式的技术有数十种,例如,美国
电话网的扩展、一年内互联网通信数据的流量、单位价格磁性存储介质
的存储容量,这些都以指数型速度在增长。此外,不仅仅是这些信息类
技术的增长速度是指数型的,世界上其他一些与此无关的技术也在以指
数型的速度增长。就拿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来说吧,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
纪里,它的指数型增长速度一直保持不变。尽管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几
次不和谐的世界性的战争、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
库兹韦尔的第一本书《智能机器的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于1988年出版,他在书中利用指数型增长曲线图对未来做了
些不大不小的预测。现在,某些发明家和知识分子总是在对未知事项进
行各种各样的预测,但是事实证明,只有库兹韦尔的预测才有令人难以
置信的准确性。例如,他曾经预言苏联会解体,计算机能够战胜世界象
棋冠军,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在战争中使用电脑化的武器,自
动驾驶的汽车,而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预测到了万维网的出现。紧接
着,他在1999年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名为《灵魂机器的时代》。在这本
书中,库兹韦尔把他的预测蓝图进一步指向未来,分别就2009年、2019
年、2029年和2099年提出了一系列预测。由于他的大部分预测都是针对相当遥远的未来的,它们到底是否准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将
无从得知。但是,在他为2009年所做的108项预测当中,有89项已经成
真了,还有13项也十分接近现实。在未来主义文学的历史上,库兹韦尔
预言的准确性无与伦比。
在他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
中,库兹韦尔与一个10人研究小组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描绘出了数十种
指数型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他们还试图搞清楚这种发展速度将
会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是令人惊愕的,也颇具争议。不过,为
了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还得先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讨论一下未来的计
算能力。
今天一台普通低端电脑的运算速度大概是每秒1011次,或者说,每
秒1 000亿次。而科学家们则估计,把爷爷与奶奶的声音辨别出来或者
把马蹄声与雨滴声分辨出来的模式识别要求大脑大致以每秒1016次,即
每秒1亿亿次的速度进行计算。如果用这些数据作为基准,利用摩尔定
律进行预测,那么,一台普通的价值1 0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在不到15
年的时间里就可以达到人类大脑的计算水平。如果再向前“快进”23年,到那个时候,一台价值1 000美元的电脑在一秒钟内应该可以完成100亿
亿亿(1026)次计算,这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所有大脑计算能力的总
和。
不过,这种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值得争议的部分:更快速的电脑出
现后,将帮助我们发展出更先进的技术,于是人类将会开始把这些技术
嵌入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内。例如,利用神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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