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绵羊

    【美】德雷谢维奇 著

    九州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的绵羊(美)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2

    书名原文：Excellent Sheep

    ISBN 978-7-5108-4225-2

    Ⅰ.①优… Ⅱ.①德……②林… Ⅲ.①高等教育-研究-美国

    Ⅳ.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4808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5-613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William Deresiewicz

    Sunnbook Culture＆Art Co. Ltd.

    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exactly as it appear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of the 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Schuster, Inc.优秀的绵羊

    作 者 (美)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

    出 版 发行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4.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225-2

    定 价 42.00元目 录

    扉页

    前言

    第一部分 优秀的绵羊

    第1章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第二部分 自我

    第5章 大学的使命

    第6章 创建自己的生活

    第7章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第三部分 我们到底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

    第8章 博雅教育与人文经典

    第9章 教师的本职与学生最核心的能力

    第10章 隐藏的常春藤

    第四部分 社会

    第11章 看不见的「特权堡垒」

    第12章 精英教育的自我救赎

    致谢前言

    从很多方面来说，本书都可以看作是一封信。而收信人，则是20

    岁时的我。在书中，我谈论了很多我希望在自己上大学时能有人激发

    我去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当时的我与很多今天的孩子一样(当时的孩子也一样)，像个僵

    尸一样走进大学校园。对你们来说，大学是一片空白。大学是“接下

    来要考虑的事”。你去上大学，学点儿东西，然后再去做很多其他事

    情，比如说很可能去读个研究生。前方是一些你不太清楚的目标：地

    位、财富、往上爬——总之，“成功”。至于选择什么大学，那完全是

    为了满足炫耀的需要，因此你当然会选最好的大学。至于教育到底是

    什么，你为什么要读大学，大学如何帮助你找到自我，或者说大学如

    何帮助你独立思考，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些问题你根本

    想都没想过。与今天的孩子一样，我只是被动地去做那些周围所有人

    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于1981年，当时美国的精英教育系统刚刚开始

    成型，但已经初具规模，各个环节紧密相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

    统。在本书当中，我所说的“精英教育”不仅指一些如哈佛、斯坦福、威廉姆斯之类的名校和那些处于第二层级的重点学校；还包括所有与

    之相关的一切，比如说一些私立学校和经费充裕的公立高中；如今正

    蓬勃发展的辅导行业和学习咨询服务、考试辅导以及各种荣誉项目；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学录取流程；各种紧随本科之后的名牌研究生

    院和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拼命把孩子推进这台庞大机器的父母和社

    区(主要是中上阶层)。简言之，我们的整个精英教育系统。

    这个系统会如何影响我们孩子们的命运，孩子们该如何摆脱这个

    系统，这个系统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消除这

    些影响——这就是我要在本书中谈到的话题。我曾经在耶鲁大学教过

    一门课，主要讲授“友谊”这个话题。记得有一天，我们讨论的主题

    是“独处的重要性”。我认为，反思能力是精神生活的关键，而独处则

    是反思的前提。学生们想了一下，反思——独处——精神生活，之前

    似乎从未有人让他们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一名学生似乎恍然大

    悟：“所以您是说，我们其实都是一群优秀的绵羊？”都是？那肯定未必。但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在哥伦比

    亚大学读了本科，后来又在那里拿到博士学位，并当过5年的研究生

    导师；后来在耶鲁担任10年教职——我感觉大多数学生多多少少都是

    如此。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

    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

    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

    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

    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2008年，在即将辞去耶鲁教职之

    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些问题。文章的名字叫《精英教育的

    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文章发表在《高等

    教育》杂志(American Scholar)上。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型文学季

    刊，所以我想这篇文章最多只能吸引几千名读者的注意。

    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像病毒一般传播

    开来。几周之内，它的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次(后来的累计阅读量超

    过了100万次)。很明显，这篇文章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人们发

    现，这并不只是某位离职教授在发牢骚。从我收到的海量电子邮件来

    看(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正在学校就读或者刚刚毕业的学生)，我的文

    章引起了当今这些年轻的天之骄子们的广泛共鸣。他们感觉自己上当

    了，当前的教育系统没有让他们接受任何有意义的教育，它灌输给他

    们一套他们排斥却又无法摆脱的价值观，同时却又没能给他们提供足

    够的训练，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未来。

    从那之后，我应邀到美国各地的大学发表演讲，跟学生们交流，回答他们的问题，也向他们请教了许多问题，并倾听和了解他们的答

    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我的一次再教育，这本书就是我对这段经历

    的思考和总结。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引用他们的原话，但书中

    的每一页都渗透了我的思考，即我对大家需要思考什么以及想要思考

    什么的总结。如今市场上关于高等教育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据我所

    知，直接面向学生的书屈指可数，能够说出他们心声的书，更是凤毛

    麟角。

    本书一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讨论了美国精英教育系统本

    身，我把它简称为“一个强迫你选择是学习还是成功的系统”。教育是

    社会表达价值观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传递其价值观的方式。虽然我

    经常批判那些挤到重点学校的孩子们，但我真正批判的是，强迫孩子

    们这么做的大人。

    第二部分，我会阐述现在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摆脱这个系统。我会谈论学生们应该在大学里做什么，应该如何找到一条完全不

    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究竟意味着什么等话题。

    第三部分，我会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详细讨论人文教育的意

    义、人文科学的价值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尽心的老师和小班授课

    等。虽然我也会指出年轻人该去哪儿，但我主要还是要说说他们为什

    么要那么做。

    第四部分，我又把话题拉回到更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的整个教育

    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领导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

    会运营各种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他们运营得怎么样呢？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并不是太好。我们今天对孩子所做的一切，以后都会回到

    我们自己身上。在我看来，我们早该重新思考、改造和逆转我们的整

    个精英教育系统了。

    最后澄清一下我所说的“精英”这个词。现在这个词经常被人们用

    来指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或任何反对比尔·奥雷利1的反义词，但在

    本书当中，我用“精英”指代那些占据社会上层位置的人，既指保守分

    子，又指自由主义者，既包括商务人士，也包括职业人士，既包括上

    层人士，也包括中产阶级上层——比如说企业经理、各种奖项获得者

    以及所有进入重点学校并运营各种机构来满足自我利益的人。此外本

    书也为当前统治阶级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画像——很明显，他们退出

    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一部分 优秀的绵羊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

    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

    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

    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

    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

    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

    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

    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哈佛大学资深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William

    R.Fitzsimmoons)第1章 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

    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

    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

    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

    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

    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像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一样，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在《自由》

    (Freedom)一书中，约翰·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

    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

    悟性”。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就是“不

    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从

    我教过的学生中，包括我在美国各大校园接触过的相当数量的学生以

    及过去多年曾经与我通信的几百位学生，再加上我曾经阅读过的学生

    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来看，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

    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

    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我们都承认，学生在高中

    阶段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精神焦虑，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

    入大学之后，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一项以大一学

    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已经

    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公布一份名为《大学校

    园的危机》(The Crisis on Campus)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接近一

    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

    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大学校园的心

    理咨询服务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攀升，现在几乎门庭

    若市，应接不暇。在接受过服务的学生群体中，被诊断有严重心理障

    碍的数量翻了3倍，接近整体人数的一半。

    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支行动

    组，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

    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

    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向我表示，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

    围”。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

    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

    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

    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

    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

    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曾经有一位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跟我

    分享：“倘若我们这群人是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要是哪天车轮

    子掉下来的话，那肯定会发生在大学这条路上。”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教学的老师就经

    历过一件这样的事。他回忆道：“前几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备受学习压

    力的折磨，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毕业论文的时候，晕了过去。”另外

    有一位正在从斯坦福大学办理转校手续的学生也分享了他的心

    声：“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

    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

    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

    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

    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

    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孤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这么说：“在耶鲁

    就读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鲁学生告

    诉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结交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

    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

    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

    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

    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

    友情大相径庭。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一针见血地

    揭露了这种现象：男女之间存在的“炮友关系”就是为了在最方便满足

    自己性爱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职业的发展。一位宾

    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直言不讳地讲

    出：“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

    涵的恋爱关系。”

    我们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

    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

    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这种被动的压迫和紧张导致

    了这些名校生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遗憾的是，这些深

    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们身上这种无时无刻追求成就的压迫感的。更

    糟糕的是，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

    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

    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这些名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群被公认的“斗士”。他们似乎浑

    身上下都洋溢着自信，而这种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

    会预期的绑架。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

    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

    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

    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在麻省理工学

    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

    (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

    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得到疯传，至少有十几

    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

    们经常有过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感谢你的勇气，能够把

    自己的心声公之于众。”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

    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

    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

    建立起来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

    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

    小团体(音乐，体育等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

    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

    精神”，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

    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

    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

    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

    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

    步又要做些什么。

    《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

    (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

    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

    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

    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

    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

    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

    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

    恐。”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

    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

    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审视事物

    的角度错了。在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

    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

    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牧师罗比·

    帕特里西娅·卡琳-纽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经披

    露：“我们的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办法取

    得全A的成绩。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看清并认

    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争取高分的目标掩盖了自己的双眼。”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当

    我在耶鲁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并不

    快乐的严重性。只有当我不在耶鲁任教，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或者学

    校和学生的关系时，不少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之前书中谈到的那位

    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来，给人的感觉绝对是很

    积极正面的——风趣，友好，真实，聪颖，并且不是那么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学生，同等的优秀，相当的合群，之后向我承认，自

    己在大学期间其实极其煎熬。可以想象，当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

    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和教练，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调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毕业、小有成就的

    社会精英)。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大学之前已经锻炼成一群

    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才子佳人。

    而正是这些外在的形象同时被他们“内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

    福并有成就。

    倘若这些煎熬是出自学习本身，这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

    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学生的优秀：

    他们的SAT平均成绩，来自高中前10%的占比，录取门槛的高端，加

    上我们崇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数据等等。千

    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来衡量今天的这些

    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

    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

    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

    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

    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

    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我的一位在顶尖大学

    教书的朋友，曾经要求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

    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当她在课堂上让学

    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

    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

    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

    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

    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

    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

    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

    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

    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

    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

    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对学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独创。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学院任教

    的朋友曾经与我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

    写作能力来找他寻求写作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位学生之所以现在有时

    间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已经被医学院录取。倘若他现在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他肯定不会额外花时间来学习写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顶

    尖的文理学院教艺术的朋友说，她的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的挑

    战的，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

    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位教计算机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怀疑：“我很

    难想象如今的耶鲁本科生会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卧床吟诗或者是与电脑

    为伍，编写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机软件。”他难免回忆起自己在20

    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对各种事

    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开花，而他们也让大学的生活丰富多

    彩。”

    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不仅仅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更

    牺牲了理智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全身

    心地去倾注于某种挚爱。大卫·布鲁克斯和其他一些观察者发现，如

    今已经再也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知识分子性质的对话了。而

    来自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波莫纳学院以及哥伦

    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大四学生在

    一封写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暑假期间往往要比在平时更

    高效，更有创造力，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我真的想了解这其中的奥

    秘。”

    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女生在写给我的信中透露了一些关于她

    在耶鲁就读的男友的境况：

    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短篇故事上。

    上大学三年之后，他已经变得极度不自信，令人惊讶。对一些微不足

    道的细节问题，我的那些在公立大学读书的朋友根本不会去思索，比

    如独自用餐的现象是否会被人解读成是“社交弱者”，但他会去思考，并产生焦虑。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任何耳闻过的

    书籍，他都会快速阅读该书的首尾两章并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

    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书的内容。而他的这些行为只为我一

    人所知，同时我也知道，他并非不喜欢阅读或者学习，而是为了能够

    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

    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甚

    至是“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他们就是以最纯

    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心态求学的

    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一位耶鲁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够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非常令人窒

    息，因此选择了转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学生表达的遗憾：这

    种窒息是来自与周边人的强烈反差——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

    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

    喻的事。

    我所列举的案例往往与耶鲁大学有关，原因并非是我有意针对该

    所高校，而是因为我过去的教学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如果读者

    认为我在批判耶鲁，那就误解我了。事实上，我认为相比较于宾夕法

    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那种血淋淋的职业化教育，以及相

    比较于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耶鲁排在

    这些综合性质的顶尖大学前面，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

    能力上是最优秀的。这里暂且不与文理学院比较。如果耶鲁在这个群

    体里已经算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最优秀的也是够糟糕的了。我所说

    的可能令人惊悚，但绝非危言耸听。

    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

    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前，既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也不是一帮无畏

    的机器人，更不是一些极少数的极端愤青。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

    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

    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

    群学生，同时又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抗

    争。

    19世纪美国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所有

    的教育体系都会教出有着自己特点的人才。如果你从小接受的是精英

    教育，那么你从小就学会了去争取并珍惜那些能够衡量你在每个阶段

    向精英迈进的指标，比如成绩以及奖杯。获得这些你将会被认可并得

    到赞美，你的父母将为你沾沾自喜，你的老师将颜面有光，但你的对

    手将咬牙切齿。当然，顶尖大学的录取将会是最具分量的，最能彻底

    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经成为精英的一分子。当我们认为顶尖大学的录

    取终于给自己的奋斗画上句号时，其实这才是这场游戏的序幕。在进

    入大学之后，游戏愈演愈烈。这次游戏中的筹码是GPA、优等生联谊

    会、富布莱尔奖学金、医学院入学考试、哈佛法学院、高盛等等。这

    些游戏的筹码不仅仅代表了你的命运，也代表了你的身份，可能更代

    表了你的价值观。这些筹码就是你和你的价值。

    这场游戏的最终信条就是资质至上。每个人的课外活动无节制的

    忙碌，忽视学习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为自己的简历加分，生命就是不断地积累证书，就是不断地竞争。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曾

    经建议：如果你想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一个活动，那么一个高效的方法

    就是提高入门门槛。

    多纳特在个人的哈佛回忆录《特权》(Privilege)一书中提到，学术上的偷工减料普遍存在，知识分子们不再为了学习而学习。以前

    学生或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学术领域自由探索，随心选择并

    尝试一些专业之外的选修课，他们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探索过程中偶遇

    自己喜欢甚至热爱的新鲜事物。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

    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学生必须要取得一个认证，因此双学位盛行。

    一个偶然机会，我遇见了一位同时修4个专业的学生，他以此为豪，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资质至上的心态限制了人对教育的理解，使人们把教育的价值用

    短期的回报率或实用性的狭隘目光来衡量。因此，在众多的顶尖学校

    里，经济学成了众人皆爱的专业。

    1995年，在排名前10的综合性大学以及文理学院中，经济学专业

    是其中30%的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到了2013年，经济学专业已经成

    了8～14所顶尖高校人气最旺的专业，特别是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

    学。在教育关注度不同的文理学院，排名前10的文理学院中的4所

    ——威廉姆斯，米德伯理，波莫纳学院以及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经济学也独占鳌头，很有可能在阿姆赫斯特、索思摩学院、卡尔顿大

    学和卫斯理也是如此。不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文理学院，在各自排名

    前20的学校里，经济学在其中的26所(共40所)里都是最受人追捧的

    专业，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类似和一致啊。

    与此同时，金融和咨询不约而同地也成了最受人追捧的职业选

    择。2007年的哈佛毕业生，在所有已经落实全职工作的大四学生中，从事金融和咨询者占了一半。随即而来的金融风暴虽然短暂地影响了

    第二年的招聘和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仍有将近一半的哈佛毕业生

    选择了这两个行业，超过一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毕业生以及超过

    13的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同样也是如

    此。2011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中，仅仅从事金融行业的毕业生就

    高达36%。

    相比较而言，耶鲁大学2010年的毕业生中，只有25%的学生选择

    了金融和咨询。虽然“只有”25%，听起来是一个相对较低的百分比，但是耶鲁的一位大三学生——玛丽娜·齐根(Marina Keegan)就此写

    了一篇公开论文，严重质疑在耶鲁这么一个如此多元的校园里，为何

    还是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选择了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关系

    到毕业之后的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我对大一学生进行一次科学并可靠的调研时，问他们对毕业之后的

    计划和憧憬，没有一个人谈到咨询或者投行。

    那么根源何在？为什么如此多的名校毕业生最终选择了金融和咨

    询这两种行业？这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仅仅是欲望吗？当我

    们回头去看这些人的成长之路，你会发现，这些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

    于迎接挑战，因为克服种种困难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让人觉得有安全

    感，才让人觉得有价值。比如说在高中期间，这群优秀的学生都以进

    入最顶尖的名校为共同的目标，也经历了种种类似的挑战。当进入大

    学之后，目标就不那么明确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样。

    申请大学，如齐根所说，有一张统一的申请表格，但是成为音乐

    家是没有表格可言的。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企业家、一名政治家或一

    名剧作家？如果想在国会，硅谷或者《纽约时报》工作，那又如何去

    争取呢？还有哪些工作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工作

    怎么找。因为没有统一的表格，没有统一的挑战去克服，当毕业在

    即，不难想象有那么多学生四处奔波，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

    已经习惯追逐。

    你将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这些名校年轻人肯定听说过，他们的

    选择是无限的。他们对这种说法司空见惯。当然，一旦你做出选择，那么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鲁学生，在毕业多年之后

    给我发了一篇原创文章，标题是《潜在可能性的自我矛盾》(The

    paradox of potential)。耶鲁的学生，如同干细胞，在决定成为什么之

    前，事业的选择是无限的。但是一旦决定了，那么无限就转变成了有

    限。“我和我的朋友并非去尝试过上千种职业道路，游遍了世界各

    地，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是抱着从众心理，在一条

    久经测试过的职业道路上，步步谨慎，步步为营，确保自己能够在几

    年之后有所收获。同时还是能做回干细胞，与大家一样，充满着无限

    的可能。”

    顶尖的咨询公司完全利用了这种心态。首先，它们每年会空降到

    顶尖学府的校园，鼓励多数人来申请，但最后只招聘少部分人，整个

    过程让人觉得竞争门槛很高。这些工作经历不仅仅能够为你的个人简

    历增色，同时在你从事咨询工作之后，还是照样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的机会简直太吸引人了。咨询性质的工作本身极其类似于大

    学：深刻的研究分析，各类信息的融合，清晰有效的沟通。完成这类

    工作并不要求经济学背景，甚至咨询公司经常会招聘一些人文学科的

    学生，只要你聪慧、勤奋并精力充沛。当然，我们不能不提，这样的

    工作会给你带来丰厚的收入。

    我的一位学生曾经告诉我：

    耶鲁毕业生和同等级学校的毕业生总是觉得，如果他们的第一份

    工作挣不到10万美金的年薪，那么自己的名校文凭就等于浪费了。很

    多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学生都有这种心态，他们认为哈佛、耶鲁以及同

    等的学校的文凭，就应该获得认可，咨询类工作完美地满足了这种心

    态。从我身边加入咨询行业的同学和朋友中我了解到，他们加入咨询

    公司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能做”。极少数人有了这样的机会，还有勇

    气做出其他的选择。

    相比咨询工作，投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另外一位学生说

    道：“华尔街对大学生的心态了如指掌。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群

    极其聪明，但是又完全缺乏方向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拥有最强的

    大脑和无可挑剔的敬业精神，但是严重缺乏对自己的洞察力。”大学

    毕业之后倘若选择法学院，虽然需要再等几年才能兑现经济上的高回

    报，但是法学院对学生的吸引力类似于咨询或者投行。华尔街、咨询

    公司和法学院如果都被归纳为营利系列的话，那么“为美国而教”就是

    非营利系列中认可度最高的代表。虽然该组织跟华尔街风马牛不相

    及，但是他们对大学毕业生的意义是一样的：紧锣密鼓的招聘会，高

    门槛的筛选机制，清晰的职业发展道路，短暂的时间投入，个人简历

    炫目的光环。完成“为美国而教”之后，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加

    入贝恩咨询公司或者摩根士丹利。因此“为美国而教”其实是在非营利

    系列中的投行或者咨询公司。

    在这几个选择中，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这些职业本身并没有问

    题。虽然在表面上这些工作的背后是丰厚的收入，也因此让我们错误

    地认为，名校生受钱所驱使才选择了这些工作，但是学生选择这些职

    业的最根本动机并非个人欲望，而是一种行为惯性，是在大学之前以

    及大学期间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惯性。他们在完成大学学业

    之后，并没有了解自己内在的生活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年轻人来讲，最大的疑问是：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这些优秀的学生在求学期间一直被灌输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思想，被教育要拥有“只要想做，都能做到”的信心，但是最后，大部

    分人还是选择了从事一些极其类似的事情。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在他们

    的眼前消失，如教会、军队、政治、教学，甚至连基础科学的学术研

    究也不再受关注。如果做个横向对比，我承认，现在的年轻人作为一

    个群体确实比几十年前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参与度，他们更关心

    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并愿意为之投入精力。我也承认，现在的年轻人

    更具有创新或者创造的激情。就算这些年轻人在离开大学时，能够保

    有对将来的憧憬或者奋斗目标，但是，当他们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去实

    现那些憧憬的时候，往往还是受制于“三驾马车”：财富、资历和声

    誉。至少在最顶尖高校出来的学生正是如此。

    我在耶鲁的所见所闻，在美国的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每个人看

    起来都极其正常，每个人看起来又高度一致；没有披头士，没有“小

    混混”，没有艺术学校类型的学生或者文艺青年，没有女汉子形象的

    女同性恋者，也没有穿着卡西基的黑人学生。极客看起来不再是那么

    极客范儿，时尚的也不再那么时尚。每个人的穿着似乎在时刻准备着

    去工作面试。我很想告诉这些学生，你们都很年轻，为什么不闯一闯

    呢？

    表面上我们在呼吁“多元化”，但现实就是香草味，只不过是挑出

    了32种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并不是惋惜那个已经消逝的学生运动

    年代，那时大学曾经被公认是一个尝试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

    如今的大学生似乎都在向一个方向靠拢，在校期间就已经开始模仿中

    上阶层的白领。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写信总结耶鲁：“不论耶鲁的

    大一新生有多么多元，耶鲁的毕业生都严重同质化。”

    每个人都从事同样的事，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这种现象

    就如同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描述的“三文鱼赛跑”或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毕

    业生所说的“生产线的运输带”。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三角欲”：当

    你观察到众人都在追逐同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判断它肯定是有价值

    的。作家迈克尔·路易斯(Michael Lewis)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称

    为从众心理——法不责众。这里的“法”是自然界的法，因此大家都会

    觉得安全。

    所有决定动机的关键在于安全感。剥开“安全感”这件外衣，你看

    到的是应得利益。方向感的缺失以及不想失去机会，这一切的一切都

    源自恐惧。在精英学生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是一双“害怕失败”的魔

    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精英学生，通过了目前竞争白热化的大

    学选拔，被名校录取，他们的人生简历上只有成功。因此他们最恐惧的是，将来自己不成功。他们无法从失败的恐惧感中挣脱出来。他们

    一直被不成功的可能性套上枷锁，害怕失败，这种心理从他们的父母

    害怕自己的孩子将来不成功时就已经播下了种子。对于精英学生来

    讲，失败，哪怕是短暂的失败，都会影响到他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

    当你的生活中没有被给予犯错空间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

    给错误任何机会。这一切使得人对风险极力回避，这也是为什么精英

    教育阻碍个人成长的一大原因。

    前任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Harry R.Lewis)曾经写

    道：“由于学生们都不愿意去上一门自己没有把握取得优秀成绩的课

    程，因此大家无法拓展并超越自己已经熟悉的领域。大学教育的本意

    是提供机会给年轻人去尝试和探索，让其发现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

    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在的新的能力，但是因为学生们都不

    甘落后于他人，而且每个人都要保证自己多才多艺，因此大学教育的

    本意已经荡然无存。当波莫纳学院的一位学生告诉我，她很想有机会

    去深入思考自己现在所学，但又对没有时间很无奈的时候，我建议她

    是否考虑放弃争取全A成绩的念头，这样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她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似乎在责怪我试图向她灌输某种邪恶的

    想法。”

    由于面临大学之后的人生选择，这赋予了大四那年某种特殊的意

    义。学生们在求学时期步步为营、做事谨慎，面对毕业后的生活他们

    更加求稳，因此很大部分学生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你是否记得我的一

    位学生曾经说过，在众人做出相似的决定之时，能做出一个不同的选

    择绝非易事。许多学生向我讲述，在大四那年备受来自同伴的压力，说服自己追求不一样的生活价值，要经历一番挣扎，自己往往会被认

    为很另类。人们经常告诉他们，放弃那些稳当的机会是不可思议的，而他们自己所追寻的虚无飘缈的“另类”追求将是不会持久的，甚至从

    刚开始就不应该有那样的想法。

    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毕业而远去，尽管有一部分学生或是出于理想

    或是无奈，在做出决定之后，不再回头，持之以恒地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更多的学生则会长期深陷于那种选择的迷茫和压力之中。我身边

    就有不少聪慧的年轻人，不愿意屈就于自己不喜欢的职业，但同时也

    一直没找到自己的挚爱。其中有一位不仅深陷焦虑和恐惧，也深陷对

    成功的渴望。他们并不是不想追求卓越，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同伴的压

    力：他们总是在对比和观察之前的同学都在从事什么伟大的职业，如

    果自己不能继续取得名誉或利益的话，那么自己将会是一个失败者。我的另外一位学生在几年前加入了一家咨询公司。每当他返回母

    校招聘时，我们总会小聚。在每次的言谈中，他总是表示自己想离开

    咨询行业，去做一些更具创新、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

    弃他久已习惯的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如

    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言外之意，他已经迷上了金钱。

    与之相对比的另外一位学生，是一位具有写作天赋并且看淡名利

    的人。在毕业之后，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她曾经写信给我：

    每日我都有一种冲动，想寻找一支往上爬的楼梯，然后把我接下

    来的15年贡献于它，但是每日我都会战胜这种冲动，因为在我的内心

    深处，一种恐惧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那并非是我想要的。如果能

    够让我不费力气地成为《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那么我将不会满

    足。但是，罪恶感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就如同一张网笼罩了我，捆

    绑了我。我必须要找到新的办法挣脱这种难以控制的情绪，一旦它袭

    来的时候，我感到窒息，我无法思考，更不用提写作了。我知道很多

    耶鲁毕业生都深受远大抱负的痛苦，我直到现在才如此深刻地有所感

    受。

    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种全球现象，并非美国专属。美国高校的录

    取标准和条件已经影响了全世界，无论是上海的、首尔的还是孟买的

    学生，都在按照美国高校的录取标准来规划和准备。目前美国已经有

    大约10%的学生来自海外，他们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国，尤其是东亚

    和南亚，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我为你

    的这本书对现代教育的完美诉讼表示由衷感谢，”一位在加拿大读医

    学院的学生与我通信时这么说，“你的书里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状态超

    越了常春藤盟校。”“在印度，我们有自己的常春藤盟校，它们是印度

    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你书中所讲的每个现象我都曾经在印度目

    睹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到最后就会导致“成功者”的中年危

    机。哈佛大学资深的本科招生办主任威廉·R.费茨蒙斯有几句很精辟

    的评语：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某个

    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

    是社会公认的有成就的医生、律师、学者、商人，但他们往往让人感

    到，他们不过是一群在终生竞争的集中营里茫然的生还者。其中有些

    人说，他们最终从事的职业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从事的职业。经常有人会说，他们没有去体会

    自己的青春，他们从没有生活在当下，他们总是在追逐一些未经深思

    熟虑的目标。他们总会思索，曾经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夺目靓丽的精英高校，倾国

    倾城的国色天香，无数学生和家长愿意为它的美而付出一切。当我们

    认为这些名校能够为你带来无限机会的同时，我们是否考虑过，这种

    对名校的一厢情愿也伤害了我们自己呢？

    比如它们限制了我们对生活的遐想。我们不再去考虑成为一名教

    师、一位神父或者一位工匠。从事这些职业简直就是浪费名校的教

    育。我的父母会怎么想？我的朋友又会如何看待我？在毕业后20年在

    纽约举办同学会之际，当初的同班同学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或者

    高高在上的社会名流时，我又该如何面对他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难道我不应该在这些人之上吗？当你一旦陷入了这种思考的深

    渊，你就给自己的双眼蒙上了一层布，整个世界都在你面前消失了。

    就算是你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一丝领悟，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告诉

    耶鲁学生，去寻找你的挚爱吧，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何去

    找。当然，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挚爱，那么还不如在华尔街上叱咤风

    云。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

    就的二十几岁年轻人，但却没有教育他们领悟生命的追求，他们甚至

    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

    想象力，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缺乏勇气和自由来创造自己的道路。第2章 「哈耶普」的上位史

    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呢？我们的大学招生录取标准支撑起

    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孩提时代到

    青春期，从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

    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

    追溯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

    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中产阶级、精英阶层，那些掌控我们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教育的洗礼，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

    究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追根溯源，我们要回到之前的那段时间——镀金时代，具体来讲

    就是19世纪末。这里有一点不同于大家的认知，常春藤盟校并非一直

    以来就是富家子弟的专属。在南北战争之前，常春藤盟校是规模较

    小、区域性较浓的学校。在校就读的学生中，有少部分人确实是绅士

    的后代或他们本身就是新绅士，但更多的富家子弟并不会考虑选择这

    些学校。在当时那个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整个国

    家的经济仅由几大块区域性经济构成，因此富家子弟的数量也是非常

    有限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E.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

    著作《新教当权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谈到了慢慢改

    变的格局。工业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

    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成了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演变

    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

    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

    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

    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新贵为了竭力保

    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社会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的运

    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通过作家波茨尔的笔，这一教派不仅众所周知，其性质也慢慢清

    晰化。既讽刺又矛盾的现象是，当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成了新贵之

    后，他们重蹈覆辙，充当了当年他们自己为了追求平等而反对的英国

    贵族阶级。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

    构。到了1880年，私密会所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已经建立起

    来。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

    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但它却是第一所模仿

    英国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登记》(The Social

    Register)于1887年开始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贵族们开始

    逃离大都市，向乡下搬迁，如费城的主线(Main Line)就是新的聚

    居地，全国性乡村学校的创建也拉开了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虽然并非

    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却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耶鲁和

    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

    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当年

    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的F.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

    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

    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

    统，并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

    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

    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

    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大学普遍都成功扩招：哈佛从19世纪60年代

    每年招收100名学生扩展到1904年每年招收600名学生。学术被抛到了

    窗外，只有少数人会认真对待它。派对、恶作剧和高人一等的心态开

    始在学校的主流生活和社交圈蔓延，同时来自大学预备高中的学生成

    了大学主力军。借用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话，“哈耶

    普”三驾马车，正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奠定了它们龙头老大的地位，为其他学校设立了风向标。

    没过多久，问题接踵而至。卡拉贝尔教授在她的著作《被选中

    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YP)中揭露，虽然录取

    是根据入学考试成绩而定的，但是有些科目，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公

    立学校根本就不提供，因此美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机

    会被名校录取，但是来自“对口学校”的学生，不管他们成绩有多糟

    糕，还是有机会被录取。比如说格罗顿学校在1906年到1932年期间，有405位高中毕业生申请哈佛，402位被录取。这种录取方式保证了学校与上层社会的关系，但是导致学术水平

    直线下降。面对这种变化，这三所高校开始有所行动，到了1916年，学校取消了古典语言作为大学入学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公立高中申

    请人数的井喷式增长，其中大城市的公立高中生很多是犹太人。随

    后，哥伦比亚大学在两年内的时间，减少了近一半的犹太学生，但这

    还是不能阻止上层家庭抛弃哥伦比亚大学。

    目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三驾马车有了前车之鉴，想尽办法不

    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教

    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

    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减弱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

    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录取来自纽约

    市布鲁克林区“勤奋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

    由于仅仅依赖于申请者的名字无法辨别学生的身份，因此普林斯

    顿大学开始要求申请者提供照片。“气质”成了新的代名词，包括申请

    者的举止、形象、语音语调，等等。“耶鲁人”的气质，之前只需从固

    定的几所高中录取学生就会有所保证，但在这个新的时代，则由主观

    的审核来判断并维持。从此，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应运而生。

    这种“生态系统”一直完好无损地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三驾马车

    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

    学校虽然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

    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对口学校输

    送学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位置也只有

    13位申请者竞争，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为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

    前，你就知道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没必要申请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表面平静之下的暗流，已经聚集了足够的

    力量来摧毁原来的“生态系统”。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Conant)

    时任哈佛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开始逐步提高学术标准来为更多

    的学生打开哈佛之门，以便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学生。为了能够识别出

    那些聪慧的学生，弥补原有固定渠道的生源，他把目光转向了刚出炉

    不久的心理测量学测试——SAT。

    柯南特校长是一位改革者，但不是革命家。他所主张的改变是逐

    步进行的，在接下来的30年循序渐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顶尖

    大学的SAT平均分为500分，是美国SAT的中间值，但是到了20世纪

    60年代初，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已经高达625分。哈佛进行了改革，耶鲁则选择了革命。当时的耶鲁校长是小金曼

    ·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

    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想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

    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当时

    社会的众多变化是由不得这三驾马车忽视的。

    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

    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全

    能手”的录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

    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向；整体取消了个人外表特征的考虑(最

    后一条的改变也导致新一届学生身高平均下降了1.2厘米)；学校结

    束了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并为低收入人

    群提供了全额助学金；少数族裔学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

    出炉。1969年，耶鲁从单纯男校转变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布鲁斯特校长动作太大，一口气摧毁了原来固有的系统，以至于

    耶鲁的校友迫使他取消或者扭转一些新政策，特别是要保持对运动健

    将和校友子女的特殊考虑。但是大时代在改变，时机成熟了，任何反

    对声音都只是沧海一粟。1965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婴

    儿潮开始进入大学，这更成为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美国从原

    有的贵族制进入了崭新的任人唯贤、精英领导制；从阶层、“人品”、人脉转向了考试和成绩。

    这就是我们现今大学录取机制的由来，你可能会发现，今天的录

    取与之前的差异并不大。布鲁斯特校长和其他大学成功地为大众打开

    了精英学府的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原来固有的大部分标准，比

    如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新系统不过是在旧制度上增加了一

    些新的砝码而已。也就是说，今天的申请者除了要满足原有的条件，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稍微品味一下如今顶尖大学给所有学生制定的门槛。虽然

    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体育健将，有能力参加最高级别的竞技，但是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具有运动员精神，并且是体育运动的参与

    者。在过去，这种学生，一般是通过参加一些只有在大学预备高中才

    有的体育项目，如击剑，划船等，才能既具备技能又拥有优雅气质。

    我们又要求学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造诣，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表现。

    要做到这些，其背后是需要时间成本和家庭文化支出的，而在当时，这属于上层家庭的追求。我们还要求学生们具有个人魅力(用老一辈

    的话来讲就是能够社交，行走于不同的俱乐部)，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参加面试并提供推荐信。我们又要求他们展现“服务”精神，而这

    种“服务”无非就是现代版本的贵族式恩典，是一种对低端人群的施

    舍。最后，我们需要“领导者”。如果学生仅仅是学生会一名成员，那

    是不够的，他必须曾经主持过学生会，或者是话剧社社长，或者棒球

    队队长。不管怎样，你给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储君”，是未来的领导

    者，这与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培养方式如出一辙。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后

    来布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

    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SAT、AP、GPA、奖学金证书，等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

    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

    恐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招生录取游戏规则的唯一变化就是竞争趋

    于白热化：录取率降低，对申请者要求提高，学生压力增大。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枪声一响，每个人都成了主动或被动参赛者。到了1968

    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录取率均已降至20%以下。到了1974

    年，美国举国上下的高中生都为SAT考试而痴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在他的著作《大考验》(The Big

    Test)一书中分析了其中的前因后果。事实上，我自己的兄长就是当

    时的一位参赛者。20世纪70年代大学申请者数量激增，导致学生压力

    剧增，当然，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当社会上有更多的人

    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时，名校俨然已成为使自己鹤立鸡群的台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

    SAT私人教师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

    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AP课

    程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那么

    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这代人已经完

    成了大学学业，大学开始更加主动地吸引新生。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放

    松了对航空业和电信业的管制，使得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因此高校

    的市场推广也走向了全美，而且家长也更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更远的

    地方上大学。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前录取机制作为高校尽早

    锁定优秀生源的有效方法，在这个时候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如果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布的

    前所未有的大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高校来讲，录取数

    据一直以来代表了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

    一的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为大学排名。

    到了1987年，一群由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集体与《美国新闻与

    世界报道》交涉，要求对方停止排名行为，可惜为时已晚。整个围绕

    名校录取的产业已经爆发，从考试培训到咨询顾问，从家教到名校录

    取指南等等。一本开创先河的名校录取书籍——《如何敲开常春藤盟

    校之门》(How to Get Into an Ivy League School)于1985年出版，作

    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观察到，对追逐名校的痴狂症在1988年

    正式爆发。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

    推移，之后的录取竞争比之前更残酷。美国的婴儿潮人口红利逐渐消

    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开始扭转。

    在接下来不到10年时间里，大学新生就已回到了婴儿潮入学时的水

    平。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

    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

    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

    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

    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

    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

    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

    据需要逐年美化。

    过去20多年让人有一种跨时代的感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名

    校游戏2.0版本”已经诞生。第一代名校生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

    大学的，而他们的父母本身要么读了公立大学要么根本没读过大学。

    名校对第一代人来讲，是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是第二代名校

    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本身都是名校毕业

    生，后来又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这群家长眼中，名校对自己的孩

    子来讲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变生活的一次机会，并且在他们看来，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自从1992年开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

    中，有17所的录取率下降了超过30%；排名前20的综合性大学中，18

    所录取率下降超过了50%。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65%下降到14%，芝加哥大学录取率从45%下降到13%，哥伦比亚大学从32%下降到7%。2011年提前申请杜克大学的学生数量在2010年14%的涨幅基础

    上又增加了23%。2013年，哈佛、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超过

    了31000份申请，这些申请争夺不到2500个席位，相较于6年前，增幅

    已经超过50%。

    或许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感到陌生，甚

    至对今天名校学生也会有种陌生感，今天的名校生仿佛与自己当年上

    大学时很不一样——他们简直就是超人，或者是超能力的“机械战

    警”。观其原因，那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公平为主题的录取革命运

    动代替了原有的上层社会那种依赖于人脉的游戏规则，只是如今这个

    游戏的时间和空间战线拉得更长了。

    在1981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

    3门AP课，参加3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或8门AP课，9或10

    项课外活动。在2008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

    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

    动列表在招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

    六项的话，招生官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申请简直就是出师不

    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在他的书《特权》中谈及，一位学生有12项课外活动，多纳特称其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

    历”。而我指导的一位耶鲁学生就考了11门AP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无非是执行来自

    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很深刻

    的印象。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他们各

    自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审阅宾夕

    法尼亚州的东部区域，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大概30岁出

    头年轻的招生官，对该地区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熟悉程度。他通过无数

    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

    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当时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

    束。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考试成绩、GPA、成绩排名、教师推荐信、有专长的运动员、校友子女、多元性

    等)，每位学生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从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

    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悬念被录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1分水准的申请，招生办给我

    展示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申请。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占了剩余申请者的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

    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

    被录取的。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

    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100-125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

    个学生。该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的人群里选出

    最合适的10-15名学生。

    这位年轻的招生官为每一个申请做了陈述，他的语速之快以及语

    言的专业性，如狂风暴雨般打在我的身上，而我只能是临场招架，边

    做边学。

    “Top checks”代表推荐信的质量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

    “Good rig”代表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达到了让人基本满意的程

    度；

    “Ed level 1”说明家长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这从侧面反映了申请

    者成长和生活的现实艰难程度；

    “Lacrosse3”意味着这位学生在大学体育教练青睐的学生中排第

    三；

    “MUSD”代表这是一位拥有最高音乐造诣的学生，将来很有可能

    走职业路线；

    “T1”指的是第一封推荐信；

    “E1”指的是第一篇学生自荐信；

    “TX”指的是额外的推荐信；

    “SR”指的是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

    我们的讨论过程就是先听陈述，然后发问，再参考一两封推荐

    信，最后投票决定。我们这组委员会一共5人，3位是招生办的，还有

    一位代表大学院长办公室，最后一位是我。而我一般都参考那几位招

    生办的专业人士意见。开此类会议往往很消耗能量，因此会议桌上有

    一大堆美味可口的垃圾食品来陪伴我们，补充能量。招生办主任很容

    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演员本·斯坦(Ben Stein)，他似乎有两种超能

    力：一是仅依赖于脆玉米薯片就能长时间工作；二是对申请者材料有着独特的见解。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

    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

    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

    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

    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其中有一位学生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8封推荐信，最

    后众人判他“猛过头了”。我在接受招生办培训时了解到，成功的申请

    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

    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学生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

    者是获得某项全国大奖的理科生。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还是要争取做“全能型”的申请者，这点与丁

    克·斯托弗(Dink Stover)在耶鲁的年代就大不相同了。布鲁斯特校

    长的革新确实让偏才型人才取代了当年老一套大学预备学校式人脉推

    动的录取方式，而现在的大学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轻的记者，极

    具潜力的天文学家，未来的大使或者是语言天才。成功被录取的学生

    履历上的10项课外活动并非代表了10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其中3、4、5项体现了对某一个领域的专注：数学、艺术或者学生会组织。你必

    须能够拿得出一两样绝活，同时你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

    和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

    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

    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

    有着执着热爱的“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

    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

    职位，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

    人”。

    这种变味的大学录取机制以及它的制订者已经让人难以看清楚它

    们原来的样子。这种名校残酷的录取标准和追逐名校的疯狂，已经不

    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驱使的了，比如经济全球化或者《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的排名所能驱使的；其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疯狂竞赛

    而竞赛。个人履历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20000颗核弹，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拥有19000颗核弹。没有人

    需要11项课外活动，除非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10项课外活动，那么其

    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就

    如同长颈鹿的头颈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20年后

    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不仅局限于最顶尖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

    斯顿和斯坦福)或者8所常春藤盟校。借用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高等教育》上

    所用的词汇，“12所黄金院校”包含了8所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

    福、杜克、威廉姆斯和艾姆赫斯特。最极端的竞争、最靓丽的履历、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将永远在这几所大学里上演。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

    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

    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

    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AP课，但

    是他们也完成了五六门。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

    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

    式和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每年被哈佛拒绝掉的33000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到其他大学。到了

    2012年，65所大学院校的录取率已低于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

    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线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总计有100所高校是属于精

    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的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区域

    性质的文理学院，也见证了类似的问题。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计，全美每年大概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了为争

    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中，也就是40万大军，这是个系统性问题。下一章

    节我将剖析这群人的成长历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学校以及他们

    作为“优秀的绵羊”的内心世界。第3章 「天才」背后的「魔鬼」式训练

    用“杞人忧天”来描述百姓家庭的心态可能有过分的嫌疑，但是普

    通大众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担忧。社会流动性停滞不

    前，竞争已经全球化，中产阶层艰难生存，资本阶层变得越来越遥不

    可及。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对

    未来的憧憬要比在过去任何时间看起来都更令人胆寒。在这种环境之

    下，大学文凭被无数人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虽然也有人会怀

    疑，但是大部分人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大学的名气越响亮，教学质量

    越高。在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之下，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

    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之一。

    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

    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

    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

    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

    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

    戏。法洛斯先生所估测的10%～15%的高中生人群竞争一流大学，他

    们并不是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其中有一部分人群是来自低收

    入家庭的，特别是移民家庭。在2012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点

    为117000美金。

    生活在富裕小城镇上的家庭或大城市里的富有人群在竞争一流大

    学时，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能否进入一流大学，而是进入哪一所一

    流大学，比如说到底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塔夫斯大学，而不是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的对比(因为后者不在

    考虑范围之内)。

    本来，一位聪慧的学生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当上了医生，在

    布鲁明顿或者戴顿这样的小地方安居乐业，过上一种稳定的生活，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前面提到的两类家庭来讲，这是一个很

    难接受的生活状态。一位母亲曾经给我写信，痛斥自己周边的环境染

    上了“富裕城镇的资源浪费”以及“对功名上瘾”等疾病。另外一位来自

    波士顿附近小镇上的母亲也有类似感叹：“身边的压力如此之大，真

    是不可思议。”

    这样一种家长的身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但这类家长又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育儿方式。一种我们统称为“直升

    机式父母”——他们盘旋在半空，时不时施加压力，时不时批评，他

    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严格的、有秩序的、受监督的过程，这样

    才能培养出能力。这种类型的父母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来做吧”，比

    如“让我们现在来练习钢琴吧”。

    另一种属于“溺爱式父母”，他们往往任由孩子在一家餐厅里乱

    跑；在孩子8岁生日时，还会替孩子系鞋带；在平日，他们会盲目地

    赞美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形容得天花乱坠。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

    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应该追寻自己的热爱和梦想。

    虽然这两种育儿方式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们并不对立，而是如出一辙。不论是张开双臂拥抱孩子，还是攥起

    拳头给孩子施压，都是源自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的一种冲动。引用作

    家佩吉·欧伦斯坦(Peggy Orenstein)的话，最可怕的一种误区是，家

    长认为，只要从小做对每一件事情，让孩子少受罪，那么孩子就能够

    获得一个稳定并安全的世界。“直升机式父母”在《纽约时报》专栏作

    家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的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幻

    想可以控制孩子，控制生活：生活如同“计划经济”，可以预测，可以

    步步为营，控制孩子就会保证他们将来的稳定和舒适。不论是在孩子

    17岁时，向他们施加压力要在微积分课上拿A，还是在孩子8岁时，为他们系鞋带，两者都是把孩子当成一个自己不能独立运作的个体。

    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词表述了这种现

    象的本质——“幼龄化”。路易斯院长观察到，身边的学生似乎并不排

    斥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大学生毕业之后重新搬回与父母居住，在2008

    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趋势，如

    今我们也不足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喜欢孩子又回

    到了自己的身边并为之窃喜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父亲与我讲的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就

    是要做对事情，培养出完美的孩子。”“完美”对家庭来讲往往是有多

    层含义的：既是“幸福快乐”的，又是“有成就的”。如果追问父母为什

    么觉得有必要培养出“完美”的孩子，或者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件可行

    的、值得做的事情，其中一个缘由就是，“完美”的孩子才是值得疼爱

    的。

    孩子在这两种方式的培育下，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机式

    父母”要求孩子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溺爱式父母”通过孩子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

    在《特权背后的代价》(The Price of the Privilege)一书中，临

    床心理治疗师麦德林·列文(Madeline Levine)指出：“不少父母利用

    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这本书的主人公讲得更露骨，也更贴切：“我的家庭就如同一

    家企业，我的价值取决于我上个季度的业绩。”该书作者大卫·福斯特

    ·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观察到，生活在精英家庭的孩子挣扎

    于“被认可“和“有价值”之间。用研究人类个性发展的专家迈克尔·汤

    普森(Michael Thompson)的话来说：“家庭派送出一位孩子，孩子

    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走上了一条完成

    父母使命的道路。”

    大学录取，特别是名校录取似乎汇聚了生活当中各种压力：如果

    你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那么你会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表兄弟姐妹

    横向对比；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你经受着来自同龄人的竞争压力；

    也许你的父母也是名校生，那么你至少也要与父母平分秋色，甚至还

    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契合“家族品牌”。在不少家长眼里，自己

    孩子被名校录取也代表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成功。

    麦德林·列文在多年工作中观察到，来找她咨询的学生中，不乏

    聪慧的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其中很多学生对学校缺乏兴趣。一个普遍

    性的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一直灌输着狭隘的职业选择，比如强迫

    学生在“医生或律师”之间做选择。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迫于父母

    的压力，不敢弃工从文，因为父母会停止支付学费。一位耶鲁大学毕

    业生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教育。回顾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博弈，他

    说道：“我的母亲会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资源，帮助我这么一位来自

    普通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的圈子。她希望我能够获得一

    切，但恰恰不让我得到我想要的。”

    这些现象似乎与当初父母鼓励孩子要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大相

    径庭，这又如何解释呢？当年父母在教导孩子时，很可能确实是诚恳

    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包括学校在内。一所私

    立高中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作为父母，没有人不支持学校以

    培养有创意的、独立思考的学生为己任，但是面临升学大战，父母的

    眼里只有名校。在招生的时间里，学校经常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开篇

    往往都是类似的：“我通常不会打扰您，但现在……”对于家长突如其

    来的重视，学校当然心知肚明。家长的心情学生一清二楚。在《应对学校》(Doing School：

    How We Are Creating a Generafion of Stressed Out, Materialistil, and

    Miseducated Students)这本书中，作者丹尼斯·普柏(Denise Pope)

    分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一位拥有GPA 3.97(满分为4.0)成绩

    的11年级学生，在升学来临之际，很清楚地认识到父母的焦虑。虽然

    父母试图淡化常春藤盟校录取的重要性，但这位学生明白，如果真的

    录取失败，父母对他的看法将会有所改变。对于这种代表性的年轻人

    心理，麦德林·列文做了以下阐述：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你会听到父母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的成

    绩还有所欠缺，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只要你尽力了就

    好”，但是，你会看到孩子们并不买账。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安抚或者

    鼓励的言语背后，深藏着父母对孩子的高度期望，尤其是在富裕的家

    庭或者社区里，父母的期望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须是

    最好的”。

    优等生的父母往往意识不到，甚至是有意不去了解他们的孩子的

    痛苦挣扎。列文医生的研究数据显示：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经历抑

    郁、焦虑、身体不适、使用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22%来自经济优越

    家庭的少女被诊断为有抑郁症。私立高中11和12年级的学生心理障碍

    的普遍性是公立学校同龄人的2～5倍。当出现问题时，家庭条件优越

    的家长比其他家庭的家长更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

    会把问题归咎于孩子的不成熟。

    最令人值得深思的是亲子关系，富裕家庭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群体

    里最弱的，与贫穷家庭相比亦然。借用列文医生的话说：赞美代替不

    了温暖，浮夸的自信代替不了自足的能力。威廉·达蒙(William

    Damon)是儿童心理发展领域的专家以及《通往目标之路》(The

    Path to Purpose)的作者，他指出“直升机式父母”的“空中盘旋式”监督

    和批评并不能等同于对孩子的关注和引导。一位列文医生的患者在讲

    述自己的高压父母时深有感触：“他们就好像无处不在，但同时又无

    一处所在。”言外之意，他们存在着，但是并不存在于他的心中。

    现实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妈妈就是虎妈蔡美儿(Amy

    Chua)。她于2011年出版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对美式的“惰性”教育方式进行了斥责，可谓一石激起千

    层浪：许多人抗议她的育儿方式，同时也有不少人赞赏她的风格。暂

    且抛开双边的激辩，蔡美儿作为母亲所呈现的是中上阶层家庭中的一

    个极端典范：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除了无情的压力，就是对“个人成绩”的无限追求。这是大错特错的行为。阅读她的书就如同在阅读

    一本小说，其主人公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的背后意

    义。

    蔡美儿主张子女对长辈的孝敬和服从，但是受她尊重的父亲就是

    违抗了自己父辈的心愿，从中国迁居到美国；而蔡美儿本人也是违抗

    了自己父亲的意愿，从加州搬到了东海岸。这父女两人似乎都竭力搬

    离原居住地。蔡美儿自己也承认，在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上，她犯了

    很多可以预见的错误，比如试图取悦父母，追寻一份最容易上手的工

    作，忽略自己真实的感受等等。与此同时，她的婆婆被当作反面教

    材，批评了她某些模棱两可的观念，比如选择、独立、创意、对权威

    的质疑等等。但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培养了一位她愿意终生陪伴的儿

    子。这位儿子光鲜的履历，从普林斯顿本科，到朱丽叶音乐学院，之

    后去了哈佛法学院，最终成了耶鲁大学教授以及畅销书作者。蔡美儿

    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丈夫的成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蔡美儿在培养自己女儿的时候，全然抛弃了

    对她丈夫成长之路的认可。她极尽痴狂的完美主义以及幼稚的占有心

    态催生了她的恐惧感。在书中，她对自己和家人的夸奖，最响亮的几

    个辞藻分别是“最棒的”“有名的”“只有通过……才能超越”等等。这分

    明就是最粗暴的地位向上主义。蔡美儿的整个世界似乎悬挂在一条钢

    丝上，她必须总是小心翼翼地平衡于荣誉和破落之间，要么你就

    是“最棒的”，要么你什么都不是，没有其他选择。书中令人印象最深

    刻的一幕是，蔡美儿在一家二流的餐厅里拒绝接受女儿为她做的生日

    卡片，其原因是女儿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这一事件把她作为虎妈

    的形象推向了最高潮。的确，蔡美儿这样的妈妈应该得到更精美的生

    日卡片，这就好比并不美味的意大利面包是配不上她的。

    也难怪蔡美儿会尽其所能确保自己的两位女儿不能“失败”，就算

    是她们没有自己的朋友，就如同一片无人问津的并不美味的意大利面

    包，就算是她们没有快乐。就如同蔡美儿本人所说：“事实上，我并

    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如果你仔细听，你能听到她的弦外之音：那

    为什么我的女儿就可以享受呢？

    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她认为，“在中国的文化里，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既然如此，蔡美儿本人并不像一位母亲，她是一位在自己的母亲眼里永远长不大、永远被母亲监管着、不停地

    需要呵护和爱抚的小孩儿。她无法以批判式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被教育

    的方式和被灌输的价值观。她女儿的哈佛录取并不能证明她育儿方式的成功，哈佛大学对这种培养方式的认可恰恰反映了哈佛以及整个系

    统的弊端。

    在与顶尖高中的一些老师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最清楚教育系统的

    弊端，他们也希望能为学生做得更多。在这类学校中，总会有一些老

    师，他们身上具有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就如同一群“优秀的黑色绵

    羊”。他们自己也是在这个系统里成长起来的，在人生不同阶段收获

    了各类荣誉和奖项，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了生命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

    义。因此有些老师会偷偷地引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对学习本身

    的热爱和对社区无条件的付出，但是他们可运作的空间很有限。

    一位在温切斯特市一所私立学校工作的老师，曾经目睹了自己的

    一位学生在课上讨论《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放声哭泣。当天晚上，这位老师收到了这位男孩母亲的电话，终于揭开了谜底：“他(男

    孩)已经不想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请你不要给他洗脑。”

    有些地方开始为学生减压，比如说新泽西州的富人区里奇伍德镇

    就实施了一天不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参加课外活动的政策。虽然其他城

    镇也开始模仿，但是你要清楚，他们的频率是一年一次，而不是一周

    一次。甚至有些城镇连一年一次都不能接受。一位私立学校的老师告

    诉我，许多家长认为孩子要以学业为重，一天都不能落下，因此他们

    拒绝孩子参加实地考察的课外活动，甚至不少学生本人也同意这种观

    点。

    就算你自己的家庭或父母是理性的，他们也会显得力不从心，因

    为其他家长并不理性，因此学校也就不理性，甚至整个社会都不理

    性。不论老师怀有多么良好的初衷，校长或者其他高层管理者总是与

    他们背道而驰。教师是系统里停滞不前的一个群体，也是很无奈的一

    个群体。一位资深的教师感叹，她的学校逐渐演变成一家“客户至

    上”的服务型机构：不管是否适合学生的发展，也不管是否对他们的

    心智发展有帮助，甚至也不需要高标准要求学生，只要是家长要求

    的，就应该“双手奉上”。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虽然每位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

    教育，但是事实上，几乎没人履行真正的教育。就如同之前那位男孩

    的母亲所说：“请不要给我的孩子洗脑。”这种要求并不少见，而且学

    校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就会应允家长的要求。就在这样“客户至上”的

    环境之下，一群优秀的教师和一群聪明的学生，得不到真正的教育。

    甚至是在帕洛阿尔托，即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公司所在地，当地报纸也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描述了多所高中的人文环境“不适宜学习”。

    引用一位毕业于相当于耶鲁大学的附属中学霍普金斯的学生曾经给我

    写的信：“我很讨厌霍普金斯。在这里，学习俨如一场耐力竞赛，最

    强的‘运动员’能得到最多的嘉奖。”

    如今，我们的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关注似乎就围绕着单

    一的目标而建设。在过去，我们所大力提倡的价值观：好奇心的培

    养，道德观的树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民主、公民意识的建设等，都已经不见踪影。更谈不上要强调游戏本身的乐趣和自由，让孩子拥

    有自己的童年了。引用社会学家米歇尔·史蒂文(Mitchell Stevens)的

    话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

    德。”在这里，可以“量化的美德”无非就是可以在大学申请表上体现

    出来的那些东西。总而言之，我们并非应试教育，而是应试而活。

    我们扪心自问，这样的环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难道不是心理上

    的痛苦吗？我的一位学生把这种社会现象与奥林匹克女子体操比赛做

    了对比。想象一下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现场：那种让人窒息的完

    美主义，不允许任何犯错的空间，因此也无法享受乐趣，无法逃避他

    人对你的审判，而最终的成功被狭隘地定义成“零失误”。心理学家列

    文发现，青少年经常会深受“压力、不被理解、焦虑、愤怒、失落、空虚”的折磨，简单来讲，就是“极其不开心”。面对这些情绪，青少

    年往往会出现饮食失调、自我伤害、嗑药、药品上瘾、抑郁、反社交

    行为等现象，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应对学校》这本书里，一位名为夏娃的女生GPA 3.97分(满

    分4.0)，在11年级的时候，她修了4门AP课程，准备到12年级时再修

    7门，当有时候确实不能再挤出时间时，她就会利用上课时间完成其

    他科目的作业。她自己承认：“我有时候连续两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两

    个小时……我担心自己会失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没有生命的机

    器……我像一台机器人读了一页又一页的书，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文

    章，重复着一项又一项工作。”她平时仅以麦片为食物，甚至往往因

    为太劳累而失去饥饿感和食欲。但是相比于她身边怀有自杀念头的同

    学，她的这种压力还不是最极端的。明知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但

    是她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有些人会认为健康和快乐要比成绩和大学

    录取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她说。

    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

    不仅仅是带来快感，更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是来自对药

    物的依赖。以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自己才能心安。每一次取得“A”，就如

    同“瘾君子”每一次用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就像针对失败的

    恐惧注射了一剂镇静剂。

    父母一心想培养孩子的“自信”，但这种“自信”是一只需要源源不

    断的外界认可才能持续饱满的气球，一旦触碰现实，它就会爆破。列

    文医生观察到，青少年根本没有能力面对挫折，比如那位因为SAT成

    绩达不到预期分数就考虑自杀的女生或者那位被学校的篮球队淘汰而

    不敢回家面对父亲的男生。由此可见，大学升学的过程是如此令人胆

    战心惊。有多少学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未曾失手，可大学录取将

    会是人生第一次“挫败”。

    我的一位学生观察到，他的同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脱离现实，就

    如同电影《黑天鹅》里的主人公为了达到完美的表演效果而不惜失去

    理智生活在幻想之中一样。你会发现，雄心勃勃的家庭普遍存在着对

    完美主义的追求，而不断的追求并不是对孩子的行为或表现存在不

    满，其背后的实质是对孩子本人的不满。因此，孩子追求完美原则上

    是为了极力消除父母或外界对自己的不满。我们并没意识到，我们已

    经在孩子的潜意识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只有自己成功才值得被爱。

    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的心理分析经典之作《天才儿童的

    悲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一位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识就是建立在为了满足父母对成就渴望的

    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父母自己很有可能是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的，自

    己也比较脆弱。就是如此，孩子理解父母，并依照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来引导自己，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

    短暂的，那么，孩子会永远觉得不够，因此必须不断追求完美。一旦

    这种想法被内化，那么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的成就

    都是为了得到肯定。米勒写道：“当一个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

    被人羡慕，那么这样的需求就是个无底洞，因为它与追求被人爱是没

    有关系的。”

    一个天性聪颖的孩子不断地徘徊于自卑和自负两个极端之间。当

    父母告诉孩子，他是完美的、最棒的、可以不负众望胜任任何事情的

    时候，孩子的自信将最大化膨胀。这种飘飘然的胜利感不亚于经历了

    千辛万苦之后获得了SAT满分或者过关斩将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梦寐以

    求的高盛公司职位的那种优越感。此时此刻，一个人似乎站在了一座

    山峰的最高点，以一种拥有世界的心态，心灵深处在高声呐喊：“瞧

    我的，我赢了。”“胜利”对众人有着千万个不同的意义和表现形式，倘若经历了挫

    折或者自己的愿景破灭，自卑将很快占据孩子的内心。他将讨厌自

    己，甚至会麻木，完全失去勇气和动力。他将进入一个自我惩罚的恶

    性循环：“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努力，总之我不够好。某某人比我要

    优秀很多，反正我是一文不值。”他将无法自拔。这些自我贬低想法

    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理由：我这种没有“成就”的人就不应该有

    快乐。

    我的一位学生曾说：“如果我不用左洛复(Zoloft，一种治疗抑郁

    和强迫症的药)的话，我肯定会厌恶自己。”两个极端，左边是自

    负，一种看不起他人的心态，右边是自卑，一种看不起自己的心态。

    米勒医生发现，不少青少年不断地摇摆于这两端之间。

    在我二十几岁的那个年代，当时的社会有个更激进的说法：要么

    你是才子，要么你就是废物。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写给我的信又一次让

    人陷入思考：“在耶鲁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间感觉飘飘然，因为我

    觉得我比其他人都聪明；但是在另一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分文不

    值，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比我聪明。”这种“赢者全盘皆赢，输者全盘

    皆输”的心态在优秀的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将来要么就住别墅，要么就住贫民窟；要么就读常春藤盟校，要么就是浪费生命；要么就

    是在纽约市的卡内基演奏厅表演，要么就是如同虎妈蔡美儿所说

    的“失败者”。显而易见，这种思考方式不容许中间地带的存在。美国

    作家菲利普·罗斯2在他的《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一

    书中，通过其中一位英雄人物的言语深刻地描述了犹太家庭教育的矛

    盾：

    犹太父母一边教育孩子，让幼小的犹太男孩觉得自己是王子，如

    同独角兽那么独特，比其他孩子都聪明，近乎完美；与此同时，又让

    孩子们感觉自己是一个自私、无能、鲁莽、无药可救、不知感恩的小

    废物。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众人皆知的犹太家庭赋予教育成败的罪恶感，在其他文化中也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倘若你不能给你的父母带来荣誉，你将深感罪恶。

    这些感受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犹太男孩。多年

    以来，我在自负和自卑两种情感之间起起落落，如同过山车，努力挣

    扎着要把自己想要的与父亲所期望的剥离开。我的父亲既是一位移

    民，又是一位常春藤盟校的教授，在这复杂的双重背景之下，对他来

    讲，当我取得耶鲁大学教职的时候，与之前所有的成就一样，只不过是一支临时的润滑剂。不到几个月，我的父亲就开始询问我什么时候

    会发表论文。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以及10年之后他的去世都已经不是

    造成我过山车式感受的原因了。我的一位学生替我说出了真正的原

    因：如同弗兰肯斯坦巨大的野心，永远不能被填满的“我是最优秀

    的”那种饥渴。

    无数次我认为自己已经突破这种困境，但又无数次我发现自己重

    蹈覆辙。当我在做研究课题时，遇上了《天才儿童的悲剧》，我终于

    得到了解放。那个时候我已经48岁，四十不惑。事实上，我是先读了

    《虎妈战歌》，接着读了《天才儿童的悲剧》。前者让我重新经历了

    童年的种种创伤，后者帮助我治愈了伤口。这两本书不约而同但从完

    全相反的角度在我眼前重新放映了我在成长路上所经历的各种坎坷和

    陷阱。自从那时开始，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开始融化，变得轻松。那

    个时候，我终于感受到我的生命中那缺失的部分：给予自己寻找幸福

    的机会，创造自己寻找自由的机会。

    在我不再因他人的成绩而感到威胁时，我的生命得到了解放，那

    份轻松让我学会了欣赏他人的成就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美妙。我过去

    的那种心态，普遍存在于有所成就的人群中，这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

    魔咒之一。一旦被之所控，你将不顾一切地寻求被接受和被爱，就像

    美国作家奥登所讲，你想要的是爱，而且必须是独爱。

    在《失乐园》一书中，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并不是像诗歌里形容的

    怪物，而是一位最聪明的天使。正是由于他膨胀的野心，导致了他的

    堕落。他来到了伊甸园，毁掉了亚当和夏娃的幸福，他环顾四下，内

    心萌发：

    我看到越多自己的喜悦，相反，我越感受到内心的折磨，如被憎恨所包围；

    美好的将变成祸害，到了天堂我将更加悲惨。

    这就是嫉妒的本质——他人情况愈佳，你的感受愈糟，因为那个

    佳境并不属于你。撒旦在诗歌里更加简洁地表达了此意：“我乃地

    狱。”如今，我告诉自己已经受够了，我自己已经在地狱待了太久。我不再受牵制于罪恶感，我不会再去找理由来惩罚自己。我不再因为

    享受生活而感到不安。我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终于醒悟过来。

    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是一种“伪自我”。当一

    个孩子力争满足父母的要求时，往往自己的感受和渴望会被忽视，久

    而久之，这个孩子将失去关怀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医生发

    现，这样的父母不会容忍自己有一个“沮丧的、有需求的、生气的、愤怒的”孩子。现代的父母急于保护孩子尽量不受“痛苦、挫折以及不

    愉快”的折磨，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一些共性：圆

    滑、能干、世俗化。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和自我价值观并没有得到

    发展，而是需要依赖于外界权威给他们一些象征性的认可，才能构建

    出自己的存在价值。

    列文医生在为自己的病人咨询时，仿佛是在倾听一位6岁小孩讲

    话，他们的自我描述肤浅至极。听不到那些最真实的自我特征描述，如“我跑得快”，“我的眼睛是棕色的”，“我不喜欢西兰花”，她听到的

    是不少社会关注点，如“我在上三门AP课”或者“我的屁股简直太大

    了”。如果现今的年轻人不能定位自己真实的喜好或者不清楚自己的

    目标，那么一个大人的自我描述与孩子的描述并无区别，这不禁令人

    唏嘘。

    学生是很难觉察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受制于他人的，就如同那些

    父母不承认自己就是“那些”父母一样。

    在一次哈佛大学的活动上，我作为嘉宾，建议在座的大学生一定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一位女生回应说，“我们这些人在初中的时候就

    已经决定成为哈佛人”。暂且先不谈一个人是否应该允许自己一辈子

    的生活就按照7年级时候的想法来决定，我不得不问这位学生，她所

    说的“我们已经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

    除了初出茅庐对职业的追求，整个教育系统在一代人身上催生了

    可怕的世俗的态度：盲目的野心，对风险习惯性的回避，霍布斯式的

    物质唯上的野蛮性竞争。不论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主导的录取规则建

    立的初衷是什么，它是有自己的价值所在的：体育竞技讲究的是培养

    勇气、无私以及团队精神；艺术展现的是一种文化中的精髓；服务性

    质的活动的目的是在将来的领导者内心种下服务公众的意识，让领导

    者学会肩扛重任。

    演变到现在，这些精神的体现趋于形式化，如同印第安人的祈雨舞，虽然代代相传，但不过是一套祭神的典礼。学生们之所以会参加

    体育、艺术或者领导能力的活动，其动力并非源自内心对这些精神的

    信仰，而是因为这是通向名校的必经之路。这些活动原本是有意义

    的，但是现在被简化成一种手段：体育竞技讲究的是体能训练；音乐

    不过是技术上的娴熟；服务他人则等同于做慈善；领导能力无非就是

    追求位高权重。倘若哪天哈佛的录取要求每个人学会倒立，那么这些

    高中生也会一如既往不假思索地认真去对待并达到娴熟的程度。这种

    种活动原本具有很高的内涵，但是现在只不过扮演着傀儡的角色，难

    怪它们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为了配合升学的游戏规则，我们从求学到为升学而包装个人经

    历，到如今，为了升学去主动策划将来容易被包装的个人经历。在申

    请大学之时，个人的成长经历将被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纽约

    时报》曾经报道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升学咨询公司专注于策划可

    以浓缩成一篇大学申请材料的暑期活动，如围绕文艺复兴主题策划的

    意大利游学；三周的创意性写作课程；担任两周的话剧表演助教；

    花“一整天”时间沉浸于“异类”艺术家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学

    生会迫不及待地把这样的经历添加到自己的简历中去，因为他对“这

    一天简直太有感受了!”(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艺术家的看法，我相

    信他们当然是乐意帮忙的)。米歇尔·L.史蒂文(Mitchell L.Stevens)

    在他的《创造一个阶级》(Creating a Class)一书中说道：私人升学

    顾问的角色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包装自己，刺激招生官胃口。最终我们

    教会学生的是，自我是可以被包装的，最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有一位毕业于迪尔菲尔德高中的学生曾经写信给我，他这样回顾

    自己的教育经历：“学校类似于游戏程序，我们都要去闯关才能晋

    级。”在《应对学校》这本书中，不少学生认为上学的目的并非学

    习。种种迹象似乎在警告我们，学生质疑教育的本质，甚至不相信教

    育。当我们面对学生作弊成风现象时，我们需要接受的是，这些年轻

    人绝对是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教给他

    们的。当他们来到大学之后，变得迷茫，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决定，他们当然很容易会被现成的、成熟的选

    择所吸引(如咨询或者投行)。

    我们要求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因此人人都参与活动。我们要求领

    导能力，因此学生学会角逐岗位；我们赏识那些能够成功克服并满足

    我们设定的挑战和要求的学生，因此催生了一群投机者，与此同时，我们惩罚那些不参与升学游戏的学生。我们掠夺了孩子的童年以及青

    春，生产了一批机械化的新一代。在我所了解的家庭中，包括中上流阶层的，不同意虎妈蔡美儿育

    儿方式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照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在

    升学游戏中力争平衡所付出的努力，与大学生在顺从大环境的游戏规

    则和鼓起勇气探索自己的路之间的挣扎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根源都是

    这个系统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不管眼前的河流有多湍急，我们都可

    以选择不再随波逐流，反对举手投降。如果我们想要孩子活出自我，我们必须以自己真实的方式来培养他们。第4章 一流名校是如何运行的？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的高校已经对学生的心理问题高度重视，而

    且采取了集体行动关注这些问题。学校的课程设计也充分考虑了增强

    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学习内容前后的相关性，并有意培养学生积极的正

    能量。从事一线本科教学的大学教授，为学生理性成长下了最大的决

    心，并严格维护学术的最高标准。职业指导办公室始终保持高度的信

    息敏感度，广泛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并有意指引学生考虑非常

    规类的职业选择。联合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行动已经

    奏效，致使杂志缺失大学排名的关键数据。大学不再为锦上添花的豪

    华设施以及过高的行政人员薪酬埋单，已经把资源重新投入到发展教

    学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上。

    当然，以上所述实属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除非高等教育

    的整体文化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否则以上诉求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发

    生。

    首先，大学几乎认识不到学生的问题所在，因此也就不会帮助学

    生认清他们高中期间所形成的不良习惯和扭曲的价值观。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人的大学求学经历始终是他们高中的翻

    版。进入大学时，学生人手一本课程菜单，接下来，学生自己摸着石

    头过河。虽然有导师，但是导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学生了解学分要

    求，并在有必要的时候，鼓励学生去寻求心理咨询帮助。剩余的事

    情，包括很多青年向成年人过渡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在高等学府求

    学期间的各种疑问，都会被遗落在一旁，无人问津。

    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里·R.路易斯写道：“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

    大学生的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是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

    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大学已经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教育到底提

    供了什么本质。”路易斯院长更加直言不讳地承认：“哈佛大学不再懂

    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整体的课程设计无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

    的单个科目拼凑而成的，辅修课程也不过是由各个专业系以避免冲突

    或者“停火协议”为原则最后达成的“共识”。阿兰·布鲁姆就此批评，大学的课程设计根本“没有一个坚定的长远目标，更没有能力去定义

    一位受教育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美国高等教育源自两个体系：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和以学术研究为方向的德式高等教育。因此

    美国高等教育从初始就是分裂的。

    英式高等教育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得到发扬，课程设计依托于文

    学名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但是在19世纪后期工业革

    命出现时，早期高等教育的办学目的逐渐被淘汰。成立于1876年的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以德式模型建立起的第一所美国高校。新型经

    济和世界体系的形成从创建时期就影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

    方向，它尤其注重自然和社会科学。在同一时期，其他高校也随之效

    仿，比如成立于1890年的芝加哥大学以及1891年的斯坦福大学。与此

    同时，不少老牌学校为了迎接当时社会化的变革也重新定位。从此，整个研究生院的教育和研究体系诞生了：大学不同的专业系、全国性

    的专业协会和组织、同行审评的学术刊物、不出版就出局的游戏规

    则、不同级别的专业职称、教授终身制、毕业论文以及博士学位，等

    等。

    与此同时，出于类似的目的，哈佛大学领头开始植入以选修课逐

    渐演变而成的专业体系，替代了原有的本科教育课程系统。从那时开

    始，大学的角色慢慢转变成培养专业人才，为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做铺

    垫。但是，博雅教育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初衷，考虑的是整个人的建

    设，就如同“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与职业

    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或职业经理人并无关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等教育见证了反对教育

    专业分类化的浪潮，开始发展“通识教育”，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哥伦比

    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如今高校之所以还设有专业分

    类，实质上是两种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之间的一种抗衡。这种抗衡并非

    只存在于专业与非专业分类之间，而且存在于各专业类别与本专业之

    间。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无论英国还是法国，一位化学专业

    学者学的都仅仅只有化学。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名著课程”遭遇了挫折，其中强制学生阅

    读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经典被批评为有“大家长统治”之嫌疑。

    1981年，当我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布朗大学因为敢于摒弃所固有的课

    程规范和架构而在当时成为最热门的学校。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

    学，之所以能够保持它的核心课程到今天，其持续动力无非是要独树

    哥伦比亚大学品牌，在竞争中做到差异化。

    大多数学校课程结构的广度只能通过辅修课得到体现。而形形色色的辅修课如同一本天书，由字母A到C，或者D与F分类，分别代表

    着数量推理，语言和文学，世界文化等。这些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

    紧密的衔接性，学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过程中随心所欲捡起几

    块石头来满足大学的毕业要求。大学生修双学位的趋势越来越显著，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选修课系统相对传统专业的无逻辑性和无秩序

    性，选修制度本身鼓励了学生利用学分的灵活性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学

    位。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远比社会需求的复杂或官僚制度的混乱更根深

    蒂固。现代美国高等教育把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植入到研究型大学

    里，是最初两种办学理念之间抗衡的产物，但是该形式经不起考验。

    虽然大学教授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的责任，但是后者往往是他们

    所熟悉的本职，因此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自然占据了优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成为教授以及获取终身教职并不需要博士

    学位或者发表论文，而行业的标准则逐步紧缩。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

    的太空争霸上演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向课题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

    金，因此大学的资源分配在教学和研究之间竞争时，后者轻松胜出。

    20世纪70年代由于博士的过剩，导致高校学术类就业市场的崩溃，高

    校对学术岗位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当学术交流变得愈加普遍，课题

    研究也随之更加细化。教授面对教学任务时，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无限

    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他们极其专业化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倘若你觉得整个系统令人捉摸不透，那是因为系统设计的初衷就

    是如此。教授并不重视教学，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课题研究，他们的教

    学内容也就是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没必要去考虑他们那方寸研究领

    域之外的事情。路易斯院长认为，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与学生的需求并

    无关联。在研究本科课程整体的连贯性和本科教育意义的大局观时，大学会动员教学代表讨论课程设计，但往往由于教授们对各自研究领

    域的保护和对课程设计的不重视和不关心，导致教学代表无能为力，最后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哈佛大学最近一次的课程设计研讨会相当不

    成功，而路易斯·曼纳德(Louis Menand)作为主席之一，事后承

    认，“我们(这帮人)确实不习惯以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教育，这并非

    我们所擅长的”。

    大部分学生在众多高校里开始涌向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传

    媒、商科、教育和医护，领头的几所高校拒绝提供这种类似职业技校

    的教育，并引以为豪。但实质上它们就是职业技校，因为它们的教学

    精神就是如此。所有一切都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虽然名校喜欢昭告天下，他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他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商界和职业领域的成功

    做铺垫。这种高等教育所缺失的是，它并没有回答青年一代向成年过

    渡时，他们所面临的人生意义和使命等更大的问题。一些宗教学校，甚至一些从未耳闻的区域性学校，在这个方面要比名校做得到位。虽

    然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四流大学，所招收的学生的SAT分数落后于常春

    藤盟校以及同等级大学学生几百分，但是从最严格的“教育”定义的角

    度来讲，它们的教学要胜于那些一流名校。这是多么羞辱的一次宣

    判!

    但是一流名校并非一无是处。就算是以微弱的力量，它们还是背

    负得起提供通识教育、教育全人的责任，它们并非完全就是改头换面

    的昂贵版本的职业技校。新生入校之际，学生会听到一两次激动人

    心、鼓励思考人生的演讲；毕业之际，学生们重温一两次类似的鼓励

    思考人生的演讲。在这之间的4年，学生埋头于钻研由一群专注细微

    领域的教授提供的课程，最后成为有专才的学生。

    这些大学的课程都具有各自的难度，不是吗？不见得。科学类学

    科往往如此，但是其他类学科就不尽然。罗斯·多纳特指出，在哈佛

    大学，学术是块儿软骨头，“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学术要求过高的声

    音”。虽然学术标准因学校而异，但是教授和学生在大多数学校已经

    建立了一种“默契”。学生尽量少学习，教授以做学术研究为荣(尤其

    是在顶尖大学)，尽量减少授课的投入。当然，例外也是存在的。教

    学对教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有限，教学质量的评估几乎完全依赖于

    学生对教授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很明显与教授给分的宽松程度直接相

    关。相反，对于兼职教授和更多的非终身制教学人员而言，教学质量

    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默契”就会催生学生的

    低质量习作换取更高的分数。

    成绩膨胀以及对成绩膨胀的控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路易斯

    院长所言，这个问题从成绩制度诞生那天起就存在了。虽然大学平均

    成绩在过去的100多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了解

    一下其演变历史。

    在1960年，私立高校的GPA大概为2.5分。到1990年，已经上升

    到3.1分。到了2007年，已经是3.3分了，在顶尖的私立院校更高，是

    3.43分。按照这个上升速度，最新的数据很有可能已经超过3.5分了。

    GPA越高，分数贬值越大，用分数区分学生之间的质量也就变得更加

    艰难，学生也就更没有动力争取做到个人最佳。在1940年，大学院校里前15%的学生属于A类学生；到了2008

    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到45%。我们需要明白，不管在什么年代，不

    做功课的，本来就不符合学术对学生的要求，如体育特招或者家族关

    系特招的，以及为了兴趣或者满足学分而修一些不着边际的课程的几

    类学生总是存在的。大一的成绩一般相对低一些。在顶尖的大学里，大三或大四的学生只要按部就班，几乎不可能拿不到B+，有的甚至

    可以拿到A-。

    除了成绩之外，给予学生真实的回馈也并非易事。从小接受赞美

    教育的学生，他们的自信心来源于完美主义，因此他们不具备接受批

    评的能力。况且，学习对他们来讲是个副业。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里，我们暂且称之为南美式橄榄球南方大学吧，学生的主业可能就是啤酒

    和电视。在顶尖大学里，主业则是令人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的课外活

    动。课外活动的确是有价值的：愉悦和社交(这两点可能弥补学术的

    不足)。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学会表达并培养某些课堂内所忽视的能

    力；课外活动帮助学生建立人脉并有机会体验不同的职业选择；课外

    活动给整个校园带来了社交的气氛和活力。但是学生往往忙得不亦乐

    乎，他们会害怕自己失去任何一个社交机会，因此他们总是寻找新的

    机会来填满自己的日程表。

    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

    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写过一篇名为《低水

    平要素》(The Suckage Factor)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新生入校

    阅读材料的一部分。低水平要素衡量的是一个人参与过的事情而最后

    事情完成质量的程度。这一数据是把一天24小时除以个人花在每一项

    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得出的。

    追溯到我大一那年，回顾那年个人的时间安排，我计算出在我每

    晚只睡两小时以及两天吃一顿午餐的前提下，我也仅仅给自己预留了

    6分钟阅读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著的《奥德赛》，5分钟时间登上耶鲁大

    学哈克尼斯塔去练习排钟……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在图书馆里熬夜

    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还是不能完成作业；我总

    是奔波于会议和排练之间，但是我从来不能准时到场；我自己忙得一

    塌糊涂，几乎很勉强地才生存下来，就如同挣扎在漩涡里的小怪兽一

    样。

    整个系统之所以可以运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包括教授在

    内，降低他们的要求。诚然，精英学生的确努力，他们作为一个群

    体，一直都是聪明的，但是如今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质量却未必能够保持高标准。

    引用一个反面教材说明这个不争的现实：演员詹姆斯·弗兰科

    (James Franco)对学术的追求。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

    高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期间，他曾争取到一次注册62个学分的

    课程，而通常19个学分已经是上限。本科毕业之后，他一度报名参加

    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课程、纽约大学的摄影课程、沃伦威尔逊学院

    的诗歌课程以及布鲁克林大学的小说课程，同时他还要参与忙碌的拍

    戏事业。紧随着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他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罗德岛

    设计学院的硕士以及耶鲁大学的英文文学博士项目(是的，就是我曾

    经工作的英语系)。他简直就是今天有抱负年轻人的楷模。我们不得

    不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聪明、有天赋、有冲劲儿？答案是他们不

    可能，也不是。弗兰科不是，其他人也不是。名校录取几乎高不可

    攀，但是一旦录取，只要你去上课，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可以生存下

    来。

    这一切一切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背景，远不只教授放纵学生或者

    是学生钻了空子。过去的30多年，高校对学生的定位产生了很大变

    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是高校得到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从

    1949年到1979年，高校的学生数量翻了4倍，大学教员数量翻了3倍，每一周几乎就有一所崭新的高校拔地而起。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退，并且政府也开始减少投入时，学校不得不面对学生短缺的局面。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贷

    款和助学金的形式向学生提供大量资金，开始把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

    转型为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

    通过多年努力，转型取得成效。高等教育变得接近其他产业，谁

    有支付能力或者生产能力，谁就被重视；谁不能，谁就将被严格审

    视。出于“效率”的考虑，高校重在追求知识传导的高效性，而不是教

    授教学能力的提升，因为后者是很难量化的。与此同时，高校认为，教学实乃资源浪费，因此为了减少成本，高校降低了全职教授的授课

    工作量，聘请了大量的兼职以及临时的教学人员来替代教授工作。可

    想而知，教育质量直线下降。

    除此之外，学术单位，即专业系，被视为“经济产能中心”。不能

    高产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缩减甚至完全取消。相反，科学

    魅力无限，但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科学都风光，比如基础科学就不受重

    视。重中之重乃商用性科学技术，这些往往都是由公司赞助的，最终

    能够转换成利润的科学性研究(有些学校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甚至连与他们合作的公司都表示不满意)。另外，不间断的校园全球性扩

    张，又再次充分体现高校商业化运作的主题：建立品牌、占领市场份

    额、充分汲取全球新财富，等等。具体的例子包括纽约大学的阿布扎

    比校区，耶鲁大学的新加坡校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土耳其、巴

    西中心等。

    管理着众多优秀学术机构的还是备受众人瞩目的《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排名那支“矩尺”，虽然陈旧老套，但是其影响力依旧不减当

    年。倘若你熟悉旧版SAT考试的类比题型，我们可以大胆地做这样的

    一个类比：

    美国新闻排名：学校。

    SAT成绩：学生。

    依赖排名来代表学校的学术质量与利用SAT分数来反映学生的质

    量都是一本糊涂账。尽管道理清晰，但是学校如今严重受制于排名，就好比学生严重受制于SAT成绩一样，两者都被几个数字绑架了。

    学生和家长在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拔高分数的同时，大学也在

    绞尽脑汁提高自己的排名，而且大学的竞争恐怕更加惨烈。“淘汰

    率”是高校排名的因素之一，因此大学并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被录取的

    可能性，而是主动出击大面积撒网，吸引更多的申请者。名气是排名

    的另外一个因素，这依赖学校之间的相互评价。出于保护以及提升自

    身名气的考虑，学校在完成问卷时会相互贬低。第三个重要的考虑因

    素是新生的SAT平均分。为了提高平均分，更多的高校把助学资金用

    于鼓励成绩更优秀的学生。然而因为SAT的分数往往与家庭的背景有

    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实际上高校把资金分配给了并不需要经济资助的

    学生，同时忽视了真正需要经济援助的家庭。

    学生可能为了争取名校录取不择手段，大学也是如此。当淘汰

    率、名气、SAT平均分都不能奏效的时候，学校甚至会通过谎报数据

    作弊。最近被曝光的学校就有埃默里大学、巴克奈尔大学、克莱蒙特

    麦肯纳学院，等等。

    高校运作商业化产生的最严重影响是，学校对学生的重新定位。

    学生是“消费者”，因此学生和学校之间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作

    为消费者，学生占有主动权；作为消费者，学生购买的是享受，学校

    销售的是服务。举个例子：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成绩膨胀严重，但是

    从那之后一直到1990年，大学的平均成绩保持在同一个水平。20世纪

    90年代开始到现在又是一次严重的膨胀期。学生的消费者心态认为，教授给高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考虑到毕业率会影响到《美国新闻与

    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大学根本不敢不让学生通过。正是因为两者

    之间的关系是消者费和供应商的关系，学校在乎的是产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对学生的高度期望。引用哈佛大学本科院前院长路易斯的

    话：“因为没有更远大的理想来引导本科教育，大学教育的决策往往

    是出于满足学生最直接的需求而制定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学校都

    在不断地集资，修建各种高端的宿舍、体育馆、学生中心等，即使负

    债累累也在所不惜。这种扩建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最为明

    显，这也难怪学费一直在飞速增长。学校即使失去人文教育，也不能

    没有高端的设施。

    高校的商业运作导致学校为了满足学生的短期需求，而牺牲了学

    生的长远利益，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的本意。相反，我们从保护

    学生长远利益出发，就不应该迎合学生的喜好。学校要做的是，不断

    地向学生提问，而且问得最多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到底追求什么。苏格

    拉底认为，教学就是帮助个体重新认识自己的真正追求。这听起来有

    点儿像长辈对晚辈的说教，但事实确实如此。教授的角色应该是导

    师，不是商家或职员；教育不是要消费的，而是要经历的，而且必须

    是全身心地投入。令人惋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再为社会文明的发展

    护航，它们所扮演的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供应商的角色。学校不再了

    解自己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而是依赖学生的反馈，把学生的反馈当

    作它们生产的指南针。

    当然，与我有交集的学生之中，也有人认为大学教育让他们受益

    匪浅，但是他们总会补充，“如果你想要去找，机会是存在的”。言外

    之意，你必须去寻找，而且真的很努力地去做。罗斯·多纳特如此评

    价他的母校，“哈佛依然是世界上最棒的受教育学府之一”。但是“它

    不会主动教育你，也不会很有深度地引导或者影响你，甚至挑战

    你”。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建

    议：“要获得真正的教育，不论学校的知名度高低，你必须与学校博

    弈。”事实上，越知名的学校，你得越努力去争取。我们看到的现实

    是：你本来应该获得教育，并且为此支付了学费，但却只有在你努力

    争取之下才有机会获得。你很难想象，一家医院或一家便利店也是按

    照这种模式运营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若是真心希望获得教育的个

    体，而并非得过且过的学生，必须排除万难才能满足求知欲。部分求

    知态度严肃的学生确实在大学教育中受益，但是更多的人发现，当初自己的求学探索精神在4年大学生活之后荡然无存，甚至有一种被欺

    骗的感觉。

    在耶鲁大学任职期间，我接触到的学生往往是勤奋的、好奇的、独立的。他们经常是怀着“寻找意义”的使命(并非技能)来到耶鲁，到了耶鲁，他们期望去发现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性(并非寻找金饭

    碗)。学生再三提醒我，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既不能帮助他们靠近理

    想，也不能引导他们如何追求理想，他们感觉已经被抛弃了。应该

    说，高校首要保护的对象是这类学生，但是这类学生往往成了最不适

    应目前高校体制的群体。

    精英高校并没有兴趣培养过多的探索者，如思想家、诗人、教

    师、牧师、律师、非营利组织工作者甚至教授。栽培这种类型的人

    才，高校需要付出更多，要培养利他主义、创造力、知性思维以及理

    想主义。最知名的学校确实拥有财力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艺术以

    及精神方面的资源。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就是耶鲁教育的受益者，正是

    因为耶鲁大学的丰富资源，帮助他找到了自己追求的道路。在大学毕

    业之后，他创建了为都市低收入学生提供创意写作课程的项目。但是

    问题是，大学作为机构本身，并不引导学生如何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

    教育资源去创造更好的社会价值。学校默认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物质

    的成功等同于人品、尊严和幸福。

    除了教育理想的缺失，高校的职业指导办公室服务范围的极度局

    限也令人失望。四大明星领域——法律、医学、金融和咨询垄断了职

    业指导办公室的资源。在校园招聘会上，金融和咨询是绝对的主力。

    个别学校的市场运作更是别出心裁，比如斯坦福大学为支付了一万美

    金的公司提供人才信息库的特殊渠道，而这种做法恐怕不仅限于斯坦

    福大学一家。

    虽然学校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不十分露骨，但是把学生信息作为商

    品卖给最高的投标者足以显示出高校的世俗。一位家族三代都是耶鲁

    人的朋友曾经评论，耶鲁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作家大

    卫·福斯特·华莱士作品中的一位人物对大学做了以下评论：

    大学在自身言行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虚伪之处。比如大学在宣扬

    自己的多元化并提倡社会平等价值观的同时，在现实中又热衷于为精

    英行业培养精英式人才，而正是这些人，将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校

    友，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大学对学生职业发展所采取的态度是，重视收入，淡化职业的个

    人价值体现。就算某些职业有可能阻碍社会进步，大学也一定不会加

    以制止的。这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筛选并培养学生的方向。

    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自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举贤任

    能的运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吸引少量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作

    为贤能的同时，保留了大部分的名额给未来的商界人士，即校友捐助

    者。两者是相互弥补的人群。如今学校可以一石二鸟：经过精心策

    划、筛选和培养，做到了让贤能和捐助者二者集于一身。因此我们不

    难理解，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国际学生在顶尖大学的比例也随

    之提高。以耶鲁大学为例，校园学生构成体现的是世界格局的变化。

    西欧国家的学生已经不入流，来自“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

    和中国)以及其他处于上升经济体的国家才是新一代的财富来源。虽

    然依旧可以看到艺术家和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是锦上添

    花，他们在高校立足并非真正是高校追求教育多元化和教育公平，仅

    仅是点缀式的学生取得成就还可以为学校提供自我赞美的新题材。

    细观顶尖大学不难发现，它们在现今的教育生态系统里生活得如

    鱼得水。申请者数量持续飙升；学校捐赠基金雄厚；行政人员的收入

    在最近几年内屡创新高；膨胀的学费总是招致象征性的抱怨，但却依

    然门庭若市。至于非顶尖类学校是否也在享受系统带来的福利，那就

    不得而知了。

    令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是，无数次听到高中生以及大学新生对本科

    教育的无限憧憬，但同时我心里十分清楚，憧憬越美好，落差越大。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暂且抛开学生被迫接受高校现状的无奈，不讨论

    学生肤浅的能力，大学赋予我们的是一个梦想，一次探险旅程，这种

    专属于年轻人的遐想依旧荡漾在人们心中。

    过去多年我访问过很多地方，在学生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饥饿

    感：他们想了解生命更大的方向和意义；他们希望大学能够更关心他

    们作为人的成长需求，其次才是特定领域的能力培养；他们希望大学

    能够引导自己解答有关生命的重要问题；或者希望学校能够给予学生

    空间和时间思考人生的问题，并能够获得相应的词汇来交流分享，但

    是这也正是今天的大学所缺失的。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将关注如何满

    足这类的饥饿感。第二部分 自我

    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

    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仅是

    为了职业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如

    果你在大学毕业之际与你入学初期并无区别，你的信念、价值观、愿

    望以及人生目标依旧如故，那么你全盘皆输，必须重新开始。

    “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虽

    然这是一种通俗的定义，但提出此观点的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

    柯南特的初衷是严肃的：我们在大学的大部分所学必然会慢慢淡忘，剩余的部分其实就是你自己。第5章 大学的使命

    “投资与回报”直截了当地概括了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知和态度。

    大家总是习惯于计算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量化关系，却往往忽略了大学

    给予的回报应该是什么。大学的回报是否仅仅只是金钱呢？言外之

    意，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即产出和回报)吗？我们必须

    探究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上大学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激烈争论不外乎以下几个：不断飙升的学

    费、严重膨胀的学生贷款以及令人担忧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关于

    高等教育的未来，我们关注的是预算削减、远程学习、大规模网络公

    开课以及大学存在的形式等。若倾听更高层面的讨论，人们会听到国

    家竞争力、21世纪劳动力、工程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繁荣前景等

    关键词。在种种讨论、对话和激辩中，我们妄自认为，铸成幸福生活

    及健康社会，只需要经济实力足矣。

    金钱固然重要，它支撑着职业发展、生活保障和国民实力等，但

    问题是，需要我们关心的仅仅是金钱吗？个人的生活不仅限于工作，而工作不仅限于收入；国家不仅限于它的财富，而教育也不仅限于培

    养职场能力。我们要千万警惕企业家或政治家的蛊惑，作为一个人，你要相信自己不仅限于能为企业产出多少利润或为国家贡献多少

    GDP。追究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无异于追寻生命的目的，即社会存在

    的意义以及人存在的意义。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学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众说纷纭不

    绝于耳，学生则背道而驰。政策制定者，从大学校长开始，从上至

    下，都只在讨论数学和科学。媒体工作者和行业权威人士(其中部分

    为人文科学背景，几乎没有来自医护或工程背景的)不停地向年轻一

    代说教，要谨慎选择专业及学习方向，不断提醒学生万万不要掉入为

    了满足好奇心而学习的陷阱。排名最高的“十大专业”往往是最具职场

    潜力的，而不是最有意思的。排名最高的“十大领域”往往由平均收入

    来决定，而不是对工作的满意度来决定。在这些排名之外的学习范畴

    或者其他专业方向经常会遭遇一个典型提问：“你学了这个(专业)

    想(或能)干什么？”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落伍了，“英国文学专

    业”更是个谜团，它扑朔迷离，让人看不清前路。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实用主义的力量如此强大，无时不在，如同一名警察时刻准备要盘查任何不够现实的学生。难道我们担心，所

    有的学生都要争先恐后地去上康德的哲学课或者弥尔顿的文学课吗？

    英国文学专业令人避而远之，目前只吸引了3%的大学生；相对

    比之下，商科超过了所有艺术和文科总和的一半，吸引了21%的大学

    生；1971年，73%的入学新生认为“培养对生命意义的认识”是至关重

    要的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37%的入学新生家庭条件相当富裕。发展

    到2011年，这两组数据几乎颠倒了，47%的学生高度认识到发现生命

    意义的重要性，80%新生家庭相当富裕；在过去的30年，我们几乎一

    直在呐喊金钱创造快乐，并对争取个人名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难

    怪现在大学生对大学的认识就是职业发展的跳板。

    诚然，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份工作，但是每个人更需要懂得生活。

    既然我们从实用主义角度去计算上大学的回报是什么，那么我们为何

    不可以去计算为人父母的回报，与自己的密友共度时光的回报，享受

    音乐的回报以及阅读书籍的回报呢？任何值得做的事情，是因为事情

    本身有意义。任何人要是告诉你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职业能力，那么他已经把你贬低成一名高效的职员，一名容易动心的消费者，一

    个听话的顺民。之所以我们要去探究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

    们要保证自己至少还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大学承担的责任首先是教给学生如何思考。虽然这听起来像陈词

    滥调，但是它的实际意义要比我们的认知广和深。思考并不是简单地

    为某个领域服务(比如如何解决方程式或者如何分析文章)，甚至不

    是获取跨学科的工作能力，思考实质上是培养出思辨的习惯，并把这

    一习惯运用于实际生活中。简单来讲，学会思考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审

    视身边任何事物，不自以为是，不妄下结论。

    每当学习之前，我们先要“放空”。当来到大学时，你已经不是一

    张白纸。从你出生开始，你的所见所闻所想，包括现实故事、虚幻神

    话、固有认知、价值观和神圣的言语等已形成了你的思维方式以及对

    世界的感知。引用阿兰·布鲁姆的话，“你的灵魂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

    子”。执教大学新生多年，我注意到，大一学生似乎总是能够不假思

    索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我提出的任何事物给出自己的意见，不管他之

    前是否接触过该话题。他们的大脑犹如一个容纳着一系列固有思想的

    化学容器，一旦接触到一个话题，个人的意见会迅速反应并从化学溶

    液里以固态形式沉淀下来，给话题披上一层膜。我后来发现这种现象

    不仅限于18岁青年。整个社会如同大混合体，充斥着广告信息、政治宣言、对社会现

    状肯定的新闻报道、流行文化的陈词滥调、政党社团以及阶层的教化

    式理念、每日在社交媒体上互传的无聊段子、父母善意的谎言以及朋

    友参与的社交活动，等等。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口号式和教导

    式的宣传中，我们与事实真相渐行渐远，也越来越缺乏自知之明，柏

    拉图称之为“doxa”(常识，即一己之见、单方感知或偏见)。

    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不论是在马萨诸塞州(美国东北部)

    还是密西西比州(美国南部)，不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原教旨主义

    者，“常识”都是一视同仁地强大。真正的教育(即“博雅教育”)的首

    要责任是教会人类把自己从以讹传讹所形成的常识中解救出来，先要

    认清它，其次质疑它，最后从新的角度思考它，而不是被“常识”这匹

    蒙着眼睛的野马拉着跑。

    在《教师》(Teacher)这本书里，马克·埃德蒙森这样描述一位

    在他17岁时，把他从痛苦挣扎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人物。这位老师的

    教学方式与苏格拉底(即柏拉图的老师)的方式如出一辙：他倾听学

    生的意见，启发式地把问题映射回去，或者迫使学生清晰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学生必须先承认自己的观点本质并为其辩护，在聚光灯之下

    以严谨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每位学生都能够剖析自己的想

    法，以批判式逻辑来检查自己的思想，这样学生才开始培养出自己的

    理智。整个过程就是让学生在不熟悉、不舒适的环境中得到锻炼，通

    过不断提出疑问，而不是吸收老师的观点，学会独立思考。

    为什么大学如此重要？不少人轻视大学，认为它是个象牙塔，是

    一个“非真实的无菌世界”，但是它的“非真实性”恰恰是它的独特优

    势，即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大学给每位学子

    提供了一次真正思考的机会：远离社会，暂时摆脱来自家庭影响和职

    业规划的束缚，站在远处以纯净并批判的眼光审视整个世界。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系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

    认为，大学4年是“一段珍贵的时光，学生不用为生计发愁，有机会真

    正思考并反思周边的一切”。当然从高中开始，我们就走向成熟并开

    始学会思考，就如同马克·埃德蒙森一样，但是周边的环境依然严重

    限制着你，如父母的监管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被考试所牵制的教学。但

    大学不一样：它是成年生活初期最自由的一个时间段，它是为迎接成

    年生活特别设计的喘息时间。大学所赋予的自由简直是一种特权，不

    是吗？绝对是。你怎么可以轻易地抛弃呢？至少也要享受特权的一部

    分。为什么不呢？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是可以完全依赖自己学会如何思考的，但是

    这样的成功率并不高，因此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导师。他们可以帮助我

    们闻所未闻、观所未观，打开我们的耳朵、拓展我们的视角。自学成

    才之人往往有些古怪，有些愚钝和自我封闭。教授最重要的作用是促

    使学生以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思考，锻炼学生思维的精确度、耐心、责

    任心以及柔韧性。如同我的导师卡尔·克洛勃(Karl Kroeber)所说的

    那样，教授将促使学生不仅检查自己“最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而且

    也要反思“令自己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不过其中大部分将会是错误

    的。我们生活中需要的是，有专业人士提醒我们到底哪里出错了。

    大学所提供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朝夕相处的同学。在课堂上，同学们对各种话题可以用严谨的态度相互质疑和辩论；在宿舍里，同

    学们以最放松的心情促膝相谈至深夜。前者是为了建立一种共识；后

    者是为了推翻共识。美国作家路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p)在回

    忆自己在耶鲁大学经历时这样写道：“我大部分的收获来自坐落在小

    教堂路上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里，我们天南地北地讨论各种话

    题。在那里，我们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包括上帝、人类、存在主义

    等等。这些话题来自大学课程‘英国文学10’或者‘哲学116’的原出处选

    集。课堂如同一个沙盘，个人需要努力沙海拾珠。”

    大学并非是学会思考的唯一机会，它既不是第一个机会，也不是

    最后一个机会，但它绝对是最好的一次机会。我敢确定的是，如果你

    在大学毕业时还没学会真正的思考，那么在毕业之后成功概率就更低

    了。大学的意义是帮助我们生活得更警觉，更有责任感，更有自由度

    并更加完整。如果大学4年完全就是为了就业而准备，那么我们显然

    荒废了这段黄金时间。最近一次访问布莱恩摩尔学院的时候，我有幸

    与几位大四学生交流。其中一位向我提问：“毕业之后，我该如何把

    我在布莱恩摩尔学到的女权主义的理想运用到生活中？”我欣赏“理

    想”，但是我更喜欢她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如何去做)。真正的教育

    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迎接社会，而不是给学生一份个人简历。

    学会思考仅仅是个开端，具有最特殊意义的思考对象是你自己。

    从传统角度来讲，博雅教育是为了培养每个人在民主社会里应该具有

    的公民能力和技能，从而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在博雅教育的课堂

    里，学生参与辩论、有原则的反对、相互尊重的互动和交流。但是如

    果我们对博雅教育的理解仅限于这些功能，那么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欣

    赏是远远不够的。为公共利益服务只是第一层面，该性质的教育更深

    一层的意义是为个人服务，而且是绝对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哥伦比亚大学传奇式教授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er)在给大

    一新生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总是强调，“每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

    就是自私的。你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自我”。建立自我是每个人必须要

    为自己做的一件事，过程将充满挑战和困难。至于建立自我是否令他

    人受益，那并不是主题。

    建立自我，乍一听有些陌生。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发现，“我们

    已经灌输给每个人(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思想，自我是每个人都已经

    拥有的(无须建立)。”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没有自

    我，而是缺乏自我的内涵。浪漫派诗人济慈形容我们的世界为“灵魂

    铸造之谷”，但这个“谷”并不是传统认知上的那种“苦海无边”，它并

    不是一个为了拯救我们到新的世界而必须磨炼灵魂的深渊。“灵魂”也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永恒的、不变的、与罪恶和道德相关的概念。

    济慈所定义的“灵魂”指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一个由道德、理

    智、感知和情感所构成的完整的个体。之所以称此世界为“灵魂铸造

    之谷”，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建立完整个体的坩埚。

    虽然济慈认为这个世界依旧充满悲痛，但是他提醒我们，“难道

    你不觉得世界上的痛楚和困难对培养人的理智并铸就灵魂是必要的

    吗？”(“直升机式父母”和一心求稳的家庭需要听清楚了)。在存在

    悲痛的同时，这个世界又充满着欢乐、爱心以及其他情感。我们内心

    必须能够感受这些情感，并同时用1000种方法来磨炼自己。当我们的

    内心有所感触，在情感的基础上反思，我们就获得了智慧。与生俱来

    的思维，只有在经历了反思、内视并建立起思想和内心的交流及理想

    与现实的桥梁，我们才成为一个独特的、具有灵魂的个体。这就是如

    何建立自我的重要步骤。

    那么，大学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完成“自我发现”仅仅依靠个

    人力量的难度过大，大学可以做的是，提供有效的工具帮助甚至迫使

    个人开始“灵魂铸造”的生命工程。你所读的书，听到的理念，看到的

    艺术和创意作品，以及感受到的来自他人在“自我发现”过程中所产生

    的各种声音会给你带来压力，这些都是一种煽动、干扰甚至侵犯。他

    们的作用是促使你质疑你之前所有的自我认知。

    阿兰·布鲁姆认为，“博雅教育将质疑所有事物，因此它要求学生

    愿意接受推翻先前所有认知的风险。只有这样，真正的博雅教育才能

    彻底改变一个学生的生命”。这个过程既是煎熬的，又是令人振奋

    的，它并非“学术性质”，但是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发生，我们

    会觉得自己脱胎换骨，获得了重生。作家路易斯·拉帕普引用一位老教授的话，“教育是一种自我疗伤”。

    我之前建议我们不能被动接受思想，现在我鼓励我们为自己而

    想，毕竟这两者是一回事。要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注定要改变对生活的

    看法，或者反之，这两者根本就是一体的。在我们还未足够成熟、未

    有能力质疑我们被教导的理念之前，其中灌输给我们的最有影响力的

    是那些告诉“我们是谁”的理念，有关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观。大学是我

    们应该开始为自己做决定的初始阶段。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更强烈地建议，我们

    必须考虑，“到底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不仅仅是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

    为什么样的人，而且首先要明白自己已经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其他

    人怎么评论你，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发现新的理想和新的追求。两

    个极具智慧的问题，等着我们回答：(1)什么是优质的生活？(2)

    我该如何拥有那样的生活？

    事实上，我并不特别喜欢有些人把大学的目的规定为“建立一套

    有意义的生活哲学论”，这根本就不具有任何生命力。

    首先，“建立一套哲学论”听起来好像你在起草一个协约。其次，它是静止的。你建立一套哲学论，然后就像一个随身佩戴的盒子，终

    其一生相随，以备不时之需。大学的经历远远要比建立生活理论深刻

    得多，它触及到一个人的灵魂最深处，而且无与伦比的变幻莫测。它

    不会因为从大学毕业或者在将来的任何时刻停止。作家拉帕普笔下形

    容的自我疗伤的那个伤口永远不会愈合，因为我们自身将永远不会回

    归到当初纯净的无意识状态。每个人在大学期间真正需要培养的是反

    思的习惯，即拥有从变化中成长的能力。

    虽然我并无宗教信仰，但是就生命追求这个话题而言，也只有引

    用宗教词汇才能阐释清楚，比如之前多次提到的“灵魂”，只有运用宗

    教词汇才具有足够的分量阐明我所关注的问题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从

    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妨把大学的经历看作天路历程，是去朝圣。虽

    然你并不知道你将来的信仰是什么，但此次历程将带着我们发现真

    理，发现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你所接触的思想就是你将被救赎的途径和工具，你必须全心投入地参与，避免掉入他人哺喂给你的思想以及为你设计

    梦想的“二手生活”。我们普遍能够接受，修道院是一处为我们提供寻

    找生命意义的空间，那么大学也应该如此。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接触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也有人类的文化世界，即我们的第二个自然

    界。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发现自我，那么我们就如同得到了重生。试想

    一下，倘若一个人获得了天下，但是失去了他的灵魂，那他到底有何

    收获呢？

    真正的教育，好比真正的宗教，哺育我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全然不顾他人对你的评论。这种教育的目标当

    然要超越仅仅为国家贡献GDP的工人或者有公众意识的合格公民。自

    我意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能找到自己的力

    量、安全感、自主、创造力和快乐。

    但是麦德林·列文医生发现，在她众多的青少年患者身上，自我

    空间是缺失的。著名作家D.H.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人可以

    一直忙忙碌碌，不需要灵魂，只需要放大的自我和意志力，但是不乏

    内心空虚者。小说家E.M.福斯特(E.M.Forster)从人性上分析，这种

    人群根本不能表达与“我”相关的概念，比如“我想要”，因为“我想

    要”的前提是要明白“我是谁”，因此这些人只会说“要钱”“要豪

    宅”或“要哈佛”(最终跟“我”没有关系)。

    在《高等教育》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安德鲁·海克和克劳迪娅·德

    雷福斯阐述，大学的使命是成就一个更有意思的你。这个使命的前提

    是，你认为成为“有意思的人”对你最重要，而且你认识到你将是陪伴

    自己终其一生的唯一人选。但是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并非由资历堆积

    而成的自我实现，比如说同时修4个专业，时任大学报社编辑，参加

    合唱团，创建非营利组织，并学会烹饪异国他乡的美食等等，这些都

    不能成就有意思的你，因为“意思”并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也不是刻

    意去成就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了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若从全新的角度去诠释，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为成人。

    虽然学校并非必需品，但既然你已经在学校了，那么不如认真完成这

    种改变。既来之则安之，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

    金的4年，倘若仅仅是为了职业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是荒谬至极。如果有人真的以此相加于你，那么他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