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美]尼尔·波斯曼 著

    何道宽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中译者第二版序

    中译者第一版序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第四章 难以把握的世界

    第五章 崩溃的防线

    第六章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第七章 机器意识形态：计算机技术垄断

    第八章 隐形的技术

    第九章 唯科学主义

    第十章 符号大流失

    第十一章 爱心斗士

    参考文献中译者第一版后记

    中译者第二版后记

    译者介绍

    版权页献给费伊和曼妮

    无论技术是否利用新近的科学研究，它总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

    是科学的分支。

    ——保罗·古德曼《新革新运动》中译者第二版序

    在“中译者第一版序”之首，我写了这样一段话：“这篇序文准备回

    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

    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

    (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中译者第二版序”里，我也回答6个问题：(1)《技术垄断》的

    总体效应如何？(2)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3)中国学者如

    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4)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

    (5)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6)《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

    版有何遗憾？

    一、《技术垄断》的总体效应如何

    2017年12月12日，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结果，《技术垄断》中

    译本被引用605次。简要回顾该书10年来的接受情况，可以断言，该书

    在人文社科学术译著中独占鳌头。

    甫一问世，《技术垄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即好评如潮，书评家、时评家、跨界学者、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大小书评数以百计。次

    年，《技术垄断》进入《光明日报》20本年度推荐书目。2010年，北大

    版《技术垄断》繁体字版登陆台湾，书名变通为《科技奴隶》，但译者

    署名未变，译文未变。自此，它成为北大出版社的畅销书和长销书，受

    到大中华地区出版界、读书界和评论界的持续关注。2011年，《技术垄

    断》获得深圳大学学术创新奖三等奖。2011年9月14日，在“豆瓣·读书”检索发现，优良评级者占压倒性多数，具体数据是：285人评价，评

    五星级者占48.5%，四星级者占43.1%。2017年12月12日，在“豆瓣·读

    书”检索，结果显示：670人评价，获高分8.6分，势头不减。

    二、为何其中国效应大于美国影响

    尼尔·波斯曼以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成名，是传播学媒介环境

    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就社会批评而言，其名气似乎略逊于诺姆·乔姆

    斯基[1]

    之类的社会批评家。就展望未来而言，他不如麦克卢汉，更不如

    托夫勒[2]

    、奈斯比特[3]

    、丹尼尔·贝尔[4]

    那样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

    但《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证明，他对电视文

    化、大众娱乐、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胜过一般的社会批评家和未来学家。

    他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

    技术垄断文化。又把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

    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这样的划分独具只眼，仅此一人。

    《技术垄断》问世于1992年。彼时，互联网尚未到来，计算机技

    术、人工智能尚未挑战人的智能，但技术发展已然使美国人乐以忘忧。

    波斯曼忧虑，美国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美国文化可能会向技术投

    降。他挞伐盲目的技术崇拜，捍卫人文主义和道德关怀，痛陈技术垄断

    的严重后果：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隐形技术垄断、唯科学

    主义、传统符号的流失。他是技术垄断危害的先知先觉者，知音难觅，孤掌难鸣，他的批判不受“大众”欢迎。

    他的批判矛头直指屈从于“技术垄断”的“社会学家”，包括他的弟

    子。1998年，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主旨讲演《媒介环境学的人

    文关怀》里，他旗帜鲜明地张扬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他对弟子的告诫震撼人心：“你们之中有些

    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

    们就错了。”[5]

    波斯曼的私淑老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被认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甚

    至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波斯曼不完全赞同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观，所以坦言：“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不是很听话的一

    个孩子。”[6]

    麦克卢汉梦想的是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太和之境”，而

    波斯曼却警钟长鸣：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

    波斯曼心仪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共产党宣言》应该是圣典，比

    肩《圣经》和《古兰经》。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紧守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绝不会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将继续以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规定和约束为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唤起了十几亿人

    的想象和忠诚。”(英文版第198页，以下同为英文版页码，即中文版边

    码)。他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自然难以抗衡“美国例外论”。

    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此观之，发展

    优先、脱贫优先、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人们的主要关怀是技术发展，容

    易忽视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

    30年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以及近年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

    平的》在中国可谓洛阳纸贵。因为他们鼓吹在电子技术上我们和发达国

    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世界是平的”，很有安抚作用!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

    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

    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在中国都很红。麦克卢汉倾向于肯定电视和计算

    机的正面效应，波斯曼则警惕其负面效应。麦克卢汉憧憬和预言互联网

    时代，是21世纪的朋友；波斯曼则痛批“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和大众文

    化，是21世纪的诤友。

    在中国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变革超乎寻常、日新月异的语境下，中国

    人亟需他们两人互补的盛世危言!

    三、中国学者如何欣赏他特别犀利的洞见

    波斯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致死》和《技术

    垄断》，大体上反映了他媒介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思想轨迹和不懈追求，他的批判越来越犀利。《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戕害儿童，抹杀成人和

    儿童的界限。《娱乐至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

    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

    病’”。他死死盯着技术加害于人的可能性，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

    惕啊!

    《技术垄断》在中国引起的震撼超过对美国本土的冲击。国内一些

    顶尖学者特别欣赏他科学哲学和社会批评的犀利锋芒，兹引几例，以管

    窥豹，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指出，该书是一部早熟的多学科经

    典：“波斯曼早在因特网还没有流行的1992年就写下了一部经典著作，猛烈批判美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技术的迁就、盲从。如果他还活

    着，现在重写这部书，如果考虑到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他会写得更好。

    这部书既可作传播学著作来读，也可作技术哲学著作来读。”“《技术垄

    断》一书涉及许多科学史的内容，作者的科学观念也算比较新潮，这与

    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学的新近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读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载《中国图书商

    报》，2008-02-1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坦陈自己迫不及待阅读《技术垄

    断》的心境，强调该书与中外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共鸣：“看

    到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出版，便有些迫不及待地找

    来一读。读过之后，同样，感受、联想颇多，受启发之处也一言难

    尽……波斯曼的观点，与国际国内像科学元勋或科学文化研究界的一些

    看法很有相通之处……其中的批判性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

    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载《文汇报》，2008-03-

    01)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称赞波斯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

    力的批判者之一：“在这个三部曲中，波斯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

    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他的这些观

    点，表面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从来没有在他

    的思考方向上尝试思考过。”“在宗教的上帝被抛弃之后，科学开始扮演

    新的上帝角色。而在波斯曼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

    色，技术则更是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文化向技术投降的时

    代：波兹曼“媒介批判三部曲”》，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08-02)

    在相关联的一篇《对谈》(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3-07)

    里，江晓原和刘兵两人又谈到中美学者心有灵犀的思想共鸣。

    江晓原说：“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

    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

    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涉及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最

    近一年我的思绪常常会驻留在这个问题上。”“真没想到，在这本《技术

    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我竟发现了一个和上述问题平行的思

    路。”“当我看到波斯曼在一条平行的道路上，并且也走向我们正在寻找

    的目标时，我立刻产生了兴奋、欣慰和亲切的感觉——我想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吾道不孤’之感吧。”

    刘兵道：“(波斯曼)在更大的程度上跳出原有的问题，能够独辟

    蹊径地思考技术手段对于传播内容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对于科学和技术

    问题本身又有独立的认识，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真正有意

    义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表现在那种与众不同的、具有批判性的反思之

    中。波斯曼的学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原伦写道：几年前读《娱乐至死》时，就“预感会有《技术垄断》这样的批判力作面世”。他指出：“《技术垄

    断》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所谓的‘社会科学’的批判，许多人文学科

    和社会研究被冠之社会科学的名头，而假借科学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就

    不可以受质疑。中国的学人尤其要对此进行反思。波斯曼将以上现象称

    之为‘唯科学主义’。”(《技术垄断：当代人的文化困境》，载《中华读

    书报》，2008-11-03)

    四、为何说波斯曼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

    以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理论，强调技术

    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重大影响和长效影响，因而被扣上“技术决定

    论”的帽子。

    波斯曼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

    垄断文化”三个阶段，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他猛攻的仅仅是冲击“印刷

    文化”的“娱乐至死”文化，绝不笼统强调技术对文化的绝对作用，而是

    高扬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童年的消逝》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娱乐至

    死》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技术垄断》高呼“狼来了”，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

    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他痛斥轻浮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

    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

    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

    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

    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

    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

    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

    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

    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

    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

    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

    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

    在媒介环境学会成立大会主旨讲演的结尾，他严厉批评缺乏道德关

    怀的倾向，警告崇拜技术、误入歧途的弟子：“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

    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

    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

    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

    五、AI大发，“奇点”将至，如何应对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学家和科幻小说中那个神秘的“奇点”正在到

    来。

    黑科技带领人类进入激动人心的崭新时空，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恐慌：人会被机器取代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或者，AI会危害人吗？在

    人工智能(AI)与人的智能(HI)的博弈中，胜者是谁？输者是谁？是

    双赢吗？是人役物，抑或是人役于物呢？黑科技会打开潘多拉盒子吗？

    人会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怪物吗？

    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围棋圣手。比阿尔法狗强不知多少倍

    的“机器人”接踵而至，人类怎么办？

    黑科技使人振奋，又使人担忧。AI会控制人、战胜人、危害人、奴

    役人吗？

    无数智者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了我们信

    心；波斯曼强调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批判技术崇拜，拒绝向技术投

    降。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我们要有前瞻性，登高望

    远，未雨绸缪，头脑清醒，开利防弊，兴利除弊。

    应对技术怪物毁灭人的威胁，最好的战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保持

    定力，同时以“众智”的冷静和强大防患未然，防微杜渐，以主观能动性

    战胜一切可能的潜在危害。

    有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武装，有了“众智”的“御敌”长城，任何潜在

    的“敌人”都撼不动人类了。

    六、《技术垄断》中译本第一版有何遗憾

    《世界是平的》中译本已出两版，仍然风靡。《世界是平的吗？》

    (群言出版社，2006)发起挑战，断言《世界是平的》是一本危险的

    书。我愿在此重申：世界是不平的!

    在“中译者第一版后记”里，我写了这样两段话：“是书翻译过程中，读了一本风靡国内的书《世界是平的》，很有感触。希望读者能够

    兼顾《技术垄断》和《世界是平的》的对立观点。后者表现出极端的技

    术乐观派思想，这固然是需要的。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样，它

    鼓吹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托夫勒多次访问中国，尽享殊

    荣。他的《第三次浪潮》给20世纪80年代蓄势待发的中国人民多大的鼓

    舞啊!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不平的，穷国和富国并不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在追赶先进国家、谋求和平崛起时，‘数字鸿沟’是难以填平的，一日万里的技术发展已经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现实的威胁。即使在唯

    一的超级大国，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也在造成严重的危害。”

    以上批评意犹未尽，实有保留，尚待展开，是为遗憾。

    遗憾何在？当时的编辑认为，我对《世界是平的》的批判与《技术

    垄断》“中译者后记”的主题联系不紧，可能散焦，最好删节。于是，大

    段文字就省略了。

    10年过去了，波斯曼“娱乐至死”的批判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大众文

    化的反思，《技术垄断》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中国的科学界和人文界

    产生了影响。

    2017年3月22日，我应邀在华中师大“博雅论坛”讲“世界不是平

    的”，有机会恢复了10年前删节的文字。

    2017年12月，又应邀为中信出版社修订《技术垄断》，出第二版，终于有机会在此正式恢复以下几段文字，不亦快哉：

    “最近读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深有触动，感慨不

    已，思考良多，既有深表赞同之处，却也不以为然。

    “该书的主题是：全球化把世界推平，使世界在经济上走向信息化、同质化的道路。其深层理念就是技术万能，仿佛数字鸿沟即将填

    平，似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是典型的‘技术

    决定论’，很难苟同。

    “这是一本风靡全球、席卷中国的书，它将对中国的学界和一般读

    者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像当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

    《大趋势》、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

    时代的来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样。”

    除恢复这几段文字外，请容许我再做一点批评。批评的依据是笔者

    1999年11月撰写的文章《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

    适》(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世界是平的》共13章，第2章铲平世界差异、推动全球化的十大

    动因：柏林墙倒塌，网景公司上市，工作流软件，开放资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内包，资讯搜寻，轻科技(类固醇)。全书充满极

    端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比托夫勒的乐观主义还要乐观。一望而

    知，其立论基础是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

    里，是虚拟化的网络世界正在迅速挤压物质的真实世界。其思想是典型

    的“技术决定论”，和波斯曼《技术垄断》的思想是截然对立的。

    以下三段文字取自《和而不同息纷争》：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人类面临许多悖论和困境。一方面是

    福……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有其潜在的弊端。因为它伤害了许多穷国和

    穷人，使他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致使南北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

    “毋庸讳言，全球化的潮流是西方国家发动和主导的，大多数的游

    戏规则都建立在先进国家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甚至就是由它们制定的。

    因此这些东西对它们有利，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

    等领域，莫不如此。资源的分配很不公平，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本来就让它们占用了八九成。新兴的信息资源又几乎让它们垄断。媒体的

    绝对优势也在它们的股掌之中。有人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这个优势对异己

    狂轰滥炸，发动意识形态的‘圣战’，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在平等的旗号

    下，很容易推行经济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

    “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强势文化，但是强势文化不应当是霸道文化。……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全球化不应当是‘可口可乐

    化’‘麦当劳化’‘好莱坞化’，也不应当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要反对

    一切露骨的和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单极化的世界必然是不太平的世

    界，单极化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15日

    [1]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美国语言学家、社会批评家，经常抨击美国

    右翼政客，1957年以《句法结构》成名，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之一。

    [2]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2016)：美国未来学家，著有《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

    潮》《权力的转移》《财富的革命》等。

    [3]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29— )：美国未来学家，著有《大趋势》《中国大趋势》

    《亚洲大趋势》《2000年大趋势》《世界新趋势》等。

    [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著有《美国马克

    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曲折

    的道路》等。

    [5]讲演全文见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年，第43~50页。

    [6]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尼尔·波斯曼序，何道宽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中译者第一版序

    他们(波斯曼的学生)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当然我也

    认为自己是他的后代，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明白自己

    从何而来，也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

    ——尼尔·波斯曼

    这篇序文准备回答6个问题：(1)什么是媒介环境学？(2)麦克

    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3)什么是技术垄断？(4)技术垄

    断为何在美国兴起？(5)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6)今天怎么读

    《技术垄断》？

    一、什么是媒介环境学

    《技术垄断》是媒介环境学的经典之作，是波斯曼媒介批评的三部

    曲之一，其余两部是《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译本已在两年

    前问世。《技术垄断》出版之后，这个三部曲完成了中国之旅，我们研

    究波斯曼和媒介环境学就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了。

    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精神领袖。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

    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1970年，他根据麦

    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办了media ecology的专业和博士点。

    起初，大陆学者和旅美学者包括我本人都把media ecology直译

    为“媒介生态学”，引起了一些混乱。因为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和国内学者创建的“媒介生态学”不是一回事。北美这个学派关心的是

    技术、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国内学者关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体的经营和

    管理，属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

    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批判

    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

    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

    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已然进入传播学的主流圈

    子。

    波斯曼本人给媒介环境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

    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

    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

    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其中包含的生态一词指的是环境研究——研

    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毕竟，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

    息系统，环境调节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环境给我们耳闻目睹的东西提供

    结构，所以，环境就构成我们耳闻目睹的事物的结构。”[1]

    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时代，我们可以

    说，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

    50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2]

    、芒福德、沃尔夫[3]

    、朗格[4]

    等人是先

    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5]

    、哈罗德·伊尼斯[6]

    和马歇尔·麦

    克卢汉[7]

    是第一代，尼尔·波斯曼、罗伯特·洛根[8]

    、沃尔特·翁[9]

    、詹

    姆斯·凯利[10]

    等人是第二代，保罗·莱文森[11]

    、约书亚·梅罗维茨[12]

    、兰斯·斯特雷特[13]

    、林文刚[14]

    、埃里克·麦克卢汉[15]

    、德里克·德克霍

    夫[16]

    等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代。二、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世人对麦克卢汉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所谓“技术(媒介)决定论”，就

    在媒介环境学者内部，也有人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否定这一顶帽子。他的

    私淑弟子保罗·莱文森即为一例。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认识和评价有一

    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他在《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

    化理论》这篇博士论文里断言，麦克卢汉主张“技术决定论”，立即遭到

    麦克卢汉的反驳。1997年，他在《软利器：自然历史与信息革命之未

    来》里判断，麦克卢汉主张“硬”决定论，他本人则主张“软”决定论。到

    了1999年的《数字麦克卢汉》，他大幅度调整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他

    的结论是：麦克卢汉的思想未必是媒介决定论。他说：“如今，用事后

    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

    ——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述他未必是妥当的。”[17]

    他又说：“在这个领域，我和麦克卢汉已经有两点不同。然而殊途而同

    归，我们的结论都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未来。”[18]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笔者对媒介环境学和“技术决定论”，也有一个

    认识过程。我也长期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直到最

    近几年。

    2003年，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当代诠释》(载《四川外语

    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麦克卢汉

    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

    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

    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

    人们之所以误解麦克卢汉，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他的天鹅绝

    唱《媒介定律：新科学》。在与他儿子合著的这本书里，麦克卢汉试图

    一劳永逸地建立有关媒介演化规律的理论，他提出媒介演化的4条定

    律：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他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有这4种功能，都在不断转化之中。这是彻底的辩证法思想，堪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

    定规律媲美，也绝不比黑格尔“正”“反”“合”的定律逊色。如此博大精深

    的辩证法思想怎么能够被贬低为“媒介决定论”呢？

    马克思强调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并以此判断历

    史的走向，有人因此而给他扣上一顶“经济决定论”的帽子，这是不对

    的。同理，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媒介)对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我

    们据此硬说他主张“技术(媒介)决定论”，也是不妥当的。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公开批评过波斯曼主张“技术决定论”，也

    没有一位学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他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不少学者

    暗暗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想象为“技术决定论者”。

    技术是双刃剑、浮士德的交易，利弊皆有，毁誉参半，既是普罗米

    修斯盗取的火种，也是潘多拉打开的盒子，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

    出沉重的代价。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

    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这似乎是尽人皆知的普世真理，其实不然。

    人们对技术影响力的评估之所以有差别，那是因为有人倾向乐观，有人

    倾向悲观，但他们仅仅是对技术利弊的强调有所侧重而已。一般地说，不同的意见并非南辕北辙、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绝对的乐观主义和绝

    对的悲观主义都不存在，人们对技术的乐观、悲观态度，只是程度不同

    而已。有人说，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麦克卢汉倾向于乐观主义，波斯

    曼倾向于悲观主义，这未必是妥当的。

    波斯曼是一个印刷文化人，他坚守印刷文化，警惕电子文化对文化

    素养的侵蚀。令人称奇的是，他终生只用钢笔或铅笔写字，从来不用打

    字机和计算机；他从来不做即兴讲演，也不用提纲对付讲话，他坚持用

    手写的方式书写一切讲稿、论文和书稿，而且写完全文，不用提纲。与

    此同时，他又是讲故事的一流高手，课堂教学令人倾倒，所以我们说，他又是口头文化人。他高扬人文主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

    德关怀，与麦克卢汉自称的道德中立分道扬镳，而且揭示了麦克卢汉言

    论背后深刻的道德关怀和宗教情怀。在这一点上，他不是麦克卢汉“听

    话的孩子”，所以他说：“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里就有强烈的道德判断倾

    向。”[19]

    1982年，波斯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抨击电视文化，捍卫印刷文

    化，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于是人们说，他是悲观主义

    者。

    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戕害，映射电

    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人们似乎更有理由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1992年，他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高呼“狼来了”，揭

    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

    文化的危害。你能说他主张“技术决定论”吗？

    他用这个媒介批评三部曲给我们敲响警钟，那是因为他悲天悯人、忧心忡忡，害怕失去丰饶的文化遗产。

    波斯曼和自己的同事甚至学生论战，他不仅反对“技术决定

    论”和“悲观主义”的帽子，而且反对把社会研究说成是社会“科学”，反

    对把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硬塞进智商测量、民意测验

    等社会研究领域，反对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研究变成所谓社会“科学”。他

    痛恨失去道德关怀的人文社科研究。

    1998年，波斯曼在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

    为“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这既是媒介环境学的宣言书，又是他个人

    的自白书。他借此机会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由来和宗旨，旗

    帜鲜明地张扬媒介环境学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严厉批评

    缺乏道德关怀的倾向。在这里，波斯曼提出4条人文主义原则，用以指导媒介研究和传播

    研究：(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对理性思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媒

    介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3)新媒介在多大程

    度上使人能够获取更多有意义的信息？(4)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

    或有损我们的道德感、我们向善的能力？

    既然他以如此严厉的态度考问技术和媒介，你能够说他是技术决定

    论者吗？

    他在《技术垄断》的压轴戏里宣告：“人类进步的故事是一个乐观

    主义的故事，并非没有苦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令人震惊的一次又一次

    的胜利。”(第188页)你还能够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吗？

    在上述讲话的结尾，波斯曼直截了当地批评与会同事和弟子中忽视

    道德关怀的倾向：“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

    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

    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

    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

    样，你们就错了。”这是他对年青一代学者的善意警告和谆谆嘱托!

    波斯曼是印刷文化人的典范，他对电子技术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

    他主张媒介环境的完美平衡：语言环境、感知环境、媒介环境、多重媒

    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在道德关怀上，他的立场和言论都比麦克卢

    汉更加旗帜鲜明。一句话，波斯曼绝对不提倡“技术决定论”。

    三、什么是技术垄断

    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却又“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

    子”。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学科和博士点，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发扬光大，所以他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他抨

    击“技术垄断”，成为呼号呐喊的旗手，与盲目“乐观派”划清界限，这是

    他“不听话”的主要表现之一。

    他继承了卢梭、梭罗、阿道司·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罗马俱乐部

    悲天悯人、警钟长鸣的传统，仿佛在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他批

    评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保罗·莱文森那种过

    分乐观的调子，所以他在上述讲演中旗帜鲜明地说“你们错了”。

    他阐明技术垄断的危害，认为技术垄断是对传统尤其是对印刷文化

    和文化素养的侵蚀。那么，什么是技术垄断呢？他对技术垄断做了简明

    的界定，追溯其渊源，警惕其走向。以下是他对技术垄断多角度的描

    述：“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

    理之一……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

    术的统治。”(第52页)“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AIDS)，我借用

    这个词来表达‘抗信息缺损综合征’(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第63页)

    和伊尼斯、麦克卢汉一样，波斯曼用技术和媒介的演化来划分人类

    历史。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

    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致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

    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

    他追溯技术和人类文化敌友关系的消长。他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

    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警惕技术对人造成

    的危害。

    他描绘了这种敌友关系的大致走势。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

    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技术不对人构成危害。然而，随着技术的发

    展，技术的潜在危害有加大的趋势。到了技术统治阶段，技术开始向文

    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尚不足以撼动文化而已。遗憾的是，进入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使信息的暴涨失

    去控制、泛滥成灾，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使人难以辨别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甚至使人无所适从，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

    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第130页)。

    技术、媒介和传播有偏向，这样的偏向造成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知

    识垄断。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并发扬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想。波

    斯曼所说的媒介“意识形态偏向”就是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麦克卢

    汉“媒介即信息”的继承和发展。他说：“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

    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

    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

    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这就是麦克卢汉警

    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

    子……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

    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

    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第13~14页)

    波斯曼对技术和文化做了这样的断代：工具使用文化从远古到17世

    纪，技术统治文化滥觞于18世纪末瓦特蒸汽机的发明(1765)和亚当·

    斯密《国富论》的发表(1776)，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

    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人和技术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关系。他认

    为，此时工具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比较好地服务于人的需要。

    (参见第23页)

    到了技术统治文化时期，技术和人的关系开始逆转，但并未完全颠

    倒过来。“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

    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

    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

    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第28页)

    技术统治文化肇始于中世纪的三大发明：时钟、印刷机、望远镜。

    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

    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

    技术统治文化成熟于现代科学和现代产业。他认为培根是技术统治

    时代第一人：“弗朗西斯·培根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

    人……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放到地上……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

    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

    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第35~36页)

    他征引培根和马克思的话作为技术统治文化的佐证。

    培根在《新科学》里讴歌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

    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

    国、一个教派、一颗明星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

    一比高低。”(第36~37页)

    马克思也肯定技术发明的火车头作用。他在《哲学的贫困》里

    说：“手工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

    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第2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他又

    说：“炸药和炮弹发明之后，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

    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

    唱和歌舞随即停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

    道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第21~22页)

    在技术统治时期，文化并没有向技术投降。“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

    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

    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第45页)“技术统治文化……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

    观。”(第47页)

    然而，到了技术垄断时期，技术与人的关系几乎就完全颠倒过来

    了。

    技术垄断的思想肇始于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和巴黎高等技术学院

    的一群科学家。“他(孔德)创建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努力构建关于

    社会的科学。他主张，凡是不能看见和计量的东西都是非真实的，无

    疑，这个主张为后世把人当作客体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第52页)

    技术垄断兴起的标志有三个：(1)汽车大王福特发明装配线，这

    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2)1923年夏天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这是

    上帝造人的失败，生物进化论的胜利；(3)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

    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

    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科学至上主义如日中天，社会研究沦为自然科

    学的附庸。

    他认为，唯科学主义有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是技术垄断论的基

    石：“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

    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第二个观念是，社会

    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个观念

    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

    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第147页)

    技术垄断的现实威胁是：信息的失控、泛滥、委琐化和泡沫化使世

    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

    死。

    电视时代和计算机时代产生了新的知识垄断，电视人和IT人正在形

    成对普通人的巨大优势。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技术，赢家和输家都齐声喝彩的局面是不正常的。“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的情况依

    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使人心酸。”(第9页)“计算机对他们有

    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

    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

    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

    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

    对象。”(第10~11页)

    这是波斯曼描绘的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失控和知识垄断的危害，在

    21世纪初，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就改善了吗？

    四、技术垄断为何在美国兴起

    《技术垄断》的宗旨是描绘并分析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

    危险的敌人。作者对美国的技术垄断持尖锐批评的立场，他认为：“美

    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这是一种年轻的技术垄断文化。我们

    可以假设，它不仅希望只此一家，而且希望把持最发达的地位。因此，它小心提防日本和几个正在努力成为技术垄断文化的国家。”(第48

    页)

    波斯曼从美国的历史、文化、国民性、资源、信念体系的巨变去追

    寻技术垄断兴起的原因。他阐明了4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国民性：“有人把这个特征归结为人口的移民性

    质；有人将其归之于边疆心态；有人归因于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

    源，归因于新大陆无穷的机会；有人归之于普通人享受的前所未有的政

    治宗教自由；有人归之于上述一切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笔者在此只讲

    一点：美国人不相信条件的限制，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对文化本身抱考

    问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助长了极端和鲁莽的技术入侵。”(第53页)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关系密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

    国资本家的天才和胆略……他们基本的理念是，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

    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告诉同胞们，未来不必和过

    去保持联系。”(第53~54页)

    第三个原因是：“20世纪的技术给美国人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便

    捷、舒适、速度、卫生、丰裕等等无不一目了然，前景光明，以至于没

    有理由去寻找成功、创造或效用的任何其他源泉。”(第54页)

    第四个原因是：“原有信念的源头深陷围城……在观念的残垣断壁

    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技术高歌猛进，传统信

    念贬值。”(第54~55页)

    波斯曼的论述与笔者的观点高度契合。1994年，我曾在《论美国文

    化的显著特征》里用4个“i”和2个“h”来概括美国文化的六大特征。现在

    看来，这些特点都推动了技术垄断在美国的兴起。[20]

    兹将这些特点概

    括如下，以为呼应。

    移民国家(land of immigrants)使美国成为世界人种、民族和文化

    的博物馆，带来了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个体本位(individualism)的

    思想登峰造极，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的体制产生惊

    人的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杂交文化(hybrid culture)保留了各

    种父本和母本的优势，既产生主流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

    (WASP)的均质文化(homogenous culture)，又保留了丰富多元的文

    化即非均质的文化(heterogenous culture)。均质文化和非均质文化的

    张力形成各色各样的矛盾(incongruities)。

    这个朝气蓬勃的文化咄咄逼人、征服自然、迷信技术、迷信科学、一切讲究实证、缺乏思辨精神、大胆斩断传统、充满冒险魄力，所以它

    造成了波斯曼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信息控制机制的崩溃。波斯曼讥讽狂热的技术爱好者，说他们是“独眼龙似的先知”，嘲弄

    他们把技术当美人：“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术，白璧无

    瑕，对未来没有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

    们打交道。”(第7页)他担心信息失控使世界难以把握：“信息不是利

    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

    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

    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第71页)

    他追溯了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垄断和信息泛滥、信息失控、信息委

    琐化，对悠久文化符号的丧失扼腕痛惜。他描绘了400多年来信息革命

    的5个阶段：印刷机、电报、照相机、广播、计算机。由于本书完成于

    1992年，1995年以后的信息革命未能进入他的视野，网络、手机、类人

    机器人、虚拟空间产生的超乎想象的信息革命，必须要靠我们来研究和

    补充。

    他列举信息控制的八大机制——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宗教、《圣经》、马克思主义，分析这些控制机制崩溃的原因，指出信

    息泛滥的危害。“在技术垄断盛行的环境里，信息和人的意旨之间的纽

    带已经被切断了……数量难测，速度惊人，但从理论、意义或宗旨上看

    却是断裂分割的……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如果信息过剩，信息

    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

    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第69~70页)

    他揭示用技术控制技术所产生的恶性循环：“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

    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

    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第72页)

    他揭示大量“软”技术的偏颇和欺骗性。智商测试、学习能力测试

    (SAT)、标准化形式、分类法、民意测验、官僚主义都是维护技术垄

    断的技术手段。由于盲目的技术崇拜、唯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家”披上了“神父”的神秘色彩。这些心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

    家“把罪孽叫作‘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

    变成了医学概念。”(第90页)

    五、什么是波斯曼的警世危言

    从第六章到第九章，波斯曼缩小范围，把批判技术垄断的矛头集中

    指向医疗技术垄断、计算机技术垄断、语言的意识形态偏向和唯科学主

    义。在第十章里，他惋惜传统文化符号的流失。在第十一章里，他号召

    人们抵制并抗击技术垄断。

    技术垄断在医疗工作中的表现是：医疗设备越来越好，医术却不一

    定提高，医患关系不一定和谐，医疗事故不一定下降。医患双方都过分

    迷信技术设备，医生的倾听和经验的判断、患者的主诉，似乎都不再重

    要了。

    他揭示美国医疗技术垄断形成的三个因素：“美国国民性偏向于咄

    咄逼人的进取性，很容易适应医疗技术，此其一；19世纪的技术统治论

    执着于发明，充斥着进步观念，完成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发明，此其

    二；美国文化完成了重新定向，使技术进取笃定成为医疗实践的基础，此其三。”(第102页)

    计算机的“普适性”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是因为：“(1)计算机的

    用途多得数不清；(2)计算机整合进了其他机器之中，因此我们难以

    将计算机技术推进的理念从其他机器里分离出来。”(第107页)正是因

    为“计算机‘无所不在’，它就迫使人尊敬它，甚至要忠于它，它主张在人

    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扮演无所不包的角色。有人坚持认为，否定计算机在

    广阔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愚蠢之举”(第119页)。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一是言必称计算机。“计算机显示……”或“计

    算机断定……”就是技术垄断论的语言。(参见第115页)

    计算机崇拜的表现之二是迷信人工智能。有人认为，计算机无与伦

    比、近乎完美、具有思维能力，把计算机的功能凌驾于一切人类经验之

    上，支持它君临一切的主张。然而事实上，机器不可能感知，也不可能

    理解，人工智能不可能产生创造意义、具有理解力和情感的动物。(参

    见第112页)

    在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对机器人的迷信愈演愈烈。这个演变过程的

    三部曲是：人有点像机器——人很像机器——人就是机器。(参见第

    112页)

    波斯曼现身说法，批驳计算机万能。他终生不用打字机，也不用计

    算机，他数以十计的书和数以百计的文稿全部是用左手握笔在纸上书写

    完成的。他的口才极好，诙谐、幽默、机敏，很善于讲故事，在这一点

    上，他很像麦克卢汉。然而，他和麦克卢汉又迥然不同，麦克卢汉很少

    动笔书写稿子，而是喜欢口头发挥，波斯曼却喜欢工工整整地手写完成

    所有的讲稿。他极好的口才和授课的能力，有莱文森的推崇为证。莱文

    森称波斯曼是自己的精神教父，又把《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献给他，其献辞是：“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

    波斯曼认为，计算机固然有助于写书，但写书不一定非用计算机不

    可：“我并不是说，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师妥当地使用LOGO语言，它也

    无助于事，但如果你要说，经验丰富的老师使用铅笔加纸张或言语写

    作，他的效果也不如LOGO语言的效用，我就要表示怀疑了……有人会

    说，写明快、简洁而时髦的散文和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没有关系。有些

    学生不相信，我们不用计算机做文字处理还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却

    想说，用了文字处理机也未必能写好。”(第120页)

    他认为，把官僚主义作为抵御信息失控的手段是饮鸩止渴；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痼疾，不解决问题，反而造成问题。他借用C. S. 刘易

    斯的话说，官僚主义是魔鬼的技术表现：“最大的邪恶不是在狄更斯喜

    欢描绘的‘罪窝’里，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最大的邪恶从构

    想到制定(提案、附议、通过、完善条文)，却是在窗明几净、铺着地

    毯、温暖舒适、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完成的。”(第84页)

    波斯曼独具只眼，批判滥用“软技术”和统计学的现象。一个极端例

    子是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对数字有病态的浪漫情怀，是这种白

    痴形式的始作俑者。”高尔顿把统计数字用于“优生学”，用统计数字制

    作不列颠的“美人分布图”。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的刘易斯·特尔

    曼，他用统计数字测量死者的智商，得出了荒诞的结论：查尔斯·达尔

    文的智商只有135，哥白尼的智商只在可怜的100~110之间。(参见第

    129~130页)

    波斯曼借用斯蒂芬·杰·戈尔德的《人的误测》揭示智力测验和选美

    的三个误区：数字的神化、数字的排序和数字的偏向。以选美的三维尺

    寸为例，若以大胸豪乳为美，其貌不扬的歌唱家多莉·帕顿就是绝代佳

    人，好莱坞的偶像明星奥黛丽·赫本反成了平胸的丑女。

    他剖析民意测验存在的4个问题，告诫人们不要过分迷信和依赖民

    意测验：第一个问题是调查提问的形式，第二个问题是调查掩盖舆论形

    成的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调查忽略人们对问卷课题的了解，第四个问题

    是调查颠倒了政治领袖的责任和选民的责任。(参见第133~136页)

    他告诫人们警惕统计数字产生的“信息失控”“信息泛滥”和“信息委

    琐”。这是因为统计数字把所有的信息放在平等的水平上，统计学和计

    算机携手时，公共话语中就产生大量的垃圾。(参见第136~137页)

    他认为，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研究当作“科学”是对科学一词的滥用，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且产生混乱。他认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别若天

    壤，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他指出，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最大差别之一是：科学研究发现东

    西，社会研究不发现任何东西，而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

    重述的东西。所以他在《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

    说：“读者也许注意到，我介绍麦克卢汉的所有文字中，都找不到记者

    们常用的一个词——原创性。我没有用这个词，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他具

    有原创性。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他的重要地位。首先，搞社会研究的

    人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因为他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小东西。他们仅

    仅是重新发现曾经为人所知、后来被人遗忘了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

    需要有人再来说一说而已。”[21]

    他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研究和文学的4点差异：“科学、社会研究和

    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

    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从大多数方面来

    看，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

    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第159页)

    他抨击不知天高地厚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

    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

    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

    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

    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

    是他们自己在说话。”(第161页)

    他抨击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

    题，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

    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

    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

    包含了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

    种虚幻的信仰……唯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论的大错觉。”(第161~162

    页)他痛惜传统符号的流失，所以他主张：“任何教育都不能够忽视

    《创世记》《新约全书》《古兰经》《薄伽梵歌》这样的圣典。每一种

    圣典体现的风格和世界观透露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信息，都堪与任何文字

    匹敌。除这些圣典之外，我还想加上《共产党宣言》，认为把它纳入圣

    典是合情合理的。”(第198页)

    六、今天怎么读《技术垄断》

    在《技术垄断》压轴的一章里，波斯曼给“爱心斗士”画像，以绝不

    妥协投降的姿态向技术垄断发起进攻。他呼吁用人文教育和道德关怀来

    对抗技术垄断。

    笔者在《和而不同息纷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载《深

    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里，论点之一是全球化的分层理念，认

    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人类发展进程，这是一般人

    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经济全球化，而对

    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分层研究却不甚了了。于是，我仔细剖析了全球化的

    7个层次：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

    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按照这个分层理论，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最

    容易实现，经济全球化次之，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最难。我对此做了进

    一步的阐述：“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化的分层理论？这是为了给一些人一

    剂降压药，使之不至于头脑发热，血压太高。也许会有少数狂徒企图抹

    杀文化差别，企图把自封的标准强加于人。人类学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

    论。它使人一望而知、一看就懂：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

    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

    识、文化意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

    化的东西。”我们应该牢记波斯曼的警世恒言，用批判的态度来考问技术发展和

    全球化。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07年1月13日

    [1]转引自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214页。

    [2]格迪斯(Sir Patrick Geddes，1854—1932)：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和

    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师从赫胥黎，在印度、巴勒斯坦、美国、墨西

    哥和苏格兰等地任职、研究，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观点提出新的城市规划学说，著有《城市发

    展》《演变中的城市》《性的演进》等。

    [3]沃尔夫(B. L. Whorf，1897—1941)：美国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大师，与老师萨丕尔一

    道提出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代表作有《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4]朗格(Susanne K. Langer，1895—1982)：德裔美国人，著名哲学家、符号论美学代表

    人物之一，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校任教，主要著作有《哲学新解》《情感与

    形式》《哲学实践》《符号逻辑导论》《艺术问题》《哲学断想》《心灵：人类情感论》等。

    [5]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Alfred Havelock，1903—1988)：美国古典学家、媒介环境学

    家，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几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执教，是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多伦多

    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著有《柏拉图导论》《缪斯学会写字》《希腊的拼音文字革命及其文

    化影响》《希腊政治的自由秉性》《西方书面文化的源头》等。

    [6]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加拿大经济学家、传播学家，多伦多大学

    教授，媒介环境学奠基人，著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等。

    [7]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又最具争议

    的媒介理论家，媒介环境学第一代旗手，著书十余种，代表作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

    《谷登堡星汉璀璨》《媒介定律》等。

    [8]罗伯特·洛根(Robert K. Logan，1939— )：加拿大物理学家、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思想

    圈子的核心成员、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曾任老特鲁多总理的科学顾问，著有《字母

    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的误读：如何矫

    正》《第五语言：学会在计算机时代生存》《第六语言：学会在互联网时代生存》《心灵的延

    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物理学的诗学》《什么是语言？》《图书馆的未来》等。

    [9]沃尔特·翁(Walter Ong，1912—2003)：美国古典学者、传播理论家、媒介环境学第二

    代代表人物，著有《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语词的在场》《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等。

    [10]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美国新闻学家、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第

    二代代表人物，著有《伊尼斯与麦克卢汉》《作为文化的传播》等。

    [11]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 )：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大学教授、社会

    批评家，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媒介环境学第三代代表人物，媒介环境学会顾问。媒介理论著

    作有《思想无羁》《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真实空间》《手机》《学习赛博空间》等，创作科幻作品20余种。

    [12]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49— )：美国传播学家，代表作有《消失的

    地域》等。

    [13]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1957— )：美国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会会长，代表作

    有《麦克卢汉的遗产》等。

    [14]林文刚(Casey Man Lum)：美国传播学家、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编著的代表作有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和多维视野》《寻找声音：卡拉OK与美籍华人身份的构建》《代代传

    承：文化身份的维持》《我们的声音：文化、族裔身份和传播》《世界卡拉OK研究：全球技

    术、地方歌声》等。

    [15]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1942—2018)：加拿大传播学家，20世纪60年代和

    70年代担任父亲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助手，编辑麦克卢汉《预警线通讯》，与其父合著有《媒介

    定律：新科学》，与他人合编《麦克卢汉精粹》，参与主持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中心”工作，主持金科出版社(Gingko Press)推出的“麦克卢汉丛书”。

    [16]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1944— )：加拿大传播学家，曾主持多伦多

    大学“麦克卢汉中心”工作，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

    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17]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6

    页。

    [18]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2

    页。

    [19]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史》，尼尔·波斯曼序，第3页。

    [20]何道宽：《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载《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新华文

    摘》，1994年第9期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文化研究》，1994年第5期转载。

    [21]转引自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第4页。作者自序

    1959年，查尔斯·斯诺爵士(Sir Charles 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

    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书名既是

    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里德讲座的题名，也是其主题。该讲座旨在阐明他

    洞悉的当代重大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对立。更加准确地说，他想阐述文

    人(有时称为人文主义者)和物理科学家难以调和的敌对态度。甫一问

    世，该书即引起小小的轰动(大概相当于里氏震级2.3级吧)，部分原

    因是他坚定地站在科学家一边，使人文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和机会反唇

    相讥，提出尖锐、有趣而难听的反驳。不过，这场论战时间不长，所以

    他的书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结果很有道理。查尔斯爵士提出

    错误的问题，进行错误的论辩，因而做出了文不对题的回答。人文主义

    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不存在争吵，至少不存在足以使多数人感兴趣的争

    吵。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感谢斯诺先生，因为他注意到一个事实：确

    实存在两种文化，而且两者尖锐对立，因此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论

    战。他太关注教员俱乐部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不满情绪，对从未栖身这种

    俱乐部的人的生活则关注不够。倘若他对教员圈子的关注少一点，对普

    通人的关注多一点，他必然会明白，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

    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这不是说，“除他之外

    的每个人”都认识到问题所在。事实上人们相信，技术是忠贞不渝的朋

    友，原因有两个。首先，技术的确是朋友，它使生活更容易、更洁净，使人的寿命更长。谁还能向朋友提出更多的要求呢？其次，由于技术和

    文化有长期、亲密且必然的关系，它就不招引人去仔细检查技术的后

    果。这样的朋友要求你信赖和顺从，多数人往往抱这样的态度，因为技

    术给人的馈赠实在是非常丰盛。然而，这位朋友却有阴暗的一面，它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有戏剧性的语言来

    表述，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

    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

    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

    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

    饱学之士：刘易斯·芒福德[1]

    、雅克·艾吕尔[2]

    、赫伯特·里德[3]

    、阿诺

    德·盖伦[4]

    、伊万·伊里奇[5]

    等。斯诺先生文不对题的论述使围绕技术的

    论战一度中断，但围绕技术的论战硝烟不绝，到了当代反而更加紧迫；

    美国人在伊拉克战争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技术优势，于是，围绕技术的

    论战就更加挥之不去。我不是说这场战争没有道理，也不是说战争技术

    被人滥用，我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证实了一个灾祸临头的念头：在和平

    年代和战争中，技术都是我们的救星。

    [1]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

    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主要靠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著作数十部，代表作有《技艺

    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乌托邦的故事》《黄金时刻》《褐色的几十年：美国艺

    术研究》《人必须行动》《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操守》《艺

    术与技术》《以心智健全的名义》《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技术与人类发展》《机

    器的神话之二：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解译和预言》，获美国自由勋章、美国文学

    奖章、美国艺术奖章、英帝国勋章。——中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中译者注，以下不再标出)

    [2]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法国哲学家、技术悲观主义者，持技术决

    定论，著有《无政府状态与基督教》《城市的意义》《西方的背叛》《新的魔鬼》《技术社

    会》《资源的伦理》《宣传》等。

    [3]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英国诗人、艺术批评家和美学家，艺术评

    论杂志《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的编辑，著书60余部，要者有《艺术的真谛》

    《西方现代美术简史》《现代艺术哲学》《纯真的眼睛》《艺术与产业》《艺术与社会》《艺

    术教育》等。

    [4]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著有《意志自

    由的理论》《国家与哲学》《人的本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原始

    人与后来的文化》《时间—图像》《人类学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道德与超级道德》《洞见》等。

    [5]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1926—2002)：奥地利裔美籍作家、教育家，著有《废除学

    校教育的社会》《医学的局限：医疗的报复》等。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评判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里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

    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罗[1]

    的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往往沦为工

    具的工具；对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其他传说难以

    与之匹敌。苏格拉底向斐德罗讲述的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有一次，塔姆

    斯款待朋友特乌斯(Theuth)。特乌斯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数字、计

    算、几何学、天文学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这些发明，主张把这些发

    明向埃及人宣传，让人人都用上这些发明。苏格拉底的故事接着说：

    塔姆斯询问发明的用途，特乌斯如数家珍，逐一道来。塔姆斯根据

    自己的判断，按照特乌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历数塔姆斯对特乌斯

    全部发明表示的赞同与否定，难免太费时间，只说文字这个发明吧。特

    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

    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

    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

    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

    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

    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

    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

    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

    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

    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

    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

    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2]

    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

    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

    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这没

    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

    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尽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

    并没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处，而且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这本来

    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从这个传说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这样的教益：认为技

    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

    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

    当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对那些愿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们身处狂热特乌斯们的包围之中，周围满是独眼龙似的先知，他们只

    看到新技术之所能，想不到新技术帮倒忙的后果。我们不妨把这些人称

    为技术爱慕者(technophiles)，他们就像情人看西施那样看心爱的技

    术，白璧无瑕，对未来不怀丝毫的隐忧。这些人是危险的人，我要小心

    翼翼地和他们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独眼龙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

    说人家对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评头论足的方式)议论新技术

    带来的包袱；对新技术提供的机会，他们却三缄其口。技术爱慕者应该

    为自己辩护，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我自卫的立场则是，有的时候，我

    们需要不同的声音，以缓和成群结队的技术爱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闹。倘

    若你要出错，站在塔姆斯怀疑主义一边犯错误似乎是更为可取的。当

    然，这样的错误毕竟是错误。我不妨指出，除了对文字的评判之外，塔

    姆斯对其他发明的评判并没有错。如果再读一遍这个传说，你或许会注

    意到，他对特乌斯的每一种发明的评论都兼顾利弊、亦臧亦否。这是因

    为每一种文化和技术的关系都必然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无论他是否意识

    到这一点。磨合的过程就是交易的过程，技术和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给

    予、亦有索取。聪明人深知个中道理，戏剧性的技术变革很难得给他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来都不会使他们欣喜若狂。弗洛伊德[3]

    对这个问题

    的论述即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Discontents)里，他说：

    你会问：如果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听见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声音，如

    果我能够尽快知道朋友经过艰苦的长途旅行已经平安抵达目的地，难道

    我不会为此而更加快乐吗？难道这不是明白无误的幸福吗？医学成就使

    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使产妇感染的危险大大减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寿

    命明显地延长——难道这没有重大的意义吗？

    弗洛伊德很清楚，我们不能够低估技术进步和科学进步的意义，所

    以他在卷首就承认科学技术进步的意义。但是在这段话的结尾，他提醒

    我们注意科学技术进步的副作用：

    倘若铁路没有克服空间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我就不需

    要打电话听他说话；倘若跨洋旅行的技术没有开发，我的朋友就不会坐

    海船旅行，我就不需要打电报来舒缓对他是否平安的担心。婴儿死亡率

    的降低给我们的生儿育女强加了诸多限制，以至于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

    况下，我们生育的孩子并不比讲究卫生之前多。与此同时，这又给我们

    婚后的性生活造成诸多困难……最后要问，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

    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4]

    在历数技术进步的代价时，弗洛伊德遵循的路线使人感到压抑。他

    同意塔姆斯的评论：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

    善。技术爱慕者无疑会反驳他说，生活一直是没有欢乐的荒原，充满苦

    难，然而电话、远洋邮轮尤其卫生习惯的普及不仅能够延年益寿，而且

    使生活更加宜人。毫无疑问，这是我会提出的论点(证明我不是恐惧技

    术的独眼龙)，不过此刻我们不用追求这个观点。我把弗洛伊德拽到这

    里来参与会话，仅仅是为了证明，即使他这种愁眉紧锁的智者在批评技

    术时，也必须以承认技术的成就为开场白。倘若塔姆斯法老像他的名气

    那样充满智慧，他在对文字的价值做出评判时，就会预见到文字开创新局面的力量。在衡量技术变革时，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冷静。

    塔姆斯的疏漏就谈到这里。另一种疏漏值得我们注意，但这种疏漏

    不是错误。文字不是中性的技术，文字的利弊取决于人利用文字的方式

    ——塔姆斯把这个道理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道理

    说出口。他知道，任何技术的用途多半是由技术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

    说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塔姆斯关心的不是人们会写下什

    么内容，而是人们要使用文字这种技术。凭空想象塔姆斯会用今天标准

    化的技术爱慕者那种方式对人们提出忠告：只把文字用来生产某些文

    本，而不是生产其他文本(比如用文字写戏而不是写历史或哲学)，文

    字的破坏性就会降到最低限度——那实在是荒唐之举。他会认为，这样

    的意见实在是天真至极。我想，他可能会允许人们把某一种技术拒之门

    外。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

    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

    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

    眼睛看它的利弊。

    我们可以从塔姆斯的沉默推导出以上的意思。不过，我们从他说出

    口的话学到的东西比较多，从他没有言说的东西学到的道理则要少得

    多。比如他说，文字会改变“记忆”和“智慧”的意义。他担心，人们会把

    记忆的意义和他鄙视的“回忆”的意义混为一谈。他担心智慧和纯粹的知

    识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

    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

    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

    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意识地给英语添加了

    数以千计的表达新技术的新词汇，比如VCR、比特、软件、前轮驱动、机会之窗、随身听，等等。它们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错愕。新事物需要新

    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修正旧词汇也就是修正语义

    深深扎根的词汇。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

    思。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如今的

    电视和计算机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诸如此类的变化接连不断地发

    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词汇学家不需要在

    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写小部头的书来解释真正发

    生的词义变化，学校不注意词义的修正。然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

    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

    们的地方——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

    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所有

    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

    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技术变化的事实需要我们做一些阐述，我将在稍后的一章里回到这

    个主题。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塔姆斯的评判里另外挖掘几条原理，这

    些原理需要费一点笔墨，因为它们是以下几章论述的预兆和铺垫。比

    如，塔姆斯警告说，特乌斯的弟子获得的智慧可能会名不副实。他的意

    思是说，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

    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事实隐含的命题有多种不同

    的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

    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

    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在

    《传播的偏向》里，伊尼斯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例，说明新技术如何摧毁

    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一种新的知识垄断，即由另一群人来把持的知识

    垄断。换句话说，一种新技术的利弊长短不会势均力敌。仿佛是游戏，有输家也有赢家。在许多情况下，输家出于无知为赢家欢呼雀跃，现在

    的情况依然如此；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让人心酸。

    以电视为例。在美国，电视扎根之深超过其他国家，许多美国人认

    为电视是上帝的恩赐；那些待遇优厚、志得意满的电视人，那些主管、技师、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娱乐节目主持人，尤其觉得电视是天大的恩

    赐。这样的人形成新的知识垄断，他们为自己欢呼喝彩、捍卫自己的地位、张扬电视技术，这并不令人奇怪。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

    题，电视可能会逐渐终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尾随印刷机出现

    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400年来，教师一直是

    印刷术创造的知识垄断的组成部分，他们正在目击这种知识垄断的解

    体。看来，对于如何防止这样的解体，他们多半是无能为力的；老师们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热情洋溢，这实在是和情理相悖。这样的热情老是让

    我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之交时的铁匠，他们赞美汽车，而且相信汽车会促

    进他们的营生。我们现在知道，汽车没有促进铁匠的生意，反而使他们

    的生意过时，或许一些头脑清醒的铁匠预感到末日的来临。即使这样，他们又有什么回天之力吗？除了哭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中，我们遭遇到类似的情况，这里同样

    是既有赢家，也有输家。毋庸置疑，计算机加强了大规模组织机构的权

    力，军队、航空公司、银行或税务机关就是这样的机构。同样清楚的

    是，计算机对高层次的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已经成为

    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计算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广大的群众有好处呢？

    计算机已经侵入钢铁工人、菜店老板、学校教师、汽修工人、音乐人、砖工、牙医等大多数人的职业，计算机对他们有多大的好处呢？他们的

    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更容易被人追踪搜寻、被人控制，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审查，他们对有关自己的决策日益感到困惑不解；他

    们常常沦为被人操弄的数字客体。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

    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和政治组织猎取的对象。学校教他们的孩子操

    作计算机化的系统，而不是向孩子们传授更加珍贵的知识。总而言之，孩子们需要的东西几乎不会送到他们手中。输家之所以输，其奥妙就在

    这里。

    赢家怂恿输家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计算机技术，这本在意料之中。

    这就是赢家获胜之道，于是，他们有时就对输家说，有了个人计算机之

    后，一般人就更容易做好收支平衡，就更容易查找营养食谱，就会使自

    己的购物单更加合乎情理。他们还告诉输家说，你们的生活会安排得更有效率。至于效率是按照谁的观点衡量的，他们则三缄其口，避而不

    谈，他们也不说输家会付出什么代价。倘若输家持怀疑态度，赢家就喋

    喋不休地宣扬计算机的神效，把输家搞得晕头转向；计算机的神效和输

    家生活质量的关系，只能够说是勉强沾边的，但这些工具的魅力却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的结果是输家败下阵来，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掌

    握新技术的人有专门的知识，而专门的知识是一种智慧，这也是塔姆斯

    的预言。这些新技术大师也相信自己的智慧，这同样是塔姆斯的预言。

    结果，有些问题就无人问津。比如，技术赋予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自

    由？谁的力量和自由又会被削弱？

    或许，我的表述使这样的结果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密谋，仿佛赢家对

    输赢的一切成竹在胸。不过，实际发生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种情况

    是，一些文化具有民主精神，其传统比较弱，且容易接受新技术，于是

    人人都倾向于热情欢迎新技术，都相信新技术最终会使人人平均受益。

    美国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人对新事物的贪求没有止境，这样的幼稚信

    念随处可见。事实上，美国人很难把任何社会变革看成是赢家输家皆可

    获利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的乐观主义，这在大量的文

    献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在技术产生的社会变革中，企业家利用了普通

    美国人的乐观主义，他们竭力灌输大家共享却不太可能实现的希望。他

    们心里清楚，从经济上来看，揭示技术变革的代价不是明智之举。所以

    你不妨说，倘若有什么密谋的话，这个密谋就是美国文化自己给自己添

    麻烦的密谋。

    此外更重要的是，技术闯进一种文化时，谁是最大赢家，谁又是最

    大输家？这个问题并非一目了然，至少在初始阶段并不是很清楚的。这

    是因为技术引起的变革即使并非绝对神秘，至少是难以细察的，甚至可

    以说是难以预料的。最难以预料的后果可以说是技术引起的意识形态变

    革。塔姆斯告诫特乌斯说，使用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而不是内

    心的资源，他们接受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塔姆斯发出这

    样的警告时，心中想到的就是意识形态变革。其意思是，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内心的思维习惯，一种文化对

    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这种感觉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

    合理、何为必需、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变革是

    用旧语词的新意义表达的，我将对这个问题暂时存而不议，留待稍后阐

    述美国当前宏大的意识形态变革时再去讨论。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

    子说明，新技术如何造成“真实”的新观念，说明这个过程如何瓦解老观

    念。这个例子是给学生的试卷评分的惯例，表面上看，这个惯例无害。

    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个做法自然而然，所以我们难以觉察它隐而不显

    的含意。我们难以想象，我们判分的数字和字母是一种工具；更难以想

    象，我们用这种技术去评判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是在做某种奇特的事

    情。事实上，初次给学生评分的事情发生在剑桥大学，那是1792年；发

    明者是一位名叫威廉·法里希的老师。[5]

    无人熟悉这位老师，听说过他

    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他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的思想进行量化的价值判

    断。这个做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们自此尝试用数学观念来构建现

    实。倘若可以用数字来判定思想的品质，那么用数字来判定慈悲、爱

    心、仇恨、美好、创新、智能甚至心智健全的品质，都是可能的。伽利

    略说，自然的语言是数学语言，他没有把人的情感、成就或洞见包括在

    内。然而，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这些概念包括在内。我们的心

    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发现，如果不用数字，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

    进行。他们相信，如果不用数字，连获取或表达正宗的知识都是不可能

    的。

    我在这里不会说这个念头愚蠢或危险，只想说这个观点很奇怪。更

    加奇怪的是，我们许多人居然不觉得它奇怪。说某人应该干得更好因为

    他的智商是134，说某人的灵敏度是7.2度，说一个人论资本主义兴起的

    文章应该得A-，另一个人的文章应该得C+——对伽利略、莎士比亚或

    杰斐逊来说，这一切都像是胡言乱语。我们之所以觉得这种做法有意

    义，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数字这种技术，因而看世界的方式和他们

    不一样。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理解各有不同。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

    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

    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这就是麦克卢汉警语“媒介即信息”的意思。这也是马克思的意思，他说：“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我

    们通过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特根斯坦论述我们最重要的

    技术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且是思想的

    驱动器。这就是塔姆斯想要使特乌斯明白的道理。简而言之，这是一种

    历史悠久、永世长存的智慧，其最简单明快的表现是古老的箴言：在手

    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不必太死守字面的意思，我们就

    可以引申这个自明之理：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

    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

    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字。

    然而，这一切预设的偏见(prejudice)在技术起步时并非总是一望

    而知的。在技术变革中，谁也不可能预先就谋划好成为赢家，其道理就

    在这里。比如，机械时钟的发明最终会推进谁的利益和世界观呢？谁也

    不可能预见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时钟的发明肇始于12、13世纪的本笃会

    修道院[6]。这个发明的推动力是使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或多或少有章可

    循，首先是每日7次敲钟报时的制度。钟声表示读经礼拜的时辰；时钟

    技术提供准确的时间让修士做功课。这个功能是完成了。然而修士们没

    有预料到，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是要求他们起居修炼同步进

    行、控制他们的工具。到了14世纪中叶，时钟走出了修道院，给工人和

    商人的生活提供准确的计时。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钟表使按部就

    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总之，如果没

    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7]

    悖谬、奇怪而神奇的是，发

    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

    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实在是出人意料。许多人认为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新技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然而一

    无例外，难以预料的后果却横亘在他们的路上。即使技术发明人也不可

    能是可靠的未来先知，塔姆斯发出的正是这样的警告。比如，无论怎么

    说，谷登堡[8]

    都算得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倘若他听见路德[9]

    的异

    端邪说，他一定会十分震惊。路德把印刷术说成是“上帝最大的恩赐，是推动商业福音的力量”。路德懂得的道理，谷登堡却一窍不通。路德

    知道，《圣经》进入了每个主妇的厨房以后，每一位基督徒就成了自己

    的神学家，还可以说成了他自己的神父，更加准确地说，按照路德本人

    的观点，每一位基督徒就是他自己的教皇。在宗教信仰的统一和多样的

    斗争中，印刷机偏爱的是信仰的多样性。我们可以认为，谷登堡做梦也

    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塔姆斯深知发明人受到的局限，他深谙发明的社会心理偏向，即意

    识形态偏向。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对谷登堡这样说：“谷登堡，你真是发

    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

    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印刷术也是这样；你是印刷术之父，你喜爱自

    己的孩子，所以你认为，它会推进教皇的事业，然而实际上，它会在教

    徒之中播下不和的种子，它会损害你热爱的教会的纯正，摧毁教会的垄

    断。”

    我们可以想象，和他对特乌斯的回答一样，塔姆斯也会向谷登堡指

    出，谷登堡新发明的印刷机会造就大群的读者，但这些人“接受的将是

    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

    不是真有智慧”。换句话说，阅读将与过去的学习形式一争高下。这是

    我们能够从塔姆斯的评判演绎出来的有关技术变革的另一条原理：新技

    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

    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

    有一种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

    样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竞争。这样的竞

    争不仅仅是工具对工具的竞争，不仅仅是字母表对会意文字的攻击、印刷机对插图手抄本的攻击、摄影术对绘画艺术的攻击、留声机对印刷术

    的攻击、电视对印刷词语的攻击。在媒介互相争斗杀伐时，它们的竞争

    还是不同世界观的冲突。

    在美国，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冲突；在政治、宗教、商业里

    随处可见，但在学校里看得最清楚。在学校里，两种强大的技术毫不妥

    协地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学生的头脑。争夺的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解说、客观性、超脱和纪律。另一方是电

    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历历如在眼前的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

    向，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造成惨重的伤亡；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在简单的段落里都

    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不能静下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就是

    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这些儿童之所以打败仗，并不是因为他们愚笨，而

    是因为他们背后正在进行的媒介之战，是因为他们站到了错误的一方，至少是暂时站错了队。谁知道25年后的学校像什么样子呢？50年后的学

    校又像什么样子呢？到那时，现在成绩不好的学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优

    秀学生，而现在的优秀生说不定会被认为是残障生吧——这些优秀生有

    可能会反应迟钝，太超脱，缺乏激情，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心理上构

    建现实的画面。请琢磨塔姆斯这句话：“自以为有智慧的自负”——即通

    过书面词语获得的非真实的知识，这样的自负最终成了学校珍惜的最明

    显的知识形式。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知识形式必须永远得到很高

    的评价。

    再举一例。计算机进课堂时，我们打破的是400年的休战，对垒的

    一方是口语养成的群居性和公开性，另一方是印刷词语培养的内省和独

    处。口语倚重的是群体学习、合作和社会责任感；塔姆斯认为，这是地

    道的传授和真正的知识交流所必须依靠的语境。印刷术强调的是个体化

    的学习、相互竞争和个人独立。400年来，老师们一方面强调印刷文

    字，同时又容许课堂上使用一定程度的口语交流，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实现了两种学习形式的和平相处，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一种学习方法

    的价值。现在轮到计算机登场了，它重新高举个人学习、独立解决问题

    的旗帜。计算机在教室里的普及会不会一劳永逸地战胜集体口语的一切

    主张呢？计算机会不会把自我中心(egocentrism)提到美德的高度呢？

    这些问题是技术变革使人想到的问题。如果你像塔姆斯一样看问

    题，你就能够把握这个道理：技术竞争点燃的竞争是全面的战争，换句

    话说，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事活动范围。倘若这个比

    方太残忍，我们可以试用一个比较温柔、和蔼的比方：技术变革不是数

    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我所谓的生态就是环境科

    学家所谓的生态。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把毛毛虫从它栖息

    的环境里清除掉时，剩下的环境并不是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你得到

    的是一个新环境，你重新构建了生存的条件。同理，你把毛毛虫放进一

    个没有毛毛虫的环境时，整个环境也为之一变。媒介环境运行的机制也

    是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到

    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50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

    加。那时的欧洲已截然不同。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

    美国；电视给每一场政治运动涂抹了一种新的颜色，使每个家庭、每所

    学校、每个教会、每种产业都带上了新的色彩。媒介的竞争之所以激

    烈，其道理就在这里。每一种技术都有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

    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其生存竞争反映的世界观的竞争就更不用

    说了。因此，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

    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

    题，所以当教育工作者问，学生用计算机学数学的效果是否胜过用课本

    学数学的效果时，我们从这个问题里学到的东西等于零，其原因就在这

    里。同理，如果商人问用什么手段能够销售更多的商品，如果牧师问用

    电视布道影响的人数是否会超过用广播影响的人数，如果政客问用不同

    媒体发表讲演会取得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是学不到任

    何东西的。这些问题只对提问题的人有直接的价值，它们反而会转移我

    们的注意力。它们涣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新媒介引起的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危机。

    也许打一个比方会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要害。谈到诗歌的意义时，T.

    S. 艾略特[10]

    说，诗歌外在内容的主要用途是“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分

    散他的注意力，使他安静，以便让诗歌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就像敲门贼

    总是随身携带滋味鲜美的肉团来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一样”。换句话

    说，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牧师、政客提出那些具体的问题时，他们就

    像看门狗，他们享用肉团时，敲门贼已经把房子洗劫一空了。也许，其

    中一些人知道这样的后果，可他们并不特别介意。毕竟，不求自来的美

    味确乎解决了下一顿饭的问题。然而，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让窃贼打劫

    而不加抗议或浑然不知窃案已然发生，那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考虑的计算机的作用，和它作为教学工具的效果没

    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计算机如何改变我们学习的观念，它如何

    与电视携手破坏我们关于学校的老观念。谁会去关心依靠电视能够推销

    多少包麦片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电视是否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否改变富人和穷人的关系，是否使幸福观念本身发生改变。如果牧师

    只考虑一种媒介如何使其听众的人数增加，他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

    题：在什么意义上新媒介改变了宗教、教会甚至上帝的观念呢？如果政

    客考虑问题时不能够超越下一次选举，我们就必须要问：新媒介对政治

    组织的理念和市民的概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塔姆斯的评判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用传

    奇故事对我们进行的教诲正是哈罗德·伊尼斯试图给我们提供的教益。

    新技术改变我们兴趣的结构：我们思考的对象要变化。新技术改变我们

    的符号：我们赖以思考问题的符号要变化。新技术改变社群的性质：我

    们思想发展的舞台要变化。塔姆斯相隔两千多年对伊尼斯说话时，我们

    必须要洗耳恭听，参与他们的会话，使之恢复活力。这是因为，美国发

    生的事情奇怪而危险，人们的意识却非常模糊甚至愚钝，原因之一是，这样的危险难以名状。我把这个危险叫作技术垄断。[1]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远离尘嚣，结

    庐而居，著有《论公民的不服从》《瓦尔登湖》等。

    [2]Plato，p. 96.

    [3]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提出潜意识学说，认为性本能的冲动是行为的基本原因。代表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

    论》等。

    [4]Freud，pp. 38-39.

    [5]这件事情有详细的记述，见Keith Hoskin, “The Examination, Disciplinary Power and

    Rational Schooling” ,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III，no. 2 (1979) ,pp. 135-46。霍斯金教授对法里

    希(Farish)的技术介绍如下：剑桥大学工程学教授，在自己的剑桥家园里设计并安装了活动隔

    板墙，由滑轮驱动，在楼上楼下升降。一天晚上，他在楼下熬夜感到冷，就把活动墙拉下来保

    暖。这样的技术没有多大的故事性，说明历史本身并不能揭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切

    说明，人们对法里希的了解少之又少。

    [6]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西方基督教隐修院，创办人为圣本尼狄克

    (St.Benedict，480?—547?)，肇始于意大利卡西诺山，修士每日劳动、读经、抄书。日后采纳

    这一制度的修会，叫本笃会，即本尼狄克会。

    [7]关于芒福德对机械钟表影响的详细论述，见芒福德的《技艺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8]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德国人，机器活字印刷发明人，1455年用

    自己发明的印刷机印制《圣经》。

    [9]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发起

    者，抗议宗(新教)的创始人。1517年10月31日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皇政策，举起

    改革旗帜。这场改革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

    [10]T. S.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现代派诗人、剧作

    家、文学批判家，生于美国，卒于英国，著有《普鲁夫洛克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

    等，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二章 从工具时代到技术统治时代

    马克思那支使人不安的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格言警句，其中

    之一是《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里的一段话：“手工

    织布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给你的社会是工业资本家

    的社会。”就我所知，马克思没有说什么技术给我们技术专家

    (technocrat)，但我相信，他的视域里没有包含技术垄断论者

    (technopolist)的兴起。然而，他这一论断还是有用的。他深知，除了

    经济意义之外，技术还产生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理解不同

    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形式的关键所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The German Ideology)里说：“个人表达生活的方式，就是他们为人

    的面目。”这句话很像麦克卢汉的口吻，也可以说像塔姆斯的口吻，实

    际上，该书临近书末的一段话令人称奇，放进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

    (Understanding Media)也非常恰当。马克思问：“炸药和炮弹发明之

    后，阿喀琉斯[1]

    这样的英雄还可能诞生吗？在印刷机存在的情况下，《伊利亚特》[2]

    还可能出现吗？印刷机出现以后，说唱和歌舞随即停

    止，缪斯女神止步不前，史诗出现的条件随即消失，难道这不是必然的

    结果吗？”[3]

    马克思把技术条件与符号生活和心灵习惯联系在一起，这没有任何

    异常之处。在他之前，学者们已经发现，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基础进行

    文化分类，颇有用处。当代的学者仍然做这样的分类，因为这种习惯是

    一种坚持不懈的学问。无须苦想立即涌上心头的著名分类就有：石器时

    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钢铁时代。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阿诺德·汤

    因比[4]

    普及的工业时代，使用丹尼尔·贝尔前不久命名的后工业时代。

    斯宾格勒[5]

    笔端论述的时代有机器工艺时代。皮尔斯[6]

    把19世纪称为铁路时代。刘易斯·芒福德用更大的视野看事物，创造了前技术

    (eotechnic)时代、旧技术(paleotechnic)时代和新技术

    (neotechnic)时代的术语。加塞特[7]

    论述了技术发展的三个时代：机

    运(chance)技术时代、工匠技术时代和技师技术时代。沃尔特·翁阐述

    了口头文化、书面文化(chirographic culture)、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

    麦克卢汉首创了“谷登堡时代”(他认为谷登堡时代正在被电子传播时代

    取代)。

    为了澄清当前的处境，说明前面路上的危险，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

    一种分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

    术垄断文化。当前，这三种文化在地球上都能找到，但工具使用文化正

    在迅速消失，我们要到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才能寻觅其踪影。[8]

    如果我

    们到这些地区旅行，最好是要知道，直到17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全

    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当然，工具使用文化里的工具还是千差万别的。有

    些文化只有长矛和炊具，有些则使用水磨和燃煤。但一切工具使用文化

    的主要特征都是相同的，发明工具的目的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解决物

    质生活里具体而紧迫的问题，水力、风车和重轮犁头就是这样的问题；

    二是如何为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和宗教等符号世界服务的问题，例

    如城堡和教堂的修建、机械时钟的开发。无论是哪一个目的，工具都不

    会侵害(更加准确地说，发明它们的目的不是要侵害)它们即将进入的

    文化的尊严和完整。除了少数例外，工具都不会妨碍人们去相信自己的

    传统和上帝，不会妨碍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教育方法或社会组织的合

    法性。实际上，这些信仰指引着工具的发明，限制工具的用途。即使就

    军事技术而言，精神理念和社会习俗也形成控制的力量。著名的例子有

    武士刀，一套武士的理想细致入微地管束着武士刀的使用，这一套理想

    就叫作武士道。规则和仪式都有详细的规定，何时、何地、如何使用两

    把武士刀即长刀和短刀都规定得很严格，都和荣誉联系在一起，包括荣

    誉受损时切腹自杀的要求。这一类军事技术的管束在西方也不罕见。这

    使12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二世[9]

    禁止使用致命的弩弓，违者就可能被革出教门。教皇裁定驽弓“仇视上帝”，不能用于伤害基督徒。驽弓可以用来

    攻打穆斯林和其他异教徒，但这不会使以下的评判无效：在工具使用文

    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术受到社会体制或宗教

    体制的管束。

    这样界定工具使用文化之后，我必须要补充两点，以免失之过简。

    首先，一种工具使用文化里拥有的技术总量并不是该文化的界定性特

    征。比如，即使对罗马帝国的肤浅研究也能够揭示，罗马帝国的经济活

    力和军事征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道路、桥梁、沟渠、地道和下水道。

    另一个例子是，从10世纪到13世纪，欧洲经历了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

    中世纪的人民生活在机器的簇拥之中。[10]

    你甚至可以像林·怀特(Lynn

    White)那样走得更远。他说，中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不依靠奴

    隶和苦力的血汗而主要依靠非人力的、复杂的文明”[11]。换句话说，在

    解决物质环境中的问题时，工具使用文化既可能富有创造性，也可能具

    有比较高的生产力。风车是12世纪晚期发明的。近视眼镜是1280年在意

    大利出现的。11世纪为驭马发明的垫肩解决了一个问题：既增加马的拉

    力，又不影响马的呼吸。实际上，早在9世纪，欧洲就发明了马掌；有

    人发现，如果把几匹马前后排列驾辕，它们的拉力就会大大增强。磨

    坊、造纸厂、缩绒机成为中世纪文化的固有成分，就像桥梁、城堡和教

    堂是中世纪文化的构造成分一样。著名的斯特拉斯堡[12]

    大教堂建于13

    世纪，高466英尺(约142米)，相当于40层的摩天大厦。再往回追溯，你不能不提英国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令人惊叹的工程(刘易斯·芒福德

    强调指出，金字塔是王者机器的第一个例子)。

    从以上事实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工具使用文化未必是技术上贫困的

    文化，相反，它们的先进性甚至可能是令人震惊的。当然，其中一些文

    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技术原始的文化，有一些甚至鄙视手工艺和机

    器。比如，希腊的黄金时期没有产生重要的技术发明，甚至没有利用马

    匹力量的有效方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鄙视“低贱的机械技艺”，大概

    他们认为，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努力不可能使头脑更加高贵。效率和生产力是让奴隶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圣经》

    里发现了类似的观点，这是对古代工具使用文化篇幅最长、最详细的描

    绘。在《圣经·申命记》中，摩西以相当于上帝的权威口吻说：“有人制

    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

    立，那人必受诅咒。”[13]

    由此可见，工具使用文化里可能有许多工具，也可能工具很少；这

    种文化可能热衷于工具，也可能鄙视工具。所谓“工具使用文化”，盖源

    于文化中工具与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里，工具并非外来入

    侵之物。它们在文化中整合的方式使它们不至于和文化中的世界观产生

    矛盾。如果把欧洲中世纪当作工具使用文化的例子，就可以发现，其中

    的工具和世界观形成了高度的整合。中世纪的神学家描绘的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工具的关系，详尽而系统。其神学的第一和终

    极要义都是：一切知识和善心都来自上帝，因此，人的一切努力都必须

    侍奉上帝。神学而不是技术赋予人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依据。也许，这正是达·芬奇[14]

    把他的潜水艇设计图藏诸深山的原因，因为他相信，这种工具释放出来以后危害太大，不会得到上帝的恩宠。

    无论如何，神学预设的原则构成了工具使用文化里具有控制力的意

    识形态，无论发明的工具为何物，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

    意识形态。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一切工具使用文化，从最原始到最先进

    的文化，都带有神权的性质，即使不带有神权的性质，它们至少都依靠

    某种形而上的理论结为一体。这样一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给存在赋予秩序

    和意义，使人几乎不可能臣属于技术的需要。

    “几乎”这个词至关重要。它引出我的第二种修正条件。正如塔姆斯

    提醒我们的精神所示，工具有办法入侵哪怕是黏合力最严密的一套信仰

    体系。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就给技术留下用武之地。

    有的时候，技术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也许在工具使用文化

    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能够充分说明技术的破坏力，这就是8世纪法兰克人在国王查理·马特[15]

    治下使用的马镫。此前，战马的用途主要是

    把骑兵运送到战场，骑兵抵达战场后才下马御敌。马镫使人能够在马背

    上作战，造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技术：骑在马背上的突击力量。

    林·怀特详细描绘了这种新型的作战形式，它放大了骑士阶级的重要地

    位，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性质。[16]

    庄园主看到有必要用骑兵来保护自

    己。到后来，骑士就夺取教会的土地，把土地分给诸侯，条件是诸侯为

    骑士效命。倘若容许我们用一个双关语，我们就可以说，马镫配上马

    鞍，俘获了封建社会，否则封建社会是不会就范的。

    再举一个稍后的例子：上文已经提到14世纪机械时钟功能的转化，从宗教仪式工具向商业工具的转化。有人给这次转化确定一个准确的年

    代——1370年。查理五世[17]

    命令巴黎市民根据皇宫的钟声来调整自己

    的私人生活、商务生活和产业生活，宫廷的时钟每60分钟敲响一次。同

    样，巴黎的所有教堂受命调整时钟，它们不能再遵循原来礼拜时才敲钟

    的制度。于是，教会不得不把精神需要的优先地位让渡给物质利益。这

    个例子充分说明，时钟这种工具撼动了中世纪生活的集中化体制。

    技术给中世纪欧洲精神生活造成问题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农夫

    纷至沓来的磨坊成为妓女喜欢勾引嫖客的地方。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以

    致到了12世纪，西多教团[18]

    的领袖圣贝尔纳竟然试图关闭磨坊。但他

    徒劳一场，因为磨坊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换句话说，认为工具使用文化里的风俗习惯和象征意义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因为技术

    的引进而重新定向，那实在是失之过简。再者，正如中世纪这样的例子

    一样，我们可以在技术原始的社会里看见工具攻击风俗、宗教或形而上

    学的例子，这些例子既稀奇古怪又耐人寻味。荷兰社会学家艾格伯特·

    德·弗里斯(Egbert de Vries)告诉我们，火柴的引进促成一个非洲部落

    性习俗的变化。[19]

    这个部落里的人觉得，每次行房事之后有必要重新

    生火，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后果：每一次性事都成为公开的事件，因为

    完事之后不得不到邻居家去借火，借一根燃烧的木棍回家重新点火。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奸是难以掩盖的。这个性习俗产生的首要根源显然就

    是借火。然而，火柴引进之后，一切为之一变。人们不必到邻居家去借

    火就可以重新生火了，于是转瞬之间，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毁灭了。在转

    述德·弗里斯的发现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火柴使

    价值观念改变了吗？通奸因此而有所减少或更使人厌恶吗？既然火柴使

    性事更加方便，它们是否改变了人们对性事的价值评判呢？可以肯定的

    是，的确发生了一些文化价值的变化，当然和20世纪初来复枪引进伊哈

    尔缪特(Ihalmiut)部落引起的剧烈变化相比，火柴引起的变化就是小

    巫见大巫了。法利·莫瓦特的《鹿图腾部落》(The People of the Deer)

    描述了这样的变迁。来复枪取代弓箭，这是记录在案的新技术对工具使

    用文化发起攻击的最令人心寒的故事。其结果不是改变一种文化，而是

    灭绝一种文化。

    你得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法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而且所谓工

    具使用文化尤其缺乏精确的定义。尽管如此，把工具使用文化和技术统

    治文化区别开来，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技术统治文化里，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须给工具的发展让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社会世界和符号象征世界都服从工具发展的需

    要。工具没有整合到文化里面去，因为它们向文化发起攻击。它们试图

    成为文化，以便取而代之。于是，传统、社会礼俗、神话、政治、仪式

    和宗教就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

    西方技术统治文化拥有的工具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出现了三

    大发明：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

    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每一种发明都

    产生工具和文化的新型关系，所以它们都至关重要。然而，既然我们可

    以说，在信仰、希望和慈善之中，慈善最为重要，那么，我敢斗胆说，在时钟、印刷机和望远镜之中，望远镜最为重要。更加准确地说(因为

    哥白尼[20]

    和第谷·布拉赫[21]

    进行天文观测，并不具备望远镜这个有利

    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开普勒[22]

    也没有依靠望远镜)，比望远镜粗糙的观测工具也可以得到超过前人的天文观测结果。然而，望远

    镜的精密程度使天文学家的知识非常精确，以至于我们能够说，西方的

    道德重心因此而崩溃。过去的道德重心使人相信，地球是宇宙恒定的中

    心，因此上帝对人类特别感兴趣。哥白尼、开普勒之后，尤其是伽利

    略[23]

    之后，地球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独行客，孤悬在宇宙一隅，默默无

    闻地在银河系里游荡；这就使西方世界怀疑，上帝是否对我们有兴趣。

    虽然伽利略的《星际使者》(Messenger from Stars)1610年印行时，约

    翰·弥尔顿[24]

    还在襁褓之中，他还是能够在多年之后描绘不可探究的宇

    宙使人产生的心理孤寂。伽利略的天文观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神学造成

    心理上的冲击。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下了这样的诗行：

    在他的眼前展现着

    朦胧、浩瀚、深不可测的秘密——

    那黑暗的、无边无际的汪洋，没有边际，深渊无底……

    这是货真价实的失乐园。但解除自己文化的武装并非伽利略的意

    图，也不是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意图。这几位中世纪的学者和走在他们之

    前的谷登堡一样，并不想摧毁自己世界的精神根基。比如，哥白尼就研

    究教会法，并且被选为弗龙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他没有上

    过医学院，但他研究医学，并担任他叔父的私人医生；在许多人的心目

    中，他作为医生的名气胜过天文学家的名气。他只出版过一本书，即

    《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第一册

    完整的书在他临终之前的几个小时才送到他的手里，这一天是1543年5

    月24日，他享年70岁。这本论述日心说的书之所以推迟了30年才得以出

    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本书不健全，而不是因为他害怕教会的

    惩罚。实际上，在出版73年之后，这本书才被列入了教廷禁书目录，而

    且被禁的时间也很短。(伽利略受教廷审判是在哥白尼死后90年。)1543年，只要不直接挑战教会的权威，学者和哲学家就没有理由害怕受

    教会的迫害；哥白尼并不想挑战教会的权威。虽然该书前言的作者究竟

    是谁仍然有些争议，然而前言在一个问题上的表述还是很清楚的：它

    的“假设未必准确，甚至未必有很大的可能性”。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哥白尼相信地球真的在运动，但他不相信地球或其他行星真的在按照书

    中描写的体系运行；他相信，天体的运行存在着几何学上的虚构。他并

    不相信，他的研究成果瓦解了神学至高无上的地位。马丁·路德说哥白

    尼是“反对《圣经》的傻瓜”，确实说得对，不过哥白尼本人并不认为自

    己反对《圣经》。这说明，路德比哥白尼的认识深刻。

    开普勒的故事颇为相似。他生于1571年，职业生涯之初出版天文观

    测年鉴，晚年任华伦斯坦公爵的宫廷占星师。他的占星术小有名气，然

    而我们必须赞扬他是因为他相信，“如果聪明的占星师利用他人轻信的

    弱点，占星术就可以给一位君主造成极大的损失”。他希望，占星术能

    够待在一切国家元首的视域之外，可是这些年来，占星师的告诫并非总

    是被人注意。开普勒的母亲被人指控为女巫；虽然他并不相信这样的指

    控，可是他可能会断然否定女巫的存在。他用很多时间和学者通信，探

    讨基督的生辰问题，他认为耶稣生于公元前4年或前5年，今天的人们普

    遍接受他的断代。换句话说，开普勒是很符合时代气质的人，一个地地

    道道的中世纪人。唯有一点例外：他认为，神学和科学应该加以区隔，各行其是，天使、精灵和圣徒的意见应该被排除在天文学的大门之外。

    在《新天文学》(New Astronomy)里，他写道：“至于圣徒有关自然的

    意见，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在神学里唯有权威的分量有效，在哲学里唯

    有理性的分量有效。”在评说各方圣贤对地球的论述之后，他得出这样

    的结论：“……在我看来，比这一切都神圣的是真理；我尊敬教士，但

    我从哲学上证明，地球是球体，有两极，在宇宙中小得微不足道，在众

    多的星球之中快速漫游。”

    当开普勒表达这个观点时，他就向着技术统治论的观念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个清楚的呼唤：区分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这个概念的区分是技术统治论的基石之一。这是重要的一步，但仅仅是

    一小步。为何行星运行的速度不一样？在他之前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

    题。开普勒的回答是，肯定是由于太阳发出的力量不一样。但这个答案

    给上帝留下了立足之地。在给同事迈克尔·梅斯特林(Michael

    Maestlin)的信中，开普勒写道：“太阳处在运动的星球之中，太阳本身

    不动，却是运动之源，他承载着圣父和造物主上帝的形象……他通过一

    种中介分配动力，在圣父通过圣灵创造万物之初，这一中介已经包孕着

    运动的星体。”

    开普勒是路德教徒，他被罗马教廷革出教门之后，仍然真诚地相信

    上帝。比如，他发现行星的椭圆形轨道时感到不满意，他认为椭圆形在

    上帝的眼中不应该受欢迎。诚然，在哥白尼的基础上，开普勒创建了新

    的学说，他并不要求其中的真相一定会得到上帝的恩宠。然而，他的学

    说究竟会走向何方，他自己并不完全清楚。清楚表现科学和神学不可调

    和的矛盾的工作，尚待伽利略去完成，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

    思想观点和道德观点的矛盾。

    伽利略本人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但他并非总是反对别人把这个

    发明算在他的头上。发明眼镜的荷兰人约翰·利珀希(Johann

    Lippershey)很可能是望远镜的真正发明人。无论如何，首先获得望远

    镜许可证的是利珀希，那是在1608年。(也许值得说明的是，在比萨斜

    塔上抛铁球的那一场著名实验，不是伽利略做的，而是他的对手乔齐奥

    ·科雷索[Giorgio Coressio]做的，而且科雷索做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要驳

    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是要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要把望远镜从玩具变成科学工具的功劳完全算在伽利略的

    头上。而且，伽利略使天文学成为主流神学的痛苦不安之源，这个功劳

    也必须要算在他的头上。他用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他的文风

    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这正是他武库里的两件有力武器。尤为重要者，他直截了当地对《圣经》表示异议。在《致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纳的

    信》(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里，他引用开普勒提出的理由，说明为何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释《圣经》。而且他进一步说，凡是可以直接观察或证明的物质现象，都不能够因为和《圣经》的表述

    不一样而受到怀疑。伽利略认为，教士没有资格对自然现象发表意见，在这一点上，他比开普勒表述得更加清楚。他认为，让这些教士评说自

    然现象是愚蠢之至。他写道：“如果允许他们评头论足，那就像是容许

    既不懂医药又不懂建筑的暴君去行医治病、修建楼房，因为暴君知道他

    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然而其后果却是将可怜的病人置于死地，使

    高楼大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伽利略诸如此类的大胆论述，把教士们搞得晕头转向。因此，教会

    竟然不断努力协调教会的信仰和伽利略的观察和言论，这实在是令人惊

    讶。比如，教会愿意接受地球运动、太阳静止的假说。接受的根据是，提出有趣的假说是数学家的责任。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教会和伽利略是

    水火不相容的：伽利略声称，地球的运行是自然的事实，教会就不能容

    忍了。这样的信念和《圣经》矛盾，有害于神圣的信仰，那是确定无疑

    的。因此，对伽利略异端的审判虽然一再推迟，却是必然的结果。审判

    在1633年举行，伽利略被判有罪。裁决的惩戒是：伽利略发誓放弃哥白

    尼的观点，在正规的监狱里服刑，在三年的时间里，每周背诵七首赞美

    诗，表示忏悔。有人相信，他听到宣判时低声说过“但地球的确是在运

    动的啊”，或者他咕哝过诸如此类的话，以此表示其抗议；但这样抗议

    的可能性并不大。事实上，在宣判裁决时，裁判所四次问他是否相信哥

    白尼的观点，每一次他都回答说，他不相信。人人都知道，他的信仰与

    口头的回答刚好相反；他不得不顺从的原因是他老态龙钟、体弱多病、害怕受刑。反正，伽利略没有坐一天牢。起初，他被软禁在蒙地特立尼

    塔大公爵的别墅里，后来被转移到锡耶纳城大主教皮科洛米尼的宅邸，最后被送回他在佛罗伦萨的老家，并在此安度余生。伽利略1642年去

    世，艾萨克·牛顿[25]

    在这一年出生。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安放的炸药将要炸毁中世纪世界的神学和

    形而上学。牛顿点燃了引爆的导火索。接着的爆炸炸毁了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连同他在《物理学》(Physics)里的一切论述。《圣经》

    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权威。曾经是学问女皇的神学，沦落到宫廷弄臣的地

    步。尤为严重的是，生存的意义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切真是

    天大的讽刺!传统适合向上天寻求权威、目的和意义，相反，那些“梦

    游者”(阿瑟·凯斯特勒[26]

    笔下的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并不乞求

    上天，而是观察层层天空里的天象。他们在天上看到的仅仅是数学公式

    和几何图形。他们大义凛然却不无顾虑，他们尽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却

    又不背离上帝。他们信奉的上帝是谋划和设计整个创世过程的上帝，是

    大师级的数学家。他们寻求自然界的数学规律，说到底这是一种宗教追

    求。造化是上帝的文本，伽利略发现，上帝的字母表是由“三角形、四

    边形、圆形、球体、锥体、金字塔等数学图形”组成的。开普勒同意甚

    至夸口说，上帝写就了这个文本，但上帝不得不等待6000年才盼来第一

    位读者——这位读者就是他开普勒。至于牛顿，他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用

    来运算亚当以降的世代，他对《圣经》的信仰从来就不曾动摇。笛卡

    尔[27]

    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给怀疑主义和

    理性以高尚的地位，成为新科学的基础，可是他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

    的宇宙观是机械宇宙观(他写过“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把世界构造出

    来”)，然而笛卡尔有关运动恒定不变的规律却是从上帝永恒的信仰里

    推导出来的。

    以上科学家直到临终都信守自己时代的神学。毫无疑问，他们对末

    日审判何时降临的考虑，不可能抱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可能想象一

    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况且，他们构建的科学几乎全部是有关真理的问

    题，而不是有关权力的问题。为了寻求真理，16世纪末出现了追求精确

    的激情：精确的年月日、数量、距离和速度。有人甚至觉得，可以准确

    地确定创世的时刻，那就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正。这些人

    像希腊人那样考虑哲学(他们称之为科学)，他们相信，研究自然的真

    正目的是在思辨中得到满足。他们不关心进步的观念，不相信自己的思

    辨有改善生活条件的前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为技术统治论的观念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们本人却是工具使用文化时代的

    人。

    弗朗西斯·培根[28]

    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第一人。我这样

    说可能是在挑战康德[29]

    的权威。康德说，人们需要开普勒或牛顿去寻

    找文明运行的规律。也许是吧。然而，清清楚楚发现科学与改善人类境

    遇关系的第一人正是培根。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幸福”。他

    坚持不懈地批评先行者未能理解这样的追求：科学真正、合理和唯一的

    目的是“将新的发明和财富赋予人的生活”。他把科学从九霄云外拉下来

    放到地上，这些科学包括数学，他认为数学是发明的侍女。有了这种知

    识的功利主义观，培根就成为新思想大厦的主要设计师。在这幢大厦

    里，听天由命的态度被抛到窗外，上帝被送进一间特制的房间。这幢大

    厦的名字叫进步和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培根本人并不是科学家，至少不太像科学家。

    他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做过任何拓荒的工作。他并未揭示任何新

    的自然定律，也没有提出一个新鲜的假设。他甚至对当时的科学研究并

    不通晓。他自认为开创了科学方法的革命性进步，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但后人并不容许他享受这个美名。实际上，他最著名的科学实验之所以

    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是因为这一次实验要了他的命。在一个风雪天，他

    与好友威瑟尔博恩(Witherborne)博士乘马车出游，看见地上的积雪

    时，他就自问：冻雪能否像食盐那样保存鲜肉呢？两人决定立即实验。

    他们买了一只鸡，掏空内脏，把雪塞进去。可怜的培根未能等到实验的

    结果，因为他当即受冻病倒，很可能患了气管炎，三天以后就不幸去

    世。有的时候，他因此而被认为是实验科学的殉道者。

    然而，实验科学并不是他的伟大之处。实用的发明对改善生活条件

    的效果给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培根是深入而系统

    地思考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把大量的著作用来教育人，使人明白发明

    和进步的关系。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里，他写道：观察发现的力量、效应和结果，值得一试。这样的发现最明显地表

    现在古人闻所未闻的三大发明中，它们是不久前的发明，却不大为人所

    知。这三大发明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针，它们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

    事态。印刷术改变了文学，火药改变了战争，磁针改变了航海。由此而

    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在此，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颗星球对人类

    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堪与这些变化一比高低。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能够看到培根的美德，探察到他伟大影响的源

    泉。他身上没有丝毫梦游者的迹象。他完全明白技术对文化的作用，他

    把技术发展置于读者注意力的中心。他笔下的文字信心十足、气势磅

    礴。他毕竟是世界级的散文大家。他是顶级的宣传家，通晓科学史，但

    他并不把科学当作思辨的记录，而是把科学当作思辨成就的记录簿。他

    孜孜不倦地把这个思想传达给全世界，传达给自己的同胞。《新工具》

    的第一、二卷留给世人的格言警语多达182条，他试图创立一种科学哲

    学，其基础是这样的公理：“头脑的改善和命运的改善是同一回事。”在

    这本书里，他谴责声名狼藉的四种假象(idols)，因为它们妨碍人获取

    战胜自然的力量：部落假象使人相信我们的感觉和自然界的真实情况一

    致；洞穴假象使我们走向从遗传和环境得到的错误观念；集市假象使我

    们受语词的欺骗；剧场假象把我们引向哲学家误人子弟的教条。

    今天我们读培根，常常会对他言论的现代性感到惊讶。科学是力量

    和进步源泉的观念，我们耳熟能详。在《学问的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里，他甚至给一所“发明家学园”勾勒了基

    础，这所大学颇像今天的麻省理工学院。按他的构想，政府给发明家提

    供津贴，资助实验和差旅费。他设想创办学术刊物，组建国际学会。他

    鼓励科学家充分合作，这个念头足以使第谷·布拉赫、开普勒和伽利略

    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把一部分天才用来隐藏自己的研究工作，互相保

    密。培根还主张，科学家做公开的讲演应该得到优厚的报酬，他认为，让公众了解发明的用处和发明本身同等重要。简而言之，他构想的科学

    事业和今人的想法一致——组织有序、经费有保证、公开，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境遇的斗争中成为最锐利的武器。

    已如上述，培根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位学者。但许多人加入他的

    行列却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他1626年去世；欧洲文化过渡到现代世

    界即技术统治的心态，还需要150年才能够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们

    逐渐形成这样的理念：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能够进步，贫困是严重的不

    幸，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一样有意义。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上

    帝已经死亡，那不是事实。但“上帝设计”(God’s design)这个观念的威

    力和意义，的确是极大地削弱了。伴随这种观念缺失趋势的是文化上的

    满足感，因为道德价值和思想价值结为一体了。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在

    工具使用文化的老欧洲，大多数人是农夫，是贫困潦倒、没有权利的农

    夫。即使他们相信，来生充满无穷的快乐，他们的今生却是“难以忍

    受、猪狗不如、夭折短命的”。正如C. P. 斯诺[30]

    所云，19世纪的工业

    革命既是培根式科学的果实，也是穷人的唯一希望。正如托马斯·卡莱

    尔[31]

    所云，即使他们“真正的造物主变成了机械装置”，到了19世纪，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失去他们现今的生活，回到充满神性的、整合一体

    的工具使用文化。即使他们愿意，那也无妨，因为惋惜过去的时光徒劳

    无益。西方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统治论的世界，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斯蒂

    芬·文森特·贝内[32]

    给人的忠告是唯一有意义的忠告，他的诗歌既针对

    那些为技术统治论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也针对那些厌恶技术统治论的

    人。《约翰·布朗的尸体》(John Brown’s Body)中有这样几行诗：

    倘若你有临终遗言，既不要说

    “那是置人于死地的魔法，应该诅咒”，也不要说“它赐福于人”，你只需说“它在这里”。[1]阿喀琉斯(Achilles)：希腊英雄，出生时母亲捏住他的脚踵倒提着把他放到冥河里浸

    泡，他由此而得到刀枪不入之身，唯一的弱点就是脚踵，结果在特洛伊之战中被击中要害而战

    死疆场。

    [2]《伊利亚特》(Iliad)：希腊史诗，与《奥德赛》(Odyssey)齐名，传说同为荷马所

    作。

    [3]Marx, p. 150.

    [4]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代表作有

    12卷巨著《历史研究》。

    [5]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只是若

    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6]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奠基人之一，著有《论文集》(8卷)。

    [7]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哲学家，20世纪西方

    最重要的知识贵族与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加缪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

    最伟大的作家”。

    [8]或许工具使用文化又可以叫作“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中国很大一部分地区可以纳入工具

    使用文化地区。

    [9]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1143)：意大利籍教皇。

    [10]如欲详细了解中世纪技术的分析，见Gimpel, J., The Medieval Machine: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11]转引自Muller，p. 30。

    [12]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城市。

    [13]《圣经·申命记》第27章第15节。

    [14]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雕刻

    家、建筑学家、工程师，主要作品有《最后的审判》《岩间圣母》《蒙娜丽莎》等。

    [15]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国王，732年在普瓦蒂埃打败阿

    拉伯人。

    [16]见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7]查理五世(Charles V，1337—1381)：法兰西国王(1364—1381年在位)，在英法百

    年战争中即位，大力改革，增强国力，反败为胜，收复大片土地。

    [18]西多教团(Cistercian order)：1098年在法国由本笃会革新者创立的严格教团。

    [19]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文章《价值冲击预测》(Value Impact Forecaster: AProfession of the Future)里转述了de Vries的发现，文章收录于Baier and Rescher, Values and the

    Futur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Americ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 3。

    [20]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创始人，提

    出地动说即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

    [21]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毕生辛勤耕耘，积累了大

    量的观察资料，其弟子开普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22]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发现行星运动三

    大定律。

    [23]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现代科学思

    想的奠基人之一。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

    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软禁8年。1983年，罗马教廷正式宣布300年前的审判是错误的。

    [24]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对18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

    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论出版自由》等。

    [25]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提出

    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定律、白光由色光组成等理论，开创了微积分学，著有《自然科学的数

    学原理》《光学》等。

    [26]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正午

    的黑暗》《梦游者》《机器中的幽灵》等。

    [27]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8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将哲学从经院哲学中

    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代表作为《方法论》和《哲学原理》。

    [28]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古

    典经验论始祖，近代实验科学方法鼻祖，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学问的进

    步》。

    [29]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

    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提出星云假说，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

    判》等。

    [30]C. P.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英国作家、物理学家，代表作有小说

    《陌生人和兄弟们》(11卷)，论著《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等。

    [31]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史学家，关心社会问

    题，批评社会弊端，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32]斯蒂芬·文森特·贝内(Stephen Vincent Benet，1898—1943)：美国诗人、小说家，代表

    作有以内战为题材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尸体》，短篇小说《魔鬼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第三章 从技术统治时代到技术垄断时代

    你只需说：“它在这里。”但“它”是何时到达的？培根的意识形态是

    何时成为现实的？借用西格弗里德·吉迪恩[1]

    的话说，机械化是何时挂

    帅的？为审慎起见，我们不妨把英国真正的技术统治时代确定在18世纪

    后期，比如确定在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1765年。自此，每隔10年

    就会涌现出一些重要的机械发明，这些发明合在一起结束了中世纪

    的“手工制造”业。这个时代释放的实用能量和工艺技能永远改变了西方

    世界的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另一个同样有道理的技术统治时代滥觞的年代是1776年(对美国人

    比较好记)，亚当·斯密[2]

    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在这一年

    问世。斯密并不是发明家，正如培根并非科学家一样。然而，和培根一

    样，他提供的理论观念实用稳妥、令人信服，而且指出了人类奋进精神

    的走向。他对小规模、个体化、熟练劳工生产向大规模、非个体化、机

    械化生产的过渡做了合理的解释。他令人信服地论证，财富的关键因素

    是货币而不是土地，提出了市场自我调节的著名原理。在技术统治的社

    会里，“看不见的手”淘汰无能的人，对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生产者予以

    奖励；所谓技术统治的社会受社会习俗和宗教传统的控制，受发明冲动

    的驱动，不过这样的控制和驱动是比较松散的。究竟谁那颗看不见的脑

    袋指引那只“看不见的手”，当时不清楚，如今也不清楚，但上帝和它有

    关系却是可能的(技术统治论的产业家相信有这个可能)。如果不是上

    帝起作用，那就是“人性”起作用，因为亚当·斯密把人类称为“经济动

    物”，人天生的本能是以物易物、获取财富。

    无论如何，到18世纪末，技术统治论已经步入坦途，尤其是在理查

    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登场之后。他的职业是理发师，但他开发了工厂制度。在他兴办的纺织厂里，他训练工人“顺从机器有规律

    的快节奏”，他的工人多半是儿童。他大大推动了技术统治的资本主

    义，使这种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1780年，他控制的工厂多

    达20家，国人感谢他，授予他爵位；儿子感谢他，从他那里继承了一大

    笔遗产。我们不妨把他视为第一位甚至是原型式的技术统治论的资本

    家。他各个方面都是19世纪企业家的典范。西格弗里德·吉迪恩描绘得

    好，阿克莱特率先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他身处敌对的环境，没有人

    保护，没有政府津贴，无情的功利主义成为他的营养，使他不畏惧金融

    风险或经济危险”。到19世纪初，英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涌现出了大批企

    业家。到1806年，埃德蒙·卡特莱特(Edmund Cartwright，地地道道的

    教士)提出动力织布机的概念；他一劳永逸地淘汰了熟练劳工，用操作

    机器的个人取而代之，完成了纺织业的革命。

    到1850年，制造机器的机床工业产生。到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尤

    其美国人爆发出发明的集体热情。再用吉迪恩的话说：“人人搞发明，每一位企业主都千方百计加速生产，使产品更完善，更美观。旧的工具

    转换成了现代化的工具，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静悄悄地完成了。”[3]

    因

    为19世纪的发明广为人知，所以没有必要详细描绘，这些发明包括赋

    予“传播革命”实质内容的发明：留声机和电报(19世纪30年代)、转轮

    印刷机(19世纪40年代)、打字机(19世纪60年代)、跨洋电缆

    (1866)、电话(1876)电影和无线电报(1895)。阿尔弗雷德·怀特

    海[4]

    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发明，他说，19世纪是发明这个概念本身的世

    纪。我们学会了如何发明，为何发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反而退居其次。

    19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与之同时

    诞生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念：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的所有原理

    ——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另一个信念是，当我们

    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获

    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作市场。

    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我们上述的观点，尤其是最后一个观点。英格兰诗人威廉·布莱克[5]

    笔下的磨坊是“黑咕隆咚、撒旦出没的磨坊”，夺

    走了人的灵魂。马修·阿诺德[6]

    警告我们说，“对机器的信仰”是对人类

    最大的威胁。卡莱尔、罗斯金[7]

    、威廉·莫里斯[8]

    强烈抨击工业进步带

    来的精神堕落。在法国，巴尔扎克[9]

    、福楼拜[10]

    和左拉[11]

    的小说，详细描绘了“经济人”精神的空虚和渴望冲动的贫乏。

    19世纪还出现了许多“乌托邦”社区，最著名的也许是罗伯特·欧文

    [12]

    在苏格兰试验的新拉纳克(New Lanark)。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典

    型的工厂社区，缩短工作时间，改善生活条件，为工人子弟提供创新的

    教育。1824年，欧文移居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建立另一个乌托邦，取名

    和谐新村(New Harmony)。他的试验和其他人的乌托邦试验数以十

    计，虽然好景不长，但在减轻技术统治文化使人付出的代价方面，这些

    试验却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3]

    此外，我们还不能不提勒德运动[14]

    的兴衰，它们遭到被抹黑的命

    运。勒德运动这个词的源头不清楚，有人相信，它指的是一位名叫路德

    伦(Ludlum)的年青人；他奉父亲之命去修理一台织布机，却把它砸

    烂。总之，1811年到1816年之间兴起了一场广泛同情工人的运动，工人

    们愤怒反对削减工资、使用童工，反对废除保护熟练劳工的法律和习

    俗。他们的不满表现为砸机器，主要是表现在制衣业和织布业的劳工

    中。此后，“勒德”一词演变出幼稚、天真地反对技术的意思。在绝望之

    中，勒德分子拼命保护自己的权利、荣誉、法律和习俗；而根据旧的世

    界观，这些都是合理的。[15]

    勒德分子被打败了，其他对19世纪说“不”的人也败下阵来。哥白

    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如果还在世，也可能站在输家一边。也许，培根也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他无意使技术沦为困境或破坏力量。但我

    们要指出，培根最大的不足始终是不熟悉塔姆斯法老的传奇故事；培根

    不懂技术变革的辩证关系，对技术的负面后果不置一词。即便如此，从总体上看，技术统治论的兴起大概还是让培根感到高兴，这是因为技术

    统治论刷新了物质文明的面貌，向舒缓托克维尔所谓“劳作的疾病”迈出

    了一大步。诚然，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民窟和人的异化，但人

    们也认识到这样的情况是罪恶，认为这样的罪恶应该铲除，也能够铲

    除。换句话说，技术统治文化使普通人更受尊重，普通人的潜力和生活

    的方便成为不能不考虑的政治利益和紧迫的社会政策。19世纪拓展了公

    共教育，打下了现代工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发展，非专业杂志的地位

    提高，文化因此而得到普及，美国的情况尤其突出。仅举一例就足以说

    明文化的普及，1821年创刊的《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吸引的撰稿人包括威廉·卡伦·布莱恩特[16]

    、哈里特·比彻·斯

    托[17]

    、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18]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9]

    、纳撒

    尼尔·霍桑[20]

    和埃德加·爱伦·坡[21]

    ，目前大学里美国文学入门课纳入

    的作家大多数都在其中了。技术统治文化消解了文化人和工人阶级兴趣

    的分界线。正如乔治·斯坦纳[22]

    所云，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

    一段历史时期产生了高质量的文化绿洲，伟大的文学送到了大众的手

    里。

    还有另一种东西惠及了大众：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说启蒙时

    代的源头仅仅是18世纪技术地位的上升，那难免失之过简，难以令人接

    受；然而，经济领域对个性的极端重视，必然在政治领域产生共鸣。在

    技术统治的社会里，世袭的皇家血统不但失去意义，而且很荒唐。新的

    贵族给理查德·阿克莱特这样的企业家留下一席之地；他们门第卑微，但智力过人，胆略冲天。有这种才能的人不会被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未

    被授予政治权力，他们就准备夺取政治权力。无论如何，新生产资料和

    传播媒介的革命性，自然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产生激进的思想。技

    术统治文化赋予我们进步的观念，涣散我们与传统的纽带，包括政治纽

    带和精神纽带。技术统治文化的空气里弥漫着新自由的预兆，社会组织

    新形式也显露端倪。技术统治文化使世界提速。我们可以更快到达目的

    地，它加快了做事的节奏；我们花费的时间减少，完成的事情却更多。事实上，时间成为技术可以战胜的对手了。其意味是，我们没有时间去

    回顾或思考失去的东西。帝国需要建立，机会需要利用，激动人心的自

    由需要人去享受，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里，美国插上技术统治文

    化的翅膀，直上云霄，掌握世界强权。倘若建国之父杰斐逊[23]

    、亚当

    斯[24]

    和麦迪逊[25]

    仍然在世，他们会觉得，19世纪的美国使人不太舒

    服，甚至不太宜人。但这也无关宏旨。在19世纪，有些美国人抱怨说，他们正在失去一些东西，亨利·大卫·梭罗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些抱

    怨，我们首先要做出的回答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失去的仅仅是工

    具使用文化的锁链。紧接着的回答更加发人深省：技术统治文化不会使

    我们不知所措。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

    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

    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19世

    纪的美国还有虔诚的教徒，还有原罪的观念。人们仍然以家乡为荣，还

    能够顺应家庭生活的传统观念。对传统本身的尊重依然存在，人们还可

    以在仪式和神话里生活。人们还可以相信社会责任和个人行为的实用

    性，相信常识和长者的智慧。这样的传统不容易传承，但还能维持。

    技术统治文化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全副武装，它鄙视工具使用文

    化的信念，因为虔诚与原罪、祖母和家庭、地区忠诚和两千年悠久的传

    统等观念和现象，与技术统治时代的生活方式是对立的。它们是工具使

    用文化的残余，不断引起麻烦，是批评技术统治论的源头。它们代表的

    是脱离并批评技术统治论的思想世界，工具使用文化的思想世界批判技

    术统治文化的语言、非人性、分割性和异化倾向。由此可见，技术统治

    文化鄙视工具使用文化的思想世界，但它不能够在美国摧毁这个思想世

    界。

    在马克·吐温[26]

    的著作里，我们能够感觉到技术统治文化和旧世界

    价值的相互作用，他迷恋19世纪的技术成就，说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

    最明白、最强健、最伟大、最有价值的世纪”。他祝贺沃尔特·惠特曼[27]

    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使世人能够享受煤焦油衍生的各种产

    品。常有人说，他是第一位经常使用打字机的作家。他投入大量的金钱

    搞发明(也亏了很多钱)。他在《密西西比河上》(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中详细描绘了工业发展的景象，以下是纳切兹镇

    (Natchez)棉纺厂发展的情况：

    罗萨利纺织厂有6000锭子、160台织布机、100名工人。纳切兹纺织

    公司4年前开工，厂房两层楼，占地50英尺×190英尺，有4000锭子、120台织布机……工厂每年加工皮棉5000包，纺织品质优良的棕色衬衫

    衣料、被单料和斜纹布，年产量达500万码。

    马克·吐温非常喜欢描绘美国工业的宏大与创新。然而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又肯定前工业的价值。个人忠诚、地区传统、家庭生活的连续

    传承、长者故事和智慧的现实价值，都贯穿他的作品，成为其灵魂。哈

    克贝利·费恩和吉姆乘筏子逃亡，奔向自由，正是在庆贺前技术人不朽

    的精神价值。

    如果要问当时的技术统治文化为什么没有摧毁工具使用文化的世界

    观，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产业主义的狂热刚刚出现，范围有限，还不可

    能影响人们的内心生活，也不能驱逐工具使用文化留下来的记忆和社会

    结构。即使不相信传统全然无用，你也能想象机械 ......